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 -- minotaur

(新的一章还没整理好,先发一篇我前两天写的文章大家看看)。

分析历史，需要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来分析和探讨他的应对。不能一味把古人都当成白痴，不然就容易走到一味苛责古人的路线上去。大多数情况下，看书的人的智商不见得能比当时决策的人高多少。

举个例子，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何进无谋，招外兵诛宦官。然而，说何进无谋的人，基本上是被三国演义骗了。其实只要站在何进的立场上想一想，很容易理解他的做法。

在何进之前有个窦武，处境几乎和何进一模一样，但才略和力量显然都比何进强，还有太傅陈蕃、李膺等为援，就因为窦太后作梗，最后一败涂地。宦官因为窦武的教训，进一步加强了京师兵权的控制。京师的军队不可靠，就是何进招外兵的原因。反过来，不招外兵就一定能成功么？我看未必，有窦武的前车之鉴，这是一个险招，得棋艺很高的棋手才行。但何进显然不是。所以，何进的决策不过是在有自知之明的情况下很普通很自然的做法。

请注意何进的谋士团的主要成员："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何颙是当时天下名士的领袖人物，逄(读庞)纪是后来袁绍的几大谋士之一，荀攸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有这几个人给何进出谋划策，足以证明何进无谋之说有多么荒谬了。

仔细读一读后汉书何进传，里面把为什么何进要招外兵说得很清楚：

"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

“袁绍复说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以其言语漏泄，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

以上说明何进对自己手里的力量没有把握，而且京师武力从上到下都有被宦官渗透之嫌，还有对宦官的畏惧心理。所以何进悄悄派人去外面募兵，王匡鲍信张辽毋丘毅刘备等等都在这个募兵队伍里。

招外兵是袁绍等一干手下人的主意。“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看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8*8的时候二十多万外兵杀向京师的情景。相似点都是御林军不可靠，主使者的人脉在京师之外。

何进死之前，董卓已经到达京师附近。"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何太后和宦官之间的关系很深。她当初获得汉灵帝的宠幸，宦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何太后的妹妹还是宦官首领张让的儿媳妇。所以太后这时候的想法只是让宦官放弃权力告老还乡，何进及其部属怕宦官将来卷土重来反攻倒算所以要杀掉，总之，双方意见出现了分歧。古代做事讲究名正言顺，太后不点这个头，杀宦官这个事情就不合法，将来保不齐有人会翻这个旧账。

接着何进就使出硬手，"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这也是为什么宦官反过来都到何进那里谢罪的原因。太后"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袁绍建议这时候立刻动手，何进不同意，他认为局势已尽在掌握之中，所以敢进太后宫去直接做太后的工作。之前，何进哪里敢轻易进宫？"(袁绍曰)大行在前殿，将军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 这段话说明何进之前非常小心, 就连必须亲自出面的陪丧和送葬都以称病为借口推辞掉。早在汉灵帝驾崩的时候，宦官首领蹇硕就想趁何进进宫之机杀掉他，蹇硕的司马潘隐(何进人缘好的又一个证据)连使颜色，何进察觉后立马跑回兵营，然后就告病不入了，宦官郭胜和何太后关系比较铁，就联合赵忠等牺牲了蹇硕，以求和平共处。

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何氏兄妹和宦官有这么深得渊源，为什么还要诛杀宦官呢？有几重原因。第一，一些宦官轻忌何进，尤其是蹇硕竟然还要害何进，破坏了何进和宦官集团之间本来友好融洽的关系，裂痕一旦形成就不好弥补了。第二，何进与那些名士党人走得比较近，很多都成了他的部下，这些人极其憎恶宦官。第三，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和宦官们关系也非常密切。第四，就是为了名声了。本来何进就想杀一些看不顺眼的宦官就算了，但是袁绍等认为宦官同气连枝，又接近皇帝，若不尽除，必将为后患。

但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百密总有一疏。张让通过何太后的妹妹也就是自己的儿媳妇说情。张让还给儿媳妇磕头，大意是说：我们本应该归家养老，但是受了这么多年皇恩，要走了心里舍不得，请让我们最后一次入直，给太后陛下当最后一次差，站最后一班岗。然后再走就没有遗憾了。" 看看，这人多会说话啊。何太后心软了，"诏诸常侍皆复入直"。我认为何进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否则不会那么大意。这样才有张让派人潜听，具闻其语，并设计了诈以太后诏招入何进的阴谋,何进以为太后回心转意，进宫后就被埋伏的宦官们杀害。这样，才有了后来范晔的天败的结论。

