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替舍妹问计于野：如何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 hansens
《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刘亚猛著 三联书店］
我曾经在一家磁性材料公司工作。产品是传统彩电中微调阴极射线的小磁条。磁条的一端要按客户要求喷特定颜色的漆显示磁极。欧洲环保要求提高后，欧洲客户纷纷投诉，说磁条上喷的黄漆铅含量大大超标。刚开始还不相信，我亲自拿着晾干的黄漆样品到一个电子材料研究所作成分测试。结果铅含量是80%左右。黄色越鲜艳，铅含量越高。用铅黄色精调出的黄漆鲜艳，成本最低。用环保黄色精调出的颜色不鲜艳，土，成本高出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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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为了让国内外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没有强大的国家，在哪儿都不会过得安宁，即使自己再有钱，还是二等公民
我在日本，举个朋友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次电视台要做一个关于中国的讨论节目，邀请了一帮在日留学生和工作的人参加，我的朋友也去了。节目开始录制前，导演把节目中要讨论的问题逐个问他们这些观众，听到大家的答案后，日本人点点头接着问下一个。一圈下来，只有2个人的回答是指责中国不对，把责任全归于中方。接下来，电视直播正式开始，当到了台下观众问答阶段的时候，主持人只挑选了上面那两位仁兄，其意图一目了然。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两位仁兄的回答一反彩排阶段，慷慨陈词，有理有据的反驳的日方的观点。据说当时日方导演的表情精彩之极。节目结束后，一群变成好朋友的中国人从电视台回去的时候，那两位仁兄才告诉大家，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种日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了，同样的手段有怎么能在中国人身上用两次呢:)
这几天看熊向晖的自传《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发现tg历史上宣传是很牛x的，我看与其大范围的征求意见，还不如先研究一下周总理留下的外交部档案。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１9６０年５月访华５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１9６１年9月访华３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委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７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作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２０日傍晚回到北京。２１日凌晨２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２２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解放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１9６２年，英国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１9６２年８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１２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三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我说：副部长出国访问，提前３个月发表消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作法。英方如何处理，由英方定。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１０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我马上去见埃儒尔，要他澄清。他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
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简要回顾了前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三点建议：（１）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２）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３）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复电指出，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１9６３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提到此事。总理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英国无所求。而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１9１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１9７１年７月9日至１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７月１５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１9７２年５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１０月，基辛格一行１４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１9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８日。１9７２年１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１８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着重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他没有经手租用过，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贵。尼克松访华８天，８天的租金估计要１００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作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讯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１００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１9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时至２月２８日２４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按总理的三点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这几天看熊向晖的自传《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发现tg历史上宣传是很牛x的，我看与其大范围的征求意见，还不如先研究一下周总理留下的外交部档案。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总理问我：为什么?