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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几句明治维新
日本的维新成功了，而中国从同光中兴开始到后来的维新却失败了。中间的原因和分析，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我看来其中两项政策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一个是地租改正，一个是版籍奉还。地租改正后日本维新政府采用纸币作为通行货币，大大减轻了新政府贵金属储备不足的负担。而版籍奉还，不仅使新政府获得了土地改革的基础。而且，也通过对华族等一大批原来的权贵阶层用货币补偿、政策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甚至是免税）完成了社会改造。尽管，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的革新最终造成了西南战争这样的结果。但是总体来说，在度过新体制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后，日本的革新迅速走向了正轨。对比，中国的维新，日本的维新有以下几点背景因素和中国有大不同。
1.日本的维新，肇因是美国的黑船事件。尽管和中国鸦片战争一样，日本的国内上下都充满着来自西方侵略的危机感。但是，由于在幕府时代起，日本就有一批以兰学为骨干的官民学者一直都在孜孜不倦的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世界给日本国民尤其是日本统治者。这样，在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国内上下对日本以及世界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当时依旧沉浸在儒家泱泱大国心态下的中国。
2.日本维新前夕，经过幕府时代200多年的统治。不仅初步构建了以当时江户为中心的全国道路交通系统和完善的驿站系统，而且国民识字率远高于当时的中国（幕府末期日本国民中男子识字率超过70%，女子识字率超过25%），这样实际说明日本国内在朝资本主义转变已经做好了相当的国民素质准备。
3.早在荷兰人和英国人达到日本的时候，西方殖民者就认为，日本国内市场太小，相比富庶的中国大陆，日本作为进入中国大陆的前进跳板其本身价值不如南洋。而且，日本的国内市场被当时接到调查报告的英国议会认为价值不大。所以，西方殖民国家始终没有认真对付维新前的日本，这也给了日本国家自我调整认识与喘息的时间。
这里再回过头去说，地租改正和版籍奉还。这个两个改革的成功，经管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没有日本国内清醒的对世界认识和危机感，没有国内的各种物质和文化条件的准备，仅仅靠上层贵族和中层武士与官僚来推动什么，基本是难以实现的。这里更何况还要有为实现国内变革而不受干扰的战略机遇期了。缺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他们的革新或者革命都会失败。而中国，为什么直到1932年才能开始币制改（类似地租改进），而直到1949年后才能进行土地改革（可以类比版籍奉还）。各种利益利益的冲突，多少可以从日本的西南战争里找到时代更迭的影子。甚至，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那么多磕磕绊绊的事情中去品位改革的不易和一个时代变革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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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里的统计数字？在封建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可思议
，靠寺院教育吗？儒家文化圈里还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
我是看记录片知道的，刚才网络上看到的数字说是40%-50%。
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必然涉及利益重大的再分配，这是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许多人家悲剧的代价。问题是怎样代价更少，而不是有没有这个代价。这是评价毛泽东对中国贡献的正确的分析态度，即没有毛泽东中国人们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走上发展的道路。每一份代价的减少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份贡献。
下层武士是倒幕的主力。这帮人其实也没想过要资本主义改革，就是想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倒幕府，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西乡、大久保、木户、坂本都是如此。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交易主体的 自由流动性。
到后期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资金不足的困境，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来支撑工业化，不得不走向武力扩张的方法，甲午战争如果不能获胜或者拿不到那些赔款，光是军费问题就足以让日本的经济崩盘，军国主义式的崛起为后来那两颗原子弹埋下了祸根，褒美明治维新的时候不能不看到这一点。望乡和啊野麦岭都反映了那段时期日本为了筹措外汇而采用过的手段。早期日本的工业中纺织业占绝对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日本重工业崛起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现在日本的四大工业地带就是从甲午中国的部分赔款基础上起步并利用一战时的景气大发展，无视这一点而神话明治维新是不客观的。
ps:明治维新分成两个阶段，打天下的阶段是三杰为主，治天下的阶段大久保和伊藤的功劳最大，特别是伊藤为首的内阁解决了大久保时期遗留下的发行纸币过多和盲目兴建实业过多的问题，这个贡献很大。但无论这些人多有能量，都无法改变日本国内贵金属储备和资源稀少的现实。工业化是每个大国崛起的必经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会影响到其后来的发展路径，资源匮竭的日本采取的是速成但是遗患无穷的那种方法。
