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克鲁格曼的“盲点” -- 共道

克鲁格曼教授不仅书是去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加冕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危机预测家，这个双重身份使得他的此次中国之旅异常轰动。和以往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权威的无限崇拜不同，中国的同胞们在5月11日的“学术交流”中，向克鲁格曼发起了火力甚猛的攻击。他们胆量的增加或许要拜眼下这场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所赐。然而，胆量替代不了见识和境界，那些攻击又多少显得有些贻笑大方。龙永图先生居然可以在一个凭借国际贸易理论创新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面前耍起“比较优势”的大斧；张维迎教授竟然对“边际”和“平均”这样经济学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个叫严介和的人，说了一大堆话后，克鲁格曼干脆、只得承认自己听不懂。不知道这三人能否代表当今中国官、学、商三个领域精英的水平。

那么克鲁格曼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当然不是，只是那些发起攻击的人无法看到而已。克鲁格曼的“局限”在哪里？颇具讽刺的是，它恰恰就隐藏在那位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对克鲁格曼的恭维中。李稻葵说美国经济当局采取的政策是“超级凯因斯主义”，即“凯因斯主义加货币主义”。实际上，这与其是在说美国当局，不如是在说克鲁格曼本人。克鲁格曼对经济危机的理解，从思想渊源上说，就是一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派的复合体，这手高超的调和功夫或许得自他老师萨缪尔森的真传。萨缪尔森巧妙地把看似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因斯主义撮合到一起，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克鲁格曼既高度赞同扩大政府支出，也强烈支持增加货币供给，前者属于凯因斯主义范畴，后者则属于货币主义范畴。而凯因斯本人是重财政轻货币的，他认为货币增发并不会一定导致实际购买力的增加，用他的话说是，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却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与凯因斯相反，货币主义坚信单纯凭借货币政策可以搞定经济危机。克鲁格曼的“兼容并蓄”使他可以吸收两派优点的同时，也同时不自觉地继承这两个派别的缺陷，构成了他理论的局限。也就是说，克鲁格曼的局限源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局限。

在当前经济理论中，存在两类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矛盾，会自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第二类观点却坚称问题出在货币政策层面，如果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自身是不会出问题的，它自身的调节机制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可能出现。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内在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进一步分析，将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倾向事实上是凯因斯对马克思的一种刻意回避。因为如果象马克思那样，将帐算的收入分配上，那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不是政府花点钱就能完事的，而是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要进行革命。以凯因斯优越的出身背景来说，他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尽管他深深地知道，社会的总体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增加有关，但是，他还是对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局限。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凯因斯的理论大大逊色，这或许是罗斯福总统对凯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因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在于进行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制度改革，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罗斯福比凯因斯走的远的多，凯因斯资本主义拯救者的桂冠也是盛名难符。

受凯因斯局限所蔽，尽管克鲁格曼意识到压缩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但他却不能够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他《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的良知》一书主旨就是就里根政府以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扩大提出批评。而且此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因素，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克鲁格曼对罗斯福大加赞赏，他甚至认为美国战后的30年黄金时期，可能与罗斯福新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压缩”有关。但是遗憾的是，尽管他控诉1980年以来美国的不公平一直在加剧，但他却不认为这会制造经济危机，而这一点是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下了论断的。

货币主义的局限比凯因斯要严重地多，因为尽管他有意抹杀收入分配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承认经济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本身。而对于货币主义来说，他们压根不认为实体经济有问题，而是归因于虚无缥缈的金融因素。为全面理解这一点，不妨承接上文，从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说起。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相信，市场调节机制是完美无暇的，实体经济自身也是可以永远均衡运行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绝无可能出现。但是政府的人为干预却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的完美，使得实体经济在运行时偏离均衡，出现危机。这些人为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应的干预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然而颇为戏剧的是，在具体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的判断上，两者却又截然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危机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的信贷扩张，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上游的产品价格增长快于下游，从而使得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快于下游消费资料部门，两个部门出现不匹配，最终形成危机。而货币主义则宣称，危机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突然减少，使得社会名义总需求骤然暴跌，引发过剩出现。

