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61) 迟到的转正 -- 内燃机车

75 职工学校

我们厂大量招工，是在1970年左右。这个年代，正是知识青年大量上山下乡，又逐步回城的时期。所以，我们厂招收的知青不少。

知青虽属“老三届”，在中学也念过书，但大量时间热衷于闹革命，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真正学习的时间少。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大。

进了工厂，大家才逐步发现，没有点文化知识，这工人还真当不了。比如，一个工件，有的奇形怪状的，这尺寸、那尺寸还要换算，数学基础差了，真找不着北。勉强干吧，哪还有不出废品的。干活，不用说使用高级机床，干一般床子，你总得学会用计量仪表吧，有的连千分尺都不会用，你咋干活？

这给我们工厂出了一道题目，他们这一代人，奉命去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也接受了贫瘠文化沙漠中的无知。他们虽不会闹一加一等于三的笑话，那把“O2”认成“0”的却大有人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怎么帮助他们挽回本不应失去的文化知识，工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工厂设了个职工学校，校长张兰萍，是位老干部，十分热爱教育工作，他把职工教育，作到从无到有，从点到面，有声有色，长期坚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发现全厂各个单位，从领导到工人，都有这个迫切要求，很快遍地开花，各厂都办职工培训班。办些什么班呢？小学班、初中班、中专班、高中班，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都办。怎么个办法？学员由各基层单位保送，集中脱产学习。学制规定是：小学三个月，初中半年，中专、高中一年。教师来源，除了本单位聘请外，依靠各个学校，请老师来兼课。课程设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科。考试成绩，和定级、评级、升级挂钩，初中班成绩不及格，不能评级。领导关系，有的划归人事组管，有的分厂长直接领导。全厂哪种班办得最多？初中班，先后入学的工人，达到近七百人。

入学的工人，由于文化低，在工作中遇到过各种困难，因此，学习积极性特高，有的起早贪黑，比在校生还刻苦。这样下来，考试及格率达到95%以上，不及格的可以补考，先后，全厂有近700工人拿到初中毕业证书。

有些工人，一但从知识等于“反动”的恶梦中惊醒时，他渴求知识的热情，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决不满足于初中这点知识，他希望学习、再学习，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呢？举办职工学校高中班成了必然发展趋势。

这里，我举三分厂作为例子。三厂职工学校的负责人陈兰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陈兰彬使命感、责任感极强，对职工教育执着、敬业，为培养挽救孩子，呕心沥血。他原属分厂人事科领导，后因厂长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改由他直接领导。三厂举办高中班，一开学，各分厂共来了三十多名学员，这是一所学习自觉性非常高的学校。八分厂学员杨明礼，到三分厂上学，单程十一公里，他每天跑步上学，无论风霜雨雪，从不间断。这种刻苦精神，我闻所未闻。最值得庆贺的，是三十多个学员，经过严格考试，全部及格。

记得他们到总厂来领高中毕业证书时，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达到高中文化水平。适逢我碰上了大家的争论，我说：“你们知道他们毕业考试是在哪里考的吗？他们不是职工学校自己考的，而是周子坝中学高中部的老师，命题考试合格的，这毕业证发了没错。”

事实完全证明，这批毕业生是合格的。后来象杨明礼、刘小蓉、李东鸣等等，都考上了电大，有的已当上了工程师，有的已成为工厂的得力骨干。

三厂的职工教育工作，获得过厂集体三等奖，铁道部教育司长亲来视察，听取汇报，在厂干部大会上曾交流经验，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张兰萍校长、陈兰彬主任，你们为浪费了青春年华，丧失了学习文化知识的一代入厂青年，尽到了你们抚平他们创伤的一定责任，为他们能胜任现职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可是这一代人，全国有多少得到了这样的关怀？张兰萍、陈兰彬同志，我们的力量太微薄了，能帮助这一代受伤害的人太少了，但431厂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真实地记录历史。

