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雪琴眼中的王进喜 -- 雪琴

2个老人估计60岁左右

谈到毛泽东时代

选举书记、厂长、先进、优秀很硬的，监督的也很严的

（没听他们谈选举政府官僚）

对人的考察很严格的

大家对党委/革命委员会都很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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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央委员不能只看作是一种荣誉（虽然它当然是一种荣誉）。这点俺在前后文里也说明了。我感觉到本帖下一些朋友，可能还是对中央委员的定位有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中央委员管理中央大事方针，责任重大，基层工人农民进入中央委员会当然可以说明是工人农民代表参与管理高层事务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在过去最高领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的年代，工人农民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只是起点缀作用，这点上能发挥的实际功效怕还不如政协里被养起来的民主人士。若只是追求这种点缀作用，那跟说起来的工人农民在参与管理中央国家事务还是有些距离的。中央委员产生的代表团，绝大部分是以省级地方为单位。就从向中央为地方争取利益来说，基层工人农民这点上肯定不如当地党政官员。如果没有上级规定，地方仅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推出经验、履历、关系更深厚的土产大员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真正基层人士的利益谁来代表、谁来关心、如何关心。在这方面，过去时候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农民，不脱离一线生产工作，确实能代表当地基层民众、同时比当地官员更能容易和深入的了解和联系基层民众。这是一个积极尝试（虽然实质效果多成为政治花瓶），也是大家在这里叹息的一个原因。

我的一个个人看法其实上下文也说过，像您引俺的第二段文字那样，也是要有一个培养锻炼的过程比较好。这个主要说的是去党政机关做领导工作。不过若是去议政机构如人大，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尤其是与地方利益更密切的地方各级人大。比如上面提过的许振超，当选山东省人大常委，相信目前这个岗位比他去全国人大更加合适。有朋友担心这种磨练会磨掉棱角，也有这样的顾虑，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就是从效果看，如果这样的磨练让人学到了怎么会在实质上给基层带去最好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保持一种参与的表现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美国这里，县议员、州议员、国会议员的组成也可以拿出来嚼嚼。不过到了高级阶段也都是职业政客了，不是完全可以类比。

当然，设备好多了，原理是一个样

先更正雪琴文中一点，主要是为了你们下面讨论中涉及的模范人物的所谓‘官级’。

后来王铁人担任会战指挥部钻井大队的副大队长，兼钻井一大队的大队长。

后来王铁人职务是大庆会战钻井指挥部的副指挥兼钻井一大队的大队长。钻井指挥部是大庆的二级指挥部，按现在级别就是处级，相当于现在的钻井公司。那他就是付处级。当然他还是大庆革委会的副主任等等，直至中央委员。

后来好多年，中央委员一直有一个名额给大庆。改革开放以后，似乎慢慢的就没了。

说一个小小的轶事。我在大庆时，中央委员的名额落在吴全清身上。他是1202队队长，当年被称为新一代铁人。吴的文化不高，综合能力不强，真正的实干家。当个劳动模范很好，当个领导费劲。

我有个同学在钻井指挥部政治处，经常见到吴。

吴一点架子没有，估计也不懂拿架子。朴实。政治处的人知道吴见识不多，每次他上北京开中全会回来就喜欢问他一些细节，例如中央开会吃什么、发什么东西等等。

吴都是实话实说，吃的他描述了一种窝头似的的小馒头，[估计就是现在所谓御膳中的那种小窝头。]好吃，就是太小。

发的东西就是一个笔记本，一支笔。那时人的思想还真是简单，没人想到这是个发东西的机会。不像今天，人大政协开会发电脑，曰之方便提案。

那时才知道‘信使’这个名词。会有专人从北京给吴送信。

吴是实干家，不适合在复杂的工业部门当领导，他官上至中委，下却不好落实，最后都是副职。指挥部是副指挥，党委副书记。常委分工[当时钻井指挥部有20多个常委，没办法，要有真正的领导，标兵又多，都不能空着]分到吴全清，不好办，让他管什么呢？最后哈哈一笑，吴就管计划生育吧。

没有贬低谁的意思。吴全清是对国家石油事业有贡献的，但是有的人确实不适合领导复杂的现代化企业。我们可以注意有名的模范，有的人确实有头脑有后劲，能够胜任领导工作，例如倪志福、郝建秀等等，但是大部分模范就是当领导也是副职，明显有象征意义。

• 先花，再慢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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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看来，王进喜这样的中央委员只是花瓶，只是荣誉，只是荣耀，是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因为这是揠苗助长。

