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佩雷菲特 著 王国卿 毛凤支 谷?? 夏春丽 钮静籁 薛建成 译 -- foundera

第二十五章 富丽堂皇的监狱 （1793年8月24日-26日）

8月24日，徵瑞交给马戛尔尼一封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来信。信中说船队已抵达舟山，请指示。马戛尔尼写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交给了徵瑞，以便通过皇家邮驿寄走：他嘱咐高厄率船队开赴广州。就在这时出事了。

钦差大臣要求知道高厄来信和马戛尔尼回信的内容：他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在皇帝面前负责，所以他必须了解有关受他保护的人的一切情况。马戛尔尼不想把事闹大，便同意向这位冒昧的对手作了通报。徵瑞见英使那么好说话，便向他提出作磕头练习。这次，英使发作了：他向徵瑞下了逐客令，并说他一、二天后会交给他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

这位可怜的盐政顿时坐立不安，不知所措起来。贡使不练磕头，甚至还准备亲自就这问题提出书面建议。可这问题经过两千年礼仪的实施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怎么向皇帝和内阁交代呢？事情变糟了。为了保住他的顶戴，他决定再等等：有了英使的书面建议，他至少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

暂时他要装出非常卖力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丝毫没有讨好英国人。他不告诉马戛尔尼一声就把他的回信扣下，寄往热河，并附言说必须拒绝英国人把其船队开赴广州的请求。

8月26日，马戛尔尼如愿以偿，英国使团迁往北京，住进内城中心――巴罗、丁维提和两名机械师除外，他们留在圆明园为科学服务。马戛尔尼觉得新馆舍“不仅舒适，而且十分宽敞”。整个馆舍共有11幢灰砖楼阁，分散在一座园林里。楼阁的“及砖间严丝合缝，因此砖间的水泥几乎都看不见。砖块光滑得像大理石”。这11幢楼阁前都有一宽石板地面的院子。院子里建有一个“遮阳平台，由漂亮的木柱支撑，四周饰有十分雅致的栏杆”。

房间宽敞、舒适。房间的墙壁或油漆或贴有壁纸。英使的住所甚至还有一座戏台。有些人像17世纪法国大贵族那样拥有自己的戏班；另一些人则只能在喜庆日子花钱请戏班来演出。

安德逊欣赏“中国人在建筑物油漆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由于加入了一种可使油漆不怕风吹雨淋的配料，油漆始终保持光泽明亮”。安德逊白兴奋了一阵子：根据清廷内严档案记载，我们发现朝廷曾专门下令把馆舍重新油漆一遍。因此，油漆之所以鲜艳，那是刚干的缘故。

在每个房间里，有一个“用砖砌的木炭火炉，家具很少，而且都十分低矮。过去，中国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总是盘腿而坐。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喜欢坐扶手椅了。可满族人来自大草原，他们习惯在帐篷里席地而坐，所以又恢复了老习惯。房内有屏风相隔，除了用纱、纸或透明牛角做的灯笼外，这是室内唯一的装饰品。墙是光秃秃的。没地毯，也没有镜子。

至于床，巴罗说：“砖砌的炕上铺有席子，但没有床帏，也没有床单，枕头很硬。”巴罗看见的只是睡觉用的床，他如果看见女人房间里的床，评价就不会那么严厉了。这些床很宽，床上铺有柔软的褥子并挂有帏帐，既可防止蚊子叮咬，也不怕仆人在床前来来往往。

皇帝的一句好话

这所馆舍是刚从广州海关监督穆腾额手里没收来的。此人因为从欧洲人那里过分敲诈钱财而被罢黜。中国官员们情不自禁地在英国人面前重复皇帝说的一句好话。当有人向皇帝建议把英国使团安排在那所馆舍时，皇帝同意了：“为建这馆舍，该贡使的国家花了很多钱，因此不能不让他住在那里。”巴罗不喜欢这种厚颜无耻的俏皮话。难道这不正好说明皇帝是同意他的官员搞敲诈勒索的吗？他处分敲诈过分者，但他不想根本取缔。

马戛尔尼曾以为使团迁往北京可结束与世隔绝的处境。然而，他们连从围墙探头往外瞧一眼都不允许。“我们中有几个人偶然探头往外瞧：他们一被墙外的人发现，就有人大喊大叫。一下子，就会有一大群中国官吏赶到，并大声进行威胁。”

英国人的反应像囚犯；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大惊小怪。他们怎么也不习惯吃中国菜。所有的菜都是切碎的或煮熟的：中国人“想不到还可能有别的做菜方法”。啊，如果他们会做英国菜该有多好！只有汤还算符合英国人的口昧。赫脱南对中国人不喝奶感到遗憾；他想喝点牛奶真比登天还难。

中国官吏对所有仆人看得很紧，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小偷小摸”。“他们老是偷掉我们一半的面包、糖、茶和肉。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把这些偷来的食品以三分之一的价格重新卖给原来提供这些食品的商人，第二天又买来给客人吃。”

“他们对外国人的怀疑简直无法想象。”服务与监视完全像中国菜的甜与苦一样混合在一起：“出于关心或者出于多疑，朝廷派给我们的官员起码有12人：瞧着他们整天在宫里忙碌地转悠，真可说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们看起来忙忙碌碌。这个人负责送奶，那个人负责送面包，另一个人负责开门。他们主要监视来作客的囚犯，以便向皇帝汇报。他们甚至一直跟踪到房间里。由于“每名官吏都有一名替主人拿着烟枪的仆人跟随”，因此尽管与外界隔绝，英国人并不因此就能离群索居。中国有句俗话：“十羊九牧。”

这些旅行家一回到国内，出版商们就马上请他们写点东西。他们不能不描绘一下那座他们曾经生活过，却从未游览过的城市。他们关于北京的介绍，与其说来自他们的亲身经历，还不如说来自他们与欧洲传教士的谈话。的确，在外国，最好的情报来源莫过于在这个国家长住的自己同胞。他们在观察事物时比较平稳，因而头脑清醒。对使团来说，欧洲传教士正好起这个作用：他们同英国使团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要比他们写的东西更加诚恳。

在屋里，老百姓“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族带着妻子小孩合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罕见。家族的每个支系只住一小间房间。床与床之间用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席子隔开。大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里吃饭。”几代人同住在一起，这既是儒家的教导，也是条件所迫――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严重。

因此，“中国人非常喜欢在户外生活”，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住房虽然非常拥挤，卫生状况并不受到影响。中国人是那么喜欢室外生活，以致到了夏天，全家一起睡在马路上。直到今天，在夏季仍可看到这种习俗，特别在像“三大火炉”的重庆。武汉和南京这些最热的城市里，这种现象尤其普遍。

赫脱南指出：“街道很宽。但一到夏天，必须在街上洒水：尽管如此，灰尘仍然呛人。”在北京，灰尘依然无孔不入：它侵入人们的肺部与住房。灰尘从北京草原被风刮起来后，就像雨点般地散落到北京，使京城蒙上一层黄土色――皇帝的颜色。

社会监督与放荡生活

在这乱哄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形式，它使斯当东说出了这种带有预感性的话：“这里和兵营相比同样安全，但也受同样多的约束。”怎么回事呢？“人们维护最严厉的秩序，因此犯罪极少。这里有一种和英国古代的十户联保制非常相似的制度：每十户中有一户要为九户邻居的行为作保。”在解决纠纷时，家族和同业公会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代替政府裁决。至于对娼妓的监督，“妓女只被允许在市郊卖淫。她们必须登记注册。她们为数很少，因为京城单身汉和不住在家里的已婚男子很少。”

斯当东的叙述是理想化了的。无独有偶，1950年至1980年间的热情访问者同样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既完美又严酷的国家，就保甲制度而言，根据天主教遣使会士拉弥额特的说法，斯当东在这里讲的是许久以前的事。“孔子就曾对这种治安制度很早就被废除而感到遗憾。”负责陪同的中国官员一定是向使团宣传了一通――没有犯罪，没有腐化堕落――同时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乞丐和娼妓。这种消了毒的气氛并未能阻止这些中国官员中的一个去“寻花问柳”，又因被“爱神踢了一脚”后回来。通过广州从西方进口来的汞丸也许可医治他的病。这种病就是所谓的“广州病”，因为来自美洲的梅毒于1511年前后――发现新大陆还不到20年――通过广州港传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传到中国却花了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广州那些被绝对禁止携带女人的欧洲人说：“在广州，只要不怕花钱，不怕搞坏身体，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

但钱不光是到妓女的手里，也到天朝官僚的手里。一位在广州住了十几年的见证人在广州见到马戛尔尼时说：“如果中国官员或兵士突然抓住你在［妓女］船里，他们会对你百般侮辱。只有在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敲了你一大笔钱之后才放你走。”安德逊吹嘘他曾在广州的一条船上“量过一个女子的脚”。但他是否知道他所冒的风险呢？

丁维提嘲笑那些曾在欧洲非常吃香的作品：这些作品“把中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说如果两个赶骤的在一条窄道上相遇，他们就会相互施礼。像这样的事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他们的施礼形式就是相互拳打脚踢或互扔石头”。天文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宫廷的走廊里也免不了有人吵架。事实上，中国人在讲礼貌时非常礼貌，火上来时也非常粗暴。

不过，由于受到严密保护，使团没有见过光棍，这些地痞人数众多，成为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

精神叩头

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作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第二十六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 （1793年8月27日-29日）

马戛尔尼在北京住所接见了早就要求拜访的情报员：“传教士们穿的是当地衣服，讲的是中文。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奇怪的是，梁栋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国人却很快成了马戛尔尼的常客，他就是罗广祥神父。使团搬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马戛尔尼写道：“他告诉我他获准为我们效劳，并且每天来听取我的吩咐。’”

大家松了一口气。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阴影消失了：他已经上路去热河了。克雷芒十四世屈服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压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在华的耶稣会士便由遣使会士接替，而罗广祥神父就是这些遣使会士的头。他是1785年4月作为“数学家”来到中国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会友――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马戛尔尼十分赞赏这位脸色红润、肥胖、健谈的神父。他非常了解他已与之融为一体的中国实情。

他在给他姊姊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我领导一共有73人的传教会。每天我要讲4种语言：法语、拉丁语、汉语、满语。我要回许多信。我要讲授教理，听忏悔，做其他圣事，而且有时还要去拜访要人。”1795年见过罗广祥神父的荷兰大使蒂津是这么描述他的：“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征。中国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讲中文十分流畅，而且优美动听。”

罗广祥神父为人随和，性格开朗。他“每天带一些他修道院出的小礼物：美味的法式面包、欧式甜食、白色无核甜葡萄。这葡萄树是从位于戈壁大沙漠边缘的耶稣会Chamo葡萄园移来的”。罗广祥神父又说：“自从我们在北京发现了在葡萄汁里加一定量的糖可酿制高质量的葡萄酒这秘密后，我们不再为没有欧洲葡萄酒而发愁了。欧洲葡萄酒在中国出售，价格昂贵。”位于北京郊区栅栏的传教士一直到1949年还自己酿造葡萄酒。罗广祥神父带来的面包和弥撒酒说明这些传教士不管多么像中国人，但这种中国化总不是十全十美的。

马戛尔尼也收到一封钱德明神父写来的“亲切的信”，里面还买了一幅他的画像。钱德明是属于传奇式的神秘人物。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中国已生活了42年，经历了耶稣会的兴衰――获得过荣誉也受到过迫害。他是《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回忆录》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主要编者之一。他身体十分衰弱，不能走动。这个介于欧洲和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已是半截入土了。

一种奇特的传教方式

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惊人状况。京城有5000名基督徒，全中国有15万基督徒。平均2000中国人才有一人受过洗礼：这就是欧洲传教士拚命传教所取得的可怜成绩。为什么方济各-沙勿略在广州附近死了241年，利玛窦到达澳门211年后信仰基督的弟子还那么少呢？梁栋材神父解释说：“在工艺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也许比别的民族更高明，但在宗教方面，他们则很愚蠢。在我们国家，一个7岁的孩子都会觉得他们的迷信是荒谬可笑的。但他们死抱住自己的偏见，夜郎自大，以致很少有人改信宗教。”

罗广祥神父承认吸收新教徒的唯一来源就是……弃婴：“每天一大早，政府派一辆马车到城郊转，见到哪儿有弃婴就捡起来，送到义冢。传教士常常把弃婴中看样子还能活下来的婴儿接回来抚养。其他的婴儿，不管已死的或是还活着的，都扔进坑里。罗广祥神父向我郑重保证，他的会友总是首先给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婴儿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话是用法语说的〕。”这个新教徒流露出对这种“迷信”的奚落。神父在谈这些事时就像没有感觉到这是件可怕的事似的。

在中国发生的杀婴给最近3个世纪去过中国的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中央帝国在18世纪并不是丢弃不想要的婴儿的唯一国家。就在普普通通的1771年，巴黎的弃儿收容所共接收了7600个婴儿，其中一大部分由于缺奶和无人照料而死亡。1788年的一份陈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新生婴儿丢弃在街上结果就让狗吃掉了。”在英国，《雾都孤儿》比马戛尔尼远征中国晚45年……不过，在中国，根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弃婴收容所，因此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扔进义冢里――或者送到天主教会。

这些英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困惑。巴罗说：“大家那么颂扬中国人对父母孝顺，但既然他们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亲生的孩子，那他们实际上还能有什么孝心呢！”斯当东说：“习俗似乎告诉人们，初生的生命可以毫无顾忌地牺牲掉。”赫脱南说：“我们见过一些例子：在饥荒年代，一些穷人吃他们的孩子。”古伯察神父冷静地写道：“人们狠心杀死新生儿。生男孩是一种吉利，而生女孩则是一种祸害。’”主要原因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女孩一结婚就要做婆家的女仆，父母等于白养她20年；而男孩不仅永远和父母在一起，在他们年老时赡养他们，在他们去世后给他们上坟祭祖，而且还给家里增加一名女仆――他的妻子。

杀婴并不受到禁止：政府不管。在马戛尔尼那个时代，据统计中国有些地方男女孩的比例竟达到150比100！今天虽然从1949年以来已严禁杀婴，但杀婴现象并未根除。在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村子里，男女孩的比例甚至可达到5比1就算是中国的年轻妇女强烈地祈求天上织女给她们一个漂亮的男小孩，现在男女孩子人数的差别与自然比例相比实在大得惊人。这种杀婴现象在遇到反人口膨胀的强硬措施时又死灰复燃。现在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命运安排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怎么不希望杀了女婴后生一个男孩呢？

为了上帝最大的荣耀

在中国，只有传教士从这种屠杀中抢救出一些生命来。中国基督教徒主要是收养来的，而不是改宗来的。因此，他们不太引起天朝政府的怀疑。教会既是他们的自然家庭，也是他们的宗教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教会的原因。

1793年，由乾隆下令对基督教进行的迫害已产生效果。马戛尔尼说：“由于现在传教士谨慎行事，中国人对改信宗教已不像过去那么敌视了。”但马戛尔尼没有理由高兴：乾隆的迫害令并不是官样文章。上一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发生在1785年。不久又将再次迫害基督徒。在地方各省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只有在北京才被允许存在――朝廷需要传教士们的知识，而且慢慢也对他们习惯了。

这些善良的神父只能向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讲授教理，而他们自己难道不也被西方抛弃吗？罗广祥神父年复一年地盼望巴黎能给他寄些钱来，他现在已经费枯竭。在同年8月写给住在广州的原法王官员、现也被法国遗忘的吉尼骑士的信中，他简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我在4月曾请您在专门负责财务的法国传教士到来之前负责照看我们在广州的事务。”后来，这名法国传教士一直就没来。

处境如此艰难的传教士当然就不会引起朝廷的怀疑，但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放弃为上帝的最大荣耀而努力工作。罗广神神父说：“只要靠上帝帮助，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对我的命运是满意的，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上帝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不管是生还是死，我们都属于上帝。”这种对上帝的笃信使这些英国人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些人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献身于一项艰巨的事业，即改变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们的信仰。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危险。他们靠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某种保护。他们在一个排斥外国人，认为抛弃祖坟是一种罪行的国家里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不幸地位。”

那个“极端无知”的汤士选主教在各国神父的陪同下再次拜访马戛尔尼。随同来的神父都告诉马戛尔尼勋爵切不可信任汤士选主教：“葡萄牙人想了一套办法排斥其他国家在中国立足。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对我说，所有非葡籍传教士都是英国使团的真诚朋友，而葡萄牙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朋友。”

