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六十章　食言而肥的蒋介石

　　胜利后，蒋介石就找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朋友开政治协商会议。谁都知道美国方面帮忙的是马歇尔元帅。在这个会议中，蒋介石自己当主席，但他并没有诚意把这个会开好，所以在国民党方面出席的人，他就随随便便地拉了几个人，真正能驳回他的人，他是不请的。如同李济深将军、李宗仁将军、于右任先生、丁惟汾先生，蒋介石都不要他们。

　　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有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应当赶紧停止内战，看他说的有多么冠冕堂皇，那就是为欺骗杜鲁门和马歇尔的。开会的第二天，张群的报告也是说：“停止军事冲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坐飞机还到了延安。跑来跑去为的是什么?就为政治协商会议要成功。有党派的人和无党派的人，尤其是张澜先生说了许多主持正义的话，那正是一字一泪。到了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又有宣言说：“非实行政治协商的决议案不可!”这话谁都听见了，不是说得很好听吗?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完全是假的。知道内容的人说，蒋一面发表宣言，一面下命令叫各地打共产党。同时又发动了一些特务攻击国民党的出席代表，说他是“卖党求荣”。

　　攻击代表的声浪，一天天地高起来。于是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第二天，在国府纪念周假装的说了一些人。他说：“国民党的几位代表，是我经过详细考虑以后选拔出来的，现在你们骂这些代表是‘卖党求荣’；你们说我是党里的总裁，你们信任我，我选拔的人，你们骂他们‘卖党求荣’，这样人家怎样做事?我还有什么颜面当这个总裁呢?”一面说着，一面把两只手向两边伸直，弯着腰，哭丧着脸，抖着声音一连说了好几次：“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以为他说的是真话，站起来说：“这种重要的事情，万不可因为几个人说闲话，就要有什么改变。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是对的，你的宣言也完全是对的，不要怕几个不懂事的人说坏话即动摇了主张。按着政治协商会议去做，这是福国利民的事。”这个会场除了我说话以外，连一个发言的也没有。蒋介石也就一声不响了。从蒋的脸上也看得出来，他良心上说，他自己说的话完全是假的，不过给大家做个样子。蒋自己就不愿意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他是要独裁专制的，蒋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

第六十一章　派出许多接收强盗的蒋介石

　　胜利之后，一件事是日本要缴械，另一件是日本的东西都要留下，还有一件事是汪精卫所管的汉奸机关，都要接收过来。论理说，应当找些爱国爱民的人们讨论讨论，商议商议，再往外派人，然而不然，蒋就找了他的左右亲信的人，谁是原来主张投降的，谁是原来主张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就派他去接收。看派何应钦当接收的总司令，还不明白吗?

　　到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接收的人，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前面会贴上六个或七个封条。经济部说是它应管的，财政部说是它有关系，军政部说是这些东西它都用得着。前门的封条刚贴上，就把后门打开了，先把成品都运走，然后把原料也都运出卖掉了。以后连机器都拆了卖，甚至把电灯泡拿下来，把电线割断了。因为抢一辆汽车，两个机关打起来。这种实在的情形，不说各国人看不下去，就是连日本人也在那里骂：“这是劫收，不是接收。”

　　派到前方接收的官吏人选，有的会影响国际，不用说更会直接影响地方人民，自然应顾虑周到。然而蒋介石并不考虑这些，如同派陈仪到台湾去，这是人人都以为不可的。因为前几年，陈仪当福建主席的时候，日本人在台湾开纪念占领台湾五十年大会，那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落泪的事，陈仪在那个会上代表蒋介石，说日本人治理台湾怎么好，怎么好，说了许多的好话。台湾的一些革命党和民众们，有的就要杀了陈仪，有的骂他是汉奸，台湾人痛恨陈仪到了极点，而蒋介石偏偏的派陈去。

　　果然到了台湾之后，虐待台湾人民，比日本人还更凶残百倍，于是逼得台湾民变，把台湾人杀了好几万，使刚刚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台湾人民就遭遇一场惨劫。这不是蒋介石造的罪恶吗?

　　关于东北九省派的人，应当问他的历史是怎么样，人地相宜不相宜?一概不讲，蒋先要找谁是反对苏联的，谁是反对共产党的，接着就闹起事来了。有一天参政会开会，蒋介石在中央党部集合了国民党的参政员说：“今天请大家随便谈话。”头一个就是钱公来先生说话，他说：“既然随便谈话，我想问问派往东北接收的人，没有一个东北人是什么缘故呀?现在我说一段历史请大家听听。明太祖朱洪武，把元朝的蒙古打走了，在南京第一次开科，状元、进士等等的功名全是江浙人，无论文章作得多么好，长江以北的人是不要的。后来有告发了，明太祖就把主考、副主考叫了来问，为什么中的这些人员里没有长江以北的人呢?主考回答说：‘长江以北的人都是元朝的余孽，不能要他们。’朱洪武说：‘我的老家凤阳府也在长江以北，我也是元朝余孽了?我不能做一省的皇帝，我要做全国的皇帝。’马上就把主考与副主考杀死了，考的全不算，重新另考。”

　　说完了这一个故事，钱公来先生又说：“不派我们东北人去，是不是我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余孽?”弄得蒋介石面红耳赤，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

　　就在这几天，二陈派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发动了反苏宣传。蒋介石请国民党常务委员吃饭，谈到东北问题的事，我说：“凡事都有天理人情，用一根步枪来作比方，把机槽和枪机都擦干净了，擦得愈干净愈关不上栓，必须点上一点油，然后开关自如。拿大局来说，美国和苏联都算帮我们作战，今天完全胜利，我们对于人家的官和兵，应当多多少少有些感谢的表示，使人家喜欢、高兴、快乐，自然什么话都好说。譬如我们中国的土产，像绸子、缎子、瓷器等等，美国和苏联没有的，每样送他三千、五千匹，瓷器三十万件、五十万件，每一个兵都叫他们得到一点。如同兵工厂里做的铁牌子，上边刻上字，某年、月、日，中华民国赠送。几千头猪、牛、羊，活生生地送给他们两国的军队吃上一天，也是好的。送礼的人，七八十岁的男人一队，七八十岁的女人一队，小孩子一队，工人一队，农人一队，妇女们一队，每一队少的一百人，多的五百人，浩浩荡荡地到美国军队，到苏联军队里去慰劳他们。自然他们觉得我们是对他们有好感。现在怎么样?什么都不提，派的人员都是平素不认识的，要不就是有仇恨的，张口说：‘你搬了我一张桌子走。’闭口说：‘你拆了我一架机器走。’为什么不说好听的话?你们为这次的战争，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军费，我们应当替你们担任一些，虽然是客气话，说出来也好听一点。”蒋说：“好，好，我们一定这样办。”结果他真的派人去了，他就派了宋美龄一个人到了东北，好像东北就是他蒋家一个人的，可惜不可惜!

　　就在那两天，马占山来找我，马说要找我和蒋介石说一说，他要回东北去，若不准他带军队回去，他愿意自己回去。因为他从东北出来，带着几十万人，谁死了，谁伤了，他应当回东北报告报告。我答应他向蒋介石说一说，我把马占山的话就向蒋介石说了一遍。过了两天，马占山告诉我说，现在就是他一个人不带也不许他回去了。马占山很难过地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连家都不许回了。”我看他说那话是有决心的。马占山必要回去的理由，是那么重要，不许回去；而到东北去的人不是面生可疑，便是平素连报纸上都没有见说过他的名字的人。然而这些人当了主席的当主席，掌了政权的掌政权，东北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带军队的人像马占山这样的人，也一个没回东北去。东北的老百姓们都在那里彼此相问，莫非我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余孽吗?我们在地下几十年来同日本鬼子拼死命是有了罪呢?愈问愈疑惑，愈疑惑才愈明白，原来就因为我们是东北本地人，才不许我们过问自己的事。刚脱离了日本的铁蹄，又要接着做蒋介石的奴隶，我们东北又该做贪官污吏横暴军阀的殖民地了。这就是抗战以后蒋介石怎样毁害东北人民的一个铁证。

第六十二章　说体面话不做体面事的蒋介石

　　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的，蒋介石说的什么话，怎么闭幕，闭幕时蒋介石说的什么话，回忆起来，是很有兴趣的。我记得当时蒋介石简直是把世界上最体面的话都说尽了，不过他一面说这些体面话，一面秘密地下了命令，打内战。蒋是欺骗美国朋友吗?还是欺骗全国的民众，还是欺骗全世界的人类呢?总而言之，蒋介石就是一个大骗子手。

　　现在，我把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词抄在下面：

　　“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变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今后的问题，是怎样集中一切力量，增强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问题。我们八年苦战，死者为国牺牲，生者备尝痛苦，惟一的目的就是在国家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国的障碍以求得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现在抗战既已胜利结束，建国工作就应该立即开始。我们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已为全国所公认。中国必须成为统一、民主、富强的国家，更是世界所切望。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促成国民大会的如期召集，民主宪政的及早实施，同时我们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清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现在我们还要乘此机会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

　　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都能开诚布公，大家本着互尊互信，互助合作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寻觅各种问题合理的解决，使本会议始终在祥和协调空气之中，获得圆满的成就，尤为本会议最可宝贵的收获。本人虔诚希望这种公忠坦白的精神，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大家不争意气，不重私见，只是一心为着国家，为着人民而共同协力，则本会议的一切协定，必可顺利执行。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更显光明；这是今天开会之顷，本人十分愉快的感想，应该特别提出来向诸位表示感慰。”

　　既是这样，为什么杀李、闻二位呢?

第六十三章　有时也像傀儡似的蒋介石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国防最高委员会中，蒋介石交下去年年底陈诚提出来的大赦政治犯的案子，请大家讨论。头一个就是居觉生，说：“很多很好的青年关在监狱里不能做事反来吃饭，把他们放出去，又省得国家给饭吃，他们又可以为国家生产。”邵力子说：“大赦政治犯应当办。”我说：“这个案子已嚷了八、九、十年了，今天完全胜利了，更应当快办这个案子。”

　　当时，除了我们三个人说话之外，没有别人说话，这样应当通过了。哪晓得蒋介石的一个走狗，一个小孩子而且是列席的，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办，蒋主席就不愿办这个案子，请大家万万不可通过，通过了这案子增加蒋主席的困难。”这个人就和蒋介石的太监一样，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和他辩论，就这样又把案子搁起来了。我觉得蒋介石用的这些狗完全是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我当时气得不能行，回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也把它抄在这里，希望读者可以明白当时的情形。

　　“交议陈诚部长十二月廿七日提案一件，系呈请于三十五年元旦颁布大赦令者，祥阅签呈，实有先获我心之感。盖日寇侵凌，国土丧乱，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者，不识凡几，因而铤身走险，以谋衣食，以育子女，作奸犯科，根源在此。

　　八年以来，民之痛苦极矣。除甘心卖国的汉奸，贪污祸民之官吏，罪不容诛而外，其他人犯，祥每思其罪行，考其究竟，愈觉如坐针毡，汗流浃背，愈觉罪不在人民，而在我等公仆之身。世间安有不畏法不识狱中之黑暗酷虐，而自投罗网之人?今胜利已临，建国已开始，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实为非常时期，应实行非常之法，大赦罪犯，正宜此时。昨日居院长觉生、邵秘书力子及祥均经赞同此案，并深感有即日施行之必要，乃不料一二人以为应再考虑，交付审查。何日再议，何日可决，何日可行，则难言矣。一二人之咬文嚼字，数百万人之自由不得复；一二人之阻挠，开明政治步伐不得大步前进，实觉令人惋惜。若在平时犹可言之，值此国家大转捩之际，深盼蒋主席当机立断，采择众议，即日行之，善莫大焉，此其一。

　　再者，阅今日报载中央社通讯，昨日国防会中主席指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依此原则，对现行法令，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于十日内拟定办法，呈核后交政府施行，政犯于七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此两点政策之披露，甚觉重要，且为多年来人民所望者，即付实施，愈快愈好。祥曾为主席诵读文韬第一说记姜太公说，文王有言曰：‘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恶，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又忆及美故总统林肯之故事，云有一童子年十二岁，以其父犯死刑，即将就法，在此最后之时间，乃思林肯或能救之，即往谒总统，愿以自身代其父死。林肯削苹果一半予之，令其畅述其父犯罪及家庭间之情形。述毕，复哀求林肯允其所请，林肯乃予另一半苹果交彼云：‘汝返家，可与你父共食之。’此子知林肯允释放其父，返家后，父亲果获释，一家之欢快不可言喻。此一段故事，可知林肯总统爱民之亲切，救难之快速。祥素知主席英明果断，必可坐言起行，媲美林肯也。持枪作战者，均可令人停战，何况手无寸铁之人民予自由，政治犯予开释，普通犯予大赦诸事载!化干戈为玉帛，以人民为朋友，此其时矣。”

第六十四章　主使特务流氓各处打人的蒋介石

　　重庆有个沧白纪念堂，那是纪念杨沧白先生的。杨沧白先生名字叫庶堪，早年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革命，后来做四川主席，道德学问都很高尚。他死了之后，重庆市民在重庆市内建了纪念堂来纪念他，名曰沧白堂。

　　当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后，许多赞成政治协商会议的人们就在这个纪念堂开有一星期的会，每天请人讲演，为要使人民大众了解清楚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每一次到的人很多。蒋不愿人民了解政协的意义，就派特务故意地在那里捣乱。先是乱挤乱推，后来丢石头抛砖块，接着用铁尺、木棍乱打，把会场打得乱七八糟。人打伤许多，桌子凳子全被破坏了，房顶也破了个洞。有人把这事说了，我去看，只见破烂的桌凳，堆在墙角的一边，正有几个外国记者在那里照相。当天十二点，蒋介石请吃午饭，有些常务委员都到了，我就把看到的情形对蒋介石说了。我说：“这种野蛮现象被外国朋友照了相去，外国报纸一骂，重庆政府不好。是的，人家骂我们，我们可以说，那是共产党报纸的，或是共产党造谣言。实在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太不对了。”蒋说：“吴铁城赶紧去看去，快快地把它修理好了!”吴铁城满嘴里说：“是是。”过了两天，我又去看，有些木匠在那里收拾桌凳，有些瓦匠在那里收拾屋顶。打伤的人是谁打伤的，蒋介石是一句不说。我对蒋介石说：“若是这样下去，社会永远不会安定，将来不晓得要出多少条人命。常说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起头很小，若不赶紧禁止，将来一定出大事。”

　　不多两天，较场口开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那天到的人很多，本来筹备会的时候，早就约有蒋家团体的人们，他们从未出席一次。到了开大会的头两个钟头，所有的打手特务都到了。特务们自己当了主席，就吹起来唱起来。李公朴先生刚一说话，就把木棍、铁尺、石头、瓦片乱投起来。郭沫若先生的眼镜打碎了，头也打肿了。李公朴先生的头顶打有二分深的口子。劳动协会的一位工友，也被打得头破血出，几乎要了命。育才学校的学生离主席台很远，后来特务们说育才学生是打手，这不是活见鬼是什么?听说这次陶行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几乎也被打着。

　　后来知道重庆有一位叫刘野樵的自告奋勇的包办了这次的事，台下的特务打手，除了特务之外，那些打手都是刘野樵用两万现洋一位雇了来的。刘野樵往领钱的地方去报，雇了打手五百人，实际上只有二百五十人。因为这一次的大打，刘野樵可真是出头露面了，除了一千万赏金以外，还得了重庆市参议员的位置，后来因为分赃不均，各报上都登出来了。有的打手说：“若不是我帮你去打，凭你个刘野樵就会当上重庆市的议员?”刘野樵也不示弱，他说：“少分了一点钱，你也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来，你这种行为，还算有人格么?”一面说着，一面跟着打起来，又打个头破血出。想不到重庆市的参议员发了电报把刘野樵的土匪行为完全揭露出来。结果，刘野樵的参议员名义被取消了。拿这件事来看，就证明了，政权在手的人，万不能利用土匪。像刘野樵这样的人做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很多来，只有袁世凯用过这个方法。

第六十五章　把三民主义变成三我主义的蒋介石

　　要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看准了，蒋介石一切的行为，完全是为他自己打算。因此我不愿意再做国民党党员，我给蒋介石和中央朋友们写了两封信，请他们开除我的党籍；并且说明了：“开会不出席”。第二天居正和邹鲁两位先生就来劝我，无论如何要出席一次。因为这两位先生都同我一起共过生死，我就答应他们下午出席。那天蒋介石做主席，蒋说：“我的话决没有错误。”迟了一迟又说：“我的话是完全对的，”又迟了一迟说：“我是总裁，我的话，你们要照着去做。”我听蒋介石这个话，完全是疯了，他真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三我主义了。第二天开会，我没出席。听说，那天的会王昆仑先生在会场里，质问一件要紧的事，那本是很平常的话，各报上也得登载出来了。本来蒋介石也没出席，有蒋的走狗报告了蒋介石，那一定是添枝添叶的。蒋介石午后出席，就问：“谁说的话?”就把王昆仑先生骂了一大顿，甚至于说：“你是国民党党员，你是立法委员，你在外面说的什么话?你的妻子就一天在外面和共产党来往。”蒋介石的走狗们就在后面嚷：“拉出去，枪决他。”大家看看这一段，蒋介石拿着国民党的人当什么看待，不是都成了蒋的奴才吗?

　　会开完了，蒋介石找我到南山去谈话。蒋说：“为什么老是见不着你的面呢?我不请你，你就不来，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希望你对大局多关心!见到了就说才好。”我说：“不是没说话啊。说了，你全不办，我还有什么说的呢?”蒋说：“你千万不要客气，我能办的，我就去办。”我说：“国民党，在孙总理领导的时候，大家见了面，都是诚诚恳恳，亲亲热热，都有一种精诚团结的愿望。现在是归你领导了，这个一上台，那个就在后边骂他：‘滚下来!’甲某上台说话，乙某就说：‘拉出去，枪决他，’这不是你亲眼看见的么?这种情形，是不是你领导的成绩呢?这件事情，若没有去挽回，连土匪集会都不会这样。”蒋介石那天真是被我说急了，瞪着两个眼，面上通红，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这话真对，我们应当赶紧改。”那天，蒋又非留我住在南山不可，后来就谈论起水利来。我就说：“水利若不赶紧办，保不定年年有旱灾，年年有水灾，我们的同胞们，每天都在恐慌之中。”蒋说：“好，长江的水利归我办，黄河的水利归你办。”第二天早晨，我给蒋写个中堂，其文如下：

　　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恶恶。”桓公曰：“善善恶恶是好事，何以亡国?”父老曰：“善善而不能举，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国。”

　　蒋介石问我：“是刚才写的么?”我说：“是送给你的。”蒋介石看完了，笑笑说：“正中我的毛病。”那天我们坐一辆车回重庆去作纪念周，刚到长江边上，汽船已经预备好了，船上摆了两把大藤椅，很好的太阳，微微的小风。船一开我对蒋介石说：“我有一篇词给你读一读，你愿意听么?”蒋说：“好极了，请你读一读!”我就高声朗诵起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蒋介石听完了我念的词，他说：“太好了，这是谁作的?你给我讲讲这个意思好不好?”我详详细细地讲完了，又一句一句地解释了一遍；最后我对蒋说：“抗战已经完全胜利，你是不是还要做皇帝?我们何必再干呢?让人家干一干不好么?全国的同胞都来参加政府的工作，都有说话的机会，你去背着铁铣修闸，我来背着大镐去打坝。每天下了工，作一首诗，画一张画，找几个朋友在一块唱个歌，那不比一天拍着桌子，见谁骂谁，吹胡子、瞪眼睛好得多么?”说到这里已经到了国民政府门口，就下车去作纪念周。

　　抗战胜利之后，我从青城山经过成都，来到重庆，接到中央党部的通知，说某天上午九点钟，开检阅大会，指定了在什么地方集合。到了时候，我同白健生(崇禧)、程颂云(潜)都在那里等着。过了半点多钟，还没有什么消息。忽然间谷正纲、方治坐着车来了，说：“蒋介石不出来检阅了，就在军事委员会大门上边站在那里看看经过的队伍就成了，请各位先生到军事委员会去。”这样我们就坐车跑到军事委员会。又等了半点多钟，还是谷和方跑了来，说：“仍然要出去检阅，请大家的车辆要按着规定的次序排了出去。”我和白健生的车是排在第五辆，蒋介石是第一辆，谷正纲、方治是第二辆，侍从室是第三辆，陈诚、戴传贤是第四辆。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前面要上车的时候，蒋介石从里边走出来，让我和他坐一个车。我说：“不好，你派的总指挥谷正纲、方治规定我们坐第五辆，谢谢他吧!”这样，蒋就请程潜和他坐一辆车。出了军事委员会大门，向右拐，那也算军乐齐鸣，人山人海。还没有走了三四百步，蒋介石叫他的侍从少校参谋来说，请我们坐的车到前面去同蒋介石的车在一起。我说：“这车过不去，我不能到前面去。”大概又走了三四百步，又来了三四回人，一定叫我这车到前面去。我说：“你们看这样挤，车怎么可以过去?蒋为什么两次三次请我到前面去呢?”后来才知道沿路两旁的民众都在那里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冯副委员长万岁!”蒋介石听见这种喊法也许是他良心发现了，也许是他良心磨不开了?他又不能说：“不许你们喊冯副委员长万岁!”我的车一走到民众的面前，大家就喊起来，喊得更厉害。“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正巧戴传贤和陈诚的车又坏了，他们又来上了我的车。他们亲眼看见各界的民众对于冯玉祥那么崇拜，那么欢呼，他们没有法子不大吃一惊。游行了两个钟头以后，解散了，我要下车的时候，白健生说：“今天才知道民众拥护冯先生的精神和热烈的情形。”又说：“我们没办法，民众们都不认识我们。”拿这一次大检阅来看，各国的军队都在那里，他用了这两个人当指挥，蒋介石不是儿戏国事，那就是形同木偶，哪有一点办国家大事的存心在里头。他自己存心就像是一个木头球一样，任人家用脚把他踢来踢去，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第六十六章　背叛孙总理中山先生遗教的蒋介石

　　蒋介石向来是拿着孙中山说的话当招牌，又拿着中山先生的话当敲门砖，门开了，砖也丢去了。举一个例，我们看看中山全集上，写吴佩孚是卖国贼的地方，有多少处?而吴佩孚杀了多少学生，多少工人，多少革命党?“九一八”之后，吴佩孚和日本人勾结，吴是愿意做汉奸的，就是价钱没有讲妥。难道这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么?因为讲价钱还不成功，吴佩孚死在北平，蒋介石还命令褒扬他，还为吴佩孚开追悼会。如果吴佩孚应当褒扬，值得追悼，那么孙总理说的话不是胡说么?假如蒋介石也承认孙总理不是胡说而要这样做，岂不故意地打孙总理的嘴巴吗?现在我把孙总理骂吴佩孚的话抄几段?请大家看看就明白蒋介石是不是背叛孙总理的遗教!

　　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复段祺瑞电：“曹吴祸国穷兵，残民以逞，甘为戎首，举国痛心，文已移驻韶关，宣告邦人，出师入赣，期与浙奉义军一致讨贼……”

　　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致卢永祥电：“曹吴祸国，稔恶贯盈，除暴锄奸，咸同斯愿，文已宣布国人，一致声讨……”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北伐宣言(前略)：“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之悬不决，金法郎某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令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正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去岁曹锟背法行贿，渎乱选举，僭窃名器，自知倒行逆施，为大义所不容，乃与吴佩孚同恶相济，以卖国所得，为穷兵黩武之用，藉以摧残正类，消除异己，流毒川、闽，四海同愤……”

　　关于这一类的文件，要抄写起来，几万字都抄不完。大家请看看，中山先生是不是说：吴佩孚是贼?是不是说：吴佩孚是国贼?是不是说：吴佩孚是卖国贼?而蒋介石反倒拿着吴佩孚当他的前辈先贤，这是不是背叛了中山先生的教训?