只有类似许振超这样的才或许是进步的，不是揠苗助长的。

不过在我看来，比如，

王进喜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涉及工人某些问题时，王进喜等的意见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非工人方面的问题，有可能王进喜等根本就无以置喙；

而你说的许振超这样的可能正好相反，他或许就是温水中那个鱼的代表形象，在许振超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不论他一层一层几十年如何被慢慢转变成“中央委员”，他可能在委员会议上想到为某些工人利益代言，或许会觉得大势所趋说了不如不说，或许觉得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明白”工人确实就不如“精英”“有见识”，总之，他的话几乎就是大水塘里小虾米喘口气，可能会冒个小泡但不会有响声。

王进喜和许振超都是人，人是有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他们都会有变化发展，向哪里变化发展其实别人使能看得见的。

王进喜作为公认的代表人物至始至终是个什么形象，基本定型，无可争议。

许振超是个什么形象？过去我是不知道，今天看到你说，我知道他曾经是工人，码头工人，那后来呢？工长？科长？局长？

看你的这些，似乎是在说：

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贵族世袭，

一类是底层慢慢爬上来，这样慢慢爬上来的中央委员不仅身体上永远打上了底层阶级的烙印，而且他们将永远不变的代表着底层。

归结起来，我倒是特别觉得那时的王进喜等才是主人的代表，而如今的许振超之类才是不择不扣中央委员会必需要的花瓶——需要他们曾今的经历分类

呵呵，我没觉得自己有任何轻视铁人或其他工人代表的意思，不知您是怎么看出我的潜意识的。

关于许振超，您倒真应该先放开成见，看看他的情况再说话。许振超可不是中央委员。同样是劳动模范，因为没有进中央委员会反而要受鄙视么，呵呵。许振超是什么长我一点不知道，王铁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候，最高职务已经做到大庆革委会副主任，放到今天也是地厅级干部了。

您揣测的我“似乎再说：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没有的，您揣测错了。如果我说的是政府官员，那是一回事，说中央委员是另一回事。中央委员会不需要花瓶，也确实没什么花瓶，但缺少基层代表是事实。您说的“王进喜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涉及工人某些问题时，王进喜等的意见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非工人方面的问题，有可能王进喜等根本就无以置喙”，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有一个看法是这样，中央委员会从来都是只管大方向、政治决议、高层人事，而不会涉及任何具体的细节问题；关注民生等细节问题的，更多的是在人大。因而相比之下，应更多的为工人等代表争取人大的位置，这才是他们更能发挥用武之地的地方。这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和人大会议功能和强调重点不同之处，绝不含褒贬的意思在内。

基本都姓王么。他们是当选是仍在大庆的委员，除他们外，曾在大庆工作过的就更多了，仅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不完全统计，就还有周永康、李海峰、苏树林曾在大庆油田工作过。王进喜到王玉普当选委员时可能所任职务另外标记。

王进喜，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６岁讨饭，１０岁给地主放牛，１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１９５０年春，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１９５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８年９月，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１９５９年９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 会。群英会期间，他得知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异常兴奋，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１９６０年３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 同年４月１１日、4月29日，会战指挥部先后两次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王进喜先后任１２０５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６９年４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４７岁。 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现和人格化浓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 承认和高度评价。建国40周年之际，他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世纪之交，他同孙中山、鲁迅、雷锋、焦裕禄、李四光、毛泽东、邓稼先、邓小平、袁隆平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大事年表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乳名“十斤娃”。

　　1950年春，玉门矿招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贝乌五队（1205队前身）队长。11月，在玉门油田试验钻机“整拖搬家”成功。

　　1958年9月，王进喜带领全队月钻井进尺5009.3米，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10月，荣获石油工业部颁发的“钻井卫星”红旗。

　　1959年10月1日，王进喜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群英会”。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带领1205队（贝乌五队）从玉门出发，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3月25日，到达大庆萨尔图火车站。4月2日，“人拉肩扛”安装钻机。4月9日到11日，大庆油田首次技术座谈会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4月14日，组织全队破冰取水，萨55井开钻。19日完钻，用时5天零4小时，创造了新纪录。4月29日，王进喜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7月1日，在油田万人大会上，被树立为“五面红旗”之一。10月，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

　　1961年2月，王进喜调任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秋，在解放村建起大庆第一所小学。

　　1964年12月21日，王进喜出席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12月26日，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毛主席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中共大庆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7月24日，参加石油部政工会，首次提出“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1966年2月16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4月6日，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6月4日至7月25日，出访阿尔巴尼亚。9月3日，带领石油工业部报捷团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捷。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2月30日，去北京反映“文革”中大庆的情况。

