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被错杀的第二位抗联军长——景乐亭 -- 小兴安岭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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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乐亭其人
1903年生，山东省章丘人，中共党员。幼年家贫，十二岁学铁匠，后到东北参加张作霖的奉军部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救国军一旅一营营长，率部奋起抗日。1934年参加中共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农工义勇军，1934年1月28日，景乐亭率领一旅一营担任先锋部队，突破敌人防线，与特务营（七军前身。营长金文亨，参谋长崔石泉）一道，强攻虎林县城（现虎头镇），并一度深入县城中心区，苦战一天，消灭大量日伪军，后因众寡悬殊，奉命撤出战斗。当高玉山领导的救国军退往苏联境内后，景乐亭率部仍留在虎林饶河地区坚持抗日斗争。1935年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团长，1936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师副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三师师长。
1937年春，景乐亭同李学福率领一师和三师到同江、富锦活动，争取当地山林队，建立了联合反日指挥部，并在大旗杆、卧虎井子、对青山、二龙山、别拉音子山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活动。6月，在富锦到二道井子途中，与日军小滨部队及伪军900余人遭遇，他充分利用沼泽地的地形优势，使敌军的骑兵和坦克施展不开，随即开展猛烈反击，经一天激战，击毙敌150余人，我军牺牲10余人。同年冬，率部返回虎林饶河地区。12月，任下江特委委员，继续担任七军三师师长。
1938年初，同副师长云鹤英、政治部主任刘廷仲率部赴宝清开展游击活动。4月26日，率部返回挠力河以南，一面准备给养，侦察敌情，一面等待有利时机与抗联五军三师会合，共同抗战。6月17日，在宝清东南部两军会师，并联合袭击了中兴堡警察署，获枪支30余支。随后率部转战宝清第三、四区，先后在双鸭子煤矿、韩家木营和梭利河岸等处与敌激战。8月23日，景乐亭与五军三师师长李文彬率领80余名骑兵携带两挺机枪，赴大旗杆活动。8月27日，抵达大旗杆，与下江特委书记鲍林和七军一师师长王汝起会合。9月29日，景乐亭率七军三师转战雁窝岛，着手准备部队冬季给养。11月13日，七军在大别拉炕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景乐亭被推选为第七军军长、七军党特委委员。
1939年3月，吉东省委下江临时党团负责人决定景乐亭改任代理七军军长、七军党特委常委。景乐亭率领七军在饶河、虎林、富锦、同江、抚远等地坚持斗争。12月，遇敌退入苏联。12月29日，向周保中汇报了在抚远、同江活动的情况。1940年3月初，与崔石泉率部由苏联越乌苏里江回国，抵达虎林独木河镇小穆（木）河村西北。3月26日，景乐亭被抗联二路军以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的罪名撤销军长职务、开除党籍、立即处死于小穆河。时年三十七岁。
1993年10月26日，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考察，结论为：“经查档案材料，当时的罪名是不存在的，系因未能弄清事实，仓促决定造成的，属内部误杀，因此，应承认景乐亭同志为革命烈士”。
二、错误处死经过
1940年1月8日，在代理军长景乐亭退入苏联的情况下，为加强队伍的统一领导，王效明、崔石泉、王汝起等七军领导人在大别拉炕讨论决定，由崔石泉暂任代理军长，并对部队进行了缩编。
1940年1月19日，王效明在给周保中的信中说：“今经王师长、崔石泉报告，景乐亭又发生严重问题，它不但不能在全民抗战道路上担负工作，应即撤惩，现在已去××地（指苏联），应即同意××同志注意他回来时须与省委同归。详情亦由崔面述吧。”1940年1月末，崔石泉到苏联见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把七军情况和景乐亭的问题报告给周保中。2月6日，崔石泉和周保中讨论了关于七军内部整顿和武装、弹药以及补充问题。此前，1939年12月29日，周保中也在苏联听取了景乐亭关于在抚远、同江活动情况的报告。
出于解决七军内部领导层之间的不和谐，1940年3月4日，周保中发出关于干部任免等问题的命令，并以吉东省委执委会主席名义写了一封给七军军党特委并转全体同志的信。主要内容是对王效明、景乐亭、崔石泉、王汝起等七军领导人在人事上的重要变动。第一，任命王效明“专任七军代理政治委员，对七军的军事、政治、人事有最后决定权。”“同时省委指定其暂时直接担任七军党特委书记。”第二，指出“景乐亭在1939年11月期间，在严重紧迫环境中，轻于放弃军队的掌握，隐瞒大旺砬子时候的逃兵企图，这是明显的动摇表示。同时景同志并未肃清以往的恶劣行动和观点，对于上级党作出自己的非党员正确立场的推测。省委很清楚的知道。”“可是省委同时估计到七军全般工作的必要和便利，责成景乐亭同志回七军担负工作”，“派回原任继续担任工作，凡在指挥以下之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均有确实服从。”同时，因景乐亭身体行动困难，决定自3月4日至3月20日，给予其病假17天，住军部随军休养。周保中同时嘱咐崔石泉，等到二路军总部返回虎饶地区时，对景乐亭再行审理。第三，崔石泉任二路军总参谋长，暂留七军军部领导工作。“在最近期间按省委指示，代表上级党援助和领导七军党的工作进行，虽然没有直接责任和最后决定权，但七军各级党同志应尊重其正确之政治领导。”第四，在最近期间，由总部直接接收所有七军各级人员的控告上诉。对控告和申诉事件，未经总部审核以前，不得有任何分歧和异议。周保中又发出关于没有最高级指示或特别指令不得擅离职守的命令。要求各级干部、全体战斗员各有专责，不得有逾越系统范围的任何行动与个人通信。在前一日（3月3日），周保中将过界到苏联的七军人员新编成了两个队，共60多人。
