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述论之一 -- zhhkcy1
从九一八到七七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述论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至七七事变发生后，演变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面对日寇的入侵，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而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经历了较大的变更，本文将依据史料阐述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演变，以求对此一时期的历史变局能有更深入之认识，也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 避免冲突、循外交途径获合理之解决：（九一八―一二八）
（一）不抵抗主义出台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中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首先做出反应的是东北地方当局，9月18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 1，王立即报告东北边防军长官总署参谋长荣臻，赵镇藩随后也直接向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 2，并与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外中和戏院陪人听戏的张立刻回到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 ” 荣臻遂命令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4。”次日凌晨5时臧式毅和荣臻联名致电张学良，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5 。”张在9月19日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亦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6 。”
由上述情况可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后做出的反应。做出这一决策大致有四方面原因：1.东北边防力量薄弱，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布“巧电”，入关助蒋，此举令东北军取得河北和察哈尔等地盘，但近10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31年7月，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发动倒张的军事行动，为平息石友三之乱，张学良先后抽调驻辽宁的3个步兵旅、炮兵两个旅3个团，“黑龙江省仅有的2个国防步兵旅也调进关内7，” ，在东北的军力进一步削弱。2.关内吃紧，形势严峻，蒋得张之助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后，并未就此天下太平，1931年2月蒋软禁胡汉民后，粤、桂系于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宁粤对立愈演愈烈，北方也不安宁。张学良坐镇北平，受蒋之委掌控北方局势。但7月石友三起兵反蒋、张，中原大战后逃往大连的阎锡山在31年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南京国民政府8所委的省主席商震已难以掌握晋系诸军，山东的韩复渠也蠢蠢欲动（石友三起事时约韩共同行动，韩顾忌蒋在徐州驻扎重兵，不敢轻举妄动）。这些北方反蒋势力的会合也令张难以调动大军出关。3.对日本军力的畏惧情绪。张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甚为仇视，其主政东北后，大力建设铁路、港口，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并注意引进英、美资本以制约日资在东北的扩张。但同时在对日交涉中，张仍保持低调，尽管东北民间反日情绪高涨，张仍与日虚与委蛇，关于铁路建设的谈判虽无实质性进展，但一直在进行中。张之所以如此，同其认为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日本正面对抗的想法有关，张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9。” 1929年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红军，屈辱的“伯力议定书”更令张缺乏信心，东北军力既无力制苏联远东军，则也难与日本相抗，如无全国发动，张是既不愿也不能以东北一隅之地与日对抗。4.中央政府的态度。张认为与日对抗，非举国投入不可，因而中央政府的对日态度对张的决策也有重要影响。31年下半年，东北境内中日摩擦增多，相继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形势渐趋紧张，张亦数电中央政府请示方略，主持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十分愤慨，如接到”万宝山事件”的报告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亦不成国矣！”他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并积极发动民间经济对日绝交活动10 。但鉴于国内形势险峻，长江大水，受灾面甚广，宁粤对立，反蒋各派摩拳擦掌，意图大举。在对日的正面交涉中蒋亦主暂时妥协，避免发生战端。“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在7月11、12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并着重指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1。” 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对华强硬空气高涨12 ，蒋亦电张劝其保持克制13 。故而张在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14。” ９月６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15。”。 此外，张对关东军此次行动判断有误，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而非有目的之侵略，也是促成其采取不抵抗之策的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永绥舰离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事变情况的电报后，于9月19日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16。 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17。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同日向国联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并于当晚就“沈阳事件”发表宣言。乘舰西行的蒋于19日在湖口接到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日人之举动，蒋以为：“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但如何抗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8，”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当晚蒋在南昌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 19。”