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戊戌变法与8#8——康梁怎不殉道 -- 不打不相识
只是隐约记得以前看过，杀死士兵事件发生在6月4日凌晨，那以前已经开枪清场了，至少是同时。
至于为什么有的带空枪，有的不带，不奇怪，我们一起用脚趾头想想吧。
慈禧，旧党执政要杀人，何须康有为来卖。
旧党执政，对康有何益处，康怎么能被旧派收买？
如旧派收买康有为，又杀他弟干嘛？新党已经倒台，
‘奸细’何须再潜伏下去，需要使用这样的苦肉计？
这个博客太扯淡了吧，慈禧那么恋权，竟然成了安心
退位的主。。。老太对权位那么敏感，能疑神疑鬼到
对列强宣战，不过怀疑列强要推倒她重立光绪，怎么
就不能怀疑新党想利用袁世凯兵变？
如果您对此事感兴趣，烦请耐心看一遍，我们再讨论，好吗？
没什么变化啊，还有下，楞把康有为搞成旧党
在新党中的奸细，从动机到事实都说不清。康
不过成功逃跑，怎么就成了奸细？
还有慈禧愿意放权。。。太扯了。
慈禧太后的三次亲政。第一次是和恭王发动“辛酉政变”（1861年），从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中夺取政权，垂帘听政，第一次亲政一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皇帝死，慈禧太后第二次亲政，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归政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幽光绪皇帝出而“训政”，这是第三度公开掌握政权，一直到死（1908年）。“在光绪亲政后，由于珍妃导致母子失和，西太后一改初衷，仍旧干预政务，当然这也是「后党」挑拨怂恿使然。这种干预逐渐强化，至她六十大寿，也就是甲午战争时期，达到变相垂帘听政的地步。德宗终于摊牌了;他透过为西太后所信任的庆亲王奕劻，向西太后表示，如果不能让他放手办事，他宁愿请西太后主持国政，不愿担负亲政的虚名。结果西太后让步；当然，相对地。德宗也提出了保证：第一、绝对尊重西太后;第二、特别重大的事故会报告西太后，请求同意。”
慈禧太后贪恋权势是不假，年轻时孜孜汲汲政权抓的牢牢的，也有挑战自我的意思，平了“洪杨”，大小政务天下督抚甚至恭王都玩弄于股掌之上。到老了再无人和政事能有激起雄心，难免英雄寂寞。在保证自己安全、能掌握特别重大问题最后决策权和重要人事考核权的前提下，从繁重的具体政务中脱身出来，悠游林下，安度晚年，不难理解。“在光绪大婚、亲政以前，西太后移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决心交出政权。颐养天年，确实具有诚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分，毛公春秋鼎盛就提出要退居“二线”，尼克松来就要和主席谈谈“哲学问题”。还有邓公晚年的例子，他们相同之处都是对掌握政权有自信心，精心安排好了，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戊戌变法史事考》的作者茅海建对光绪帝同慈禧太后的权力关系讲了一段很精当的话：“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与“负责”相应的就是权力，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有权力，但至少在形式上对整个国家机器却没有权力，这个形式上的权力在光绪帝手中，而其来源就是“名分”，或者用茅教授的话说就是“体制”（他在本书别的地方也用过“名分”一词）。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决定改由她而不再是光绪帝来审查军机四章京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的意见，在猜想慈禧太后这样做的动机时，茅教授谈到了体制：“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是难以更改……于是，慈禧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的主观推测。”（第81-82页）这个“名分”直到政变完成之后仍旧起到了某种作用。《史事考》写道：光绪帝“依旧做朱批，不过只是例行，不见实际内容。他也亲自参加皇朝的各种仪礼，接见召见和引见的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注目下，他空有皇帝的名号，而不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第160页）我想，从权力的角度说，他的这个名号确是“空”的，但从“名分”的角度说又不是“空”的。后来，废立一事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江南官绅那么强烈的反对（与这些官绅对清廷的“尽罢新法”只有微弱批评形成很大反差），“君臣之义已定”一语传播得那么广，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
谢您的关注，挖个坑，慢慢填。
政变原因据说是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劫制西太后，而袁世凯回天津后，向西太后最宠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柲密进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拥护西太后出而训政。
这种说法，主要来源有三：康有为《自订年谱》和在香港日本的谈话、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袁世凯《戊戌纪略》。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之词。不仅如此，而且在形势变化，康有为有承认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和康有为串通，永远保守秘密。
康有为：“敝国此次政变，非如阁下所言，是由今春改革之所致。西太后担心我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英明能干之才厉行改革，刷新旧习，将对自身不利；而且皇上有驱逐佞人宦官李莲英之意。李为安全计，暗中向太后谗言中伤，挑弄帝后之间的是非，致使二者感情日益恶化。再加上满人贵族荣禄受太后之宠，前恭亲王奕在世之时，尚能保持朝廷各派之均等势力，形成中心人物。但自亲王逝后，荣禄则取其位而代之。包藏祸心，驱逐长老，独揽政权，专横跋扈……同时，又令董福祥之部队一万四五千人自甘肃省来直，托演习之名诱皇上阅兵，企图借兵力威胁皇上退位……政变后之我国，实际上，荣禄及宦官李莲英结合担当保护之任的董福祥，以扩张太后派的势力。”
