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奇迹一般的陈永贵 -- 燕人

陈永贵是新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之一。他从山西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开始，社会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结束后，他辞去国务院的职务。

上面的简述重点在于陈的政治经历。实际上陈自称只是一个农业行家，而不是搞政治的。就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在周恩来的说服教育下，他才同意的。回顾陈领导下的大寨发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发展方向，都有重要的意义。

山西解放后，陈所在的昔阳县进行了土改。农民得到了共产党许诺的土地。那时陈还是一个普通农民，但是县里有名的庄稼把式。当时农民还是各自经营。各家的本事能力有大小，所以收入情况差别挺大。村里有一个共产党员姓贾，组织了几家农民搞互助社。由于这种互助是自发的，所以经营挺好。村里有几家劳动力差，老老小小的，总是吃不饱。想加入互助组，人家却担心受他们连累，不愿意带他们。1948年，陈永贵本来也要加入互助组，看到这种情形，陈决定带领这几家农民搞另外一个互助组，而且公开和第一家互助组比赛农业成绩。那时的党区委书记听说此事，特意去看他。书记问道：

“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

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叮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陈是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懂得农业生产，肯下力气干活的人。他是互助组里唯一的壮劳力，因此所有苦活重活都要多干。那些少年和老年人受他的激励，干活分外用功。结果当年他们组的成绩果然超过了第一个互助组。这下村里人都轰动了。这说明了在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农民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这两个组不久合并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进来。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也不会马上消灭贫困问题。对于劳动力状况不好的家庭，这个问题尤其严峻。中国北方尤其是山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贫困，生产资料及其贫乏。有的地方连用来犁地的牲畜都很少。土改时地主家的牲畜不能平分，只好一家一条腿，几家共用一头。这个背景是农村家庭互助合作的基础。

资料：

互助社的基本原则，与现代公司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农民以自家的土地入股。土地股本占总股本的比例预先约定好。陈永贵他们的做法是，土地股本占总股本的55%。人工占总股本的45%。

资料：

关于人工的估价，是每个股份公司都面临的问题。现代企业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农民的互助组可没有这样简单。他们通过记工分的办法来记录每个成员的工作量。年终就集体收入对总工分平均。如果集体收入高，工分值也高。否则反之。这种做法对于工作效果可能考虑不到，因此在后来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懒惰现象。先不谈农业工作的性质，这种做法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面向市场的股份制经济了。工分值的数量是成员们共同决定的。在陈永贵的互助组里，陈有意压低自己的工分。这体现了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领导才能。

资料：

• 《西河文萃》 第19期 上
• 《西河文萃》青史版 12月26日-1月4日选帖
• 《西河文萃》 第19期 上

大寨人的这些故事出过一本书，小时我就看过，十分向往。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是有充分道理的。人虽然都有自私的心，但也有助人为乐的心，政府和执政党理应以后者来引导人民，而不是相反。大寨人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值得学习，他们的许多精神更值得学习。虽然学大寨发展到后来也出现过一些弊端，如搞教条和走形式，但80年代后逐渐将这一运动予以否定，我认为是错误的。

忽然想起了曾祖，是族长了。

经常宗族内部要分些东西，因为不可能完全公平，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拿的那一份要比别人的显著地差。