马戛尔尼没有用一种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些派别斗争，而是按照敦达斯和梁栋材神父的建议充分利用这些人为英国效劳的愿望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至少他向这些来访者了解到朝廷里的情况。

第二十七章 一个受他人影响的君主 （1793年8月28日-29日）

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提供朝廷内部的情况。皇帝共生20个儿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皇帝为人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想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由于中央帝国没有长子继位制度，而是像罗马法规定的那样“确立继承人。”康熙统治60年，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曾有过不幸的经历：他曾不得不废黜指定的接班人，让他死在牢里。康熙的儿子雍正了解这个失败的先例，便秘密地把他的继承人的名字放在一只封好的盒子里，并写在随身携带的一份文件上。这个名字就是乾隆。乾隆学他父亲的办法。不过，这种谨慎做法并无必要，因为乾隆在1796年85岁时宣布内禅，公开指定嘉庆继承皇位。

“乾隆不准任何一个儿子插手国家事务。”他一个人统治国家。“他亲自批阅所有奏折。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马戛尔尼录下罗广样神父的这段话时，却没料到“皇帝事必躬亲”这一点正在他本人率领的使团问题上得到证实。不过，皇帝是听取6名国家主要人物、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的。这6人原则上是平等的，但其中1人的实际地位比其他5人高。

附体再生的人

皇帝最宠信的人就是和?|。他是“一个出身贫微，靠自己的才干爬到最高官职的鞑靼人。”但他靠的还不光是才干。“乾隆把他从皇家卫队的一名小官一直提拔到受宠的宰相位置。20年前，乾隆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时被和?|的魅力所吸引。和?|深受皇帝宠爱，不断得到提升。”人们可以估计到这位善良的神父向马戛尔尼谈了更多有关和?|在责任心很强的乾隆皇帝生活内占有充满浪漫色彩的位置的情况。不过，一个大使的报告必须有一定的分寸。关于那个问题，他只在报告中作了暗示。其他一些同时期的材料表明，和?|不仅是皇帝的宠臣，而且也是皇帝的嬖幸。

皇帝后宫尽管有过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恐怕是中国皇帝所经历的最奇特的事了。乾隆在很年轻约时候发疯似地爱上了他父亲的一名妃子。他的母亲皇后娘娘发现此事后就想消除诱惑他儿子的这种力量：皇后召见那名有罪的妃子，强迫她用白绫自缢。40年后，一天乾隆皇帝检阅皇家卫队，他发现站在第一排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长得和他曾经热恋过的妃子几乎一模一样。中国人都相信暴死的人死后灵魂到处游荡，然后附体再生。乾隆更相信这点，因他是喇嘛教徒，相信灵魂转生。他不怀疑他曾热恋的妃子的灵魂附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再生了。据说，他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尝到了很久以前没让他尝到的幸福。

宠臣和宠妃

和?|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他并非真正是一名文人，只是善于辞令，会写一些短诗，然而他当上了总督、尚书、中堂，并是后来登基当上皇帝的嘉庆的太傅。

对于和?|的地位，一位前耶稣会士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皇帝年事已高，再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些蓬巴勒和蓬帕杜尔。”蓬巴勒是葡萄牙国王约塞的宠儿和首相；蓬帕杜尔则是路易十五的情妇和顾问：对和?|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通常，作为最高官员的中堂是代表天朝政府在皇帝面前说话的。乾隆与和?|之间的暧昧关系打破了天朝制度的平衡。他使文官等级制度不能行使其建议权，甚至不能向皇帝进谏。他成了皇帝前面不可逾越的屏障，加剧了专制体制。

至于同是鞑靼人的“二号大学士”福长安，罗广祥神父没说什么，只说他让哥哥娶了皇帝的侄女。的确，其兄福康安将军功绩突出：他胜利平定了台湾和西藏的叛乱，出色地管理过对外接触最多的广东省。福长安很年轻时就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虽然他像一个得宠的人，而不像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与和?|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两名阁老后来成为宫廷积怨的牺牲品。乾隆一死，他的儿子嘉庆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和?|被勒令像他的前身那位妃子一样用白绫自缢而死。福长安原判死刑，后被免死，但他被迫帮助和?|自杀。

至于第三位满族内阁大学士阿桂，因为年事已高，他已不再怎么过问国事了。不过皇帝还征求这位老臣的意见。皇帝常在批文中写：“通常有远见卓识的阿桂对此有何意见？”

另外三位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二名汉人和一名蒙古人――的影响要小些。读者将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位，即蒙古人松筠，他在马戛尔尼回国途中陪送到杭州。不管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他们对君主的影响就小多了。

由于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年迈的皇帝本人以及他的宠臣和?|，马戛尔尼懂得他必须亲自同皇帝或和?|谈，吸引他们，向他们解释，并说服他们――总之，要跟他们谈判。但是，罗广祥神父介绍的朝廷情况使马戛尔尼感到十分困难。难道朝廷里有权的人是否会不像躲在无形的礼仪屏障后的幽灵那样在他面前走过呢？

与此同时，船队……

中国人像关心英使那样关心他的船队。英国人向浙省地方官要求“指给空地一块，俾伊等支立帐房，将船内患病之人送至岸上暂行栖息。”皇帝立即作出答复：“毋许僭越所指地方滋生事端，沿海居民亦着禁止前往该处。”这种隔离是有道理的。从8月6日至29日，“狮子”号上死了5人：1名兵士，1名木桶修理匠，2名水手，1名军官。水手们用醋冲刷甲板，做烟熏消毒，给船舱通风。

8月27日，浙江巡抚长麟在一份奏折中写道：“且船泊珠山，四围皆系沙泥，不能支立帐房。查珠山之西北有一岑港，在此停泊可以避风放心，且船泊山下即可在船旁支立帐房。”人和船都在一个地方，负责监视外国人的部门就感到方便了。皇帝朱笔批道：“好。”

无论是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还是夷人的表现，皇帝都一清二楚。但皇帝受他人影响，全朝廷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唯独他自己不知道。

第二十八章 皇帝的朱笔 （1793年8月28日-31日）

徵瑞自以为得计，他把马戛尔尼8月25日交给他的那封写给高厄的信寄给了朝廷，而不是寄给收信人。皇帝估量了这一失策的影响：这等于让那600名只求起锚开船的夷人推迟行期。当皇帝发现这个盐政又一次未同他的同事商议就一人作主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8月28日，和?|写了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这3个伙伴30日收到此信，他们一定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皇帝的怒气向他们发来。

朱墨

此信有皇帝的印记：信是由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旁边有皇帝的朱笔批示。他们在这朱墨前叩了九次头，就像皇帝陛下当面斥责他们一样。

和?|在信中首先提到徵瑞上次奏章中的主要一点：“船内众人不服水土，可令先回本国。”这是高厄的希望，也是马戛尔尼的意见，但徵瑞没有向朝廷报告他是如何答复贡使的，也未说他是否作了答复。皇帝对这个漏洞用朱笔批道：“奏章中只字未提。”

和?|继续写道，徵瑞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是否意味着他认为停泊在舟山的船队不必马上出发。他是否认为应该等所有的夷人一起出发？可怕的朱笔批道：“糊涂已极！”中堂命令把贡使的要求尽快寄给巡抚长麟，让停泊在舟山的船队立即起航。

“应该想到，船队官役人等不下六七百人。他们滞留在浙江，开销很大。既然他们自己愿意先回去，为何不想省这笔钱呢？”皇帝现在算钱了：当初他发现英国人主要吃肉时，难道他不是曾传谕别给他们太多的大米和面粉吗？

信最后警告金简、伊龄阿和徵瑞：没有他们3个人共同签署就寄来的奏折暴露了他们3人之间不能允许的矛盾。他们3人是一起被任命陪同进贡使团的：他们应该合作！“朕又节次降旨令3人会商，何以此折仪系徵瑞一人列名单奏？或徵瑞以钦差自居，遂尔目无金简、伊龄同，不与会衔；或金简、伊龄阿因徵瑞条内务府司员，不屑与之联衔。”

朝廷用最严厉的言词指责“此等卑鄙之见”，“实属内务府下贱习气”。通过对这3名不称职的高级官员的斥责，整个内务府都受到了辱骂。

一场家庭纠纷

尽管这3名高级官员并不知道皇帝发怒的全部情况。但我们从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信中的批示了解到皇帝盛怒的痕迹。通过这些朱笔批示，我们看到了乾隆与他宠臣之间的内部纠纷。

显然天子感到厌烦了。朝廷里每个人都因此而遭殃。和?|作为信的起草人也受到皇帝的指责。由于他在“遵旨”前面只写金简一个人的名字，乾隆便指责和?|：“这次，你忘了伊龄阿和徵瑞，你怎么会这么糊涂？”

3名陪同官员不大可能知道皇帝对中堂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那是不符合天朝规矩的。但应该知道，皇帝朱批的信是寄给收信人的，收信人收到信后就抄录下来，并立即将原件寄回皇帝。皇帝还可以在信件上再作批示，所以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天子发了两次脾气。

这位83岁的君主在他鞑靼区的行宫里低声抱怨英国使团――原来为他的寿辰所献的花束已变成一团扎人的刺了。徵瑞使官僚机器的运转发生了故障。他离开了盐政和海关就成了草包一只：这就是和?|在8月16日对徵瑞恶意的嘲讽。徵瑞的无能破坏了像钟表机械那样精密的指挥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知道，马戛尔尼认大沽到热河之所以由一名普通的盐政官员陪同，那全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皇帝非常讲究儒教级别思想的缘故。不应该让马戛尔尼因有像直隶总督那么重要的官员陪同而沾沾自喜：“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皇帝想通过把英国人交给一个盐官来打掉他们的威风。可结果未能如愿：徵瑞是个蠢材。

皇帝的怒气一封信比一封信厉害。在平时说话微妙的官僚阶层里竟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盐政司有幸出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官员。”“所奏糊涂已极。”“所有不令先回一节，更属不成事体。”皇帝呵斥徵瑞的同时，金简和伊龄阿也挨了骂。 “至昨奏到之折系徵瑞一人出名单奏，殊事可解。实属拘泥糊涂，可鄙、可笑。”

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

和?|再次进行斥责。他向有关的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事。这是一种特有的方法：在中国，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承认的，它应该使下属产生犯罪感。对于某些官吏说来，有做错事的想法比“客观上”做了错事更要严重。和?|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对谁都不客气。他指责金简和伊龄阿“可鄙”、“可笑”、“可恨”。

朝廷与这3名官员之间的信件交换可以这么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每次，一方引用对方的话，一方将对方的话进行轻蔑的指责，另一方则表现得惶恐不安。直到大约9月2日，皇帝在3个犯错误者前一天寄出的奏折上朱笔批示后这场争执才暂告结束：“亦不值向汝等烦言矣。”这也许既是针对这3名官员，也是针对内阁大学士的。

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乾隆没有因为替他效劳的人的疏忽而上当，这第一号中国人似乎瞬间清醒了，走出自我陶醉的孤立状态；而整个中国民族一直被一个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制度封闭在这种状态之中。

中国方面远比英国方面紧张。由于制度僵硬的关系，中国人患有宗派思想，打钮扣战。而对方，英国人由于身处如此陌生的环境，加强内部团结。“Right or wrong，my country．”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应该对付的威胁。尽管他们失望、疲惫而且有点恼火，但在我们的史料中找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真正不和的证据。

不可抗拒的恐惧

皇帝的怒气平息了，但不幸的徵瑞还没有吃完苦头：夷人真不会做人。

的确，英使在8月29日交给徵瑞一份曾说起过的有关礼节的照会：要坏事了。

因为这份照会而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徵瑞一个人。马戛尔尼曾为把这份照会译成中文而到处找翻译，但却没找到：中国官吏、欧洲传教士、甚至他自己的满族翻译，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中去。有的官员做事不慎，只因为同意为一个夷人向朝廷转呈违背礼仪的信件而被“打板子”、蹲班房，甚至砍脑袋。这类事难道还少吗？洪仁辉不是就经历过这种不幸的遭遇吗？最后，罗广祥神父同意翻译照会，但不誊写，甚至也不愿借他的秘书。风险实在太大了。

幸亏马戛尔尼还有小斯当东。他现在已能凑合着写汉字。据斯当东和安德逊说，这份照会的翻译与誊写过程真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广样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最后誉写照会就只得靠一个伦敦的孩子来完成了。

既然全国上下都惧伯任何与传统习惯不严格相符的首创精神，那么中国的发展除了通过危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途径吗？马戛尔尼写道：“对传统习惯是否有效不经过认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赞同，这就是中国的主要特征。”

“赞同”：马戛尔尼本可以说那是对神的恐惧。滑稽、残酷和重要的插曲，这概括了英国使团整个活动。

马戛尔尼在这份令人如此惧怕的照会里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一名和他级别相等的中国官员在乔治三世画像前就像他在乾隆皇帝面前一样施礼。两人同时分别在东西方最高君主面前叩头。

徵瑞读了照会后脸色阴沉。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只是些小国王而已。王和乔兴高采烈地建议马上就施礼：这毕竟是让贡使叩头的一种办法。马戛尔尼劝他们不要着急，他很清楚，没有皇帝的赞同，他们在乔治三世肖像前的叩头没有任何意义。

马戛尔尼是否想到徵瑞直言不讳的看法是对的？他是否估计到：即使通过一名官员出面，皇帝也永远不会同意英王与他地位相等呢？不过，马戛尔尼虽然预料到困难重重，他仍继续按既定方针办。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本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即使是吃了败仗，天朝优越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我听说夷人在他们的信函和文章中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叫做皇帝，并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1867年，即火烧圆明园7年以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还这么写。

马戛尔尼由于太不了解这种官方语言因而抓不住要害。他不知道徵瑞之所以被选上负责接待英国使团，正是由于官职卑下。他却以为，既然徵瑞有幸奉旨接待尊敬的英王陛下的使节，那他的级别一定很高。2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中英双方的用意――我们比他们自己还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掌握他们双方的隐秘。不仅如此，我们还掌握历史的隐秘。

第二十九章 谈判不在热河进行 （1793年8月31日-9月1日）

马戛尔尼勋爵本应该来广州，并在现场以强硬而有节制，不屈不挠的态度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夏尔?德贡斯当

1793年2月

8月30日星期五，马戛尔尼把准备工作做完。他打算9月2日星期一上路。出发前还有两天空闲时间：他提出来要“在北京稍稍游览一下”。他立即被告知说，他“应该等从鞑靼区回来以后”，因为“在皇帝接见前就在京城露面是不太适宜的”。马戛尔尼指出：他已经“在京城露过面了”――见过他的人数以百万计。

根据欧洲的外交惯例，只要还没有呈交国书，大使是不能进行任何正式活动的，但他可以随意闲逛。天朝的传统则禁止护送贡物的人在完成正式使命之前在外头露面。也许这也是对贡使的一种暗示：如果他缺乏灵活性，那么他们也会同样采取强硬态度。

人们不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上路去完成一件官方任务：马戛尔尼想像不到中国人居然不明白这么明显的道理。然而，对中国人说来，那天并不是1793年8月30日星期五，而是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假日子。”

今天，这些差别已基本消除――尽管中国人的节日还保留用农历。可是在很多世纪内，中国并没有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登基的皇帝就像基督徒眼里的耶稣基督一样是开创新纪元的上帝。在1793年，法国的革命日历诞生了：这是第一部想摆脱与基督教联系的历法。但毛泽东的中国没有这种勇气。然而，直到今天，中国人在讲自己的历史时仍然既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世纪，也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千年。“元朝？那是在哪个世纪？”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但没有一个小学生不知道元朝是在宋朝之后，明朝之前。

索要礼品

按照惯例，贡使应把“一件私人礼物交到”皇帝“本人手里”。因此，马戛尔尼的四轮华丽马车就“不适宜作为礼物：因为无法把它放到皇帝本人手里。”另外，朝廷的主要官员、皇帝的儿子、宠臣和其他一些人“期待着收到一份相似的礼品。”

马戛尔尼所有的礼物全部都写在礼品单上了，因此他只得向使团成员买那些本来是他们带来中国出售的东西――但按明文规定他们是不准这么干的。马金托什上尉卖给马戛尔尼一批手表，价格按他本打算在广州脱手的价格――因而赚了不少钱。Business is business．

后来，“礼品问题解决了”。梁栋材神父又一次来信。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恰好是8月30日写来的信。他的来信使马戛尔尼继续抱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下面是一篇公开吹嘘个人和阴险抵毁他人的新杰作：