　　1967年1月4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3月初，受到批斗。3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1968年4月27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18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庆情况和油田生产存在的问题，周总理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作会议。4月19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间。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11月18日上午，大庆油田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向王进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吴全清，1938年10月生，山东滕州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3月参加工作，中专学历，政工师。195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3月至1960年3月为解放军某部战士。1960年3月至1970年3月为大庆钻井指挥部一二○二队钻工。1970年3月至6月为江汉油田钻井二团一二○二队钻工。1970年6月至1972年5月任江汉油田钻井二团一二○二队副队长、队长。1972年5月至1974年9月任大庆钻井三大队一二○二队队长。1974年9月至1978年10月任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常委、副主任。1978年10月至1981年3月任大庆钻探指挥部常委、副指挥。1981年3月至1982年1月任大庆钻探公司常委、副经理。1982年1月至1983年7月任大庆钻井二公司常委、副经理。1983年7月至1986年4月在中共大庆市委党校脱产学习。1986年4月至1987年11月任大庆钻井二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黑龙江省大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庆钻井二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1992年10月至1994年7月任大庆钻井二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1994年7月至1998年4月任大庆钻井二公司工会主席。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王苏民，1975年曾任曙光会战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政委，1978年任大庆市市长、大庆石油管理局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十二大代表。

王志武，1932年9月26日出生，陕西省宝鸡市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6月从西北大学石油地质专业毕业后，在西北、新疆石油局工作，1959年赴莫斯科全苏石油勘探研究所学习，1960年归国参加大庆石油会战。1960年3月至1980年4月，任大庆油田地质研究队负责人、区域室主任，地质指挥所动态室主任。历任大庆油田研究院生产办副主任、生产办主任、副总工程师、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总地质师兼研究院院长。1980年4月至1986年7月，任大庆市副市长、大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总地质师。1986年7月至1996年3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其间，1988年12月至1993年1月兼任大庆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96年3月以后，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集团公司）咨询中心副主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能源部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

王启民，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197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6年9月在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学习。1961年8月任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所开发室、动态室实习员。1962年9月任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所动态室技术员。1964年4月任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动态室技术员。1965年10月任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综合室、开发室技术员。1975年4月任大庆油田科学研究院开发室技术员、开发室1级技术员、地质师。1978年1月任大庆油田科学研究院开发室副主任地质师。1984年7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总地质师。1992年2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12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1998年12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助理。1999年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助理、副总地质师。1999年12月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地质师。中共第15届中央候补委员。

王玉普，男，汉族，1956年10月生，辽宁新民人。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2年1月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2003年7月毕业于石油大学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1982年1月至1985年5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广工技大队工艺室技术员、主任，1985年5月至1988年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工技大队副大队长，1988年1月至1993年9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地质工艺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9月至1994年6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工技大队大队长，1994年6月至1996年3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副厂长，1996年3月至1997年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四厂党委委员、副厂长，1997年1月至1997年1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第一油气开发事业部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油田开发处（总公司）处长，1998年11月至2000年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副总工程师，2000年1月至2000年8月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工程师，2000年8月至2001年3月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委员兼第一采油厂厂长、党委书记，20Ol年3月至2001年6月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1年6月至2003年12月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3年12月后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9年8月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仅仅上面两段还不能算是你的“轻视”吗？你为什么会认为他当了中央委员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而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呢？其实严格地说，“一种奖励方式”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对，主席总理的位置是大家的奖励方式，奖励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

其实下面这一段话性质是很严重的，用意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我很明白很多人内心的想法：王进喜张铁生，尤其陈永贵这些名人在今天占绝大多数的人的看法中认为都是坐火箭的，不是一步一个脚印选拔的，没有按部就班的管理经验，所以在他们职业背景的映照下，就成为了贴了标签的花瓶。

关于许振超是何许人我并不知道，这是第一次从你的帖子中看到的，所以请相信我是无所谓“成见”的。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像上面那样引用了，（又看了一下，我是搞错了：不是中央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省为委员）。简单地说，“鄙视”不知从何而来？呵呵。

其实是相较而言，也是由你的话头引来的：我觉得王进喜类（包括陈永贵张铁生王帅以及雷锋者流）对下层普罗大众社会的的进步影响是巨大的；相对的许振超类（包括局部的热地刘石泉李金城杨利伟陈左宁具有全局性的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等）因为政权性质的实际变化他们才是尴尬的具有花瓶的性质——如果有人甚至社会偏偏要强调他们当初的出身，之所以如此，即如李瑞环这样国家一级领导人，其在位时正是他年轻时的那个阶级队伍砸饭碗之际，当然不能说是他的事，但他披了“工人出身”的外衣又能如何呢？当然，他们同样在影响着社会，但是其进步或徘徊的作用究竟如何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这些当然还是站在马主义毛思想的立场谈问题，如果你不讲路线方针，或者是以普世价值和GDP总量等为谈论标准，那就肯定对不上了。呵呵。