何进的部将吴匡袁术等攻宫阁，宫门闭，攻不动，放火，宦官们又使出上次对窦武的老一套招数，劫持皇帝和太后，劫省内官属，言大将军"兵反，烧宫"。因为何进为人相当不错，"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所以他的亲信部队并没有像窦武时那样散伙, 大家想着要为何进报仇。

这时候董卓军队的参战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方面，董卓的弟弟董闵协助何进的部下吴匡等攻杀，"(吴)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众多动摇不定者提供了站队的参考; 另一方面，董卓堵住了挟持皇帝的宦官一伙，"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

后汉书作者在整个何进传记里面没有说一句何进的坏话，看看他最后对何进的评价：

论曰：窦武、何进借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

范晔上面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何进窦武都不是智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其中宋襄公的事情说的是左传的一段典故，楚伐宋，宋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废商久矣，公将兴之，不可"。宋襄公不听，大败。

董卓因为之后成了乱臣贼子，我认为史书上对他的功劳可能有点轻描淡写了。从另一个角度想，为什么后来何进的部属都跑到董卓那边去了，是不是和董卓在为何进报仇的事情上立了功有一定关系？如果何进不死，历史会怎样？

也只能说明袁相当的无能且玩忽职守。　要知道这可是在自己的领土上，　又有绝对的支配权，　居然连敌情侦察都做不到，　此为将之道乎？　

另外，　杀文龙为皇太极千里奔袭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无可争辩吧。　不管杀文龙是出自私怨还是大义，　战略上的短视是无可辩驳吧。

死得不冤。　袁只是人为拔高出来的“英雄”。　满清宣传袁只是为了想宣扬明滥杀“英雄”的“失德”行为而已。　　　

宦官的儿子？

顶楼主。谢谢楼主的仔细考证和逻辑推理。

《窃明》一书我看得很认真，里面的观点对我影响也比较大。看完以后我也曾仔细想过，袁崇焕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结论是他是那种较典型的有缺陷的知识分子：爱吹大话，实际能力不行，自以为真理在手就刚愎自用。但是说到叛国，我感觉不至于。也倾向于所谓反间计是乾隆的政治阴谋，而不是事实。

因此蓟门失守，我认为是袁崇焕低能。杀毛文龙和向蒙古卖粮等，是缺乏战略眼光，又瞧不起武人。谎报战果、私吞军饷，则是当时官场的通病。

所以，袁崇焕应该被扯下神坛，至于要不要踩到粪池里去，还是算了吧。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才能平庸的人，被挑选出来担当国家兴亡的大任？

一定是整个王朝的选拔机制出了问题。北宋的情况也是一样。选拔出来的不是有能力的人才，而是适应规则的人才。那么，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初期，选拔出来的都是有能力的，而到末期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此，《窃明》的另外一个主题：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揭露和鞭笞，我是比较认同的。

但是只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就已经够了，就已经让一大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不爽了，至于是否踩，袁还没有到这种重要程度，中华这么多英豪，没必要在这种人身上老费这么精力

打仗这事情最像下棋；本质上是残酷的生存/胜负游戏，和其他的社会活动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不能悔棋，演员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还可以向公众道歉；可是打仗，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往往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要成为一个好棋手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能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 必须得站在对手的角度去思考什么对对手最重要，对手下一步会怎么走，这也是围棋的格言"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也"。举个例子，国共内战，东北对国军来说是散地，对共军却是根本，所以内战一开始国军就不应该玩什么全面进攻，而应该重点进攻东北。

看破了对手的意图之后，一般情况的做法是尽量不能让对手如愿，这才是上策。比如解放战争中国军在陕北总想找中共主力决战，结果共军偏就不和它决战，到处兜圈子，等国军累了，就在国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袭击。

在分析战争双方决策的时候，我们假定无论是袁崇焕也好，后金军也好，决策者们都是有理性的人，就是说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做出的。比如袁崇焕，按照边事小记的记述，他不但有若干幕僚，而且重大决策还要集合诸将一起商议，然后他最后决定拍板。基本上，在这次追击中，几个关键性的决策，比如一开始是趋蓟州还是遵化，敌人潜越后是“间路绕出敌前”还是尾追，在河西务的时候是趋敌还是趋京师，袁崇焕采纳的都是多数人也即武将集团的意见。这样的推论是，他们的每个决策，虽然从事后角度看不一定正确，但在当局者迷的情况下设身处地地着想应该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是在和其他方案对比之后获得了大多数人认同的抉择。

