主题：【文摘】《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 胡亦庄

《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高盛公司高级顾问 雷默 Jashua Ramo

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 清华大学教授 崔之元 校对，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5月11日发表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全文如下：

（作者简介：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雷默的咨询工作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商业领域，重点放在中国。拉莫以前担任过美国时代公司编辑。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雷默还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家。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乔舒亚还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两项美国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一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

第一部分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序言：新方法

见到丹麦科学家第谷，大多数人首先会注意到他的金属鼻尖，那是为了掩盖他在一次决斗中所受的伤而花了很多钱装上的假鼻尖。用佩剑决斗在15世纪的德国大学里是很流行的。但第谷的银鼻子也是一种象征。他是擅长在那些据认为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中找出漏洞的人。例如，他研究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对行星在某一天的确切位置所作的预测。他多次发现这些预测都不准确。天空中出现了有趣的事情：火星似乎在轨道上向后移动、彗星穿过据认为应当是行星所在的天穹、月亮跳过了早就预测到要发生的日食。这是因为第谷时代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遥远天体进行的很不完善的偶然观察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可以很出色地预测星体前些天夜晚的运动相当于预测昨天天气的预报。因此，第谷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他每晚观察行星、星体和天空中的其它物体，非常精确地详细记录这些星体的位置变化。他在1572年和1577年所进行的两次观察改变了天文学理论。第一次他发现一颗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观察一颗彗星的移动轨迹。这两个天体无可争议地比月亮高得多，这一事实证明天空并不象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它们肯定要在天穹移动。这就打破了以前认为行星在无形的天空中运行的观念。伽利略、开普勒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根据第谷的观察开创了全新的天文学理论。第谷的思想改变了一切。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运行的，你就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

　　人们往往会考虑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它会成为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吗？或者成为一个富裕、超大型的新加坡，一个只是在会议室表现得好战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的共同看法是，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强国，在经济实力以及可能在军事实力上直逼美国。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今后20年必须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但是，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帮助，但却不能成为理论的根据。它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使决策者认为中国在20年后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因素，其实并非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它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现在不是判断中国崛起是好是坏的时刻。我希望把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讨论留给有关接触/遏制的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尽管我马上就要说明就中国而言为什么诸如接触和遏制等观念已经是过时的陈旧观念。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国新实力基础的大概情况，进一步证实，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已经是美国的对手。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方法的潜在含义，如果允许继续下去的话。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到处疏导交通、检查警报器和抓捕坏蛋的人被称作警察。对其它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的人被称作市长。

　　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没有多少人，甚至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本文中反映的大部分思想曾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在中国的智囊团和政府研究中心讨论，但只是过去12个月才开始实施。我对这个进程的分析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

　　北京共识既涉及经济变化，也涉及社会变化。它是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这是在由华盛顿共识推动的90年代未能达到的原先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当然，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然而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其中一些的根源是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这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不管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北京共识都已经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截然不同。第二，适用于发展的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一大变化，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例如加入世贸组织、核不扩散规则、甚至大规模的病毒性流行病。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

　　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贾扬塔·罗伊所说：“我高兴地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超过这些巨人。”或者，正如对中国思维的一份概要所解释的那样：“当今世界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中国领导人把今后20年称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某种总计划，并且在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巧妙地实现这种力量转移。事实上，许多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崛起”。但是，甚至这一点都将需要国际力量物理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出现。

• 补充一下资料

第二部分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与中国社会

　　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出现的错误是，它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恐惧的发展太快。“中国将会毁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甚至中国人也掉入这个陷阱。他们说：“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决不允许台湾独立。”这种结论推动的政策分析必然导致错误的估计。因此，由于任何人其实都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有关中国的辩论越激烈，它就越没有意义。美国可能像几个月前那样欢迎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到美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采购，然后在代表团离开后几天就对北京实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可能把美中关系描绘为“记忆中最融洽的”关系，而同时华盛顿却在推行对亚洲部署导弹防御力量的计划，北京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国会议员通过立法对中国商品征税，以此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些议员所在选区的企业通过把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扩大利润。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向国会游说，要求为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发放签证，让他们在本公司的实验室工作，从事技术开发，而华盛顿后来又不准向中国输出这些技术。然而，这些工程师热切地回到中国。中国的复杂性、它的不可穿透性、它经常的自我保护性的欺骗，这一切都使大部分分析陷入爱因斯坦斯说的困境：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结果。

　　在90年代末与艾伦·格林斯潘的一次私下交谈时，他向我解释了他自己、鲍勃·鲁宾和拉里·萨默斯制订的政策与阿瑟·拉弗等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制订的政策的基本差异。他说：“我们的自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基于我们的分析的质量，而不是我们的结论。”拉弗在他的税收曲线导致大规模赤字的时候仍盲目地相信这种税收曲线的结论。这种税收曲线试图表明，减税实际上会增加税收。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这种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人们依赖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关于中国的十几年之久的老论调已变得毫无意义。

　　使外国观察家感觉好受一点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常常迷惑不解。事实上，此刻最能说明中国特点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发生飞速的变化，以致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在2002年秋天的第16次党代会上，江泽民发表了90分钟的告别讲话，其中用了90次“新”字。现在根本没有其他字眼描述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必须继续发生什么事情才能防止一场悲剧。江泽民的要点是，我们认为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过于简单，以致于它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并在“新”的冲击下破灭。这种“变化的烟雾”也使中国人迷惑不解，领导人和农民都是如此。但是，最成功的中国人已经学会适应变化。他们顺应这种变化的形势。他们发明新的规则，同时注意观察和推动他们的社会新秩序，设法找到各自的位置。面对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国人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

　　以前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有关是否与这个国家“接触”或“孤立”这个国家的辩论，使人们回想起10年前有关正视还是避开穆尔（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定律和梅特卡夫（以太网创始人）定律的技术后果的辩论，这些关于集成电路技术革新速度每18月翻一翻的定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直至1999 年，美国《外交》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该文竟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毫不相干。中国的崛起，正像因特网当年崛起那样，讨论其可以避开或者说可以接触，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生活的事实。不管最终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变我们世界的现状。

　　但是，如果目前对华关系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以前关于中国大陆的有意义的想法现在已经不适应了。在一些情况下，例如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的战略上含糊不清的态度，这些陈旧的思想实际上是危险的，把“战略上含糊不清”，变成战略负担。有人会在建造一架飞机的同时让某些物理学问题“含糊不清”吗？你与中国离得越远，你的思维就越过于简单。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们正在就他们社会的面貌和如何与世界接轨进行深入细致的辩论时，国外的学者们总的来说仍受"接触/遏制"这个过时的二元论的支配。华盛顿的方针是，美国支持“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它是一个繁荣、安全、开放的社会，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成员”。这一方针反映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中国领导人（更不用说中国百姓）对于“开放”和“建设性”这样的形容词意味着什么有自己的特定想法，并且常常与华盛顿的想法不一致，而且这些想法不是静止的。当然，部分语言问题是，旧中国仍然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看到与过去的明显决裂。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不得不依靠笨拙的过时语言描述新事物，这可能使局外人和局内人都感到困惑。胡锦涛主席不久前访问欧洲时以异乎寻常的激情说：“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主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句口号，现在具有超现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尚无这样或那样的明确动向。