“中国官员似乎对阁下庄重的举止和精美的礼物都十分满意。他们越阻挠我实现为阁下效劳的愿望，我就越到处夸奖阁下的杰出国家，夸奖它的强盛，它的富有，它的信誉，它对科学的热爱。［……］

“我强调中华帝国可以从同英国贸易中获得好处。我指出，每年有50或60艘左右的英国船抵达广州，在那里留下大量的金钱；其它所有王国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及英国船只总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央帝国同英国做生意已经很有利可图，将来它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条件是排除英国贸易在广州所遇到的障碍，让英商还能到另一个口岸做生意。英国商船在新口岸就可不必等四、五个月才能装上货物，也不必须着季风，冒着沉船的危险回国。

“阁下最好能了解他的好朋友。葡萄牙人索德超进了钦天监，可他连天文学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有幸给和?|治好了一次轻微的不适，那就是他发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敢于争取当阁下翻译的原因。他现在有钱，有地位。但如果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当翻译，那么他就会很快丧失他的钱财与地位。［……］再说，我对这个传教士唯一的意见就是他有意反对英国。［……］。

“阁下从热河回来时，在北京需要赠送许多礼品。（下列一张名单，马戛尔尼后来派了大用场。）重要的是千万别让索德超影响这些礼品的分配。我只是提醒阁下，贺清泰先生和罗广祥先生不懂人情世故。”

这个教徒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代，侯爵的儿子。他不顾教士间应有的团结和基督教倡导的仁慈给勋爵写信。的确，在全世男所有的宫殿里，“人情世故”与“地位”在当时总是压倒任何其他考虑。

“根据阁下写给我的信，我知道在阁下去热河之前我不能拜见他。而且，根据我听到的某些消息，我估计在阁下回来后我也不易见到他。”这两句话可能使马戛尔尼有点担心。难道梁栋材预感到从热河回来后，英国使团的日子就不长了？

法国的意外出现

第二天，即8月31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这位写信迷。梁栋材为不能早一点来看他而表示歉意，但他把这归咎于“钦差大臣的嫉妒”：“他受不了我关于英国伟大以及它对中国很重要这一看法。”马戛尔尼承认这个神父消息很灵通。但貌恭必诈，难道不是吗？他最后离开话题说：“我将安心地留在这里，因为我深信阁下不会在热河谈判。”马戛尔尼心想：“如果不在热河谈判，那我去那儿干什么呢？”

马戛尔尼准备乘坐四轮旅行马车去热河。这辆旧马车“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画下了车子的图像”。但是，“尽管马车十分舒适，工艺精良，但车身颜色黯淡，因此样子不好看。”中国人喜欢鲜艳的色彩，他们不明白“英使竟会坐颜色这么黯淡的马车”。这又是一个误会。

在分发去热河行宫穿的礼服时，人们打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镶有金色饰带的绿呢礼服。“这些衣服都是已经穿过的，甚至经常有人穿。”拉吕泽尔纳先生的名片还缝在礼服的衬里上。拉吕泽尔纳先生曾在1788年至1791年期间出任法国驻伦敦大使。“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一个在华的外国使团穿。”英国人用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件事。“中国人对我们穿上这样的礼服可能发现不了有什么可笑之处：可在我们之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使团的画家亚历山大在一位头戴蓝顶的官吏陪同下去圆明园取一张天体运行仪的图纸。“路上，我们迎面与一位亲王的队伍相遇。按照中国礼仪，必须给亲王让路。我的陪同试图说服我在这位皇族成员过来时下跪叩首。这位令人敬畏的老爷见我明确拒绝行这种礼时似乎乐了。”天真的亚历山大有很浓厚的英国意识。他一刻也不会想到微笑里也会充满了对他“野蛮表现”的谴责。

野战炮将不出征

敦达斯和马戛尔尼原先不顾东印度公司的警告，坚持要把速射炮列入给皇帝的礼品单中：“听说要介绍一些中国人无法仿造，而且他们会知道是无法抵御的武器，我们对此感到某种忧虑。在中国，火器从来就是招惹麻烦的东西。”英国政府和特使不听这些谨慎的劝告。难道是想把野战炮同韦奇伍德瓷器和兰开夏呢料一起卖给中国吗？还是想炫耀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使团的武器装备使钦差大臣感到不安：“此人原先强调要把全部礼品都运到热河，现借口皇帝不久就要回北京，要求不把野战炮运到热河。他还要求把火药桶全部交给他。”早在1757年，中国就曾发布过一项告示，绝对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规章制度总还是规章制度。

9月1日，徵瑞写信给他的主人：“明天早晨，奴才将带贡使离开京师。到热河后，即10天后，他就可觐见皇上。”

金简来看望马戛尔尼，预祝旅途顺利。他告诉马戛尔尼，皇帝十分赞赏马戛尔尼所采取的措施，即“让在舟山的‘狮子’号上病员隔离扎营，不让水手们到处乱走。”朝廷已发出命令，高厄可以“随时起航出发”。

马戛尔尼似乎没有发现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在他们的同胞周围建立一条防疫隔离带。皇帝祝他们“一路顺风”，意思是说：“这下可轻松啦。”这样，少了600个需要提供大量肉食的饭桶，也是少了需要监视的600个间谍。

傲慢对自负

在皇帝的庇荫下

（1793年9月2日-10月6日）

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总是习惯和差不多在起支配作用。这样一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生活在一种模糊而把握不定的环境之中。

德日进

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

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

外国人的话里没有真话。

《方士秘录，马雅诗篇》

第三十章 长城路上 （1793年9月2日-5日）

9月2日星期一，凌晨一点，鼓声震天。“我们的寝具统统装上了车。在一支强大的马队护送下我们离开了住处。”出城花了4小时，因为尽管时间很早，沿路还是挤满了人。“7时，我们出了北京城，来到富饶、精耕细作的郊区行走。”

马戛尔尼和小斯当东乘坐马车。斯当东的父亲因痛风发作，故坐轿而行。70名随行人员中有40人是军人，分别骑马或乘车，由200名中国挑夫运送礼品和行李。随马戛尔尼来中国的人员中有21人被留在北京。画家亚历山大因此而十分气恼：“只离长城――这人类的奇迹，智慧的见证――50英里了，却不得而见，乃是这次旅行中最最扫兴的事了。当使节团走过风景如画的地带，却把画家们强行关在北京，这简直不可思议！”

车队行走了25英里之后停了下来，此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使团一行在一座花园附近的皇帝行宫南雪轩安顿下来。他们只能在这处欣赏皇宫，因为他们只住其中的一座楼。官员越来越多。王大人和乔大人坐上了特使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他们对“马车的灵巧，对玻璃窗和百叶窗可随意开闭，赞美不止”。食品和饮料都“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一路上由人挑着，供使节团人员用餐。“晚饭时，招待我们饮用当地的一种略带苦味的酒和一种用米和黍类酿成的酒。后者酷似我们的刺柏子酒。”

从北京到热河，英国人用了6天时间，行程160英里，沿途住宿在皇帝的行宫。有人告诉他们这些行宫不是国家公用住宅，“甚至连朝廷内那些最高级官员都未曾享受过”。英国人能下榻在皇帝的行宫感到受宠若惊。这样厚爱他们，说明已决定要满足他们。

但他们并不知道最初的安排。徵瑞原打算让马戛尔尼住进当地居民家，而从安全考虑，想把贡品放在皇帝行宫。住居民家！难道就不考虑要禁止接触的问题吗？乾隆生气地用朱笔批示：“所奏尤属拘泥。贡件既在行宫朝房安放，贡使等何必又令住宿民房？沿途行宫如膳房军机直房皆可住宿，即或不敷，阿哥所亦属空闲，尽可与之居住。贡使与贡品同在一处，岂不更有照应乎。”

朝臣、太监们的住处很适合使节团的身份，谈不上让他们住进皇帝的住处。实在必要时可动用皇子的住所，只是不要向特使说明，否则他们就会不可一世。白费心思：英国人后来还是对读者说他们住进了皇帝的行宫。

御道

乾隆对使团行走速度也下了御旨：不必匆忙。“阴历八月上旬抵达即可。”要“照顾使团，缓步行进。”皇上决不希望这些会带来诸多麻烦的宾客在热河长时间居住。他采用了徵瑞编造的借口：“夷人软弱，惮于车马。”他们是娇气包，胆小鬼！英国人认为“走得很快”，并对此感到满意。中国人安排他们慢慢走，而英国人则认为自己走得很快。阅读中英双方的资料时，我们的感觉是在读两次不同的旅行。

英国人炫耀他们获准住进了皇帝行官，但他们并没有享受走御道的特权。从北京至热河的大路中央为御道，10尺宽，1尺高，由砂土和粘土混合而成，经浇水，夯实后具有磨光大理石的硬度，赫脱南曾说：“这条路像客厅地板那样干净。”温德也说：“像弹子台那样平坦的路中央只供皇帝陛下通行。一般行人走御道两侧的两条道路，它们修建得也十分好，树木成荫，每隔二百步，就有一个总是盛满水的池子用来喷洒以免尘土飞扬。”赫脱南又说：“在皇帝经过时，当时世界上或许没有一条比这更美丽的路面了。在我们来回的路上都见到大批民工在修整路面。”马戛尔尼计算过：全程共有2．3万名民工，分成10人一组，相隔百米在劳动。

路上日夜都有卫兵守卫，禁止行人进入。皇帝驾到前夕，任何人都不允许在此落脚。皇帝一离开，马上就没有人管了，路面也很快被损坏，所以一年必须修两次，一次是皇帝去鞑靼区，另一次是皇帝从那里回来之时。因而温德稍带讽刺地说：“如果中国人能像管土地那样管空气与阳光的话，他们也许会向皇帝献上专用的更纯洁的空气和更柔和的阳光。”

设防的城市

第二天使节团全体人员走山路从南雪轩到了密云。他们看到西面10英里处一座山顶上的长城。但使团在更朝北的地方才穿越长城。

在密云，晚上他们同一位鞑靼族军官一起聊天，他与王大人官衔相同，但后者却对他显出一种极大的尊敬。这位军官知道英国在欧洲享有优势，知道“它是一个文明的，有创造性的强大国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马戛尔尼夸他“通情达理”，“有教养”。一个鞑靼人怎么会了解欧洲情况呢？据罗广样神父说，法国传教会会长承担的诸多任务中，有一项是“须去大人物家中拜访，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有关欧洲、海洋与科学的问题”。这位军官可能参加过这类谈话。

景色变了：风光秀丽，畜牧业兴旺。牛羊成群。“羊身很肥壮，尾短而粗，好似一个肉球。”观察得很准确，今天的蒙古羊还是具有相同的特征。

第三天，使节团到了玉新山。在下榻处附近，马戛尔尼和卫队军官从容不迫地察看了这座要塞：围墙，碉堡。他们都作过精细的描述，好象要去攻克它一样。

为什么城堡上没有一门大炮呢？乔大人认为它没有用，因为中国的敌人也不拥有这玩意。壁垒仅仅是为使皇帝的财宝和粮仓免遭强盗的抢劫用的。马戛尔尼都作了记录，但未作评论。这个国家没有炮兵，而英国却有。中国人自称从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就使用大炮。当1621年澳门的葡萄牙人献给明朝皇帝3门臼炮时，该市的议会不得不“派了3人去教中国人如何使用。”怎么原先比西方先进后来却变得落后了呢？英国人相信不断地进步。然而，倒退的情况毕竟也是有的。中国遇到了这种情况，应验了自己的一句谚语：“不进则退。”

秀丽景色

山路越来越高。这队人马沿着悬崖行进着。见到了小河边上有棵垂柳。“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夜不寂寞，得时闲鼓吹者，是树皆有功。”

连安德逊都被陶醉了。英国人在这片广漠的中国土地上，离开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到十分自在。

当年马戛尔尼走了6天的路程而今坐车只须6小时就能走完。昔日的河流，沟壑，尾巴粗短的羊群，长城，村庄依然存在。垂柳及金字塔形的岩石照样屹立在峰顶，只是皇帝的行宫不见了，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劫掠圆明园的肇事者已为世人所共知，西方人良心上不停地自我谴责，但至今无人知道破坏御道上皇帝行宫的肇事者，也没有人为此感到内疚。

钦差即将离开使团，去热河安排使节团抵达事宜。他在一次交谈中转弯抹角地告诉马戛尔尼他一直未向伊拉斯马斯?高厄转交信件。特使对此大为惊讶，却未追问。这种冷漠态度令人奇怪。究竟是外交需要，是顺从上面的旨意，还是清闲者无牵无挂时脱口而出呢？

烟草国家

尽管痛风发作，斯当东还是观察到“这个省的低洼地区种植烟草”。中国人“用竹子做的烟袋”抽烟。抽烟的习惯很普遍，“男女皆有”。巴罗指出：妇女“佩带一只小丝袋，里面装着烟袋和烟草”。安德逊写道：‘小孩从能拿烟袋时起，就学着父母样抽烟。“10岁的女孩，甚至更小些的，嘴上都叼着一根长烟袋前来观看使团队伍。”马戛尔尼写道：“在社交时，中国人把相互交换烟袋，抽上一口视为高雅。”安德逊又指出：“中国人指望抽烟来预防传染病。”他们抽烟很凶，为表明一个人已病入膏盲，他们用“他连烟都抽不了了”这种说法，就像我们说：“油尽灯灭了”一样。

在去广州的路上，英国人看到大片烟草种植地。斯当东注意到“烟叶都在地里露天晒干。”他匆忙地下了结论，认为烟草在中国是土生土长，“并没有采用外国习惯”。我们的旅行家不断作出各种无法得到证实的猜测。但他们叙述的内容却又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这是他们亲眼所见，而且这些人又都是外交官！

大胆的论断。今天，大家都知道烟草是由首批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家从南美输入中国的。在明朝走向衰落的时期，烟草和其他贸易作物如茶叶、棉花、靛蓝植物与甘蔗一样得到了发展，而粮食蔬菜作物却受到了影响。这样，商业队伍和城市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贸易的增长削弱了中央集权。中国还有另一个常数：一旦集权解体，到处都出现改革。

中国继续在烟草的生产和消费上绝对地保持着世界纪录。在中国内地，离宁波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我遇见了一位美国工程师，他要在中国呆3年，为“万宝路”建造烟厂。他用统计曲线向我证明说中国将在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无可匹敌的香烟销售市场，我们法国烟草专卖局却似乎没有看到这点。它更注重保护自己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去占领国外市场。

毒品鸦片

在一个人人都抽烟，而只有政府才有权提供这种需要的国家里，走私在今天能获得暴利。他们公开揭露那些庞大的倒卖团伙的头子，称他们是“香烟大王”，军队的卡车，火车，邮政车辆都参予了倒卖香烟交易，产生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他们能买通国家公职人员，并能随意挪用资金。

1793年，英国使团发现中国人除了人参和辰砂，对鸦片又有了癖好。马戛尔尼指示不许提及这个问题。因此使团在中国期间，从未提过这个问题。但马戛尔尼对印度公司几乎不加掩饰地进行的牟利走私活动了若指掌。荷兰人文普兰是这样写的：“近25年来中华帝国吸食这种麻醉剂的人数剧增，每年消费量为2400箱。”这位同时代的人还透露了广州当局在这类走私交易中与外国人勾结在一起。

无论是鸦片的种植还是鸦片交易，在共产党中国尚未彻底根除。在云南、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区一直种植鸦片。现在轮到西方来接受这些毒品了。

英国人沿途看到负载了很重的木材和木炭的骆驼商队。“200匹骆驼只由一人看管。骆驼是所有大自然兽类中最驯良的一类，它能长期忍受辛劳，并且驮运重量大。”这种“为奴役而生”的骆驼总带着一丝忧伤到处溜达。

终于见到了威武的军人

9月5日上午，队伍穿越了一座峻峭山峰：南天门，即“上天之门”。英国人在那里见到了久负盛名的长城。阿姆斯特朗后来则说长城是唯一能从月球上见到的人工建筑物。

旅行者到了一个四周都是陡壁的山谷。狭窄的道路蜿蜒曲折，下面就是一条激流。长城截断了这条小路，往山上延伸，并且已有些塌陷，而整个景色至今未变。

英国人进入了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古北口，受到三响礼炮的欢迎。“为欢迎我们，搭起了一座牌楼，上面装饰着各种彩色的丝绸缎带。”士兵们列队双排，从牌楼一直排到长城脚下。这支威武的军队第一次给英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军容和队列操练了。士兵们穿着一种锁子甲，头戴钢盔，从头顶起盖到肩膀。”共有10个连队，每连有80人，排成密集的队伍。各连士兵服装不同，也都有自己的军旗。

