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钱学森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 正派流氓

李锐讲过一段后来广为民运和党史著述引用的“故事”。“故事”的时间是1959年7月11日，庐山会议期间，李锐曾经向毛泽东发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主席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就相信了（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

这里的科学家指钱学森先生。钱先生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短文，指出：“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

李锐的“故事”一问一答，老来秀显得得意非凡 —— 毛泽东多把他当个人物看待呀！这姑且不论。本文告诉读者，李锐这段所谓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

毛泽东相不相信钱学森的话，相不相信有“亩产万斤”，就好比询问邓小平“您怎么也相信央视在打假广告呢？”这样的设问不仅不可能，即便有过，也毫无研究的价值。然而，对于民运分子、对于极右派和部分党史工作者来说，这意义似乎很不同寻常。要问如何证明李锐是在造假，方法很简单，可以查中共中央档案局里到底有没有当时的谈话记录，如没有，就去查当时有没有第三者在场。而从李锐书中的叙述看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既无谈话记录，又无第三者在场，换句话说，李锐编造的这个故事，不过是一段死无对证的“二人谈”罢了。

这段死无对证的“二人谈”，一般的帖文不算，还是被若干大部头的党史和国史著作奉为宝贝，用作重磅“证据”。这就怪了，一无谈话记录，二无他人在场，是典型的“孤证”；而孤证可以入史吗？竟就入了，可见那些作者的目的，无非是要读者相信毛泽东本人“相信亩产万斤”。不过作者们也很苦，苦就苦在他们找不出其他任何的证据来，偏巧这个时候李锐的谎言出笼了。这个时候，什么“孤证可不可以入史”呀，什么“故事”炮制者李锐的人品和信用呀，全都一古脑抛到了脑后，以至于谬种流传，使不少读者上当受骗，这才产生出本文对于李锐证伪之必要。

当然，泛泛地说李锐说谎，是不能使读者信服的；要证明李锐说谎，需要从逻辑和事实出发。这第一个逻辑，从媒体出现“亩产万斤”的报道开始、到1959年7月11日毛泽东找他谈话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到底毛泽东有没有过肯定、附和甚至宣传“亩产万斤”的言论和行为？如有过（一桩就成），那么李锐的“故事”就不能当成空穴来风，就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史料价值。反之如果没有，可以设想，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过这类言论和行为的人，难道李锐可以无耻地凭空地发问“您怎么也相信了呢？”好比兜住邓小平发问：“您怎么也相信了水变油呢？”同样的滑稽和可笑。

后面大量史实都证明，毛泽东从来也没有过这类的言论和行为，只需要使用上面的逻辑其实就已经证伪了。但我们还有更强的逻辑，即：在同一时期内，毛泽东是否有过批评、否定甚至直接阻止媒体宣传“亩产万斤”的记录呢？如有过，李锐就不可能没听说过，既然听说过，作为一个小小的兼职秘书，又怎么可能发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就好比，假设邓小平一直批评和否定“水变油”，却被人质问“您怎么也相信了水变油呢？”岂非莫名其妙和找抽？

近年来，随着大量权威史料在民间被发掘，民运和极右们以往编造出的大量谎言都已经不攻自破。例如，涉及“大跃进”，楼下“我真不知道”网友写的《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就是一篇史料翔实，实事求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好文章。文中列举了大量史实，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亩产万斤”。

我们先摘录《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的若干段落，来引证毛泽东非但不相信“亩产万斤”，更对这类的宣传采取了批评、否定和直接发话阻止宣传的态度。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晚年》第138～139页）”

请读者注意，并非没有人提出过疑问，这位外国朋友就发问“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这才是毛泽东对如此问题的真正的答复。

在中共产党内，毛泽东是发现并在很早（从1958年11月初开始）就提出纠正“浮夸风”的第一人，遗憾的是，“尽管他反复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道理，仍纠正不了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37页）。”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

上述证实，毛泽东不仅不相信“亩产万斤”而且对于“浮夸风”十分讨厌。这里，我再补充一些事实。

毛泽东对于粮食亩产到底能搞到多少是否心中有数？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同时也可以说，他对农业研究有着较深的造诣，不要说李锐之流，至少就宏观层面一般的农业专家也难以与之比肩。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八”。你看，毛泽东预期连1千斤都搞不到，这还是在12年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目标；对于更长的时期，毛泽东的展望就更是谨慎，在同一年的中央会议上，他问大家：“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既然他连再过50年中国能否搞到粮食亩产2000斤都是存疑的，那么有什么能使他相信，才过去了短短两年，1958年的中国，忽然就搞得遍地“亩产万斤”了吗？

