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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交臂－－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看明末华夏文明的一次演进机会

《失之交臂－－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看明末华夏文明的一次演进机会》

by karman 于2006年12月

半年前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反刍至今。　当时一卷在手，时常感慨万分，　胸中块垒一吐为快，东拉西扯几句以娱网友。

利玛窦为什么被罗马天主教会派到中国来呢？　

在１５８２年利玛窦进入中国以前，　基督教在日本已经获得了十多万的信徒并建立了一定的教会组织。　而当时的明朝政府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除了官方派遣的使者，基督教传教士无法公开自由地出入中国。尽管传教士能比较方便地随同葡萄牙商人出入日本，但是传教士方各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遇到一个比较大麻烦就是和日本知识分子的激烈辩论。　而这个他无法克服的麻烦促使他竭力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所突破。　

笔者认为，　宗教总是由三方面组成，　一是SUPER－，　指SUPERSTITION和SUPERNATURE,是迷信、超自然和神怪这一类东西。　这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宗教的基础。这个部分也有演化的过程。　原始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畏惧而产生的想象在人们的头脑中不断发育发展，并形成一个认识体系后，　就可以说宗教具有了一个雏形。　二是PHYLOSOPHY,即哲学思想。　这里的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的理性认识和理解。第三是宗教的根本：BELIEVE,信仰。　我认为高级的宗教必定有高度发达的哲学思想体系。

一门高级宗教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其哲学思想的传播过程。　十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已经是门高度发育发展、博大精深的宗教，　并孕育着西方现代文明。

方各济-沙勿略在日本与偶像崇拜者（即日本知识分子）激烈辩论。“。。。。。。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　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　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　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　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　于是沙勿略决定必须尽早地访问中国，　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之中昄依。做到了这一点，　他就更容易争取日本人，　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他们了。”（第８９页)这就好比你去跟小朋友上课讲太阳公公月亮婆婆，突然有个小朋友说：“不对，　是月亮公公太阳婆婆，这是我爸爸说的!　我爸爸是最了不起的人，　他什么都知道!　你说的不对!”　这可怎么扯？　好吧，我去找你爸爸理论。　当时的日本思想体系是由中国儒教、佛教和神道混合而成的，是一个次于中国思想体系的子系统，　他们把中国思想体系奉为神明。　而要让日本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思想体系远比让普通百姓接受基督教迷信来得困难。　传教士们试图证明基督教思想体系比日本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思想体系更正确更真理，但是日本知识分子在理屈词穷之后却把矛盾转给了其上级－－中国思想体系：　你们去跟中国人理论吧!（后来日本人发现西方的东西胜于中国的东西，便义无反顾地想“脱亚入欧”了，　这是后话。）

传教士沙勿略得到了葡萄牙商人、葡萄牙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支持，历尽的辛苦，但终于没有能够进入中国。　在距离中国海岸３０海里的一个叫上川的小岛上，沙勿略做了最后的努力：准备偷渡进入中国，　但不幸得了严重的热病，　１５５２年１２月，他在向上帝的祷告中去世。出师未捷身先死。　他的巨大热情和努力并没有白费，　经过其它传教士三十年的尝试和不断努力，　1582年四月，继任者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终于进入了中国，开始了他在广东、江西、江苏和北京的二十八年传教生涯，　最后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　不久，　大明王朝覆灭。

儒钱穆先生说：儒教容纳得了基督教，但基督教容纳不了儒教。

和在日本不同，传教士们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底层大规模的开展招募教徒，　而是致力于明朝上层社会的活动，并努力接近中国皇帝。　书中说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五年后之发展了五千多名教徒，而同时期传教士在日本发展了二十五万信徒。十五世纪的底层老百姓是无知愚昧的，这至少明朝的高级知识分子看来如此。愚昧无知的百姓比较容易从SUPER－方面接近一个新的宗教，而新的宗教进入中国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佛教早在东汉时期已近进入中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十分兴旺。　佛教的迷信成分极大，如来、观音、菩萨、地狱、魔鬼、报应、轮回等等一大套迷信系统非常完整，　因此佛教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　后来大唐盛世的开放，伊斯兰教、景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到了中国，加上本土的道教神仙鬼怪系统，　中国的宗教种类之多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归功于儒教的开放性，　书中记述了利玛窦会见了在中国的犹太后裔）。如果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走低层路线并不见得对基督教的传播有什么好处。　如果传教士们拿摩西让大海分开、耶稣让瞎子复明死人复活和神甫用祷告和圣水治病等来做为基督教的传播基石，那么他们就把自己降低到了邪恶的异教徒同一档次去了。　比如据不可靠统计，^-^ 现在中国有一万三千座教堂（佛教寺庙为一万六千座），　你能说基督教思想和精神在中国已经确立了相当的地位了吗？　在中国，一个农村大妈生病的时候她即可以吃点香灰又可以接受神甫的祷告而毫无不妥，而加入基督教也比当和尚简单，至少不用剃头和戒除肉类食品和性生活。

