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传说中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 -- 陈郢客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东方大学的部分教员和中国学生

　　转到中山大学。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

　　国班。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进入了刚刚组建的专门用来培养东方各民族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那里，刘少奇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环境的熏陶和苏俄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的磨练，刘少奇革命的纪律性和事业心都得到了加强。

享受红军待遇的东方大学学员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肖劲光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即使这样，刘少奇等人还必须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

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的学生抵达莫斯科后，于1921年8月3日正式搬入东大宿舍，组成中国班。这是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该班学员计有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任作民、俞秀松、柯庆施、胡士廉、许之桢、汪寿华，卜士奇、任岳、陈为人、谢文锦、曹靖华、蒋光慈、韦素园、吴芳、周昭秋、韩慕涛、傅大庆、廖化平、韩平的、李宗武、吴保萼等三四十人。至此，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心、以东大第一届中国班为主体，中共第一代留俄生正式诞生。

东大为中国班开设的课很多，学习内容集中在政治学科，尤其是马列主义理论，主要课程有：俄文、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党史、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等。

我们到莫斯科时，正好赶上开东方劳动大会。我们一去就进了东方大学学习。住得离东方大学很近，只隔一条马路。我们中国学生住在一个宿舍，很大的一间房子，住了一年。中国同学共30多人，编在一个班。刘少奇、任弼时、王一飞等，都是一个班的。还有很少几个人是从西方来的，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来到苏联。

我们在东方大学学《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老师是苏联人，瞿秋白当翻译，还有一个翻译叫李宗吾，是同秋白一起去莫斯科的。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一点计划也没有，我们连俄文字母都不怎么认识，可一去就让我们读俄文的《共产党宣言》，像没有牙齿啃钢条一样，硬啃。

当时，我对文学很感兴趣，而同学中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学文学是不革命，在东方大学是不学文学的。我同韦素园就常常到瞿秋白家去（那时他一人住一间房子），一聊就是一天。

方虎山在当时的化名是李天夫(其实，方虎山这个名字是否他的真名也很难说），他被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安排进入东方劳动大学。朝鲜班的宿舍是第十二号楼，班里有从东北和朝鲜来的学院二十多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林（朝鲜人民军干部部长）、李权武（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朱德海、朱春吉（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金一（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副主席）等。学员大多来自抗日前线，毕业后再回到前线去，所以，每个学员的来历和今后的去向都是保密的，学员之间也不准随便谈论这些。当时，学校的名称已经改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院下设八个分校，有中、日、朝、菲、越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班。

在五一节后，朝鲜班和八号楼的中国班都搬到莫斯科郊外六、七十公里的古契诺镇（这里有个叫切奥尔那亚的小站，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就在这里卧轨自尽的,给人的感觉是阴森又寂静）。他们住的院子说是学校，却没挂牌子，警戒很严，老百姓也不知道院子里的东方人是干什么的。学校的四周，除了东边的湖泊就是大森林，据说，南斯拉夫的铁托在这里学习时，就住在这里。

朝鲜班的学习课程有联共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着重讲朝鲜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军事课程主要是游击战术课，着重学一个士兵的作战战术及各级指挥员（团级为止）的指挥战术。教员有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是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教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也在学校讲过课。入秋以后，军事理论课程结束，开始上军事实习课。实习内容繁多，从夜行军、绘制战地实用地图起一直到进攻战术和防御战术样样都有。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和各个抗日战场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将在苏联学习的东北抗日干部调到关内的抗日前线，而这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王明产生了矛盾，王即利用自己坐镇莫斯科的便利，拖延让这批干部回关内，双方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部分学员去东北，部分学员回关内。1939年3 月，方虎山和其他九名学员一起，在莫斯科坐火车到了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然后坐汽车进入新疆伊犁境内。

这和刷卡时为零、小马哥接受的美国精英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十二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派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十二个人，连同以前从西欧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人(萧子嶂、张伯简)共十四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的人数更多些。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些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到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或深或浅总有点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的党、团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 (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当时我们同他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什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字读音很奇怪，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还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从未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但他们“不听话”，不只是暗地反对，而且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二人不是同我们一起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据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二人交了朋友。抱朴那天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了，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攀谈起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有位从西欧来的同学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正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于。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掌握了英文，不仅能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的英文更好。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看了《新青年》后，为陈独秀的文章所折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给他回了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到杨明斋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里有十几个青年表面上是学俄文，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都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不过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了)。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但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