76 青运史

我对“左害”深恶痛绝。下边写的，全是我退下来后的事。改革开放，诸事宽松，备受亲友关怀、照顾，择要简述，略表谢忱。

1984年，我退下来，第一个找我去帮忙的是易难。易难，老革命、地下党，解放后重庆团市委的部长，文革前四川团省委秘书长。文革中，他惨遭迫害，备受折磨，我退这年正赶上他已落实政策，先在省委搞落实政策工作，后安排在团省委青运史办公室。我返回成都，第一次见面，就拖我去为他帮忙。

易难，是个学者型的干部，好读书、有水平、有见地，疾恶如仇，富正义感。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团省委人称“易老”，颇孚众望。虽体弱多病，但他干起工作来，仍然废寝忘食。

为了让我工作方便，他还派人到厂里去商量，由厂党委向省委组织部报告，并经省委组织部和团省委党组同意，聘请我为四川省青年运动史研究会顾问。

青运史，我认为它是党史的一部分，是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有次，团中央在团省委召开全国青运史经验交流会。当时，团省委是省委秘书长黄启璪分管，开会那天，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负责同志都请上主席台就坐。黄启璪在台上看见我坐在下边，她在上边喊：“胡老，把胡老请上主席台来。”这一声招呼，给会议组织者措手不及。散会后，黄启璪还把几位书记叫住，把我推在他们面前，专门作了介绍。她说：“胡老是我二姐同学！”解放后，我和她二姐在启璪家聚会，她还是个带红领巾的小孩。解放后，我老朋友刘德彬在重庆团市委任少儿部长时，启璪正好和德彬同事。有这层关系，为了让我工作更方便些，启璪特地把我向团省委的领导，当面推荐。感谢厚爱。

在这次交流会上，我不怕露拙，还写了篇有关青年出国留学运动发展方向的文章，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主任在稿件上批了个“好”字，仁者见仁，各抒己见。

后来，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召开全省性的工作会议，我代表省青运史办公室去出席过。青运史对我来讲是个陌生领域，在易难的关怀下，我长了见识。

由于易难的努力奋斗，经过省委宣传部批准，同意我们团省委青运史办公室办个刊物，取名《良师益友》，双月刊，面向全国发行，并拨了经费。聘请了几位在青年团工作过的老编审，参加编辑工作。因我年纪大一些，又是易难的助手，所以推选我挂个主编的名义。当然，刊物是宣扬主旋律的，以刊载先进青年人物事迹为主。好象反映还可以，至少《中学生文艺》的某位负责人曾当面赞扬过我们的刊物。办了几期，我忘了，每期稿件都是我汇总，象征性地看后，我亲自去找团省委书记彭渝签发。他每次拿起笔就签，从没审阅，这是对老头们的信任和尊重。

后来，整顿报刊发行工作，中央发文，有个硬性规定，每个省的团省委只能一报一刊，四川省有办了多年的《四川青年报》和《四川青年》，我们这《良师益友》，遵命停刊。

我在团省委帮助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何处、哪位“格外关心”我，专门打电话到团省委办公室去查询我拿没拿工资？蹊跷吧！你在哪里？我在成都，易难找我帮忙，看得起我，我愿意。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我受聘当了个“顾问”，我碍了你什么事？我犯了哪条法？他哪知道，当时团省委办公室主任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对胡伯伯尊敬有加，你搞这点小动作，人家还不生气？当然，我也生气了，我找到厂纪委书记陈永惠同志，我说：“什么地方？凭什么材料立案？到团省委去调查我。”陈书记说：“我保证，我们没立案！”谁个“人”有这么大的权力？

怪事还有呢！我在铁路医院住院，不知是谁，又派人来到医院医务科要看病历。是关心我生病吗？那我千谢万谢！人家大概是怀疑你装病住院吧！我用得着装病吗？住院就那么舒服？我真不明白，你是个大人还是小人？连医生都生气了，医生说：“你有什么资格来看病历？要了解病情问我，我是主管医生。”

不知道哪个单位？有的人，一朝有点权，不去干正事，总热衷于要在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的头上，找出几个虱子。

77 工运史

1986年，《良师益友》已停刊。易难同志生病长期住院，我常到省医院去看他。

有天，铁二局工会主席常惠元和我的老朋友龚焰同志等来家看我。是礼节性的访问，还是有什么事？铁二局工会编写工运史，龚焰是工运史研究室主任，他请工会主席出马，来家作工作，让我去参加他们编写工运史。