这样一个制度在小范围内是很不错的，但是如何推广到大范围呢？

又想起了执政党的领导的问题：

群众如何才能接受呢，是不是也要领导拿的要比别人显著的差呢？

如果做不到，至少，如果犯了错误，受到的惩罚要比普通人更重呢（革命时期，这个任务是由国民党做的，和平时期呢）？

支持！

正常人是需要公平的物质享受，个别不世出的领导例外。一个体制中需要成千上万的这样的领导人，是一个很难持续的过程。

道德狂人和伪君子会渗透到体制中。

曾经的汉奸能在那个时代走到那个位置,不能不说是奇迹

另外,据某些不明真相的昔阳群众纷纷表示,大寨很好很NB

互助组的产生并不是拍脑瓜产生的，事实上，在中国农村，自古以来就有农民结帮互助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产生是因为农忙的时间很紧凑，晚收两天晚种两天即有可能错过农种的最佳时间，而彼时农村农业生产资料（耕具和牛）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收割的效率，为了提高收种效率节省时间，以关系较近的农村青年壮劳力结伴互相帮忙，今天这一家，明天下一家的形式组成互助组即成为农村最普遍的形式，本人小时候也就是上一世纪80年代在河南农村还有这种传统存在，并广泛存在。但是这种互助形式一般只存在少数4-5户人家之中，普遍为同宗同社亲戚关系之中，4-5户的原因一般被认为农忙的时间正好需要一周左右，而4-5户的结帮互助正好满足这样的时间需求。除此之外的另一种互助形式就是所谓的麦客，即在自家收割完毕后到附近邻近的村子帮忙收割以换取一定得经济收入，这种形式主要见于土地较多的家户和家中缺乏劳力的农户，由于这两种形式在农村中相对较少，因此没有农村结帮互助的规模大和普遍。

52年，政府选定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必须从农村截取大量的剩余物质换取重工业的建设资金，即“剪刀差”的产生。鉴于农村经济效益产出较少，而农业生产资料不足的现状，政府于53年提出农业互助组，即农业生产队的形式进行农业试点，试点结果表明，当年农村生产力较往年大幅提高，此时生产队规模一般在10户左右，之后政府继续提高农业互助规模，扩大到20户，一般为南方一个村落的户数，56年（？）左右之后继续扩大到100-120户的规模，达到北方一个村落的户数水平。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个年份的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年农业生产力提高幅度达7%（？）以上，这也是政府不断提高互助规模的初始动力。但在人民公社诞生后，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年农业生产力逐步下降，并稳定在年1-2%的增长率水平。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公社取消了会员退出机制，使得偷工怠工浪费现象严重，三年自然灾害后农村生产互助形式恢复为农村生产队的小集体形式，但生产率再未提高至7%的水平，年增长率仅比年人口增加率高1个百分点左右。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生产率仅在头两年达到10%，之后稳定在7%左右。

以上内容凭印象引自林毅夫相关论文，有兴趣者可查阅其相关论文，本文中数据皆有部分误差，非林毅夫所致，乃本人印象有误所致，但结论和过程一致。

1948-1949年间，陈永贵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身上，体现出了济贫扶困，轻利重义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又是农业生产的行家，是昔阳县里数得着的好庄稼把式。这样的人，共产党自然要考虑发展他加入组织。

1948年秋季，陈就向共产党基层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位区政府秘书指出：陈在日本占领期间当过伪代表。1945年解放后受过群众批斗。这样的人不能入党。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张怀英在1947年解放山西的正太战役中，与陈永贵打过几次交道，认为他是一个翻身迎解放的典型农民，好士兵，聪明诚实有口才；又是深明大义，带领群众发展生产的好典型，与他的伪代表的历史尾巴不大协调。因此决定认真调查一下陈的出身和过去。

张书记一面派人去大寨作调查，一面找机会和陈永贵详细谈了他的过去。以下是陈自己的话：

我七岁时母亲被卖掉，父亲后来也被逼上吊自尽。我在大寨是外乡人，逃荒到这里的。在最残酷的时候，村里没人敢当伪代表，他们欺负外乡人，硬逼着我干。我曾准备往解放区逃跑，恰好一个卖布的人，化名为老曹，他找到我对我说：“让你干你就干，你表面上给日本人送情报，实际上给八路军办事，这不也是抗日工作吗？’我问他到哪里去找八路军，他说：‘你跟我联系就行了。”我一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感到亲热，共产党不是爱穷人吗？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我就有参军的打算，所以我就满口答应了。我们规定了接头的地点、时间，每次给日本人送的情报都是老曹给写的。我被捕出来以后，再没有见到老曹。

去大寨调查陈的人回来证实了陈所说的。张书记为了多方面查证，专门来到当年八路军某部常驻的几个村子。当地人证实陈的确与老曹有过来往。他又来到陈的故乡。陈家已经没有任何遗迹在此，只有陈的父亲当年上吊的那棵老松树还在。张书记断定，出身在这样人家的长工汉，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因此张书记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书上签字支持。

