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抗联里的清华生(再续):天才考霸张甲洲 -- 黄河故人
--by President
经河友提醒,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090568,王家善授中将事件当属于以讹传讹,现更正注明。
王家善和张甲洲政见不合而分手,那是因为他是铁杆的国派,直到1948年营口起义之前。
他本来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1928年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抗日,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松北地区总指挥等职,1933年,投靠日军,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2月,再次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在这一年开始了他在伪满内部两个三年又三年的卧底生涯。他去日本陆大后,曾秘密潜回南京,授衔中校,并得到何应钦的当面指示,成为国军在东北的高级间谍之一。
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专是国军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是王家善领导的真勇社。王家善一方面干卧底,一方面也不耽误升官。不久就干到了中将。1941年末真勇社有所暴露,王家善及其他主要成员也多被日伪警宪监视。但是王家善没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平安等到了鬼子投降。
王家善1947年在被架空后, 1948年二月起义。撤出后为能平安与大部队会合,曾借道朝鲜,当时去办借道这件事情的是蒋泽民,原因之一是他曾经和金日成在一个炕上抓过虱子;他也曾任太祖和总理的副官,总理被江青惊下马摔伤胳膊,蒋泽民就在现场;在延安救过驾,重庆谈判他负责外围警卫;他也曾在溥仪的亲兵连干过;还是TG第一个开着坦克作战的人。
回到张甲洲这里来,当时伪县长派人来镇压,200多人真不多,经不住一打。王家善的父亲托人说情,县长同意,只要队伍里没有张甲洲这个赤化分子就可以,于是张甲洲带人冲了出去。
冲出去之后,主要就是靠收编山林队了。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第一次西征,七月下旬,队伍有了1000多人,八月中旬,赵尚志被满洲省委派来了。所以准确的说,这支部队的创始人是张甲洲,赵尚志并不能算创始人。
网络上看到了一个言论,说张甲洲并不能说是TG在东北第一支武装的创始人,理由是童长荣等人去发动游击队要早一个多月。这个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巴彦游击队是TG的武装,虽然这支队伍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说话算数的人是张甲洲的等TG。这个第一重要,要不然某人在48元价位上入手了十万的中石油,也能说中石油是他们家的了,反正他也算股东,不过董事会鸟他么?土龙山暴动也有TG地下党参与期间,但没有指挥权,TG也就没有争这个功,还是说景振清、谢文东领导的。第二重要的是人数,想成为一支正式的武装,总要有那么几百人吧,正儿八经打伤几仗,拉上几十人那也叫队伍,别人鸟么,建国后穷乡僻壤称帝的还有呢,还不是被乡干部给平了。
张甲洲的口才这段时间颇有发挥。比如一次他去谈判,被地主给扣押了。地主派人看着他,他顺便就把这个看守给策反了。以他把清华北大那帮真正的精英都能说服的口才,对付这个小看守,实在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次,打一个响窑,本方有人阵亡,而且对方援兵将至。张甲洲竟然单人赴会,几句话就要5000发子弹扬长而去。
说道这里插一句,其实他们这些清华生在TG内发展并不很顺利,1948年带着部队打到清华西门外的那支部队的一个主官就是清华学生,都参加革命快十年了,才是个团政治部主任。
赵尚志来了之后,大约11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游击队,要求把巴彦游击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还是前面那同一篇文章指出张甲洲不是军长。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巡视员吴福海(参与开除赵尚志\张甲洲党籍的重要人物之一)提出了改编为红36军,实际上赵尚志、张甲洲他们是改编成了红36军江北独立师,记载一般都是称为师长,称军长没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再说就一个师,称一声军长也无什么不可,不知道有人对着空气中不存在的靶子开枪是何意思。
既然说到这里了就把后面的内容提一部分到前面来。
抗联独立师是在1937年10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11军的。并且是在改编时正式任命祁致 中为军长,金正国为政治部主任,白云峰为参谋长、薛华为副官长,军部下辖一个师,李景荫任师长。张进思生前公开身份还是富锦县教育股长,1937年8月 28日,张进思去投奔抗联,当时还是独立师,还没有成立11军,调他去当什么“副军长”呢?何况他“连抗联的门还沒进”,半路就让大排队(地方警察)打死 了,他和两个月后才成立的11军已经是隔世的事了!