龚焰，是修成渝铁路时西南铁路工会的老人，称得上是工会元老级人物。我在成渝铁路资中工务段任工会主席，和他是老同事。他为人忠厚、正直，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所以曾经被下放到工程队，既是工人、又兼队工会主席，划在劳动改造的行列。

他领着局工会常主席来家找我，回避了拉私人关系的嫌疑，又表示对我尊重。常主席说：“你在局工会工作时间较长，对过去的历史比较了解，请你来帮忙，再合适不过了。”龚焰在旁边加油加醋，尽讲我的好话，说：“现在找象你这样合适的人，已经很难了。只找到王民、白汶方、李作谋，现在加上你，只要你答应就行，不要你坐班。”言辞恳切，情深意长。我应允了。

龚焰在史料上十分严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历史报纸、档案资料，早已查了很多，胸有成竹。

我在帮铁二局编工运史的过程中，具体干了点什么呢？我编写了《英雄谱》一章，把出席第一届全国铁路十二个劳模的事迹，重新整理成篇。写这一篇难在哪里呢？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始资料找不到，有的已经作古，十二人中已死去四人，有的找不到人，下落不明。加上当时区工会管的范围广，包括昆明区铁路工会、成都机车厂等，重新采访收集，有一定难度。但我们仍千方百计一个不漏地把资料补齐了。

我们收集了一批老工会干部写的回忆录，但有的把回忆录写成单位总结，有的时过境迁，或有错漏，我们帮助作了些补充、整理工作。有的老领导，年事已高，只好听他口述，代他执笔。这样，我们先后共收集回忆录28篇。

关于序言，谁来写合适呢？当年，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是赵健民，后任云南省委书记、某机械工业部部长、山东省长，能找到他写最合适。后我们通过铁道部办公厅秘书处长岳学鑫，找到赵健民同志秘书，谈到了写序言的事，他满口应承，终于把序言问题，顺利解决。

西南铁路工运史1950年到1952年资料选编，成书以后，是自己印刷，还是由出版社出版呢？龚焰同志和我们大家，都赞成找出版社。我和老龚一同找到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商量出书的事，找人设计了封面，找西南铁道科研所印刷厂印刷。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

1988年，工运史资料选编出版，各方评价较好。铁道部党史学会授予优秀成果奖，颁发了荣誉证书，四川省总工会评铁二局工运史研究室为先进单位，请他们向全省各工运史研究单位介绍经验。据此，龚焰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学习工运理论、回顾工运历史、探索工运方针》的论文，四川省总工会邀请他在工运史理论研讨会上，作了重点介绍，并编入工运资料。深得各方面的的好评。

这件事，是龚焰同志对我的关爱，让我退下来后，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作了一点工作。龚焰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入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8 科技咨询公司

四川省铁道学会，理事长是成都铁路局局长。常务副理事长是局总工程师周丕烈，他属国务院任命的干部，曾多次当选部、局的先进。他把我们两人的关系，定位为“毛根朋友”，我加了一点分量，叫“朋友两家”，什么意思？在修成渝铁路时，我们两人都在资中工务段工作，妻那时在资中当“准家属”，在一个团支部。后来，老周爱人来了，妻在成铁中心医院，两家来往从未间断。文革中，老周下放当工人，抬石头、常腰疼，有时到家来，进门就喊：“抗不住了！”叫妻为他开点病假。妻病逝，尸体从病房运到停尸房，是老周儿子周中由和我儿子两人抬的。你说：这两家算什么关系，我把它叫“朋友两家”，总可以吧。

具体时间我弄不清了。有一次，四川省铁道学会秘书长王芝棻同志到家里来，邀请我去帮助学会创办科技咨询公司。他说：“这是周丕烈周总点的将，说你是用华罗庚的优选法选出来的人才。”那年月，有个历史背景，全国号召发挥退休人员的余热和退休科技干部的作用。王芝棻同志给我讲：“我们这铁道学会包罗了铁路系统方方面面的人才，具有庞大的人才优势，哪样工作都拿得起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个科技咨询公司，肯定大有可为！”