1989年，山西作家师东兵找到陈永贵，再次谈到了这个陈永贵的"汉奸"历史问题。陈永贵说到：

“我年轻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哪里懂得什么[兴亚会]不[兴亚会]呀！至于日本人进了山西后，我为了保护我们的村庄不受糟蹋，主动地和日本人周旋，劝他们不要杀害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阳泉的特务组织要求我和另外一些人参加了他们的组织，让我们给他们提供情报，我就假装答应下来。那时我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八路军，不存在什么叛徒不叛徒的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给敌人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完全是为了应付敌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白皮红心的萝卜]。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谢振华查到了这种历史档案，几次和我谈话，要我交待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我感到很冤枉，哭着求他别把这事情暴露出去。我说：[我可以把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表现给党中央汇报清楚，你们也可能调查，看看我在抗战时究竟干过什么坏事。] 他想抓住我的这些污点来操纵我，我当然不干！我就主动地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情。后来查清了，[兴亚会]并不是什么大的特务组织，只不过是日本人企图统治中国而在中国搞的小团体而已。中央的这个结论才给我解除了思想上的压力。当时周总理亲自对我说：[你不要背包袱，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相信你的，你在建国后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完全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就大胆地干吧!]我回来以后，就再也不怕什么人的污蔑和威胁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段说法，与当年共产党区委书记张怀英的回忆有很多细节差异。我无法判断哪一种是真实的。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判断。陈本人在解放后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和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的楷模。师东兵自己说，虽然陈的自述比他自己调查了解的历史事实要简单的多，但是日伪档案中的确没有任何陈参与作恶的记载。至少是在这个基础上，山西昔阳的共产党支部和中共中央都把陈的这段历史放到一边，而根据陈在解放后的表现，把陈塑造成模范和先进典型，并吸引他加入中共。我认为这是公正的。

陈是好人，你曾祖也是。好人有好报，但是很可能这个回报不是物质方面。而是通过其他方面的得到弥补物质上的吃亏。比如荣誉，尊严，地位等。

战国时，孟尝君命冯谖去封地薛城收债。结果冯先生把债契烧个精光，一分钱没有收回来。他告诉孟尝君他收回了"人心"。然而"人心"不能当饭吃，每个实在主义者都会指出这个问题。但是当孟尝君失势，回到封地，老百姓对他的欢迎和物质支持，让他明白"人心"的意义。这属于暂时的物质上的吃亏换回长期的回报的例子。

古代中国王朝的朝贡体制下，中国总是在物质上吃亏的。然而周边国家尊中华为上国。可惜没有等到物质上的回报，西方文明就打破了中国文化圈，粉碎了这个中国中心的体制。

毛时代支持亚非拉兄弟，中国在物质上也是吃亏的。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亚非拉的小国家为中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虽然联合国席位，有人可能也认为只是虚名，并不能当得饭吃。然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是确实得到了提升。这很难用物质上的得失来评价。

所以中国人的老话，如"吃小亏占大便宜"，和"吃亏是福"等等，从长的时间跨度看来，有一定道理。

更高尚的行为存在于儒家传统中，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论语上说，冉有问夫子：“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求仁得仁，无怨。古有贤人，近有志士。

制度的关键在于应时而变。

在新中国初期，陈永贵的行为应该是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能做到的。

可是后来物质生活改善后，人心思变的时候，还坚持这种做法，难免出现你说的

两个人分东西，很容易做到理论公平：一个人把东西分成两部分，另一个人先挑

三个人就有点复杂了：一个人先分成三部分abc，另一个人先指出他认为最大的一块a，再把这块蛋糕切下一块来放在一旁d，第三个人先挑，如果他没有挑a，第二个人必须挑a。第一个人拿剩下的那块。最后，第二或第三个人中没有拿a的人把d再分成三份，另一个人先挑，接着是第一个人，分d的人拿剩下的那块

n个人分蛋糕，见

http://www.math.hmc.edu/funfacts/ffiles/30001.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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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县、小到村，都有一些这样的TG外围人物。一方面出面和日伪打交道，尽可能维护老百姓利益，另一方面为八路军游击队筹办粮食药品、保护军属等等。

我祖父当年在八路军，但是祖母还在家，全靠这些白皮红心的保长村长掩护。

这个事情TG在抗战时是鼓励的，没什么，后来也不算污点，原华东局书记、上海革委会主任马天水就在河北干就过这个活。

最后陈永贵下台后也没拿这个说事，最多就是有些人说闲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