　　以目前的速度，中国正每隔10年将产出（及收入）翻一番。世界银行估计，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3亿人脱贫，这是历史性的成就。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中国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它不能被简单归类，因为它已是今非昔比。按量子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的观点，这是一个参与从本质上改变结果、速度干预衡量方法的地方。他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中国不存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这摧毁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我们必须满足于可以让各个部分以某种不确定性在其中活动的框架。

　　什么是“北京共识”？这就是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加上关于为何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第二个定理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中了希望、野心、恐惧、误报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体，只有这种混沌理论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组织。中国对待发展的新态度强调混乱管理。这是党内思想库时兴研究社会学和危机管理等学科的原因之一。

　　最后，“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这一新的安全原则极为重要，我将在后面专节讨论。

　　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中国官员对这个国家和平崛起的兴趣源于他们的这种担心，即中国现在向世界大国加速迈进的势头可能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从而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和国外均衡的能力。

　　随着变化造成的引力日积月累，造成使中国团结一致的所有旧的纽带发生扭曲，国内均衡将难以操控。不过，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看待中国的权力的衡量尺度也需要调整。华盛顿常常表达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而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或愿望，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近20年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中国共产党无疑正在吱嘎作响，发出噼啪的爆裂声，但是这些噪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毁灭性的。吱吱嘎嘎和噼噼啪啪的声响也可能意味着成长。中国共产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是有可能的，但这是假定那是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共产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东奔西走的温总理对记者说，在他作为地质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漫长生涯中，他走问了中国2500个市中的1800个。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最近一期的党的理论杂志《求是》上发表文章说：如果不创新，“我们是注定失败的。”她认为，科技与人才是未来中国的两大支柱。她说，中国的问题太大，旧的办法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太艰巨，没有一支有着真知灼见并成功实施的队伍也是无法解决的。当涉及到贫富、城乡以及老幼的二元挑战侵蚀中国稳定的基础时，情况尤其如此。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不是固态物理学。

密度的运用

　　唯一能拯救中国的是知识。江泽民在他的告别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接着，他转而用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他的意思。他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的问题如此庞大，只有在医疗保健、经济和管理方法上取得以指数增长的进步，才能够使中国团结一致。这是改革由来已久的一个致命难题：你如何将解决方案引入一个被希望和增长撕裂的社会。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最近指出：“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凸现时期’。”“矛盾凸现时期”是中国精英分子深夜玩的假定推测游戏的主题。中国的增长存在崩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并不美妙。中国增长迄今为止的一个教训是，创新和技术可以驱使某些领域发生超高速变化，从而使国家高速运转，以消除改革造成的问题。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物理学问题，以便将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明确一点。设想你有3个物体一个球体、一个实心圆柱体和一个空心圆柱体，将它们置于一个斜坡的顶端。假如你同时将它们全部释放，它们以怎样的顺序到达底部？答案球体最先，实心圆柱体其次，空心圆柱体最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物体的质量密度影响它们运动的速度。创新是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一个途径。它通过关系网将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缩短改革的时机，它使通讯更快捷。创新越好，密度越大发展也越快速。你可以在中国各地看到这一点得到应验。你也会看到这一点没有得到应验，那是在缺乏信任、腐败和其他问题而被掏空的文化的一些领域，就像空心圆柱体一样。这导致了“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

　　知识引导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引导的变化）已经成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形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于1957年确定，它是推进经济超越由人力资本的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发展水平的一个特殊原因。它被定义为“不是由投入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长”。比如，你增加资本支出5％，增加人力5％，但却发现增长了15％。这多出的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之于现代经济学就如同引力之于物理学，这是一个有影响的现象，虽然得到大量研究，但实际上仍然神秘莫测。

　　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成效如何，最早的迹象来自中国最早市场化的部门：农业。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对于农业投入，中国的决策者一般只是采取放宽控制的小规模举措，因为预期产出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小小的调整所带来的却是20％－30％的高速增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小麦产量增长60％，玉米增产55％。长期以来被视为全世界最落后、最保守的中国农民，利用对其农作物有限的支配权和创造性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出，甚至还在空闲时间发展小型企业。他们采用了优良稻种等先进技术，并且改进了农田排水系统。今天，中国农民已跻身于全球最渴望革新的劳动者之列。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而采取更新的、经过基因改造的良种。种植玉米的农民的种子每过33个月就完全更新。

　　对中国农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中国其他人亦然。20 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公司最早开始在中国经营时，它以为中国将成为倾销过时芯片的最佳市场。但是，中国人只想要最新、最快的技术。在中国，穆尔法则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而是一条解救之路。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反映解放大批廉价劳动力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例。事实上，是以革新为主导的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帮助抵消了危险的内部失衡。

　　由于此时中国内部独特的紧张关系，这个国家能够利用知识和创造性，“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弱点变为优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不足和腐败被视为促进变革的契机。我们可从中国各界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非典)的看法来认识这一点。中国人认为，非典危机也有其正面效果。非典证明，中国经济经得起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从而消除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余悸。（虽然在非典期间的八个星期中，中国的一些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但它实现了2003年近于最高纪录的增长，并且决定性地突破了邓小平1978年作为一项发展目标提出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标准。）此外，非典还给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新政府一个确立其地位的机会，它帮助中国人更紧迫地认识到落后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它导致了政府内部信息通报制度的全面改革，并加快了媒体改革速度。非典被看作一个证据，证明政府有能力应付未来它难免面对的各种挫折，并从中汲取教训。

　　在这种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有理由对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或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可能的“知识差距”感到担忧。例如，对国营企业的改组将需要对大约3亿工人进行再培训。为消除这一差距，中国已放宽了签证规定，以吸引外国专家帮助管理中国工业。教育政策已进入改革工作的中心。2004年，中国将有1.2万名本国学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2010年，中国获得这一学位的人数可能超过美国每年4万人的水平。即使这些学位的质量只及美国大学的一半，但这些学生的数量之多足以造成一种创新气氛。在南京，政府支持创办一个吸纳12万名学生的大学综合体。发展如此规模的大学不仅是因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存在着这种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基于政府的一种认识：人才“集中”是使硅谷或128公路成为创新中心的增长加速器。正如王国强（音译)2003年初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人口论坛上指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包袱转变为一种人力资源优势。将众多的人口变为一种社会安定的基础，而不是导致混乱的根源，教育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曾描述过一种不太遥远的前景，到那时，中国的软件编制人员人数将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他还表示，这些人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在竞争中的优势，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革新。将 12万名躁动不安的和好提问题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南京毕竟是1989年运动的一个热点。中国共产党愿意鼓励在不久之前的一场社会动乱的最大策源地进行革新，既反映了它对革新的热情，也反映了它希望中国的新特性将降低1989年的（和目前的)一些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的腐蚀作用。