传教士在进入中国之前，有的在澳门呆了一段时间学习中文。他们进入中国之后并更加努力的学习中文和中国儒、释、道的经典。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有专门章节对中国儒、释、道的描述。传教士们对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表达了相当的佩服和尊敬, 认为当时的中国哲学思想同欧洲的相比是同样的复杂深刻。　明朝时期的中国文明确实和欧洲文明不相伯仲，尽管明朝的中国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野蛮民族的征服。　世界上有多少文明是毁于野蛮民族的入侵的啊，你读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文明历史、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历史就知道了。　基督教传教士完全不能如入无人之境那样大摇大摆的在中国横行，而中国知识份子也不可能象近二、三十年里所谓精英那样彻底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传教士们很懂得要把基督教传播进中国，必须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崇拜、反对异教迷信的，所以对佛教和道教竭力攻击。　利玛窦仔细研读了儒家经典，参加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活动和聚会，　发现儒教教义并没有和基督教教义有明显冲突的地方，　所以是积极拉拢联络儒教的。比如儒教教义中的“天”概念和基督教中的“上帝”没有冲突，　都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意思，只是基督教里的上帝比较人格化了而已。而儒者祭祀祖宗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看来也不属于偶像崇拜，　所以也没有问题。而“子不语力怪乱神”又将儒者和低级迷信划清了界限。　而儒者对家庭的重视也是基督徒所同样重视的。　而中国的高层知识分子也对基督教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从书中的描述来看，　传教士在中国遇到的麻烦多来自底层而不是高层。　而明朝中国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儒教学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书中记述了许许多多政府高级官员对传教士的帮助。那些高级官员当传教士们在广东、江西和当地势力和庙宇势力发生冲突时都给予了有力的帮助，并积极帮助利玛窦实现拜见中国皇帝的愿望。　利玛窦和儒教合作得极好，他为自己做了一套儒服用以参加宴会和拜见官员等重要活动。

在明末，如果把基督教比做远来的富商的话，那么儒教就是本地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并对远道而来的富商的致富之道颇感兴趣。　利玛窦等传教士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等到各地官员绅士的热情招待，所以利玛窦对宴会礼仪相当熟悉并在书中记述了。利玛窦在经历了几次宴请之后明白了这种宴会其实是种学术会议和辩论会，　在宴席中利玛窦都没有功夫吃饱，　所以后来他在赴宴之前先吃饱肚子。　有几次参加宴会的有大儒、名僧和学问高深的道家学者，　书中说利玛窦总是在哲学辩论中把佛教和道家哲学理论驳得哑口无言，比如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利玛窦驳倒了雪浪大师黄宏恩，而工部主事刘冠南也把利玛窦称为儒者，利玛窦的言论并得到礼部尚书王忠铭的赞同。这些利玛窦在书中都详细记录。　从书中的记录来看，利玛窦在辩论中运用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把基督教的上帝是无限的善的源泉等理论宣讲。　从利玛窦的记述来看，当时的高级知识份子对基督教的哲学理论相当的感兴趣并非常愿意同利玛窦探讨哲学理论。　这可以看出，　当时的高级知识份子面对外来文化的从容不迫、开放吸收的气度和胸怀。　而儒教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基督教哲学理论来达到“易佛补儒”的目的。

一种开放的系统是强大的和充满生命力的，比如微软公司能有今天的地位是和当时windows视窗软件的开放分不开的。　儒教教义的有一条就是格物致知，　这就是一种开放的原则。　儒教之中没有一条教义是声称自己掌握绝对真理的，　而是反复强调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真理，用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社会自然之中去，（都在《论语》里写着呢，）　这就是儒教和基督教之绝大不同之处，（看其它自称掌握绝对真理的宗教都是何等的不宽容。）因此钱穆大师说：儒教包容得了基督教而基督教包容不了儒教。儒教从开始就没有对外来文化镇压和打击过，世界上少有象中国这样不沾血的干净的宗教。（扯远了。）玛窦从西方带来了先进的数学知识和地理天文知识，　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吸收学习的。　著名人物徐光　　　　启的事迹就不用说了，杭州人李之藻也翻译出版了地理数学书籍《坤舆万国全图》、《浑盖通宪图说》和《同文算指》等。　经纬线地球仪、欧氏几何和代数等都是当时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特别是数学知识是以后科学发展的基础。　（也不知道明朝人怎么搞到了让满酋毙命的葡萄牙红夷大炮的。）利玛窦还提出让中国皇帝派遣使团访问罗马教皇，试想如果当时东西方能够充分交流，把笛卡儿、斯宾诺萨的理论带入中国，搭上西方文艺复兴的快车，　那么现在　　　　　　的世界肯定是另一个样子的!