第六十七章　杀大学教授的蒋介石

　　自从政协开会之后，各党各派的和无党无派的同胞们全都是分外地高兴，都以为从此就可以民主，就可以自由了。谁想政协开过之后，特务们还是在各处乱打人，乱抓人。当然有一些大学教授和一些大学生们看着更觉难过，免不了要说正义感的话。那些大学教授们说的话，都是全国同胞们所要说的。如同为什么不给我们自由?为什么胜利后还不实行民主?为什么乱打人?为什么活埋人?为什么还是打内仗?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话，在云南昆明的一位大学教授，李公朴先生给特务打死了。李先生是位美国留学生。他是在民主国家学的学问和知识，他愿意把他所学的贡献给他自己的同胞，把他自己的国家也改造成一个真的民主国家。就因为这样，蒋介石授意他的特务在昆明把李公朴杀死了。当时有很多正义的人都是气愤填膺。有一位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会场里说了许多不民主乱杀人是罪恶的话，出了会场又被特务开枪打死了。闻先生也是美国留学生。他被特务开枪打死之际，他的儿子伏在他父亲的身上说：“你们打我吧!不要打我的父亲。”那些特务就把闻一多的儿子也给打伤了。这两位大学教授都受过完全教育的，都是为了和平民主来呼吁，手里并没有枪和刀，况且蒋介石说过的许人们言论自由，为什么说了几句话就要特务把他们暗杀了呢?这不是太卑劣吗?当时云南省党部是李宗黄负责，特务归他指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了，人人都说李宗黄应从严惩办。但是蒋介石一面把李撤掉了；可是，同时又把李调到中央党部更升高了李的地位。谁能说蒋介石不是杀死李闻二位先生的主凶呢?

第六十八章　随便乱杀公务员的蒋介石

　　派到前面去接收的不是蒋的心腹，便是蒋的亲戚朋友或老乡。还剩下的文武机关的公务员怎么办呢?那才是出奇到万分呢。能雇民船的雇民船，能坐汽车的坐汽车，坐飞机坐轮船都好。总而言之，抢到什么算什么，抢不到的那只有倒霉，谈起来也真算可怜到万分!有些公务员带着家眷、桌椅坐着民船，一船一船地都翻到江里。他们在这八年抗战里，什么苦都吃过了，打算现在可以回家看一看，哪晓得连尸都抛到江心里去了。要说死的这些人，不是蒋介石害死的是谁害死的呢?好多的桌椅、凳子，各项文卷等还没有过巫山巫峡，船就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够多么痛心呢!

　　蒋介石找我坐飞机到南京。我说：“不成，我不能坐飞机。”他问：“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说：“抗战的时候，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不愿意当亡国奴携家眷逃出来了。现在胜利了，我留他们在这里不管，我自己回去了，他们怎么能走?虽说他们没有钱，就是有钱，他们也回去不了。我盼望你给我一条船，我可以把这五六百口子亲的厚的都带回南京去。”他觉得我这话不好听，可是，他也不能不给我船。我说得很清楚，他不给我船我就不走。

　　事有凑巧，朱绍良给我预备的船叫“民联”。这样正好，我的一切的朋友们，凡是自己不能走的我都请他们同我一路走。这样我们在“民联”上就真成为“民联”了。我们大家作诗的作诗，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实在算起来在船上我们有九百多人，这些坐船的一个钱也没花。有些朋友们道谢我，我说：“这是你们应当的，蒋介石应当为每一个因抗战而到重庆的人预备船，大家为什么到四川，都是帮助政府抗日的。今天我们胜利了，应该喜喜欢欢地回南京才对。说政府出钱，谁不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难道说，还叫蒋介石回去卖地么?这是蒋介石应当请你们大家的。他不请你们，我替他请你们，快不要说谢我的话。”

　　在重庆未开船以前，因为听说到办水利的事，我就托朋友找了几本英文本子关于“田纳西水利”的书，就知道美国有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就是威尔逊大总统提倡的，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美国田纳西省打二十几道坝，不但把水灾旱灾都免了，并且把蚊子都弄得没有了。因此，我就想着，假如我们中国能够这样办，岂不也没有水灾旱灾蚊子了吗?

　　过了几天，许多民主人士从上海到南京来请愿，才到下关车站，又是较场口那一套，叫许多的兵穿上便衣，把马叙伦、阎宝航先生们，雷洁琼女士等都打伤了。还有大公报和新民报的两个记者也遭受了毒打。我觉得这真是天翻地覆的事情。民国的公务员都是公仆，人民都是主人，仆人打主人，还不是造反是什么?我马上给白崇禧打电话说：“抗战以前大学生们到南京来，因为那些大学生们说话激烈，就有人主张叫张治中开枪去打。张说，若开枪打学生，你们去，我不去。结果张治中见了学生痛哭了一回，学生也都哭了，那件事情才过去了。今天把人民的代表都打了，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不是蒋介石打的是谁打的?赶快去认错，赶快去赔礼才对啦。”白说：“请你听着，我给陈诚打电话，”那天，白对着陈诚真是发了脾气。可是那些被打伤的先生们，怎样也想不到胜利以后，他们代表着人民的意思，用和平合法的方式向政府来请愿，都遭受到蒋介石这种残暴的毒手。

第六十九章　用黑名单杀陶行知的蒋介石

　　就在下关打了人民代表后，不多几天，特务机关开出了一个要暗杀的黑名单，第一名就是陶行知先生。一些民主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陶行知也知道。政权在蒋介石手里，他有大量的特务人员，他要打谁就打谁，他要杀谁就杀谁。既然有了黑名单，他还跑得了吗?因此，陶行知先生就下了决心，他自己随时要为和平为民主被蒋介石打死的。他就把他多少年来的文件、书札、诗稿等等的东西，一连整理了几天几夜，预备着死。同时，在陶行知先生住的地方经常有五六个特务员带有手枪、炸弹，盯在门口。同时上海各地都在抓人，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陶先生就在这种情形下，在一个厕所里，一头栽下来，死了。像这样一位几十年不曾见过的民主自由教育家，这样的就被独裁者给迫死了，总有一天会有人和蒋介石算账的吧?!

　　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碚附近的草子街办了一个育才学校。那个学校的小学生，都是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各省的难民的孩子，有些是由战时儿童保育院挑来的天才儿童。这些孩子们甘苦与共，陶先生和讨饭一样各处地向人家募捐，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这些孩子。对于这刻苦的教育家，政府应当帮忙才算对。但是经常有几个特务包围这个学校，等着孩子一出来，特务就去问：“你们先生说了什么?”问长问短，学生和先生都莫名其妙，为什么来用特务到学校捣乱。

　　说起陶先生办教育来，他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我不能不把我所知道的事写在这里。有一天，我到草子街里去看陶先生。也是午后两三点钟，正是杨耿光(杨杰)先生的女儿，约有十一二岁，拿着耿光先生一封信到陶先生这里来上学，走路有点跛。陶先生问：“你的脚怎么啦?”女孩子说：“皮鞋里有个钉子把我的脚扎了。”陶先生叫她快把鞋脱下来，看看脚后跟被钉子扎的洞，直流血。陶先生的夫人先用酒精，又用棉花浸上碘酒，把孩子的脚擦了，放上膏药条；行知先生就用个小锥子钉钉铛铛地把鞋子的钉子给碰进去，用手摸了又摸，真正平了，然后交给孩子说：“今天不要穿了。”拿这件事情来看，杨耿光先生又没有去，他的女儿只拿一封信来，而陶先生对着孩子是这样的爱护!这样有爱心的校长，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好的热心的教育家。不但不奖励他，而生生地迫死他。

　　有一天，我同陶先生看见他们音乐班里有个小学生叫陈贻新，弹琴、唱歌都非常好，就是头上没有头发，是个光亮的秃子。我对陶先生说：“我们要解除民众的痛苦，说是容易，做则很不容易。看陈贻新没有头发，觉着多么痛苦。若真能帮助他长出头发来，那可是真的帮了他的忙。”后来看见黄次咸先生说，在荣昌有个朋友是由法国学医回来的，能治头上没有头发的病，就托黄先生去问，可不可以给治一治?那位先生回信说：“既是陶先生的学生，我愿意捐药和工夫，只要有人捐路费和住的地方，那就可以。”我说：“为了陶先生的学生，我愿意负责来回的路费。”黄次咸先生说：“为了陶先生的学生，我愿意捐宿食费。”果然把医生请了来。小学生吃了药，两个星期没起床，脚都是肿的，吃了多少药呢?只有半个大米粒那样的大。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乌黑的头发长得满满的，半年以后，那头发长得好极了。陶先生说：“这个光亮的秃学生长出好头发，比我自己是个秃子长出头发来还要高兴呢。”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真是爱人如己，谁想这样被人敬爱的陶行知先生会被蒋介石迫死了!

第五十章　大骂呈报河南旱灾的蒋介石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这是拿着民命当人命吗?

　　就在这两天，河南省的参政员姓郭的大骂政府。郭说，他坐过监，坐过牢，下过狱，他什么都不怕，“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还算好，经他这一骂，才派张继等调查去，看到底有没有旱灾。这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饿死千千万万的人，还说看看有灾没有?我想走遍世界也看不见有这样的政府吧!这种行为如何不把人心失掉了呢!郭参政员和苗钟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请大家看看河南人吃的“观音土”。人们吃了这“观音土”就不能大便，所以不是饿死，便是大便闭塞死。连红高粱糠都摸不着。这样地吵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蒋介石也看到相片。蒋介石才说：“你们说有旱灾就有旱灾吧!”他还是一点赈济的意思也没有，这不但河南人难过，全国的同胞听了，难有一个不难过的。

　　河南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向陕西和四川省逃难。蒋介石知道了，他下令陕西、四川边界上的官吏，截住他们，不许他们到后方来。当时逃难的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本是指望这样可找着一个活命的地方，哪晓得沿路关卡故意的留难，盘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约有七八天，不准过来。逃难的人哪里受得住七八天不放过来，吃什么呢?所以就在盘查的地方饿死了不少的人。那些难民说：“我们早知道不准我们到后方来，我们还不如不逃，在当地饿死呢。”当时惨痛的情形，我们听了这话，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蒋介石对于孙夫人非常冷淡。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这才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林主席半死不活地致了几句词，林的意思是不希望孙夫人说话。覃振一面哭着一面说：“请孙夫人说话，我们欢迎孙夫人，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说完了这话，委员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泪来。于是孙夫人就说话。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不可专制，专制一定打败仗。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孙夫人指责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时，她忍不住失声而哭了，许多人都受了极深的感动跟着流泪。大家在悲哀中鼓了掌，可是这次的欢迎会，蒋介石就没有出席。许多朋友都彼此相问：“蒋介石是尊重孙总理的么?还是别有用意呢?”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周围二百里内，无论文武大小官吏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不，都觉得自己不能问事，因为谁问了事都不算，无论大小事都得蒋介石亲笔下条子，才有人去办。

　　举一个例，重庆到南岸的几条渡江小轮都要蒋介石说：“船要洗净!”那些管船的人们说：“难道我们都是饭桶么?那好了，我们不问，就等你下条子吧。”

　　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如像各机关的门窗不干净，蒋介石下手令叫一律换蓝布的。因为蒋介石每事都要自己管，于是一切的事都没有人负责任。比如重庆的自来水，每隔一两里路的地方，都有个卖水的管子，担水的人们常常排成半里多路的行列，阻碍着交通，人们没法子走路，也没有人管。为什么?不敢管。同时重庆背街背巷成堆成堆的垃圾，甚至有死的小孩子在那里都没有人管。为什么呢?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蒋介石下条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事。

第五十一章　阻碍献金救国增加抗战力量的蒋介石

　　起初我看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们实在是可怜，又加上军财两部，一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蒋介石，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后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后，还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在这里就听见蒋介石派了二三十个特务跟着我，同时也有打前站的宣传说，冯先生出来献金，蒋介石不赞成，因为蒋不愿意民众接近冯先生。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非常危险。”我问他们怎样危险?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种税。一只鸡，一个蛋，有税；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葱都有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蒋介石派了军队就要保护这些关卡，就在门前架起四挺机关枪，对老百姓们说：“你们敢反对，就开机关枪打死你们。”百姓们那么多，他们绝不怕。有两位老绅士怕把事情闹大了，就跪在机关枪前说：“千万别开枪啊!”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好说歹说地说了一个星期，关卡们才把小葱白菜的税减了一些。两位老先生问我：“国民党不是说，免除苛捐杂税。这些什么都上税的办法，北洋军阀政府没有的，满清政府也是没有的。冯先生你说这些事情蒋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说：“重庆一个渡船打扫干净都是他下条子，像关卡抽税的事不是他命令，谁敢做呀!”

　　在这里还有一件顶有意思的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非是教育部的书局不能买。可是纸太坏了，我们都看不清楚。冯先生，你看看这本，你看得清楚吗?”我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小学生说：“若这样，我们活到你的年纪就要变成瞎子了。”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那小学生走了两三步，又回来问我：“冯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为什么办教育的人们这么坏，政府为什么不用好人?”我笑了一笑：“好孩子，你说的话，我替你说。”从乐山到夹江是一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

　　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办党出身的。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

　　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我听冯先生讲话，我的眼泪把我的胸膛全流湿了。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事后有人对我说：“前三四天有特务人员从这里经过，说冯先生来献金是绑票式的，把你请了去，一个人非捐多少钱，不叫你出来。这里的绅士听见说就害怕得都跑到乡间去了。”昨天有人听了我的讲话，今天又听了我的讲话，马上乡间又都知道了。那些害怕而到乡间去的人又想回来，又不好意思的，反倒托了一些人来见我，对我说，他们愿意献金，是因为有些特务吓他们下了乡，觉得对不起。我表示没有什么关系，救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日、廿日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弄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许多大的害民贼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这彭县城里头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么?”这位绅士又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像有神经病一样。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有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好像疯了似的，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后来到了成都才知道，因为这个学校献金太烈，马上就把这位校长丁秀君女士撤职。由此可以知道，蒋家的人们怎样阻碍献金，可是他又不敢公开地做。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颖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有些变了色，有问看堂的人，说是贼娃子给洗去了。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是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神情亦多呆滞。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作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作纪念。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到四川双流县，县长吕秉仁，东北人。下午三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十二月廿四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放在圣诞树的下面，这是他私人献的。到了第二天十二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用午饭庆祝圣诞，就请我同大家讲话。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站起来说话：“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的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我问：“什么缘故?”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献给国家，有的穷学生把毛衣也脱下来，献给国家。还有一个穷学生把一个棉袍子也献出来，天气冷，冻得那穷学生也打冷战。我当然不能剥穷孩子的衣服，不肯接受他的捐献，可是他却非脱不可。这些洁白的青年，他们爱起国来，连命也不要。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假如这天的大会，不被特务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至少当有十万人以上。他们一定要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若各大学各中学的学生们都来参加，不是很好的机会教训青年么?可是他们怕青年、怕民众，更怕青年和民众和我见面。

　　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我问张群：“你对这献金有什么感想?”张说：“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成都北边广汉坝修飞机场，说好了五千万块钱，就可以动工。因为交通的关系，法币没有运到，人民躺在地上，不准动工，要打县长；这是先生没有去过的地方。彭山县是你走过的地方，也是修飞机场，那里地方的人民情愿把土地献给国家不要钱，从此就可以证明你的献金运动到过的地方和没有到过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第五十二章　用种种阴谋破坏献金大会的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献金经过。所有的中央委员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来，一会儿闭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地紧张起来。蒋介石在旁边坐着，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散会后，好多青年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中央政府开会，这三四年里头没有像今天这种自然的快乐表现。已往无论开什么会，总是说：奉总裁谕……弄得大家觉得一点兴趣也没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虽然大家对于我的献金运动都赞成，可是，蒋介石是不愿意我再去做节约献金救国的工作了。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因为我们没有到前方杀敌，我们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那些女孩子听了我的话欢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报上登着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都响应了。她们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但蒋介石的特务到处破坏着说：“士兵们草鞋穿惯了，布鞋没有穿惯，只有老冯从前带的队伍是北方人才穿呢!”这种的破坏造谣是多么可笑啊!

　　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拔拔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民众们来对着我喊冤。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院子来看戏，不买票。这城里的士兵把着戏院子，没有买票的人不叫进去，因此大吵起来。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问政府派人查过没有，县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对我说：“我们打了电报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冯先生，你看政府练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们老百姓打伤好几十，还叫我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真是没有看见过这种害国殃民的政府。”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县参议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说蒋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简直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国家。因为商会的人们不肯多出钱，学生们都跪下了，叫他们救国家不要只管自己。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都跪下了。》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会不落泪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后蒋介石的特务造谣言说：学生跪下是老冯设的法子压制商会的人。特务对商会的人说：“最好你们不要献金，看老冯有什么法子。”

　　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他在一个中学念书，大家都吃不饱饭，要求校长改良伙食。他是个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吊起来，左打，右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的打，这样的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天良发现了，过了不久才把姓王的释放了。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里头的小褂脱下叫来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这个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时候，他的泪如雨下，痛心极了。他说：“我们把祖宗的坟墓丢在东三省，父母也抛在东三省，为了自己不肯当亡国奴，跑到四川来，要抗日，要救国。谁想到说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共产党，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这真是黑暗到极点了。”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钢戒指的发动，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宏对我说，他在图书馆看书看见德法战争时，德国军费难办，就想出用钢铁戒指换金戒指和宝石戒指的事，五六百万只戒指也能值很多钱。到了一次大战之后，一个钢戒指就值十万、廿万元了，可见纪念的价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妇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图献给国家，她们真是热诚极了。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县的人民都闹起来，于是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可见为民谋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听到说前三四个月这个大屋子里住了二三百个新兵，带兵的官怕他们跑了，把门窗都替他们锁上，因为不通空气，把二三百人闷死在一个大客厅里。从此以后，这座房子没人住过。蒋介石的特务，以为这里一定有恶鬼，可以害人，于是出主意请我住银行公会，他们的用意是想我给鬼害死。我刚住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知道以后，也觉得很平安。害民、害兵的人，才觉得各处都是鬼；同兵民站在一起的人，什么都不怕!我听说闷死了二三百新兵，到底没人问就算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士兵连狗都不如。

　　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小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美国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小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你在船上丢了钱，一定是中国人拿去的。中国人拿的，就如同我拿的一样，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顿美国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菜很好，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这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我们中国就大不同了，我们的士兵是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永久是受苦的，可怜不可怜?

　　泸县这里每天都有喊冤的人来，状子递了一大堆，其中有一张状子上写着这样的一件惨事，大意说：姑嫂两位过沱江，船走到江当中，那边军政部监护队的官兵，砍了柴回来，也要过江，叫这小船开回去。驾船的人说：“我们已快到那边的岸，等回来再装你们的柴火。”兵们不听这一套就向着船开了枪。当时就把廿多岁的一位女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都打死了，撑船的人跳下江去跑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告状的人无论在哪里告，没有人管，因为地方县官都不敢惹军队。我马上把这件事连打两个电报给蒋介石。他回电说：“派人去查。”因为没有结果，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又把那些状子当面给他，他还说是：“查查。”

　　在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若不是蒋介石的特务从中破坏，就是两万万、三万万都不为难的。

　　从泸县到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那时候正是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她的眼因为一夜未睡觉打草鞋所以很红。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在家切猪草染上的绿色。

　　内江献金完了，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的多。监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的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假如不是有人破坏，这里的人民一定是甘心乐意的献八万万、十万万。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他流的眼泪把他的胸膛全部都湿了，他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的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县长说：“还没送齐。”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忠烈祠三个字。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入忠烈祠那天，在大草场开会，到了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大街，家家户户都烧香、点蜡，摆着祭桌，放着鞭炮。牌位入了祠堂之后，一位老先生说：“我的儿子叫什么什么名字，今天冯将军来把他送入忠烈祠里，我真是觉得光荣。从此我可以对得住我的祖先、我的子孙了。”

　　后来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从此，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老百姓的良心里，有的是文天祥、史可法，若不发掘，那是无法看见的。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去报告他这各种。他虽然嘴里哼，哼，哼，可是能够看出来，他对于我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感觉兴趣的。

第五十三章　制造谣言说陈嘉庚是共产党的蒋介石

　　陈嘉庚先生在重庆我见了他，说话痛快而耿直。他这次在抗战中回国来，抱着很大的热心，想着用他的力量帮助抗战。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知道要帮助抗战，必须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他回国以后，他并不安安静静住在蒋介石的招待所吃喝闲谈，而是跑到国内很多地方，去考查社会的实际情形。他在各地所看到的，都是黑暗、腐败和贪污，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不在暴政的压迫之下。陈嘉庚先生他爱国也爱民，他忍不住他的情绪，把所见的罪恶，打电报、写信给蒋介石，为人民诉苦。为了团结抗战，他又到了陕北中共区，看了实在的情形。因此，蒋介石就对他左右的人们说：“陈嘉庚是共产党的尾巴。”又要他的走狗在各地造谣说陈嘉庚替共产党宣传。蒋介石忘了陈嘉庚先生在海外捐了很多的款子，帮助抗战，他这一次回国是代表南洋很多的华侨来慰劳全国的人民，不是来慰劳哪一个人或哪几个家族的。陈先生能在国内有多久呢?他说几句真话都不能容他，真是可耻得很!我对陈嘉庚先生说：“先生处处实作，爱国爱民，毁家兴学，影响了中国和外国有正义的人士。抗战以来领导着侨胞不断地捐输襄助抗战的费用；汪精卫叛国，先生首倡攻击，这些事情都是我最佩服的。”陈嘉庚先生说：“我同庄先生正想看您去，您先来看我，愧不敢当”。后来我知道，陈嘉庚先生自到西安之后，政府就派好多人去招待他，告诉他说：“不要和共产党办公处的人有来往。”他的言论行动，都受到限制，觉得很不自由。最使陈嘉庚先生痛心的，而且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在终南山看胡宗南的军队操练，大炮队、坦克车队、机关枪队、手榴弹队、骑兵队、步兵队，样样齐全，然而这样好的装备军队，为何不到前方去作战呢?陈先生自己很不明白，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是打共产党用的。陈先生才晓得蒋介石脑子里，打共产党比打日本人要紧，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第五十四章　把军队弄成纸老虎式的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省的独山，各地的情形都紧急了。每一部分军队的军官自己的东西都卖完了，士兵们的胳臂饿得都像麻秆一样的粗细，所有的驴马都饿得走不动路。这时候有一位陈军长，他带着军队到了重庆南边的綦江县，重庆各界的人们，几十位到了綦江去慰劳。陈军长集合了所有的军官对着慰劳团的人谈话，他说：“我带着这军队从甘肃的天水经过陕西省的宝鸡，来到了这里，所穿的就是身上的一套衣服，淋湿了没有衣服换。说住的，沿路上经过的大城小镇，都是关门闭户，官兵们都脊背对着脊背在人家房檐下蹲着，是这样的一夜一夜走到这里。说吃的，是盐水泡着带沙子的粗米饭，有时候有点咸菜，有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你们大家看看我们吃的、住的、穿的是这样，你们从重庆来，你们看看你们重庆的猪是不是比我们官兵好?我们吃的连你们的猪都不如，叫我们来保卫你们的生命财产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一段详细的情形，中央社马上就印出来分送给各中央委员。第二天一早，于右任拿着这印出来的东西去问蒋介石：“这种印刷品，你看见没有。”蒋翻了翻说：“看见了。”于问：“有什么办法?”蒋说：“我有办法。”于问：“你有什么办法?”蒋说：“一定有办法。”随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蒋介石说：“前方官兵吃不饱，何应钦带两万万元到前方慰劳慰劳去。”何应钦说：“我是参谋长，我应当在后面，到前方做什么?况且那些官兵，我都不认识，我不去，去了也没用。”蒋介石看着没有办法，又说：“那么张治中(政治部长)，可以同你(何应钦)一路去。”张治中说：“我是政治部长，我是应当在后边，平素你都不叫我带兵，我不去。”蒋介石说：“辛苦一趟吧!大局危险极了!”张治中还是没有答应去。蒋又说：“后方勤务总司令俞飞鹏可以同你们(何应钦、张治中)去。”俞说：“明明我是后方勤务总司令，我到前方去做什么?我不去!”蒋说：“你是后方勤务总司令，你应当办兵站。你不办兵站，叫兵们在前方饿着，叫你去，你还不去?”俞飞鹏大声嚷着说：“要杀我就杀我好了，你不能说我不办兵站!我对你说过有五六十次要办兵站，你说办兵站花钱太多，今天官兵都饿坏了，你把这罪过都推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蒋介石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们(何、俞、张)三位辛苦一些，无论多么为难，你们替我去一趟。”何应钦说：“我的车坏了，没法子去。”蒋介石说：“坐我的车去。”这样算是决定了，他们三个人带着两万万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去。当时在会议场中，还有几位别的朋友出来顿着脚骂：“平素养了一般骄子，到了有事啦就软如鼻涕一样。”蒋介石把军队弄成同纸老虎一样是一点也不假。

第五十五章　派特务监视各界民众慰劳团的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年底，天已下着大雪，在前方作战的官兵们，短衣缺食。重庆的各界民众、教会的团体，组织了慰劳团，买了许多肉菜和实用的东西，用大汽车运到贵州的前方去。这还不是真心真意地帮助抗战么?但是蒋介石派他的男女特务夹杂在里边，想出多少方法来，不准别的人痛快讲话，还用多少造谣惑众的办法造些假报告来说是说非，好多人被他们弄得唉声叹气。

