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雪琴眼中的王进喜 -- 雪琴
陈佐宁可不是来自基层。
院士、所长、将军。
想到了陈永贵。神仙兄有空帮我们再说说。他的党内地位最高到了政治局委员。
这需要知识,而且需要组织,管理才能.
科研院所成长起来的骨干科学家,正是因为在更基层表现出众,才有现在的院士、所长头衔。当然,她不是出自工农基层。
俺披了不管用,还得您亲自出“驴”
十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外还有两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倪志福也是类似情况。类似的还有随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上,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李素文、姚连蔚以及孙健。特殊时代的情况。此后这类情况很少了。郝建秀勉强算一个。
主要是看到几位朋友比较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有感而发。两者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民意代表,但还是有根本不同。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人;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则必须是产生于中央委员中的。中央委员,不仅仅是代表负责选举更高位置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他们本身,即是党中央的组成人员。中央委员会是由党代表选举产生的,这里的党代表,跟人大代表的类似程度更高,要高于分别由两者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的相似关系。而党代表由基层优秀党员出任的就多了,当然由于人数众多和受关注度不算太高,就容易被忽略了。
一般都有两个,三个的也不少。不过俺在哪个帖子里说的,自己也记不清了。脑袋最近是糊涂。
按开党代会的分团情况,庞大的中央部门,才有中直机关、国家机关两大代表团;地方上一省一团,选举各团最有代表性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也就把大小官员选上去了。在地方上成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除了高级地方官,也有有特色的,高校负责人、企业负责人、民族地方代表等等。
西方的选举也不可能选出各阶层的代表。
在他那里专门蹲点了半年呢。但是现在王进喜,包括后来的赖宁什么的都不怎么给提起了,雷锋稍微好点,其实蛮令人唏嘘的。
用你的说法,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可以算基层代表?
有道说PG决定脑袋,可以说大部分人PG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变。所以即使原先在基层做的再好,升到相当高层的官员后就不能算基层的代表。
所有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升到相当高层的官员后就不能算基层的代表,这两条都同意。但我想指出的有一些区别是,一、基层高层如何界定,相当高层指多高;二、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岗位/职称等与其行政职务和级别还是有所不同。
具体到陈佐宁,在本单位可以算作领导,相对于中央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只能看作基层了。记得陈佐宁毕业后分到科研院所埋头苦干,参与和主持不少国防项目,最后当选工程院院士时也是历年来年龄最小的院士当选人。她在技术单位出任所长,与纯粹的行政官僚还是不同的。
在各行各业成为优秀党员、劳模的,行政职务或级别上调都是正常的。就说王进喜,后来也担任了大庆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现在看也是正二八经的地厅级领导人啊。又查了下铁人年表,
1966年2月16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
1968年4月27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他成为中央委员的时候,职务已经比较高了。
所以要我看来,基层可以指其行政级别极低,也可以指其未脱离一线(甚至主要从事)的生产工作岗位处于底层位置(或直接说不是坐办公室的)。当然这些说法还是很模糊,只好就事论事了。按后一种看法,陈永贵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下乡务农算工分,还是可以算基层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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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中技术工人看似绝迹,是时代变迁了,但也有一些其他原因。
其实十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里,我找到几个大概可以算作“基层”代表(不过实际级别也应在地厅级以上)的。除上面说的陈左宁外,还有李金城、刘石泉、多吉、杨利伟等。杨利伟情况特殊不说了。他们都并非普通工人,但也是技术骨干。如果说陈刘还是科学家出身、实验室干活的话,那么李金城、多吉还真是从最普通的技术工人做起、做条件艰苦的西部铁路选线和西藏地质勘查工作起步的。他们的院士、总工头衔、进中央委员会的荣耀,正是对他们几十年来在基层作出杰出成绩的肯定。
当然,他们跟你我心目中的工人阶层,总还是有那些差别的。许振超是一个,不过他是人大常委,不是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基本都是高层官员,而那些国有大企业的老板书记,也是高层官员。现实很无奈。这个好像除非委员数目扩大到一定范围,很难做到能覆盖到真正的基层。
即使是基层代表中包括党和人大,真正的工人、农民比例太少,当然不是说就没有其他人为工人、农民说话,但实际上就是减少了为工人、农民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