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为175位将军平反的前前后后ZT -- 张丹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这些人当中，有的在被“改造”和“下放”过程中，由于发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有的正在受着身心方面的折磨。这种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周恩来的努力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后，在不长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得到平反。
毛泽东紧紧握住张茜的手说：“我也要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一句话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1972年1月10日下午3时，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定在八宝山举行。下午一点半，毛泽东突然作出决定：“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1950年以后，毛泽东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位逝者的追悼会，现在却要出席陈毅追悼会，非同寻常。
周恩来闻讯格外欣慰，立即在电话里用宏亮有力的声音向中央办公厅下达指示：“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说完急登车，风驰电掣般超过毛泽东的座车，赶到八宝山，进行一应安排。
这一举动，当然别有深意。
下午3时，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伐踏入八宝山休息室，悲泪双流。
毛泽东让人把张茜叫进来。张茜看到毛泽东能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毛泽东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主席，您怎么来了!”毛泽东紧紧握住张茜的手说：“我也要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对主席说：“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虽然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然后，毛泽东又对张茜说：“陈毅同志与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又说：“他跟项英不同，项英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被搞垮了。当然 ，后来又发展到了9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够团结人的。”毛泽东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搞掉的。”
参加陈毅追悼会后时隔不久，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由于病来得突然，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
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像孩子似地乐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是有意识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怕他紧张。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祥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讲，周恩来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人们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带领毛泽东这边的医护人员对毛泽东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毛泽东万一有个“闪失”，他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交待呢?……
毛泽东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4位领导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然而，抢救之后，江青却不满意结果，给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为例。
苏联“白衫阴谋”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5位医生被捕。
此时江青已经是站在国家政治顶峰上的“大人物”，这一句话足以让医生们人头落地。幸亏这件事让毛泽东知道了。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着江青问：
“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抓住机会，为平反工作选定突破口。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
当时，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保卫部部长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下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说到对175位将军的平反，不能不提一下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
田维新，原名田俊卿，生于山东东阿单庄乡田庄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大竹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三十二师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国后，任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初的一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马上赶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生于湖北麻城乘马岗程家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
钟汉华中将生于江西万安涧田卧虎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0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曲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治委员。1979年至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福州乃一块福地，不久之后又来了两位上将级的司令、政委。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突然提了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王建安上将，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桃花区朱家垅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春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而被打倒的。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韩先楚还是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王建安上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1980年7月25日病逝于北京。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
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原名杨世峻，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1950年1月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195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廖汉生中将，生于湖南桑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廖汉生自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5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在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在《来信摘要》上写道：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在对杨勇进行重审过程中，由于杨勇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都算到杨勇的账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于1972年5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不久，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你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却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处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杨勇从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吴克华将军被救出，一时却转不过弯来。秦基伟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吴克华中将，生于江西弋阳曹溪区芳墩村。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并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近半夜，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1987年2月病逝于广州。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主要由他指挥的。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如果硬要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扯上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6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
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任国防部长。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在讨论为老将们平反的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叫嚣最甚。周恩来关键时候一句话：“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常置江青一伙于哑口无言之地。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这话是有根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这也难怪，解放军报社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
肖力就是李讷，江青的女儿。在这一案件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
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来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社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怎么办?”李德生问。“有两条办法。”田维新回答说，“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回答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蛮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居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却有了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
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病重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政治局委员们用心地聆听毛泽东的发言。
早在这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接着，毛泽东又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当时八大军区对调的情况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地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第二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3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闻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好人坏人,都是老毛做了.
好坏的关键是:是否能为我所用.
走到台上， 对下边的红卫兵说：“开会前先学习毛主席语录”。
大家拿出语录， 老陈说大家翻到173页〔或178页，记不清了〕
大家一翻，最后一页是172页。
陈毅也不理他们 自己念叨：“陈毅是个好同志`....
你们那没有吧 这是那年那月在那里主席给我写的 ”
这是长辈告诉我的 不知真假 以陈老总的脾气相信会敢这样干的
林彪倒了,于是当年指使林彪打倒的人物又纷纷复出了,平反了,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