事变发生仓促，蒋首先要了解情况，同时劝勉张小心为上。 9月21日，蒋返回南京，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20 。”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与粤方停止军事行动，督促胡汉民即日视事。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21。 同日，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随后，蒋在次日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其“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2。 ”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23。”
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和蒋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24。” 。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25。 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谈何容易。
既将九一八事件提交国际交涉，蒋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6。” 23日，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27。” 蒋之所以如此叮嘱张，实在是张在对外交涉中，多有不经中央政府，自行而为之举动，如中东路事件，张未经政府同意便派出交涉员与苏方进行停战谈判。
（二） 中日直接交涉与撤兵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决策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并决定不与日方直接交涉，那么要让日本撤军，则必然要诉诸国联的“公平裁决”。9月30日，国联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共分九条，主要内容为国联休会至10月14日，在此期间日军应撤回原地，中方表示接受决议案，同时声明请国联援助确定九一八事变后的责任问题和赔偿，并要求国联派中立国人士组成监督委员会赴东北监督撤军。日方表示接受决议案，但拒绝中方的声明和要求28。 早在9月23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日方就有“对东三省以外交保障占领”的决定29 。9月30日国联通过要求日撤军决议案后，日本利用九条中关于中国保护日本侨民条款，声言中国的排日运动导致撤军条件不具备，不仅不撤军，相反积极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意图以撤军为饵，迫使中方进一步承认尚为悬案的日本在满蒙之特殊利益，10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教育总监武藤联合向内阁提出《对满洲事件今后方案》，认为应乘此时机解决满蒙悬案，并提议树立满洲新政权。9日重光葵在给中方外交复文中称日方将与中国准备协商有关必要基本大纲，以解决满洲问题，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亦在与中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谈话中表示：“所用大纲尚未协定，国民感情亦难缓和，日军自不能安心撤退30。 ”
对于日方的直接交涉要求，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31）讨论多日难决，“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公约以制日32，” 倾向于拒绝日方要求，但又担心激化中日矛盾，撤军更陷僵局。外委秘书长顾维钧深感“彼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若不速定全盘方针…….危险更不堪设想33，” 蒋深以为然。14日外委会议，顾建议中方驻国联代表以日方即时撤兵为原则赞成日方关于中日以协定方式解决两国问题之条件，同时声明对日方所提大纲保留修改和反对之权，并要日方将大纲条文向国联诸成员国公开。宋子文（外委副委员长）、颜惠庆(外委委员)“虽皆称是，犹未能决定34。” 10月15日英公使蓝浦森见蒋，认为“两国直接交涉终难避免，如能由第三者加入旁听，如华府解决山东问题之例，实为上策。”当日外委会后，戴季陶（外委委员长）、顾维钧、宋子文在宋寓所继续商议对日外交方针，蒋亦到。由英方处得知国联常务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法国驻国联代表）已拟定三点解决办法：（1）日军退出被占领域，（2）派中立国文武人员监视接收，（3）两国举行直接交涉。讨论倾向接受白所提解决方法。但蒋坚持“至少须设法办到华府办法，由第三国代表旁听为宜35，” 16日，国联理事会讨论邀请美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共商中日“满洲”事件问题议案，日方代表竭力反对，并提出修正案，要求组织法律委员会表决，经表决日方修正案被否决，原议案通过。
17日，外委会议 “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以下各点预备方案，一、由国联监视之下，日日兵推出占领区域。二、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三、交涉地点在日内瓦和欧美各地。四、将来中日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下进行。甲、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乙、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丙、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五、日本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六、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须保留有修正及另自提案之权。36。” 国联于当日开会讨论中日问题，会中考虑一折衷解决办法，即在日本分期撤兵的同时，中日两国开始直接谈判。20日日方向国联递交日本对满洲撤兵五项条件。主要内容为要求中方禁止排日运动，保障日侨生命财产安全，承认日方在东北的筑路、租借地等权利，并偿付日本修路之款37。 23日国联讨论白里安拟定之提案，该提案要点为日军立即开始撤军，在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下次开会前将军队撤至铁路以西区域，中日双方在此期间指派代表商定谈判细则，日本撤军完成后两国即直接交涉解决悬案问题。中方代表表示接受，日方代表提出修正案，对美方参加调解和撤兵期限均不接受。24日 国联会议以13票对1票通过限期日本撤兵案。但唯一反对票既为日方所投，则“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夜长梦多，殊堪忧虑38。 ”26日日本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声称国联决议案未经一致通过，无实行效力。强调中日应直接交涉，并列出交涉所必须的基本大纲（共5点），对于日方声明，顾维钧认为“日政府声明末段措词，日方似已稍让步，将基本大纲与撤兵接受事宜混为一谈，准备与吾国开议，如果日本诚意转圜，不难就其提议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吾国主张途径，以辟僵局39。” 倾向于在日撤兵期间与日本直接交涉，顾随后与蒋谈，蒋“亦深以速觅两全之途径为然。”但蒋的态度很快又有变化，11月1日，外委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出照会，驳斥日方声明，强调“日本如按期撤兵，一切困难均可解决40。” 2日蒋召见外委成员，确定对日方针仍为“日军未撤尽之前，不与日本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宜先表示。另用间接方法催其撤兵41。”