梁启超认为存在“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的阴谋。“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接着，梁启超指出光绪皇帝与西后无法“合体”（和解），而凭国内力量讨伐西后又很困难；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中国，阻止西太后训政。”
戚学民的诘难：“第一，此说的基础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愈演愈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光绪和慈禧个人之间也许有不睦之处，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帝后之间的矛盾被康梁夸大了。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光绪母子还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而且康梁曝光慈禧母子不和内幕在自己人中间就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王照就大不以为然。第二，梁启超的“天津阅兵行废立”说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梁氏称天津阅兵废立阴谋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就已确定，但是西后既然大权在握，而且决心废黜光绪，在北京就可得逞(后来的政变就是如此)，又何必兴师动众，远赴天津动手?对此不通情理之处，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据后来的研究，有多重证据表明，此说为康梁的虚构，而非确讯。至少从时间上说梁启超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决定天津阅兵的时间是戊戌七月初八日，而不是梁所称的四月二十七日。而在决定天津阅兵之时，光绪与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到决定废立的地步。”
高阳的诘难：“我要提出一个连康有为于地下，亦无词以解的作伪铁证。康有为《自订年谱》，戊戌八月初六日条下：「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此为康有为信口胡说。反至载沣摄政，康有为「上摄政王书」攻击袁世凯说：「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常有介介」云云，其意在辩白他并未说过「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的话，遂可诿之于袁世凯「无端造出」。但嘱谭嗣同说袁勤王，已为康有为所承认；而谭嗣同对袁世凯如何说法，他并不知道，即不能谓袁世凯「无端造出」。
如假定确有康有为嘱谭嗣同说袁勤王一事：则按诸情理，实非「围颐和园、劫制太后」，不能成事。因为德宗其时如不住西苑，即住颐和园，如住园，则非劫制太后不能获德宗;如住西苑，则非劫制太后不能使禁军放弃抵抗。所以康有为并不能因为未明言「围颐和园，劫制太后」，即可诿责。”
如果杀了慈禧太后依为屏障的荣禄，而不劫慈禧，慈禧能不反击？
杀荣禄就可能吗？
高阳说：荣禄当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下辖武卫五军，袁世凯仅为五军之一，在小站所练之「新建陆军」，仅七千人。荣禄驻节天津，警卫森严；世凯如何能杀荣禄?即今能杀荣碌，其它武卫四军。岂能任今袁世凯带兵入京，而不加拦阻?即今不加拦阻，芦汉铁路行车指挥权，握在英国人手中。岂能听命于袁世凯?即今听命于袁世凯。得以运兵进京，但至京城南面，马家埠而止，而颐和园在京城西北，警卫部队则有步军统领衙门之巡捕五营;由德宗死对头端王载漪所掌握，由神机营改编的「虎神营」，以及颐和园护军营等，岂能不节节抵抗?即今抵抗失败，袁世凯能围颐和园，两太后尚未被劫制，手无缚鸡之力的德宗必已先遭不测之祸。
于此可知，谭嗣同应不会作此建议，否则便是白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无非申明德宗召见袁世凯时的面谕：「你跟荣禄各办各事。」即是进一步讨论如何练成一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而效忠于德宗的新军。
那么荣禄进京告密了吗？高阳的观点：国际上有许多错误的报告，为专家认为客观可靠，以致研究工作误人歧途。如当时日本情报人员报告，荣禄在八月初曾秘密进京，事实上至八月十二日为止，荣禄始终末离天津。因为当时入京唯一的孔道为芦汉铁路，而新闻事业则已相当发达，各报记者，均派有专人在车站记录时人行踪;以荣禄的地位，一言一行，均在记者注意之下;自伊藤博文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天津。以至八月初五日袁世凯由京回津以后，有关天津的新闻极多，随处皆可找出荣禄留津的证据。
有研究者提出，荣禄曾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戊戌变法史事考》的作者茅海建认为，此说不成立。这不但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荣禄作为督抚大员，冒巨大风险微服私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向慈禧太后报告康党“围园劫后”之谋，那么，慈禧太后得报后必会马上采取行动，“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如果为了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又“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为了“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而不必冒此风险（第117-118页）。
【梁启超自承有真迹放大之弊】“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7页。）
【陈寅恪认为有待考订增改】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直言批评他敬重的梁氏："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第148页。）