下围棋的有个名人叫赵治勋，某些围棋评论家评论他的棋，说这样下不对，应该那样下。他很恼火，说局外人确实有旁观者清的一面，但是更主要的是不负责任，他们没有当事人背负的沉重的胜负压力，怎会知道俺这一步的背后所包含的大量的计算，怎么能确定他们的方案就一定就比实战好呢？

如果不同意决策人的理性这一假设，当然是可以的。比如认定袁崇焕是个白痴，做事情随心所欲，掷骰子掷到河西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一切都能解释的通。或者认死了袁就是想卖国，为了后金一心一意把部队拉到河西务, 也没问题。只是这样有点简单粗暴，有点像信主的把一切难题都推给上帝一样，是不愿意动脑筋深入思考的表现。

胡乱议论了一番，现在回到正题，分析一下后金军偷越蓟州后，双方的战略心态。

此时，对后金来说无疑是个机会，因为袁崇焕军从龟缩的蓟州城里终于钻了出来。后金可以设法布置消灭尾追的袁崇焕军，因为后者追击的人数并不多，按照后来北京广渠门之战的人数，大约为一万五千人。而后金如前面分析，大约有二至三万人。或者，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闪击蓟州，打开后路。

但是后金这两件事情都没做。我认为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蓟州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后金宁锦失利后对攻城的阴影一直没有消除，后金克遵化城之际，皇太极"谕众大臣曰：数年来我之军士皆怯于攻城，况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固"(满文老档950页)。蓟州城池可以说是非常坚固，在袁崇焕到达蓟州之前，后金并没有乘胜攻打蓟州；袁崇焕下狱之后后金也没有攻打蓟州。直到 1642年清兵出入中原如同自己家一样的时候才攻破并屠城。

那么，就剩下消灭袁崇焕军这一选项了。对后金来说，与其等到袁崇焕军在广渠门背靠城池列阵的时候才去进攻之，似乎还不如在蓟州附近下个套寻机消灭之，也许结果会更好。

反过来看袁崇焕军，因为之前袁崇焕分兵把口(或者说遣散援军)的失误，导致袁崇焕用来追击的兵力严重不足，目前这点人数追上后金然后野战胜算很渺茫。尤其之前不久有赵率教的骑兵部队孤军冒进在遵化全军覆没的前车之鉴，对袁崇焕军一定有相当大的心理影响。

后金军既然没有反过头来试图吃掉袁崇焕军，推论是其把握不大。一方面大约是袁崇焕军肯定是非常小心，只要后金一反击，大概会立刻缩回附近的城池固守，万一后金三五天内攻不下来，这是很可能的，那样后金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后金没有后勤。而且，就算后金想做圈套都不行，因为袁部胆小不一定会上钩，没两天后金自己的粮食就耗尽了。总之，这一切应该是后金潜越的后果，没有携带充分的给养和辎重，严重地限制了后金的战斗力。

所以，此刻对后金军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尽快解决给养。

而此刻，在通州，河西务一带，有成千上万的运粮船正被冻阻在冰面上，是后金的绝佳目标。

这些堆积如山的粮草物资，是这段时间除了后金入侵以外，明朝政府最主要头疼的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崇祯长篇的记载。因为明朝的低效率加上天气原因，在农历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漕粮并没有运入北京，都堵在运河上，那边京师的太仓几乎告罄:　 “十一月初三，会九乡科道齐集中府各抒己见。礼部尚书何如(打不出来)、太子宾客礼部左侍郎、徐光启右侍郎周延儒，同议得守法多端。最急莫如粮。今太仓无宿储，民间无盖藏，而冻粮露豦河干，即发兵防守，能制胜乎？不若行启运近各城者，即贮各城；近都城者，即运入都。”(崇祯长篇1572页，兵部尚书王洽疏)

当时动用民工车马日夜搬运，但还是来不及,　有人建议就地挖坑埋了。(初八戊子)，刑部尚书乔允升疏，“通州一带国储四百万新集堆集如山,　冻阻河上，搬运不及，宜挪借应援众军使之果腹奋勇，或给营兵守城，或掘地窖以盖藏。”(崇祯长篇1566页)。

那边，明朝政府要求边防军严防死守，不能让后金军进来: “(初四甲申)谕刘策耑责道臣许如兰严督将领分守各口，据险堵拒，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崇祯长篇1558页)。这也是袁崇焕分兵把口，不令敌越蓟西一步的指导思想(后面会详细讨论)。