　　在中国，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电子商务或光学纤维。中国地方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已得到迅速提高。美国学者李成（音译）指出，1982年中国省级领导人只有 20％受过高等教育。2002年，这个数字已升至98％。2001年研究生的比例为12.9％，2003年增至29％。在54岁以下较年轻的“第四代领导人”中，2/3的人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种国际教育对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影响。但是，这些中国领导人的海外教育也带来了其他思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李荣融去年以杰克·韦尔奇式的语言斥责一些管理者说：“如果你的公司在你的部门进不了前三名，那就等着被别的公司收买。”以变求存，政府必须采取这种态度，个人和企业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活不仅听起来令人害怕，而且还是已成为现代世界一个基本特点的状况。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是真正现代化的一种反应。

　　对于创新主导增长模式的“北京共识” 印度的经济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是一种呼应颠倒了老式的发展理念。它表明创造高增长中心比在一些基础上循序发展更为重要。按照这种世界观，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铺设光缆强于等待首先在它所有的地方架设电线。创新社会（想想硅谷中那些起起落落的公司）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气氛。这就带来了允许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转型、变革、从而能承受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的一种生产动力。在这方面，邓小平的两点主张极其重要。第一点，允许试验和失败。第二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政策行动的结果通常难以预料。毕竟，促成迅速的和向前的变化的这种合力，过去往往会导致中国分裂。这说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以便制止失败的试验，防止造成过于严重的损失。

"绿猫，透明猫"

　　如果说创新是"北京共识"第一定理的核心，那么第二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16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唯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明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近月来，可以发现几乎每周都有共产党官员发表讲话，谈论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多关心可持续发展、将改革延伸至落伍人群的必要性。过去《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经常刊登高级领导人为沿海城市机场揭幕的照片，现在更多地是报道高级领导人敦促某些贫困的乡村地区进行改革的消息。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把发展与现代化的热情抛在了脑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三倍的目标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面临的挑战仍然举不胜举。但是，均衡发展现在是核心问题。虽然十年前北京的知识分子们醉心于阅读有关市场经济学的书，可是现在北大书店最畅销的三本书都是关于国家发展质量的：一是关于中国贫困的西部的论著，一是针对薄弱的公共卫生的影响进行的调查，另一是探讨变革中的社会需要信誉。最近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批计划人员提问：“你们的发展计划如何？”他们说：“比过去复杂了。我们以往只关心GDP增长。那很容易。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更多了。”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2003年秋上台后结束了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应当市场化的痛苦辩论。（近至1997年，政府计划人员还不得不通过斗争在稳定问题和政治战场上击败保守派放慢市场化改革的企图。）但是，现在市场化改革立足已稳，改变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已成紧迫之忧。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危险。如果不朝着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变革，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因资源缺乏而停止发展，因腐败和污染而受到阻碍。马凯今年春天说：“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发展就不可能持续进行。”

　　这种新的观点在中国思想家开始使用的计算增长的方法中显而易见。特别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纲现在鄙视地将“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必要条件GDP增长称为“黑色GDP增长”。他列举中国引人注目的黑色GDP数字，从中减去环境破坏带来的可怕成本，计算出“绿色GDP增长率”。胡接着还去除中国的腐败成本，计算出“清洁GDP”。他说中国就应当这样计算进步程度。邓小平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一次早期谈话中曾经发表过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胡计算GDP的方法反映了政府新的信仰：猫的毛色事关重大。我已听到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开始谈论胡的方法。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一只透明的猫。

　　这种方法还突出了这个国家始终挥之不去的稳定情结，认识到污染和腐败是社会毒素。如果把2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以5年为间隔进行分割，你就会发现每隔五年就发生某种重大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对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广泛调研。他们告诫共产党领导人：稳定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当问到稳定在社会价值观中的位置时，中国人把它排在第二位。其它国家的公民平均将稳定排在第23位。

　　追求稳定的改革，它本身现在就是政治制度要求权力垄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政治制度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向能力为基础为的转变。中国现任高级领导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常常因人权或民主而受到谴责。但是，坦率地讲，如果我们将13亿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成就。我们将致力于解决其它问题。但是，真的，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把13亿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足以够我努力终生了。”稳定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1989年那场运动之后，中国发生混乱的周期似乎受到了控制。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以稳定为核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做出的决定。可是，1989年也最终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的尝试。这一努力未曾再次启动，而且即使是在现在可以公开讨论各种思想的时代，仍发人深省地被视为不合潮流。

　　中国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宏观方面，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失业。个人方面，除了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外，其他人都觉得自己多少对生活的迅速变化有点迷失方向。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中国社会抱有深切希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忧虑。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从一个就收入分配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公平合理的经济变成了最不公平的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最近表示：“10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原先提倡不惜代价全力以赴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观点必须相应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均衡发展的愿望可以视为中国最近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及年增长率达到10%的巅峰后的一件奢侈品。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引起怀疑的时代，倡导均衡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模式对其它国家具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探讨“北京共识”是如何扩展的，但是在这之前，必须指出“北京共识”的公平与创新原则的一个哲学含义。诸如汪晖这样的中国“新左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新的中国“物理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摈弃“旧的发展方法”，而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垄断控制知识、创新和思想是有害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的前途的问题。

第三部分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能量转移问题

　　不久前，我与东南亚某国发展部长举行了面谈。该国被普遍视为小有成就，尽管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但仍然在前进。随着我们共处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放下茶杯直率地问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经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与中国如此不同？我们与他们一样。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强大。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这个问题听上去似曾相识。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25年前与中国交战的越南现在就有学者在研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从中寻找可能有助于发展的某些线索。河内新近创造的经济符咒可以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提炼出来，即“稳定、发展、改革”。世界银行召开了一次北京会议，主题是“其它国家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具有性格魅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从巴西的卢拉到泰国的他信，当他们没有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调研的时候，都朝北京赞赏地点头。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解释说：“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成就应当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灵感源泉。”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走出去战略现在也成了一项让思想全球化的任务，将“北京共识”带入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最近指出的：“‘走向全球'的开放战略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保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这种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兴起带来的能量必然改变国际秩序，尽管中国国内外可能有的决策者希望不是这样。