这样推测您：

谢谢回复。俺不是啥大佬，不过在河里蹲的时间长些，也做过斑竹，河里朋友们给咱面子罢了。

俺又回想一下您这里说的俺的轻视问题，要是说有一点对基层代表可能不会如预期般深入参与管理国家大政的担心，或许会更贴切一些。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但也不像您可能认为的那样，认为俺把一切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农民代表视作花瓶。下面再细谈。

就像您说的

得先说，我只说并认可头半句，即他当中央委员当然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对于后半句即“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不是我的阐述，只是您对我看法的想象。这当然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体现，但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并列时，对于个人来说，为何是这个劳模而不是表现平平的一般工人，怎么不是荣誉。

个人能力这点，楼里有朋友也举了例子：

时光行走:补一点有关大庆标兵的相关内容

这说的是吴全清，但在诸多劳模委员中也并非罕见。

再说铁人王进喜，没说的，一代楷模，是我父辈和我心中景仰的英雄。英雄则该有其用武之地，中央委员是否是一个合适位置，得看具体个人。王铁人可能合适，但吴全清就未必合适。不是说我反正一定要从大庆油田找出一个劳模进入中央委员会，有没有管理/参政议政能力无所谓，只要这个代表性就行了。

王铁人这里，他出名我想不是因为九大成为中央委员，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在那之前，他作为大庆工人的杰出代表已是广为宣传而为人所知。事实上，他当选中央委员后一年多就病逝了，他这一年参政议政能力如何、怎样在高层发挥作用，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资料说明了。我同意像大厨兄说的，搬移井架等需要知识、组织、管理才能，而铁人本人，看看他的履历，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培养的过程，他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一个担子压上去、逐渐在工作中学习、提高、再给以更重担子的过程。绝不是说，没有任何参加行政或管理经验，就平地进入最高层，仅仅因为要有这样一个“代表性”就可以了。

像这里，王进喜也是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后历经相当于现在的科、处、厅级岗位锻炼，到九大成为中央委员时，身份是“钻井革委会副主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人了。当然我仍认为他足够代表一线工人，尤其是这样的厅级干部并不脱离一线劳动（同样的，陈永贵身为副总理仍然需要去挣工分），这都是可贵可敬的一面。但他的这些领导职务的经历、此前成为人大代表在不同层面为国效力的经历，是不是一种“按部就班”“磨没了棱角”呢。王进喜等，“出名”是出在其还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个人的时候，大家铭记的也是这一点，乃至以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时，印象里仍是他做劳模时的模样。这个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精神方面的巨大鼓励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过分，但因此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基层，而其他类似的从基层逐步上去的委员就被同化、沦为与当政者沆瀣一气的角色，怕就不是一个标准了。

回来再说许振超。俺也服他，这也是一个有技术、能吃苦、任劳任怨的楷模。我也记错了，尽管自己老帖里还说过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山东省委委员，今年就记混了，这个得道歉。

说到底还是有一点不同，大家带着“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变质”的观点去看问题，结果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就都是正确的，发生在这个时代的就都是错误的。我想还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待吧。

最后您这段话，还是在揣测我的看法再加以批驳。许振超当选省委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仍然是青岛港码头工人，“现任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并未脱离一线岗位。这个职位并不很高（处级？科级？），而且，许振超现年60周岁，王铁人逝世时候才是47岁，那之前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大庆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了。至于李瑞环、倪志福，他们的成长和重用完全是在该开之前便早已起步，把他们归到该开后的花瓶，是错误的。

我在主帖下其他帖子里有话，像王铁人当选中央委员时已经是地级干部已经提了好多次：

神仙驴:南京老兄，俺这么看

另外，在新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以及各行各业科学技术成分的增加，过去那种放牛娃出身、从未接受过完整初级教育、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虽然还大有人在，但他们能够在各行各业成为劳模、楷模以及走上更高领导岗位的机会肯定是小了。一般来说，机会肯定小于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又有实践经验的人，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先进技术、学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级职称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是不是该排斥在工人代表之外呢，也是个问题。

简单说吧，还就是“变化发展”的问题。

——该开之前不做主人的代表也难，该开以后想做“主人”的代表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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