十二壬辰, 兵部尚书王洽呈上一个长篇报告, 汇集了下面的讨论结果和建议。其中，"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户科都给事中解学龙、吏科给事中孔文诗同议得: 漕米敛西岸, 若天寒水合, 寇骑长驱可虑...不如京营军士各与三月米票, 而晒扬加尖等项悉以授之" (崇祯长篇1575页)。大意是说，漕米聚集在运河西岸，万一运河的冰实了，后金骑兵就能直接过来了，不如给京营兵每人三个月米票，大家分了吧。老实说这主意确实, 有点像我听过的一个笑话，说一个马车路上遇到了强盗，被逼迫将所有的钱财交出来。这时有个人急忙递给前面的一个人一摞钱，说，这是我以前欠你的一万块钱，现在还你了。

到了十六丙申，大约搬运了一多半，"户部疏言,京仓所贮粮米近二百万，可供十月之支。惟煤炭素无..."(崇祯长篇1580 页)。这些漕粮供应的不仅仅是京师还有京师周围其他府县，此刻只能优先供应最近的北京等几个城市。然而还有大量的粮草等待搬运。十七丁酉的时候大约冰冻得很坚实了,有人提议造冰爬犁之类的东西: "江西道御史饶京请制冰床，从冰上运冻阻船粮，章下所司"(崇祯长篇1585页)。

后金的迅速逼近，导致漕粮的搬运工作停止。后来袁崇焕下狱之后，后金军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攻克张家湾，烧毁了千余粮船。

后金数万人马，每天的粮草消耗，差不多相当于明朝的一个小县城，此时，有两个最明显的目标，一个是通州，一个是河西务。后金军的主要麻烦是尾追的袁崇焕军还有侧面的满桂侯世禄军。从满文老档的叙述看来，后金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对袁崇焕军作了战略欺骗。

我的文章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北京北面，西北，东北的燕山，与玉田一带的燕山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海拔几百米到二千米，另一个不过是燕山的余脉，海拔二十米到二百米

二十米差不多是地形图最小的尺度了吧。不过是8层居民楼的高度，何况还分散在1.5里的范围内，再崎岖几万人踩也踩平了。后金又不是明军，不需要携带那些沉重的战车和火器。

崎岖就不能通行？那后金根本就没有攻破长城的那些隘口么，那里的山势和高差都在数百米，不是一般的崎岖，怎么可能哟。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吹得，拿破仑和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也是历史学家吹得，曼施坦因计划翻越崎岖难行的阿登山区也是新闻记者瞎编的。

至于实地考察，我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北京周围的度假村旅游点之类的也玩了不少，百八十米高的山也爬了不少，没有路的情况下坡度都不很陡，轻松而上。整天在长白山区里钻来钻去的满洲人不会比我们这些都市里整天养尊处优的白面书生差吧。

我不想试图说服每一个人, 这就和信教的人一样,本质不过是愿意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的问题,跟事实没什么关系。

我的岳父岳母在国内迷上了安利传销,准备把钱投进去。我找了那么多安利受骗者的例子，还有传销的危害的东东，一点用也没有。他们不但投入了他们的全部积蓄，还投入了我们给他们买房子的钱，几年过去了，赔得一塌糊涂。有机会我又和他们谈起了当初的决策，他们坚决不认为是自己的决策错误，而是认为运气不佳，最后反倒是我这个乌鸦嘴成了不受待见的人了。

通州当时受到明朝的异常重视，已经有重兵驻扎：先是在通州临时设镇，任命临时起用杨国栋担任(崇祯长篇页1560戊子初八)，"总兵杨国栋已驻通州"(崇祯长篇页1570)，"已调保镇兵二万驻通，推大将杨国栋统之矣(崇祯长篇页1573)"。崇祯长篇后面还有多处谈论通州守御，比如十八戊戌，负责守通州的御史方大任上疏说杨国栋在通州遇到地方不听其号令的问题。同时，崇祯在初十(崇祯实录记作初九己丑)还任命太子太师孙承宗到通州都理兵马钱粮。"时烽火遍近郊，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道亡其三，疾驰抵通，门者几不纳。既入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陴固守" (明史孙承宗传)。

而河西务是漕运咽喉、榷税钞关，水陆驿站所在，地位显要、市景繁荣，早在明朝即有“京东第一镇”之称。从边事小记"驻兵张湾，就食于河西务"的描述也可知河西务当时是军粮的供给地。明朝朱元璋建国, 派徐达统帅大军北伐，舟师步骑，夹运河而进, 就是在河西务大破元兵主力的。此役后，元朝皇帝放弃北京，由居庸关逃往上都。