　　在开始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北京模式能够吸引他国，也就是“北京共识”的魅力问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问题，这一概念与中学物理（“两物相撞的后果是什么？”）和发展经济学（“我们把好点子给了他们，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差不多。我们已经研究了北京发展模式的一些核心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基础就是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的实力。现在，我们将研究这些概念如何在世界各地掀起波澜，从而增强了北京的实力，即使是在他们向外推销自己的发展主张的时候。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中国从三个方面传播它的能量。第一个是，作为对旧式的华盛顿发展理论的反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能。其次，由于中国对地方化独一无二的需求，中国的这一新概念在学习它的国家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最后，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它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打破他们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把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联。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的安全观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但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和复杂，所以我将在下一章节单独论述。根据不对称防御的概念和“所有国家生来平等，无论大小”的哲学，“北京共识”让许多国家对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抱有希望。

　　出于民族自豪和国家安全两个原因，中国希望把其模式推广到国外。传递其国家发展概念并不完全是偶然为之。中国的设计者们写道：“不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以及它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合作看作是谋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与西方接触的过程是设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过程。”如果中国希望走自己的路，以实现“和平崛起”，重要的是它能够使其它国家认同它提出的世界观。承认这一点对理解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在此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反冲动能：适宜性测试

　　开始分析“北京共识”，就忍不住留意一下它在哪些方面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由此推断出它得到它的能量是过去10年失败政策的强烈反弹。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最早于1990年提出的10点主张为“华盛顿共识”打下基础，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财政原则、解除管制、向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和提高汇率的竞争力等等。当时在世界银行供职的威廉森在汇集这一政策清单时，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拉丁美洲长期性的债务问题，因此难怪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威廉森列出的政策清单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内，甚至还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这点令威廉森本人都大为吃惊。他的政策清单迅速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理论。这一政策清单当时如此吸引人和用途广泛的原因是，它是使帮助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实际上，它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到了最后，这一模式未能通过大多数国家的适应性的基本测试。

　　人们很容易看到，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另外，也很容易就看到，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 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从而表明这一主张未能解答牛顿物理学最基本的难题：它在每个地方都能发挥作用吗？不过，有关“北京共识”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不是它背离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而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个人的角度开始分析这一问题。威廉森的文章的写作出于对银行家的共鸣。当北京处于最佳自我状态时，它的想法出自对陷于发展停滞的环境下的民众的共鸣。你可以想象得到哪种做法更有用，更引人注目。你也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对已经开始抱有更大希望的平民百姓来说，北京为了维持和控制政权的另外一些本能做法，构成了严重的问题。

　　要打造一个既接受实验又接受失败的环境，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约定。它还包括想方设法 并不一定总是成功赋予个人更大的权力，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变革过快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能够自己把握变革。把目前的中国革命当作是建立于个人主义的革命，这刚开始听起来有点奇怪。也许以公民为基础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恰当。毕竟，中国一向以集体社会而著称。在这里，个人主义远远排在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后面。不过，个人主义在中国思维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很多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国精英--依赖“个人”道德、知识和体力挺过过去50年考验而白手起家的许多人--目前看待他们的国家的发展的方式。

　　一位亚洲国家元首前不久对我说，中国学者们已经研究了他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要想抓紧大权，执政党必须贴近普通民众。这一观点已经体现在胡锦涛的“三贴近”中：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他的“三贴近”小心翼翼地完善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个以人为本的治国观点的目标是让数十亿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工作、规划和自行组合，同时让中国庞大而不稳定的社会保持团结。当然，也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内官员一直小心翼翼地研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台湾国民党垮台的原因。这是行得通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但打造一种能够实现自下而上发展的环境的主张要重要得多。它体现了把自由发展与适当及可变的约束结合起来的价值和可能性。

地方化论点：文化的连锁反应

　　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这是某种超自然的实例。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150年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一些中国价值观被打碎了，尤其是中国技术优势的傲慢与自大。价值观被打碎的结果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但中国的其它价值观，从审美观到家庭和友谊的复杂情感关系，却挺过了持续不断的直接猛烈攻击。中国仍在与它自己前不久的历史作斗争。但它也表明，就像许多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它是针对中国文化的革命。

　　在亚洲国家走一圈，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饮食习惯到与父母子女的谈话方式等。从中国的历史和亚洲的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复兴。外国人曾一再入侵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侵略者们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讲普通话，吃中餐，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了中国文化模式。当蒙古人在1215年杀入北京时，他们的军队下定决心不要受到他们所谓的中原人惰性的影响。他们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帐篷城市，把自己与汉人隔离起来。他们拒绝教子女说汉语，坚持自己古老的习俗，在大多数方面假装他们还在家乡的大草原上生活。他们的运气不好。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们就完全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满族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存在许多理论，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但其含义是我们可以很快了解的，中国坚持思想观念、产品和生活方式的地方特色，这最能概括这一点。如果没有地方特色，在中国什么都理解不了。正因为此，毛才用多年时间试图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正统的列宁主义思想像刀叉一样不适合中国。正是因为对中国特色的极度喜爱，从自动取款机（用中国歌曲和图片欢迎用户）到宝塔状的摩天大楼在内的一切才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也正因为此，主要播放中国歌手作品的当地音乐台Channel V才大胜播放更多国际节目的MTV。中国不想照搬世界其他地方的东西。用邓的话来说，它希望把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知识结合起来。正如理查德·马德森所说，认为中国人都在努力寻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此，中国的发展有某种骄傲的内部力量，有助于保持国家的信心。

　　这种对地方特色的极度喜爱也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例如，大多数国家都会因具有把人送上太空的技术手段而感到满足。而中国的科学家坚持中国的第一次轨道飞行必须带有中国特色。在他们的飞行指挥中心，电脑和显示器的旁边摆放着中国茶杯、铜色和金色的吉祥符和象征好运的红丝带。在太空中绕轨道运行时，杨利伟自豪地大嚼鱼香肉丝。对中国人来说，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关于“文化是否重要”的辩论完全是浪费精力。他们说，文化当然重要。有时这种文化自豪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狭隘；有时又会带来惊人的开阔眼界和勇气。就目前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确保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邮购的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北京决意找到自己的道路。

　　结果是他们的发展道路不仅与华盛顿共识的道路截然不同，而且提供了一种关于技术全球化改变局面的设想，这比华盛顿或日内瓦提出的很多观点细致和有用得多。对中国来说，主要的参照物是而且一直是中国本身。你可能认为这就像一句格言所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国，人们对全球化始终存在着极度的不信任。政治哲学家汪晖令人信服地证明，1989年的事件与10年后西雅图的抗议活动在哲学上是一样的，都表达了对市场化经济的代价和全球化压力的担心。