【杨天石认为说了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杨对比了《政变记》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认为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多有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仍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击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戚学民认为系政治宣传品，而非信史】研究了《戊戊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过程，证明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戊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和当时舆论的影响。经过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戊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达到争取外援、反击舆论等现实目的的政治工具。
那么康梁师徒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康梁师徒的密诏说和政变原因说往轻来说就是谋取政治资本。
哪有那么多清晰逻辑，新党不除旧党也是
掌不了权。行险一击，或许还有成功可能。
他们本来没有实力，以为袁可信还不是当
救命稻草一般。况且袁的军事水平，加新
军，怎么是什么亲王那样的满族贵族能比
的。
政见相近又有什么用？奥巴马和老太太还
不是政见非常接近，还不是争的死去活来。
争的是那个位子。
谭嗣同是谁？军机处红章京，那可相当现在领导人的大秘书，在权力核心周围备咨询的人才，不仅能下马草露布，还必须熟知体制章法、山川形胜，明白政治运作的潜规则，军机章京可以直接提拔为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前的焦祐瀛、曹毓瑛都是。谭嗣同会出“围园劫后”的馊主意？七月下旬那时光绪皇帝还没有被废的危险，新政仍然在推行，谭嗣同夜会袁世凯，与之交浅怎可能言深？这个馊主意几乎无成功可能，即使谭嗣同会不顾惜身家生命，难道不应该会皇帝考虑？
如果说康、梁、谭都是不自量力疯子，那倒简单了，我们也不必讨论了。
想想多少德国，日本军政官员，也是有才的主，
还不是不自量力发动战争。林彪集团的多少久
经战阵的将领，不同样在林彪还没危险时就开
始计划搞毛。
不自量力是错误估计形式，看错人，怎么就是疯
子？
俗谚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看政治大事拿在迷雾走路差可比拟，近在咫尺的地方很多人能看清楚，距离越远的地方看清楚的人越少。我们大都能知道一项政策对国家的近期影响，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十年八年还有很多人叫好，现在就慢慢有人质疑了，如果再执行个三十年五十年谁知道会怎样，有多少人能看清楚？希特勒前十年可是非常成功的，1937年以前日本鬼子也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如果能“肥仁义之地”，蚕食而不鲸吞，现在到底怎样还很难说。能够指挥的了战役的将领不一定有战略眼光。
社会科学的领域有点像自然科学家描述的混沌现象，如果离出发点近，根据拟合的曲线大体可以预测结果，如果远一定就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了，差之毫厘，谬以万里。卡尔波普干脆就不肯承认有所谓“社会科学”一说，预测也不是社会学者的任务。
白痴、疯子一说或许不合适，除了白痴疯子还有幼稚的一族，您要反驳，举曹髦的例子或许更合适，曹髦和王沈一帮书呆子领三百人去讨伐司马昭，结果身死国灭。林立果策划政变冒险（571工程到底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您看那些久经沙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副统帅得势时攀附是有的，可没有自不量力跟着去干，林立果本是个乳臭未干、借父荫火箭一样升上去的小子（26岁），大体像曹髦（20岁）。曹髦、林立果都是温室里的幼苗，他们和自幼耳濡目染治道、好学深思、仗义任侠、成一家之言、有丰富社会、政治经验的谭嗣同（34岁）恐怕是无法相比的吧。
光绪颁杨锐密诏：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故不得不徐图之
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由军机大臣代递”
能看出密谋政变的意思来吗？罢礼部六堂官皇太后已以为过重，何况杀荣禄这样的政变。不奉诏，谭嗣同出于什么动机去策动袁世凯去杀荣禄？高阳估计的应该是对的，超擢袁世凯，让袁世凯和荣禄“各办各差”正为了徐图之，拉拢袁世凯成为支持维新的力量。另外也可以看出，皇帝根本就不鸟康有为。
按：
1）十九日之朱谕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
2）此诏并非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宣扬七月二十八日他所受皇帝之“衣带诏”，后者系康氏伪作。兹附如下：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劝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可速密筹设法相救照应勤王一说，正是康有为有私心的明证。
看你给的密诏，‘徐图之’后面强烈转折。
都怀疑皇位保不住了。。。跟你所谓康的
‘伪作’一致。
而且还要将老朽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
不靠非常措施怎么成。
关键是旧党执政，对康有为根本没有益处。
流亡国外，一直不被赦免。根据你的引用，
康也不是什么多富裕的，要耍赖来搞东西。
新党执政，康有为起码高官是少不了的，即
使名义上的高官，也比流亡强得多。
况且联系袁杀大臣，囚禁威逼慈禧这样‘功勋
卓著’，‘德高望重’的长辈也不是什么光荣
的事，没必要伪造。
光绪，谭嗣同等人怎么就一定不会呢。
谭嗣同没有当官的老爸，你当他能34岁成高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