　　我看蒋介石处处都是为自己打算，表面上总是说为国民党打算，实际上是为他们几个打算。为了想打破他们的自私，我老想对他痛痛快快地解释一回。有一天，我用了雪白的宣纸，顶好的笔墨给蒋写了四扇屏，是用汉隶端楷写的。这四扇屏，我曾经照下相片。其文如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才，能以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济人之急，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义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一段话，是周朝的文王在渭水河边第一次见姜太公的时候，姜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这明明地指出，凡事不可为自己打算，要为大众打算，若大众全好了，你自己的好处也在里头。我把这条东西交给蒋介石，蒋找我给他讲一讲，我就一字一句地给他讲。讲完之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很好。我问蒋：“国民政府主席有没有权赦免人们的死罪呢?”蒋说：“有的吧!”说到这里，我替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美国大总统林肯小传上写着，当时美国有一位不法的军官犯了死罪，这个军官他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到监狱来看他。犯罪的军官说：‘我快死了。’孩子就痛哭起来。军官对他的儿子说：‘哭也没有用了，除非大总统赦免我的死罪。’这个小孩子就跑到总统府门前要见总统，守门的不准见，孩子再三地哭求守门的报告林肯，林肯叫这孩子进去见他。孩子见了林肯，一面哭一面说，要救他父亲的命。当时林肯正在削苹果，就把半个苹果给小孩子吃。孩子手里拿着苹果不吃，还是直哭，仍是哭着求救他父亲的命。林肯又削好了那半块苹果递给那孩子说：‘拿回去同你父亲在一起吃吧。’旁边一位先生说：‘总统把你父亲赦了。’孩子谢了总统回到家里去，果然他父亲回来了。”我说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引上本题。“我说常说的话：‘死者不可复生，亡者不可复存。’免人之死，这是大德的事，你今天做了主席，应当做些这类的事。林子超当了几年主席，我没有听说过他赦过谁的死罪，这就是我给你写的免人之死的道理。至于说救人之难，现在等着救济的人实在太多了。你看看扬子江南岸，从广西、贵州来了多少难民，真是可怜到万分，你带上几千万款子，找几个能办事的人，把这款子去散一散。这样一来，要病也不病了，要死也不死了，这不是积德的事吗?我很希望你下一个新决心，能照着解人之难、救人之患，做几件事出来，使这些苦难的同胞们喜欢喜欢，好不好?”蒋说：“好!好!好!”但我没有看见他做过。

第五十六章　朝朝夕夕都在算计着打共产党的蒋介石

　　自一九二八年来到现在，蒋介石和他的左右一天到晚都以为我准是共产党，或以为我是共产党的尾巴。有一次，社会部某次长对我说：“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公开地对社会部里的人说，老冯就是共产党。”我把这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笑着说：“不会吧!谷正纲是小孩子，请你不要在意!”我说：“谷正纲是不是小孩子，那是另一件事，你怎么看法，那是要紧的。你觉得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共产党吗?谷正纲是共产党吗?”蒋介石看见我认真，才说：“我查一查，我查一查。”我说：“有人有证的事，我不知道你要查什么?”他说着就把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我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蒋介石忽然问我：“关于共产党的事，你有什么意见?”我想了想说：“你这样的虚心，我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几年来最重大的一件事也就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我听见有人说，共产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我认为多编几个师一点关系也没有。共产党如向中央要钱，要官，要饷，要粮，要衣服，都是最好的现象，应该一律都发给他们。至于什么官，什么名义，赶紧都给他们。不要幻想共产党可以压服，如果中央要求他们听命令，也只能要求他们先听三分，再听五分，然后听十分之十的命令。只要中央的命令一发出去，他们就肯就职；国内的报纸一登，世界的报纸又一登载，这就无异告诉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已经统一了。这样，国内和国际的观感，马上就不同了，敌人也就马上害怕。不过这件事情非得你自当家不可，不要同恐共病的人商议，更不要同仇共病的人讨论，自己毅然决然地拿定主张把这件事早日办好。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全国的事就算办好了一大半。我们注意‘真正爱百姓’五个字，再加上‘真正实行’四个字，共产党敬百姓一尺，我们敬百姓一丈，争着替百姓服务；真能这样，处处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做事，一定有一天共产党来跟我们合作。”蒋说：“好，好，好!”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字条递给蒋介石，我说：“这上边，都是写的怎样爱百姓，怎样同共产党合作的事，请你仔细看着!”蒋接过去就放在他的袋儿里。我说：“你放进去不要紧，千万别忘了看呀!”实在的事实怎样?他把他自己嫡系的部队、美式装备部队都放在陕西北部包围着八路军。好像他不怕日本人，专怕八路军，这不是奇怪的事么?

第五十七章　拿着新生活欺骗世人的蒋介石

　　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廿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我每逢讲一次话，总是不顾一切，要说的非说不可。蒋介石和他的左右，听我讲话都好像针扎耳朵一样，听不下去。因为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说穿了，他就不能骗人。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还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我替他想，蒋介石这种鬼祟的办法，都是想欺骗美国一般传教的朋友。如果不信，可以把过去的事一年一年地考查考查，无论哪一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的。看看现在实在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哪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他自己就说过：“不过弄这些东西(新生活这个名词)，换换口味罢了。”

　　阎宝航先生就是一个大证明，因为阎先生是勤苦耐劳，说实话，做实事的人，蒋介石就是不要他。说假话能赚钱，奢侈骄傲的家伙，他不但叫他办新生活，还叫他带上少将的肩章。少将的肩章是多高尚、多宝贵、多难得的品级呀!至少也是弄冷身子碰热炮弹出身的人，不是十年也得二十年，才能得到少将的肩章戴一戴。就是军校出身的学生，毕业之后，先当排长，二年一级，没有一二十年也带不上少将领章呀!大家去看一看站在蒋介石的背后，端茶倒水说“耶司”(Yes)的奴才，不到几天就带上少将领章。难道说：是办新生活有功么?就因为这个，哪一位行伍出身的将官和军校或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看见了那种摇尾乞怜，歪肩谄笑的走狗态度，没有一个不在那里骂着说：“少将的领章和肩牌就这样的不值钱么?”

第五十八章　原子弹响了之后的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子弹在日本响了。蒋介石应当欢喜快乐，实际怎么呢?他一点欢喜也表示不出来。理由谁都知道，自从“九一八”要求抗战的青年学生有多少?好多是被他杀了，活埋了，掷到长江了，掷到黄河了。像在救国会的沈钧儒先生，七君子领导下的群众，下监的下监，被打的被打。还有那些曾经迫着他非抗战不可的人，如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也是囚禁的囚禁，弄死的弄死了。至于日本的将领，有好多人他都暗中勾结过人家，预备投降。最使他良心难过的，就是蒋介石对于真心抗日的，老看成仇敌，而把一般投降派看成心腹。今天真正胜利了，他连走路都走不上来，这是他的“内疚神明”的地方。因为如此，胜利到来了，他自己觉得没法子见人，结果迟了又迟，好多日子连个庆祝会都不开。为什么?就是他的良心不安，对不住那些为抗日而被他害死的人们，和那些虽然活着而仍然被囚禁的人们!

　　原子弹响了之后，蒋介石第一次要办的，就是叫二陈派找了无数的人到各地抢报馆。全国有两千多家报馆，不分大小，都被他们抢到手里，有几个硬骨头的报馆，都被蒋介石封闭了门。二陈派说：“这报馆归我们，要钱要官都有；不归我们，你们就是汉奸，要没收你们的。”这样一来，真应了蒋介石从前对古应芬说的话了：“只要有报馆在手里，叫它骂谁，它就骂谁。”这就是蒋介石的“舆论哲学”，不是实在的事么?

　　二陈派的特务，除了抢报馆，又抢出版机关。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有印刷和出版的机关，蒋介石都叫二陈派一把抓来。任何出版物，不经蒋许可，不能出版。凡反对蒋介石的书，烧的烧了，毁的毁了；只有歌颂蒋介石、特务、杀人犯、骗子的书，才能出版。哪里还有半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呢?

　　全世界无论哪一国，不会有两千几百家报馆，全都抓在一个人手里吧(一县一个报馆，就是一千九百多，大的城市不止一家报馆，合起来共有两千几百家报馆。)?!然而蒋介石却是两千多家报馆的后台老板。因此上海、天津、广州、成都等各大城市的舆论，都变成了蒋介石的传声机。蒋介石利用他御用的中央通讯社，制造谣言，颠倒是非。又压迫各报馆，替他传播谣言。蒋介石说：“黑是白”，没有一家报纸敢说黑是黑。这种情形，还说不是独裁，不是专制，不是希特勒的作风，是什么呢?

第五十九章　收买领袖不成功的蒋介石

　　中国有一种秘密的社会组织，名曰红帮、青帮。这种秘密组织，有很长的历史，据说是明末中国的大学者顾亭林先生和许多反抗满清的先贤创立的。他们的信条，有八个字，即“驱逐鞑靼，恢复汉室”。这种组织，是带着封建性的，入帮的人，是论辈的，有长有幼。蒋介石曾经加入这种组织，但他的辈并不高。在重庆时，谁都知道，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位张先生和另一位黄先生辈数最高。在这个组织中，他们是蒋介石的祖辈。蒋介石对于张、黄，只好自居孙辈，但他不愿张先生再收门徒，因张先生多收一个学生，蒋介石就多一个师叔。在别人多一个师叔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蒋介石做了主席，当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觉得每天都添些师叔，有些不好意思的。因此，就在一九四○年，托人送了一百万款子给张先生，请他不要再收徒弟。张先生回答说：“钱我不要，徒弟我还是要收，谁也不能管我这些事。”

　　有一次，有许多人开了一个会，说蒋介石的辈太低了，要把他提长一辈。那样比张先生只晚一辈，就是张先生再收徒弟，也不过多一些兄弟，不会再加上些师叔了。会场里马上就闹起来，吵着说：“有了钱，官大了，就长一辈，我们青红帮里的这本书说着这个话吗?”愈吵愈厉害，眼看就要动武，后来经大家调解，就作为罢论。为了不听蒋介石的话的缘故，张先生在重庆，在南京都受监视，这也算是社会上一种奇怪的事。

　　蒋介石无论对于谁，能收买就收买，能利用就利用，可是他对于谁也不信任。有一年他看着回教的朋友马福祥可以利用，蒋叫马当安徽省主席。过了不久，蒋看马福祥没有什么势力，马上又不用马了。为了这件事，马福祥少活了二十年。至于对于马鸿逵和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芬，都是利用他们去控制宁夏和青海。宁夏和青海这两省本来是宁夏府和西宁府，那么小的地方，地旷人稀，那一省连一师人也养不起，如何能养得起再多的人马呢?蒋介石用的方法是真多，先是用党的方法，后是用特务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到底一根枪一门炮是不发给他们的，饷是更不要说，决不增加。到了非用他们不可的时候，就送去百八十万。西北的地势那么好，别说一百辆坦克车不给，就是二十辆坦克车也不会给的。因为蒋介石就是不放心他们。所以马家兄弟对于蒋介石拉拢他们是真心还是假心，他们都清楚得很。况且西北因为缺乏雨水的缘故，人民是痛苦极了，蒋介石的政府，常常地说开发西北、开发西北，蒋的开发西北是打算拿出一万块钱，拿回两万块钱来，那如何能成功呢?西北需要三万万、五万万的美金去开发，还得等到三十年、五十年后才有收获；若是放下钱就拿东西，西北永远是不会开发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西北的小孩子是穷苦到连衣服都穿不起，什么缘故呢?非有大量的资本把黄河的水坝筑起来，使黄河的水可以灌田，不怕旱灾，这才是真正开发西北，才是真正造福西北的人民。但这决不希望于蒋介石的政权，除非将来新中国的政府，才可以办到。

第四十章　兵死了用两块破席头埋葬的蒋介石

　　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看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化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死人。抬死人的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死了，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我问给了他们多少钱?他们说：“每人五角五。”问排长在哪里?他们说：“排长和团副正在上船，还有三十多个病人，有几个快要死了，也刚刚弄上船去。”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我问他们这个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由贵阳来的，又问团副和排长他们把兵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把兵送到宜昌去。我问这个排长：“你们一个兵，死了给多少烧埋费呢?”他说：“十五元。”我问他：“你给叫化子一元钱，其余的作什么用?”这时排长说：“错了。”我对县长说：“可以不可以替这个故兵买一口棺材?”他说：“可以的。”这才重新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把这个故兵埋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在半路上就死去，这完全都是带兵的没有招呼好。今天我遇上这个事，我算做了兵的大孝子，县长做了二孝子。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叫化子抬着故兵一直对着我来，否则我也就遇不见他了。”我想，也许是这个故兵的英魂使着他们到我这里来的。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一切医药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到了贵阳督练第九十九军。名称是第九十九军，实在只有一师人，而且这一军能到操的只有二百多人，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吓日本人还是欺骗他自己。军长叫傅仲芳，他说他有一百多处勤务，出操不能有多少人出来。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那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我在大操场里教他们唱歌和几本问答书，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也是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眼看着在那里等着失败，奇怪不奇怪!

　　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十八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查这项工程，听说有人给告发了。蔡继伦本是一位极不实在的人，他做过多少小事，不是诳骗，就是欺诈，这一回被人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本来这个人不能用的，不知道他买通了谁，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第十八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多少次战斗教练，比较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稍好一点。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精神教育，不注重战斗射击。此外还有个毛病，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可，战时怎么办呢?只有失败。

第四十一章　办中央训练团最糟糕的蒋介石

　　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主席，我也在场。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你们这些常务委员管什么事?你们是怎么弄的?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国家都快完了，你们这些常务委员是不是都睡觉了?”

　　问得主席没有话答，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讲新生活的教官一上台就说：‘我向来都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东西?偏偏叫我来讲，我讲什么呢?’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就受这种训练吗?这样子不是中华民国倒霉了吗?你们若不能办，不办不是好么?”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来吗?因为跟着党里的人来，青年团的就不愿意，若跟着团里的人来，党里的人又不愿意。人家现在公开地说：‘干脆我们就不去，不论党和团，我们都不参加。’这是实在的情形，你们当主席，当常务委员，你们到底负责任不负责任?你们办事办得这样，什么事情不办坏了!”

　　又一位江西省党部委员站起来说：

　　“在讲堂上讲功课，一位教官说：‘国民党太腐化了，并且是太无能了，我们要组织青年团，把国民党打倒，我们来代替他们。’主席，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我们是国民党的党员，能怪我们么?我们在讲堂上把教官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既然办训练团，应当不应当要个妥当计划呀?你们不是把党弄着玩，把国家弄着玩吗?”

　　主席旁边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还是朱家骅当每一个人骂完了，他站起来说：“别骂了，同志，骂的够瞧的了，下次我们一定改了。”他们三个人脸比红布还红。还有许多省党部委员顿着脚，捶着胸，骂着说，“你们都是饭桶，为什么把事情办得这样坏?”朱家骅又站起来说：“我也知道太坏了，请你们留点脸吧!”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条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找了来?”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又说：“糟糕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糟得这么厉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说了，人家也不听。”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这就是蒋介石花了几百万万办的中央训练团，中央训练团的精神都是这样。

　　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把蒋介石的本子翻开，关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我找出蒋指出的是不对的，我就演绎出来给大家听。那里有个负责任的姓段，是一位小法西斯，他玩的一些办法太缺乏常识。如同请的各院部长，讲他们各院部的事情给大家听，有的是浙江口音，有的是湖南口音，一百个中总有五六十位听不懂，甚至还有百分之九十听不懂。又每次听讲的有两千人，讲话的人的声音只有一百人可以听得见，那些人们也就在那里站两个钟头，这些受训的人怎么会满意呢?结果是前面讲，后面就骂。

　　后来有位姓王的负责训练团的责任，他用种种方法教给学员们一见蒋介石就把帽子抛有二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最好把皮带也解下来，和帽子一同抛那么高。当然免不了有些教员和学员不肯那么谄媚，就问姓王的：“这种动作出于哪本书?中国书有吗?”姓王的回答说，“你们自己不读书，还问我，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德国的领袖希特勒都喜欢他的部下对他这样做。”第二天就把几个问话的开除了，那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还没倒台。

第四十二章　在四川綦江县附近大杀青年的蒋介石

　　这一天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厅开会。那天的主席是孔祥熙，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我就说：

　　“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我又说：

　　“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我们张口说同志，闭口说同志，同志就是仇敌么?况且没有一个不知道我和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都是好朋友，今天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他们这些话，我不说话实在对不起这些朋友；假若有人说这种谣言的话，我不起来说话，以后谁还跟我交朋友?”

　　我刚说完这话，于右任说：“有了这种谣言，我们可以自己杀自己，自己打自己，不要日本人亡我们，我们自己就亡了我们。”接着孔祥熙说到美洲，由美洲说到欧洲，又说到中国，我记得很清楚的，孔祥熙说过这两句：“我们把法西斯快收起来吧!美国人不喜欢那一套。”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我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那家伙糊里糊涂，共产党预备好了，他是干的。”我说：“你的眼睛认不出人来的，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

　　散会后我回到巴县中学，一进门正看见沈钧儒先生。我说：“很好，今天有个消息跟你说。”我就把今天何应钦报告关于沈先生的一段向他说了，并把大家所谈的告诉他。沈先生说：“好，我去找何应钦。”后来我听沈先生说，他见了何应钦，说请何把他下监，不是说他要暴动么?何说：“没有的事，全是谣言。请坐，喝茶，不要生气。”

　　不多两天，我见到江西一位姓徐的，少将阶级，他在綦江附近训练团当高级政治教官。因为他是李协和(烈钧)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同协和先生也是好朋友，他特意来见我说，他们的团长姓桂(永清)，接到特务的报告说他这几千学生里，有共产党还有汉奸。桂就惊慌失措地抓起很多青年，除了乱打以外，又把火筷子烧红了烫他们，这种严刑之下要什么口供没有呀!已经有一二百人被枪决了。

　　他看到有几个青年拉出来的时候，姓桂的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暴动?”那青年们说：“为的要杀你。”姓桂的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青年们说：“你无缘无故杀了这么多青年，你丧尽了天良，我们还不该杀你!”姓桂的大怒：“推出去枪决!推出去枪决!”这样枪决的又有一二百个人，还有六七百人关到监狱里。

　　后来有些青年的家长知道了，就写信给蒋介石说：“我的儿子为了抗战，为了杀敌人，到了你那里受训。现在你把他们杀的杀死，关在监狱里的关在监狱里，你要是不把他们的罪说出来，我们要起诉你。”这样的信有六七十封，因此蒋才派了几个法官，来审判这些坐监的青年到底是为什么?

　　法官提出了一位青年来问：“你的口供上说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他们要暴动，你怎么会知道?”青年说：“我知道。”法官就把自己来的事告诉他们：“我是政府派来的，你们有什么冤屈告诉我，我不是特务。”青年回答说：“他们拿出火筷子烫我，我没有法子，不能不说。”

　　法官问一个青年：“你认识沈钧儒么?”青年说：“我在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

　　法官又问另一个青年：“你的口供说，你同南京通无线电，你把无线电抛在江里头啦!你只留下一个钢圈，这是你的钢圈么?”青年说：“不错，是我的。”法官说：“我看这不像无线电上的，你在哪里弄的钢圈，你说实话。”青年说：“他们天天用针刺我的手指头，用火筷子烫我的两胁，我没有办法，只可给他们找一个凭据。”法官问：“这个凭据哪里来的?”青年说：“值班的表上的。”法官问：“表在哪里?”青年说：“表我掷在茅厕里，我只拿这个当证据。”这样法官就领着人掏茅厕，掏到最底下，把个破表找出来了。就这样全都证实冤枉了这些青年，错杀了这些青年。

　　法官们把这些情形报告了蒋介石，蒋就偷偷地叫桂飞到印度，又转到德国希特勒那里，给蒋介石做代表去了。一面叫把监狱中的六七百青年放出来。那些青年们说：“忽然把我们抓起来，忽然又把我们打了，忽然又把我们下了监，忽然又放了我们，我们不出去；我们先要问问，犯的是什么罪?”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找张治中，张治中去说了两次，这些青年们还是不肯出狱。后来张治中哭着说，这些青年们也都哭了，最后才出来了。

　　这些都是实在的事情，有许多人都活着，可以查，可以问，多少很好的青年都是无缘无故地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蒋介石招考送到外国去的留学生。

　　他是先登在报上，说明白，要会外国文字的，要在大学毕过业的，或是同等学历的。有些青年人们，不晓得他这内容，都很高兴地去投考。哪晓得一进了军事委员会的门，有的人就看出来了，那个阵势摆得决不像考试出国留学的样子。第一就是填表，印好了的表格上来就是一百几十条，如同信仰蒋介石，服从蒋介石，为蒋介石而死，这一类的话，就搅了二三十条。接着下边就是对于蒋介石一辈子忠实，若不忠实就愿被活埋。若听见有人说蒋介石不对，就要报告，不报告的就是罪恶。无论派到什么地方去，要宣传蒋介石怎样好，不热心宣传的人就是罪恶。每一天有一件报告的，得到奖励，报告多的得到奖励多，报告少的得到奖励少，报告特别少的，就是要得处分，报告的津贴，按十万百万千万的次序。总而言之，报告愈多愈好，愈秘密愈好。

　　这些青年人一看了这些表格，哪像是考试留学生，好多人就想退出去不考了。监考的几个特务头子，就把这要退考的青年拉到没有人的屋子去，一个一个地教训，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秘密地方，你要明白，这个地方只准进来不准出去。这青年人们一听，知道不好，有的装病，有的说家里有要紧的事。特务头子说：“有病这儿有医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养病看病。你家有事，这是救国的大事，请你先把家里事忘了。”每天考两三个钟头，训练几个钟头，明明地说，你加入这里头，将来不但能留学，并且能升官，不但升小官，而且能升大官，不但升大官，还可以发大财，你们只要加入这里面，钱有的是，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个是官，一个是钱，一个是许他们将来可以到外国。假若你不加入，因为进了这个门了，再想出去是不成的，你若真正不干，那就不客气，你是敌人的侦探，下监坐牢活埋。

　　在重庆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以为真是考试留学生，很高兴地来投考，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完全不对，又不能出来。等到完了，他来见我，他把考试情形及表格，都详详细细地对我说了，我也把那表格全看了。他们父子俩对我痛哭：“这可怎么好呀!这可怎么好呀!”

　　他们来找我，当然是希望我帮忙，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万万不能帮我的忙，因为这种事是不许别人知道的。若你一去说了，就算是他泄漏秘密。”研究来研究去，那位老牧师，还是托了外国人，从美国发了电报来，说是外国教会上给那个大学生说好了，叫他到外国读书。他拿着这个外国电报去找特务负责任的人，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准了他的短假。后来，跑到广东，再跑到上海，好几年的光景，因为他和外国人一块儿做事，或者特务人员知道了也不去找他，才算脱离了关系。

　　拿这一段事情看，就知道哪一个纯洁的青年，不做人而情愿做狗，愿意一天到晚替人做害人的假报告呢?大抵都是被欺骗才加入这种罪恶而下流的圈子，当然也有一些甘心乐意做蒋介石的刽子手的人，那又当别论。

第四十三章　决心不守法的蒋介石

　　在重庆开十中全会，有许多人议论纷纷地说国家、党务、政治弄得如此的坏，全是不守法的结果。说来说去，给蒋介石知道了。蒋在纪念周上对大家说：“有人说我们要守法云云，我觉得有应当说明的必要。我们是革命党，我们要守法，就不应当革命，若革命就不应当守法。”他说这话时，很洋洋得意，当时听的人有许多批评他说：“你自己订的法总得要守的呀，你自己不守法，为什么还要立法院呀?”一会的工夫台下唧唧咕咕地嚷得很厉害。蒋介石把脸一红，把头一扭，就走了。一面走着一面说：“革命守什么法?”当时有些坏蛋都眉飞色舞地高兴起来，“我们是革命党，守什么法!”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美以美会的梅牧师，是美国人，很伤心地对我说：“真是暗无天日的世界。”我问：“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位牧师说：“他们在南山有一处房子，栽得很好的树，长了已有五十多年，这些松柏树长得非常美丽。蒋介石的军队要砍这些树去盖沟，一上来就在那树上砍了几刀。我对那官长说：‘请你们不要砍这些树，你们若是非用木料不可，用多少钱我们给你们钱，你们可到别处去买。因为这些树已是长了五十几年，太不容易。’无论怎样说，那位军官说：‘不成，不成，非砍不可。’我说：‘你们不能砍人家的树，你们应当守法律。’那个军官说：‘我们是革命的军队，要守法还革命么?’弄得没办法，给钱不行，说好话不行，就找了外交部。过了一个多月才来了公事说：‘不准砍那些树。’实际上树早在一个月前砍下来了，一株没有留。

　　因为我不愿意，蒋介石就追究起来，把团长营长都叫去问：‘为什么砍美国人的树?为什么不守法?’团长、营长说：‘为了修盖沟，防备日本敌人，要守什么法呢?况且委员长说过，革命的人就不能守法。’

　　蒋介石没话说了，提起脚来踢了那两个军官几脚，叫他们自己去了结此事。团营长跑到南山找到美国牧师说了多少好话，那位美国牧师说：‘你们要砍树，我们愿意出钱，愿意替你们买木料，都不成，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劝你们守法律。你们说：你们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应该不守法，你们找我有什么办法。’军官们说：‘革命不守法是蒋介石说的，如今他不管，叫我们来找你，这不是该倒霉了?’”