　　中国过去一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现在则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有助于把北京概念推广到中国以外。当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其访华计划时，他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指出，吸引他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一位发言人在谈到卢拉对中国的关注时说：“他对社会主题同样感兴趣，例如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直接目标的计划。”卢拉对美国和欧盟贸易观点的失望不可避免地使他希望改变世界的商业布局。他说：“我们要么相信自己，要么继续大声呼喊，要求结束农业补贴。 ”但这不是要恢复上世纪70年代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相反，北京共识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普遍担心，提供了另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要融合全球的观念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当地的需要。当这条道路行得通时，它能够起到使当地文化支持发展的作用。当然，这仍然需要革新和公平的强大力量，以便与腐败现象、片面和呆滞的地方文化相抗衡。但创造与传统之间的力量平衡就好像反应堆中原子之间稳定的能量转移。保持这种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管理适当，它可以成为可再生的自信的源泉。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 把革新注入其保守地区已被世界各地采纳，以此做到既抵消全球化力量，又利用新思想。例如，墨西哥正改革其边境发展计划，以在与美国的经济密切接触之时努力保护公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比森特·福克斯总统对这种做法的描述听起来几乎与邓一样，例如具有墨西哥特色的全球化。

人民币“元”的吸引力

　　如果你是巴西、智利或者其他国家的总统，如果没有中国，你就根本不会有经济希望。在2003年头11个月，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猛增了81%，达到42.3 亿美元。1999至2002年，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商品总额几乎增长了一倍。仅2003年头10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增长了近30% 这其中还有两个月是“非典”引起的经济呆滞。2003年，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0%。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亚洲商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该国的增长还支持着钢铁、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全球市场。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样迥然不同的国家也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上对北京的依赖。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知道其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当北京宣布它打算出钱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时，这既是经济战略，又是外交政策。

　　此举的意义很明显。首先，这样的联系有助于创造一种全球经济环境：支持中国的增长符合数十亿非中国人的利益。在田里加班加点干活的巴西农民（为满足中国的需要，巴西今年增产了足够的豆类作物，其面积与以色列相当）、智利的铜矿工人（国有铜公司Codelco的利润增长有71%源自中国的需求）、以及新加坡的软件编程员（2003年出口增长了32%）都得到了同样可以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的薪金。

　　这种局面还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之间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盟。2003年，当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谈判破裂的时候，巴西总统卢拉和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中国，要求它给予支持，以说服美国调整其农业政策。北京答应了，表现出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推动北京共识的重要性的新愿望。中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将巩固亚洲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思想家指出，这样的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减少对美国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依赖。在亚洲以外，中国的规划者甚至正向非洲挺进。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宣布希望在今后三年实现非中贸易翻番。

　　“新道路”的想法在中国关于其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中处于核心地位，但直到现在，有一点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条新道路正吸引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一直试图找到新的道路。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人一直遵循公平发展模式；韩国人一直实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蓝图。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成功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显赫地位，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如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最近所说：“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另外，他还说：“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鉴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位印度思想家说出这样的话值得注意。但这两个国家有许多共同点，最突出的就是它们控制国家命运的愿望，这是北京共识智力拼图的最后一块。我接下来就将讨论这个问题。

只说不、只说是　　

　　中国正在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对称超级大国。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发展，让华盛顿丧失了警惕，直至突然意识到上述情况已经发生。毕竟，照理来说，自身的发展就够让中国应付的了。但是，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而且，就对经济、武器扩散甚至美国军队在各地区的驻扎等全球关键领域的影响力而言，这个国家还想继续扩大自身的战略力量。此外，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过去十年给我们的明确教益是：如果想行动自由，你要么得和美国毫不相干，要么就得具有某种手段能摆脱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超级大国。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成为超级大国。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 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

　　中国的战略家们现在感觉到，如果要想持续发展，他们就必须具备某种战略杠杆。与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不同，胡锦涛时代的政策特点就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这也是北京共识中讨论得越来越多的部分。当年，毛心目中的关键任务是“战争与革命”；邓基本上回避冲突，力求发展，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原则。江发展了邓的理念，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显然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套原则将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而不必付出大规模军事发展带来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中国人的目标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这种原则有时会让寻找中国“威胁” 迹象的美国分析家感到困惑，但它反映了中国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武装冲突是失败的表现。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这才是战略问题上的真正成功。这种思想源于距今最久远的中国战略思想家孙子：他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

我们要把中国非对称的战略和军事努力看作以获得避免冲突的力量为目的 这非常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必以用暴力处理危急情况的强权为基础，就像昂贵的美国军事机器那样。中国的目标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解决它们。这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对多边主义的直觉就是一个例子：与其他许多大国的良好关系将使美国难以把中国当做敌人，也将使中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便阻止冲突的发生。2004年秋，某机构受委托为中共开展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过去500年来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其结论为：确保持续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建造一个非对称的超级大国怎样符合这种理念呢？享受“和平崛起”（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郑必坚这样描述中国的梦想）不就行了吗？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安全保障，和平崛起将非常困难。（即使有这样保障，和平崛起也可能充满挑战。）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环境来发展自己。

　　要获得自主自决能力的愿望从中国人对美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中美之间存在基本冲突的问题有长长的一串。在中国的决策圈内部，对于美国是否会“允许”中国崛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官方政策将试图为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掩盖这些冲突，但是，在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种算计：中国的规划者写道，“在美中关系上，我们要掌握一种保持适当距离和礼貌的艺术”，这很重要。此外，他们还警告说：“我们不应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互赖寄予过高的期望。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误解，似乎庞大的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只要我们强调经济合作与交换，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互赖并不是相互的。”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但已不再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是中国外交关系的绝对中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自身世界观的改变有多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反映出北京要实现一种更为“广泛”的全球安全战略的愿望。这就是学者楚树龙所谓的“中国要为长远的未来寻求自身的安全战略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但是，这种更广泛的观点还源于中国决策者对美国的意图日益增强的矛盾心理。

　　在某些地区，美国的反恐战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的地区军事集结被说成是华盛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这个角度看，反恐战只是建立一种更全球化、更灵活、更致命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包围、约束着中国）的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恐战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把美国从“9·11”以前军事谈话中充斥的反华计划转移开来。

　　中国和平崛起愿望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美国是否愿意配合。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挑战现状 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和北京共识都是重要的途径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思想家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威胁。中国的设计者们已经在构想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个国家所谓的“新安全概念”（1997年东盟会议上提出并在2002年加以完善）形成了这种中美差异。2004年4月，胡锦涛正式批准“新安全概观”。楚树龙把它称作“四不”：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这就“四不”像是中国的“门罗主义”。显然，美国的模式在“四不”测试中都失败了。一些中国战略家公开谈到，“新安全观“是对来自美国的“冷战思维”的代替。一项调整美国的目标以适应中国模式的建议或许在美国的计划者们看来是荒谬的，但这种想法对其他国家却很有吸引力。仅仅这一点或许就将强迫华盛顿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

不容易的十年

　　90年代，这样的安全问题与纯发展问题相比处于次要地位，这反映出一种美好的希望：冷战的结束后，束缚和分隔国与国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然而，答案并未出现。华盛顿共识中含有的关于民主和平理论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 这种价值观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是平息冲突的办法。因此，国际安全思考的焦点转向了公开和市场化的概念，这让包括缅甸政府、北京的外交政策专家、乌萨马·本·拉丹和欧洲右翼反对派等多种多样的“成分”感到懊恼。