我去周总家向他“理论”这件事，他说：“我是想找点事让你混手！献点余热。”为了便于工作，他让王尽快给我补了个学会理事。

有次，我在楼梯上碰见我楼上住家的孙医生，她和妻同一个科室，我们很熟。他说：“我们老肖退下来了，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工作？”老肖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经济系读书，大学毕业，学有专长，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关爱亲友。这样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难逃厄运，划在“右派份子”行列，落难多年。当时，我想，正好我们在筹建公司，可以来我们这里安排嘛，楼上楼下，商量个事方便。以后，无论我在哪个单位当法人代表，他都当我单位的会计。名义我是法定代表人，实际他干具体工作。我给他封个“副总经理”，可能更名符其实。我认为，退休20多年来，老肖是我最忠实、最得力的好助手，帮我分忧、解困，办了很多好事，深得我和公司同仁们的赞誉。感谢了！

王秘书长，他从不把学会秘书长当官做，他请我去当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工作上，他总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份内的业务，许多事亲自操劳。我似乎更象董事长，他象总经理。凡事多几份尊重、多几份关爱，让我感到舒心、自然。

我们办完公司注册手续后，我才发现，公司业务很难开展。你想呀，铁路系统的工作，任何方面都有独立的机构，还有科研所，他有什么科技难题，要找你学会来解决？何况，学会所联系的退休人员，还有个知识老化的问题。一开始，连怎么找饭吃都成了问题。

记得我们干的第一项任务，是为龙泉驿一个台资企业、编织袋厂设计厂房。这不属于“咨询”范围，反正，有的业务没人管，打擦边球，有的设计找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盖章”。这样，凭八方关爱，年终还有点利润。但由于我们公司的人，不太懂税务章程，被税务局的人把利润罚光了。这以后，我们懂得起了，税务的事，马虎不得。

王芝棻同志和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不久前，他还来电话，说要来家看我。谁想得到？没几天，他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王芝棻离开学会后，新来个秘书长刘玄庆，他是有关电方面的高级工程师，人瘦瘦的，头发全白，学者风范。对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他知道难有作为，不是他抓的重点。他为人和气友善，重情义，办实事，使我从没感受到任何压力。

有次，中国铁道学会在兰州召开有各省学会参加的年会，他派我代表四川省学会去参加。让我内心十分感动。

这次会议，时间开得很短，主要是安排代表的会后活动。有的建议去敦煌莫高窟，因考虑坐火车去还要转乘汽车，来回卧铺票不好解决。我儿子在兰州铁道学院上过学，他给我讲过青海西宁塔尔寺，说那是班禅活佛过去长期居住的地方，我向会议主持人建议去塔尔寺。青海省有铁道学会，有单位接待，火车行车时刻刚好合适，当天来回，所以大家都同意了。

记得在兰州晨五点左右上车，可能九点多钟就到了西宁，下车后青海省铁道学会有人来站接车。塔尔寺在煌中县，离西宁个把小时车程，他们立即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这个庙，片连片，规模宏大，庙前并排八座白塔，十分壮观。参观时，有喇嘛陪同介绍，这喇嘛导游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限于佛教，他知识面广。我故意向他提了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这庙里全是男菩萨，没有女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象早已胸有成竹，出口成章，他说：“菩萨不分男女。”说得我哑口无言。我当时没反映过来，我该问他：“那观音菩萨不是女的吗？”

从塔尔寺回到西宁，离返兰州火车开车时间还早，青海省铁道学会的同志，招待我们在那里享受了一顿白兰瓜。眼福、口福都享受到了，不虚此行。

现在，我偶尔见到刘玄庆同志，我还感谢他在学会共事时的那段情谊。情义无价！

第三任秘书长杨万维，他到任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文件、资料、帐册、盈余，全部办清移交手续，无任何遗留问题。

79 创办设计所、科研所

我在学会搞咨询工作，深感业务不易开展。不如办个设计所，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会好些。