蒋之所以如此快的否定顾维钧的建议，实在是中方若退后一步，日方手握撤军法宝，以解决悬案相要挟，则中方进退维谷，如以悬案问题的让步换取日军撤退，则恐怕所失更甚于所得。11月16日顾维钧与法公使韦礼德的谈话中所涉内容很能反映中方这种进退两难的心态，法公使在谈话中问及：“日本所坚持之尊重条约，或将要求履行民四条约，中国方面态度如何”，顾答以“二十一条之约，订于武力胁迫之下，举国痛心，至今不忘，此为十余年国民一致所力争者，如再提出，恐将使东北问题愈难解决42。 ”很显然，一旦中日直接交涉，此等问题甚为棘手，稍有闪失，都将令蒋氏大失人心。而政府内部，胡汉民对蒋之对日策略大加抨击，11月16日胡在沪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谓对于日本的侵略，如果政府当局仍不醒悟，“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至国亡而种灭而已43。” 胡如此表态，当然令蒋头痛。18日施肇基报告外委英外相西门建议中方向日本、列强、美国声明中国尊重满洲之条约义务，双方合组一铁路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国联指派，先就满洲铁路营业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实行撤兵44。 如此“撇开法律，注意经济，使双方均能接受45，” 有助于打开僵局。但条约效力问题极为棘手，中方断无可能承认二十一条，虽然施肇基在18日国联秘密会议上就条约效力问题作解释时强调“日本所称条约倘包括二十一条，则中国不能以承认条约为撤兵代价，”并称所涉及条约 “以在国联盟约范围内者为限”，外委“仍恐未能将吾国立场保障46。 ”粤方也对南京国民政府谈中日条约问题不满，11月20日，汪精卫、伍朝枢、邹鲁等电蔡元培等宁方出席宁粤会议之代表，指责南京政府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而谈中日条约为“最大失策”，应令施肇基“只讨论撤兵，不能谈及别事47” ，在宁粤走向和解之际，粤方的态度宁方不能不重视。而东北形势在此期间也继续恶化。11月4日起日方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进攻黑龙江守军，扩大侵略范围。守军奋起抵抗，是为嫩江桥抗战。时张学良仍持不抵抗主义态度。早在10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北犯时，张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拒不听令，将江桥炸毁，以阻伪军前进48。 对于江桥抗战，张一方面通电全国，肯定马占山的爱国壮举，表示对日军进攻“除随时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设法制止外，并饬各部切实采取正当自卫办法49。” 但另一方面，张对江桥抗战并无实质援助，整个江桥抗战期间，马占山军始终为孤军作战，时驻锦州区域东北军不下5万人，但皆“无战斗准备50，” 坐视齐齐哈尔沦陷。齐齐哈尔陷落后，日方态度变化，由坚持撤兵前中日直接交涉改为提议先由国联派调查团调查后，再行解决满洲问题。中日直接交涉与撤兵之争遂告一段落。
（三）国际调查团之始与锦州之失
1931年11月20日，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会见施肇基，告其日方代表将在21日于理事会声明不再坚持中日于撤兵前直接谈判五项基本原则，而提议国联派遣委员会调查中日间各问题51。 对于日方政策上这一新的变化 52，外委于22日开会，“会中讨论良久，意见颇多”。最后议决办法七项，仍以撤兵为第一要务（“（二）日本于两星期内完成撤兵”），同时四、七项均提到“国联与美国共同组织中立国代表团……由美国与国联共同召集有关系各国之国际会议”，之所以有此内容，与18日理事会秘密会议时美方代表道威斯所发表声明的影响 53有关，在国联讨论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希望美国出面，以华盛顿会议方式来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国内抗日情绪高涨，11月20日宁方国民党四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蒋立即北上抗日 54。而日军在夺取齐齐哈尔后，又向锦州推进。11月下旬，关东军以“天津事件”为借口，声言救援天津日军，派第四混成旅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面对锦州危局，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55。”随经外委讨论通过并约晤英、法、美使，“各使均认为善策”。25日施肇基奉政府训令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十五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日外委会议继续讨论锦州问题，顾维钧主张“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关系全国，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56。” 顾氏建议获蒋和外委赞同，蒋并要顾致电张学良，对此“特加注意，并询近日布置之若何程度”。16日，国联将中方提案正式发表，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既然各国援助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而张学良自“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便对此大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同时张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对此外委甚为忧虑，顾维钧于12月2日致电张，告知“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57，” 3日又电张相劝：“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8。” 5日，顾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59。” 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两次急电张学良，要张“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吾若抽调一部后退，仍不能阻其进攻，不如坚守原防60。” 同日，蒋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61。” 次日蒋又电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62，” 以坚张守锦州之心。但张仍抱持不抵抗主义，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63。 日本方面在11月底因受国际压力，曾撤到辽河以东。12月犬养毅新内阁成立后，皇道派荒木任陆相，载仁出任参谋总长。新内阁和军部改变了若?材诟笫逼诘牟焕┐蠓秸耄?支持进攻锦州，“‘劝令’东北当局将其军队撤入关内6 4。” 10日，国联通过解决满洲问题决议案，除重申9月决议案有效外，决定派遣5人委员会就地调查。日方代表表示接受决议案，但声明决议案第二款（“当事国采取必要之手段，禁止易致酿成丧失生命力之任何行为”）“不能阻止日军对于东省各处猖獗之土匪及不法之扰乱”所采取的行动。中方表示接受，但提出八项保留意见65。 日军以剿匪为借口，再次策划向锦州进犯。