　　一块由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以蔑视国际协议为特征的千年乐土对北京从未产生多少吸引力。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北京的军事机构和国际事务机构就对中国的安全问题相当紧张。显然，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军事机器远逊于美国。中国90年代初在CNN上看到的那种高科技加武器的战术让人既惊奇又担心。美国战争原则中包含的一些概念在中文中甚至没有对应的说法。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后来由美国领导的巴尔干战争所传达的信息是：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军事干预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动态平衡的世界给人的回报。使这种权力投射比过去更容易的军事事务革命再次突出表明了技术与力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次海湾战争只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念。这让北京非常烦恼。它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国家防御方面最大的担心，并且触及到民族主义中最根深蒂固的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对外国军事优势的敏感。

　　中国战略家和中国官员常常会在谈话中告诉你，所有中国战略思考的核心、甚至中国发展目标的核心都植根于鸦片战争的耻辱：那时，面对英国的战舰，中国发现自己毫无抗争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鸦片战争是现代国家军事耻辱的代表性时刻。像金正日和穆阿迈尔·卡扎菲这样的领导人或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鸦片战争的经历却是他们设法避免的。然而，北京确实承认了这个痛苦的事实。鸦片战争式的冲突（大规模的、力量悬殊的、服务于一国目标的冲突）是单极世界中发生的恐怖情况。从长城建造的时代之前开始，中国就一直在苦苦思索边境控制的问题。就连最近关于中国因特网的争论也是从边境安全角度分析和讨论的。但是，目睹前苏联在80年代四分五裂以后，中国的安全战略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美国展开持久的、对称式的军事竞赛是不可能的，而且或许是自杀式的防御办法。但是，如果真正的国家实力不仅依赖财富，而且依赖自我防御的能力；那么，中国怎样竞争呢？中国正在设法回答这个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的问题：这一事实也是中国楷模力量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原因。

安全步骤的变化

　　在西方，对于中国军队现代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三种学术流派。鉴于军队一直是安全保证的最引人关注的对象，有关军队的这些观点对于了解中国的战略理论来讲是一个有用的过滤器。第一种学派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中国军队现代化只不过是次等重要的事。这一学派认为，这个国家无法使其军队实现世界级标准的现代化，因此只是做做象征性努力而已。这一学派列举的证据之一是，中国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经济。他们还认为，在不存在大规模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经过了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认为，用于国内稳定的资金是他们为实现保住政权这一最终目标而进行的最佳投资。这种观点很难在实际中得到认证。不仅是因为在改革年代的最后几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稳步增长，而且甚至连那些不那么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认识到，军事软弱无能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是不可容忍的。这个国家的军队正处在迅速且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中。然而，许多人指出，这种规模的军事现代化与其自身真正的防御需求是不相称的。人们经常援引的一句话是，按照中国的价值观，军队领导人是不受人尊敬的。这句话误解了军队的作用以及安全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重要性。并非巧合的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职务就是国家军委主席一职。在2002-03年期间，江泽民将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权力移交给胡锦涛之后仍然保留着国家军委主席一职。

　　第二种学派认为，中国正在军事上进行有限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中国人为帮助推动军事现代化正在选择一项非常具体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此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这一学派认为，尽管中国不能全面实现军队现代化，当它至少可以建立一支战术上堪称精良的军队，以应付一场有限的地区冲突。鉴于台湾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这种模式的军事发展旨在建立一支能够在72小时内通过常规武器取得对台湾控制权的武装部队，其行动速度要比美国为保卫台湾而调动部队的速度要快。中国一些计划制订者说，如果中国能够设法迅速发动袭击并在美国参战之前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他们就能阻止美国参与一场没有动用非常规武器，即核武器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动用核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具有某种核报复能力以及存在着经历第一次打击之后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正如中国一名高级军官在1995年海峡危机期间不无激动地对美国大使查尔斯· 弗里曼所说：“你们现在不拥有50年代你们所拥有的那种战略优势。你们当时曾扬言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你们当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能进行反击。但是，如果你们现在袭击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行反击了。因此，你们不会再进行这种威胁了。最终，你们更关注的是洛杉矶，而不是台北。”

　　在中国人看来，最理想的是，如果能够在72小时内取得对台湾的常规主动权，那就可能排除任何形式的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无论是核战还是非核战，因为此举可向台湾人表明，他们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有屈服于北京确立的政策。因此，所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迅速利用创新之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使战争打不起来(War-Proof)”的环境。（这也是中国实行“睦邻政策”的目的，我将在后面就此进行阐述。）这与北京共识即确保行动的独立性这一更大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北京认为，它可以控制住局势，以便局势发展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北京。讨论过这一理论的台湾计划制订者对中国能够 2010-2012年期间在72小时内实现对台湾的控制一事不抱异议。不过，他们还说，某些迹象表明，中国也许具有在2005年之前实现对台湾海峡控制的有限的能力。如何避免以这种方式受到控制眼下是台湾主张独立的一派人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些认为台独势力将消极地坐等这一天的到来的中国战略家或许是一厢情愿。

　　对于北京而言这种确立目标的军事战略的吸引人之处是，它利用了一个特定目标，即台湾，作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手段。这是中国发展的一项常见的策略。例如，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仅被看作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而且还是北京市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有人会说，正在搞的这个项目是为了让2008年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这样一来可省去许许多多官僚机构的摩擦。所谓正在实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与台湾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说法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此外，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为实现在72小时内对台湾实行常规控制的目标而必须做的工作在其它领域也将是有用的。由于军队具有的这些新能力可能将包括两栖攻击手段、增加可用于攻击行动的空军的编制和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一支能够实施72小时控制台湾计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堪与永久驻扎在该地区的任何美军媲美。为摧毁像航空母舰战斗群这种兵力投送武器而发展的其它手段是另一种将拥有优势的投资，因为它能够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军事布局。

　　拿台湾备战为由头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中国人能够在不对日本和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其军队。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依然令中国人不安，而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是一个令中国人真正担忧的因素。正如一名学者在谈到美国时谨慎地指出：“即使在中国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的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仍然认为，由于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中国仍然对其在亚太地区的邻国构成威胁。”中国对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所抱的疑虑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中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下述评论：中国被美军“四面包围”了。一些中国问题分析家指出，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中国更为不安的一个原因是，这场战争已经促使美国在中亚以及中亚周边地区增加了驻军。中国人把中亚地区视作其势力范围。（然而，其它一些战略家认为，美国的驻军对于稳定中国两个动荡的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是有益的。）