　　那位美国朋友来到我这里问我该怎么办?我对那位美国朋友说：“蒋说了不算是谁都知道的。”听说那位美国朋友后来因生病回了美国，现在已经逝世，这件事他的朋友一定知道。

　　孙科连着发表五篇文章都是说：“非民主不可”；并且把他的五篇演讲都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我在自贡市主持献金运动的时候，接到孙科给我寄来的书。我回到重庆见了孙科，对孙科说：“你那五篇文章非常地好，你有没有对蒋介石谈过呢?”孙科说：“没有同蒋介石谈过。”我问孙科：“为什么你不同蒋介石谈呢?”孙科说：“你是知道的，蒋要当党里的总裁，你我就推他当总裁。可是常务会议，他到底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他要当主席，我们就推他当主席，他也是不出席。这样上哪里见他的面呀!纪念周上可以见他的面，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能说话呢?蒋介石找人谈话，既不找你，也不找我，这样有什么话能对他说呢?”孙科愈说愈气，他说：“我父亲活到五十九岁就死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了，我能把话都带到棺材里么?说出事来，再说吧，我现在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第二天蒋介石找我到南山去谈话，我就把孙科谈的话一件一件地全对蒋介石说了。我问蒋介石：“党里的常务会议你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你不出席。孙科所说民主的事是非常重要，你为什么不找孙科来谈一谈呢?你还怕孙科造反么?孙科还不是爱党爱国的人吗?”总算还好，蒋介石说：“我打电话找孙科。”

　　蒋介石在南山有一座堂皇的官邸。在他的官邸下面，有一栋五开间的楼房，名曰桂堂，这是为会客用的。第二天午前十一点，我在桂堂的客厅里看见孙科。我说：“你来了!”孙说：“蒋打电话找我来的，不知什么事?”

　　我们在楼底下的客厅中坐了有半点钟。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戴傅贤、吴铁城等从楼上下来，他们是开秘密会议来的。吴铁城头一个下来，无精打采地说：“中央训练团这十几万万算白花了，训练的结果竟是共产党，奇怪不奇怪。”看吴铁城说话的光景，他想不到我和孙科在那里坐着。

　　吴铁城一群人走了，蒋介石就找孙科谈话。十二点半吃午饭，我没有看见孙科在那里吃饭。我问蒋：“孙科先生呢?”蒋说：“只谈了半点钟的话，他就走了。他有会议要到北碚去。”我问蒋：“你和孙科谈到他的那五篇民主文章没有?”蒋说：“没有。”我说：“真是可惜得很!”

第四十四章　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的蒋介石

　　蒋介石找我在南山多住几天同他谈话。有一天，蒋介石向我说：“现在许多人都说民主，真是大错误。现在说民主的人细细地一看，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民主拿民主来打击我们。真是民主起来，我们还能建国么?大家乱吵蛤蟆坑，张说张的对，李说李的对，那还成什么事呢!”

　　蒋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运动了美国的共产党，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是指摘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看蒋介石在说得津津有味。我说：“我有一个故事，说给你听听好不好?”当时陈布雷也在座。我说：

　　“有好多人说，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民主，不必向外国学习。这话大错特错。我们必须跟着人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学习学习才成。若是每天都说，我们都有了，都对了；那可就坏了。前几年美国国会议员裴培尔说：‘德国和日本这样疯狂的闹，我们美国应当赶紧征兵，并且应当通过一个征兵法案。’国会里头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日子。最后一天讨论这件事，国会门口来了很多老太婆，贴了很多标语；还不算，糊了一个纸人，上面写着：国会议员裴培尔。等到国会把这议案通过了，当散会以后，裴培尔走出国会门口的时候，老太婆们拿着刀子、剪刀，就扎那纸人。而且喊着说：‘扎死裴培尔!剪死裴培尔!’最后，用一根绳子拴在纸人的脖子上，把绳子一拉吊到空中去。大家嚷着：‘勒死裴培尔!勒死裴培尔!’裴培尔站在门口对老太婆笑着说：‘这真表现出我们美国民主的精神来。’裴培尔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征兵的案子通过了吗?我请你们大家到咖啡店去，我向你们报告报告：为什么我提议这个案子。’老太婆们说：‘好好好。’大家喝着咖啡，裴培尔就说起来了：‘这个征兵案子一通过，你们的儿子、孙子、侄子，就要去当兵了，你们为了爱你们的孩子，就痛恨我提这个案子。你们晓得打仗的人不是都可能受伤或是阵亡的，像日俄战争一千人中死伤的不到十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人中不到十六个半；这不是牺牲极少数的人救了极大多数的人吗?假如我们不征兵的话，有一天德国由东边来了，日本由西边来了，到那时候美国的青年想拿枪也不行了，还不都当了俘虏么?我提这个案子，不但是救青年，还救你们这些老太婆们，因为有了征兵，敌人就不能来了。这样说起来，你们大家不但不应当反对，而且还要拥护我这案子才对哪!’说到这里，老太婆们鼓起掌来说：‘我们拥护你，我们拥护你!’”说到这里，我问蒋介石：

　　“你看人家被人家骂，被人家拿锤子、剪子扎他，而且用绳子吊起来，人家还是不慌不忙地把大家说服了，也没有派特务去活埋人家，用手枪、炸弹对付人家。这种说服人的精神，我们不应当学习么?你怎么说共产党才民主呢?”因为我说的话有故事在里头，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说：“这样的民主真好!这样的民主真好!”蒋口中虽然这样的说，可是办法仍是老办法，他就靠特务来维持他的政权。

　　关于他说到美国的报纸批评他说的事，我也不长不短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我说：

　　“在战国时代，燕国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递国书，楚国当然也要有国书回答燕国。国书写好了，楚国国务院的秘书长拿着这文书请国务总理签名。国务总理坐在一个很矮很软的大椅子上，拿起笔来要在文书上签名。秘书在旁边端着蜡烛，端得太低了，国务总理就拿一张纸写三个大字‘高举烛’，给那边端蜡烛的秘书看。秘书一看，就把那蜡烛端高了。常说的话：‘高烛下亮’，这一来国务总理签了名，秘书长把公事拿到桌子上去，盖了国宝，封上，交给燕国来的使臣，那使臣就把这文书带到燕国去了。燕国的王把这文书打开一看，除了国书以外，还有‘高举烛’三个字，写得很飞舞。燕王就问他的军机大臣：这‘高举烛’是什么意思?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到底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了弄清楚‘高举烛’的意思，于是燕王召集文武百官开会讨论。因为在燕王想来，楚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强国，若没有意思，决不会写‘高举烛’三个字放在里面。文武百官都来了，讨论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说：‘烛要举得高了，下边就亮。这是不好意思明说我们国家政治黑暗，而暗示我们要修明内政，完全是把一个“明”字告诉我们。’燕王说：‘既是这样就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都写出来。’不多的工夫，大家把一切黑暗的事都写出来了。如同：用人不公，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等等的事情。燕王说：‘我们现在就组织一个内政改革促进会好不好?’大家都赞成。燕王说：‘这一次与往日不同，谁要担这个责任，就要认真去做。如到三年，负这个责任的若没有成绩的话，必须从严治罪。’结果，在各方面，都规定出负责任的人来。果然三年以后，燕国的政治都上了轨道。有人提议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呀!今天我们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好，完全是楚国用‘高举烛’三个字教训了我们，我们不应当谢谢人家?’于是就备办了北方的许多礼物，备了国书，派大臣出去致谢楚国。礼物有三份：一份送给国王，一份送给总理，其余一份是送给秘书长的。使臣见了国务总理，除递国书外，口中总是千恩万谢的。国务总理总是不明白，他对燕国有什么好处，使燕国送来这样的重礼，又说这么多的好话。国务总理对秘书长说：‘公宴之外还有私享，你在你们家里预备些好酒、好菜，单同燕国的使臣谈一谈，问他我们对燕国到底有什么好处?’秘书长就照着国务总理的话去办，在他自己家里宴享燕国的使臣。到酒足饭饱的时候，秘书长问那使臣：‘你这次来说，我们对贵国有好处，到底有什么好处?请你说给我听听。’使臣说：‘可了不得!我们对别人有一点好处，总是挂在嘴上，你们待人有好处都会忘了，这真是伟大极了!’秘书长说：‘请你说出来，我们待你们有什么好处吧!’那使臣说：‘就是“高举烛”三个字，我们得到这三个字之后，是怎样的开会讨论去实行改造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上了轨道。’说着说着又是千恩万谢起来了。”

　　我对蒋介石把这段故事说完了，然后话归本题。我说：“我们看人家说的话，有没有意思，不管好意思或是坏意思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人家的话当作教训，研究研究，看他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没有?现在你一听见美国人说你的不对，你就说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美国人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国民党也派了很多人在美国宣传，美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国民党的宣传?我们应该承认，总是我们有些坏处，人家才来批评我们，我们应该欢迎美国人的批评。如果美国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我们就拿燕国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如果一听到人家说不好的话，马上就恼了，那比什么都危险!”蒋介石说：“‘高举烛’三个字好得很，我永远不会忘的。”结果如何?美国报纸一说蒋介石不好，他马上又大骂起来。

第四十五章　血口喷人的蒋介石

　　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老朋友，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因为他在中国很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平素的一言一动都是平民化的，他所做的事情都肯为大众谋利益。这一次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他是实实在在地与官兵同甘苦，没有半点官僚化。因此所有中国的官兵都认史迪威将军是所有中国的人的朋友，无论士气如何消沉，只要一见史迪威将军，士气马上就振作起来。根本原因是史迪威将军主持公道，他的眼睛注视在全中国人民身上，不是帮助中国的某一个阶级，某几个家族或是某一个人。

　　有一次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出两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险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蒋介石摇摇头说：“你不要管!”从此蒋介石每逢在秘密的会议上，或半公开的会议上总说：“史迪威是共产党。”我知道得很清楚，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把我们美国人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自己是美国人，因为要保护中国人民，也爱护你自己，如果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你们中国人都是自己的好同胞，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那是我们全美国人的希望。”蒋介石红涨着脸说：“我不喜欢听这一套!”就是那天晚上，蒋介石在一个军事会议上更把史迪威将军骂了一大顿。有好多人说：“蒋介石这种不光明的言论，自私自利自杀的主义，真是太不对!”可是蒋介石更来得有劲。蒋最后说：“我一定不要史迪威，叫美国政府一定把他弄回去!”史迪威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第一是为了向蒋介石要兵，好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出中国去；其次就是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希望中国人爱护中国人。就因为这几点被蒋介石一脚踢过太平洋来了。这不但是中国人一件伤心的事，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一件伤心的事吧!

　　英国有一位将军，会说好几国语言，一个臂是残废的，听说那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摔坏了的。后来意大利投降，他就代表英国签字。这次到中国来，他愿意同中国军界的朋友谈话。有一天在苏联大使馆的革命纪念会上，这位将军见着我说：“我有二十多天都要拜访您，人们不是说您出了门，就是说你不在家，今天可碰见你了!”我说：“我是常常在家的，你什么时候见我，我都喜欢见你。”后来我知道，蒋介石叫人封锁我，不论哪一个人要见我，就说我不在家，免得我麻烦，更免得外国人多知道我们的情形。

　　有一天史迪威将军来见我，他说：“我有好多话要同你谈谈，怎么一找你，就说你不在家呢?”我说：“不是的，说我不在家是有意思的，免得我见了你说实话，与他们不方便。”史迪威握着我的手笑，我也握着他的手笑，虽然没有说什么，也彼此心照了。

　　大概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孔祥熙请了文武百官，到李子坝的一个新的招待所聚餐。到了午后六点钟，人们愈来愈多，有很多军官同我和于右任来握手，说东说西，非常热闹。于右任对我说：“这样的会多有几个就好了，你看多少军官都是好朋友，我们一点来往都没有，我也不敢和军人来往，若一来往，就说我们运动军队图谋不轨。”我说：“也有人对你这样么?”于点点头：“封锁得厉害呀!”

　　蒋介石明明知道萧振瀛是做卖国勾当的，可是蒋用种种帮助萧和雷季尚由重庆到香港来回地飞。

　　有人问萧振瀛：“你到香港见谁?”萧说：“见日本人和知。”又问萧：“你在重庆见谁?”萧说：“还不是见蒋介石么?”又问萧：“你见他们谈什么?”萧说：“当媒人反正是说谎话。一面拉着他们不断绝关系，一面我们可以老在空中飞着，谁也不晓得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这样人家就看得起我们。”又有人问萧：“你每天这里跑，那里跑，用很多的汽油，汽油又这样贵，你还租了很多处房子，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呀?”萧说：“那还不是蒋介石给的钱，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钱!你们看我东跑西奔都是有任务的，所有各方面的领袖来到重庆，我就接他们到我的房子里去。住很好的房子，不用花钱；吃很好的饭也不用花钱；坐很好的汽车，又不用花钱；最要紧的是不叫他们见老冯，那样我的任务就达到了。”

　　正是这个时候，重庆提倡帮助工商业生产，弄得非常热闹。有一天午前九点钟，两位工程师到罗汉沟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说他们失业了。我说：“你们不是在萧振瀛的铁工厂么，怎么会失业?”他们说：“真可气，又是好笑的事，萧振瀛拿着他的铁工厂借了国家一千万元，钱刚到手，工厂马上关门，把我们都解雇了。”这就是中国抗日时的财政情形。

　　谁都知道，有一条德国船沉到长江里，萧振瀛同蒋介石订了合同，准萧无条件地捞那只船，等到打胜日本之后，萧振瀛造一只新船还蒋介石。这一来萧可发了大财，就把这笔钱，开了银行。听说过了很久，蒋介石才知道是受了萧振瀛的欺骗。重庆的文武百官没有不清楚这件事的，都在这里说：“看军事委员会的竺交通处长的事，是非贪污不能升官；看萧振瀛开银行的事，这是蒋介石叫人必须卖国才能升官发财。”这种说话，重庆人都知道了，不久全国也知道了。有人说：“蒋介石是只怕中国好!”

第四十六章　使人制造九鼎预备做皇帝的蒋介石

　　为了献金救国，我到重庆许多工厂里去讲话，鼓励他们献金救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天我到重庆下边一眼望得见的一个造船厂里去讲话，这个厂的主人就是卢作孚。我对员工们讲完了话，他领着我去参观。他指给我看，这是预备献给蒋介石的九个铜鼎。我看每一个鼎高有二尺半，直径也有二尺，鼎上还雕刻着许多花纹。我问：“这是谁出的主意?”旁边一个人说：“这是蒋自己出的主意，他要这样办，谁敢驳回他呢?”我记得中国古书上有一篇书叫“楚子问鼎”，楚子是楚国的国王，他在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里头，是子爵，所以称为楚子。一个子爵当然够不上做皇帝，然而他却要问九鼎，问九鼎就是想做皇帝，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重，周家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因为有这一篇文章，中国人多少年来，都拿着九鼎当作皇帝的象征，这个故事在中国没有一个不知道。蒋介石虽然少读书，无知识，这个故事总不会不晓得的。但是他的脑子，非常守旧，他虽然是20世纪的人，可是他的思想，总是在17、18世纪之间，他一定暗示他的部下献九鼎，他的动机，不问可知。

　　过了两个月，鼎全做好了，就规定了一个日子，在中央训练团里献鼎。这件事忽然被美国的报纸登载出来：“蒋介石叫人们给他献九鼎，这是预备做皇帝。”蒋一看见这段消息，首先把美国的新闻记者和美国的报纸大骂一顿，然后在训练团把朱家骅他们假意地骂了几句。朱家骅的喽罗当然也在那里骂：“你不叫我们献九鼎，我们就会献了么?现在美国报纸骂你了，你就发起脾气来骂我们，你骂吧，我们都不干了。”就在那几天，许多人上辞呈。蒋介石一个个地找去，对他们说：“骂你们是给别人听的，我心中还是说你们做得好，做得对。”那些人们一个个地更撒起娇来了。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星期，才把这段事平息下去。

　　鹿钟麟从河北回来，谁都知道他收了几十万游击队。当时没有一百元吃不饱一顿饭，可是蒋介石给他的兵一个月六元。就是这样，鹿钟麟还带着队伍和日本打多少次死战，结果把官兵都饿跑了。鹿钟麟回到重庆，把他经手的事和报销都报给蒋介石，快有三个月的样子，都没有批消他这件公事，当然鹿很焦急。有一天，我在国防最高会议问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为什么鹿钟麟的报销不批消呢?是什么缘故?”何应钦说：“鹿钟麟到河北去，一二年的工夫用了六百万，可是他连一本账都没有，若果是他能拿出花钱的草底子来，就可以替他报销了。”我说：“鹿钟麟是那么厉害的人呀?他在河北省带着三四十万游击队，昼夜的打仗，死伤有十几万人，只剩留他的性命没丢在日本人手里，他能把账目的草底儿不丢了，鹿钟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么?假如你要枪决鹿，无论如何可以找出他的错来，把他枪决掉，何必说要他的草底儿呢!”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过了没有三天，蒋介石把鹿钟麟报销的案子批消了，格外送了五万元解散他的随从。谁也想不到跟过鹿钟麟当过参谋长的那个人说：“五万元不要了，送给军政部的人买鞋穿吧!”鹿钟麟只可忍气吞声地说：“好吧!”

　　这里应当说明的，鹿钟麟往河北当主席去的时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军法执行总监，上将阶级，是负责全国军法事情的；一转眼鹿钟麟回来了，军政部就敢没收他的五万块钱，这个胆子够多么大!这种贪污到什么程度呢?明眼人自然很清楚，到底他们为什么敢这样的大胆?是谁来支持他们呢?

第四十七章　谁说真话就枪决谁的蒋介石

　　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三十多万人守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的也特别的多，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因此曾万钟跑到重庆来就要把作战的实在情形向蒋介石报告，结果走到哪里，哪里碰壁，有话没有地方去说。因为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他说：“我在太行山打仗是不错的，可是每一万人都得出三千五百人到后方抬粮食，因为山上没有煤，每一万人还得要出二千五百人去拾柴草。除此以外，一万人中，又有五六百位病人，四五百人看营底子。这样算起来，一万人内能有三千人作战，三十万人只能有九万人作战。又加上了应当拨给我四百匹骡马，一匹也不给我；应当给我的三千夫子，只给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头发很长、面黄肌瘦的二百囚犯，什么东西都抬不动。这样黄河边上的东西，什么也运不到山上去，官兵们接济没有，如何不打败仗呢?”曾万钟又说：“我见过蒋介石的几个大官，要把这些话向蒋介石说一说，有一位大官说：‘说不得。你若说了，蒋就生气，一生气就病了，那谁还能领导抗日呢?’又一个大官说：‘你对蒋介石说这些话，他一气就要病倒了，谁来领导抗日呢?没人领导抗日，中国不是要亡国了吗?你这个东西，要亡中国还得了!”马上拿手枪对着我的胸前，指着我。我说：‘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们不要拿枪打我。’”曾万钟一面说着，一面流着泪说：“先生你看，蒋介石的左右这个样，怎么得了，不叫我们说一句话!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对蒋介石说一说?”我说：“可以，”我又问曾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么?”曾说：“你若查出有半句瞎说，你就把我枪决了，好不好?”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十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蒋说：“他叫曾万钟。”我又问：“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我说：“你有没有工夫听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蒋说：“可以。”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说完之后，我问蒋介石：“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感想?”蒋介石说：“可不是吗?他们老怕我有病，就不愿意叫我知道前线的一些小事情。”我又说：“你这些左右的人这种做法不但把中国完了，一定也把你害死才拉倒。”看蒋那样子一点气没生，也没着一点急，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他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

　　午后，又是在黄山整军会议。这时正是汤恩伯的军队从河南垮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带的队伍到处骚扰人民。当时河南的参政员中有好几位不怕死的，把汤恩伯军队的奸淫掳掠扰害人民种种的无法行为，在参政会中都说出来，又在重庆对着各界的人民说出来。汤恩伯的人到重庆来的也不少，文武都有。他们却反诬河南人民最不好，因为汤恩伯的队伍太扰民，走到河南被民众们收了枪。其实汤恩伯有三个大坏处：一是军队普遍吃空缺。二是从汤恩伯起到下边的排长止，都在河南的边界界首买了日本货，往后方运，把中国的东西从后方运去卖给日本人。军队里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挨次吃空缺，兵力自然大减，打仗还有不失败的么?再加上贩日本货，日本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日本人说中国话，有的曾受过一二十年训练的，日本人同中国人在一起，没有方法可以看出他是日本人来。既然彼此公开做买卖，后方军队的情形，人民的情形，地方的情形，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汤恩伯的军队崩溃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寿山军长带着他一军人守黄河南岸，造的阵地，非常坚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那些走狗、特务跟他要钱，他是一文不给。特务们一个一个报告都说赵是共产党，又说赵带的军队里边的人多半是共产党。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又加上汤的军队纪律太坏，日本人在前方进攻，民众们就站起来在后方缴汤恩伯的军队的械，不几天的工夫就败退了两千里路。汤是蒋介石的心腹，蒋向来口口声声地说：“汤恩伯最靠得住，汤恩伯最能打仗。”结果弄成这种情形。

　　在这种大败战之下，蒋介石派陈诚去代替汤恩伯，指挥军队。当时前方的军队闹的笑话太多了，若不是人们小心的话，会把大牙笑掉了。就说在灵宝与阌乡县之间，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胡宗南指挥的，开出去了三团人，刚一见日本人就垮下来，把二三十门炮抛在阵地里，没有人管。还是马法五军长和李兴中军长用他们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从敌人的左侧背一打，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李和马两位军长不敢要胡宗南军队的炮，接二连三地给胡宗南去说：“你们丢下的炮在这里，快来拿去吧!”胡宗南这才恬不知耻地派人拿回去。

　　为什么胡宗南不能打仗呢?那就同一把刀一样，老在地库里存着不用它，它会生锈，久了就不能用了。军队也是这样，长久不打仗，一听见炮响就会惊慌失措。为什么李兴中、马法五这样能打仗呢?在蒋介石眼睛中看他们是杂牌军队，不叫他们吃饱穿暖，永远放在前线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哪一天不在那里和日本鬼子拼命，无论官兵都是愈打愈有经验，愈打愈有本事，也如同钢刀一样愈磨愈快。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陈诚和各将领商量好的，我们在这里挑剔，不是说没法，就是说难办，前方的大将怎么办事呀?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

　　蒋介石又问：“哪两道命令呀?”我说：“一道命令是奖励陈诚，要说明他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敢把这真实的情形说出来，这是谋国忠诚，殊堪嘉尚，此后凡有见到的盼望他不顾一切呈报上来，一定采纳；第二道命令通令全国文武官员，陈诚有什么意见到中央来，在这艰危之时，中央不但完全照准而且还奖励他。此后无论文武官员，见到什么事情，都要大胆地向中央陈述，凡能采纳的一定采纳，只要是合理一定有奖励，就是不对也没有过失。”蒋说：“很好，这两条命令就请你拟一拟好不?”我说：“好的。”这个会一散，何应钦脸很白，把他的眼珠移到眼角来看我。

第四十八章　对于士兵吃不饱知道还装不知道的蒋介石

　　第二天还是在黄山继续开会。蒋介石在他驻地附近叫了一个班长到会场上来。蒋说有一个人我叫他进来，问问他，你们就知道了，于是那个班长进来。蒋问：“你们每顿饭吃得饱吗?”班长说：“吃不饱。”蒋又问：“你们一人一天领多少米?”班长说：“二十三两；除去沙子，除去折扣不过十八两米。”说到这里，后面军需人员和俞飞鹏就大声说：“胡说，他一定有神经病，快快轰他出去!”一阵乱嚷，就这样完事。好像蒋自己也承认，他自己找错了人一样。我看不出这是叫什么儿戏式的国事的会议。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里开纪念周大会，党政人员都到齐，蒋介石也在场。我讲的话要点如下：

　　一、今天，抗战要得到胜利为最要紧。

　　二、如何能得到胜利?即是军事办得好。

　　三、军事办得好，则在官兵吃饱穿暖，不缺乏东西用。

　　四、事实如何呢，自天水宝鸡开来一军人驻于青木关。

　　五、青木关的几位连长说，沿途逃兵太多。兵逃走了，衣服要连长赔偿。五个兵一跑，排长看他的饷还不够赔偿，只得也跑了。连长看排长跑了，他自己也只好跑了。因为他自己也无法赔偿那些东西。

　　六、兵跑十个八个，枪掷下了，如何携带呢?连、排长无法，只得抓老百姓。老百姓无法抵抗，只有帮助抬，走不了二三十里，一到清静地方，把枪往嘉陵江一丢就跑了。军队就得停止住下去，再抓些别的老百姓从江里往外捞枪。水很深，又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丢下去的，常常是多少钟头捞不上来，等到捞上来，枪也都变成锈的了。至于官兵每个人都吃不了六成饱，有的是有盐没菜，有的是有点青菜没有油，兵们饿的都是面黄肌瘦，这怎么能够打仗呢?这是军国大事，到底该谁负责任?