读史方舆纪要里面记载如下：河西务在通州武清县东北三十里。今东南运艘，由直沽至河西务，凡百十里，又百三十里至张家湾，乃运入通州仓。官民舟航，皆骈集于此。"自河西务以至通州张家湾，计百四十里。河狭水迅，路曲沙亭，凡五十有九浅云"。

史料上我没有发现有明确提到河西务之处, 可能归通州管辖，或者是天津漕兵驻扎；因为属顺天府而不是保定府，不可能是真保兵。漕兵本来有五营, 振武营和正兵营都已经被裁掉, 还剩下有海防营、镇海营和标兵营。根据之前明廷商议调标兵营赴蓟州应援的情况来看，河西务有可能是标兵营驻扎。这地方暂且存疑。希望有高人能予以纠正或补充。

现在我们试着站在袁崇焕和关宁军的立场上，试着看看在当时所处的情况下有哪些可行的办案。冒冒失失地冲上去和后金军硬拼是不行的，因为袁军数量不足，而且当时周围已经没有多少能用之兵，“而河南山东之兵道远似无及于事，今亦当檄之速来尔耳”(十二壬辰崇祯长篇1576页),都还没来得及赶到。当时所有的机动兵力，除了关宁军外，就是周围宣府大同，昌平，保定等的援兵，即宣大前来救援的满桂侯世禄，西北昌镇的尤世威，保定总兵曹鸣雷，可能还有保定总督刘策，这些兵马都没能汇合在袁崇焕军里面，这个就是所谓袁崇焕的遣散援兵问题，后面还要详细说一下。当时情况下，如果孤注一掷硬拼的话，只能把关宁军葬送掉，然后后金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局面更加恶化，所以只能另想他途。

当然也不能退回到山海关当撒手大掌柜，所以大约不外乎是尾追或者绕路到后金军前面堵截两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在后面远远地尾随后金军，这样是最无所作为的，但只要不大胆冒进，还是安全的；第二种就是绕路到后金军前面拒城池堵截之，这个大约就是袁军后来的实战方案，安全，但关键要判断准确后金的前进方向。

这二种方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袁崇焕和众将商议的内容。最后应该是采纳了第二种，具体实施就是抢先赶到后金的行进方向的前头，或是背靠城池列阵，或是登城防守，这样可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以为后金军还会像宁锦大战的时候那样，主动去进攻他们。但是后金并不傻，吃一次亏就学乖了。

后金可能的前进方向, 有西面的通州, 已有杨国栋等重兵驻扎; 或者南边的河西务。这两个地方都非常重要，不光是众多的漕粮，一旦被攻占，京城的运河补给线就被切断了。史料上我没有发现有明确提到河西务之处, 它属顺天府而不是保定府，不可能是真保兵，应该是天津漕兵驻扎；漕兵本来有五营, 振武营和正兵营都已经被裁掉, 还剩下有海防营、镇海营和标兵营。根据之前明廷商议调标兵营赴蓟州应援的情况来看，河西务有可能是标兵营驻扎。这地方暂且存疑。

当然后金也可以向北，但北边没什么油水，顺义那边已有满桂侯世禄驻扎(之前袁崇焕命侯世禄守三河, 不清楚他是怎么到顺义的), 或者向东杀一个回马枪, 这种针对蓟州或者袁崇焕军的可能性前面已经分析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不提防。

最终结果来是袁崇焕军十六日赶到河西务。然而，无论是按照前面说得第一种方案尾随也好，还是按照第二种方案堵截也好，都说明袁军判断的后金的进军方向是有北向南，这和实际情况后金由东向西几乎是南辕北辙，而且本来一开始袁军已经知道后金的行军方向是向西的，到底是什么情报，什么时候使得他们改变了这个判断了呢？

崇祯实录记述了十三日到十五日这几天后金蹂躏的州县，包括了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卷二0068页)。玉田前面分析了，是后金潜越所经；三河是西越蓟州的必经之地，顺义在满文老档里面写了，是后金分兵攻打满、侯的结果；只有香河是个疑问。十四日后金主力在三河，只有十五日一天有可能到香河。这一天，后金分兵三股，一路去顺义，主力则去往通州北，剩下的莽古尔泰的三千骑兵则只说是探查通州河, 具体方位则模糊不清。

满文老档对后金军十五日的记载如下:

"十五日，遣贝勒莽古尔泰、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杜度、台吉豪格统兵三千人，赴通州河查视渡口处，兼捕哨卒。汗自三河县起行，行二十里，前行诸贝勒获一汉人，送至汗前，讯以敌兵消息，该汉人告称：大同、宣府二总兵官之兵皆驻北边顺义县城等语，遂遣台吉阿巴泰，台吉岳讬,率二旗兵及蒙古二旗兵往。是日，渡通州河，驻营城北..."