这些是满族的“八旗兵”，不是温良恭俭让的汉族军队。他们既不带遮阳伞和扇子，也不带烟袋。斯当东详细地指出：他们的弓由一种“具有弹性的木头”做成，弓弦由“丝线编成。”汉人和鞑靼人都很重视“使用弓箭的技巧。”钦差向皇帝报告说：“一切旗仗队伍尤须鲜明整齐，以肃观瞻。”这对双方都很体面。

思想上的长城

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走了半小时就到长城脚下。他们爬了上去。马戛尔尼记下了巴瑞施中尉和他的士兵按照他的命令丈量的城墙，女墙，巡查道和碉楼的尺寸。他认为这“无可比拟的建筑物”是帝国强大和英明的标志，因为“它能一劳永逸地保证未来若干世纪里国家的安全。”

他把事情简单化了。他不知道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20年至210年间只是连接了早已有的长城各段，他并没有修建长城，而且当时只是一条简单的土墙。在千年之后，长城才用砖和石头砌成。明朝时又得到了加固。它不止一次地让入侵者过了关。它把两边的景色都隔开了。结果更多是制止了出逃而不是制止了入侵。今天，从中国出来还是比进去更难。长城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军事防御物。

英国人手拿笔记本从各个角度测量了这建筑物，如此细致的观察惹恼了中国人。他们认为这些古老的城墙属于风景的一部分。可以看，却不能仔细检查。他们几乎怀疑到了英国人是否有什么坏的企图。他们的嗅觉很灵：本松中校和巴瑞施中尉关心着他们肩负的一项秘密使命：一旦和平使命失败，就得准备不那么和平的远征了。

但大部分英国人希望带一些“纪念物”回国。他们捡烂砖块，把它们像金条一样珍贵地收藏起来。

同一天，另有一些英国人应当地居民之请在法国土伦登陆；无套裤汉潮水般地涌向国民公会，后者“把恐怖提上了日程”。

搬运工不如说是图书馆，而且都是好书。我考完试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倒柜把你那本蓝衣社碎片找出来读了个痛快。一口气读完，十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俩眼冒金星。

谢谢给大家推荐的好书，辛苦了！

第三十一章 在鞑靼区 （1793年9月6日-8日）

长城以外，就是鞑靼区了。英国人发现这是一个荒无人烟，未加开发的不毛之地，不是山脉就是谷地，再也见不到：“金黄的麦穗，花园及漂亮的房子”了。他们到达一座高山脚下。这是一条在岩石上开辟出的崎岖山路，若不增加马匹，他们的车辆就无法攀登上去。“这又一次显示中国人在进行公益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才智。”

“鞑靼人总归是鞑靼人”

晚上被指控偷了东西的一名鞑靼仆人和两名汉族官员之间发生了冲突。鞑靼人出言不逊。王、乔两位大人让人用竹棍打那名仆人，仆人对在鞑靼土地上遭到汉人鞭笞怒不可遏。再一阵打后，他还未平息下来。“王大人无奈地对我们的翻译说：‘鞑靼人毕竟是鞑靼人”’。（然而，他却不知李先生也是鞑靼人……）

鞑靼仆人觉得自己有特权。马戛尔尼欲出来调解：现在是在鞑靼上地上，不是汉人自己的家园。两位官员笑而不答，因为汉人人口众多和自己在天朝等级上高人一等而感到了不起。

这天晚上，马戛尔尼从乔大人那里高兴地获悉他有关礼仪的建议很有希望被皇上采纳。

混淆视听

9月6日，走了第五段路共13英里。不要走得太快。越往上走，天气越冷。马戛尔尼发现这里许多人“患甲状腺肿，同在瑞士瓦莱州一样。”

赫脱南报告说有位官员来见他们，要求看看“我们给皇上带来的稀珍物品”。这位官员说：“听说你们带来了一只食煤为生的母鸡，一个只有一尺半高的侏儒，一头只有猫那么大的象，还有一只魔枕，只要把头靠在上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又补充说：“这肯定都是真的，因为他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

这些无稽之谈纯属中国人的想象，矮象是一种盆栽式的象，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充满了这类稀奇古怪的动物。为什么这些“蛮夷”不能乘飞毯旅行呢？使团在他们的行李中正装着一只在欧洲盛行的热气球。

一贯谨慎的马戛尔尼证实了赫脱南的说法。翻译为他们念了一份传播这些无稽之谈的报纸，把他们都逗乐了。（他还加了一则：一匹只有耗子大的马。）他很平淡地说这是天津出的一家报纸。是李先生在一个月前，路经天津时买的，难道在这以前他不敢让他的主人们看吗？

自发的谣言。就像在对海外奇谈颇有兴致又缺乏批判能力的群众那样轻而易举地就传开了。或者是远距离操纵的故意歪曲，旨在把西方人说成是大自然的怪物。现在他们的形象就是一些可笑而无足轻重的脱离社会的人。这种巧妙的方法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建立起一座分隔文明和野蛮人的纸的长城，它同凝聚着鲜血的石头长城同样有效。

身怀绝技的农民

我们的旅行者已有好久没有见到耕种的地了。在一个陡峭的山峰上，他们见到了一些开垦地。今天，顽强耕作的业绩在这条路上仍然流传了下来。人们在峻峭的山坡上填方挖土，建起了一块块小花园式的耕地。

高处一个人正在陡坡上翻地，只要他站起来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我们的旅行者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这位农民身上系着一条绳索。“那位艰韧不拔的垦植者就用这种方法在绝壁上耕耘，播种和收获，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减轻这大山的荒凉程度。”中国画就是如此：在辽阔无际的景色里，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物在活动――融合进大自然的一个小人物。

大山丘上，这位身怀绝技的农民盖起了一间小木屋，周围还有一个小菜园子。他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种植一些东西来养家糊口。这种勇气和智慧使英国人赞叹不绝。安德逊引了“一首4000年前的中国古诗”，法国人把它译成了德里尔教士的语调：

君主爱憎何足道，

掘井自饮乐陶陶，

春种秋收足自给，

硕果累累丰年兆。

这是正在发展的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未来的英国和持久不变的中国之间惊人的相遇。

9月7日，热河在望。官员解释说，附近乡村都为皇家所用。孔子说：“所重民食’，甚至在“丧祭”之前。乾隆认为不爱惜肥沃的土地，就有失帝王的职责。

这次旅行将是一场盛大的“首次演出”。英国人诚然没有走在光滑得像镜子一样的御道上。他们骑的马有的瘸了，有的失足或拒绝前进。有的马鞍只剩一个马镫，或者两个都没有了。“中国官员的仆人却清早骑着好马就走了，留给我们的都是些瘦骨嶙峋的劣马。”这些都没关系：旅行者们一想到自己正在完成一桩历史使命，马上就精神振奋。他们为一点小事就乐不可支，如获悉鞭打别人的马是重视对方的标志，而过去却把这当作是失礼的行为。在这里算礼貌，到别处则成了一种粗鲁行为。一种人在另一种人眼里总是野蛮人。

这6天是使节团的假期。“简直以为是在法国的萨瓦省或瑞士旅行。”是因为山上稀薄的氧气的缘故吗？他们陶醉在惬意的蒙胧状态里向热河前进。

庄严的入城式

第七天，9月8日星期日上午8点，旅行者到达离皇帝行宫1英里的一个村庄，仪式之前进行一翻梳洗。“全体人员准备参加庄严的入城式。”

这支队伍必然会使人想起国王的入城式，想起佛兰德斯主保瞻礼节街头景象，圣体瞻礼节的仪式行列。让?博丹在《共和国》一书中对此作了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回顾：整个社会都在这一天展示自己，并在摆阔。

队伍的排列程序应该产生出最佳效果：

100名朝廷官员骑马开道

本松中校

12名轻骑兵，排成3行，每行4人

巴瑞施中尉

鼓手，笛手

8名炮兵，排成2行，每行4人

1位炮兵下士

克卢中尉

16名步兵，4人一行

1名步兵中士

8名侍从，共4行，每行2人（穿着法国使团的漂亮的绿、黄色号衣）

2名使者（穿戴同上）

4名乐师（穿戴同上）

6名使团的男士，2人一队，穿着绣金的鲜红外衣

马戛尔尼勋爵，乔治?斯当东爵士和他的儿子乘坐轻便马车

最后是一名穿着号衣的传者在他们后面压阵（安德逊具体指出这是那位黑人男仆）。

队伍这样排好后，用了两个小时走完了最后1英里路，到达了热河的宫殿，礼品在他们之前已经运到。队伍在“众多的人群中行进，这些观众都为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所吸引，这样的景象他们今后也不会再见”。

安德逊越过了幽默与讽刺挖苦的这条界线。“我们这支队伍确有可笑滑稽之处。”如说军人和外交官员们穿着漂亮的话，“但队伍里的其他人员却显出一种非常难看的样子：有些戴圆顶帽，有些戴尖顶帽，还有的戴着草帽；有人穿长靴，另一些人则穿短靴，有的皮鞋还配上带色的长袜”。“华丽的侍从号衣不合体。整个还不如改穿虽破烂却划一的服装来得合适。”

当这支穿着可笑的队伍随着“上帝保佑吾王”的乐曲慢慢向前行进时，外交官都在想这样做是否会对英国产生好印象。想来观看一个奇怪的民族的观众肯定不会感到失望。

第三十二章 礼仪危机 （1793年9月8日-9日）

热河是帝国的第二首都。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因为权力高度集中，而皇帝又在这第二皇宫中度过夏天的3个月。罗马不再是罗马，寡人所到之处就是罗马……

“热河是我选定的。”乾隆的祖父康熙这样写道，“我令人把亭台楼阁建筑在松树林中，清澈河水流淌，见到这迷人的兰花，一种完美的感情就油然而生。松树，竹林使我联想到正直。我站在小溪边赞赏那清澈见底的流水，丛生的野重则让我产生对杂乱无章的厌恶。”我们简直是在阅读夏多勃里昂的文章：“他就是神，峡谷中的野草，高山上的雪松都为他祝福，昆虫为他低声唱着赞歌……”

热河又是一座贫穷的城市，街道弯曲而肮脏，由简陋的木板房组成。若不是乾隆效仿他的祖父在此筑起梦幻般的宫殿和花园，若不是他每年夏天来此奢华享乐，热河真不值得让人“长途跋涉，艰苦地绕这一大圈。”

这里也是一个巨大的军营。“皇帝逗留期间，这里驻扎着10万军队。”乾隆不愿冒险。他离开北京，一支满族军队就担负起保卫他假期生活的任务，他不怕有人叛乱。

这里也是喇嘛教的圣地。我们的旅行者到达时，就遇见了一大批朝圣者和穿着黄色袈裟的喇嘛。“百姓们似乎不怎么尊重他们，而他们的行动举止也体现不出有身份人表现出的那种尊严。”

确实，我们这些基督教新教徒带来了反教权主义思想，尤其是自亨利八世的英国国教改革以来，反修道制度的思想一直很强烈，但这些意见不会激起乾隆臣民的愤慨。他们把和尚看成是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形象：小偷、馋鬼、酒徒和色鬼，就同中世纪欧洲的讽刺剧中形象固定的僧侣一样。中国古典文学甚至对尼姑也不客气，把他们写成为伤风败俗之事穿针引线的人。

迟迟不见的接待委员会

阴暗的星期天！监狱式的宫殿再一次地在等候英国人。在山坡上有三进院子，铺着石板，四周有走廊。第一进院子是厨房和附属建筑。第二进院子为特使和斯当东的住处。第三进院子是使团的随行人员和侍从的房间。

至于高级官员，他们一个也没有出来迎接，只有“下层的”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观看。安德逊毫不掩饰这种受到屈辱的感觉：“没有一位官员出来迎接大使。我们走进馆舍的排场很大，受到的接待却微乎其微。”再说马戛尔尼事先曾宣布“和?|要亲自迎接大使进入热河。”

为等待他的光临，本松中校命令士兵随时准备，“我们至少集合整队了12次，我们把每一位出于好奇来看我们的官员当作阁老来了。”白天过去了，直到吃晚饭时，和?|还是没有来。

这一天，广州得到了两条重要消息：2月1日法、英宣战；由阿克帕特里克上尉率领的一个英国使团进入西藏。东印度公司没有可供使用的船只，又拒绝把信件托付给皇帝驿站。他们匆匆装备了一艘小帆船，于10月5日把它派往天津，结果还是没有遇见特使。

马戛尔尼同他的伙伴一样感到不安。但他十分冷静，并竭力设法挽回面子：“钦差前来退还我关于谒见礼节问题的照会，建议我直接面交阁老，由他来答复我。据王、乔两位说，皇帝在花园的一处高台上观看我入城及我们的仪仗队伍，他十分欣赏，命令阁老来迎接我。”

不久，又下了道相反的命令；阁老的随从人员太多，大使的馆舍太小；所以要马戛尔尼去叩见和?|，再说他膝盖受了伤，行动不便。

马戛尔尼报复了和?|。究竟把他当什么人了？不把他当作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使节看待！他借口路途疲乏谢绝了邀请。你借口膝盖受伤，我就说腿不好。当晚由斯当东出席了阁老的晚宴。

始终没有照会的消息，马戛尔尼可以认为它没有引起异议。乔大人不是暗示过这一点吗？斯当东指出：照会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徵瑞在退还的时候还说“他一直把此照会留在自己手中，但没有读过”。英国人丝毫也不相信，准是有人授意这么做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使要进行艰巨的较量。他有这个能力吗？他的外交病只能激怒皇帝。王大人和乔大人害怕朝廷会怀疑他们授意写这照会。他们恳求斯当东让他儿子用中文名字在照会上签字“以证明是他写的”。激怒的皇帝会赦免一个孩子的脑袋，却不赦免他们的脑袋！

面对天朝政府

乔治爵士只由小托马斯和李先生陪同来到阁老官邸。小斯当东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受到了非礼的待遇。“晚上，我们去见大阁老。我们见他与另外4位大臣坐在官邸的一间大厅里。他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不过，他请我们喝了热奶，为我父亲准备了一个座位。李先生和我都站着。我们谈了约一小时，然后就告辞了。”在这冷漠的接待中，还是有点儿客气：他们早已发现英国人爱喝奶。

父亲没有儿子说得那么多，作为公使。他极力“说得轻描淡写”，但同他儿子说的没有冲突：“阁者接见全权公使时、坐在一个铺着绸子的高椅上，两旁是4位内阁大学士，两位汉人，两位鞑靼人”。

斯当东谈到另外几位官员时好像他们都是和?|的属下。事实上，坐在他面前的是6名内阁大学士中的5名（很可能就阿桂缺席，因为他年龄大大）。他没有意识到天朝政府成员几乎全都在场。和?|避免在这第一次较量中单独行动。

他首先照例询问斯当东关于“使节团访华的意图”，语气十分冷淡。斯当东让托马斯把英王写给皇帝的信的中文译稿念了一遍、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英咭利国王乔治三世蒙天主恩，英咭利国及佛朗西（原文如此）及爱尔兰国王海主卫道者，恭惟大皇帝万万岁。［……］

“本国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要让别国能得着我们的技术和好处；我们更想明白各国的技术。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如今本国与各处全都平安了。［……］从前本国的许多人到中国海口来做买卖，两下的人都能得好处，但两下往来，各处都有规矩，自然各守法度，惟愿我的人到各处去安分守规矩，不叫他们生事，也希望他们不要受到委屈。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

“我如今为这些缘故特差一个人到中国来照管这些事情，我所派的乔治?马戛尔尼是本国王的亲戚，忠信良善议国事的大臣［后面约有20行关于他仕途经历与才能的文字〕。我又恐正贡使到那里或有别的缘故，所以又派一副贡使临时替他也与正贡使一样，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后面约有15行关于他的长处的文字）。如今我国知道，大皇帝圣功威德公正仁爱的好处，故恳准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以便回国时奉扬德政化道本国众人。至所差的人，如大皇帝用他的学问巧思，要他办些事，做些精巧技艺，只管委他。

“我本国的人或是在中国管的地方住着或是来做买卖，若是他果能安分小心，求大皇帝加恩。［……］

“惟有祷求全善天主保护大皇帝长亭太平之福，庇佑英咭利国永远平安受福。

英咭利国王乔治。

当见习侍童用中文念英王信的时候，大学士仍然坐在那里。若是他们皇帝圣旨的话，他们早就全都跪下了，而且要英国人也跪下！他们有着两种衡量标准。

接着，斯当东呈上那份被退还给特使的关于礼节的照会。他要求有个书面答复，以供正使研究。和?|“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但他的反对意见却“早已准备好了。”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阁老请公使把他的意见转告给特使，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他没有提及书面答复之事，谈判大门是否还敞开看呢？