至于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的执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主 要是讨论当前形势,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指出联军部队聚集下江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确定各军应向黑嫩平原等地转移,开辟新区。会上选举了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 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会议调任张寿篯(李兆麟)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第9军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只是议定在条件具备时,将 抗联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当时并没有关于尚未成立的第11军领导人的任何正式任命,更沒有对张进思的什么“副军长”的任命!参加会的人员, 包括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等多数同志还并不认识张进思,张进思当时也不是抗联人员,怎么会突然有这个“任命”呢?这种对抗联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命可不是 什么小事,不可能在抗联历史档案上无一字可查,无一言可证。这次会议是有文字决议的,根本没有记述这个“副军长”的半个字。即使是“口头任命”吧,也总该 有当事人事后的一手或二手信息资据吧?身为抗联11军师长,后来实际肩负领导全军重任的,11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景荫,生前也从沒说过张进思有“11军 副军长”这么个事。为了更慎重,我们今年又再次往广洲打电话,询问1935年参加抗联,现仍健在的独立师老战士卢连峰老同志。卢老肯定地回答说:“哪有这 回事!张进思投奔抗联那一天,半路上就让大排队打死了,他连抗联的门也沒进过。”
坚持这一说的人实在拿不出任何证据,最后只能甩出一张“王牌”:有“烈士证”为证!“烈士 证”上写的是“副军长”啊!“‘烈士证’是于天放亲筆填写”的呀!“是于天放给办的”呀!(于天放可是当年黑龙江省副省长啊!)因此这可是“扳上钉钉,谁 也抜不下来”的“铁证”呀!这是什么意思?拉大旗作虎皮,拿大官吓唬人嘛。于天放是当年的当事人吗?1937年6月于天放还在富锦中学任教呢。巴彦游击队 溃散后,于天放“自由脱离了组织”,他那时侯实际上还是一个沒有组织的“党员”(他的党籍是1939年才恢复的)。1937年6月时,于天放也“连抗联的 门还设进过”。所以,中共北满省委及抗联首长们在帽儿山召开的会议根本沒于天放的事!他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知情人,他怎么能“证明”“任命”过“张进思 当‘副军长’”?所谓解放后“于天放给办的”烈士证, “亲筆填”上 “副军长”,他又凭什么?根据什么?就凭是副省长,有权,说了就算数吗?显然,搬出这个“证明”的人非但不是举出什么“铁证”,反而倒像是在揭发于天放搞 “循私弄假”,“以权代法”吧?这个烈士证上填的“副军长”既不是于天放的亲身当事见证,也沒有任何人事旁证,也不是出自当年的历史档案,沒有任何确凿证 据,所以这张“王牌”“铁证”又怎能“唬”得了人。
前已提及,11军成立时张进思早已离开人世,他事实上连一天11军的队伍也设到过,他的“生 前职务”怎么就可以填写上“11军副军长”了呢?有人还狡辩说:“副军长”职务可以“从会议通过时算起”,这又怪了,既是“会议通过了”,可反映这个会的 历史档案材料别的内容都有,可就是没有对这个张进思任命的事! 毫无凭证的“口头”话”就可以成为“令箭”,就可以提前“算”数吗?在抗联史上还沒有任何一个军, 只有“口头”一说而无正式任命,又实不到位的“副军长”。更何况11军就从来沒有过“副军长”这个职位。这正像那位狡辩者自己说的那样:“历史不能凭感 觉,想当然,要用事实说话,没根据的话不要讲”
这件事情是这么回事,祁致中的11军和前面十个军是有区别的。抗联本来就十个军,汪雅臣的第十军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祁致中的队伍,赵尚志只给了他一个独立师的番号,因为他人太少,只有几百人。祁致中不服气,也就不怎么听赵尚志的话,祁致中自己也能打,人数越打越多(其实比汪雅臣的人数还是少),自己还有一个七星砬子兵工厂,兵工厂的的图纸就是张甲洲他们送过去的,后来兵工厂缺机床,祁致中去苏联求援,被扣在那里,后来和赵尚志关在了一起。
(写这些文字的人应该看的资料不会比我少,但他为什么不提这一点呢?)
