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最新资料 -- duanjian
昨天在书店偶然看到“彭德怀传记编写组”新出的四本一套《彭德怀全传》，其中第三册以较大篇幅写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其中披露了很多新的内容。由于价格比较高（120元），印刷也一般，没舍得买，简单翻了一下，凭记忆写一些供大家参考，可能有错漏之处，大家可以去看看原书：
1.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现存的档案资料共102882件，1200多万字。作者称现在的很多争议，只要看一下档案就很容易搞清楚了。言外之意他们写的内容是基于档案材料的，信心看起来比较足。
2.刘伯承当众做检讨的原因是：首先是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回顾红军时期的历史，检讨了自己当年反对毛泽东的错误，把红军时期的旧账又翻了出来。第二，在会议上，空军（或者是海军，记不清了）有人列举了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的履历，提出刘伯承是教条主义的代表，要批判。第三，刘伯承得到会议的有关通报后，主动要求做检讨。第四，邓小平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后，找到彭德怀谈刘伯承做检讨的问题，彭说“还是不用了吧”，邓面有难色说“不做不好吧”。第五，毛泽东在小型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刘伯承在红军时期和军事学院时期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第六，刘伯承当众做检讨。
3.粟裕被批判的原因并非是简单的彭粟之间的恩怨，而是粟裕在某些事情上处理不当，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事例有三。其一是1956年（或1957年，记不起了）粟裕未经上报批准，擅自更改军委此前关于福建前线攻击行动的部署，私自向皮定均当面下令，命福州军区组织部队攻击马祖。皮定均回到福州后，认为准备不足，电请军委推迟行动，彭德怀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惊讶，对事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粟裕突然发病住院，后来承认确实是自己向皮定均下令的。其二是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军，未经毛泽东和军委批准，直接发电报命令15个师开始撤军行动，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粟裕为此问题曾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做过检讨。和平时期，毛泽东对于部队调动管理非常严格，文革时期，排以上的调动就要毛亲自批准（我印象中50年代似乎是步兵连以上调动都要毛批准才可）。
其三是粟裕向苏联的索科洛夫斯基询问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的问题违反了外事纪律，书中列出了当时粟裕和索科洛夫斯基的会谈记录，从记录中看，粟裕有的话说的不大得体。
4.罗荣桓对于肖克的批判非常严厉，调子很高。
5.关于反教条主义对军队的伤害，以全训部队所占比例从1957年至1965年逐年下降来作为证据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并非是反教条主义造成的，主要原因是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部队用大量的时间参加劳动，1961年后则开始逐步突出政治所致。
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这还只是58年呢，还只是粟裕呢，后面有的瞧。
我对进一步充分暴露文革中的各种材料充满期待，看看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省得大家伙被李业余秘书蒙人。
扫了两眼，似乎还是老的那些说法，下次去书店好好看看，呵呵。
书中列举的内容比较细致，前因后果都讲得比较清楚，有些叙述从行文上看应是来自档案材料，因此可靠性比较高。
之前《陈赓传》中披露：50年代粟裕的秘书曾擅自在下发的文件上盖陈赓的章，引起一场风波。从这些情况看，粟裕对于此类越权问题似乎不大敏感，因而多次犯同样的错误。
至于粟裕犯错的原因，我觉得一来是当时是部队刚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时期不多久，因此无论是军队管理体制还是各级领导的管理思想有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期间难免出现各种冲突和矛盾；二来粟裕在战争年代长期是独当一面的战区指挥员，惯于独立思考、发号施令，而转入和平时期后，粟裕的某些思维和习惯没有尽快做出适应形势的转变；三是粟裕对于总参谋长的职权和上级理解的似乎有些差距，而粟裕似乎对于自己的主张比较执着。
说起总参谋长，我觉得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苏联的华西列夫斯基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周恩来那样的人才能干好，从性格上来说，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这三个人都不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叶剑英可能最合适，
到了总长的层面，军事专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上下协调的能力。
给他的时间不短，错误连连，而且感觉都是比较低级的错误。
在建国初期，元勋战将如云的情况下，毛对他相当宽容了。
而且从他自己后来的情况看，毛一直把他当大将储备。
文革中居然还能自始至终的工作，而且职位不低，也就是李先念可与之媲美了。
邓小平上台就不客气了，直接晾到死，死还死的特低级，可见那时给他的待遇之差。
一将的性格有点怪，就是患得患失，不该想的时候想多了（抢在聂帅前交检讨的事情），该想的时候不想了（这些材料上的一些事情）