(957-958页)

这里的通州河指的是哪里？我发现网上几乎找不到通州河这个名称，查了一下<读史方舆纪要>之类的古代地理著作也没有发现线索。我认为应该就是潮白河。如果是北运河的话, 那么已经在通州城边上了, 而通州是这天行军最后的目的地，没必要出发之前就派这么多人去查视。而且也不需要动用三千人这么大的规模，几十个哨骑就行了。比如十六日后金派了三个台吉, "率每牛录甲兵三人,向京城侦查, 是日,驻于彼处"。三个台吉率领的人数可以估算出来，后金总共有240-250牛录[1]，而且还有二个满洲旗去了顺义十六日才回来,不可能接着参加此行动。所以大约四五百人左右。

从领此三千人的头目来看, 里面有三个贝勒,两个台吉,说明后金方面对此很重视, 对比一下进攻顺义的满桂和侯世禄两军,派去了四个旗，满、侯二军不战而逃，说明人数不少，但统帅却仅仅有两个台吉。从地图上看，潮白河向西南方向流经香河，所以，如果把这三千人解释成为向香河方向的侦查行动，是说得通的，而且能够解释崇祯实录后金陷香河的疑问。

而且满文老档这里还着重提了一笔，"兼捕哨卒"。一般的理解是后金想要保守军事机密，偷袭什么地方，可是后金进军到此已经是明朝的腹地，没有什么秘密可保，明朝方面十里设一塘，塘哨不是趴在地上而是在高处瞭望的，附近都是平原地形，几十里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猜想很可能是为了针对袁崇焕。

军队行军比较忌讳侧敌和尾追的敌人，因为行军队形不是战斗队形，如果对方赶上并发动进攻，己方会陷于被动而遭受额外的损失。所以后金方听说顺义有满桂等兵驻扎，急忙派重兵攻打。没有理由对身后的袁崇焕军视而不见。后面会分析，这时的袁崇焕军很可能在尤古庄一带，无论是否，此时距离后金军不会太远，后金如此分兵三路，实是兵家之忌。所以，我认为，莽古尔泰等率领的这三千人,很可能是疑兵,佯装向南行动,同时也负责防卫和监视袁崇焕军的任务。

这样一来，袁崇焕的侦骑不能越过这三千人向西，袁崇焕军因此产生误判，以为后金的进军方向是南边的河西务。而京城方面的情报也被阻隔,只能绕路三河或者河西务方向才能送到袁崇焕处。而此时袁崇焕军大约在倍道兼程前进，京师方面也不清楚他们的动向，袁崇焕军对京师的消息也一无所知，双方情报互相不通,形成了"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导建州兵入内地，而崇焕不知也"(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版1488页)的结果。

十六日,后金主力进至通州北,停留了一天, 不光是为了休整, 也是为了等待其他方向的几路部队前来汇合。

当然也存在其它的可能性，因为资料的缺乏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推理上了。不管有没有前面所说的后金的误导，袁崇焕南下防守河西务都是成立的。至少挡住后金可能的南下路线，让后金的危害限制在北京通州一线，是可取的。就好比救火，虽然不能扑灭火情，但是建立隔离带，制止火势蔓延，这种做法说不上坏吧，至少比直接投入火场被烧死强。只要部队还在，形成牵制局面，然后汇合各地赶来的勤王军，积聚一定力量后驱逐后金军，未必没有希望。

总之，到底袁崇焕的关宁军的追击行动，是不是真的"纵敌长驱"，关键在于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如果是无罪推定，那么袁崇焕有充分的无罪理由;如果是有罪推定，也即先认定袁在此事上有罪，那么可能性也许有。

如果袁真有责任，我认为应该从袁更早之前的决策找起;就好比下棋，一步棋走错，后面的几十手虽然步步都正确，但也只是聊尽人事而已。

写那么多不容易，但是很多问题是早就说过了的，你应该了解一下。

比如《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本就是清朝史官编明史时所修撰的准备材料之一，里面用的称呼原本就是“大清”，和篡改毫无关系。只是《实录》的编辑相对《长编》来说更为简单潦草，其中错误极多，而且基本是大幅抄录《国榷》等资料，因此在各种史料中基本是最不可信的几种之一。