创办设计所，需要申办资质证书。我到省建委设计处找到姚策君处长，询问办证书的事，他讲：办证时间已经截止，现在不办了。我和姚处长谈话的时候，办公室里忽然有个人站起来叫我：“胡老师！”这是谁呀？一问，他叫汪若愚，是省某勘测设计院的工程师，借调到省建委来帮助工作。我怎么忽然变成了老师呢？他是我在垫江安定中学当校长时的学生，学生当然认得老师！他们已成人，我认不得了！

汪若愚私下告诉我，他说：“姚处长这人好说话，你们去找省建委那位主任点个头，估计是可以的。”

回来，我找局周总，谈到需要找省建委主任，他来得干脆，他说：“我去！”我说：“常打交道？很熟？”周总说：“岂止熟，大学同班同学！”这好事咋尽凑在一起了呀！

周总到省建委去找到杜主任，他从改革开放要发挥退休科技干部作用开始，再谈到铁路局跨几个省，有局勘测设计所（后改为勘测设计院），离退休的设计人员多、工种齐，我们完全有必要、有条件成立个集体所有制的设计所。周总出面，杜主任咋好说不，而且铁路局的条件，确实比一般的好得多。但这一块是省建委杨副主任经管，杜批给杨副主任处理，杨问姚处长的意见，姚当然讲条件具备、手续齐全。这资质证书的事，有着落了。

有了资质证书，工商注册手续是我经手办的，需要一万元注册资金。这么多钱，我在哪去筹？铁路局勘测设计所（院）的王书记，过去和周总是邻居，所长谢志容，对周总这样的老前辈、老领导，一向很尊重。加上谢的老岳父陆永汉，老隧道专家，和周总、我都同过事，谢对我俩敬重、信任，他支持我们这个集体所有制设计所，挂靠在他们单位，指定赖有培工程师协助我们办理有关事务，借了一万元钱，让我们去验资、注册。我们还同时挂靠在四川省科协属下。因此，顺利取得了工商执照。到处都是关爱！

大家可别小看我们这个设计所，我们的干活的人，可都是有名的大专家呀！局设计所原房建总工程师梁嘉禾，教授级高工，房建设计他亲自挂帅；原局设计所房建室主任李默修，教授级高工，什么都亲自动手。还有电、水、勘测、通讯、信号……通通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工程师。有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没有一一列举。我们办公室聘请了一个专职干部坐班，我还有个侄孙女叫江洪，是西南建筑设计院职工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在我们所坚持日常工作，由我们发工资，平时帮助局设计所搞设计，经过锤炼，她设计的图纸还得过奖，受到甲方和局设计所同志的好评，他们想留她在局设计所工作，因干部部进人手续复杂，未能实现。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她现在干个体，风光无限。

由于有各方面的关心，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除了接受局内、外的一些业务外，还接过某台商的一些设计任务。有个时期，我们盈利有一定数量，财务收支应付得过去，算得上一帆风顺。干台商的活，工程结束，剩了四千元，大家一块去旅游花了。

可惜！我没学经济，没有经济头脑，更不懂得资金也是生产要素。可惜！我不是温州人，没有经营思想，不知道怎么运作。脑子里，只觉得我是个集体所有制，这“集体”在哪里呢？我又弄不明白。一句话，由于产权不明析，我什么事都不敢干，不求多赚钱、大发展，只求少误会、少是非。只有一门心事，能维持得走就可以了，怕盈利多，惹人找麻烦。现在看，我这法人代表不称职，不是“人才”是“庸才”！

以后，全国大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充分发挥离退休科技人员作用是应该的，但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某种负面影响，弄得正规的大设计院任务不饱和，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技术设计秩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年满70岁的工程师，不能再签署图纸，建筑师、结构师要重新认定，没有这“两师”的设计单位，不许存在。你想呀，这些老工程师，他还能重新去考个建筑师、结构师？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想继续办下去，不可能了。

我们设计所从1989年到1993年，维持时间有4年。由于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有周丕烈总工程师，局设计所书记、所长们的关心、支持、帮助，全所同志和有关兼职朋友的共同努力，我可以说，我们设计所是一个团结、和谐、敬业、完好的单位，从创办到结束，没发生过任何质量问题，没和任何内、外单位发生过纠纷，没有任何人对财务开支提出过质疑。来得开心，散得舒心，建得其时，走得其时，心明眼亮，皆大欢喜。