　　我说完了这些话，像是放了一个炸弹一样，以后有一年没有找我到中央训练团去讲话。因为他们喜欢好听的，我说的都是不好听的。事后我听见说，军政部派人到青木关去，叫兵们签字，说他们吃饱的，冯先生说的不是实话。那些兵们哭着说：“我们吃不饱。”那叫他们签字的官长说：“你吃的饱也替你签了，吃不饱也替你签了。”蒋介石若不喜欢，谁能敢这样做?听说，告诉我这话的连长也被撤了差，这是实在情形。

　　在三十一年二月二日，我对蒋介石说了卅五条，希望他认真查，认真办，认真改。

　　一、营、连逃兵太多，一个不报，为的是吃空缺。

　　二、补许多假名字，并没有兵。

　　三、每连都有二三十个空缺。

　　四、谁吃的空缺多，就谁阔。

　　五、补充团队将要交兵时，所空之缺，一律开除，不是报逃了，便是报不堪造就。

　　六、在接兵时，把兵卖出去，三五百元一名，千八百元一名的都有。

　　七、官兵扣士兵的伙食，士兵吃不饱。

　　八、有故意说伙食钱还未发下，吃饭时叫新兵自备的事。

　　九、补充团队有同县署勾通着，未领新兵，而先报某月某日领到新兵若干名，请发伙食费。

　　十、连、排长有打死新兵而不报告者。

　　十一、连、排长查新兵有钱，叫他缴到连部，过几天把新兵打跑，所存之款尽入私囊。

　　十二、新兵所穿的好便衣，换军衣，把便衣存到连部，连长拍卖而入私囊。

　　十三、逃跑的新兵报病故，报领埋葬费。

　　十四、扣兵的医药费，不管士兵病死病活。

　　十五、扣兵的草鞋费，使兵赤足行军。

　　十六、每次给兵做服装时，军需人员勾通包办，每套扣三四元以自饱。

　　十七、师管区司令、补训处处长，对于饷册尽量扣旷不报。

　　十八、学兵队、军官队到营连去服务，不开底缺，为吃空头。

　　十九、勾通审核主任，而作报销。

　　二十、扣团、营逃兵服装，按第一期原价扣二三十元，往军政部则报废，缴一二元即可。

　　廿一、各级官长接来新兵，都以为两三个月即可以交出去，所以都不负责任。

　　廿二、司令或补充团营新兵未见过营长以上的官长者，即交出来。

　　廿三、各主管官兵都注意在表册上，而不注意实地做事。

　　廿四、各主管官长非常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外表，全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

　　廿五、士兵自入营至交出止，常有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的。

　　廿六、一连新兵，一百多名，关在一个房内，吃、喝、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内，不许出门，恐怕逃亡，如囚犯一样。

　　廿七、士兵冬天不能换棉衣，夏天不能换单衣，因此，很多死亡的。

　　廿八、行军时，不能行走的病兵，丢在僻静无人处病死、饿死、此事最多。

　　廿九、行军时，遇见青年即拉去当兵。

　　三十、行军时，新兵遇见父母，不愿使儿子当兵，暗送四五百元即将新兵放走，给长官部报逃。

　　卅一、有许多新兵连，全体暴动，打死官长或打死官长而逃走，皆因不能忍受官长无理的苛待。

　　卅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三个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名的；一团应当两千五百名，实在交兵时，还不到一千五百名，有时还不到一千二百名。

　　卅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卅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官长有的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军队之心，有保守生财之道。

　　卅五、后方补充军队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勾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事实，弄虚伪而不讲实干。

　　我把这卅五条事都详细同蒋介石说了。我说这是刚从前方回来的一个团长王培襄说的，当王团长说的时候，声泪齐下。他觉得，这些事若不改革，没法子打胜日本。蒋听了我的话以后，他说：“很重要，我叫人去查查。”这就是我说了这些话的结果，后来，再也没听见说怎样改革的。

四十九章　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的蒋介石

　　三十一年六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人员，大约有四五百人。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大家知道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作霖的参谋长不也是学校出身吗?有学问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喧，跟汪精卫当头号军人汉奸，他不是同曹浩森、熊式辉同学的吗?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的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临阵易将多么危险。到底他们还是把许多很勇敢的，又有很好的学识的，作战很久的军官一个一个地都换掉了，调成参议咨议等，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只会在屋子里读书的，听见枪炮响而不认识方向的，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这些新到前方的军官，那是靠他的表叔、舅父、老师等替他吹嘘运动而带兵的，不然就是讲什么学派的。既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法，这样情形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何不失败呢?

　　就在那两天，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我觉得他这些话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况且新换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说有什么真正学问。不说别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有多大的学问，那么你还不知道冯洪国是和你同学，你们是前后班。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就是那天说的话，把何应钦说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还是把前面的军官换了很多。

　　有一天，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常会里说：“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把人家捕去下了监，不说理由，全世界哪一国也没有听见说过这样对待军官的办法。这不是污辱全体军官的人格吗?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拿着这些国家栋梁的军官当着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

第三十章　忽然说出焦土抗战的蒋介石

　　当天晚上有一个大的会议。晚上七点钟开会，何成浚和熊斌八点半才来。别的人都奇怪，蒋介石对于晚来的人，没有说一句话。这一次的会，自开始到结束，都是蒋一个人说话。蒋对交通界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空军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交通责任的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湖南主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这一个会开了两个钟头，蒋介石不断地说：怎么放火，怎么放火。会完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楼下摆了很多桌。吃饭的时候，我对蒋介石说：“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要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子住。蒋说：“这也是很要紧的。”正说着，酆悌过来见我，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奉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我说：“好，好，好!”饭后白崇禧约我到他那里坐一坐，当时白已经知道十二点钟我对蒋介石说的什么话，白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给我看，大约有两千多字。我看了之后，觉得字字血泪，句句真话，全是说的蒋介石在政治方面怎么不对，军事方面怎么不对，待人怎么不对，每件事应怎么改革，有条有理。我问白：“你打算怎么办?”白说：“今天晚上十二点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坐火车到南昌去，我要到车站上把这封信交给蒋。”我对白说：“好极了，你要提醒蒋介石一句话：请他仔细地读两遍。千万不要放在衣服兜儿里算完事。”我同白分手后，就去广播。在这次广播中，我主要的是对投降派的人们说话，我说：“今天蒋介石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我又重复地说：“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当时汪精卫在重庆鼓动投降)!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么?这不应当枪决吗?”广播完了之后，我上了汽车，就向衡阳前进。那天又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汽车站上，还是买了些稻草铺在地下睡的。

　　第二天早晨开车经过零陵又回到桂林，我见了李烈钧将军，把我在长沙见了蒋介石说的话，很详细地说了一遍。我又把那天晚上开会的情形，蒋介石如何说放火烧火车、烧房子的事及白崇禧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亲笔信事都说了一遍。李将军非常高兴!不断地鼓掌。李说：“你昨天晚上广播我们都听见了。”

　　我在这里见着李济深将军。李说：“蒋介石抗日，我们就拥护他；蒋若不抗日，我们就自己去抗日。我们死可以，不能当亡国奴。”李将军和蒋相处最久，蒋当黄埔校长时，李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知道蒋比什么人都清楚。他看透了蒋介石：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私，不知有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他真是把蒋介石认识到骨髓里去了。李济深将军从不说谎话，他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说到酆悌之死，是长沙大火之后，蒋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酆悌的死和酆的骄横无礼都是蒋一手养成的。此事不能不明白地分辨的。

第三十一章　把装备齐整的军队藏起来的蒋介石

　　我在桂林住了几天，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城里的人民都由各城门出去躲避。躲避警报非常便利，一过江就有很大的山洞，可容很多的人。山洞有了多少年，这要地质学家研究，我们可以断定的，决不是光靠人工可以掘成的，就是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年。这里有巢县逃来的难民，为了这些难民，我曾同李、白、黄三位说过，请他们帮忙。桂省当局拨给了难民很多的地，叫他们自种自吃。这些难民里，凡是贫苦的同胞都很有办法；只是那些破户的少爷，吃也不好好地吃，做也不好好地做。我请了一位董先生帮他们的忙，费了很大的力，可是没有什么成就。

　　我由桂林出发到柳州，看见广西发动二三十万人在那里修铁路。有些妇女们的背上还有几个月的小孩子，肩上还担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这种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的来做抗日工作，人数是这样的多，我在全中国还是第一次看见。李、白、黄三位先生是很有办法，平素能组织民众，能听民众的话，到这时候民众才会帮政府的忙。

　　到了柳州，看了几个兵工厂，都在很大的山洞里，所有的机器都放在里面，电力一开动，电灯一亮，敌人的飞机无论怎样轰炸，他们在洞里都照常工作。因为洞上的石头还有百丈厚，任凭敌人怎样的轰炸，也不会伤到洞里的人。这种几万年前的石头洞，它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会有这样大的用处。

　　在柳州听见说，蒋百里先生在宜山死了。我就打听什么缘故死的，有人说，蒋百里在宜山的南边路上，汽车坏了，他受了一下子惊，就有一点半身不遂的样子。我记得蒋百里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我看到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当时我劝他小心些，喝多了伤人。他举起杯来说：“死都不怕，还怕酒么?”恐怕喝酒太多与他这次的病有关系。我又见到陆军大学负责的周先生，他们夫妇俩没有孩子，说话很确实，他们不会造谣的。

　　周先生对我说：“在宜山蒋百里住在他们楼上，他住在楼下。百里回来还能说话，他的日本太太要给他打针，蒋百里说等医生来再打。这位日本太太说，先打针好。结果日本太太替他打了针，就再也不能说话，没两天就故去了。”周说这话，他总觉得，蒋百里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他的日本太太是说过的：“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

　　我过广西省北边的六寨，看到广西至贵州的汽车路真是修得太坏，坡度太陡，有的在四十五度以上。那些汽车直向下跑，汽车很容易摔坏，人也容易摔死。听说修路的人太外行了，他以为盘来盘去太费钱，太费工夫，他没有想到一条人命是无价之宝。这几年蒋介石当政以来，用人的方法，第一是他的本家，如蒋孝先一类的人；第二是他的亲戚如孔、宋、毛一类的人；第三是用他的乡亲，那就多得很了；第四，用他的故旧，如二陈派，不问他贤与不贤，先问他故不故；不问他能不能，先问他亲不亲。这种用人方法，哪里去找内行呢?真能做事的人，谁又肯跟他来做呢?这就是这条路坏的最大原因，也是死伤人太多的原因。

　　到了贵州省城，每天都在城的附近看军队。有一天，看见一旅人在一处很好的营房里。枪、炮、器械、服装、马匹都非常整齐。问起来才知道他们是军事委员会卫队旅。我问这位旅长：“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是在后边给蒋介石看东西的。”我说：“前方打仗打得很紧，你们拿着这个好家伙藏在这里，真是想不到的。”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一个电报说：“怕你忘了吧!这里有这么好的一旅人，为什么不调到前方去打仗呀?”奇怪得很，电报去了不见回电。也许蒋介石说：“你不必多管闲事，那一旅人不是为打日本用的，是留着将来打内仗用。”

第三十二章　压迫苗族同胞的蒋介石

　　我在贵阳省城看完了军队，就到贵东镇远去检阅。沿途上一处一处地看，有许多人说地方不靖，许多苗族的人民都上山当土匪。我问：“是什么原因?”有些接近苗族的朋友们说：“就是因为抓兵，什么理由都不对他们说，就是黑夜到他们家里抓青年，用绳子去绑他们当兵。有些苗族的青年连汉话都不懂，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苗族人民如果逃跑，抓丁的人就开枪打，这样就越弄越凶。说实话，实实在在是官逼民反。蒋家的官吏反倒说，受了奸匪的利用，民变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

　　我在马场坪附近一县，叫贵定，集合了几千个苗族老少男女，花苗、黑苗各种的苗人都有。他们虽是被压迫的民族，有的人穿的洁洁净净，整整齐齐，看去很庄重也很精神。我首先给每位送了四斤盐巴。什么叫盐巴?那是四川省自流井从地里二三百尺深吸上来的盐卤，又用地下的自来火在铁锅上熬的，像锅巴一样。贵州的苗人，多少年来就是吃这种盐巴。在满清时代治服苗人，就是用军队包围起来，不准盐巴输进去，结果苗人向满清投降，由此可见苗人对于盐巴非常宝贵。因为是人类中必需的食品，而又不容易得到手的东西。把那些盐巴送给他们之后，通过一位翻译，我对他们说话。我说：“大家要晓得，我们是一个祖先，后来因为我们多少代的祖先，他们老兄弟们彼此闹别扭，你说的话我不说；你穿的衣服钮子在那边，我的衣服钮子非在这边不可；甚至于你吃这种东西，我就吃那种东西；一年又一年的，几千年来，意见就越闹越深，使我们为子孙的见了面彼此都生疏起来。你们看看，我们大家长的眼、耳、发，哪里不一样呀?这实在可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祖先，都是姊妹兄弟。”我说到这里，那个翻译，翻得很好，好多老太婆老先生听见我说的都流下泪来了。他们说：“可不是吗?真的多少年来也没见官们对我们说过这么亲热的话。”我一说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年轻人都应当去当兵，保护国家，保护同胞!”他们大家高兴地说：“我们家里有孩子，我们都愿意叫他们去当兵。”我看了这苗族同胞都是勤朴、诚厚，实在可爱到万分!

　　这附近有铸铁锅的，并且铸得很好。这是由广西到贵州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制的铁器。北方逢些五排十叫赶集，四川、贵州叫赶场；广西叫赶墟。我每次到场上去看，真是觉得我们太落后了。不要说电器东西看不见，就是钢铁的东西都很难看见，有时有几件东西也是由外国来的。这一次我看见能制造铁锅的地方真是高兴极了!这也表明附近有铁矿已经开采了。我们有许多地方都有五金矿和属于金、银、铜、铁、锡一类东西，只是我们迷信太甚，在这里开，破坏这一家风水；在那里开，又破坏那一家的风水。这一种糊涂迷信的办法，把我们害得很厉害。在这种深山之中，能够开采铁矿的是很好的一种希望。

　　我到镇远看了志书，知道这名称顶不妥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有民族主义一章，明明说着“国内各民族平等”，早就应当把满清时代压迫弱小民族的办法取消了才对，如镇远、平番等名称，真是要不得。说镇远，镇什么远?说平番，平什么番?若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名词，完全是侵略人的名义。这里有位专员姓华，精明而有经验。我在这里看了队伍，也讲了话，华专员对我说：镇远这个地方就是地广人稀，他觉得征兵太困难了。若去抓去捆，惹起很大的恶感来；不去抓，不去捆，上面的命令，一个跟着一个，好像催命符一样。今天记小过，明天就记大过，后天就是革职留任。逼得人没有一点办法，万不得已，只可飞签火票的差人下乡，见人就抓罢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像很为难的样子。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说：“对于前方作战的官兵要特别优待才行，因为这些士兵征了来太不容易了。”

　　华专员介绍了一个人叫王天锡，他是曾当过师长的，他的哥哥王天培做过第七军军长，是被蒋介石枪决了的。现在王天锡在他的乡间种了廿万株桐子树，已有五六年，结了桐子，打了桐油，一株树每年可以得一元的收获。他又在家乡开了一个金矿，一星期可以出廿两矿金。从贵州的镇远到湘西的桃源，这一道山脉有很厚的矿金，若开采出来是无穷的富源。一个私人都能开一个金矿，若是国家提倡办理，把各地逃难的难民多发给工资，来开金矿，所得的金子来买飞机炸敌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我把这个意见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回电叫王天锡到重庆去。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王天锡对我说：“只是委了我军事参议会的参议。”他因为在重庆住不下去，又跑回贵州来了。由镇远回到贵阳，有人说花溪有的苗族跳舞会，可以去看一看。苗人跳舞可以说是很原始的，面上戴着假面具，身上穿一件破旧花布衣服，腰间两片盖腿裙子，手中拿一把刀或一杆木枪，走来走去，鼓也是咚咚的一二个点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几千年来被压迫得喘不出气来，连活着都不容易，还有什么心肠去跳舞呢?有时来跳，也不过是压迫阶级要拿着他们开心取乐换换口味而已。本来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各族平等，但中山先生死后，他的叛徒是只会说不能行的。

　　顺便看看苗族同胞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真是八下透风，一点不暖。牛在下边，人在上边，捆几条木板子，牛粪气味很大，还有什么卫生的讲究?简直是人间地狱，拿着人不当人待，莫此为甚。多少年的官吏对待苗人，不是杀戮，便是剥削，决没一点为他们谋什么幸福的打算。

　　过遵义县，此间距四川已近，文化比贵州全省都高一些，读书人多。此地许多绅士也来见过，并谈了很多地方上艰苦的情形，尤其是抓兵的事，地方上的人们觉得难过。

　　第二日，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我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我当时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

　　我在遵义县的旅馆里住，有上海的几个青年来找我说，他们由上海来要到重庆去，路过这里有检查的人说他们带的书是犯法的。后来知道那些书都是抗战歌曲一类的书，检查的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送到县党部，现在要把他们解押到贵州省党部去。我听了这话，找了县党部的人问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近来青年们经过四川到陕北大学的人去的太多了，不能不设法留难他们。”我问：“什么理由?”他们就拿青年们所带的书作凭据，说：“不应当拿这种不好的书。”我问：“这书怎么不好呢?”他们说：“读这种书有共产党的嫌疑。”那几个青年都曾经在上海听过我的讲话，他们这时求我救他们。我说：“你们先跟他们到贵州省党部去，我设法救你们。”不久我从四川回来还到贵阳，我把他们保出来了。这几个青年以后有的在政府做事，有的在军队做事，实在说起来，连半点共产党的嫌疑也没有，硬要把人家扣押起来。我记得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在张将军那里当排长和日本人打仗阵亡的。像这样残害青年的事，非常普遍，听说就在遵义这一个地方就扣押了青年两千人左右，都是广东、广西、江苏、浙江要去重庆的青年。他们硬说，这些青年是要到陕北去，这些青年们为了他们不欲做亡国奴，不怕艰难困苦向重庆跑，还走在半路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扣在这里怎么生活?这是有意毁害青年哪!

第三十三章　利用特务毁害文武官吏的蒋介石

　　我到了桐梓县，那里的县长是山东人，名字叫孔福民，他在这一县做得很好。跟我来的朋友，有人专门担任社会调查，因此知道这孔福民在他的县公署里，对于伙食的分派是用百分法，如同县长一个月收入二百元，他伙食费以收入百分之二十摊钱，县长就出四十元；工人呢?一月十元就出两元钱。大家吃饭在一起，菜饭全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多摊，少的少摊，这样工人们就都很高兴。乡间有什么人告状，孔县长就带了个秘书，一个人骑一辆脚踏车下乡，把事情问一问，该了结的了结，该说合的说合，因此地方上的人对于孔县长是很佩服。我把孔县长种种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第二天就得一个电报是嘉奖孔县长的。

　　后来不久，孔福民调升遵义县县长，没有几个月孔福民就坐了监。很久以后，我又在重庆见了孔福民，他是到重庆复兴关受训的。我问孔：“听说你做遵义县长，被人拿了你去坐监，是为什么呀?”孔说：“那件事太冤枉也太笑话了。”桐梓县是个三等县，遵义县是个一等县，孔被调升遵义县，重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人到县公署做事，来的人要当秘书，孔叫那个人做了科长。那个人很不高兴，过了两个星期，就由重庆来了电报，说孔福民是共产党而且跟他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就这样坐了监。当时孔福民就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写信说，不论犯了什么罪应当问一问，不能关在监里一句不问就算了。过了几个月吴鼎昌把孔福民叫到贵阳省城，孔问吴：“我犯的是什么罪?”吴说：“他们要做你的县长，你就是犯的这个罪。”没有几天吴鼎昌就放孔为独山县长。日本人攻独山的时候，独山城里大半被炸毁了，孔福民在城外山坡上搭一个草棚子办公。日本人退回去，孔福民就升了专员。孔的亲戚结婚，请孔作主婚人。女家那边也有一位主婚人，就是在遵义县当秘书，孔福民放他当科长的人。婚礼之后，就吃酒，彼此吃酒很多，女家的主婚人对孔说：“我实在对不起你。”孔说：“没有什么。”女家的主婚人说：“我到遵义县来要当秘书，你放我当科长。我不愿意，因为我是特务，我就报告你是共产党，你就下了监，吃了苦。经过多少波折，你当了专员，今天我们做了亲戚，我对你说，我今天良心发现，我太对不住你了!”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并说：“我做了不是人的事，是给人当狗的事。”孔福民一面对我说着，一面摇头说：“悲哀呀!黑暗到万分，但是我们做小事的人不敢说话。”

　　从桐梓到东冶镇，在那边停有六辆卡车，每辆都有两个宪兵押着。我找一位副官问那些车装的是什么东西，回来的人报告说：“车上满满的都是烟土，是从贵州省城护送着给蒋委员长的。”我把押车的排长叫了来，一问：“车上装的是什么?”那宪兵排长说：“全是烟土。”我问：“从哪里装的车?”他说：“从贵州省政府。”我又问：“送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交给蒋委员长。”他又说：“上海有人专办出售烟土的事。”本来没有人不知道的，蒋介石在上海的时候，做交易所的买卖，主要就是贩卖烟土，今天他做这个事还是他的本行。不过别人吸大烟的被枪决，买卖烟土就算犯法，这话怎样讲呢?