无知的文件

禁止旁听吗？根本不是。“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大厅内挤满了官邸的服务人员，他们可以随意听谈话内容，似乎与远方来的外国人打交道时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在与外国人的关系上政权并不保守秘密：这不是一次谈判而是让人看看一个不变的程序。由于在场的人太多，阁老就必须在他们面前保持一种使人敬而远之的威严态度。他不断地表现出天朝对英国给予恩赐优待，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觉出英国人的傲慢态度。

双方都谈了自己的理由。礼仪危机产生了。皇室档案说明乾隆对这个使团的看法越来越坏。他对特使避而不见而只派他的副手出席十分恼火。派副手有什么用？送“一纸无知的文件？”是指国王的信？还是那份关于礼节的照会？可能是两者兼指，而且兼指它们的内容和形式。

在使节团抵达热河时，皇帝在9月8日的圣旨里已经确定了一项作为最大限度让步的礼仪安排：他同意简单地只下跪一次，而不必行三跪九叩之礼：“领臣等即将该正副贡使由西踏跺带至御前，跪候皇上亲赏该国王如意。宣旨存问毕，臣等仍由西踏跺带至地平前中间槛内，向上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即令其入西边二排之末，各行一叩首礼，归坐赐茶。”

现在英国人对这些礼节要提出异议！中国人还有另一个发怒的原因。“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

斯当东建议的对等原则能被乾隆理解吗？他是宇宙秩序里至高无上的人物，并是这秩序的保证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不相容性。一个精神病患者对世界的感知无法还原成其他人的感知；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间约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提出体现互相平等的仪式纯属荒诞可笑；一纸无知的文件。

乔治三世的建议也是无知的文件，荒唐透顶。让中国得益于英国的进步－－好像中国不能自给一样！要求在广州的英国公民不要受到委屈――好像皇帝委屈过他们一样！想在北京派驻一位常驻代表――好像蛮夷送完贡品后不该离开天朝帝国！自称是乾隆的兄弟和朋友――这位唯一的天子难道会有兄弟和朋友吗？寥寥数语中竟有如此多无法原谅的失礼之处！

9月9日乾隆愤怒地说：“朕意深为不惬。”

第二天他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但在像奥古斯都一样息怒之前，他曾打算中止一切有关英国使团的活动，不接见马戛尔尼，把他打发回直隶――他的登陆地点。

马戛尔尼认为的聪敏的妥协方案并没有被接受，并比第一天更严肃地向他提出了要求：见皇帝时他必须叩头，不折不扣的叩头。他遇到了麻烦。他得设法免得被处死。

他接下来思考了两天，中国人把他孤立起来，并不断向他施加压力，想以此使他屈服。

就干！

马戛尔尼确实下了决心。他甚至没有觉察到有危险。当钦差、王大人与乔大人再一次劝说他放弃自己发明的那套礼节时，特使仍坚持对属国君主与独立国家的国君应当区别对待。他仍确信皇帝不知道他的建议，只要这些建议呈递上去，皇帝必定会接受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向对方致意这方式。

马戛尔尼是否像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自信呢？如果是的话，他是否把中国人的恼火当作虚弱的表现呢？他又一次指出了中国人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一会儿中国官员恳求马戛尔尼叩头礼，说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一会儿却说要中国官员在英王像前趴下叩头事关重大。

他没有想到中国人的逻辑同他的看法相反，但是无懈可击的。他们认为按多少世纪以来的日常习惯在皇帝面前叩头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在别的君主前叩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天子。

对方甚至提醒他注意自身安全，他傲慢地回答说“他对国王的忠诚要比考虑个人的安全来得重要。”他习惯这样说，就干！英国的荣誉面临威胁，担子落在他的肩上。他没有忘记自己向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典礼官提的抗议，也没忘记对海军司令德斯坦的高傲回答，也未忘记接受决斗时视死如归的决心。

然而，斯当东却感到这威胁越来越大。气氛变得敌对起来：“特使同阁老交涉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人看到使节团中就这么些少数处于孤立无援的外国人，无法想像他们怎么敢对皇帝提出条件，甚至拒绝服从圣旨。”有些人推测马戛尔尼会遭受葡萄牙首任特使贝勒的命运，他是因为“不遵守中国习惯”在16世纪20年代死在狱中的。对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来说，两个半世纪又算得了什么呢？

斯当东骄傲地指出，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固执感到吃惊。他没有觉得中国人对他们的不顺从感到气愤，对他们的头脑不清醒感到奇怪。开始谣传说皇帝将不接见特使了。如果说皇帝的怒气不被和?|与王大人平息下去的话，这种情况很可能真会产生。

第三十三章 赢啦！ （1793年9月10日）

9月10日，徵瑞、王大人、乔大人3人再次来访。小斯当东不加考虑就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了一个变化。“第一位的官衔降了二级，气氛变糟了。”

尤其对徵瑞说来，确实糟了，但为什么要处罚他呢？他一转身，两位汉人就急于向马戛尔尼介绍这位鞑靼上司受处分的事。他们对此十分开心。在“狮子”号的大厅内，马戛尔尼挂过一幅皇帝御像。乾隆从徵瑞的报告中获悉了此事。当他见到这位钦差时就问他这幅肖像画得是否像。徵瑞惊慌失措，不得不承认他未亲眼见过，因为怕晕船，所以他没上去。但圣旨明确地要他上船拜见贡使。圣旨说得十分明确，所以他在奏文中只说已遵旨办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乾隆头脑清醒，所以诸臣对此十分害怕。可以对任何人撒谎，但对皇帝必须说真话，否则就是犯罪。

但通过皇家档案我们了解这次王大人和乔大人也对马戛尔尼撒了谎，或许是别人让他们这样说的。钦差失宠的主要原因不是“御像事件”。当皇帝听说“狮子号”上挂着自己画像时，他当然感到诧异。这幅像是如何到英国人手里的呢？为什么没有列入赠品的单子？但皇帝在8月初的一个朱批中已责怪过徵瑞不上“狮子号”。此事已了结好长时间了。

钦差丢脸丢官的症结所在

这位鞑靼族钦差失宠的原因远比这严重得多，事情发生在最近，但很简单。8月11日在天津晚宴后，大家记得徵瑞曾说过贡使曾在赏赐的吃食前“叩谢”。这下他却作茧自缚了。而马戛尔尼的照会却揭穿了谎言。到了热河，当问及此事时，面对特使的照会，徵瑞不得不承认没有此事。马戛尔尼没有在宴会上“叩头”，也没有每天练习叩头。王大人和乔大人不便直截了当地向贡使作如此解释：这会动摇整个礼仪系统。而有关御像的轻微过失受到重罚，反倒增加了皇帝陛下令人生畏的权威。

钦差过于乐观，以为隐瞒没有问题，这为今天爆发的危机创造了条件。惩罚不只是因为他撤了谎，而是这件事反映出他没有能力操纵英使。中国的档案材料记载他被降了一级。他原来因为担任这次使命而专门升了一级。他这工作没做好，就被退回到原来的位置。皇帝还褫夺了他的翎子，他得到了乌鸦毛，预示着要带驴耳纸帽。

这种惩罚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西方的惩罚往往体现在职务上：你会被停职，调动……或者更多的是升级，官运亨通。中国的惩罚往往涉及到人的尊严。可以留在原职，但需蒙受耻辱。一眼就能看出预珠的颜色。被降级的中国官员要在他们的书面档案中注明：“曾任过哪一级，现降到哪一级。”

徵瑞本该得到更坏的处境，杖刑，流放。巴罗说，被罚去“监督建造皇陵”是所有惩罚中最耻辱的。这说明此人“已不能为活人所用，只配去为死人办事”。

今天在中国可以看到一些部长或党内官僚突然受到公开批判：他们只要稍稍作些自我批评，就还会有官职。新闻和布告运动替代了被褫夺的翎子。

快到头了！

然而，徵瑞仍在继续他的使命。为重新博得君主的宠信，他该更加卖力工作。但英国人仍是毫不动摇。

忽然显露出一个缺口，中国官员正在焦急地寻找解决办法。在皇帝御座后面挂一幅英王乔治三世的像如何？这样马戛尔尼或许可以叩头了；他是在向他的国王叩头，而在所有中国人眼里，他是在皇帝面前叩头。这是一个既保留特使面子，又不违反天意的迂回办法，很得体，又纯属中国式的。

然而，马戛尔尼认不向他的君主叩头，不叩九次，甚至连一次也不叩，只是行单膝下跪礼，而向上帝他才双膝下跪。

他重申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中国官员只有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才能承认他的看法正确。他们困惑地询问谒见英王时行什么礼？马戛尔尼单腿跪地，作吻手状。为什么不能以同样方式谒见皇帝呢？马戛尔尼奇怪地发现3位官员似乎非常满意。

肚皮战

正当一道曙光在最高层出现时，基层的焦虑不安情绪却在上升：这就是时间差。头头们在讨论，手下人则在相互观察。清室官员的鞑靼随从仔细地察看英国仆役的法式制服，触摸磨擦衣服的饰带：不是金的，而是单纯的黄色料子。安德逊感到满族人在嘲笑。要是他们发火呢？又一个误会：黄色是皇帝的顾色，任何人没有特准是无权穿戴这种颜色的衣服的。

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英国人显得不耐烦了。他们对满族人的傲慢态度难以忍受。温德叮嘱他们：要是对食品供应表示不满只准把意见对大使提。为什么呢？伙食供应一向过剩，而且质量很好。下一顿午餐时我们对这警告就恍然大悟了：这顿饭菜只够使团的四分之一人员食用。勉强糊口而已。全体人员的反应与马戛尔尼的预料相符：有挨饿与被监禁的可能，但决不会屈服！他们把这种恶劣待遇看成是“对他们伟大国家的尊严的侮辱。”这一耻辱应该落到肇事者的头上！英国人把饭菜放着不动，通知了大使。后者立即派李先生向负责供应的官员要求“遵守最基本的待客之道。”5分钟后，桌上都摆满了各式热菜：这些菜已做好了，准备上桌的。为什么不端上来呢？不就是想折磨一下英国人吗？“是想开个玩笑。”这种假设很可笑。想节约开支？“对一个如此富有的大国来说这算不上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下一顿饭菜一端上来，大家就谁也不想去刨根问底了。”

惩罚一下蛮夷；向他们表明若不遵守礼仪，慷慨的招待随时可以中断；给他们的精神上施加压力，这是一种变相的骚扰……

饭后乔大人马上告诉马戛尔尼，他刚与阁老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正在朝从适合英国人的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要么双方都行中国式的叩头礼，要么按英国方式单膝下跪。

马戛尔尼胜利何在？

不久，钦差通知已采纳了屈膝下跪的方式，只有一点不同：吻皇上的手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作为补偿，马戛尔尼也必须双膝下跪。马戛尔尼答复说，他早就明确表示过，只是在按照习惯中国人要叩头时，他才行单膝下跪礼。对方坚持“取消吻手礼”。马戛尔尼同意，并指出：“按你们的意愿办，但请记住，是你们提出，我才只施半礼的。”不仅是徵瑞，整个朝廷及和?|本人都作了让步。

马戛尔尼赢了，他拯救了这次使命，免去吻手礼使他开心；他都不必对乾隆表示对本国国王表示的那点敬意。欧洲人认为是表示谦逊的行动，中国人认为是对皇上人身的亵渎。英国人正求之不得！

在他眼里，这次事态圆满结束要归功于皇帝本人。是皇上克服了下属的生硬态度，因为下属总是“比国王还要王权主义”。马戛尔尼认为已经穿透了皇帝周围的人筑起的这堵沉默之墙。另外，皇帝陛下若知道那里发生的事，广州形势也会好转。只要向不了解情况的君主上诉，只要求助于了解清况的君主。这样使团的任务就说清了，前景明朗了；一切都接上茬儿了，对话也畅通了。

马戛尔尼形式上取胜，但从他自己的日记里仍能见到他实际上失败的痕迹，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11日，他提到了皇帝寿辰的准备工作，阁老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13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明天宫内将举行盛大庆典。这天又被定为我们谒见皇帝的日子，我们忙于准备工作。”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但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皇帝准备的，英国人不过演个吸引人的节目罢了。他们如此狂热地准备表演，但从中能获取什么呢？误会并没有消除，却在越来越加深。

德日进称中国是个“既可塑又坚韧的整体”。马戛尔尼将以很大的代价去发现这个事实。

第三十四章 各有各的理 （1793年9月10日）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英国人满心喜悦。朝廷感到受了凌辱，同时又想侮辱对方，但仍未下决心取消接见仪礼。把英国人灰溜溜地打发回去，不让他们参加接见，这就彻底得罪了他们而无法挽救：这些“红毛鬼子”会从中得出什么结果呢？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另外任何人也想象不出他们在离自己本土如此遥远的地方能对帝国造成什么损害。

皇帝为什么软了下来？

轰走我们会真正引起麻烦的地方是在内部。皇帝的生日不但没有增辉，反而被搅乱了。这就等于承认皇帝遭到了侮辱；承认他的大臣们没有识破对方的真正动机就让一个蛮横无礼的夷人使团接近皇上。更严重的是：公开宣传这次违反礼仪的事就暴露了上天曾任人侵犯“皇朝的天授之权”。

上层官员们的安宁，皇帝的尊重，甚至满清皇朝的前途，这一切都要求尽快找到挽回面子的办法。先只要挽回面子：至于实质方面的问题，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里，报复则比任何其他地方更是一道等凉了才吃的菜。马戛尔尼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合礼仪。双方换礼意味着皇帝和国王处于平等地位。赌注十分清楚：如果中国人接受派一名大臣在英王乔治三世画像前下跪，英国人就把全部赌注一扫而光。

现在的办法暂时对双方都说得过去。马戛尔尼觐见皇帝就像觐见普鲁士国王一样，就少吻手。中国人则可以把这种单腿下跪看成是生番的混饨不清的头脑里同叩头对等的礼节。

珍贵的最后一刻钟

在这场艰苦的较量中，马戛尔尼赢了，他已决定了自己要做的事。他得到指示有权自由决定。他可以得意地在等着进入接见大殿时，决定是行单腿下跪礼还是行叩头礼。而朝廷却不能等。在一切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体制里，临时决定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皇帝、大臣、礼部的官员都需要事先知道一切。他们要求解决办法，哪怕是不怎么好的解决办法。中国人之所以接受在前一夜都难以想像的这种叩见仪式，是因为在离接见只有4天的情况下，朝廷尚不知如何才能摆脱由徵瑞的盲目从事和马戛尔尼的无礼固执造成的困境。

但马戛尔尼似乎并没有理解这种解决办法会引起误会，并且要付出昂贵代价。英国人认为单腿下跪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而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粗俗的人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但毋庸置疑，它是表示了臣服的。

马戛尔尼可随意解释他的英国式下跪礼节。中国朝廷却是按中国方式来作解释。马戛尔尼曾用明确语言作过说明，但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痕迹。他的照会也在档案中消失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的动作。英国人按他们的说法问英国人解释：表示独立。中国人也按自己的说法向中国人解释：表示臣服。对这跪在地上的一条腿各人有各人的真理。

中国官方文件对这违背世界秩序的行为（用粗野的“风俗”――俗――来代替文明人的礼仪――礼）只字不提。很久以后，《清史稿》的编纂者们在翻阅了礼部档案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嘉庆）二十一年，英复遣使来贡，执事者告以须行拜跪礼，斯当东等遂称疾不入觐，帝怒，谕遣归国，罢筵宴赐物。嗣是英使不复来延。”

但这道诏书也消失了。

不管怎样，到下一个皇帝时，大家都说那位口称要按拜见英王的礼节来拜见中国皇帝的马戛尔尼在御座前悚然跪倒：“不敢注视皇上那可怕的目光。”中国官员的说法！最初带点恶意，但几经重复，也就觉不出恶意了，最后真心诚意就信了。人都会中自己说的话的圈套。1816年，嘉庆皇帝在一份诏书中声称他亲眼见到马戛尔尼在他至高无上的父亲面前叩了头。

赢者失利

马戛尔尼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英国的礼节战胜了古老的中国礼节。但与此同时，一些报复措施正在酝酿。

乾隆怒气冲天：同他遭到的羞辱一样大。他要惩罚这些无礼的家伙。必须毫不留情地把这外来物驱逐出去，这就是盛怒之下发给我们的朋友――王文雄阁下――的谕旨的目的。自徵瑞被贬黜之后，王大人是护送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官员。而当天大家还在装出一副宽容的样子呢。