这里要附带说一件事。我们设计所结束后，局设计所信号室主任、高级工程师陈清顺同志，退下来了。他在全国信号专业是知名专家，局电务处想聘他去帮忙，他愿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铁科新技术研究所，仍挂靠在四川省科协。他因为有原来的工作基础，上上下下他都很熟悉，所以有关信号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一切的一切，都由他负责，人家信得过他；陈清顺工程师，信得过我们。这样1996年到2000年又合作了五年，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委托的各项任务。感谢各方面的信任，感谢陈清顺工程师的艰苦努力！

周丕烈总工程师，是一个干得多、说得少，很低调的人。从不愿人说他一句好话，在这本续集中，我说了他许多好话，事前都未让他过目，如征求他意见，就写不成了，所以，再次声明，文责自负，和老周无关，我先赔罪了！

80 胡X林

1989年，我小儿子胡X林，从成都出发，到澳大利亚读研究生。

1977年，在党中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导下，重新恢复高考制度。

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一个22岁的车间工人，一米七六高的个儿、脸圆圆的、头发老长，邋里邋遢，来到厂教育科，要求报名考大学。

科长一問他什麼學歷﹐中學才讀了2年半。“你也要考大学？”科长以为他是来凑热闹开玩笑的。

“是呀！國家不是規定同等學歷就可以報考嗎。”小伙子认真地回答，表情很严肃。

“你半个中學生也要报考大学？好，那我出几个题目考考你。”科长想考考他，让他别胡思乱想。

小伙子接过考题一看﹐ 是道解析幾何題﹐於是就在旁边桌子悶頭就做，没多久他来向科长交卷。

“这么快就交卷？”科长以为考题难了，他是来交白卷的。

科长把卷子看了看，吃惊地望了又望小伙子。“好家伙，做对了嘛！好，我准你报名了，回去好好准备，祝你成功！”

这次升学考试，应试结果，厂里那么多高中生报名，成绩都不尽如人意。唯独这半个中学生“金榜题名”，考上了兰州铁道学院通信专业。

其实，这个结果对这小伙子来说，意外也不意外。他早已口出狂言：“凭保送上大学，我这样的人没门；凭真本领嗎，我么？還是有點希望！”

这“活宝”是谁？他就是我那宝贝儿子胡X林。

胡X林是我小儿子，1955年1月出生。那时，他妈问我，给娃儿取个啥名字？我说：纪念第一个五年计划，谐音，叫个X林吧！

他妈在重庆生他的时候，我在铁路工地上干革命。第一次见到他，已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儿子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脑袋这么大哟！

可能是这个脑袋的关系吧，他玩儿的花样多、成天乐呵呵的，有时异想天开，逗得我们团团转，给家里增添了不少乐趣。

他在成都上幼儿园，老师常常找不着人。一次老师又找不着人了，婆婆逢人便问，到处找他，，从铁路新村直找到北巷子，心急火燎，满头大汗。婆婆去派出所“报案”，才发现他早已被“收容”。看见婆婆，他一下扑在婆婆怀里，不仅不哭，反而指着警察叔叔说：“叔叔给我买東西吃！”

他妈妈在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卫生所上班，离家较远。可每天妈妈下班出门，他准会迎上去，妈妈、妈妈直叫。他妈问我：“他怎么知道我在哪里上班？来接我怎么又那么准时呢？”我说：这娃儿想妈妈，想出点灵感来了。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他在屋子外边玩泥巴，弄得白围裙都快变成黑围裙了。他看见我下班回来，就跑过来向我告婆婆的状，他说：“爸爸，婆婆不让我当小工人！”婆婆骂他把衣服弄脏了，他却自认有理，我是在当小工人呀！我和他妈以后常当笑话，笑他。

有一回，我和他妈带他去公园，在回家的路上，故意躲在他身后，不让他看见。一个阿姨看见我们在逗他，就走过去牵着他，他东张西望找不到爸爸、妈妈，高高兴兴地跟着那个阿姨就走了。我们说：唉呀！这娃儿谁都“喂得家”。