12月15日，蒋在粤方压力下通电下野，张亦于同日电蒋辞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66。 蒋下野后，张学良更无坚守锦州之心。21日，他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67。” 。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而日军已开始步步进逼。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决定由孙科接掌行政院。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此前对于锦州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张要其抵抗。24日，吴稚晖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68？” 25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69。” 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70！”。 28日，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全面进攻，29日，盘山陷落，“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71，” 荣臻于同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撤退。30日，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置若罔闻，1月2 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军轻取锦州，关内外宣告隔绝。几个月的折冲樽俎，仍不能免东北领土之丧失。1月28日，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淞沪抗战，而国民政府之对日外交，亦进入一新阶段。
注释：
1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2《京津泰唔士报》1931年9月25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台北1981年版，第262页。
4 同1
5《革命文献》第34辑，台北196 4年版，总第 7557页。该电张于同日转发给南京国民政府。台湾学者（如蒋永敬）认为此是“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但据冯筱才在《“不抵抗主义”再探》一文中考证这一提法至少在事变煤发后一二小时内就已使用，而见诸文字最迟也应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即开始。
6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37页，另张在9月21日晚接受外国记者时亦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北平晨报》1931年9月22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7郑殿起等：《“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境内我军的兵力考证》
8由于宁粤对立，当时存在两个国民政府，我们分别以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称之。
9（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语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10当时的抵制日货等运动各省党部出力甚多。
1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83―84页。
12日本陆军省于8月24日决定，在中方否认杀害中村一事，或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断然占领洮索地区。日本外务省纪录IMT523，第238页，转引自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13国内研究者多引蒋在8月16日给张的铣电：“汉卿：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铣机樱”说明张九一八事变中之不抵抗系受命于蒋，但张早在7月6日就从北平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指示：“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20年7至12月份，57页），足见对于不抵抗之决策张早已成竹在胸；且九一八事变前后形势变化极快，同样文字，在不同时间发出，性质大不一样。8月份战端未开，处理方针当然与九一八事变当日和以后不同。而且蒋在这一时期与张有多封往返电报，要判断蒋的想法，掌握更多的资料才更可靠。
14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5同6，232页
16 同6，236页
17同6，237页
18《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306页。
1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278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在现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中，这是事变后蒋给张最早的一份电报。长期以来所谓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突发时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至少难以得到现有史料的支持。
20《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281页。
21同16
22同6，238页
23《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865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24 1931年9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38页
25这种态度，正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言，“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５０年大牢的张少帅）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 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
26 《中华民国史料从稿-大事记》第17辑， 158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27 同6，9月23日。
28《史汀生主义文件一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328页
29同26
30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第1期，12日文酉电
31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会议确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
32同30，14日寒巳电
33同30，14日寒申电