但像西乡、大久保他们，实在看不出他们在起事的时候有这么高的觉悟。
而他们的下属就更加了。革命到最后，和他们的设想完全不同，大久保后来是开眼界、转变了。所以才会和西乡决裂，有了后来的西南战争。
普通日本人到明治维新为止，连姓氏都没有。户籍登记的时候还要随便乱起什么猪口牛蹄的，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见当时日本教化的普及程度。
而且日本当时是武士的世袭制度，又没有科举，很难想像下层民众学那么多字有啥用处。
江户时期日本的庶民教育普及程度不低，整个江户时代庶民教育的机构寺子屋有一万余所，教授的内容既有高层的朱子阳明学说，也有类似今日技能学校的书写记账等能力培养，整个日本民族的文化水平都因此得到了提高。根据统计，江户时代的寺子屋教育结果，让当时日本半数以上的人口具备了识字能力，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后来明治维新后兴起的教育狂潮中大部分校舍就是原有的寺子屋老学堂(到1875年，明治政府共兴办2万余所小学，其中只有3800多是新修的，其它都是依托旧有建筑），而且学校的老师也基本是沿袭了寺子屋的人员。至于姓氏问题，和教育水平没有关系，而是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没有形成姓习惯的，引用点说明问题：
原链接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8234.htm
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日本政府作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可是竟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于是，政府不得不在明治八年(1875年)颂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确实是这样，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1875年之前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姓的。可以说，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才一百多年的事。
到了七世纪中叶，大化革新时期，废除了世袭的称号，表示家族地位的姓失去意义，氏与姓混合为一，有一部分成为流传到现在的姓。这时姓仍然是贵族的专利品，到 19世纪，姓也只限于武士、巨商和村里有权势的人。这些人向当局申请，经特别许可，才能有姓。能够“名字带刀”是一种极大荣誉，所谓“带刀”就是有姓，一般平民只有名而无姓。
明治天皇时，政府感觉到没有姓，编造户籍，课税征役，非常不方便，这才号召大家都取姓，可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的习惯，并没有谁想用个什么姓，至此，政府不得不下达“凡国民，必须取姓”的命令。这时候，人们才匆匆忙忙找起姓来，举国上下兴起一股取姓的热潮。住在青木村的就姓青木，住在大桥边的就姓大桥，家门口长棵松树的就叫松下；门前有一座山的，就姓山口。于是田中、三木、山田、日光、北风、前部、上方、观音，这些中国人觉得怪怪的姓一下子涌了出来。
进西南战争那一年里无担保货币就增发了50%
明治维新后日本第一阶段曾经仿照欧美殖产兴业方案兴办了大量国有企业，这部分企业很多因为脱离日本国情和缺乏有效管理，亏损非常严重，后来在第二阶段通过半卖半送的方式转让给了私人财阀，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方面，明治政府一口气兴建了2万余所学校，但入读率不过50％，这两项开支是赤字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大批华族的赎买费，西南战争的军费相比只是一个小头。
所以，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乡村基层选举，现阶段都不宜大规模实行，必须先进行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因此，这一轮经济转型，有逼迫反乡滴农民工自谋出路，自主创业滴味道。
大久保是明治11年遇刺的，而西南战争是明治10年事情。其实大久保上台和西南战争是一个连贯的事件的开始与结尾。这这个过程的开头就是以大久保为首领的内治派和以西乡为首领的征韩派发生剧烈冲突后，以西乡在政治斗争中败北为结束，在日本这个被称为明治六年政变。
在大久保当上内务卿也就是首相之后，担任当时大藏卿的大偎推行的扩张性政策直到明治理13年才被废止。（相关措施导致了横滨正金银行的成立）而你前面说的小学设置，在明治十一年达到2.6万所，只有实际规划中的一半都不到。（5.8万所）至于殖产兴业政策的实行实际离不开，明治4-6年的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问。而前面所说导致西乡下野的明治六年政变中起关键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这个岩仓。
下面我把我的意思整理一下，明治6年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但有西南战争，有大久保统治时代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后正式确立了自己发展的优先目标。而这样的目标，直接牺牲的是日本中下武士阶层的利益。而之前，在版籍奉还后，由于需要大量货币豢养华族，所以为了应付日间捉襟见肘的财政开支，所以在明治5年开始推行地租改正制度。这个制度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下阶层武士无法通过微薄的货币津贴活口。于是，以西乡为代表的征韩派才不得不和内治派在明治6年决裂并最终被驱逐出政治舞台。而下野的武士集团，最后在明治10年西南战争爆发之前反抗政府统治的斗争一直都持续不断。而西南战争本身最终也成为了明治维新新势力的一次总对决，而那之后才是日本维新制度得以彻底推开的开始。
实际我的观点就是，日本的维新势必触及依附原有土地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阶层。而这个阶层，明治政府有没有实力用财政金融方式通过赎买来进行完全消化。新老利益阶层，的矛盾在这个问题面前都没有退路。而中间的争斗，最终导致财政负担因为矛盾以战争形式的爆发而变的不可收拾。而这些，也不是什么其他方面的财政投入的减少所可以化解的。所以，在我看来，把日本财政的扩张性问题和殖产兴业与学制改革必然的联系在一起不合适更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