比如说为什么《崇祯实录》中会出现：“以二百骑尝崇焕，崇焕军闻炮遽退，竟日不见一骑”这样可笑的说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在抄《国榷》的时候把句读搞错了，后者的原文是“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再见一骑。”，而《实录》的编者眼神不好，看成了“……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把撤退的主语看成了“我”，即袁军，所以就搞了乌龙。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实录》和《国榷》，就知道它们有多少字句是大同小异的，无非就是把后者的“虏”“寇”等字改成“清朝”，“大清”而已。

再比如为什么《崇祯实录》中会有“甲午，清兵将西越蓟州，崇焕引兵西拒之。攻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的说法，实际上还是它照抄了《国榷》的乌龙。后者原文是：“甲午（十三日），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文字大同小异之处，一目了然。

在这里，“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衍文，可能是抄录的错误，因为它和前半句的主语不同，前后毫无连接。所谓“犯蓟州”云云是之前的事情，突然又出现在“潜越蓟州而西”之后，莫名其妙。退一步说，就算它不是抄录错误，那也决不能说明后金真的在十三到二十日之间攻陷了这四座城市，因为每个城市沦陷没有，何时沦陷，这都是很容易考证清楚的。玉田、三河、香河这三县在那段时间里面根本没有陷落。香河、玉田都是十二月，金兵从北京撤军，向东行进的时候才被攻陷的，这个查查《清实录》以及各地方志，是非常清楚的事情。而三河在整个己巳之变中从来也没有陷落过，直到四城恢复，其县令事后还受到褒奖，历历可查。那么“皆陷”显然就是毫无根据的。

之所以说这是一句脱文，更在于它干脆和《国榷》自己后面的记载互相矛盾。如果说后金在从蓟州到北京的过程中经过了玉田、三河、香河、顺义，并皆攻陷之，那么其书十二月丁丑条“建虏陷香河……攻三河不克”，己卯条“建虏陷玉田”又作何解释？难道是重复攻陷了两次？从这种自身重复矛盾的情况可以合理地认为，前一句是多余的冗文，只要把它去掉，一切记录便都归于合理。结合当时的记录，无论明清双方，都显示后金是从蓟州直接走到三河的，并没有经过玉田、香河二地。从地理上来说，要在一天之内从蓟州先到玉田，再依次经过三河、香河、顺义这几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速度问题很久以前就谈过了许多，这里不再重复。顺便说一句，《实录》也照抄了十二月后金攻陷玉田和香河的记录，只要往下稍微翻翻，就知道后金在十二月又“取了”玉田、香河一次，其中真伪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

当然，也有可能说，按《国榷》等编年体史书的习惯，记录在同一天下的整件事情不一定就表示这一切都在这一天当中发生，如《实录》在崇祯元年甲戌条记载盗贼劫掠的事情，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从头到尾一整个经过，这肯定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完完整整始末。但因为在上面的例子中，它中间既没有提到途中经过的通州、良乡等地，也未提及攻陷的房山、固安等，所漏太多，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是冗文，就是谈迁搞错了。因为归根到底，除了他这个源头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崇祯实录》抄文之外，没有任何材料能表明后金在西进路上经过了玉田和香河二地。时间上也不可能。这两个县，正如我说的，是在后来十二月，后金调头东进的时候第一次被攻陷的，可以证明后者的材料那可就海了去了。后金前进的路线是从蓟州直接到三河，地图上这个箭头不是随便画的。袁崇焕因为知道后金走了三河-通州方向，为了要绕道“间出敌前”，因此刻意避开后金主力所在，转头向西南河西务方向跑，希望绕个圈子先赶到北京待敌，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事情。事实上凭袁军的反应就知道后金没有走香河方向。

这以上只是一个小问题的考证，都是以前说过的，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你把玉田和香河用来作为路线推测的一个立论依据，那就不免在做无用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与其来凭空乱猜，还不如从更基本的史料搜集、勘对与研究做起。关于这件事的史料里面许多都很明显有一个继承关系，就是开始有一个源头，然后后来的人多数照抄而已。比如《国榷》的说法也多半抄自《边事小纪》，这从其文字中多处出现“周文郁曰”，“郁士俊曰”等字句（郁士俊是《边事小纪》这本书的刊刻者）就可以看出。而周文郁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算是一个独立的来源，但《小纪》中很多其他篇幅却是抄自《督师纪略》，又影响了后来钱谦益《初学集》中的部分记载，等等。另外，说明朝居然还存在“中宣部审核”，这种说法实在是有点幽默，事实上《边事小纪》中胡扯的地方不少，以前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编造了莽古尔泰坠马死之类，或者可以从党派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因为周文郁是周延儒的族人，而周延儒一派是最大的挺袁派（他自己或者他的门人如杨士聪等都是毫无保留挺袁的），又涉及到与温体仁的斗争等等，这样也许还可以深入一些。