34同30，14日寒亥电
35同30，15日删戌电
36同30，17日筱酉电
37同26， 188页。
38同30，25日有亥电
39同30，28日俭亥电
40同26， 195页。
41同30，11月2日冬戌电
42同30，11月16日铣甲电。
43同6，272页
44同30，11月18日巧未电。
45同30，11月19日效未电。
46同30，11月20日号酉电。
47同6，275页
48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171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49，同6，266页
50《北平晨报》1931年12月6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51同30，11月21日马亥电。
52若?怖翊卫赡诟笏淝阆蛴诓焕┐蠓秸耄?但既无力追究朝鲜师团独断之越界事件，军部之气焰日益嚣张。若?材诟筇嵋榕汕补?际调查团，固有缓和中日关系之意，但其自身已难以应付军部越来越大之压力，终至倒台。继任之犬养内阁态度更趋强硬。
53道威斯在声明中称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不能放弃其反对在华特殊利益之传统政策。
54同6，275页。顾维钧认为此举“必使全世界观听为之一震，未始非促起各国注意，俾得速谋解决之一道。惟日本方面，正在肆意侵略之时，借题发挥，无微不至。若我方有类似军事关系之行动，则彼借口自卫，益必振振有词，在外交上或须更费唇舌，欧美之利于我者，尚未可逆睹，而日本之有所借口，则不可不事先预防。”见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第2期，11月23日漾戌电。
55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第2期，11月24日敬亥电。
56同55，11月25日有亥电。
57同55，12月2日冬亥电。
58同55，12月3日江亥电。
59同55，12月5日微亥电。
60同55，12月8日庚未、庚申电。
61刘禹：《张学良大传》，140页，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6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著（一），第312页。
63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5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6 4同上。
65同6，286页。
66同6，288页。
67《世界日报》1931年12月14日，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68《革命文献》第34辑，第总7810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69同26，第244页。
70（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51―352页。转引自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71同6，296页。
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个资料上的总结。难得。不知是否为原创？
zhhkcy1; 你这篇文章老早就见过了，提几个不同意见：
[GLOW=255,RED,2]1. [/GLOW]中东路事件和苏联之交涉，不是张学良擅自交涉，而是中央政府授权的。只是后来谈到的一些问题，南京中央认为不满意，於是借口谈判人员越权，将东北的谈判代表蔡运升撤职查办。蒋介石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致张学良电说：“...伯力纪录超越代表原有之职权，擅自签订在中东路以外之条件，蔡允升应从严议处。...” 此后，中国重新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但苏联坚持原来的条件，也没有取得更好的进展。
[GLOW=255,RED,2]2. [/GLOW]我认为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也不能看成是张学良擅自决定，而后由中央政府默认。应该是蒋，张事先在这个问题就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实际上张学良并有请战的表示，但要求全国以赴之，蒋则表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尽量避免冲突是双方的共识。
如张学良虽然在“万宝山事件”时，于七月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曾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 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并电张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而八月以后，中村事件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张学良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
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既然关系东北“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
所以说张学良完全是因为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即使这是他自己在九十年代讲的，恐怕也不能“照单全收”的。更多的还是一种“侥幸心理”而已。
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一句题外话，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在七七事变以前也几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和应付办法，“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不同的是那次，蒋介石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所以才有后来的七七抗战。
而九一八时，蒋和国民政府都是有同样的心理。 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张学良在五十年代写给蒋看的《杂忆随感漫录 》里面也委婉地提到，“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 “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杂忆随感漫录 》我想在记忆上以及论述的系统性上应该比９０年代的口述中的只言片语更可靠些。
九一八事发以后，张采取的措施，蒋公开表示支持和承认。不过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
军事上尽量不冲突，这个在10月以前两人似乎没有异议。在以后，蒋曾经表示要“正当防卫”，张则要求“宣战”，“全面抗日”，这一点在锦州之战前夕表现得尤为明显。加上对国际干涉的希望和国内政治问题的纷扰，张弃守锦州。蒋在下野期间曾公开演讲，表示此时不宜“对日宣战”。所以到热河抗战，两人则在“抵抗”而不“宣战”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张学良由欧回国以后，张对蒋领导抗战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有他前一段时间的拥蒋。但是后来他对蒋对抗战的犹疑态度不满，所以才有“反蒋”，“逼蒋”，直至发生“西安事变”这些后事。 其实蒋当时身边所谓“主和”的“亲日派”势力确实很大，蒋坚持抗战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在外交上，顾维钧刚开始提议两个办法：