“此次英咭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

“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预备，俟照例筵宴，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

“伊等到京后，……王大人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机凳，令其旁坐。

“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

“求进贡件已谕知徵瑞不必收接代奏。俟其在寓所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徵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

“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代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

“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这里还加上了皇帝御笔朱批：大意为：“阿桂对此事有何意见，他平日处事明达，务将此谕转知。”

现代的读者读到诏书里如此粗暴的内容时定会像与马戛尔尼一样感到震惊――如果后者读了这份诏书的话。这里已不是外交的范围，而是神圣事物的范围了。这份诏书同《圣经》的诗篇一样充满了可怕的信念：“现在你们君主应当省语，当存畏惧夷奉耶和华，当存战兢以嘴亲他双脚。恐怕他发怒，你们便要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若是夷人表示臣服，他们便会得到良好的对待。要是他们狂妄自大，就将受到惩罚。饭菜不够是伙食上的一种刁难，是皇帝命令做的。其余惩罚也将接踵而来：取消马戛尔尼在北京的游览娱乐活动，然后很快就把他赶出去。

但这份诏书的目的在于使朝廷，天朝官僚机构和了解情况的北京舆论放心；使受到动摇的秩序恢复稳定；并通过历史使人忘却为了避免引起无法估计的后果而不得不容忍的这次违背定制的行为。“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河堤决口是要迅速堵上的。他们淡漠地说几句装装样子：夷人会屈从于朝廷的礼节，然而他们却要因为未遵守礼节而受到惩处。报复就消除了违例行为。但这次违例又是没有说出口的。

马戛尔尼既没有猜到自己差一点儿要遭到的命运――不被接见就被轰走，也没有料到正在酝酿的事――接见完马上被轰走。惩罚先于犯罪，并且是一尚未犯的罪。在仪式前要对官员宣布，以避免产生坏影响。而当时马戛尔尼正满怀希望以为至少可以在北京呆到春天，并准备把他的船只调往南方。

第三十五章 冲击波 （1793年9月11日－14日）

正当皇帝和大臣们强装笑脸时，这场风浪的消息已传到北京。巴罗和丁维提一直忙于机械装备工作。9月10日的谕旨在那里产生了地震般的反响。

像往常一样，他们来到金銮殿，发现大门紧闭。掌管钥匙的老太监和一些官员激动不安地聚集在院内，好像发生了什么灾难一样。谁也不理他们。最后，德天赐神父告诉了他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勋爵拒绝叩头，朝廷已接受英国式的礼节。

北京礼部衙门的高级官员张皇失措，“无法预料在帝国历史上这种史无前例的事件会导致什么后果。假若皇帝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件事，他或许会把为他出主意的人送上刑事法庭，他会想到国家的历史将把这件使他的朝代黯然失色的事告诉后代。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对传统习惯的破坏”。

不论是在北京或在热河，英国人在饭桌上尝到了苦头：菜比过去少了。往日使亲王和官员们着迷的机器安装工作也不再吸引他们了。老太监也骂起那些“骄矜的英国人”――皇帝的诏书就是用的这个修饰语。

两个世纪后，当我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档案专家谈起这件事时，尽管有着许多反面的证据，大部分人还不承认马戛尔尼免行了叩头礼；他们认为这样违背他们国家自古以来的礼仪令人难以置信。冲击波始终存在。

微笑外交在热河重新恢复。特使拜会了首相，但这不过是像中国京剧里的一套变脸象征罢了，西方人根本不懂。

马戛尔尼拜会和?|

9月11日，王大人、乔大人和徵瑞来接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领他们去和?|家。和?|在一套简朴的屋子里接见了他们。这次他十分客气，与3天前见斯当东时的冷漠态度大相径庭。他有40来岁，相貌堂堂。他直率，活跃并善谈。他右面坐着福长安，更年轻，“同样令人感到很正直”。左面是两位上了岁数的官员：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马戛尔尼装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表示很高兴能“这样快”就见到和?|；他希望尽早向皇帝递交英王的信件。他注意不去利用取得的胜利。

他表示很高兴听到皇帝身体很好。“西方最伟大的国王能获悉有关东方最伟大君主的如此好的消息感到由衷高兴。’”原来英国人未言明的平等原则这里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而不再用修辞的伪装使它不要显得太傲慢。

对和?|来说这种说法是无法接受的，但他不动声色地让特使说下去。他十分和蔼地回答问题。“考虑到使团远道而来，又携带了珍贵的礼品”，礼仪可略为灵活。马戛尔尼将于星期六庆典时觐见皇帝。

和?|问了一些关于欧洲形势的问题，马戛尔尼告诉他英国与世界各国都和平相处。就在土耳其问题上与俄国有些纠纷。印度的形势如何呢？一些富豪与几个欧洲大国勾结，频频叛乱反对英国。这些欧洲强国的野心不仅是控制印度王公们，而且也想左右中国皇帝的政府。

话里充满了攻击法国的弦外之音。法国革命者难道不会把“对暴君的仇恨”带到中国吗？马戛尔尼在背着东印度公司教他的话。英国不是殖民主义者，都是那些该死的法国人与葡萄牙人（他避免点名字）迫使英国不得不把它那些很小的货栈扩大成一个帝国。特使一再声明英国热爱和平，说：“英国国王是和平的朋友”。他这样做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人曾把英国人看成侵略成癖。当然他们以后会知道自己并没有错。

在告别时，和?|表示愿意再一次见到马戛尔尼，但不在热河，这里朝中事务占了他全部时间。特使把这句话信以为真。骗子也总会有上当的时候……

小斯当东倒不那么天真。他陪着父亲和特使。“阁老在行宫的僻静处见了我们，他比那天要客气得多。他两次请我们喝热奶。”尽管有这两碗热奶，可孩子却不像大人那样天真地把这次会见看成是一件幸运的大事，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次毫无结果的事件。还是孩子对了。

乔大人和王大人都感到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又赶来增添一些欢快的气氛，殷勤地重复着和中堂私下对他们说的对马戛尔尼表示好感的话。不一会儿，徵瑞又拿来了和?|让他送的蜜饯。

篡改历史

对这次毫无结果的事件，中方的说法被做了惊人的手脚，并以诏书的方式出现。

乾隆与和?|都曾思考过，最后认为发怒无济于事，只会帮倒忙。要惩罚，就得承认有人犯罪。谕旨中原没有说犯罪的事，这次却要公布于众。也就是所有官员都会知道：他们会感到惩罚适当吗？天朝的统治者或许不懂欧洲人的逻辑，但他们了解自己的中国。马戛尔尼正确地指出过“中国人正在从鞑靼人压迫下所处的政治麻木中觉醒过来。只要一有撞击就会激起火花，并燃遍中国各地”。这次违背礼仪的事在明天或在15年之后就可能成为这种撞击。所以最好对舆论改写这件可恶的事情。要不惜代价做到让每个中国人相信例行礼仪已被严格遵守。

无法取消前一天发出的谕旨。有更好的办法：用它来编造这个出于好心的谎言。和?|用接二连三地改正的办法来解决马戛尔尼这问题。

9月11日的皇帝诏书便让人以为夷人作了让步：

“昨因英咭利国使臣不请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载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遭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

但在10日、11日两天中，什么也没有变。11日英国人没有同意多跪一条腿；中国人则从10日就决定忍气吞声。但他们10日的发火暴露了天朝秩序受到侮辱；乾隆与和?|或许觉出这样发火暴露得太多。因此决定做得好像英国人已经让步的样子。皇帝的面子就可挽回。这叫反败为胜。

和?|乘机把这所谓的态度变化归功于己。是他让夷人了解他们原先根本不懂的礼仪的。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家里，和?|要说明他那不循规蹈矩的成功就要抓住一切机会显示他的权威。天朝的等级缺席只是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百官之首禁不住要得意地让他的下属丢一次脸（他们将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像在中国历来所作的那样，可从此事件中吸取一个训诫。和?|说本该“改造”夷人。这个词在毛时代的中国用得十分普遍，但是早已有之。谁要偏离上面规定的路线就要得到纠正。违背正统观念的案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审理。不循规蹈矩的文人从来就是最好选择隐居或什么也不要写。若有足够的悔改诚意，当权的就可能表示宽容。

但许多迹象表明，这份新的诏书纯属瞎编。不明真相的读者可能推想贡使终于有了悔改表现，并遵守了天朝永恒的礼仪。但仔细研究后，发现诏书没有这样说。这谎言的编造用的是暗示忽略法。皇帝没有明确指出哪些定制遭到违反，也没有指出对方突然服从了什么东西。同样地，尽管声称要恩视，但任何一条惩罚措施都未取消。驱逐日期丝毫未变。诏书最后要求住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不得私自会晤特使，而要把他关在住地。旅游项目的安排，也要等着看。大家会看到旅游还是被取消了。

假的真相

我们找了前后18个月里的所有文书，有的详细到只谈一些琐事：皇帝关于对英国人持什么态度的指示，向皇帝报告英国人的行为。但没有一份汇报谈到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礼仪冲突。相反，9月11日的诏书很快就编入《清实录》。它取代了觐见皇帝事件，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因为要描写觐见过程就要泄露真相，或者就要说谎说得更厉害。

实质问题是马夏尔尼并没有叩头――这一点被掩盖了，被扣住了。然后事实就被遗忘了，被篡改了的叙述就成了事实。这种巧妙的伪造却带来了长久的影响。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在官方的“真相”上出了问题：他的前任“在乾隆面前叩过头”。但他拒绝这样做，他就被赶走了。和?|采取的措施――集体洗脑或把记忆抹去后再重建――尽管结局不好，却取得了成功。19世纪60年代火烧圆明园之后编的一本清诗选里收入了陈文述写的这几句诗：

纯皇在御癸丑春，

尔国入贡罗奇珍。

不贵异物不勤远，

任尔化外为藩臣。

英吉利，

尔诚倾心皈依大皇帝，

表文宜合格，

使臣宜习礼。

接下来的两天忙于开箱把贡品送往宫里，之所以没有早做，因为那时什么都未确定，贡品计有：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联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英国人对这些贡品会产生的效果毫不怀疑，尽管那些最贵重的礼品都留在了北京。他们没猜到乾隆竟对此十分厌烦。钱德明神父告诉我们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末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第二天全部时间用来为觐见皇帝作准备。斯当东召集全体成员转达特使的最后指示。

全体人员必须在清晨3点到位。仆役们穿绿色镶金带的号衣，脚穿丝袜和鞋，不准穿靴子。接见时，士兵与仆役不必在门外等待特使，应立即回到住宅。“特使阁下严正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希望在几天之内取消限制使节团成员自由的障碍，任何一些违背命令的举动都足以导致失去正在谋求的优待。”“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末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第二天全部时间用来为觐见皇帝作准备。斯当东召集全体成员转达特使的最后指示。

全体人员必须在清晨3点到位。仆役们穿绿色镶金带的号衣，脚穿丝袜和鞋，不准穿靴子。接见时，士兵与仆役不必在门外等待特使，应立即回到住宅。“特使阁下严正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希望在几天之内取消限制使节团成员自由的障碍，任何一些违背命令的举动都足以导致失去正在谋求的优待。”

第三十六章 觐见那天的早晨 （1793年9月14日）

9月14日星期六，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马戛尔尼将马上能同皇帝谈话。但他已预料到这次会见并不能促进他的使命完成。因为他将不是单独被接见。接见仪式倒像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揽子接见。

对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中国方面未作任何报道，只在《清实录》中稍稍提了一下。沉默也说明了问题。在6名当事人――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温德、赫脱南和安德逊――中，后面3位只在开始时在场，他们尚不能被排入圣人中的圣人的行列。

摸黑赶路的队伍

“拂晓3点，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

安德逊是这样描写的：先在住宅院中整队。院子的走廊上挂着灯笼，自从马可波罗把它们从中国带回欧洲后就被称为“威尼斯灯笼。”“队伍离开了灯笼，黑暗就几乎使我们彼此都无法看见”

然而中国人是很善于用灯照明的。同黑暗搏斗的安德逊几次提到了“官府内照明灯火的数量”。他还具体地说：“这些灯足以照亮某个欧洲王宫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文学中常常见到描写“被灯笼照得犹如白昼的行进队伍”。队伍到了皇宫大幄附近，马上就灯火辉煌起来。

中国人为什么要让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像瞎子一样互相碰撞呢？其实只要请几个人拿着火把照一下就行了。难道这不是一种刁难吗？这难道不是朝廷以此来对叩头礼上作出的让步要求对方加倍偿还吗？

尽管天黑，本松中校还是把队伍在大使乘坐的轿子周围整好。“但这种努力没有奏效。”轿夫实际上是在按习惯一溜烟小跑。安德逊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飞跑着才能赶上他们。轿子在苦力们小跑的步伐中在黑暗里钻来钻去。

最糟的是家畜造成的混乱。“或许是被我们美妙的音乐所吸引，或许是纯属偶然事件，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使我们的队伍乱成一片。”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曾在北京住过的巴罗说：“在北京，一过晚上5、6点钟，就见不到人影，但会遇到许多猪和狗。”

一直保持尊严的马戛尔尼避免提起这些意外事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行程约3英里。”像中国的史学家一样，他也故意不提某些事实。但仆役和士兵却把他出卖了：“步行的人跑得气喘嘘嘘，骑马的想到刚才在黑暗中奔跑还直后怕。”4点左右，英国人到达宫前，队伍已乱成一团。“想设法让我们出洋相，这实在是极端可笑，因为天黑，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我们。”

大使步出轿子，托马斯拉着他大衣下摆，其余官员紧随着他。“四周都是人群。士兵遵照命令在短笛和鼓声中马上就回去了。”仆役们也是如此。他们大约会问为什么要来。

贴身男仆安德逊也退场了。真遗憾。因为他目光敏锐。

“等待异常事情”

亲眼见到皇帝驾临的赫脱南接着写道：“中国的礼仪要求大家恭候皇帝驾临，至少需要几小时。这就迫使大部分朝臣在皇宫前搭的帐篷内过夜。”

鞑靼人的帐篷呈拱圆形。它不是用直杆支撑的。“而是用竹子非常艺术地编在一起支撑的，然后盖上厚厚的毛毡。其中有一个帐篷比其余的要高大得多，用黄毡盖成，铺着地毯，彩灯和花环光彩夺目。中间是皇帝的龙椅。”

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在帐篷内进行。恭候皇帝驾临的帐篷，皇帝受人朝贺的帐篷。皇帝不在宫内，而是在营地接见，他在热河又重新变为满族鞑靼人的可汗了。

特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耐心地在附近一个小帐篷内等候。“一群鞑靼朝臣用手指着我们，并用习惯的粗鲁方式碰碰我们。中国汉人相对地说比较有礼貌。”奇怪的评语。这些中国的主人――人们那时把他们描写得与中国汉人截然不同――因为淹没在汉人之中，今天却被汉族同化得无法区分了。

至少英国人对朝廷可以有个大概了解：皇帝寿辰时所有人都在。有全体鞑靼亲王，好几位总督，道台府台，各种各类戴着不同顶珠的官员，连同他们的仆役，共有五、六百人。外加士兵，演员和乐师。好几千人一起恭候太阳和皇帝同时出现。真是一派节日气氛。

英国人并不是唯一的外国人。“有人指给我们看另一些肤色黝黑的使臣，他们也是在这天上午觐见皇帝。他们头上包着头巾，光着脚，口中嚼着槟榔。中国人不太精通地理，他们迟疑着，只能用中文告诉我们这个使团来自哪个地区，我们猜测大概是勃固。”

这就是关键所在。有幸参加集体觐见的人并不像赫脱南所说的都是“大使”，他们是专程来为皇帝生日进献贡品的。中国人也搞不清他们究竞从哪里来！

日出半小时后，一名骑兵过来，大家都站好了队。一片寂静。远处传来了音乐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在等待发生异常事情时特有的表情。”

赫脱南态度冷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位亚洲君主的奢侈肯定会在感观上，进而在东方迷信的百姓心目中产生强烈的印象。”赫脱南本人在这位君主面前也非常东方化了。

几位身穿黄袍，骑着白马的大臣率先到达，下马后站在大幄旁，形成了一堵人墙。马上传来了音乐声和侍卫的吆喝声。终于皇帝驾到。他坐在一乘全是包金的，无盖的肩舆中，由16个人抬着。一些大臣和主要官员尾随着。