　　来到綦江县，这里的出产很富，人也很多。最好的一种东西是广柑，一元钱可以买一百个。我们在上海、南京看见过同这种广柑一样的，广柑上面打个戳子是美国来的，民国廿五、廿六年，每个都是一两角钱。自己本国的东西这样贱法，一元钱一百个，最大的原因是我国交通不便，本国人不能吃本国的东西，反而买外国的东西吃，钱就向外国走。外国人得到我们的钱造飞机、大炮、兵舰，结果我们打不过人家，惹不起人家，不是赔款便是割地，由此可见若兴办实业不先办交通是不行的。

第三十四章　鼓励贪污的蒋介石

　　到了重庆，许多军官都在人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地说，蒋介石的至亲浙江人姓竺的，在军事委员会当交通处处长，他偷着卖了一千七百万的汽油，一千八百万的军米，都变为他自己的财产。经人告发之后，蒋介石派人去查，一查完全查实在了，一点也不假。蒋介石下条子要把姓竺的枪决；前方的将领王敬玖、顾祝同来电保，被改为十三年监禁；又经别的将领来保，改为七年的监禁。怎样执行呢?姓竺的就住在何应钦的客厅里，那真是非常的优待。还没到三个月就调赴军前效力，升了浙江省保安副司令。比着原来升了三级。这件事全军事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全重庆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人人都说：“要想升官，非贪污不可。”

　　有一位蒋介石的亲戚，在水利委员会做事，曾在军事委员会做过总务处长。他说：“蒋介石是有一本贪污哲学的。”我说：“怎样讲?”他说：“蒋介石是跟过孙中山先生的，孙中山在革命时候，从海外各地募了来的捐款，为了推翻满清，就不能不利用军队。有人对孙先生说，我那里有三千人，那里有五千人，到时候可以起义袭击什么地方，要十万元，八万元；孙先生就马上给他们。有人对孙先生说：‘这个人靠不住，他是欺骗你。’孙先生说：‘不怕的，一百个人跟我要钱，只要有一个人的炸弹炸到摄政王的身上就成了。’又有人对孙先生说：‘那个要钱的人顶靠不住，不是赌钱就是逛窑子。’孙先生说：‘他被人通缉，旅馆没法子住，亲戚不留他，他不住窑子怎么办呢?’孙先生只是要人家肯革命，什么事情都原谅，那是革命的时候，没有法子只可这样办。蒋介石却不同，无论你怎样贪污，也无论你怎么坏，只要你拥护他个人就能成。他忘掉了在受压迫的艰难环境中从事革命，有些小节只可从宽，而今是国民党已得到政权，统治国家，领导人民，若是纵容官吏军人贪污胡干，剥削人民，国家非大乱不可。”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话，再看看蒋介石做的事，完全是他的一本贪污哲学，把国家和人民给害了。

　　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是蒋介石的师傅的一个儿子，叫徐继庄，在重庆做的贪污的事情和贪污的数目字，报上都登了出来。有人去查考他，徐继庄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查考我的账目。”徐说：“我自己赚的钱是同蒋介石分着用。”事情弄大了，蒋介石把徐继庄叫了去，拍拍徐的肩膀说：“你做得不错。”没有两个月就叫徐升了两三级。在中央的财政机关中，徐要做什么，蒋就给他做什么。后来到上海蹲不住了，跑到香港去。实在说起来蒋不重用徐，这个人还不会犯这么大的罪。我把这两段报引在这里，那样可以明白徐继庄做的什么事，蒋介石用的什么人。

　　引渡贪官徐继庄案再度提讯，准具保五百万元。

　　徐被控盗窃公款美金三十一万元，国币二十八亿元。

　　民革社香港航讯：哄动一时之中国政府要求引渡贪污犯官，前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一案，本港法庭曾作四次提讯，昨(十八日)在中央裁判署亚司庭再度提堂。关于准予具保问题，双方律师辩论甚剧。被告辩护律师施露华引申法律，要求准予具保，而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则指出本案系有关中英国际之引渡，不能与普通案相提并论。经过一番剧辩后，法官同意准被告以港币五百万元现款具保出外候审。即由原判保款一百万元增至五百万元，并谕将案押候一周然后再审。

　　此案于十二时开庭，计审讯时间一小时三十五分。代表中国政府起诉律师仍为冼秉熹，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改由兰仕杜莅庭(前为祈礼福)，施露华律师依然代表被告出庭，徐继庄之爱妾王白梅偕一女友到庭观审。

　　首先由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将日前所控之罪名，加以修正，即根据一九三五年法例第三十二号，分控被告徐继庄罪名两项。计开：一，身为公务员，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地方上海盗去中国政府公币美金五万元，及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约值二十六万元。二，身为公务员，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地方上海偷窃去中国政府公币二十亿五千万元。

　　跟着皇家律师兰仕杜对庭申述法典说，此案为逃犯引渡案，这与普通案件不同。有关于中英两方所订条约，根据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内第廿一款之规定：凡中国之犯人逃至香港，或潜匿英国船中者，中国官方可照会英方指交引渡。兰氏又引述一八九八年之法案，亦不准予具保，因为这是国际案件，而且盗窃公币数目庞大。最后，兰氏向法庭提供将该案押候两星期公审。代表被告律师施露华则引申英国法例三宗，认为法庭有权准予担保。兰氏则据法反驳，双方辩论甚烈，结果法官准予以现金五百万元具保出外候审，并将案押候一周提讯，然后再定期审讯。

第三十五章　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本来那种团拜就不对，真的团拜大家应该站一个圆圈，那样彼此一恭贺，就都有了，省事情又省时间。可是这里的团拜，都是一行行地面向北面，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可以说是文武对拜，不配说什么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说：“汪精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当时在座的七嘴八舌，有骂的，有咳嗽的，有的就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后来有人提议要正式开会，这样蒋介石又站了起来背遗嘱，这就算是正式开会了。这回算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口水。”我觉得蒋介石把这些话都听见了。蒋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去了。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为什么战后有些大汉奸，迟迟不肯判罪?而且有些明明投降过日本的军官，放了回来，仍旧重用，到现在还带着兵在打内战?

　　我见了蒋介石，把我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他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重要的几件如下：一，士兵吃不饱；二，士兵穿不暖；三，各级官长不拿着士兵当人看，随便打骂；四，军队空缺太多，饷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五，壮丁未入营之前，在路上用绳子捆着；六，送壮丁的人在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叫士兵们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官长收藏，让壮丁跑不了；七，怕士兵跑，把房门锁上，士兵们就在屋里拉屎、撒尿；八，未入营前在路上捆着不给吃饱，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肠子都饿细了，一到营里，吃得过饱，胀死的很多；九，无论什么时候士兵有了病，缺乏医生更缺乏药品。我把在遵义县照的相片给蒋介石看，蒋仔细看那照片，士兵穿得还不如叫化子。蒋站起来问我：“这是遵义的事吗?”我说：“是的，一点都不错。”蒋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不懂军事。他的参谋长是谁?”我说：“是姓何的。”李济深将军在座，蒋问李将军：“贵州的参谋长是何什么?”李将军说：“是何辑五。”蒋说：“何辑五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不问事呀?”李济深将军说：“以前何辑五在广东是交代不清就跑了的。”蒋说：“我马上去电报先把他换掉。”何辑五是何应钦的胞弟，后来何应钦对着别人说：“蒋介石收拾何辑五是和何应钦过不去。”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我住在四川重庆巴县中学里，这一天放了空袭警报，日本的飞机来了七八十架，轰炸重庆。巴县中学后边山坡上，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在那里一面躲警报，一面拿着一本书。有两个特务从她面前过，要看女学生看的什么书。那位女学生说：“我看的书，你管不着。”两个特务过去就抓，那位女学生大嚷起来，她看着两个特务蛮横无理，她就把她身上带的三角校章摘下来吃了。校章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那位女学生立时喘不出气，眼看要死。两个特务把她送到中央医院，由王鹏万医师(耳、鼻、喉专家)给那位女学生把那校章从喉中取出来了。虽然能够喘出气来，可是流血过多，并未脱离危险。王医师对两个特务说：“这个女学生的伤不轻，应当静静地躺着，两个星期才能动。”特务马上拿枪对着王医师的胸膛说：“你要多说话，把你打死。”王医师不再说了，特务就把那位女学生拉着，推着走了。就在那天，王医师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为了这件事当天去见蒋介石。我问蒋说：“前方打仗，后方要安定人心，不可自己捣乱。”我就把刚才王医师对我说的话，从头到尾对蒋介石说了一遍，更说到：“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只要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教训，人民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老百姓喜欢的我们说，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做，万没有不得人心的道理，能得了人心，要用什么特务呢?这不是自己捣乱吗?”蒋介石马上叫李惟果把我说的话照记下来。我回到巴县中学，李惟果又拿着笔记来问了我一回，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他马上到中央医院找王医师去，我对李说：“刚才我对蒋说过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谁没有姊妹，谁没有儿女，为什么平白无故拿着一般女学生当强盗反叛对待呢?”李说：“我查查去，查查就放出来。”

第三十六章　随便杀人的蒋介石

　　我在重庆特园康庄住着，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我。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他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最近他又调到复兴关，特别来受高级训练。他住在白崇禧将军的公馆里。这次见我之后就哭起来，愈哭愈厉害。他说：“随便杀人，真是暗无天日。”我对韩练成说：“什么事，你对我说一说。”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又在陆大毕业，当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这位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着定了罪，刘师长六年监禁；参谋长五年监禁；保长三年监禁。公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画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这样一个好好的军官，就随随便便给枪决了，国家还有法律没有?”说着，韩练成大哭起来，他哭得非常的沉痛。我对韩练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他要杀刘师长他们三人，请先把我姓冯的杀掉，不然他就不能这样办。”韩一听我的话就不哭了，他说他去对白崇禧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我说很好。在这时候，我拿起笔来写了四扇屏，是汉隶端楷，第一扇写的是汉文帝出城过一道大桥，桥底出来一个人，把汉文帝的马惊着了。卫士们把那个人抓住，送给最高法官张释之，汉文帝要张释之杀那由桥底出来的人。张对汉文帝说：“法律上不能杀他，只是徒刑。”汉文帝说：“他若把我的马弄惊摔死我怎么办?非杀他不可!”张释之说：“若皇帝要杀那个人，你就在他从桥下一出来的时候，叫卫士把他杀掉，那还可以。若是交在法官手里，就不能不按着国法去办。一个国家不能一喜欢就叫他活，一恼怒就叫他死；若那样还成什么国家呢?”汉文帝说：“很好，我听你的话。”第二扇我写的是，有人偷了汉高帝庙门上的铜环子，被人拿住了。汉文帝叫张释之去灭他三族，张释之说：“不可，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罪只是斩决，不能灭族。”汉文帝大怒说：“我为子孙的，连父母的庙都不能保存；今天把人拿住了，交给你来治罪，你反倒这样办起来，那我还能做皇帝吗?”张释之说：“若偷了一个铜环就该灭族，在长陵上挖一?g土，该当如何呢?”汉文帝半天无话说；等了一会说：“你等我见了白太后再定。”见了太后，说明此意，白太后说：“张释之是也。”汉文帝对张释之说：“准你依法去办理。”第三扇写的是，唐朝李世民办选举，后来知道有些人是贿选的，李世民大怒，就交给最高法官戴胄，并且叫戴胄把贿选的人一律斩决。戴胄说：“只可处徒刑，不能处斩刑。李世民一听戴胄驳回他的话就恼了，他说：“我亲笔下的手谕都不算数，我真的没有脸面做皇帝。做好人都是你们做法官的事，作恶人的都是我做皇帝的事，你想想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戴胄说：“这样办法不但有脸面，并且是更光荣。”李世民问：“什么理由?”戴胄说：“刚一听见说选举是贿选的，不由得就恼怒了，拿起笔来就画一律斩决；回来一看，知道手谕和法律不一致，马上取消手谕，尊重法律。这样国王不但不丢脸，反而更觉得光荣。”李世民站起来握住戴胄的手说：“我有你这样的法官，我一生也不会做错事了。”第四扇是明朝的一段故事，意思与上边三个扇相仿。因为我都照有相片，不必在这里多说了。我用红纸包了一大包，把这四扇屏送给蒋介石。上面写着：“五月端阳的礼物。”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有一位姓陈的对我说：“你写了四条屏给蒋介石是不?”我说：“你怎么知道?”陈说：“蒋读了那四条屏之后说：‘除了冯先生给我写这之外，再没有人给我说。’”当天晚上蒋介石找我去谈话，说到刘师长被枪决的事情。我说：“你一喜欢就叫人活，一不高兴就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这里，让你胡来吧?”蒋说：“这件事，实在是我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一月二日从重庆出发，到了永川县。在这里看着专员公署的一位周敬承先生，他自己捐钱，自己写作并印刷出来小册子，都是关于抗战的。用的全是四川土语，唱的是金钱板的调子，他一只手打着板子，口里唱着，一听就懂。我觉得在抗战的时候，后方的人民能够这样做实在可佩服。我把周先生热心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回电请周先生到重庆去见见面。听说见蒋的结果顶好，蒋还鼓励了周先生。当周先生回到了永川，有人请周先生到璧山县的训练班当了教员，周先生心里很快乐。哪晓得还没有半个月，就有人对他说：“你快跑吧!来抓你了。”周就打听为什么抓他呢?有人告诉周说：“你编的小本子里有：‘刘峙不打向后退。’现在刘峙是重庆的卫戍司令，看见你写的刘峙这件事，他很生气，已派人抓你。”周敬承听了，马上从后门跑了，再也不敢在家里蹲。后来我在自流井各地劝人民献金，周先生就到我这里来帮忙，也编了些献金的金钱板，非常感动人。自流井献金完了之后，周回家去，临回去时他说，三两个月他就来重庆见我。想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把他们弟兄俩都暗杀了。这件事情激起了江津和永川两县的人民很大的公愤，逼得县政府没有办法，抓住两个人，说是凶手，可是有人不叫县长问。政治黑暗到这样，这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执政当权的人好杀人，他下面的人必定就要用尽方法乱杀人，才能显得出他们的威风，得到他们领袖的信任。像周敬承先生这样的人，虽然被特务害死，但四川人没有不说他死得冤枉的，因为他是一位忠肝义胆，热心爱国，平民阶级的文人。

第三十七章　在天气很冷时脱下士兵棉衣的蒋介石

　　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近来逃走的太多了。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个兵。一个兵当了排长，怎么好抓他回来呢?近来宪兵团没有法子维持，因此宪兵的空缺就太多，逃走了一个不容易再招了来。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起来反对。起初执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众们骂，就叫他们骂去，反正不听他们，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为什么这么办呢?原因是蒋介石要利用谁，无论他多么坏，还是要用他。这真是一件得罪主人的事。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喊冤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么?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专员说：“打电报到成都，成都不管；打电报到重庆，重庆不回。好容易得到重庆的回电说，前头的新兵穿着走了，后来的新兵还是冻着，不如把棉衣留下来，反正新兵到营里会有棉衣的。”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要说冻死人，别说十天，一两天就可以冻死。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的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在蒋介石手下办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敷衍，不负责任，并且说是省钱。实在说起来，这些车不值钱么?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见小利，看不到大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留下的话说：

　　“与其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给别人送钱，不如我们发个小财。谢谢你们!”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院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曾任过一度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兽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

　　我曾到过华西大学教授费尔普先生家里，他是美国人。这里有三对美国夫妇都是很好而又热心的基督徒，共同写了一本《为人的耶稣》。这个意义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基督还不是老师么?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说法。但谣言却因此出来了，说他们不该说神话，一定是共产党。我想连美国人写一本书都拿红帽子给他们戴上，中国人那还得了!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我说：“是那样吗?”

第三十八章　到处遍设收税机关的蒋介石

　　原来国民党喊出的口号是铲除苛捐杂税，结果呢，各处都是收税机关。有人说：“自蒋介石当政以来，只有放屁没有捐税，任何事情都有捐税。”我从成都回重庆，经过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馆里，用自己带的午饭。同我在一起检阅军队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们的馒头篮子从车上拿下来，有鸡蛋弄咸菜汤，一个热汤一喝就成了。正在路南的茶馆里吃饭，看见路北的楼上，两个鬼鬼祟祟地向我们这里看。我想一定有点缘故，就请跟我的赖秘书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查了之后来报告，那是一个税局子，楼上头的床上摆着鸦片烟盘子，两个人正在那里抽大烟，楼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四个人正在打着。把他们收税的本子看看，本年的账都写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开支总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这样看起来，收税机关是为谁而设的呢?他们的账目上收入二百八十多元，支出二百九十多元，是为国家的么?还是为他们自己?一斤猪肉，一个鸡蛋，一块劈柴，一棵白菜都有税。这些税务人员，口口声声都说他们穷，他们又能抽鸦片，又能打麻将。把他们叫到面前来看一看，都是面黄肌瘦像活鬼一样。我到他们的楼底下去看一看，墙上贴满了用红纸绿纸写的标语，如：“拥护蒋委员长”、“实行新生活”，我想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像裘溪河这样的地方，在成都到重庆这一段路上总有几十处，若以全国计算，该有多少?像这样的收税机关不是有意养个臭虫来吸人血么?还是别有意思呢?我问那收税的人员是怎么来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在最高机关买下来的。”我把这个情形，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回到了重庆，又当面对他说了，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后来我知道，连半点也没有改革，这不是奇怪的事么?

　　第二天我到白市驿去检阅军队。那里的团长拿着士兵的点名册给我看，前一个星期人数是足的，现在的人数每营都缺几十个。我问他什么缘故?团长回答说：“有些新兵从家里来，路上得走一二十天，故意地不给他们饱饭吃，饿得太厉害了。一来到这里，他们要尽量地吃饱饭，因此每连都有胀死的兵。这都是经医生检查过的。这不是故意害死人是什么?如果稍有人性，无论如何不能在路上把壮丁饿到这个样子。”这一位团长说的话非常诚恳，他把当时他这一团人的困难，一桩一桩地都说了出来，我觉得这样的团长还算是很少的。

　　由白市驿到铜梁，街上清清净净，没有什么人来往。我细细打听是什么缘故，有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里的县长，对于征兵的事满不在乎；到了这几天，上边来了命令，若是不把一千七百名壮丁交出来，马上把这位县长捕起来。于是县长急了，把城墙的要路口把住，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就抓。学校的教员，店铺的老板，以及从这县过往的客人抓得干干净净。真是抓得路断人绝，谁也不敢出门了。现在已经凑够了一千五百人，按应当交的人数还少二百，因此这里成了看不见人的情形。”我们找了几位地方上的士绅来谈话，都是这样说。午后，都说县长换了。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就是这样，他做错了做坏了，就把他调一调，从这一县换到那一县。没有开一个会真正检讨他过去的错误，哪里做错了，姓什么，名什么，应该把他做错的缘故和情形，一一地告诉大家。或者在事情未出以前有一种事实的训练，也是好的。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所以出的乱子愈来愈多，人民大众吃的苦头也都就没有终了。

第三十九章　对于病兵不闻不问的蒋介石

　　检阅军队的事完了，又发表我督练三军。这三个军驻扎的地方相距很远，第一个是三十六军，驻重庆附近；第二个是九十九军，驻贵阳附近；第三个是第十八军，驻宜昌附近。我先从三十六军开始，军长名江纯。我按着预定表先来训练干部，每天午前三个钟头，从八点开始到十一点止，在沙坪坝附近训练。重要的是士兵爱国问答，因为这本小书，共总是四十问，简单明了，我把它写在这里，我每天亲自教他们唱歌，主要的歌也写在下边：

　　(一)官长救国十问：

　　第一问：目前各级官长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

　　答：是知耻图强。国家人民今天受到敌寇这种压迫，都是由于我们军人没有尽到保国卫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从今以后，要下决心，立新志向，驱除倭寇还我河山。

　　第二问：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是爱民。因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国民的公仆，要真心真意为他们解除痛苦，赶走压迫他们的敌人，使他们安居乐业，对于军队欢喜感激。

　　第三问：与爱民同样重要的是什么?

　　答：是爱兵。因为他们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胞手足，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替他们解除困难，注意他们的饮食、被服、卫生和健康，每次战后，对于有功勋的士兵要特别呈请奖励。

　　第四问：对于伤兵和阵亡的士兵应该怎样?

　　答：对于伤病的士兵应该倍加爱护，使他们医治得法，迅速痊愈；对于残废了的，更要为他们打算，使他们学习一些技能，不致饥寒；至于阵亡了的，更应在埋葬后，为他们举行祈祷式，把他们的牌位，鼓乐喧天地送到烈士祠；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的遗族得到教养。

　　第五问：对于军纪应该怎么样?

　　答：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民众是军队的后盾，军纪的好坏，都从军民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维持军纪总以不扰民为初步，必须三令五申，亲加考查，有违犯军纪的，务必加以惩办，丝毫不能偏私。

　　第六问：官长自修应该怎么样?

　　答：应当廉洁刻苦，事事以身作则，最少要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不佩带金银珠玉的装饰；二、不穿着纱、罗、绸、缎的衣裳；三、不居住华丽高大的房舍；四、不宝贵奇怪珍异的东西；五、不受赠送之物；六、不贪非分之财。

　　第七问：用人应该怎样?

　　答：应该以忠勇服从为主。忠勇服从而又常识兼优的固然最好；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完全具备，就宁可挑选能革命会打仗和服从的人才。假若只有学识而不能作战，不明革命又不知服从为何事的，就是军中的废物，至于亲戚、朋友、本家、同乡，能回避的最好回避，不能回避的也要他是真正合乎上述的条件。不能有一点偏私，军中才能真正和睦。

　　第八问：行政应该怎样?

　　答：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必须使大家快意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越级行事，紊乱系统。

　　第九问：办事应该怎么样?

　　答：应该心到、眼到、手到、脚到、口到，实事求是，一点不懈怠，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革命事业着想，才能做到好处。

　　第十问：与友军协同作战，态度应该怎样?

　　答：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有这样的修养，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军官。

　　以上十问，广泛地包含着现代军官应有的品德，也是每一个现代军人所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救国之道，本非一端，但最重要的是先从建军与健全军官做起。大家如果能够从十问领略体会，切实做到，那么基础即立，其余枝节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切望大家朝夕自省，互相勉励，确实做到，贯彻到千万不要当作奉行了事，无足轻重。

　　(二)官长爱兵十问：

　　第一问：为什么要爱护士兵?

　　答：因为放枪放炮，打走敌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全靠他们。

　　第二问：为什么要与士兵同甘苦?

　　答：因为官与兵，只是职务上的不同，士兵和官长，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同胞、兄弟、手足。

　　第三问：可以举古时名将和士兵同甘苦的例子吗?

　　答：以前有人送酒给一位名将，他不肯独饮，把它倒到河里，叫士兵到下流共嗜河水中的酒味。

　　第四问：关于爱护士兵的道理，古时军学家还有教训吗?

　　答：孙子说：“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

　　第五问：怎样视士兵如“婴儿”、“爱子”呢?

　　答：婴儿是初生的孩子，爱子是自己高兴的孩子；做父母的对于婴儿、爱子是解衣让食，推干就湿，带兵的人能够这样对待士兵是没有不打胜仗的。

　　第六问：照古时名将的道理，饮食起居应该怎样?

　　答：士兵的饭没有熟，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吃；士兵的宿营没有弄妥，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进房子。所以士兵们从内心感佩官长，愿意服从命令。

　　第七问：关于穿的、用的，应该怎样?

　　答：冷天士兵没有穿皮衣，自己有皮衣不穿；热天士兵没有拿扇子，自己有扇子也不扇；雨天士兵没有打伞，自己有伞也不打。

　　第八问：官长对于士兵寝室应注意什么?

　　答：最要紧的就是垫草和军毡不能湿，要够温暖，官长应该每天亲自查看，表示一刻都没有忘掉他们。你一刻没有忘掉他们，他们也一刻都不会忘掉你，才能使官兵打成一片，亲同一家。

　　第九问：士兵有病，官长应该怎样?

　　答：应该像自己的儿女病了一样看待，替他料理医药。如果有军医设备，应该要军医立即替他诊治；如果没有军医，也要弄些民间验方，如姜汤之类替他治疗。这样不但士兵心感，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感激你的爱护。

　　第十问：爱护士兵古时名将有什么先例?

　　答：吴起军中有一士兵生疽，吴起不但为他看护，并且用口把疽里的脓吸出来，全军知道了，都感动得流下泪来，官兵关系融和到这个地步，还有不打胜仗的吗。

　　以上十问是各级官长对士兵应有的态度，大家切实做到了，一定能够加强战斗力量，提早消灭日本鬼子。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大家活在世上像个人，为了叫子子孙孙永远地抬起头来，希望大家切实奉行，从今天起做一个爱护士兵的官长。

　　(三)士兵爱民十问：

　　第一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第二问：我们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第三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第四问：将来我们打完仗，退了伍去做什么?

　　答：还是做老百姓。

　　第五问：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六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七问：老百姓吃的穿的怎么样?

　　答：老百姓吃得坏，穿得坏，把省下的钱，都给我们了。

　　第八问：既是这样，若还欺压老百姓对不对呢?