1. 提交国联申诉
2. 派人同日本直接交涉
张学良接受了第一个办法，但并没有直接实施第二个办法。这里面当然有张学良不愿意独自承担责任的因素，也有外交问题应该由中央出面的关系。
到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日使馆代办矢野真曾获张接见，并在报章披露。蒋闻讯后立刻去电制止，请张以后如有必要接见日人，不必亲身接见，可派人代见，免生枝节。
其实到十月份，张学良与顾维钧均主张应该直接交涉，而蒋作宾与齐世英也建议应直接交涉，但蒋介石没有采用他们的建议。这应该与当时美国一度曾表现出的积极态度有关，也与当时国联的积极态度有关。据顾维钧回忆，蒋于10月末突然转变强硬外交，缘于国联卫生局长波兰人拉西曼博士的建议，以国联为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一) )
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投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 敌乎，友乎，蒋总统集，台北 1965 P2110 ) 显然蒋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其实，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GLOW=255,RED,2]3. [/GLOW]
以 "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 以此来作为张坚持不抵抗，并在12月15日蒋下野以前就决定放弃锦州，理由似不充分。因为日方在此以前也对张学良也有不进军锦州的承诺。
而同样来自日方的资料有，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 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 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而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这些都说明张学良是在犹豫，反复。 因为蒋的下野，不但使得蒋以前的承诺的“航空队”等支援无着落，而且国内政局突变，张也开始顾忌本来就要“反蒋去张”的粤系上台以后对他的用心。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３５辑，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页）。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张学良单方面地不顾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了。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后来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就搞过“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张学良担心牵动华北，不是没有道理吧？ 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张学良不顾一切，固守锦州，在军事上来说，未免有些苛求。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广东派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就是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这样一个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东北军下级将领关于锦州附近 战事的联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68一73页)）。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手里没有一文钱可用。东北军前方的抗议回来了，奉命守锦州的荣臻就抱怨：“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这也反映了东北方面对广东派的不信任。
“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 亦非事实，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有激烈战斗。
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这里有一本台湾学者的论文提纲，有兴趣的可以去找原文看。
笔者主张，「不抵抗政策」确曾为国府的一项「政策」，目标在利用国际均势，以求「以小搏大」。蒋、张当时实是共同接受了此一作法；而政策最后的失败，则源于本身不具实力，而妄图长此苟安，自然难逃「九．一八」之类的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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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
指导教授: 李守孔
学位类别: 博士
本书系以「外交／内政」、「中央／地方」、「派系／人事」、「政策／执行」等四项关 系为主线，处理自「九．一八」至「西安事变」前夕之中－日关系。全书前言一章、正文 七章，系采各自独立的论文形式，分别处理此一期间之七项主题。
其中，「前言」部份，笔者首先界定相关之研究概念，包括「政策」、「执行」等词汇之 定义。笔者认为，需系某种既成的、有配套的、并具高度重复性的「惯例」或「准则」， 方能称为「政策」；至于「执行」，笔者尤其强调「理性官僚需求」的存在，即决策者在 执行过程中，所显露的「自我保护」与「绝缘隔离」倾向。由此形成「执行扭曲」的问题 ，导致国府对日政策的不易贯彻。
「正文」部份，第一章「不抵抗政策的失败」，主要处理几项课题：包括「不抵抗政策」 是否一种「政策」？蒋主席与张学良在此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责任？「不抵抗政 策」失败的原因？以及「不抵抗政策」何时结束？
笔者主张，「不抵抗政策」确曾为国府的一项「政策」，目标在利用国际均势，以求「以 小搏大」。蒋、张当时实是共同接受了此一作法；而政策最后的失败，则源于本身不具实 力，而妄图长此苟安，自然难逃「九．一八」之类的严重打击。
第二章「由不抵抗到抵抗」中，笔者著重分析，「不抵抗政策」既经证明失效之后，国府 寻求新政策的艰辛历程。事实上，自「九．一八」至「一．二八」之间，国府曾有四个多 月，外逢强敌、内遇党争，「政策形成」上系处于「尝试→错误」的过程，甚至造成某种 「政策空窗」的现象。
对于此一「尝试→错误」的过程，本书采用了「政策选项」（alternative）的架构，逐项 说明此四个多月间，国府层峰在政策寻求上，屡试屡败的过程。此架构的优点，在凸显该 阶段，国府对日因应，实际仍是「动态」的；绝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动，或纯然固守「不 抵抗政策」与「倚赖国联」而已。
第三章「一．二八与国府政策之转变」，主题集中于「一．二八」期间，国府层峰对于「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学习」与「成长」。按「双面」政策的摸索与实践，乃系 与「一．二八」的进行，同步发展；毕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仅是一种「概念」； 究应「如何抵抗」、「至何程度」；又「如何交涉」、「底线何在」，才是决策者必须真 正抉择的「选项」。
故「一．二八」期间，围绕著上述「选项」，国府内部分成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个中，十九路军与国府中央军部、「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间，都曾迭生捍格。凡 此，俱可视为国府对于新政策的摸索与学习。最后在经验上，形成了「战而后和」模式、 「有限战争」原则、「直接交涉」进行、乃至「局部救济」协定等选项，成为往后国府因 应日方的典则与惯例。