我这个儿子呀，从来肯动脑筋，好奇、敢闯，真是个小活宝。

我三个孩子，每个年龄差一岁多。姐姐、哥哥念小学，做作业，他常在旁边当“观察员”，“上学前班”，我暗暗高兴。

他上小学后，我有时把他作业本拿来看。天哪！他写的字，不是这里少一撇，就是那里少一捺。我说：你写的字，不是短胳膊，就是缺腿，怎么那么多残废人呀？他写的作文更糟，每次都是干巴巴几句，两页纸都写不满。有一回，我和他一同上街，天下着雨。我说：这雨大还是小？他说：“下得好大呵！”我问：前边的房子、树林看得清楚吗？他说：“有点模糊。”我又问：下小雨象不象这样？下雨天刮风是不是这样？他说：“不一样。”我就告诉他，写文章，要靠细致观察，观察明白了，你平时怎么说话，文章就怎么写，这样就比较生动了，他点了点头。

以后，我看他的作文本，还是那么干巴巴几句，我很失望。心想：这娃儿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常常去“学工学农”。老师让他们去和工农结合，改造思想，情绪可高了。有时住在学校里不回家。偶尔看见他回来，一身竟被虫子咬些疙瘩。

我看他学农的热情很高，有次他去龙泉山劳动回来，我就问他：你们到底还读不读书哟？他低着头，看也没看我一眼，顺口就回答我：“如果红色江山都变色了，读书还有什么用呢？”

其实，儿子是听别人讲的。可这几句，使我心里凉了半截，我以为：这娃儿不光不是一块读书的料，现在竟然念起“读书无用论”的经来了。

我和他妈商量：就让儿子去当工人，早点去当领导阶级吧。

他妈说：“好，让他早点学点技术，也行。”

恰好，遇上个招工机会，儿子刚上一学期初三，小小年纪，他就去遵义铁路机务段，当上了钳工。

儿子走了，给我留下的是高兴、怅惘、失落？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儿子很少来信。我想，人家小学程度，写信困难嘛！

后来，听说他买了支氣枪，遇上假日，就到野外打麻雀。那时，人们还不大懂得要保护野生动物，所以，他打回来的麻雀一串一串的。我想，小孩子好玩，心里也没在意。

以后，又听说：“他参加钳工技术比赛，几手锤要把钢筋打断，不料，手锤打在了手上，手都打烂了。”他妈心疼得直怪我：“那么小年纪，你让他去当啥工人？”

老远，儿子一个人在遵义，我们心里都悬吊吊的。但，路总得自己走呵，儿子在那里，一混几年，平安无事。

碰上了个机会，他调回成都机车车辆厂。他带回家的行李很简单，打开箱子，竟是作业本，他象宝贝一样，清了又清。

啥作业本？这么多。我还以为是他学钳工的笔记。

“从初中到高中的各科作业都有。”儿子说。

我忽然想起过去的事，我不加考虑地就责问了他一句：你不是说读书无用吗？现在，怎么又学这些基本课呢？

儿子抬起头来，很惊奇地反问了我一句：“我多久说过读书无用呵！我的老师常说，读点书，迟早总会有用的。”儿子小时候说的话，早忘了。于是，我马上转了一个话题。

你什么老师说读书有用？我再问了一句。

“同我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有个大学生，没事时，他就教我功课，他常对我说，读书有用。”

你已经学到几年级了？

“高中课程已经快学完了！”

我心想：难怪那么多作业本。此时，他妈从厨房出来，喊着我：“老头，儿子刚回来，就问啥作业本，咋不叫他洗个澡换衣服呀？”好，那让妈去管嘛！

儿子回到成都，先是住在家里，老习惯，不看电影、电视，每晚坚持读书、做作业。有次，我叫他：X林，来看足球比赛！他没来看比赛，却拿了个物理题来问我。我一看，这不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一年级时，做过的作业题吗？我想，好小子，这水平真不低呀！