旁观者清

基督教是强烈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的。利玛窦仔细地观察着明代中国政治并在书中详细记述。利玛窦惊讶的发现，在各地的皇族成员除了享受俸禄之外全无政治地位和实权，　这是和欧洲的众多王国中的状况完全不同的。　其次，令他惊讶的是，按欧洲王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简直算不上君主制，而是官僚制，　他发现明代中国皇帝的权力被有效的约束了。首先是皇帝无法自由支配财政，政府花费和皇室花费是严格的分开的，皇帝不能随意任免官员，而政府自有一套检查、监督、任免、调任官员的机制，　而整个庞大无比的帝国是靠一个复杂而有效的官僚机构体系运转的。　这些都和欧洲的众多王国大不相同。　还有，　利玛窦和明朝政府官员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廉洁奉公、公正而讲道理和秩序井然的，　利玛窦痛恨的是宦官集团。　１５９５年日本入侵朝鲜，明朝政府打了场朝鲜战争而国库空虚，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百分之二是税收。　利玛窦在书中写道，百分之二是税收增加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宦官们在全国各地横征暴敛敲榨勒索把国家搞得鸡飞狗跳怨声载道。　并且在利玛窦赴京拜见皇帝的路途中受到了宦官们的敲榨威胁和迫害，而政府官员对宦官们的胡作非为非常惧怕，寒蝉若噤。可以说利玛窦对宦官集团恨得咬牙切齿。

利玛窦极具洞察力的。　封建，封邦建国。从西汉初期起封建制度已经在中国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文人官僚政府和帝制的一种独特的结合。　一般来说，皇帝和政府合作就是一个好的朝代，皇帝和政府对抗就是坏的朝代。　在西方，比如英国，政教是分离的，教会不是直接控制政府；在中国，整个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儒教的载体。　因为儒教没有什么类似教会的组织，其组织就是政府本身，　因为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是儒学教育机构出身的、经过严格考试选拔的儒生，所以利玛窦遇见的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也所以一个朝代能运转几百年。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高度的政教合一，　所以中国的大儒基本上是高官，汉代是这样，唐代、宋代和明代也是这样。所以利玛窦所致力的和儒教学者的交往和友谊也就成了基督教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何等高明的战略!

钱穆先生说汉代具有非常好的地方政府体制，唐代有非常好的中央政府体制。笔者认为那都是很好的皇帝和政府合作的朝代，而明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权与政府对抗的体制。朱元璋这个瘪三出身的皇帝从一开始就是与政府对抗而不是合作的。蓝玉胡维庸案件后废相就是他要压制政府的行动。　而后来的宦官集团也是皇帝企图绕过官僚政府的工具。所以东林党人的清议就是儒教官僚政府对皇权宦官集团的抗争。　经过这样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儒教的逐渐衰弱也就是官僚政府这个儒教载体的衰落的过程。　在清代，汉人儒生已经在官僚政府中处于摆设可有可无的地位，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汉人根本救没有对官僚政府的控制权，而历经几代满清皇帝的文字狱的屠杀，把中国知识分子杀得惶惶如丧家之犬，钻进古纸堆了避难，儒教基本上已是行尸走肉徒有其表了，儒教再也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诞生了，明末的那种儒教的生生活力早已消失了。到了八国联军打进来、满清的覆灭也必然是儒教的覆灭。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不是用手枪顶着脑袋让你喊的呀，也所以丧失精神的民族在近一百多年里的辗转反侧是多么的痛苦!

痛憾万分的失之交臂

明末的中国出现了回光返照般的活力，东西交流的一线光明在以后的两百多年黑暗中看来是格外的明亮。　儒教的哲学思想理论也出现了一个最后的高潮，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儒为儒教哲学思想抹上了最后一笔浓重的色彩。

沧海桑田，错过了，便永远地错过了。今日儒学的复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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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篇我一年半前写的读书记录。　

通宝推：韦红雪,frn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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