1955－1962年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时期讲话和著作最为丰富的时期，但在大量的文稿和讲话中，我们找不到一处提到“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有多处出现粮食亩产数字的地方，其中最高的亩产，是1958年年初湖北孝感县所创造的2130斤（《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写到：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相信这就是1958年初的毛泽东，对当时粮食最多能打多少的估计，即不会超过2130斤，他还特意注明这是“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单季高产”，提出要“研究试行”而非一定达到。这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全国能很快大面积达到这样的水平，反映了他提出宏观指标不仅实事求是、而且心思十分的慎密。

毛泽东的文稿中有没有出现过“万斤”或者“亩产X斤”这类词语呢？是有的，不过，仅存在一处，出现在1958年12月1日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如下一段话中：

“然后……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段话里出现了“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这样的表述。讲得十分清楚，前者“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代表了目前的水平，而后者“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则代表了在未来的不特定时刻“或者甚至”能够达成的水平。我们前面提到过，他甚至怀疑半个世纪后能不能搞到“亩产两千斤”。形象点来归纳这段话的意思，好比说：“是的，面包会有的，但现在还没有。虚假的面包不等于现实的面包。”或，“是的，这事总能做成功的，但绝对不要头脑发热，因为一发热就肯定做不成，就会跌筋斗。”

在这篇唯一涉及到了“万斤”的文章中，毛泽东严肃地且近乎苦口婆心般地批评了当时十分泛滥的“虚假的可能性”，即浮夸风，他点明：“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缺乏“科学分析”，并且已经热过一段了，还“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

以前看过身居海外的丁抒写的《人祸》，书中丁氏止引用了“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这一句就不再往下引了（丁氏心虚得很，特意注明他是转引自别人的文章而不是引自毛的原著），便一口咬定“毛泽东对‘亩产万斤’是深信不疑的”。这里提到这个，姑且作为一桩笑谈带过。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来。例如，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1958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倾注全力来纠正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在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当作谎报。他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

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是在10月底，才过去了几天，毛泽东就在那里疾言厉色批评谎报了。此类发言和文章到1959年春天以后更为频繁和集中，详细的可参阅笑多先生的《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由《人民日报》带头刮起来的，那么什么时候消失了踪影的呢？是在58年底59年初。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起，到该年10月22日《新湖南报》报道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亩产66277斤，报纸上大约打出过 20 几则这类“广告”，数量虽不多，造成的影响当然很不小。平心而论，这些亩产“广告”也并非全是假广告，有真有假，大多是些试验田高产记录，经由各级和媒体的加码，这就过了。毛泽东容不得假广告，1958年11月初，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和在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正式提醒“《人民日报》要冷静。”由于他的严肃批评，此后亩产广告逐渐减少，到了58年底59年初差不多就绝迹了。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批评和提醒，才最终遏制了“浮夸风”的蔓延。

“广告”问题，我认为《人民日报》也没有错。试问，搞经济活动能不打广告吗？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假广告数量之多、门类之齐全，堪称世界之最：从假烟、假酒、假糖、假盐，假衣、假鞋、假裤、假帽，假药、假肉、假陪，直到，，，，，总之不胜枚举。由此来看，单单责难“大跃进”中各地的报刊登出了虚夸的粮食亩产广告，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厚道的。这里特别指出，“大跃进”中出现的假广告，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假广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总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产量尽快搞上去、让国家尽快富强起来，这属于一类“高尚的假广告”；而后者则全属奸商行为，对后者的假广告，尤其那些以广大消费者付出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获取巨额利润的假广告，人人可得而诛之。

上述大量的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我们在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那段“故事”，乃是李锐本人编造出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李锐敢于伪造历史，敢于在党史研究中公然造假，究其目的无外有二：一是试图说服读者，毛泽东对于“亩产万斤”是深信不疑的；二是以此来标榜自己比毛泽东都要高明，你看，毛泽东本人经他这么一问，都承认自己“相信亩产万斤”相信错了。这样一来，自命不凡的李老愤青就可以瞒天过海到处搞妖魔化了。李锐在《大跃进亲历记》一书中，先是嘲笑了一番“可悲的‘科学家’”，继而嘲笑“可笑的帮闲者”，其落脚点自然是嘲笑“可笑的发动者”毛泽东。

李老来秀行年已经八十有六，我们只当其言也善，本犯不着与之计较，想不到这一大把年纪，念念不忘的，就是使尽包括编造谎言之内的各式卑劣手法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今天剥一剥这位老来秀的画皮：真正在党史中造假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锐自己！

最后再次请读者注意，并非没有人提出过疑问，一位外国朋友就曾发问“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这才是信史记载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