抗联11军是祁致中自己喊出来的,后来满洲省委承认既定事实,才给了他11军的番号,当然这件事把赵尚志气的不轻,这纯属于不听指挥,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更进了很麻烦的一步。
这样脉络就清晰一点了:第一,当时是已经有了11军了,只不过正式承认是在张甲洲牺牲两个月之后(张甲洲牺牲于赴任的路上);第二,当时祁致中是党员,于天放是党员,李景荫还不是,即便是级别也要比祁致中、于天放、张甲洲要低,更不要说北满省委的冯仲云、李兆麟了,李景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战士了。
周保中等人不认识他是正常的,张甲洲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
要说后人争待遇之类的,他多年前就是北平的代理市委书记了,这个级别并不比那时候北满书记低,按时间还要早一些。
张甲洲文革期间被打成“大土匪、假党员”,遗像都被撤出烈士馆。切,你见过这么高学历、高素质的土匪么?他要是当时去学物理,也许有可能成为两弹元勋,也许或成为红色博士,也许会成为华裔著名科学家。大土匪,嘿嘿!!!
关于张甲洲被开除党籍一事,看来要下回再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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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云和萨苏谁更像马甲还两说呢。
天妒英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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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海带来了打土豪的指示,从此独立师就开始越来越不顺利了。当时的巡视员权利很大,类似古代的钦差大臣。吴福海这个人呢,是上海人,工人出身,曾在苏联军校学习,死搬教条。他对东北的情况并不了解,只会胡乱指挥。在张甲洲和赵尚志两个军权在手,配合默契、口才智力又都是天下第一流的人,他是处处觉得自己不能达到目的。没关系,虽然某些人干不成事,捣乱和挑拨离间的本事还是有的。慢慢的,赵尚志、张甲洲就被孤立了,包括和张甲洲一同起事的夏尚志都认为张甲洲自己是大地主出身,所以不愿意打土豪了。
巴彦游击队改编之后,吴福海曾回忆说:"从此开始打土豪,大地主、小地主都要打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界限,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就不讲同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地主、富农不再供应游击队粮草,反而,称"红胡子"、"大学胡子",并调动地方武装攻打。
吴福海折腾到这个程度还不够本,又到满洲省委去告状去了。这时候讲究实事求是的罗登贤已经被王明调走,换上了李实(魏抱一)。
说到这里,也想说两句王明,这个人就像是中国的梦魇,总是压在人的心头。TG能从此人手里活过来,那实在是不容易。也许有人问,王明干嘛这么干还老有权利和地位呢?还老能捣乱呢?我想用一句话可以解释:如果你把王明当成一个苏联人,那看看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很合理了,换句话说,另一种汉奸!!!!!!!