1940年3月初，崔石泉和景乐亭率领新编部队返回饶河，第二天下午，见到王效明和王汝起率领的七军部队百余人。此后，崔石泉和王效明率队到虎林小穆河附近。在这段时间，王效明以总部代表身份，详细审讯了李德山，得知景乐亭曾组织李德山、张荣喜、倪德发、莫成祥、宋秀清、于明礼、郑秀云、王玉洁等8人小团体，企图叛降日寇。遂于3月26日将景乐亭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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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对自己同志，怎么与浙赣那边一样乱哪。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不这样 随时都会灭亡
抗联面对的是一个及其惨烈 复杂 和残酷的战场 这跟管内后来的抗战差别非常大.
我看原文 周好像没有具体掺和进去吧.
三、处死原因辨析
据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7卷《西返经过纪要》（1940年4月）记述：1939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保中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崔参谋长石泉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保中嘱崔石泉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王效明、崔石泉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以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3月26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处死景乐亭这一事件上，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景乐亭在面临日伪军严重军事压力时，未能积极拓展生存空间，开展游击战争。反而“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抚远一带，”后来借病越界进入苏联。
2、景乐亭煽动部下，组织7人反革命小团体，密图投降日寇。
3、景乐亭与七军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关系不好。有“藉词构陷，互相倾轧”的可能。
4、七军领导人的主观态度。在日军经济封锁和严重军事压力下，七军内部面临严重局势，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七军领导人在处理这一事情上，希望处理问题迅速、果断，生怕景乐亭在羁押期间出现意外。这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是简单化工作作风的流弊。
四、景乐亭事件处理上的几点质疑
1、调查处理过程简单，证据单一。我们只看到对李德山的审讯和景乐亭的无罪辩解，对所谓的反革命小团体其他人则没有看到进行审问和查证的记录。此时，张荣喜、王玉洁等人尚在苏联比金，于明礼则于1939年底被捕。如果光凭李德山本人的孤证，在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情况下，就轻易定案并迅速对景乐亭执行枪决，这是十分不严肃的。对景乐亭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况且我们也不能排除日寇实施离间计的可能。
2、执行上过于迅速。在处理这件事上，王效明、崔石泉等七军领导操之过急，在景乐亭处死后第二天，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就越境来到虎林小穆河。在此之前周保中与王效明、崔石泉有电报联系，已经告知其行踪并规定通信员联络事宜。在景乐亭回国时，周保中明确告知同行回国的崔石泉，因景乐亭身体行动困难，决定自3月4日至3月20日，给予其病假17天，住军部随军休养。周保中同时嘱咐崔石泉，等到二路军总部返回虎饶地区时，对景乐亭再行审理。很明显，七军某些领导在处理景乐亭问题上，不想让景乐亭有再次接触周保中的机会，或者不想让周保中在处理景乐亭事件上有难做之意，也许可能周保中对他的处理已经有所授意，并与王效明等有所沟通。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五、七军领导层之间的复杂关系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不融洽，不够和谐。尤其是崔石泉、郑鲁岩和景乐亭三者之间在权力核心的争夺上表现明显。这直接影响了抗联七军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内部长期互相倾轧，极大内耗了七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景乐亭被错误处死这一悲剧的上演。