有一回，他又拿了个数学题目来问我。我这个工科大学生，看了后，干瞪眼，没法。我只得拿回单位去，找了个数学研究生，算好后还给他。

平时，他认真自学。可星期天，还是去打麻雀，一串一串地提回来。那时，连我也不懂得要保护生态平衡。

有个时期，我国出现了一股留学热。X林的一些同学，来鼓励他学英语、考托福。

英语，儿子没有基础。

说干就干。自学，似乎是他一种本能，骑自行车上班，包包里放盒录音磁带，耳朵上挂个耳机，在学英语。上班时一有空就学英语。领导看他怎么也不顺眼，他还狡辩：“我又没耽误工作。”

慢慢，厂、科领导都支持他学习，允许他带工资到川大进“托福班”，脱产学习半年。第一次考托福，560分，“白丁”得了个“良”。

他申请到美国读硕士学位，顺利录取。他听说到广州美国领事馆“签证”容易些，就千方百计想在广州找工作。

深圳沙头角有个合资企业，电话厂，在国内參考消息登报公开招聘技术人员。二百多人报名，经过预选通知20名到广州面试，最后录取了4个。X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录取了！

面试时，“考官”是个年轻人，让X林翻译了一个产品说明书，马上就同意聘他﹐月薪800港幣。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停薪留职，我要向原单位交钱，要由厂里付。来回坐飞机，要厂里报销。再加一条，想走就走。”公司代表马上答“可以”。不到十分钟，条件谈妥了。

X林成了深圳企业的职工，他满怀信心、理所当然地到广州美国领事馆签证。岂料，还没谈上几句话，人家说他有“移民嫌疑”，拒签。X林从领事馆出来，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中国人自费到美国念书。学校都录取了，你凭什么说我有移民嫌疑？他一下愤怒地坐在领事馆门前，久久没有缓过气来。

他赶快辞了深圳的工作，又赶回成都美国领事馆去签证。一个腔调“拒签”！他生气了，我不到美国去念书还不行呀！

成都机车车辆厂收发室收到一封英文信。收发室的同志不懂英文，他以为是总工程师的信。恰好，总工程师出差去了，他就放到了一边。

总工程师回来，看到信是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寄给胡X林的入学通知书。按规定的报到日期，已超过了几天。X林马上向学校发了个电传，要求延期报到。可学校回电，不但报到不能延期，连入学申请都要重新另办！

春去秋来，又经过了许多周折。什么学费涨价，要补交学费哟等等。X林从广州经香港，终于踏上了去悉尼的征程。

X林随身带去八百多美元，计划是够用的。可到学校交了各种“费”和房租押金，就只剩下三十五澳元，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

X林去悉尼前，在国内还进行过英语“口语”强化训练，自己认为“口语”还可以。可到了学校，开始半个月，老师讲话，什么都听不懂，成了聋子！没有书、也没有讲义！这是读什么书呀？这不等于受洋罪！

书读不进，还要想法挣生活费、挣学费。这压力呀，比他过去一人闯遵义，不知要大多少倍。好在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大不了“背死人”，这书总得要念下去的呀！

一次，他去找活干，希望当个低等打工仔，东奔西跑，跑了一天，一点门路都没有。又碰上下雨，人淋得象个落汤鸡。人在他乡，一个熟人也没有。心里难受极了，他忽然问自己：“这是何苦呢！”但他马上冷静下来，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于是他又鼓起勇气，向着他预定的目标，百折不挠，奋勇前进。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学校隔壁的威尔士亲王医院，找到了一个清洁工的岗位。这简直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工作岗位远了，他没有汽车，没法去上班呀！更难的是：按照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留学生不能全日制打工。可医院领导特许他全日制打工。早上6点到下午4点，在医院上班。下午5点到9点，去学校上课。9点回到住处，做作业。这一天下来，有多累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都累得不知姓什么了！”

经过两年的艰苦生活和勤奋学习，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坚持了下来。学校硕士论文答辩，他竟一次通过，光荣地被导师戴上了那个象征硕士学位的帽子，领到了毕业证书。

X林在澳大利亚，将近20年了。他曾经想过回来？但孩子们说不来中国话，不认识中国字，回来咋办？

我觉得在哪儿都一样，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