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１9５４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１）来者不拒，区别对待；（２）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３）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４）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５）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作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用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到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映。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映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１9５２年国庆节》。能容纳３５０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映，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１9４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映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做《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１０分钟，２５０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一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卓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德国人拍的东东太糙。不信老兄给出一部二战后德国拍得经典的纪录片或宣传片出来？
对外宣传由于年龄、国家、社会地位的区别，几乎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不妨先按年龄来分别定位。十几二十的小年轻因为具有叛逆心理和不成熟的世界观，所以最容易被偶们洗脑。楼下马踏飞燕兄提及的youtube大法偶认为绝对是个利器。找出上面点击最多的视频，按那几个调调拍几个系列出来。保证能让“中国”变成年度流行词。
胡兄的文章我一直敬仰，但一涉及道德二字，我就总发觉不能同意你的意见。不知是胡兄太高尚，还是我太没追求，不过大家为中国好的心是一样的。闲话少说，回归正题。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一个满脸微笑地步步紧逼，一个显得急猴猴地抢班夺权。
这个道德制高点就算抢过来，怎么守住也是个大问题，那可不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你自己跑去站在了高处挑战美帝，高调免不了要唱一些，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给世人在放大镜下观察你的机会，还给自己增加了许多道德约束和责任。以前是只有美帝自己站在高处，看似威风，其实也是在火上烤呀。非洲打架杀人，他人权唱多了，大家就很不满意他没去管。现在地球上，以美帝声誉最隆，但也以他名声最丑。是个人，都以爱他或是骂他为荣。以美帝的国力，也经常在这个制高点上搞得灰头土脸。以中国的现在国力，那是个我们负担不起的虚荣。共产党员的心就算全是金子铸就，闪闪发光，也架不住我们经济社会的落后，污糟事最多比印度少点，比发达国家肯定多的不是1个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破衣烂衫地勇敢地站在制高点，世人佩服你的勇气之余，更多地是指指点点破裤处露出的屁股。
美帝的制高点真是通过道德宣传来得到的吗？我觉得不是。他们是先通过文化感染力赢得了许多人的亲切感，接受了他们的文化，在心中成了或是想成为美国人，然后开始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时才有可能开始信那些漏洞百出的道德宣传。美国文化的感染力，来自于富裕的美国社会对贫穷的其他国家人民引发的向往，来自于好莱坞的英雄美人片，来自于强大的美军，来自于麦当劳，可口可乐，读者文摘，cnn，甚至花花公子。各种枝枝叶叶的，美国文化作的不错的东西，长时间，大范围的和人接触，你就慢慢被这个文化感染了。喜欢美国文化的人，如果最后跑去追求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和基督教（新教）所组成的意识形态体系--美国的道德制高点，是其文化感染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文化的感染力，我觉得不是来自于学术的理性，而是来自于这个文化与你的全方位接触中，细微末节处浸润出的感性。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东西。光是哲学或是某种主义，不足以支撑一个社会的形象，如果一个社会给人印象是统治在一个很强的哲学或是主义氛围中，这个社会会显得非常脆弱和病态，也就失去了亲和力了。对外宣传战中，应该弱化主义的旗帜，多具体的各种题材。比如以前有网友建议的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和现在的绿色环保，和谐社会，非暴力之类的西东联系起来，打包发送。不求理论体系完整，就求混个脸熟，有亲切感。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在道德主义上用力，是用错了方向，会变成个让人生恹的政治课老师。中国政府如果以中国利益为最高考量而不是道德为最高考量，那么之间必然有一定冲突，就会发生言行不一的情况（就像美帝的人权高于主权不用于非洲一样），会把我们变成为一个虚伪的政治课老师。我们有必要去那个火堆上烤吗？提到文化输出，就想到用大喇叭去宣传某种主义，占领某种道德制高点，只会让人厌烦，最后成为笑料。我们需要做的是，充实中华文化中的各种枝枝叶叶的精品，提高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如果外人一提到中国文化就想到京剧，北京烤鸭，然后就一脸茫然，你却一个劲在旁边友情提醒马列主义，儒家精神，那就非常失败了。
有多少精品，就有多少亲和力，一定要量力而行。不然强行抢夺制高点，要么就成为毛时代道德至上的苦了自己的标兵；要么就成为韩国，在YY中爽得分不清现实和想象的区别。美国的地位不是吹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我们中国再给个20-50年时间，就是自己不上那个制高点，图在下边凉快，兄弟们也会把中国轰上去的。因为那时的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们躲在后头闷声发大财了。什么样的能力，别人就指望你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扛旗这种当靶子的事，能拖后点，最好就尽量拖后。
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和我说的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中国要推出自己的价值观，不能在西方的价值观里面打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问题要先说清。西方的说法是多党制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条现在不好意思提了）就是好，其它的都是坏。中国要是在这个框架下跟西方纠缠，怎么搞都是输。必须另起炉灶，推出更合理的、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依我看，中国推出的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应该就是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
即使推出了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也不能说在自己的价值观下面自己就很完善了，那样显然会被痛扁。这一点你论述得很好。正确的做法是告诉大家：那样才叫做好，我们现在离那个标准还差一截，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而且在许多方面比你们离那个标准更近。你觉得如何？
你这是传统的想法，行胜于言。可是从314事件来看，如果你不努力宣传，即使你做得再好，西方也不会听到、不会相信。难道你希望宣传部门无所事事，在家里装鸵鸟？如果你同意宣传部门要努力发挥作用，那么就必须研究宣传的战略战术，不能把希望都推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应该说，宣传做的好，有助于中国更快地达到世界第一；做得不好，会拖延中国达到世界第一的时间，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使中国失去登顶的机会。不可不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