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 史文恭

在美国慈善也不是这个做法。要捐给有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才行。这个免税资格可不是那么简单，要被税务局查翻天才能拿得到。

大跃进的很多损失，在正常建设流程下是不会发生的，这可以用来证明这是大跃进的错误。

同样大跃进的成绩，如果也证明在正常建设条件下是无法取得的，那么这可以用来证明大跃进的成果。

所以我也很想让人来告诉我大跃进有什么好成果。

我在美国时，国内有部门委托对美国慈善机构的运作机制做过调研。在美国，对非盈利性机构（慈善机构只是其中之一，还包括环保组织、体育组织，等等等等）的捐献抵税额每年都要由IRS验证，发免税证书。

中国的关键问题是难以验证。美国无论企业、机构还是个人，银行账户清楚可查，基本没有银行体系外的现金流动，要有也很少，IRS要查账验证非常容易。在中国谁都知道，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有不少的现金是不在银行控制的，现金往来远远超过账户往来，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到底是慈善捐献还是偷税行为难以验证。

所谓“富翁捐给一个下岗职工”一语

这哪里是慈善，这是乞丐讨硬币啊

我们现在就是累进收入税率，但是累进的不够而已，富人向这个社会索取太多、为这个社会贡献做的太少而已。

别用避税这个名词好不好，避税是合法的，偷税是违法的。偷税？学学美国，IRS税警全副武装来封你的财产，这么先进的经验怎么不学？

遗产继承税，要在发达国家能把遗产砍一大半去，怎么不学？这才是促人奋斗促人进步的好制度。

所有说这些，关键的问题在执政党的屁股坐在哪边，想做老百姓的党还是做富人寡头党。

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来。

是LEVELWORM同学先提出设想：

我就告诉他，这么一个想法在中国肯定行不通。 我的观点和你没什么区别。

这种设想，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慈善捐助抵税”。

慈善机构就不是富人施舍了？不就是多了一层皮嘛。政府可以给每个贫困线下的人专门的银行账号，然后其他人捐款直接往银行里头扔就是了，银行开收款纪录就成了。之所以捐给个人而不是捐给机构，是害怕机构捣鬼，为什么害怕就不用我说了吧。然后定一个每个账号的月收款上限就成了。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定一个个人免税上限。

农村应该按集体所有制运行还是搞全民所有制是个差别很大的方向，在时间先后上是什么关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事后毛作为纠偏提的，还是毛前期提的胡服觉得不过瘾再加码成“一大二公”的？

时间顺序是：

1958，6－胡服根据康有为《大同书》先提出人民公社的概念，要把小的合作社组织合并成大的工农兵学商合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基层组织”；

1958，7－胡服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8－胡服派陈正人带着《大同书》到徐水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提出了很多想法，连全民所有制都不满足，随即徐水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看《少奇同志在徐水》这篇文章。

1958，8－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安国，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说出著名的“人民公社好”，但据某些解释，毛泽东只是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也就是说人民公社这个称呼比其他合作组织的名字更好，结果被人民日报断章取义发在头版，毛泽东在庐山的7.23讲话中也部分提到这个问题，表示很不满。

1958，10－毛泽东派田家英等人到基层调查，特别提出：“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

听取田等人汇报后提出四点：〈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指出，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不必都是官样文章，虽然李锐的出版物也一样很好。

雪里蕻朋友未免自相矛盾了，始终拿西方的“好制度”说事，那是西方富翁交的保护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把中国富翁当肥羊，结果就是三种：1、人家出了多少钱就要多少权（比照西方）；2、消灭中国富翁；3、中国富翁成为政权敌人。

风险在政治上，比如某个富翁捐了100个贫困者，这100个贫困者就可能成为他的私人力量。

简单想想就会明白，可以加强监督可以加强透明度，但这种“德政”只能由党和政府来做。

为了社会和谐也该多出点。首先得明白，这个不是坑他们是爱护他们。社会不和谐仇富心理增加，受害的是富人。

如果连这个还在争辩、还不愿意出，那只能让人看到资产阶级的短视性，最终必然完蛋，所谓为几块钱丢条命。

西方的制度，在技术上很好很完善，为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