崔石泉是抗联第七军的创始人。也即是日后的朝鲜副首相崔庸健。1923年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4年毕业到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区队队长。1926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1928年3月后，先后在黑龙江通河、汤原、宝清、饶河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军政训练班。1932年10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成立特务队，全队6人，崔石泉任队长。这是饶河地区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是抗联第七军的前身。崔石泉先后担任饶河游击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参谋长，四军二师参谋长。1936年9月，东北抗联七军成立时，任参谋长。周保中曾评价崔石泉是“中共最有长久斗争历史的干部同志，对革命是忠实的，有贡献的，在饶河游击队的创造上，在支持七军的全部工作斗争上，有其作用和工作的效益的。”
可以这样说，崔石泉是七军的元老和创始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崔石泉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对于这样一位资历深、军事经验丰富的革命者来说，这应该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否认，七军内部领导层在如何处理汉族和朝鲜族将士的民族关系方面上存在不当之处。崔石泉一方面被某些领导人所排斥，“没有更积极地进行工作担负，没有更努力的发展自己的长处来更大贡献于党，并且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同时忽略了执行党的重要领导”，另一方面个人也存在“狭隘民族主义、派争残余成见，在生活上有腐化现象”。 无论从个人革命经历，还是在个性特征上，他和景乐亭的差别很大。在对待景乐亭事件上，崔石泉持不排斥或者说坚决主张持严肃处理的态度。在景乐亭进入苏联境内后不久，七军的一些领导人就在大别拉炕讨论决定，由崔石泉暂任代理军长，并对部队进行了缩编。这一点似乎与赵尚志当年进入苏联不久，李兆麟就以反 “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倾向斗争为名对其进行攻击的行径颇有几分神似，很有几分机会主义的味道。
至于郑鲁岩和景乐亭，对立关系就显得更为明显，双方水火不容，互不相让。郑鲁岩1934年底加入饶河游击队，兼任饶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36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同年9月兼任下江特委宣传部长。1937年11月任东北抗联第七军政治部主任兼下江特委书记，1938年9月以派争和不服从领导为借口，擅自处死七军高级干部毕玉民，被组织处分。1939年3月，调任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兼吉东省委秘书处第三出版部主任。10月23日在虎林土顶子密营被日军讨伐队俘虏，随即叛变。对于郑鲁岩这个人，下江三人团书记季青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王效明说他是过去七军派争时期钻空子发展起来的，对人总是一套着数，若即若离，他做的丑事很多。什么工作都不做，只是那块工作好往哪凑。1939年4月下旬一天，郑鲁岩公开和一位有夫之妇赵桂顺同居，被景乐亭发现，当场就把赵桂顺枪毙，并将郑鲁岩予以逮捕。在他与景乐亭的权力争夺上，明显处于下风。
景乐亭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利用组织同志，用非组织的方法，逮捕郑鲁岩。”在解决内部问题上方式上不当，受到下江三人团的指责，认为其“分裂性并未完全消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景乐亭其人的性格特点：一是权力欲望强烈。《松坡关于景乐亭的历史材料》记载，1934年，景乐亭当日本的武装警察队的副队长，因与正队长争权，他两人同在日本机关被审，结果没有斗胜正队长，被正队长驱逐出队，也没坐牢被押。他在虎林、饶河等地来往走了几个月，在饶河参加了（四军）第二师。二是胆小心狠。（王效明评价）在处理郑鲁岩一事，景乐亭用非组织方式解决组织问题。一方面，说明郑鲁岩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说明景乐亭处事果断。下江三人团书记季青在回忆录中回忆道，王效明说景乐亭这个人特点是单小心狠，能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没有什么特长和技能，就是因为在队伍时间长，各方面情况熟悉，能应付过去，使你看不出什么毛病。从他日常流露出的言词看，对郑鲁岩有看法。这种看法是过去七军“派争”时期产生的，已经根深蒂固。