赵尚志外号"小机关枪",敢顶撞这位"钦差大臣",说他"瞎指挥",叫他"回省委组织去"!吴福海不承认错误,言称他是"按省委指示办事"。赵尚志说省 委"坐高楼,说空话",不了解实际情况。言外之意,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结果,巴彦游击队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终于兵败。
巴彦游击队在成立八个月零两天后,宣布解散。张甲洲让大家把枪都拿回家去,将来还可以再继续打鬼子。然后两个人去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并说明情况。省委却归罪于个人,将张甲洲、赵尚志开除党籍,给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调道里区委工作。
这里说明一下几点情况,我希望能有比较多的人看到:
1.开除党籍基本上是省委书记李实一个人的意见,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至少秘书长冯仲云是不同意的。
2.张甲洲的党组织关系在北平,作为满洲省委书记的李实是只能开除赵尚志的党籍,你是开除不了张甲洲的党籍的。身为满洲省委书记,连自己手下最大的武装的总指挥党籍在不在自己这里都不知道,可谓无能。
3.开除他们的党籍是李实个人的口头决定,连正式的行文都没有。要不是见证人太多,这厮赖账你都说不出什么来。可谓无聊。
4.李实开除了张甲洲和赵尚志的党籍。张甲洲后来在富锦干了四年地下工作,赵尚志拉起了抗联最大的第三军,都是不要命干工作的人。李实呢,后来调到江苏后被捕,TG费了大力气花了不少钱把他救出来,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报脱党。可谓无耻。
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怕不要命的,但是更多人怕不要脸的。人不要脸了,怎么都好办。李实是活到建国后的三位满洲省委书记之一,同时还是三个人中受罪最少的,也是任期最长的满洲省委书记,后来还是平反很早的。吴福海这个把巴彦游击队给整垮了的芹菜大臣也活到了建国后。
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后,自己跑去到义勇队去干马夫。当年他在黄埔军校,骑兵课没少让他受罪,因为他个子太矮了,比胡宗南长官还矮,上马就不容易。超乎寻常的努力给了他很好的回报。后来因为孙朝阳听信谗言,赵尚志带着一挺机枪,七个人逃了出来,慢慢打出了威风。因为那时候的赵尚志是没有党籍的,所以他创立第三军之处躲开了很多当时的错误指示。他也把自己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带到了第三军里,比如极严的军纪。有人批判过说赵尚志不团结其他抗日队伍,有人批评赵尚志让一些想家的战士回家不要他们了。但是,别忽视这样两个事实,一方面被称为不团结其他抗日队伍的赵尚志第三军的实力是最强的,同时第八九十十一四个军也听命于他,第九军的李华堂和第八军的谢文东直接就是来投赵尚志的;另一方面赵尚志的核心领导圈子没有出现大叛徒,杨靖宇有程斌,周保中有宋一夫。即便是非核心圈子的谢文东和李华堂叛变后,也没有带着自己人回来打抗联、挖地下党。
下面讲一讲张甲洲的地下工作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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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怕不要命的,但是更多人怕不要脸的。人不要脸了,怎么都好办。李实是活到建国后的三位满洲省委书记之一,同时还是三个人中受罪最少的,也是任期最长的满洲省委书记,后来还是平反很早的。吴福海这个把巴彦游击队给整垮了的芹菜大臣也活到了建国后.
真理啊!!
1925年李实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襄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襄阳地委书记,国民党襄阳县党部常委,并开办乐群书店,发行《武汉评论》、《向导》、《中国青年》等。后到叶挺第十一军,参加南昌起义。之后,任随县县委书记,红九军鄂北总队政治部主任,鄂北临时特委代理书记,中央组织部巡视员,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在武昌艺专任教。抗日战争后在武昌创办扬子江出版社,翻印发行《解放》周刊,以李实笔名出版《宣传。组织。武装》一书,开设新知书店襄阳分店等。1941年11月,任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边区行政公署教育处长,兼任鄂东专员、黄安县县长。1946年到上海筹备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后重新入党。1948年随军南下,参加襄樊战役。1949年后,任湖北省民政厅长,文教厅党组书记、厅长,创办湖北教育学院。1952年调任中央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59年,由于受康生的政治迫害,被开除党籍,调任湖北文史馆副馆长。1979年中央教育部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党籍。1980年当选湖北省政协常委。病逝于武昌。早年著有《俄国革命运动全史》等。
此人还是有过人之处,被捕被营救后脱党这么大的问题在文革中都没什么事情,还当着副馆长。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的人经历表面看起来和他也差不多,文革时候被整的七荤八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