　　有关中国军事革命的第三种学派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观点相当新颖，是“9·11”事件之后产生的，而且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得到了加强，开始被人受接受。这种观点的逻辑大致如下：正如对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国不能长期（大约50年）发展其军事资源与美国展开对称竞争。这种认识是在对这个国家如何试图找到一项使其能够更快发展的军队现代化计划整整10年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军队的这种发展速度要快于中国军事革命缓慢的时间表所规定的速度。不过，尽管中国没有通向建造航空母舰的捷径，但中国计划制订者越来越开始认识到，它可能研制出足够的可在政治和军事上限制美国在亚洲的行动的不对称兵力投送工具。因此，在他们看来，“9·11”事件的教训不仅仅是有关损害中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势力的，而且还是有关应对一个单极国家的不对称力量的。此外，一些中国问题理论家早已指出，确认并研发中国的不对称力量是实现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惟一办法。

　对中国而言，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其生在其中的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发展不对称力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一种典型的预算选择。中国目前这种专注于技术的社会的好处在于：一个拥有一批杰出的工程师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在不对称战争中将具有巨大优势，如同美国因拥有大规模的工业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具有巨大优势那样。

　　例如，这种行动将使下述看法失去意义：美国能够像当年的星球大战搞垮苏联那样可以通过核导弹防御计划拖垮中国。中国将能够研制出一种可信的武器系统（或只要简单地拥有200枚左右可穿透这种防御系统所需要的、装有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导弹。）北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人员正在从事的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工作是，通过中国计划制订者所谓的能够准确击中易摧毁目标的“杀手锏”及“针灸战”所实施的不对称技术可以让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失去优势。可列举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制一种能够同时模拟几百种雷达信号的技术。通过这种办法，它就可以躲过美国的反雷达导弹的打击，而动用反雷达导弹正是美国空中优势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研制这种“混淆者”和其它技术的做法十分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自己不断增强的创新优势与其国防需求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技术还可以轻易出口。新加坡研究员李楠（音）已列举出中国种种不对称的创新举动，有阻止空中进入的技术、网络攻击等。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发展不对称武器技术的费用远比武器系统本身或其旨在抵消的平台的研制要便宜得多。

　　当然，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明白，在遭到美国的全面猛攻时，这些系统的作用有限。如果发生大规模交火，该国将重新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老办法，在新的“作战空间”发动人民战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就连这种办法也具有崭新的不对称特点。分析家李楠（音）写道：

　　“‘非传统作战空间’概念在两个重要方面含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念。一是这种作战空间的控制者也许是平民而非军人。其次，这一作战空间可能不那么受作战规则的约束，因此不正式和非常规的色彩更浓。然而，这种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也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过去的人民战争。一是现在的‘人民’不是被鼓动起来的农民，他们当中有计算机程序员，有记者，还有金融投机者。其次，过去的人民战争是把敌人诱入自己所熟悉的己方地盘，而新的‘人民战争’可以延伸到对方地盘。”

　　毋庸置疑，今天的全球化遭遇霸权。对北京来说，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不仅仅是以松散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在遇到冲突时就有可能破裂的形式，而且通过由技术和网络带动的力量乘数。北京的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美国的杀伤力比价值400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更大。这些“刺客之棒”是安全问题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北京有志于争夺地盘或霸权（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去讨论），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真正自决的机会。他们保障环境安全，这样一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假如全世界国家都模仿中国的不对称战术，那美国将面临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因此，北京共识和老生常谈的 “中国威胁论”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认为其他任何国家的自决自主都对美国构成威胁，

公共领域的控制权

　　北京共识中的另一个不对称兵力部署方法是挑战美国战略家巴里·波森所说的“公共领域” 海上、空中和大气的控制权。“美军目前掌握着全球公共领域的控制权，”波森写道，“公共领域的控制权类似于海上指挥权，或者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它类似于‘海上优势’。”波森称，这一指挥权在几十年内不大可能受到挑战。

中国的战略家持有不同观点。在战略上，他们一心要提高美国控制公共领域的代价。例如，“新安全观”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利用东盟等多边组织确保该地区以外的军事力量在危机时期无法取得驻军权。

　　但中国也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的区域环境来保障其经济发展。这种新思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远远不如从前，而更关注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外交部2003年回顾报告指出，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亚洲政策。中国现在参加了40多个区域或分区的亚洲安全和经济组织。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远亲不如近邻”。最明显的例子是该国参与解决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但还有其它例子。比如，中国积极调解柬埔寨和泰国之间日益严峻的纠纷。中国关于2003 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总结性文章表示：“中国积极调和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打破了传统模式。”

　　这就是中国新的“睦邻”政策，它是对“新安全观”的战术实施。正如王毅等人所说，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所有大国当中最为复杂的，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各不相同，与中国的历史关系错综复杂。因此，维持本地区的安宁是中国继续崛起的一个基本前提。去年秋天，温家宝总理充分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把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发展联系到一起，声称中国希望建设一个“普遍繁荣”的亚洲。上海合作组织显示了这一新战略及赋予其活力的战术。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步是建设这第一个由中国自己发起的多边组织，第二步是把讨论范围扩大到贸易、经济和能源，第三步是围绕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伙伴关系展开对话。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新疆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种深化区域内多边联系的举措可能会在其它组织重演，比如东盟+3（东盟加上日本、韩国和中国）。中国力图同周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它在北边有上海合作组织，在南边有东盟+1和东盟+3，在西南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了关系，在东北参与解决北朝鲜问题。这一切的宗旨都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再次与华盛顿当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跟北京短短十年前还对多边组织抱有的不信任也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逐渐变得比美国更擅长于在国际体系中纵横驰骋 这是北京花了150年去学习的功课，但现在欣然付诸实践。

　　中国希望，凡此种种的举动已经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市场而代之以“中国机遇论”。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缉思复述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的讲话说，再过十年，等中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时，这种“中国威胁论”就不会再有市场。这种乐观的看法没有反映出某些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 沃尔福威茨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主题是中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他在2000年表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他再次引用了他在1997年提出的类比：“就中国而言……显而易见而又令人不安的类似情况是德国的地位，这个国家觉得自己未得到‘有利地位’，认定其它国家对自己不公，并决心以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心夺回它应有的地位。”中国在以美国为主宰的安全格局中日益崛起，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威廉德国与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德国试图发展一种对称的能力来对付业已存在的英国势力，中国则是发展不对称力量。此外，中国与邻国为友而非树敌。这种类比还有其它欠缺之处，包括“有利地位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沃尔福威茨的有一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国和美国的实力悬殊可能会越来越成为难题，即使北京的计划制订者希望避免。在华盛顿及其它地方，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颇具威廉德国的做派。这个难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它需要双方付出努力。我下面要谈的就是为此构筑一个框架。