第四章「长城战役与《塘沽协定》」中，笔者藉由「长城战役」与《塘沽协定》，说明自 「一．二八」之后，至《塘沽协定》缔结，国府对日「政策执行」所暴露的问题与扭曲； 尤其是在「中央／地方」、「派系／人事」等层次的纠葛。其中「热河之役的失败，张 学良固然「责有攸归」；惟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冀东战役」则又凸显 了中国各系军人的不能合作、与中－日彼此间「和／战两手」的相互试探。
由此吾人可知者：「政策执行」的扭曲，实际也是国府对日，最大致命伤之一。包括部门 之间的矛盾（「组织过程模式」）、以及派系之间的掣肘（「官僚政治模式」），都使得 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除了国力的差距外，国府内政上的缺陷，也是对日失败的另一肇
因。
第五章「两会体制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探讨的是《塘沽协定》缔结之后，到廿三 年底关内外「通邮」为止，华北「政整会」与「军分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笔者选择了 该期较为重要的四项议题，包括「察冯事件」、「战区接收」、「关内外通车」及「通邮 」，分列介绍了「两会」工作的历史轨迹。
笔者窃以为，「两会体制」的成败，正足反映「双面」政策的矛盾性。缘因「抵抗」（战 ）与「交涉」（和），本来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性格；当中央既有汪兆铭一系，在台面上作出种种「亲善」宣示（交涉）之时；又有蒋委员长积极剿共、秘密布署的军事建设（抵抗）。而于华北，既有「两会体制」为《塘沽协定》进行各项善后谈判（交涉）；又有党部、军方（「蓝衣社」）致力锄奸侦防的地下活动（抵抗）。如此「双面」运用，终于招致日本军人的忌恨，使得黄郛、何应钦无力维持局面。
第六章「华北危机」中，笔者集中分析了民国廿四年一整年，中－日两国由「亲善」到危机的过程；以及华北军系失衡后，宋哲元第廿九军席卷冀、察两省行政权的始末。其中「河北事件」是中－日关系重大的转捩点。其效应，一使华北军系失去平衡、一使国府「和平派」趋于没落。华北军系的失衡，又使宋哲元得以从「张北事件」开始，历经「罢宋案」、「丰台事变」到「华北自治运动」，这一连串「火中取栗」过程，买空卖空、纵横捭阖，将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政权，一一席卷。
最后第七章「由安内迈向攘外」，重点在叙述「河北事件」后，国府「和平派」的没落、与南京政策的转变。笔者在此章，处理四项主题：包括「矶谷路线」与「和平条件」的试探；华北「通航」与《沪－福航空协定》交涉；「广田三原则」与「国交调整」谈判；以至「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后，蒋的积极备战。
「河北事件」后，蒋委员长的态度，实际已有硬化的徵兆；尤其「蒋－汪合作」的瓦解， 既象徵著「和平派」的没落、及蒋的准备走向台前，同时也代表了南京由「安内」趋向「攘外」的一种转折。于是民国廿五年一整年，尽管排日事件不断发生，蒋却以强硬的立场
回应；中－日「国交调整」之前途，不言可喻。廿五年虽终究和平度过；但「西安事变」
后，中－日的「全面开战」，实际已是时间问题了。
目 录
前 言………………………………………………………………………………1
第壹章 「不抵抗」政策的失败……………………………………………5
第一节 「不抵抗」做为一种「政策」………………………………………5
第二节 「不抵抗」政策的形成………………………………………………8
第三节 「不抵抗」政策的内容 ……………………………………………12
第四节 「不抵抗」政策的失败 ……………………………………………19
第五节 「不抵抗」政策的结束 ……………………………………………26
第贰章 由「不抵抗」到抵抗 …………………………………………29
第一节 国府「决策过程」与「政策空窗期」……………………………29
第二节 「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31
第三节 事变扩大时期 …………………………………………………… 39
第四节 孙科主政时期 …………………………………………………… 45
第参章 「一．二八」与国府政策之转变 ……………………………55
第一节 相关文献之检讨 ………………………………………………… 55
第二节 国府应变之决策过程 …………………………………………… 57
第三节 事变对国府政策之影响 ………………………………………… 74
第肆章 长城战役与《塘沽协定》 ……………………………………86
第一节 相关文献之检讨 ………………………………………………… 86
第二节 热河之役的失败 ………………………………………………… 88
第三节 冀东沦陷与平、津告急 ……………………………………… 101
第四节 《塘沽协定》的成立 ……………………………………………113
第伍章 「两会体制」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 …………………128
第一节 相关文献之检讨 ……………………………………………… 128
第二节 缓冲政权的尝试 ……………………………………………… 130
第三节 黄郛工作之第一期……………………………………………… 141
第四节 黄郛工作之第二、三期………………………………………… 154
第五节 「两会」体制的瓦解………………………………………………171
第陆章 华北危机………………………………………………………… 182
第一节 风雨前的宁静…………………………………………………… 182
第二节 「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193
第三节 冀、察重组与蒋―宋矛盾……………………………………… 208
第四节 「华北自治运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221
第柒章 由「安内」迈向「攘外」 ………………………………… 239
第一节 「冀案」后的外交重整 ………………………………………… 239
第二节 「蒋―汪合作」的瓦解……………………………………………253
第三节 「国交调整」的努力………………………………………………270
第四节 「全面战争」的前奏………………………………………………285
结 论 ………………………………………………………………………302
徵引及参考书目
中文部份
（一）档案、史料汇编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一编《绪编》（一～三）（该会印行，民国七十年九月，初版，台北）
第六编《傀儡组织》（一～四）（该会印行，民国七十年九月，初版，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文献》
第九辑（该会印行，民国四四年六月，初版，台北）
第十九辑（该会印行，民国四六年十二月，初版，台北）
第卅四辑（该会印行，民国五三年十二月，初版，台北）
第卅五辑（该会印行，民国五四年三月，初版，台北）
第卅六辑（该会印行，民国五四年六月，初版，台北）
第卅八辑（该会印行，民国五四年十二月，初版，台北）
第卅九辑（该会印行，民国五五年三月，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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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
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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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笔．其他」
《革命文献拓影》（十二）「统一时期．渖阳事变」
《革命文献拓影》（十四）「统一时期．蒋主席下野与再起」
《革命文献拓影》（十五）「统一时期．淞沪抗战」
《革命文献拓影》（十六）「统一时期．长城战役」
《革命文献拓影》（廿五）「统一时期．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