　　答：不对。欺压老百姓就同欺压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一样，那就是丧尽天良，不算是人了。

　　第九问：那么我们对待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

　　答：应该爱护他们，敬重他们，处处帮助他们。

　　第十问：我们能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答：老百姓也一定爱护我们，敬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军民大家同心合力，就一定可以很快把鬼子赶出去，把民族复兴起来。

　　(四)士兵救国爱民歌：

　　我们的父母是百姓，我们的弟兄也是百姓，亲戚和朋友，都是老百姓。

　　我们也曾把地种，我们也曾把田耕，打了胜仗回家转，仍愿拔草做工去谋生。

　　我们吃的哪里来?百姓血汗来供应。

　　我们穿戴衣帽和鞋袜，哪件不是百姓辛苦所做成。

　　他们忍着饥饿和痛苦，无非是希望我们：

　　拿枪杀敌保家园。

　　如今鬼子没赶走，如今失地未收还，

　　自己的天职没有尽，若果再去欺压老百姓，

　　简直连人都不算。

　　爱护老百姓，保我好河山，

　　立个大志愿，要做英雄汉。

　　打仗拼命打，不打仗时勤训练。

　　有空就帮忙老百姓，

　　插秧、割麦、灌地、盖房，样样干，

　　不白拿百姓一根草，不白吃百姓一顿饭，

　　大家人人都如此，就是英雄和好汉。

　　我对江纯下属的团长说：“你这一团的病人在什么地方?”他说：“最近的离这里也有四五里远，有几十位病人，那里也有一连人。”我对这位团长说：“我要去看看病兵。”团长说：“太远，不必去了。”我说：“我不怕远。”团长说：“正在下小雨，路上很泥泞，上下山不方便。”总而言之，他说了许多理由不叫我去。他愈是不要我去，我愈是要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团长对病兵一定不关心，我要给他做个榜样，让他以后改变对病兵的态度。因此我非去不可，这位团长只好带我去。翻过两个山头，大约有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团长找了一会发现那一连人没有住在这里。我问团长：“怎样呀?”团长说：“原来是住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我说：“你自己的一连人搬到哪里，你都会不知道，不是可笑么?”他没法子说，又领着我过几个山头，到了一个小庄上。那里有二十多个病人。我进去一看，那些可怜的青年孩子们脸烧得通红，穿着身棉衫棉裤，躺在门板上，用稻草盖着。我用右手一个一个摸他们的头，比热锅底还热。我问他们病了几天?吃药没有?喝水没有?有医生看过没有?那些孩子们天真地哭了起来，他们说：“自得病以来，还没有人来看我们，想找口热水都找不到。”团长走到我跟前说：“这些兵们都是发热症，恐怕他们是传染病，先生若用手摸他们，恐怕容易传染。”我对团长说：“你的儿子兄弟病了，你也不看他们么?”我又问那团长：“日本鬼子正在鄂西打仗，一天调你这队伍到前线打仗去，你是不是指靠着这般有血性有天良的弟兄们?”江纯军长也在旁边看着，他也没有说话。

第二十章　“七七”抗战的蒋介石

　　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廿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廿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第二十一章　“八?一三”的蒋介石

　　就在这几天里，蒋介石找程潜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的是在上海方面对日本作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对日本作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担任。”到了八月十四日就发表了我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天在陵园的无梁殿，开国民党的中央常务会议。因为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两位副委员长都有了战事的责任，蒋介石的心腹姓戴的就提议把副委员长取消，汪精卫首先赞成。他们这种诡计多端，谁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副委员长的名义是全体代表大会决议的，为什么在这里会通过呢，内股子里就是蒋介石发动的。蒋觉得抗日与他没有利益，不论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只要与他自己不方便，他总是不痛快，有副委员长二位总是他觉得不方便；可是政府亦不明令发表。

　　八月十五日，我到了苏州附近的山上一个大庙里。第二天午前十时，到了苏州城外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我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我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出来不过三里，日本的飞机廿八架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这一次，他们得了很大的教训，至少他们知道日本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了。至于他们的军队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不用说日本人更知道得很清楚。

　　我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知道那里汽车通不过去，又转回来。离车站不到二里路，车站上停着三列兵车，都没下车。敌人廿八架飞机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官兵死伤很多。熊斌是我临时参谋长，他离轰炸的地方不到半里路。幸而熊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没有受伤。死的那些官兵真是冤枉透了。后方开来的队伍到哪里停止，军队全不知道，蒋介石都是发命令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就上车。沿路各车站都说前头什么都有，一站复一站，实在说起来，到了前方车站，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军队调上前方来，司令长官全都莫名其妙。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麟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相。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就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对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张一麟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

　　到了十八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

　　上海附近的阵地，造得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造的。像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有三尺多深的水，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这种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结果是不能作战；何况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找这个姓黄的造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地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第二十二章　调我到第六战区的蒋介石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我经过南京见蒋，我说王士珍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总理之缺，彼此不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他们是用避开命令的办法。说实在的话，真不能怪他，连年以来东北军的官兵就吃不饱，穿不暖；从“双十二”以后，蒋介石就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心里不平安怎么会有精神抗战呢?就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脚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吵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官长不管。中国带兵的格言总是说：“带兵如带子弟一般。”蒋、何两个人的办法，简直拿着爱国军人当为路人一样的看待。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得比你的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钟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

　　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为了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后来知道萧振瀛、李文田、何应钦三个人勾结起来破坏抗战，造了很多谣言。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愈蒙蔽他，看他愈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

第二十三章　在南京要投降的蒋介石

　　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后来知道蒋找的人没有我，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调停和议。蒋介石就沟通了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些汉奸都云集在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了。蒋介石派的人是姓吴的和姓翁的和他们接洽，提的条件：一、实际承认满洲国；二、恢复“八?一三”的现状；三、山东事件；四、共同防共；五、华北中日双方均不驻兵；六、经济提携。这是汉奸们提出来的灭亡中国的勾当。陶德曼提出来的议和条件，据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说：德大使第一次调停之条件为：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驻兵；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德大使第二次调停之条件为：一、中国政府应抛弃联共政策和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对日本作必要之赔偿。以上这些事是徐谟外交次长报告的。徐说：“在南京是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座者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长(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蒋介石叫徐谟对大家报告德大使提的条件之后，有人就问有没有别的条件?有没有限制我国的军备?徐说：“据德大使所说除了这些条件，并没有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白健生有何意见，白谓：“是如此条件，为什么打仗?”蒋介石又问徐次长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又问唐孟潇，也称赞同各人意见。蒋介石委员长遂表示：(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找军人开会商讨事情，他为什么不找我?我也用不着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我绝对不答应他投降；他不抗日，我一定要抗日到底的。

　　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在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会议刚开，林森主席就来了，林说，他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兵舰是没法子走，现在向大家告辞，十点半钟就可以开船。林刚说到这里，蒋介石说：“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秘书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紧急，上海方面因为军队吃不饱，没法再打下去。从南京到上海的交通，有铁路一条，汽车路一条，还有一道苏州河。一个是汽车路太窄，再加上管理不善，军纪太坏，许多伤官伤兵无人闻问。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疯狂似的从早到晚在南京、苏州一带乱炸，许多火车装了逃难的人民，一列车一列车被日本飞机全都炸毁，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此，蒋找我先到汉口去。我在浦口上火车的时候，看见下关江南岸上，有几十万同胞都在那里等着上船。前几天上海来的船是在江心中停着，用小民船把岸上的人驳到船上，现在已经满得不能再加了，岸上的老少男女哭声喊声十里八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哭声震天，铁人下泪的光景。

　　蒋介石叫唐孟潇守南京。军队从上海退出来的时候，在苏州河要用民船，看见那些民船上的人全都满了，都不愿意靠岸，军队就开枪打船上的人，一连打伤几个，船不能不靠岸。蒋介石的军队把老百姓都轰下来，军队都上了船。沿这一条河出的事情太多了，民众对蒋介石说些什么呢?看见军队杀戮人民比日本人还厉害，他们对于军官们真是看得同强盗一样。唐孟潇守南京也没有办法，因为军队不听他的命令，更因为蒋把军心全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的呢?就是吃不饱，受了伤没人问，泡在水中也没有人管，这就是那最大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十四章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的蒋介石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将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受日本的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

　　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都好。”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么?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么?”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么?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蒋介石一把手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这样闹了三次，李才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最后，我告你说，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你的左右要知道，他们都靠着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请你不要同你的左右商量。”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拿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李烈钧将军对于国家真是忠肝义胆。可惜的是，蒋听了之后，全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去实行。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廿八日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廿九日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们是为秘密。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午后我在汉口看到于右任先生，我对于说：“今天在军官训练班听说，蒋介石在那里讲三个钟头的话。”于先生说：“他一次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也没用，他现在不是讲话的人；他要用讲话的人，比他讲得好的人有的是。他这种白费力的办法，费力愈大事情愈坏。”我觉得于先生的话很对，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的话。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查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

第二十五章　堵塞长江交通的蒋介石

　　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你这炮打多么远?”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这可坏透了。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么?”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我说：“你们要知道德国顾问是德国的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是和日本勾结一致的。他有什么意见对你说，万不可全听他的。”过了不大的工夫，炮兵的指挥官小声问我：“德国顾问是真坏，他就希望我们打败仗。可是蒋为什么还用他们当顾问呢?”我说：“一定有原因。”

　　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看他们用很多的轮船装上石头沉到江心里去。有的人说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也有人说有用。我觉得事前要有准备的话，这些轮船上都可以放些小炮、机关枪，就在长江里来回游动，很能打击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用的汽划子很小，到处乱窜。就让敌人的炮舰把我们的船打沉了，那种阻塞不很好吗?只是缺少准备。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处骚扰人，那是一种最坏的风气，我是反对的。”

　　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真勇敢!正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廿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实在怎么样呢?张自忠称为卅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为什么这样办呢?就因为他们打日本打得太厉害，这是什么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共产党去了。在哪一方面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说的话，总是说精诚团结，实际上宁自打内战，不愿意打日本。一些朋友看见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和他的言论，一点都不一致，就说：“蒋介石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从此可知全中国人对蒋是什么情形了。

第二十六章　言行不一致的蒋介石

　　在武昌，表面上看着有个好现象，就是蒋介石同共产党联合的有一个抗战宣言，好多人们看见都觉得抗战是有了希望。如同政治部的改组，部长是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大家都觉得自己彼此不闹意见，力量就不会对消了去。把这个力量都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定是很有效果的。实在查一查怎样呢?说是说，做是做，真是一点开诚布公的意思也没有。

　　河北省的政府退到了洛阳，我向蒋介石推荐了鹿钟麟到河北去组织游击队，就发表了鹿为河北省主席及冀察总司令。鹿走的时候就用小白布包袱包了他的官防，由洛阳城北过了黄河。鹿一到河北省就有三百的，五百的，三千的，五千的民军来报告愿听指挥，不到半个月就收了三四十万人枪俱全的队伍。鹿就指挥着这些队伍和敌人打仗，并且打死的日本人很多。论理说，应当把这些爱国敢干的军队编成正规军才好，可是无论怎么说，也不成功。最坏的是待遇不平。那时候吃顿饭没有一百元不行，一天吃三顿饭就得三百元，这一个人一个月就得要九千元才成。可是蒋介石叫鹿钟麟发的军费每人每月六元，光这一种办法就能置鹿钟麟的死命，还说什么打败日本呢!

　　山东有一位孟昭进将军，跟我从南京出来，过徐州府南的李坝集的时候，孟要回山东老家去。我问孟：“你回去做什么?”孟说他的老家是山东章丘县，姓孟的有几千户，他要一家出一杆枪、一个人，编成游击队和日本人打死仗。我说：“你有那么好的勇气和志向，好极了。”我送了他四十元的路费，他就走了。后来孟昭进在山东同日本人打了很多次仗。日本人占领济南府的时候，孟昭进袭击济南省城，不但把日本人打死很多，还占领济南府三天。像这样爱国的民军，应当保存扩充才对呢!结果蒋介石叫何应钦什么东西都不发给他，并且还不承认他。还不是可惜的事么?

　　魏凤楼中将看着日本人到处杀害中国人，对我说，他愿意回去把本县的人组织起来去打游击。我说：“那是好极了。”他同我坐火车到郾城，然后回到西华去组织游击队，不到两个月带着五六千人在豫东同日本人打了很烈的仗。因为都是夜间打进日本兵营的，杀死的日本人非常的多，魏凤楼将军还受了重伤。这种军队论道理说应当保存，应当扩充才对呢!结果是什么东西都不发给他，并且连个空名义都不给他。蒋、何两个人，简直的是谁能打日本，他们一定就把谁消灭了，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河北省大名附近的专员丁树本，带了八九团民团兵打过几次敌人的后路，把敌人的给养兵站全都得到了，并且把所得的东西送到武昌来。我拿那些东西给蒋介石看，并且说明丁树本是个军人又很能打仗，希望把他这个军队给个正式名义。费了很大的力，结果是怎样，到底把他八千缩成六千又缩成四千，最后缩成两千，那就是要把他消灭，蒋、何心中才痛快。

　　谁都知道从北伐到抗日最有名的一员大将，既忠诚又朴实的孙良诚将军，从和日本开仗起，他就带了华北的子弟两三万人，在各战场上同日本鬼子拼死命，打死的日本人很多，他自己带的军队死伤的也不少。不论怎么样，饷不发给他，衣服不给他，连一个正式的名义也不给他。蒋、何以为孙良诚能杀日本人就变成了蒋、何的仇敌了，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以上我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实际上蒋、何对抗日游击队用改编遣散不给军饷以及不发援兵让日本去消灭他们，这种事实太多了。他们的用意，第一是不愿意人民的力量起来，第二是藉此消灭异己，第三是这样才能由他们抓住大权，要抗就抗，要降就降，而无论如何，其结果是替日本人做了工作。

第二十七章　找我到河南查看阵地的蒋介石

　　我从武昌到了信阳附近，有几座洋灰铁筋造的堡垒，全都离着铁路很近，若往两翼远处走一走就没有了。我问本地的文武官吏为什么这种造法?他们都不回答。只有一位廿多岁的青年，他说：“恐怕这是为了给蒋介石看的，或者也为要抗战的人看的。这不是造了很好的洋灰铁筋堡垒，你们还能说：‘我不抗战么’?”我觉得真是一件特别的事!你哄我，我哄你，李铁拐把眼挤。

　　就是那天晚上，我在信阳车站，去看那个医院设的救护站。有医生，有护士，又有廿多位女学生，他们是为了从徐州府退下来的伤兵到这里。他们替伤兵换药，预备的有开水和稀饭。等那伤兵的列车一到，真是鬼哭狼嚎。他们从徐州车站上了车之后，路上走了两天两夜，没换一次药，也没喝一口水。有的伤兵们，伤口臭了还不算，里头都有好多的蛆，给他们换药的医生、护士及女学生们都哭起来了。这是多么可爱可敬的爱国军人，竟遭到了这种待遇，这是谁该负的责任?

　　我到了泌阳县，看见造的那些阵地，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有的因为没有流水沟，一下大雨都塌下来了，那工程不是白做了么?看见一百多里地宽，满山遍野一堆堆的木头，都是预备作盖沟用的，那些木料实在的连十分之一也没用了。那十分之九的木料不是日晒就是雨淋，很宝贵的材料，白白地糟蹋着。我走青水关过，那里有个小学校，他们那里的学生听见我说抗日的事，不但大一点的男孩子都愿从军，就是那十二三的女孩子都愿出去做抗战工作。我想他们为什么有勇气呢?完全是受教育的关系。他一入学校常常的听见讲国家大事，由此可见，有钱办教育，实在是救国爱民的事情。

　　我从青水关出发到舞阳县去，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我去当兵不可。我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结果，我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我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我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喜喜欢欢的，可见只要受了教育，没有不能做的事。

　　在半路的一个小山坡上看阵地，来了几个五六十岁的人，光着背，挂着两篮子黄瓜，说是送给冯先生吃的，一见我的面就哭起来说：“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快来救我们吧!”弄得我不好回答他们，只好对他们说，“打胜日本鬼子就好了。”那老人家说：“能打胜仗的军队全部都消灭完了，不能打仗的军队都扩大起来，这样什么时候能打胜日本呢?”我听了这话就想到：“蒋、何他们想欺骗民众，结果只是欺骗自己，因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也瞒不过他们。”

　　到了舞阳县，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据我所知道的，在舞阳县同我共过患难的人至少有六千人。我说的意思是：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我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我非常地感激我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

　　我从舞阳到了叶县，这一带的村庄树木太少。县长抓到两个日本侦探，一男一女，男的有廿岁，女的有四十岁，穿的衣服很破烂。我到了县公署，县长就报告了这件事。我请县长带来看一看，女的装哑巴，男的装结巴。他们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杂在难民里头，造谣言的，日本人来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侦探我们后方的情形。那个青年的日本人听见人们说是冯副委员长，真是从脚上就使起劲来，从腿上，到胸直到眼的注视。我对县长说，对于这种军人作侦探要特别优待，以使供出他们的一切计划等等。从叶县到禹县，这一路上过一个大干河，这一道河的河深还有一尺深，宽总有一二里，看那样子不下雨就干了，一下起大雨来，河水就出了槽，两岸就都被淹了。假如这道河能加上人工，用现代的机器，挖它三丈深，二百丈宽，两岸用石头和洋灰把它砌好了，再打它几道大坝，水存起来，就不怕旱灾，有了船闸就利便运输。看这光景和原始时代一样，没有加上一点人工，平素里一点水都不积蓄，天若一不下雨就很危险。

　　到了禹县(原名小禹州)，很多年来在中国北部的药材或买或卖都集在这里，不论广东来的，或四川或东北各省来的都要在这里荟萃一次，然后再分散到别的地方去。近来因为这地方不通火车已萧条了很多。此地县公署有几十通石碑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字帖，是哪一位最有思想的县长或是州官找很有名石工，用最好的青石刻的，这些东西名叫“禹帖”。我在这里买了两份。现在的县长把那石碑封起来了，说是怕把石碑拓坏了，要保存。其实不必这样，任着人们多拓一些玩，既可以使穷人们有饭吃，也可以宣传文化。这都是一些新的官吏，他不知道劳苦大众没饭吃的痛苦的缘故。

　　从禹县经过郏县到襄城县。在郏县看见一位姓赵的，原先当过师长，我对他说要预备打游击才好。在襄城县看见苗中秀，苗是本地人，在这里做生意，还办了一间很好的中学。因为他好说老实话，得罪了县长，也坐了两次监。在这几县看见的长处，就是河北省来的难民或是住在庙里或是住在公共的地方，本地的人轮班管他们饭吃，都尊敬像客人，招待他们。也免不了特别的事情，有几位由河北来的有钱人家，带着几只金镯子和金耳环子在城里城外故意地表现富有，被人们抢了个干净。由此可见就是逃难，若自己不认识环境，也是非倒霉不可。这一路志愿当兵的青年约有一二百人，都叫张公干带着送交张自忠将军去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方的军队由徐州退却下来，张自忠将军奉命为掩护队，所有的军队全部退走了，张自忠这一军在最后方。张将军又叫他的军队在前方走，他自己带着参谋长张克侠和参谋副官跟着走。张将军的汽车把伤兵运走了，他的几匹马驮着病兵走了，他自己步走了两天的路，碰见一个老百姓对张将军说，他家里有匹小驴，被一个张将军的士兵骑走了。张将军马上叫人把骑驴的找到，问那个老百姓：“是不是这头驴?”百姓说：“是的。”张问那个士兵：“军队的纪律不许拉人家的牲口，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士兵说：“我错了。”张将军哭着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我没有法子救你!”当场把那个士兵枪决了，把驴还那个百姓。张又向那位老百姓道了歉说：“我的兵骑走了你的驴，对不起你，是我教育不好。”

　　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都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样张将军把腿抬起来向地下一苋，扑嗤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苋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凸肚地向前走去。这可以证明一位将官的动作与官兵的关系是多么大呀!

　　我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我：“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我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我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战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战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也可见不以最大多数的利益为利益，而以很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永远不会成功什么事体的。

第二十八章　找我检阅湘黔川军队的蒋介石

　　一九三八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廿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大家回答都愿确守。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跺，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一九三八年十月)

　　那天晚上十二点钟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岗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他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这是不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个人同日本人设好了的一个陷阱呢?可是到底也没有成功。九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这些工程师们非常热心，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日的事。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营养太差。我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锷)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这一次来到蔡先生的坟前，祭祀他，觉得有无限的感想。假如克强先生与松坡先生不死，中国或者不至于这样坏。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有名的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那三个德国人说：“不对，不对，是我们的错，请你原谅!”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

　　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我看这种情形，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酆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澧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酆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谁来见先生就枪决谁。”“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您还记得不记得，民国八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我们想这次您来了，我们想看看您，可是酆悌有命令说：‘谁要去看冯某某，就枪决谁。’您不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么?酆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就这样呢?我们不懂，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常德人恨透了他了，可是谁也不敢说话。”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接着他又说：“今天的政治，算是黑暗到万分了，什么道理都不讲，非花钱不能办事。”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使这些士兵受冻受饿。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并且监视得很严密。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苏联国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在卖废铜烂铁汽油给日本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我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

第二十九章　武汉失守后的蒋介石

　　我从湖南衡阳出发，经过零陵，看见李烈钧将军，李说：“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来。”在李将军看，武汉决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决不能打仗。并说到蒋、汪、何三个人，勾结起来，每天同日本人都有来往。我回答李将军：“蒋介石若抗战，我就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深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将军，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李将军说：“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抗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不顾一切地来拥护他。有一天，他们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我由零陵到了桂林。在路上过一道河，真是困难极了。有一个小汽船，没有人负责任，后来找着人了，又没有汽油；把汽油找了来已经两点多钟了。要比我在宝庆看见的苏联的航空人员值班的人，无论昼夜都在飞机上，真有天地之别了。在广西省政府的大礼堂，对一些文武官吏讲的话，总是说：“非抗日到底不可。”因为桂林新近开了好几个城门，一有空袭，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去。我恭维他们，是老百姓喜欢的事，你们就肯做。

　　在桂林住在一个招待所内，房子很讲究，又是很新的一个大楼。这一天正是蒋百里先生从长沙到这里来，他约我同他谈话。蒋百里说：“大局如此，还希望大家对蒋介石多说话。”我说：“你知道说了话，没有效，当面他答应了你但又不办，你有什么办法?”蒋百里说：“你看这汽车路多么坏，路上的石头块都高出四五寸，这样走车，车胎当然坏得很快，车胎买好的是外国东西，若用石灰修汽车路，不管人工，石头和石灰都是中国的，这个钱就用在中国人手中；比较坏了汽车胎，还得买外国的，那就强得多了。蒋介石到哪里去，都是坐飞机，汽车路如何的坏，他不知道。”我说：“百里先生，你这话很对，要大家都说，一个人说是不成的。”

　　就在那天午后一点钟，李烈钧先生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向我说：“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刚听见的。”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恐怕蒋介石就要投降敌人，现在他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我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转移蒋介石，蒋要打广东、广西的事还不是一件证明么?我是亲耳听见你同蒋说的，他果然没有打他们。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我说：“很好，你看什么时候去说呢?”李说：“马上就走。”我说：“要那么快么。”李说：“非快不可，愈快愈好。”就这样，我同朋友们的行李马上又搬到车上，屋子让给李将军住。从李来到我走，前后不到廿分钟，我就出发了。路上走得飞快，到了衡山，一问知道蒋介石坐飞机到长沙去了；我们就开车向长沙赶。到了半夜，走到半路的一个小汽车站上，司机真是太累不能开车了。就在那里买些稻草铺在汽车站房的地上，大家休息。睡了五个钟头，天刚一亮，就开车向长沙赶。大概十一点半钟，见着蒋介石，是在长沙城外何键的家里，正同唐生智谈话。蒋见我来了，蒋介石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我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蒋问：“武汉失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蒋介石说：“好极了。”我就说：“在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惟君侯你不可说投降。’孙权问：‘怎么讲呢?’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我说完了这话，我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我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蒋说：“很好，一定照你的话去办。”我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我说：“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嘎吃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我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你知道么?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我又说：“你没有宝剑，我给你拿把大刀。”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散了之后，有人来找我，说请我今天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我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

第十章　迁都到洛阳的蒋介石

　　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他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得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办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汪蒋一定另有阴谋。

　　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有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

　　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官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堂官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新鲜的活鱼。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以后，他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

　　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的正北到泰山去了。

第十一章　我在泰山时的蒋介石

　　我住在泰山，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住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招待他就好像仆人招待主人一样，同时令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房都拆去，由此可见是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槁，周就找两个轿夫头，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槁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太不公平。我把县长周百槁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一找。周县长回去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无论怎么样，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武官吏大多数是怕外国人，那种怕的样子一点道理都不讲。常说的话：“平时以礼相待，有事据理相争”，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个人，你能说话我也能说话，万不能以为是外国人说的就是对了。外国人很多是明白道理的，他看你就会说是是是，他也不会看得起你。

　　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下，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若说那些军人，死伤之后，更是无人闻问。因这一件事情，地方是全都糜烂了，死伤那么多的人，枪炮子弹是国防的东西，也都自己消耗完了，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

第十二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的蒋介石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他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还有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得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

　　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订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是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廿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您走。”又说，“这里不安全得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卅万兵，就抗卅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个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拿着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得都对，李忻跟过你廿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为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见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么?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六日，我就是当天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廿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的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大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槁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那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便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第十三章　何梅协定以后的蒋介石

　　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

　　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那种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般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般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个干井，死尸都是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

　　蒋介石的侄子叫蒋孝先，是宪兵第三团团长，在北平和天津，每天都是三十、五十地抓人。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东北抗日的，就抓起来了；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察哈尔抗日的，马上就抓起来了。被他活埋的，被他抛到永定河里的每天都有。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海河里，先是发现了二三百个死尸，接着发现了两三千个死尸，那都是替日本人做秘密工程的工人，工程做完了，日本人怕这些工人泄露秘密，他们就把这些工人，三个一捆六个一捆，掷到海河里。这件事各个报纸都登的有，蒋介石同何应钦，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装聋作哑，一句话也不说。

　　就在这个时候，更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蒋和何指派的人，在上海控告朱子桥先生，说他的财政不清，要叫朱将军宣布他经手的款项是怎么用的。实在内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朱子桥将军帮助抗日的。因为帮助抗日，就变成蒋介石的仇敌了。我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同盟军的义旗，谁都知道朱子桥给过我十万现洋，蒋何对于这件事，痛恨到了万分。他们怎么办呢，只可用指出人来去控告朱子桥将军，这不是暗无天日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他要恭维他，联络他；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的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

第十四章　福建抗日人民政府时代的蒋介石

　　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骂蒋介石不抗日是个卖国贼等等的话，特务看见范先生的日记，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木狗子、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一九三三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十一月廿四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的轰炸福州，当时死的人民很多。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收复失地。蒋介石又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就是日本尽量让我们来准备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能赶得上呢?”这些话是不是恐日病?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第十五章　约我到南京开会的蒋介石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

　　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

　　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

　　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

　　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

　　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

　　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卅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叩卅传密京。”

　　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

　　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

　　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

　　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

　　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陈仪，同着厦门市长王固盘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大典。陈王两个人在台湾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湾治理得好，并且把日本对于中国的问题有个秘密的商量。蒋介石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无耻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盘调升了南京警察厅长。我对蒋介石说：“一般爱国的人，都说陈、王两个人是媚外的，你对于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只看见眼前有一点事，就把大事给误了。”蒋听见我的话，看看我，就哼哼哼!