档案也不见得就记载的是历史的真实，要不然怎么会有违心一说呢。要说一将呢，后来确实是有点小家子气了，非得要个说法，还非要把自己写的检讨收回销毁，何必呢。据粟太太说是要肃清流毒，可至今也没见过这封检讨写了些啥。老邓的永不翻案的检讨倒是到处都能看到，也没见人家要把这东西销毁掉，一将的气度啊，真是差了不少呢。不过楼主这篇是要为那位海瑞减轻责任的，恐怕……。不说别的，如果真是没彭什么事，为什么一将79年的申诉报告里要把矛头指向彭呢，把责任推到毛身上不就完了吗，把58年的事说成是毛的又一个错误不就完了吗，当时的政治氛围气氛（把毛拉下了神坛不过把彭却推向了圣坛，又是鼓与呼啦，又是为民请命啦），一将还能那样写执意要突出和彭的矛盾，已经说明问题了。至于邓，那时也无非就是个执行工具，批刘也好批粟也好，并不是他来主导的。
那些检讨出来恐怕一将自己的形象就全完了，所以楚青竟然发昏的提出要销毁？这不是扯淡吗，这是历史见证。
spk下面这个文章说的还是很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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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为人，无论从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功勋卓著。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曾经受到提拔重用，也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批评和打击，这也不是个别人特有的经历。但现在有的人，包括他身边的一些人，非要靠贬抑他人来抬高粟裕，把他塑造成一个功劳盖世又比窦娥还冤的人，这实在是适得其反。
比如，本来我们都认为粟裕是个很谦虚谨慎的人，结果那些人告诉我们，粟裕和几乎所有的直接上级都处不好关系，当华野副司令得罪了司令，当副总参谋长得罪总参谋长，当总参谋长又得罪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见楚青，先是说粟裕得罪了二个半元帅（彭聂陈），后来又发觉连贺龙对粟裕也有意见，换句话说，当时跟粟裕有点工作关系的上级，粟裕都得罪了。是这些元帅功劳不够大，位置不够高，都要来嫉妒自己的下级？还是这位下级的工作方法有问题呢？
就拿得罪聂荣臻的这件事来说，本来毛泽东7月23、24日晚批评的是聂，“那天没有批评粟”（毛泽东7月26日在粟裕的检讨上的批示），粟裕却第二天（7月25日）就急急忙忙地递交检讨上去，而且这份检讨并不通过自己的上级聂荣臻，直接就交给最高领导。这种处事，被人误解为“告阴状”也不算是很冤枉吧？
当了总参谋长也是如此。57年2月10日粟裕和彭、罗、黄、谭等人去毛泽东处谈话，2月13日向毛泽东递交了《就军队建设问题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作为高级干部，向毛泽东主席反映问题，当然是可以的。但在信中将所有问题指出后，再加上“以上这些问题均曾向军委作过报告”这么一句，又是什么意思呢？自己早已发现问题，也提出了，但仍然未解决，是谁的责任？不论谁处在彭德怀这个位置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能痛快？
是不是如有的人所说，是粟裕特别讲原则，所以得罪人呢？也不是。粟裕自己讲，58年后林彪找他谈话，他承认总参期间“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他谈话，要他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他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当副总参谋长时就已经检讨过的没有向主席半个月汇报一次的错误，为什么当了总参谋长又犯呢？关键还在于“患得患失”四个字。
有的事情，属于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粟裕自己也承担了责任，并非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有的人偏偏要去维护一贯正确，把责任推到他人头上，搅来搅去反而把粟裕的形象给破坏掉了。比如55年6月关于马祖作战的问题，粟裕自己写了检讨，承认“此次错误事件，应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检讨中对作战准备的思想有所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对南京军区所提‘全面准备’的意见也是同意的。我对这种部署未经请示即表示同意，这是很大的错误”（《粟裕文选》）。但在《粟裕年谱》中，编者却非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说是皮定钧传达的不对。但作战部作战处处长雷英夫却证明：“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同一件事，雷英夫听错了，皮定钧也听错了，有那么巧？本来粟裕承担错误责任，是件光明磊落的事，这错误的产生亦自有其道理（粟裕的检讨中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不需要画蛇添足地去否认。
既然要“平反”，话里话外也不怕得罪人，那就不如实话实说，把所有的事实摊到桌面上来讲。文革后，当事人毛、彭、贺、陈都去世了，按照楚青的说法，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陈云、杨尚昆等人都不反对粟裕的“平反”，有的人更是大力支持，那么究竟当时的中国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置上述五人的意见于不顾？欲说不说，既不满意，又还想借大帽子用，算怎么回事？甚至要借助传小道这种做法，来扩大影响，实在可叹！粟裕作为一代名将的声誉，就快毁在这些借着捧粟来出名的人手里了。
——s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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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
是非，对错，曲直，一切都要摊到台面上。
天地间，悠悠自有正气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