《革命文献拓影》（廿六）「统一时期．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
《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一～二）
《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一～二）
《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侵扰热河」（一～七）
《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迭肇事端」（一～五）
《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卵翼傀儡」（一～五）
《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廿三～卅五）
《特交档案分类资料》「中日战争．国交调整」卷一～三
《特交档案分类资料》「中日战争．华北局势」卷十六～廿六
《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军事．陆军人事」，卷七二
「邮政博物馆」（台北）提供：交通部档案第三０三号「封锁东省邮政复恢复邮运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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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亦云《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五七年四月，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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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五十回忆》（中）（原杭州风云出版社，民国卅四年出版；收入张玉法、张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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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埙《两次大战期间宪政制度》（正中书局，民国六二年八月，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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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道《长城风云录--从榆关事变到七七抗战》（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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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沧海《山东悬案解决之经纬》（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六年十一月，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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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谷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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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国史馆印行，民国八八年六月，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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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国史馆，民国七七年六月，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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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敏〈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近代史研究》1990:4（一九九０年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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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敬〈「九．一八」事变中国方面的反应〉，《新时代》5:12（民国五四年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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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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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敬〈「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防守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廿四期（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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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翰〈长城抗战六十周年〉，《近代中国》第九五期（民国八二年六月一日出版，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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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笙簧〈一二八淞沪战役的历史意义〉，《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廿二期（民国七九年
七月，台北）
谢国兴〈察冯事件前后的舆论〉，《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十四期（民国七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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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行，民国七三年六月，台北）
（四）报纸、期刊
《大公报》（天津）
《中央日报》（南京）
《日本评论》（上海）
《申报》（上海）
《东方杂志》
《时代公论》
《时事新报》（上海）
《晨报》（北平）
《国闻周报》
《独立评论》（东丰书店，影印版，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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