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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他们在黎明前倒下 引子 -- 柳叶刀
清明节了，小时候到这时候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给革命烈士扫墓。记得去的最多的是林祥谦烈士陵园。每到这个时节，陵园里人山人海，一车接一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通常每个学校都会在那里举行入队、入团仪式。陵园里早被先来的同学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总是赶快举行仪式，好腾出位置来给后来的学校。
不记得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了，清明扫墓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带大家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记得是福州近郊的一个常见的小山头，交通不是很方便，下了车以后要走一段路。山包上一排排的坟墓，清明时节，许多大概已经有家人来过，拔了野草，插了鲜花，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三合土的坟墓。墓顶开裂的三合土缝里已经长出来青草，墓边砌的石块有一边已经被雨水冲坏了，长着青苔的青石墓碑上却是明明白白地刻着“革命烈士XXX之墓 福建省人民政府 一九五六年X月X日立”。烈士墓为什么这么破败呢？小心灵里很是疑惑，就问老师：这是什么烈士墓呀？只记得老师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他是城工部的烈士。城工部？！城工部是什么呢？但是看到老师那一脸严肃的样子，大家也不敢多问。既然是革命烈士，大家就很认真地拔草的拔草，培土的培土，很快就把烈士墓收拾干净了。
城工部这个疑问却是存在了心里，直至年龄渐长，还知道父亲的一个同事也曾是城工部的，对这个事情就更感兴趣了，只是苦于无法获得更完整的资料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全貌。感谢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才让我有了全面了解这个事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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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区党委在对待城工部的问题上，出现失误。由于城工部负责干部违反秘密工作原则，没有将从福州海关搞到的布匹及时转移，暴露目标，致使城工部委员孟起被捕并暴露了身份。区党委负责人怀疑这是庄征所为，在未作调查研究及逼供信的情况下，以 “出卖孟起的内奸”罪名，错杀庄征，并任命李铁为城工部部长，林白为副部长。1947年年底至1948年初，各地又连续发生几起党组织受破坏及部队受损失事件，都发生在城工部骨干分散到各地委之后；再加上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到省委汇报途中，被歹徒谋财害命，而阮英平的警卫员又是城工部党员。根据这些事件，省委主要领导人无端怀疑城工部已成为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组织。1948年3月，省委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城工部进行审查。在审查中未认真调查研究，不请示中央，也不按党中央有关的审干政策办事，仅根据逼供得到的“口供”材料，便草率地认定城工部已成为被国民党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决定予以解散，并错杀了一些城工部骨干。广大城工部党员失去组织联系，遭受各种误解，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们仍以革命利益为重，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寻找组织，独立自主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区党委的原先部署继续开展工作。
1946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刘少奇、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指示，福建的中心工作要放在闽浙赣边区，依靠武夷山一带的地形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同时开展城市工作。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为了利用和平民主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城市工作，成立了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1947年1月闽浙赣区党委决定将闽江工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以负责开展东南各省的城市工作。
1947年 2月22日至25日，中共闽江工委在闽侯县（当时称林森县）桐口乡一位革命基点户远离村子、位于深山的房子里召开了“龙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福建各地及台湾的党员干部30多名，其中有庄征、李铁、孟起、曾焕乾、何友于、何友礼、孙道华、简印泉、王毅林、陈世明、真树华、傅孙焕、林立、陈 清官、林克俊、郑杰等，还有高原等闽浙赣游击队员4人。到会者均编代号，不现姓名，一进会场就戴上面罩，互相不接触、不打招呼，按小组活动；白天休息，晚上开会，以防暴露；报告只凭脑记，不作笔记。
会议首先传达闽浙赣区党委关于《福建九年斗争总结(草案)》，宣布撤销闽江工委，正式成立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庄征、副部长李铁，委员孟起、林白、杨申生。接着，会议系统总结了闽江工委两年斗争情况，庄征在《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城市为农村服务方针的重要意义。《报告》首先分析了抗战胜利以来城市党的工作，阐明依靠农村发展城市，又通过城市发展农村的规律，是福建白区党组织始终未被打垮的根本原因；进而强调城市为农村服务的方针。《报告》还分析了福建中小城市的特点，指出有了农村的 根基，城市工作才易于搞好。提出开展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就是开辟第二战场，也是城市为农村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城市党员必须树立为农村服务的观点，一切工作应朝着为农村服务的方向努力，树立脱下中山装、学生装，和广大农民联系，与武装斗争结合的决心。并决定成立闽浙赣地下军司令部，由林白、曾焕乾分任正副司令，庄征、李铁分任正副政委。下辖闽海、闽东北等4个纵队，闽海纵队司令曾焕乾，闽东北纵队司令何友于。
城工部成立后，围绕着开辟第二战场的任务，将党在城市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组织领导了城市学生运动、工人的罢工斗争，有效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
然而，正值城市各项工作如火似荼进行之时，却发生了令人扼腕痛惜的“城工部事件”。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购买武器装备，解决部队给养，需要大笔经费，当时党的地下组织任务之一便是筹集经费以支援游击战争，“变敌人的资财为革命的资财乃是城市游击战争的特殊形式”。
为了有计划的搞钱、搞物资，从1947年2月至6月，城工部党员共组织大小9次“变”，共获得现金和财物价值8000多万元。其中较大的有曾焕乾领导的“ 谷变”、“药变”，搞到国民党福州林浦粮库的谷子18担、现金1000万元和救济署拨给平潭教会医院价值2万元（原资料如此）的贵重药品；孟起、杨良言领导的“枪变”， 还有孟起领导的“米变”，从官僚资本的粮行里，搞出大批“代金”等等。
1947年7月，国民党福建海关查扣了一批布匹和棉纱，总价值大约相当于黄金二百两。城工部通过隐蔽在福州海关内任监察课长的洪履权和英文秘书陈文相的关系，里应外合地冒领了出来，这件事被称为“布变”。其中一部分布匹临时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家里。不料孟起家的女佣人无意间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孟起以刑事犯的罪名被逮捕，家也被抄。敌人在孟起家中发现了党的文件，因而发现了其真实身份，孟起后来被押解南京，在雨花台慷慨就义。
孟起被捕后，城工部部长庄征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并向闽浙赣区党委提出“武装劫狱、重金收买看守、假自首出狱”等三种营救方案。由于营救方案中有假自首的动议，从而使闽浙赣区党委对庄征产生了怀疑，并调庄征到区党委机关驻地接受审查。在审查中由于采取严刑逼供的做法，致使庄征违心认罪。闽浙赣区党委在没有经过分析、查证、核实的情况下，竟以“出卖孟起的内奸”的罪名，将庄征于9月末秘密处死，与他同时蒙冤罹难还有他的妻子杨瑞玉，这可以说是福建城工部冤案的远因。
1961年1月20日，在烈士家乡隆重举行了烈士遗骨迁葬仪式。1963年，正是“二七”惨案40周年，位于闽侯县祥谦乡福厦公路东侧枕峰山的林祥谦陵园对外开放。
谢谢你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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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家里没搜出文件，估计关一阵子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