要而言之，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区别在于，社会有效消需求，更准确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体系的内因，还是外因。前者认为是内因，而后者则认为是外因。如果承认是内因，则需要干预、改造市场体系；相反，如果承认是外因，则需要消除对市场体系的外部干预。索罗斯一直把奥地利学派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也构成了货币主义的局限，将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因素，而拒绝从实体经济中找原因。

显然，克鲁格曼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来分析当前的这场危机的，象主流学者一样，他在演讲中也是认为危机是金融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言外之意，和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问题无关。

最后总结一下，尽管克鲁格曼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种种局限，在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上，并不值得过多信赖，而他的局限源自主流经济学。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 【西河文萃】※ 西河文萃 第23期 上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作为一个形象的口号，在改革之初，作为执行依据尚不为过。但随着改革成果日益不可动摇，再把黑猫白猫论当做宗教一般去膜拜，就让人感到悲哀了。任何理论都有它的两面性，更不要说这一简单到简陋的口号了。改革前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激发生产积极性，在当时黑猫白猫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现在改革开发30年了，社会构成，社会矛盾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之初。现在早已不需要再去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了，而社会上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合理性的问题，基层政府机构人员行政能力低下，公职私营腐败贪污的问题，早已经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黑猫白猫论对解决上述社会问题毫无帮助。

如何针对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应时提出新的改革思路，不光对解决上述矛盾，还对今后2，30年中国社会能否继续走高速发展道路极为关键。

前几年股票房价疯狂上涨，美国人的储蓄率降到0以下，现在股票房价跌回起点，自然消费会下降，同收入分配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并不是水火不容，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尽管政策建议不同，弗里德曼的分析工具是从凯恩斯那里继承来的。现在经济学里提到凯恩斯主义是将货币主义包括进去的。同凯恩斯主义对立的是Neo-classical宏观，象Prescott以及明尼苏达大学那里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财政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不存在经济危机，经济波动是市场对技术冲击所作的最优反映。这一派的观点在最近的金融危机形势下受打击不少。

　在《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一文中，我曾将次贷危机的逻辑作了如下刻画：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次贷危机。

　　在这个逻辑里，“透支消费”这个环节既不是终极原因，也不是最后结果，而仅仅是整个危机链条的中介。但这个中介非常重要，它不仅把整个危机的因果关系连接起来，而且也是我们把握现代经济危机根源的关键所在。

　　在市场经济的古典危机中（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危机中（比如当下的次贷危机），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也就是“寅吃卯粮”、“透支消费”。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今天推到了未来。

　　我之所以要把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作比较，是想澄清：有人看了拙文《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后，就误以为“透支消费”是危机的根源。其实，次贷危机的根源并不是“透支消费”，而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透支消费只不过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罢了。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透支消费代“人”受过，这个“人”就是市场经济自己。

　　但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现代经济学始终搞不清楚问题的本质所在。难怪金融危机以来，借钱给穷人花费的“透支消费”遭到各国精英的一致口诛笔伐，我国精英也与时俱进地加入了讨伐队伍：大伙一边愤愤不平地抱怨银行借钱给穷人消费，一边又为内需不足扼腕叹息、捶胸顿足。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滑稽的情形：精英们一边痛心疾首地控诉借钱给老百姓消费的行为“不明智”，一边又高调呼吁要扩大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这真有点像鲁迅当年描写的牛人：“扯着自己头发想上天”。

全球化贸易导致了过剩的生产力集中在中国，中国通过出口将过剩的物资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本国的消费不足。体现为，全球的消费不足和贸易不平衡。

克鲁格曼来中国谈的一个重点就是，通过汇率调整来盖面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同时也促进中国的消费增长。但是，有用么？

贸易全球化，导致市场全球化，如果中国提高汇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但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大量生产能力转移到其它的劳动力价格低的国家。

所以健全全球性质的劳动保护和最低的劳动工资，是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

我认为楼主还忽略一个导致危机的因素，就是美英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的美国人的高工资岗位就业率下降导致收入下降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下降

说白了就是商品卖得太贵，不透支买不起。

扭曲的价格造成了生产资料没有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