景乐亭在1938年11月被推选为七军军长，是未经二路军批准，由七军内部擅自决定的。是有具体原因的。1938年8月，抗联七军根据吉东省委指示，把部队编入第二路军，接受二路军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同月，吉东省委决定由鲍林、王效明、季青三人组成下江三人团，具体领导下江地区的二路军所辖各抗联部队。1938年，由于日伪军大量兵力长期围剿，压缩游击区，破坏根据地，部队给养相当不足，加之内部收编山林队大量叛逃，七军面临严重考验。11月13日，景乐亭和郑鲁岩在大别拉炕主持召开下江党扩大会议。会议未经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指挥部的批准，撤销了鲍林的下江特委书记职务，任命其为七军三师政治部主任；解除了崔石泉（即日后的朝鲜副首相崔庸健）的七军代理军长职务，保留军参谋长职务；决定由景乐亭担任七军军长。并决定组织七军军党特别委员会，由金品三任特委书记，郑鲁岩和崔石泉任常委委员，景乐亭、何可人、刘廷仲、黄太浩任执委。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七军部分主要领导忽略政治思想工作，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损害内部团结，为内部已经长期存在的不和谐关系再次撕开严重裂痕。1939年初，吉东省委把王效明、彭施鲁等直接派到七军，充实领导力量。3月，王效明接替郑鲁岩（1939年10月23日在虎林土顶子密营被日军讨伐队俘虏，随即叛变），被任命为七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5日至6日，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书记季青在虎林土顶子主持召开了七军党特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人团的季青、鲍林、王效明，七军党特委常委崔石泉、金品三和景乐亭，郑鲁岩列席。这次会议首先检查批评了1938年11月召开的下江党扩大会议的错误；其次，检查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和个别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再次，决定建立七军特委，调整了七军的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景乐亭任代理军长，崔石泉任军参谋长，王效明任代理军政治部主任。崔石泉任七军党特委书记，王效明、景乐亭任常委，李一平、鲍林、何可人、郝永贵任执委。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郑鲁岩的军政治部主任职务，调任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兼吉东省委秘书处第三出版部主任。会议决定，追任鲍林任七军三师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纠正了七军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整顿了队伍，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在七军的领导层也有较大人事变动，将景乐亭由七军军长改为代理七军军长，将此前被景乐亭取消职务的前七军代理军长崔石泉重新任命为七军党特委书记，并撤销了郑鲁岩的职务。这样就在七军的领导层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暂时调解了各方的矛盾，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各方的心结，为今后景乐亭被错误杀害埋下了隐患。
也许得不了很多的花，但是这个内容是实打实的
第一段话好像表示景乐亭从31年到34年，一直担任抗日武装的一旅一营营长；而第二段话有说，34年的时候他还当过日本的武装警察队的副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他叛变过？
这副官升师长也太快了吧。
1、景乐亭1934年在攻打完虎林县城后,没有随高玉山等退往苏联,就一直在虎林、饶河等地隐居。后被人介绍，当的警察队副队长。
特务队1933年4月21日改编为饶河工农义勇军，并在1933年6月与东北国民救国军联合，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与景乐亭所率领的一营同属于第一旅。景乐亭在此时与后来成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4年2月3日由特务营改编而成）的大队长李学福熟识。1934年1月28日攻打虎林失利后，一旅一营已经溃散。景乐亭经人介绍，才当的警察队副队长。
2、景乐亭1936年3月任职是抗联四军二师的副官，不久提升为副官长，级别不低。由于抗联七军就是从抗联四军二师分出去的，也可以说四军二师就是后来的抗联七军。二师的师长级干部都当上军级干部了，所以后来景乐亭当上七军三师的师长应该不算升的太快。 况且七军三师实际上是由收编的山林队组成，不是七军的基干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