当皇帝经过由朝廷官员们组成的人墙时，全体人员下跪，连连叩头。英国人单膝跪地。

皇帝进入大幄，王公大臣紧随其后，接着是各国使臣，包括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和李先生。赫脱南被告知停留在入口处。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呼吸新鲜空气了：“太阳刚刚升起，照亮了这座广阔的花园，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早晨，由柔和的器乐和洪亮的饶钹伴奏的庄严悦耳的国歌声打破了大自然的宁静。”

镜头定格

安德逊和大使侍卫返回住地。温德、赫脱南以及随行人员中的其他人都在圣殿大门外停了下来。让我们用慢镜头来细看一下他们的活动吧！先着用好几部摄影机拍摄的几组镜头。

安德逊谈到了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穿戴：他们身穿长袍和外套，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打扮。并没有产生追求别致和光彩夺目的效果的打算。英国人懂得：中国的高官要职是与长袍联系在一起的。它遮盖身体的外形，同野蛮人或低践的苦力区分开来，以突出地位与职务的显贵。

他们见过朝廷显贵们的长袍，胸前绣有金色圆形纹饰。大臣和亲王的长袍后背有方形纹饰，他们注意到凡穿黄色上衣的人属皇家血统，或享有特殊的恩准。因为任何中国人没有获得皇上特殊的允许是禁止穿黄色服装的。他们也会区别孔雀羽毛，一、二、三根，插在玛瑙管内。表示皇帝的恩典。“能获得陛下恩赐的三根羽毛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在西方，这类服饰的语言已逐渐消失了。但在18世纪时很普遍，本世纪在军队，大学，司法机关，或教会中还残留一些痕迹。

马戛尔尼利用他所带的衣服”“来表明他很尊重东方习俗”。斯当东也效仿他。马戛尔尼是这样写的：“我在绣花天鹅绒衣服的外面再套上一件巴茨骑士的外套，缀以该级勋位的饰物――颈饰，金刚钻石，星章。乔治爵士同样也穿着绣花丝绒衣服，外面套上一件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深红色绸长袍，宽大而飘逸。”

英国人尤其受不了因他们的紧身外衣，套裤和长袜引起的一片笑声，这一下真成了他们的绰号所说的“鬼子”了，因为在中国戏中，只有鬼怪才穿紧身外衣。斯当东把中国人对欧洲服装的嘲笑归因于中国人的廉耻心理――一个永久的特点。“中国人对体面的想法是走得很远的。他们只穿宽大下垂的衣服，把身体各部差不多都掩盖起来。他们一见裸体或虽有遮盖却露出人体的曲线的画像或雕塑都会发怒。”

不准有裸体――要么就是春宫画。那些最色情的雕像也必须把缠足金莲掩盖起来。中国唯一能全部裸露的人体像是医生用来检查――既不可摸，又不能看到裸露部分――有求于他们医术的妇女身体的塑像。

在朝贡的王公中间

接见前的等待，马戛尔尼把它缩短到“1小时”，少说了2小时。各种证词核对后表明：使团是凌晨3点离开住宅，4点抵达皇宫，而皇帝是上午7点才进宫的。礼宾上要求这样的时间差，而这也是中国的习惯：等的时间越长，荣誉越高。最小的官员对待求见者就这样。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自尊心使他们很难承认觐见前等了3小时，可能他们也不希望太挫伤英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在这等待的夜间，王公大臣，高级官员同样都着急万分。特使和副使都没有提他们与前来进贡的使臣们呆在同一个帐篷里。

然而，马戛尔尼刚到澳门就已经知道这令人不快的混杂情况。因为3月24日的一份诏书就说：“该贡使等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赉观剧。”广东是5月份知道这条消息的；它使公行里的行商大为惊愕。东印度公司的人不会不知道这消息。也无法向大使隐瞒。在读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叙述时，大家还以为他们是这次盛大节日的唯一主角。小斯当东玩得很开心，话也多：“使团和从各处中国属地赶来庆贺皇帝大寿的王公混在一起。”这孩子有多蠢呀！

他的父亲对一切能满足英国爱国心的东西十分在意。他倒发现了一个他认为是贸易吉兆的细节：“好几个朝廷官员穿着英国呢料服装，而没有穿中国人觐见皇帝时必须穿的丝绸或毛皮服装。这次特别允许在朝廷内容英国呢料是对大使的一种荣誉，他们还设法让大使阁下注意到这一点。”拉弥额特神父对这种傲慢的言论不以为然：“早在这次出使前，欧洲的所有料子都已被允许在宫内穿了。”

真证人的伪证词

人的数量也是对皇帝表示敬意的内容一。平日这些被人前簇后拥的大人物这次也混在朝臣的人群之中。斯当东十分精彩地写道：“在皇帝陛下面前他们失去了尊严。”

没有一个人对浪费时间表示奇怪，他们等着日出，难道豪华富贵还没有使这狩猎民族的习惯消失吗？主要是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在北京，恭候觐见的朝臣们必须要在半夜到宫门前等着，而皇上只在黎明时才能出现。

然而，有人给马戛尔尼介绍了几位人物，这些人出于好奇拜见了大使；“皇帝的一位弟弟，两个皇子和两个皇孙。”其中一位皇子是以后接乾隆位统治天下的嘉庆皇帝。在阿美士德使华时，这位真正的目击者作的伪证在叩头的争论中起了很大作用。那种缓慢的压抑过程主要是在他身上进行的，最后竟成了官方事实。

大家随便聊上几句。和一位住在里海附近的属国君主谈了谈。他显得比别人更懂一点欧洲事务，他当然不懂那里的语言，但“讲阿拉伯语”。尽管一点不懂，我们的英国人却感到像是到了一个“较亲切的地方”。在蛮夷之间很快就能找到共同点。

还有一位是老熟人，总督梁肯堂，他在天津迎接过英国人，后来皇帝派他去监督河防工程。”他努力使他的同僚分享“他对使团发生的好感”。

至少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第三十七章 在皇帝脚下 （1793年9月14日）

现在是皇帝出现时的景象。我们已经拜读了赫脱南激动的叙述、通常言谈谨慎的斯当东此时也变得抒情起来。中国有句宿命论谚语：“天高皇帝远”。现在皇帝近在眼前，斯当东感到无比幸福。“他从身后一座树林繁茂的高山中出现，好似从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走来。”御驾之前侍卫唱的全是歌颂皇帝的“圣德和功业”。他坐在一把无盖的凯旋椅上。

皇帝身穿棕色丝绸长袍，头戴天鹅绒帽，使斯当东想起苏格兰山民的帽子。他所带的唯一首饰是帽前缀一巨珠。

1790年钱德明神父曾这样描绘这位80岁的老人：“他步伐稳健，声音洪亮，看书，写字眼不花，就是耳朵有些聋。”1795年，荷兰人范罢览则肯定地说：“他已具备了老年人的一切特征。眼睛常流眼泪，抬眼皮有困难，面颊松弛并耷拉下来。”相差5年时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语。这段时间的中间，老皇帝是否显得老态龙钟了呢？大使不这样认为。赫脱南说他只有“50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温德也肯定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老年的痕迹”，总是笑咪咪的，“看上去不超过60岁。”马戛尔尼也认为他只有60来岁。两人都认为他的健康要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黎明前起床，太阳落山就睡觉。

他从英国人面前经过，我们的见习侍童是怎样记叙这一历史时刻的呢？“我们离开了帐篷，因为有人通知我们皇帝快过来了。我们站到皇帝要经过的路边，他坐着由16个人抬着的大轿。他经过时，我们单膝下跪，把头低到地上。”

而“把头低到地上”（“down to the ground”）这几个字在手稿里被划掉了。为什么呢？仅仅是一种笔误吗？因为这说法不贴切，并只能理解成像耍杂技一样把头一直弯到地吗？孩子作这样的弯曲是容易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否困难，而对像他的主人和他的父亲那样患足痛风的人来说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呢？因为他知道争论的事，所以是否先写了中国人希望使团做的动作，然后抹去关键的字眼表示使团拒绝做这动作？或者在他父亲的命令下，从记事本上把这形象抹去，因为他父亲担心别人不要以为是天朝礼仪胜利了？

这划去的三个字的存在本身不正好在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上留下了疑点吗？是否应该排除有人串通孩子向我们隐瞒了一些东西呢？这孩子十分聪敏，他清楚自己保持沉默的重要性，而他一生会发现这种沉默在他精神上越压越重。

我们先承认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另一个证人说话了。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这个证人就是温德；我们在都柏林发现了他的手稿。按他所说――他也是唯一这么说的：“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九下，“按当地方式”？这不就是叩头礼吗？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这两位官方陈述者难道对我们撒了谎？他们投降了，而又不敢承认？证人温德是不容置疑的。每天，他把观察到的事记在纸上。是信手写来，可是如实记载。

事实上，大家看见的是同一场面，只是眼光不同罢了。让我们再现一下现场情况吧！

为了想像一下英国人须解决的问题，请您在镜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头动作。您先站着，然后跪下，您弯下身来直到头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弯下去，头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后起身站直；再这样重复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个头。计算一下这套体操需占去您多少时间：不磨赠，一分钟，如果做得庄重些，就要两分钟。当时就是这种情况，近千名官员集中起来，一起做这套动作，而在两分钟的时间内皇帝的轿子威严地穿过人群。

再设想一下英国人的处境。当全体人员第一次跪下时，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就像在弥撒中扬圣体时，当别人下跪时，某些信徒站着，只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为什么还要低着脑袋呢？于是，他们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总不至于仍然跪着：他们就站了起来。依次类推……他们跟着大家做集体动作，只是动作有些删减，却无法不做任何动作、在这两分钟内，中国人站起来三次，英国人总是跪着不觉得太卑躬曲膝了吗？是否会英国人一直站着，中国人却不停地在叩头行礼呢？直至读到温德文章前，我一直认为第二种设想是对的。但温德的文章解开了谜。

马戛尔尼提到的问题――单膝下跪，头不着他――仅仅是动作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动作的重复问题。由于对形式提出异议，马戛尔尼忘记了叩头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这一奇特的重复动作。英国人遇到的第一次叩头是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国人跟上每个节拍。所以温德说：“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不过，中国人区分得很好：英国人的头没有叩着中国地面。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当地方式。

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汇报中强调了不同点：动作的不同。他们掩饰了动作重复。但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写的所有文章中没有一篇说他们只跪过一次。如果他们真的只跪了一次，而他们周围的人却在多次下拜，他们对这种区别就会引以为荣。温德是有道理的。英国人已完全被周围人的榜样所带动，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已作了让步（当然最好不要讲），但这并没有使中国人完全满足。

“得体”的礼节

皇帝进入了觐见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弥撒可以开始了。鸦雀无声。站在门外的温德证实：“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穆。”这铃铛的丁当声与教士进人祭坛时辅理弥撒教士手摇的铃铛声一样。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们说蒙古人喜欢听这个铃铛声。温德是唯一注意到这声音的人。

让我们和马戛尔尼一起进入鞑靼皇帝宽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个剧场。有三排台阶可以上到放龙椅的台上。中间那排是专让皇帝走的。左侧那排供朝觐的人走，右侧那排为跪着辅佐皇帝――就像他们跪着参加内阁会议一样――的大臣们用。所有朝廷官员都站在正厅中，让我们看一看托马斯演的那场戏吧！

孩子进入帐篷时，皇帝已坐在龙椅上了：“使团成员都站在门外，马戛尔尼勋爵，我父亲，李先生和我，4人一直走到正中台前，我们像刚才那样下跪。然后马戛尔尼勋爵拾级而上，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一些小礼品：几只表。皇帝回赠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另一块同样形式但发白的玉石赠送给英王。待大使走下讲台，我父亲和我上去行了‘得体的礼’。皇帝赠我父亲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我――特殊恩典。他要我讲几句中文，我用中文感谢他送我礼品。”

这就是一位西方孩子目睹的情况。可以认为每人都在现场即席表演，那里充满了亲切和新鲜感。然而，礼仪问题却是完全安排好的。

小熟番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场面吧！这是一些固定不变的眼光。他们认为进献真正“贡品”的是这位孩子。他讲的是中国话，他已中国化了。他来觐见皇帝，把自己变成一个文明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他应该享受特殊的恩典，他弥补了周围大生番的无礼举动，成为一个小熟番。

我们没有中国人的直接证词，但我们有礼志，只须翻开看一看即可。小斯当东描写的礼仪是按9月8日的诏书进行的，也就是说除了叩头，都是按照官方礼制一成不变的规定进行的。进幄，台前的行礼动作，然后在第二级台阶上下跪，再与皇帝交谈。在这个文明开化的社会里，一切最细小的情节都是自古以来就预先安排停当的。只有专门的敕令才能改变或免去三跪九叩礼。其它都严格按照规定办的，从台侧御林军的安排，或者贡使由一位礼部尚书领见，到礼部尚书穿的朝服的颜色和上面绣的龙。“皇帝以热情友好的语言向贡使发问，礼部尚书转达问题，由通事译出；特使回答问题，再由通事译出贡使的答复，礼部尚书再转达给皇帝……”贡使不直接对皇帝说话，皇帝也不直接回话。特使也不是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而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叩完头才转呈给皇帝。英国在场的人都删除了所有可能表示臣服的话。他们至少是用故意疏忽的方式撤了谎。

皇帝经过时，英国人措手不及，不自觉地跟着大家多次下跪。但到了御座旁，因为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便行了说好的得体的礼节：单膝下跪一次。

但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还是不说在台前就得停下，行礼时皇帝隔着一段距离，并是在台下，使人十分感到耻辱。孩子的诚实使我们掌握了事实的真相。马戛尔尼羞答答他未敢说出的动作现在已经恢复了，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位特使的叙述吧：“我双手捧着装在镶钻石的金盒子里的国王的信，一直朝前走去，拾级走到御座前，把它呈到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递给了大臣，后者把信放在一个垫子上。”

真是亲手接的吗？在叙述中他有没有把动作的顺序颠倒呢？根据礼制他的盒子不应交给皇帝，因为他与皇帝保持一段距离，而是交到一位大臣手中，大臣先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再转给皇帝。朝廷能接受这种从未事先磋商而作出的更改举动吗？这值得怀疑。

如果对英国人来说，递交英王的信只是这次远航的一种借口；而皇帝认为交完信英国人的旅行也就结束了。马戛尔尼还不知道这点。“皇帝交给我一块象征和平繁荣的玉石，是献给国王陛下的第一件礼物；他希望我的君主和他永远和睦友好相处。这是一根白玉如意，约有一尺半长，雕刻得十分奇特。中国人非常珍惜这件礼品。而我并不认为它有多大价值。皇帝也赠我同样一根如意，绿色绞石上刻有同样的图案。同时他十分友好地接受了我的礼品：两块十分精致镶着钻石的珐琅手表，他看过之后递给了大臣。”

轮到斯当东父子了：“乔治?斯当东走上前去。他像我一样单腿跪地，行过礼后，献上了两支漂亮的气枪。皇帝回赠他的也是与我一样的绿色玉如意。”

皇帝与孩子

马戛尔尼不屑于描写皇帝与孩子的对话场面。可是出于父亲的骄傲，斯当东却禁不住高兴地突出一下他的儿子。文中语气充满了诗意：“在整个接见仪式中，皇帝显得愉快直率，落落大方，不像他的画像上那样显得严肃，沉闷。”然而，谈话须经翻译，显得累人。“皇帝有鉴于此问中堂使团中有无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回答是一位年仅十三岁的童子是唯一能略讲几句中国话的人。皇帝高兴地命令该将孩童带至御座旁边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大家知道乾隆不讨厌漂亮小伙子，这从和?|闪电式的提升中已得到了证明。但并不是光乾隆这样。巴罗用一种谴责的口吻指出：“中国人对于这种堕落行为并不感到丢脸和羞耻。许多大臣还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此事。同性恋在他们身上没有引起丝毫憎恨的感情。”

乾隆被这小伙子的风姿所迷惑，从腰带上解下荷包，荷包还带着他身上的热气，更具有一种神奇的性质。“这些荷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赐给有功臣民的一种缓带。但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正如毛送一篮子芒果给前来致意的代表团一样，由伟大舵手赠送和触摸过的普通水果立即就进入了神圣的范围。有的积极分子出谋划策想弄到一个。这些芒果被装进了酒精瓶里保存起来，“让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见证世世代代传下去”。两个世纪前，皇帝的赏赐“引起许多官员对这位年轻宠儿的注意和亲近，也许还引起了许多人的暗暗羡慕。皇帝的荷包并不漂亮。黄色丝绸质地，上面绣了一个五爪金龙：这种颜色和龙爪却是皇帝的象征”。