第四部分 与中国打交道

　　西方的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大概就是“我们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然而，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就存在着缺陷，好像中国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随便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用来点缀某些人的国际秩序理念。有人会说：“让我们试着把它放到墙角吧。”有人则说：“不，可能放在窗边更好一些。”这种想法暗示中国和中国的政策是可以轻松地控制的。然而，与中国打交道不是把一个国家脱离其它因素随便地移来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作为许多国家的希望和生计的重要一部分，已经深深地融入整个国际秩序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概还可能用剥夺贸易机会等做法操纵中国。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现在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而且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帮助中国或者伤害中国的 “压力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还有所区别的就是对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的事实上只有两点，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第二点。第一点是，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与中国“打交道”的秘诀就是抓住它的薄弱之处，而不是它的长处。从达到效果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绝对正确，就像我很快将证明的那样。但是，把这个过程再思考了一遍，我得出了一个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无论有关中国的辩论中你的倾向是什么，站在哪一方，你所应用的真正有效的政策领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试图在一些事关国家实力的重要领域，例如货币问题或者台湾和西藏等领土问题上左右中国，那基本上都是浪费时间。假设你希望看到中国从内部发生激变，那抓住这个国家的货币问题就不会奏效。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处理这种问题太有准备了，而且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步伐放开对货币的限制。同样，如果你希望支持中国的崛起，努力把台湾挤出国际机构可能会让你从北京赢得有限的感激，但也不会像我即将要讨论的问题那样赢得的感激多。如果你希望能够与中国“打交道”，你应当选择一条更有效的途径。这就是抓住这个国家的要害。如果你希望毁灭或者支持中国，这些要害就是下手的地方。

　　这与人们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在传统看法中，中国或者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市场，或者是一个需要遏制的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目前几乎所有的对华政策都被贸易、货币、军事事务、台湾和人权问题所主宰。我在这篇文章中努力避开了中国的崛起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的争论，我提出的对中国的看法将对所有人都大有帮助，不管他的观点是什么。但是，由于我将提出一套论点，简要概述帮助或者毁灭中国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因此在继续进行论述前我想先提出一个看法。如果你确实是属于希望遏制或者限制中国的那一个阵营，那你应当清楚，一旦获得成功，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将让数亿人或者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交加、甚至是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如果像有些属于进攻型的现实主义者的决策者建议的那样，“孤立”中国或者把它当作“威胁”来对待，这种政策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增长将导致动荡和混乱。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尽管中国的增长目前很强劲，但真要想方设法让中国陷入混乱大概也能办得到。所以，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决策者们，就像1997年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应当把他们真正的主张 让中国崩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然而，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一面是，如果要支持中国的崛起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大部分工作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不把中国看作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这一点是很必要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长处（蓬勃发展的经济）都有着相对应的弱点（能源短缺）。中国的长处可以自己照料，它的弱点才是需要人们帮助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弱点上，中国仍然可以被操纵。

　　这种方法也为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最好的政策将是建立在为未来构筑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这样中国就会把与外部力量合作看作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不应当不时地说服中国（尤其是在局势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被掌控的情况下）。但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值得把这个办法铭记于心。试图说服中国做某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而操纵它去做就容易得多了。

　　有效的对华政策必须以创造一个有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为指导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某些具体问题。鉴于目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本质，直接做某些事情可能是困难的，而采取非直接的方式将会更有效。你可以通过操纵环境达到你心中想要的结果。这通常让试图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习惯于心无旁骛直奔目标。但是，这种办法不仅对中国合适，而且本身也非常有效。环境决策的根本内容就是有一堆问题关系着你希望在中国所做的事情的结果。这与目前物理学中流行的“串理论”(String theory)颇有相同之处，这个理论解释了比原子更小的物质是如何至少同时在10维空间内运动的。由于其复杂性，串理论被称为“一道落在20世纪的21 世纪的数学题。”如果赞同亨利·基辛格的看法，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个新的大国，那么大概可以说，处理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为与21世纪的大国打交道提供了经验。

　　这种从环境着眼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办法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孙子的军事理论中找出依据。孙子的理论说，所有的环境地形、军队的士气、天气、作战将领的态度和国家的状况决定战争的结果。因此，如果试图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和中国一起实现任何目标，对行动的整个环境进行思考将大有帮助。你想做的事情如何符合政府的需要？你想做的事情会威胁到谁，而他们又有多大的能量？如何把正在解决的问题放大，从而让更强大的力量来共同承担？

　　例如，西方帮助中国解决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的传统方式就是直接入手在中国组织有关HIV的会议，派医生前往中国、与政府讨论有关防治战略的问题。这种办法将不会成功（事实是已经失败了）。中国官员意识到HIV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时面临着政治和资源上的巨大限制。因此，在HIV问题上帮助中国的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帮助这个国家创造整体的医疗保健环境。努力帮助中国为它的国民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疗保健计划，这才极大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当然，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就是制定一个HIV计划你最开始的目标。但是，一旦把它包装到国家医疗保健的环境中去，就容易推销得多了。

　　因此，新的对华政策需要三个支柱专注于中国的弱点、记住有时需要操纵而不是说服中国、构筑整体的环境。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各国争先恐后地想帮上中国的忙。因此与中国接触不应当再以某些旨在具体问题上左右中国的政策攻击中国。相反，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应当制定一个与北京相互影响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同时涵盖中国的长处和弱点。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找到一个处理美中关系的新方法，例如，创造一个在中国的不足之处与其进行合作的环境，从而为在其它方面采取行动获得影响力和信任。例如，美国和中国在能源安全或者科技政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创造一种通力合作的环境，而这种合作自然将延伸到其它领域。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强调美国和中国的目标中的共同之处，甚至到了设法使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地步。因此创造一种合作的环境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样做的最佳方式大概就是建立一个新框架，允许两国能够处理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并使这个框架脱离美国的政治循环的影响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把在核扩散、能源安全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正式确立下来的新框架将可以避开错误的“中国威胁/中国机会”的二元模式，并开始以一种更注重整体大环境的方式对待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北京共识”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承担着新的责任。虽然中国官员很想继续假装中国仍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国家，但他们需要意识到，其他国家如此关注中国典范的原因之一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中国官员应该继续坚持他们的一贯做法，让不同的各方和谐共处，以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强国。与“北京共识”相比，中国的政策极其复杂，在这里，我就不对此做过多阐释了，不过我要顺便提一下，今后五年，一个重要的契机摆在中国面前，它可以借此塑造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目前，对其他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中国神秘莫测、令人恐惧。中国的决策者有望开始意识到，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提高透明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北京值得借鉴之处与它内部存在的问题同时为外界所知。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不习惯向外界展示自己问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不断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来应对发展中的巨大挑战之际，透明将越来越有助于、而不是危及稳定。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打开”中国大门时，他说他的愿望是，中国在实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能够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帮助其他国家上，利用中国的影响力重塑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加安全、平等。200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如今，这个国家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一些经济手段来帮助这个世界，还拥有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它的典范作用。也许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年所设想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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