第十六章　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的蒋介石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的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强。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

　　二月廿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的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的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的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第十七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的蒋介石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廿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廿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的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的变成了神经病的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庭。“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驿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驿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黄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

第十八章　西安事变“双十二”的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

　　“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地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翻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致学良先生之电，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

　　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

　　冯玉祥。”

　　十二月廿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廿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廿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就因为这样，蒋介石亲自下的手谕命令戴笠派人把王以哲刺死。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注：王以哲将军死于“二?二事件”，并非戴笠派人刺杀。冯玉祥将军当时在海外又受限于资讯，了解情况不确。)。

　　到了二月十五，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么?”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这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

　　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么?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像这种矛盾暧昧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句，除了他们两个，谁能想得出来?当时人人都觉得这会叫外国人耻笑，但他们都只想以此阻挡人民抗日高潮涌涨起来。

第十九章　故意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蒋介石

　　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工农。在一九三六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他们夫妇俩都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十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都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应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钓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八画和作我的丘八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家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第一章　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

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

　　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义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库伦)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把一些人抓起来了。

　　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我不必说得太详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

　　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都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

　　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陕西省城)，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

　　在郑州会师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我看见了谭延贻、徐谦、唐生智以及许多国民党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本来那些朋友要在郑州多住一两天的，那一天的早晨忽然挂起车来走了。我听见了马上到车站同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就开车了。

　　我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遇见邓演达先生。我请邓演达先生对兵工厂的工人们演讲，他骂蒋介石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邓先生是政治部长。我和邓先生初次见面，蒋介石我还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容是怎么的事，我实在不清楚。邓演达讲完了以后，我的朋友刘伯坚对我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朋友们说，若是革命军自己打起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高兴了。

第二章　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

　　郑州会师之后，蒋介石带着兵从南京打到徐州，约我到徐州去，大家见面。我马上就开车，离徐州还有二十里，一个车站叫黄口，蒋介石由徐州开车到这里等我，我们在站台上见了面。我看着他穿一套黄军服，大檐军帽，四十岁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体，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我们由黄口开车，我坐在他的头等车上。到了

徐州，住在花园饭店。大家谈的是继续北伐。本来武汉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蒋，蒋这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武汉。但我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在徐州这里，有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还有许多朋友。这天晚上有很大的宴会，蒋介石找我讲话。我先说了几句，恭维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的官兵，北伐劳苦的事；接着我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是冯玉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我说完了之后，吴稚晖起来说，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会一散，蒋介石拿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给我看，就是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我和蒋介石都签了名。蒋开车回南京，我开车回开封。

　　还没有好久，蒋介石带的军队，在徐州同孙传芳打起来，被孙传芳打败了；蒋一直向南退，过了蚌埠，眼看退到长江，蒋介石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老羞成怒。王天培是贵州出来的一个军人，蒋一恼怒就把王天培枪决了。既没宣布罪状，也没军事会审裁判。当时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是李宗仁，蒋的参谋长是白崇禧。这些将领们看见蒋随便杀人，不用法律，当然人人自危，就不听从蒋的命令。蒋看他自己调动不了队伍，他就辞职。吴稚晖他们召集了二十几位同志们会议，当时吴稚晖说的话，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介石不可以辞职。吴刚坐下，何应钦站起来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接着就是白崇禧站起来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李石曾从背后伸出手去拉了吴稚晖一把，拿他的嘴对着吴稚晖的耳朵说：“这还不是兵变么?你不要老命啦?”会就这样不欢而散的。蒋介石看看没办法，只好出国到日本去了。

第三章　我请蒋介石回来

　　蒋出国之后，李、白、何三位在南京的东边龙潭山附近，把孙传芳过江的军队打败了。当孙传芳攻过长江两岸的时候，南京中央党部的人们，有好多都走开了。多亏了李烈钧将军在南京主持，还没有大坏。李的第七军，何的第一军在孙传芳的队伍渡过长江，登岸不久，双方夹击，把孙传芳的军队打死的很多，孙传芳的军队很狼狈地抱头鼠窜地败回徐州去了。我驻扎在郑州。张作霖从河北向南打，张宗昌从山东曹州府向河南兰封打。我觉得北方情形这样，革命就应当扩大团结。我把拟好了一个电报稿子，打给阎锡山说：“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阎复电说：“你这电报真是大公无私，我愿意署名。”这样电报发出去，请蒋回来的。

　　蒋介石真敢下毒手，他一回到上海就总司令的职，头一道命令就把何应钦调成参谋长，这是不许何应钦有带兵的实权。何应钦也就入了医院，三四个月后才出医院。

　　吃不饱，穿不暖的官兵。蒋介石在南京靠着江浙上海是有收入的。是他带的军队，官兵关饷都是现洋。我是从绥远、宁夏、甘肃、陕西一路出来的。谁都知道中国西北各省是最贫苦的地方，出产很少，税收又不多，官兵全都没有钱。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要饷，按理说，他应当负责任，想不到蒋回我的电报说：第二集团军的官兵，规矩好，训练好，知道爱国，爱人民，一年半载不关饷也不要紧。他自己带的军队乱七八糟，就是关饷，也常常兵变，若不关饷更不得了，因此就把钱都给了他的官兵。我带的军队，蒋就一文不发。我拿电报给我的将领看了看，个个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什么话!

　　第二次在郑州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的军队在豫东把张宗昌打败了，俘虏了张宗昌的官兵两三万人，得了七列钢甲车。过了不久，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作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的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参看本书插页)

　　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所以有人说我两个人是把兄弟，就是这个缘故。蒋问我，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希望我有什么指教。因为我比蒋大几岁，所以蒋对我这样说话。我对他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蒋还是客气地说：“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蒋说：“好，我们一定这样做。”

　　我在山东党家庄见蒋介石。革命军北伐，蒋介石指挥着津浦路的军队，我指挥的是平汉路的军队，并且指挥着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的军队。在曹州济宁一带，孙良诚对孙传芳打了很激烈的几个仗，攻下济南。孙传芳、张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蒋介石同黄郛先到济南，蒋有电约我到济南会面。我从开封经过兰封到徐州，就听说蒋介石在济南同日本发生冲突。那时田中做日本的内阁总理，日本人见他们的走狗孙传芳、张宗昌向北退，日本人就很着急。这时候蒋带的军队一攻下济南，大官都下了大餐馆，小官就下了小饭馆，士兵们没办法，都饿着肚子在街上干瞪眼。这样在街上骂街的骂街，骚扰百姓的骚扰百姓，军纪风纪一点也提不到。日本人正想着找事呢，果然，日本的宪兵和蒋的军队冲突起来。先由小打变成大打，不但把蒋介石的军队在济南城里缴了械，连蒋和黄郛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蒋和黄郛穿着白色内衣跑出来，几乎成了俘虏。找到了泰安车站，蒋叫人给我打电报说：“不要来了!”我的复电说：“愈有危险，我愈要去。”到了党家庄车站，看见蒋和黄郛穿着白内衣站着在发呆呢。蒋的军队从济南退出来都是空着手，枪炮都叫日本人拿去了。那天我们在回教的礼拜堂里会议，蒋问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说：“日本人以为我们革命军胜利了，于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不利，日本要向我们挑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什么事情都不管。”再三的商议，决定了把济南撇开不管，我们的军队先打到北平，打倒了军阀再对付日本。我说：“你有那种的忍耐力我也赞成。”蒋被日本人这一恐吓，他说他非回南京不可，把所有的军队交给我指挥。我说很好。蒋回南京去了，我就指挥着所有的军队约八十万人，攻打天津，再打到北平。

第四章　我在郑州见蒋介石

　　北伐将要成功，蒋介石过郑州，到石家庄去看阎锡山。因为在郑州谈话很久，我这里给蒋和跟着他的几百人预备的饭，是馒头、猪肉熬白菜和小米稀粥，那是一饭一菜一汤。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在车上很戒备。我不知道他听了什么人的话，一定是对我这地方不放心。蒋到了石家庄，阎给他预备的是燕菜席，所有的跟他的人都是八人一桌的鱼翅席。马云亭回来对我说：“蒋对什么人说的，就拿吃东西来说，阎对于蒋和跟蒋的人真是特别尊敬；蒋觉得我预备的饭太普通了，太看不起他了。”我听见这话，笑了笑，对马云亭说：“我们革命是为人民大众，要改善大众的生活，要把大众的生活水准提高，不是为大官的生活更好。蒋说我看不起他，我不能看着官兵和人民都没有饱饭吃，而拿人民的血汗去预备那么贵的燕菜席和鱼翅席。”

　　在北平西山又见了蒋介石。北伐军已经到了北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孙总理的灵。那天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每个集团军的一个总指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和商震，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们。祭灵的时候，先行礼，把棺材盖打开，看孙总理的遗容。蒋介石扶着棺材哭起来。后边有些人在那里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果然是愈哭愈厉害，那么多的人站在那里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我劝蒋不要再哭了，哪晓得愈劝愈哭得厉害。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样蒋马上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下，才散了会。

　　在北平汤山见蒋介石。北伐成功第一次会议是在北平西北的汤山开的，这个地方水是热的，树木很多，有一道小河，还有很多座新式的大洋楼。有人说这些洋楼都是安福系的曹汝霖、王揖唐等从西原大借款里得的“回扣”为他们自己盖的洋楼。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和总指挥同几个中央委员开会，首先是蒋介石说话，大概说的是，缩减军队，服从命令一大套的话。蒋刚说完，李济深将军就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会散了之后，我同一位吴先生晚上在月亮底下谈话，知道蒋上次辞职到日本去，曾把他的部下害苦了。

　　在南口见蒋介石。南口是北平通张家口的重要关口。一九二六年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张作霖集合他们所有的反革命军队来打南口几个月，国民军死人很多；现在把军阀消灭了，国民军就在南口开了一个追悼大会。所有北平各界，尤其是学校送的挽联很多，也都派有代表，在南口这个地方总算是空前的盛会。鹿钟麟主席、蒋介石讲话，蒋对于死伤的人和死伤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将来怎么办，一句都没有提。蒋讲完了，李宗仁讲；李讲完了，我讲。我说的主要意思是，死了的官兵应当明令褒扬，立铜像，立石碑，立革命的祠堂。死了的官兵的父母怎么办?妻子女儿怎么办?应当特别优恤多少年，既应当从优又应当快办。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蒋介石既然负了责任，他听了我的话，实在应当尊重。后来看出来，他满不在乎，他简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可以说一句证明的话，始终是一点也没有办。蒋以为革命死的官兵都算白死了。我为此事同蒋吵过很多次，他总说没有钱，不能办。是不是没有钱?谁都知道，有的是钱，就是不办这个事。

第五章　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

　　北伐成功之后，接着就开南京会议。蒋介石首先用种种方法，使他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以前有功于革命的人，他一脚踢开。如同军事委员会中有五六十位委员，北伐一成功只留几个人，其余的全取消掉。这种过河拆桥的办法大家都不满意。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贻，原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原文读完后，我发表意见：“西北五省旱灾，许多人都没饭吃，若不设法救济，一定要饿死很多人。这话已经向大家报告过数次，今天首先应当讨论赈灾的事，那才算为革命的政府；谁想到救灾的事一字不提，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加薪到八百元，若是我们认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我们公务员是仆人，我们能不能看着主人饿死，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先来加薪呢?”我一说完，谭就说：“‘忠信重禄’，非多加薪金，做事的人不能忠心。”我说：“重字你说八百为重，还有人说八千为重，八万为重，只要他不以人民为重，多少薪金也不会忠于国的。”接着就是戴传贤起来说：“有人说，我们应当茅茨土阶筚路蓝缕，我们跟着孙总理革命是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今天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应当享受一点才对呢。”我说：“革命成功的话，不很妥当。为了革命，中华民国的人民死了千千万万，哪里不是寡妇孤儿，无人闻问，怎么叫成功呢?若说成功，只可说昨天我们是流氓，今天当了什么院长；说到享受的话，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革命的人，应当是人民大众先享受了，然后我们再享受；不能说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们先来享受。”我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这个案子我是反对到底!”蒋介石说：“既是这样，先把这个案子搁一搁，改日再谈。”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

　　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大家都到齐了，有六七十位。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完了，蒋介石就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什么?就是要真真实实服从命令。后边有人说，既服从命令，就下令得啦，何必会议呢?蒋把这话都听见了，可是他却假装没听见。开会提出案子是蒋提的，这案子就是每个集团军不管人多少只留十二个师，其余的人都遣散。当时有位李先生站起来说：“关于军事，我是外行；不过我知道的，我要贡献些意见。若是一个集团留十二个师的话，一定有的集团军要再报募六七个师才够数，有的集团军得要裁下去十几个师才成。若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公平呢?不公不平，没有不出事的，请大家小心，请大家注意!”接着还有好几位说话，意思与李先生的差不多。蒋要消除异己，他自己已经有了决心，无论说什么，一定要依着他的提案去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呢?蒋派人在北平一带新收了十几个师，另外的保存着，这是人人知道的，也就是一件真正不公不平的事。中国之乱，人民得不到平安的生活，就是蒋介石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弄成的。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找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我对民众们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第一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能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我说完了，民众们就鼓起掌来。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一看那里布置的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厨房预备着，什么时候来，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广东是李济深将军，北平是白崇禧将军，上海是桂系的张定(王番)将军，武汉是桂系的胡宗铎将军。)。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蒋介石听我说了这些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何成浚就在北平发动了驱逐白崇禧的事，又不久蒋介石把李济深将军扣起来了，也是那几天，在上海警备司令姓熊的贩卖鸦片烟土和上海的张将军打起来了。

　　蒋介石和古应芬之争。这天晚上，我在蒋介石家中吃晚饭。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古文官长应芬拿着许多电报来找蒋看。蒋问：“有什么要紧的事么?”古应芬说：“没有别的要紧的，只是熊式辉在上海贩卖鸦片烟土的事闹得很厉害。”蒋说：“熊式辉决不会贩卖鸦片烟土，这是随便胡说。不会有这个事情。”古应芬说：“这里有电报是这样说的。”蒋说：“有电报我也不信。”古说：“信不信是一件事，舆论又是一件有关系的事。”蒋说：“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古应芬说：“既是你全不信，公事也不用看了。”蒋介石因为我在那里，不好意思的，就叫古先生在别的房子歇一歇，等一会再看。我站起来说：“不要耽误你们的公事，我走了。”我在路上想，舆论就是狗屁么?蒋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蒋介石解散军队之新法。我在军委会问他们第一集团军队发多少饷，给多少川资，给省县之公事如何办法。一位姓贺的是中将阶级，他说办法简便得很。我说请你说给我听，贺说：(一)预备火车一列；(二)红绿纸的标语各二百份；(三)军乐队，若无乐队用本地吹鼓手也好；(四)招集一些民众；(五)把要解散的军队集合在车站上，架起枪来；(六)先是军官讲话，不外说今天欢送爱国的革命的军人退伍还乡，不要名，又不要利，这是伟大爱国的行动；(七)接着民众代表也如此说；(八)接着即把军队徒手拥上车去；(九)大家即呼口号：退伍军人万岁；(十)汽笛一响即开车了。以上这十条即是退伍的好办法，不用什么钱，没有一个人愿当兵。这是蒋介石用过的好办法，我听了觉得出奇得很。过了没有几天果然由蚌埠解散了有三四百人，是用那位贺先生说的办法。火车到了浦口，就把车站打了又抢了，接着报告说打过下关来了，不到半点钟又报告打进南京城来了，银行都被退伍兵抢光了。又说同宪兵警察打起来了，互有伤亡。不到两个钟头全城大乱起来，最后无法只得调军校学生出去打退伍兵，因此死的兵和死的百姓也不少。我那时是军政部长，但是第一集团军蒋的军队不叫他们归军政部管，你看这件事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吧!是不是别有一副心肠呢，我不知道。

　　有许多伤兵到军政部来告状。他们告的是第一集团军所辖伤兵医院院长，他们告这位院长克扣伤兵的饮食费和用费数目很大。我叫军法司把那院长找来一问属实，要把那医院院长治罪。院长说，他太冤枉。我问他为什么冤枉。院长说：“任何院长都弄钱比我多，别的院长没有被告，光告了我。”因为这医院是第一集团军的，所以我就把这院长说的话对蒋说了。蒋说：“您不必问了，我自己来查吧!”结果院长并未治罪就算完事。

　　有一天我正在蒋介石那里坐着谈话，有人说，有一个日本人叫布施胜治来见蒋。蒋问我：“认识这位日本人不认识?”我说：“认识他，前两天曾在我住的地方见过他。这位日本人写过一本书，说冯玉祥和苏联订的有卖国条约。前两天他又说那本书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两万块钱，他认为错了，现在又要写本好的书。我对这日本人说：‘你写的好与我没关系，你写的坏我也不恼你，总要问自己的良心平安，每一件事件，每一小时都要觉得良心不受责备而已。我也决不告你，你毁坏我的名誉。’今天这位日本人来见你，你可要小心。”蒋说：“日本人这样写书的很多。”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在南京三牌楼住。那一天我不见客人，蒋介石同他的夫人带了野餐与一棵很长的人参来看我。我的副官对他说：“不见客。”蒋说：“你们不要管。”他一直到楼上，蒋说：“我们出去吃野餐。”我说南京城外我不熟识，只有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是在和平门外，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蒋说：“好，我们就去那地方。”后来我们在晓庄师范参观并给蒋介石介绍了陶行知。到了十八年因为我认识陶行知，蒋反对我也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给封门了，我真想不到蒋会这种做法。

　　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的信的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有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办法使得许多朋友没有法子不攻击他。这是扩大会议会成立的最大原因。

内容：

第六章　消灭异己的蒋介石

　　自从蒋介石以圈点方式决定中央委员之后，他这种排除异己之事更多。他用何成浚代替了白崇禧在北平，又诱了李济深将军在南京扣住他。党内外任何事情他都要独裁，所以反对他的人更多。

　　胡汉民先生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史深得很。胡对蒋的独裁，深感不满。胡曾对蒋不断地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蒋听胡说的这话，就怀恨在心。有一天又讨论民主和独裁的事来。蒋马上翻了脸把胡关起来。胡当然不服，蒋的特务就用绳子把胡的手和腿都绑起来，胡仍然不服，大骂起来。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平素说话总说，胡是蒋的老师、前辈，忽然间蒋介石把胡捆起来了，当然大家要请蒋把胡放出来。过了几天果然胡出来了，可是两臂和腿捆得都是血印。胡汉民是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的常务委员，又是立法院长，胡并没有犯法的事，又没有叛党，就是因为胡劝蒋不要独裁，就遭了捆打，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当时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的半年不关饷，有的八个月不关饷，跟蒋要饷的电报很多，可是蒋都不答复。蒋的第一集团军的饷不但一个月都不欠，同时蒋还派人带着现款到北平附近收买张、吴、孙等的军队。蒋介石这种做法，各集团军都知道。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军官们彼此见了面都要彼此问：“你们关饷了吗?”都说：“没有。”若是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他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们的饷一个也不欠。”因此军队的官兵对蒋很怨恨，为了蒋的待遇不平等。

　　这时候全国的军民已开始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了，许多革命的同志和军事领袖在北平集合，开扩大会议，决定了命令：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来讨伐蒋介石。虽然蒋介石派出的喽罗很多，各处去收买文的武的。第四集团军从广西打出来，下了长沙到岳州；第三集团军从山西越过河北打到山东；第二集团军从陕西打出来越过黄河打到安徽的北部。真是把蒋介石打得头破血出，看着蒋介石就要失败了。可是为什么没把蒋介石打垮呢?因为在各集团军里头，有的被蒋介石用钱收买了内奸，从里头作梗；有的因为旱灾，官兵没有吃的；而蒋介石呢，从定都南京起，他背后就有帝国主义随时帮忙，因此他又有钱又有武器。

　　蒋介石指示东北的军队打苏联。那是扩大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跑到北平同张学良和一位姓王的，很高兴地说：“苏联国算什么，哪位愿意打，就可以打苏联。”因此张学良就叫他的两旅人向苏联进攻。想不到得的结果是旅长阵亡，不能打了。蒋介石不管，叫张学良自己去了结。这件事大家都晓得，因为过于高兴了弄出来轻举妄动，使苏联看不起我们，使全世界上的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这种动作不是儿戏国事是什么?

第七章　“九一八”的蒋介石

　　“九一八”以前，因为蒋介石鼓励坏的军队，不容好的军队，当时不论文的、武的，都被蒋领到吃、嫖、赌和抽大烟的路上，军队的训练没有，军纪、风纪败坏到万分。这些实在情形，日本人全都了解。本来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许过很多的利益给日本人，因为张作霖把郭松龄夫妇打死了，那样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要求，就拖延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不高兴的。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失败，由北平退到东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桥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给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权利还没得到。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日本占了辽宁省城，接着就像疯狂了一样在各地烧杀，很多青年学生被日本人把手砍下去，有的腿被他们砍下去。就在那两个星期里头，日本人杀我们的同胞就有一二百万，如同切瓜切菜一样。这种惨痛的情形，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蒋总是不闻不问。东北的爱国军人们看张学良既不抵抗，他们自己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如苗可秀他们拉起义勇军来，对着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窝铺孙洪献老举人，八十多岁带着他全家和孙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几次烈仗，房产土地全不要了，向热河察哈尔退进来，那种惨况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知道了，也没有不落泪的。当时上海方面和国内各地的爱国人士都起来责备政府，并且捐了许多款项找朱子桥(庆澜)将军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和后援会。

第八章　为“九一八”在南京会议的蒋介石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无论国内国外，没有人不说“你这国民政府是干什么的?”蒋没有办法了，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我复电：“‘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一定下野。”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阎锡山说：“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这位黄师长两只手拉着我说：“老将军快出来救国吧!我们的国家不得了啦。”一面说着，一面哭。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是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丢了，我们要抗日，谁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到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紧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

　　车到了浦口，很多党里的老朋友来接我，在摆渡上，我说：“我们一定要抗日，蒋介石已经认了罪，已往的事，可以宽恕他。我们是为专制、独裁来打他的，他要不专制，不独裁，决不会有‘九一八’的事。”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在中央党部讲话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扩大会议为什么打仗?是为打倒独裁。早看清楚，在民国里有独裁，一定要招出大祸来，现在蒋介石有电报说一切事情都是他做错了，他请我们大家来，我为了共赴国难来的。”且郑重地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会散了之后，就有人说：“蒋不会抗日的，你若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我来就不怕，我怕就不来。”

　　每逢和蒋介石谈话，他都是哼哼哼是是是，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同汪精卫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就来上车对我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有法子不叫他们不看。我站在先生的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老百姓不喜欢的话，我不说；老百姓喜欢的事，我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我不做；你明白这个，就知道老百姓不会炸我的。”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点多钟才出了车站。在上海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战。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

第九章　“一?二八”上海大战的蒋介石

　　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

　　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须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廿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么?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