朝贡者的队伍

马戛尔尼勋爵走下台阶立即又有别的贡使走近御座。英国使团的两位头头在文章中都避免谈及这混杂场面。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提过有其他使节在场。现在他们提到了，但突出不同之处；一笔带过，还要带点挖苦。

勃固王是否是缅甸王？这两位英国人一想到此便洋洋得意，并在算着他们对天朝政府所取得的胜利。这位夷王如此恭顺地遵循中国的礼仪，马戛尔尼不过是国王的一位使臣，也就等于一位普通官员，竟敢强加自己的意志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多大的胜利呀！不！这是多大的错误呀！

“穆斯林亲王”指的是喀尔麦克和土尔库部落首领。1770年因俄国扩张，他们被赶出了伏尔加流域，逃到了东部。乾隆把他闲置于自己权力保护之下，让他们在乌鲁木齐――就是今天中国的突厥斯坦――定居。

礼节性拜会后，宴会开始。3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马戛尔尼强调了此事，而且很有道理：左为上。鞑靼王公和朝廷大臣穿着朝服，按9月8日排定的座次，根据各自的等级大小就座。马可波罗曾这样写过：“大可汗设宴时，他的席位所处的位置总比别的席位高出许多，在他下面就座的是他的儿子，侄子和皇亲国戚。他们的座位很低，各人的头只有大可汗的齐脚高。而其余贵族就坐得更低了”恨据皇室档案记载，这种分级制度一直延续到5个世纪之后的满清时期。英国人对此只字未提。

筵席奢侈豪华。马戛尔尼仔细记下了皇帝给他的所有恩惠：皇帝送去了自己桌子上的好几个菜及几种“用米，蜜，薰草酿成的酒”。

席间，乾隆命人召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至御座旁，各亲赐温酒一杯。“我们当着皇上的面一饮而尽。”皇帝亲切地问及英王的岁数。“他祝愿英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当时乔治三世只有56岁，比他年轻27岁。

他的举止“高贵，但很和蔼，他十分高兴地接见了我们”。服务井然，有条有理，十分值得赞赏。一切都在“肃静”的气氛中进行，又有“那么多的礼仪，就像在举行某个神秘的祭礼，”英国人对他们以什么方式感谢皇帝给他们的恩惠这个问题上却又满腹狐疑，只字不提：他们不可能比单膝下跪和俯首做得更少。但做到什么程度呢？做了多少次呢？

然而，为照顾那些无幸进入皇帝大幄的人，文娱节目在外面举行：摔跤，杂耍，走钢丝，哑剧等节目在5小时的庆典中一直演出。这个习俗同中国一样古老。从汉朝起，可能还要早些，欢迎外国代表团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演出节目。“宫内的生活，就是节日的生活。”

有关这次庆典，我们只掌握一份中国的叙述材料――十分简洁，这是这类文体的规律：“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咭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嘶当东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这完全在重复3月24日发的诏书，5月12日又重复了一次。天朝官僚体制喜欢一再重复：重复是避免犯错误的最可靠方法。诏书后面有一首御制诗，纪念英国人的“臣服”。诗是这样开头的：“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利今效尽诚”。英国人的尽诚是可笑的，但尽管英国人只做了个叩头的样子，显得那么笨拙，但英国毕竟已列入向中国效忠的“西洋各国”的正式名单之中了。

宴毕，勤见仪式也告结束。特使在门外找到了大队随行人员；按照礼制，重新整队回府。

马戛尔尼见到了这位负有盛名的皇帝。他还同他讲了话，却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第三十八章 “万树天堂” （1793年9月15日－16日）

第二天开始了4天骑马参观皇宫御花园的旅游活动。首先游览东园。“皇帝听说我们对一切都十分好奇，就让阁老陪我们参观热河的御花园――万树天堂。”为享受这份“难得的恩惠，我们早晨3点就起床，与朝廷的主要大臣一起在宫内等了3小时皇帝才到来。”

皇帝与上一天一样排场：卫队、乐师，打着旗和华盖的太监。“他在门前发现了我们，特地停下来亲切地要我们靠近问话”。这次大家认为是意外的相见却在9月13日制定的觐见活动中早就详细安排好了。我们从皇室档案中了解到以下情况：“他与我们进行交谈，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他早晨要去庙宇拜佛，他又不邀请我们陪他去是因为我们信奉的宗教与他的不同。”乾隆和清朝历代皇帝都鼓励喇嘛教，尽管汤若望神父作了巨大努力，满清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还是改信了这个佛教的派生教。

乾隆通知马戛尔尼他已命令他的首相和几位大学士陪同参观御花园，让他看一切地感兴趣的东西。“我向皇帝陛下表达了对他的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情及对在热河所见一切的仰慕之意。”皇帝抓住机会向托马斯说了句话，要求他把昨日赠赐的荷包画出来。孩子十分骄傲地谈起了此事。

特使应该衡量一下他受到的恩典。御花园是不供游人参观的：大使是在皇帝的花园内，这些花园又都是他个人的杰作。

“为安抚边境百姓，圣祖建造了热河。热河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完善武功的一个举动。”祖先的目的就是：采用别的方法继续战争。但孙子不像祖父那样严峻，承认从中感到的乐趣：“这里高山丛林，悬崖峭壁，河流森林，鹤立鹿跳，鹰翔鱼跃，楼台亭阁，或建于深谷之间，或倚于小溪两侧，野草茂密，百年老树耸立，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绚丽的风景，尘世之忧郁可忘却。”

迷人的住所

当皇帝在庙宇拜佛时，马戛尔尼和大臣们到一个楼里吃了些早点。然后在岗峦起伏的园里骑马走了3英里，那里一切都安排得错落有致，景色十分秀丽。这“布置得最美的”花园使马戛尔尼想起了他的岳父布德勋爵在贝德福歇的拉顿花园，该园林为著名的兰斯洛特?布朗所设计。“要是布朗来过中国，别人肯定会说他全是借鉴了热河的艺术。”

贵宾们来到了湖边，登上一艘“又大又漂亮的游艇”，为随行人员也准备了几只小船。所有船上都飘着风信旗、窄条旗与燕尾旗。沿岸时而出现港湾，时而出现岬角，“姿态各异，每往前划一段，就有一派新的景色呈现在游客的面前”。形状不同的小岛都处于与整个景色十分协调的位置：有的耸立着宝塔，有的岛面平缓，有的岛面陡峭，有的绿树成荫，有的一片庄稼。游客观赏了近50座宫殿：每座都布置着皇帝狩猎或出巡的画，装饰着碧玉或玛瑙的花瓶，还有“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瓷器”，加上“欧洲的挂钟。”

“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住所呢？几小时之内，我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我原以为在英国之外是无法见到这样美的景色的。”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居然存在那么多美好奇特的东西，马戛尔尼惊呆了，他身不由己地也像中国人一样自恋起来。

没有一位大臣向马戛尔尼透露在这仙境般的地方发生的、差点要使乾隆朝廷过早结束的悲剧。罗广祥神父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这样叙述：“1788年10月14日，皇帝在热河附近打猎，突遇一场暴雨。他坐在轿子里，水一直没到他的脖子。和?|中堂及几位主要大臣竭尽全力抬高了轿子，他们自己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幸亏几位勇敢的蒙古人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骑着骏马，个个水性很好。皇帝的63名随从淹死了，老百姓的死亡人数则没人知道。”中国遭受水灾是屡见不鲜的事……

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

马戛尔尼对这次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论述”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东、西方园林作了比较。英国与中国的花园有着共同之处：都不同于法国式花园。它们的风景艺术在于模仿自然，而不像法国式花园，迫使自然去模仿艺术。

英国园艺匠刻意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去美化自然，而中国的园艺匠则让自然成为他们要它成为的样子。“若这儿是一片干地，他们就引进河水，或在这里挖一个湖。若这是一片平坦的土地，他们就在此堆个小山，挖出山谷，并铺上岩石，总之，中国人在安排风景时都十分霸道。马戛尔尼批评这种方法，他认为这正证明英国园艺匠在园林艺术上没有照搬中国，因为他们酷爱自由，包括植物的自由。“我们在完善自然，而中国人在奴役自然。”在英国的园林里，也有着培根的哲学：“控制自然时要服从自然”；而中国的园林却表现了一种再创造的意愿。一方具有灵活性，另一方则是强制性――普罗米修斯想把他的作风强加于人。

这些观点毫无价值吗？英国和中国在园林艺术上都很出色，两者水平相近，所以更具有竞争性。彼此争着称霸。马戛尔尼没有怀疑英国的优势，他对中国园林表示了四点保留意见：假山太多，金鱼池太多，青铜陶瓷的龙虎太多，睡莲太多。“奇怪的是在6个小时的严格审查之后，我竟没有找出其他可批评之处。”

在分手时，和?|对马戛尔尼说他所见到的还不算什么。看完东园后，他还该看看西园的美景。

奇怪的盲目病！马戛尔尼对中英园林的异同滔滔不绝地发了一通议论，但他没有抓住热河的实质：它是天朝的一个缩影，再现了中央帝国某些最著名的建筑与风景：拉萨的布达拉宫，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镇江金山的塔，新疆的清真寺，长江与大运河上的景色，昆明湖……就在蒙古的土地上，马戛尔尼面前出现的是中国的南方、是西藏与突厥斯坦，但他却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它重现了中国大地上的奇观――一个建筑上的盆景。乾隆从首都乘坐6天轿子，就享受了整个中国能献给他的乐趣：帝国的缩影。英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宫内

马夏尔尼又有了勇气。游览时第一次有机会与重要人物交谈。他想就此开始他的外交使命。

陪他的是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是鞑靼人。每个人都在长袍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马戛尔尼开玩笑地称他们为“黄衣骑士”：中堂和?|、“副相”福长安、他的哥哥、平息叛乱的将军福康安，以及刚升为大学士的松筠。这位41岁的鞑靼――蒙古人享有廉洁的好声誉，他从边境城市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归来，在那里他与俄国人为签订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因而避开了磕头这个难题。由于礼仪方面的原因，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在边境上举行仪式的事：路易十四在比达索阿的婚礼，季尔西的木筏，板门店的木棚。听说马戛尔尼曾是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松筠向他提了有关俄国的一些很聪明的问题。

和?|尽量在外表上像一般朝臣那样很客气，但总显得缺乏热情。勋爵发现这点是从一句奉承话产生的坏效果开始的。大使说这座乐园的建立“反映了康熙的智慧”，和?|顿时露出猜疑与吃惊的神色。一个英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马戛尔尼回答说中国的威望已一直传到了他的国家。和?|对他就中央帝国表示的兴趣并不领情。这种好奇心并不得体。了解中国就已经损害了中国。

“福相”福长安的热情友好与福康安将军对“红毛”的仇视适成鲜明对比。后者当过广州的总督，对他们了如指掌，并不得不表示惧怕。那天上午，当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将军神态严肃地碰碰他的帽子，要他脱帽行礼，但中国人是从不这样行礼的。要是马戛尔尼硬要行“欧洲礼”，他也不应该回避谦恭的表示。

马戛尔尼竭力想获得他的好感，就邀请他观看使团警卫的操练，福康安拒绝了。他认为这毫无新意。马戛尔尼却想：“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半个世纪之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仍然停留在这种状况。

英国人看到园内的各个楼里都放着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这些东西做工完美，相比之下，他们的礼品就可能黯然失色。”那里甚至还有一架行星仪。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告诉他，比起后妃们的宫殿内陈列的珍宝和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同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一样珍贵的物品。

马戛尔尼称赞了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他发现这些八音盒原是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英使对此兴趣盎然，就推断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他便“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时，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监视下的自由

复杂的情感；极度敏感的民族自尊性，……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他要求把仍在北京的马金托什船长派回舟山，让他报告皇帝接见的情况。他先去广州，从那里再回伦敦。福康安立刻打断地的话：“中国的法律不允许外国人随便往来内地”。

这就是马金托什事件的起源。文献资料表明：马戛尔尼以为是这位将军因嫉忌英国的优势而一时冲动表示了拒绝。事实是皇帝不同意这样做。乾隆不明白为什么马金托什一定要去指挥“印度斯坦”号，没有他这只船不是也从大沽回到舟山了吗。为了这次多余而耗资的旅行就要惊动天朝的行政机器。皇帝对这些自负的英国人很生气。时至今日，凡在中国的代表团必须全体呆在一起，中国人讨厌旅游者分散活动。

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特使要求与和?|商谈。后者借口准备皇帝寿辰，提出以后再说。他反复地说：“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在圆明园相见的，我们可以在那里重叙友谊。”’

因此，在热河没有谈任何具体事务，梁栋材神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但马戛尔尼还是使和?|同意收下一份照会。

9月16日，禁止使团人员外出的禁令取消了。斯当东及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决定骑马出游――但仍是监视下的自由：有中国的官员和士兵尾随着他们。这些陪同人员干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与老百姓接触。斯当东指出：“他们怀疑我们在搞间谍活动。”霍姆斯也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怀疑令我们惊讶不已。”

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人也许有道理。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神秘感就会变得不堪一击。中国有个寓言正说明了这点：贵州省来了一头驴，当地从未见过这类动物，老虎先是被驴叫声吓怕了，躲在一边不敢出来。待它仔细观察后，就窜出来折断了驴的脊骨，把它吃了。英国狮子是否也会折断中国龙的腰骨呢？龙最好还是蜷缩起来。

英国人观察着，测量着，记录着。这已经是情报活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恐谍症就是建筑在对这一危险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在热河又害怕什么呢？他们被迫提供了马匹和导游。英国人先是登高眺望热河山谷全景，滦河之水浇灌着，那里土地十分肥沃，还可看到近期一次洪水留下的痕迹。邻近山脉失去了覆盖着的森林，伐树与水灾，今天中国还是这两大祸害，它们互为因果。

在各处宏伟的景点上有几座喇嘛庙。英国人看见在一座山上有块形似蘑菇的巨石，他们想走近去看，但不许他们爬山。“这就不合适了。”岩石高悬于皇帝嫔妃的花园之上，从上面可以看见她们散步。“然而两地之间有4公里之远。”

医对医：“另一个星球”

就在9月16日这一天，和中堂遣人来请使节团的医生。在“万树园”骑马之后，他感到一用力全身就疼。吉兰大夫发现御医就在他的床边。和?|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关节痛，小腹时隐时现地感到肿胀。中国医生并不知道这些详情，“因为他们从不询问病人，他们通过脉象归纳出病情，认为身体各部位的脉跳不一样，所以脉搏可以指示生病的部位。他们诊断和?|是中了邪，必须驱邪。因此，他们要用金针与银针深扎患处。和?|的手臂和腿上都扎了针，但他拒绝在肚子上扎针。”

为了不得罪中国同行，英国医生也一本正经地在病人的两臂上号了脉。但他解释说：没有必要在身体别的部位再号脉，因为血液循环的强度到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动脉都同时和心脏相通。中堂和他的医生们对这种理论都感到惊愕不已。和?|用右手食指按左手脉搏。同时用左手食指按有足踝部脉搏，发觉两处脉博跳动完全一致。

据吉兰大夫诊断，和?|患有四肢风湿病，小肠疝气。他反对在腹部扎针或切口。和?|请他把病情说明与处方都写了下来。

中堂是否像英国人炫耀的那样“很快从急病中痊愈了”呢？即便如此，使节团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进展。马戛尔尼记道：“我知道，尽管我们作了极大努力，中国人还是处处对外国人表示不信任。”因为无法同和?|见面，马戛尔尼只得给他写信。小斯当东负责抄写李先生的译文并检查译得是否准确。真像瞎子与瘫子的合作……

和?|终于作出了友好的表示和讲话。他对兰吉大夫十分满意，送了他一匹丝绸，并说他的见解“十分高明，合乎情理，并与亚洲公认的概念完全不同，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这种说法真是千真万确！在这遥远的鞑靼鞋题地区，两种分开发展的文明相遇了，不管双方是否愿意，它们必须共处，同甘共著。西方可以没有中国，中国也可以不管西方。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央帝国的看法更多是来自幻想，而不是出自现实。现在英国人将面对现实，驱散幻想，它不能不介入。中国人很快就将遭到源源而来的西方技术的侵袭。

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一个是天朝幻想中的月球上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从事贸易工业与科学的英国。和?|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到了仍能保留自身特点，即停滞不变状态的最后时刻。不过，他没有认识到：无论中国怎么做，不管她是拒绝还是接受，对她而言，一切都要发生彻底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