但是，首先还是要尽可能地把史料罗列清楚。我的建议是，如果想深入分析己巳之变的问题，至少应该读过以下几种东西：除开《老档》、《太宗实录》、《长编》、《边事小纪》之外，第一等重要的还有程本直的《漩声》、《矶声》，鹿善继的《后督师纪略》，毕自严的《度支奏议》以及一史馆藏的《明档》。这9种是最为重要的，然后想继续深入，可以读一下茅元仪、孙承宗、徐光启、钱谦益、陈仁锡、范景文、吴甡等人的文集，还有各种地方志都是要看的，而《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实录》这些实际倒上不是很重要。好比说你讨论了半天二百骑的问题，但是竟然一点都没有对程本直的说法进行分析，那么任何结论都不会有充分说服力。再有关于满桂永定门的4万人，可以很遗憾地告诉你这是清朝编实录的时候随手改的数字，原本的满文记录是骑兵四千，步兵八千人。实际上如果完整地看过《度支奏议》（虽然其中有关键的一页缺失），就明白满、赵等四个总兵加在一起的兵力绝对超不过二万人，而且各人手下兵的来源非常清楚明白，一目了然（当然最好还要结合茅元仪的石民四十集等）。

至于画地图，量距离，算速度，看卫星图，这都是以前写文章时不知道做过几百次的工作了。现在绝对的审美疲劳。另外，我没有黑过袁什么，怎么叫做绝对的袁黑？

朝庭在给了袁全权守蓟后,惟一的额外命令就是,叫他远斥候(见于<长编>).

说白了,就是叫他加强侦察,远放侦察兵,这种战术问题原不用专门提,但在其它问题都一概不多说的情况下,特别提出来,可见朝庭的观注.

袁接到这个命令后,象油葫芦一样,数着他防区的一个个要点,叫"不忧亦",说全布置好了.

所以说,由于二百骑就阻了他侦察,是说不通的,因为按袁的话,他在所有必要的关口都不仅布置好了侦察,还布好了守军.

结果后金军竟然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过了他的防区,这无论如何都是他的失职.

再者,袁在蓟州的兵力有两万人左右,是对方两百人的一百倍,如果有心,不全军出动,出一千骑,甚至五六百骑,驱逐一下问题不大,他一动不动,这也是属于战场判断的失误.

兄台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但是是不是进一步，开车去看看实际的路线崎岖程度，同时也注意一下这个路线周围的关城。蓟县是一个重要关隘，附近长城一直延绵到遵化、迁西。

我好玩，北京周围很少有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好访古时关隘营寨。京沈，京哈，京平到京蓟一线，要么用车量过N次，很多地方用自行车和脚量过。总的感觉是，北京西和北是一个很好守的地方，大片的山地、河流和预设防线，东线现在的京沈一线，路稍好走，但是河流很多，而且要紧处往往是关城紧锁！

袁崇焕或者他的军队该多废物才让人家大军突破，而且追之不及？

敌军是从北京东面来的，西面，北面再险也没什么意义。很奇怪总有人试图通过说西、北如何如何来论证东面的防御形势。北京东部的防御，依靠的仍然是燕山山脉上的长城，敌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占领了遵化，东部的险要也被抛在脑后了。

老袁到蓟州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不存在据险而守的可能性。他能做的，无非是要么主动出击，要么坐守坚城，待敌来攻。老袁选择了守城，于是后金选择了绕路，就这么简单。

所谓偷越，不过是后来的粉饰之词而已，就算知道后金军的行动路线，老袁敢去邀击吗？不敢。几十万将士的鲜血得出的结论，敢去的都死了。老袁能做的，就是赶紧到下一道防线去防御，好歹能守住城，多少挽回点损失，要是后金攻城，也许还能找点便宜，于是他就跑到河西务去了。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明军和后金军的战斗力差距是明摆着的，换谁也没别的办法。

这条真是太震撼了。我原来还以为崇祯只是不知兵，数数人头就以为兵力够用了，现在看来，此人真是混蛋透顶。有这样的当家人大明焉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