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郭嵩焘 -- 谭伯牛

有一种“捡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的感悟，离心心相印有一定距离。

郭文则是在泰西新学里看到了“如自己出”的光芒，可以称得上心心相印。

曾李诸人之洋务，张之洞有很好的总结，即所谓中体西用。直到今天，治国还是这个套路。所以，我不看好他们在这方面的造诣。

中体西用，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

。自由是两者共同的基石，而且保守主义者价值体系中把自由放在灵魂最核心的地方，比自由主义者更加珍视自由，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哈耶克曾经说，上个世纪后半期“自由主义者”盗用了自由这个词，他们只好使用保守主义这个话语。

两者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 比方：

保守主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因为政府历史上是对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

自由主义：政府应该干预，帮助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公正。

保守主义：存在普适的道德和秩序，这是一个人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自由主义：不存在普适的道德和秩序，文化和价值观是相对的。

中体西用纯粹是自欺欺人，这个老套路一直套到如今，还在欺人――现在肉食者也许不再自欺，否则俺实在怀疑他们的IQ了。

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早在同光之际已经奠定，就是同光中兴和明治维新的差距，这一格局迄今无根本变化，真不知道何时又是甲午？莫非是未来的台海之战？看一看大陆许多人的狂热，想想都心寒！

我同意中体西用说好了最多是一厢情愿，期望为一个文化和民族新生寻找切入点。

窃以为现在国内对于文史，官样的文章做得不少，实际重视程度很差。现在的大家，不是没有，除了几个早就成名的老先生，大多数是在市井之中，象谭先生伯牛，既是一例。但是，也未见得就是坏事。早先顾颉刚，冯友兰，朱光潜等先生，名声鹊起之时，也是起自民间。未听说，那位大牛人是这些先生教出来的。民间有此风气，则文史有传，我等幸甚。

兄弟不才，虽是对文史也是极感兴趣的，但是苦于理科身份，养家糊口为第一要务，这兴趣之事，自然要落后了。有一师弟，绝擅清史，随意人名，则家史，职位，轶事，分毫无差。只是为生活所迫，下海捞鱼去了。时抱怨无人可以谈心。吾常赞同之。近日得见谭先生及诸位大作，幸甚。当告之以速。其必不复言孤寂云云。

有西西河，幸甚。多谢谭先生及诸位版主使我等重睹大家风貌。

咸丰八年春，英法美俄四国在修改税则制订新约的要求未能满足后，发兵攻占大沽炮台，引发群情大愤。一时廷臣纷纷主战。但郭嵩焘却大力主和，并认为应该以“信和义”来办洋务，说中国“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云云。

请教：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从当时的情势分析，郭之见解如何？读晚清史总是让人气闷，百余年来国耻重重，然其时内难方炽，外患又起，究竟应该如何，恐亦不是那么简单。很想听听谭兄高论。

能通达庄子之意，想必迥然于世事之风

怎可不迂不呆

喜欢这句，呆又何妨

而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不管怎样,19世纪乡先贤的事迹,对21世纪的我们,不会毫无意义..庆幸啊,有历史的国家.有历史的人民..

话说回来,每个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哪个没有痛苦,疑难,激荡,甚至牺牲? 中国人的痛苦是痛苦,外国人的痛苦呢? 人类历史进步的必修课罢了,中国这个老家伙也免不了的..只是庆幸,中国今天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所差的只是时间而已;气愤的是,台独分子总是不失时机地来拉后腿..

但我对中华民族充满信心!

你的看法,也又一次认证了我的想法,实际上西方社会,对我而言,尤其是欧洲社会,精英阶层以保守派为主,其思想更接近传统儒家思想,小到接人待物大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觉得文艺复兴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对教会的专制，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利益分配结构。文艺复兴的核心理念是自由，那正是资本主义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石。

那么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重新发掘、发扬儒家文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制度呢？一百年前的溃败，是儒家文化的失败，还是体制结构的失败？

我觉得，儒家文化或保守主义也许守成不错，但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显得过于死板，对时局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对吗？

在经济学中的标签是这样贴的

自由主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因为市场能干所有的事。大致是将政府和市场对立，比如最初流行的观点是政府干预会干扰市场啦，后来流行的观点是PIP（Policy ineffectiveness proposition），也就是说，政府你干预了也没有用。（我不是他们的扇子，解释不清楚为什么。）

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应该干预，帮助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类把政府和市场视为互补。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现实中各种各样的asymmetric info和inequality，单靠市场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政府的协助和干预。

比如，新凯恩斯派的领袖stiglitz对“自由派”（或所谓的自由派）的经济主张是相当不满意，但是照你的说法，他应该被划为自由派，而“自由派”应该化为保守派。当年凯恩斯和哈耶克吵架，最初的起因来源于对货币政策上的分歧，一个要政府发挥作用，一个不准，就此打起来。把凯恩斯归为自由主义，我很难接受，呵呵。我倒愿意把哈耶克划过去，呵呵。

我不太知道哲学和政治学上的划分，所以，我现在是有点糊涂了。快点给我讲清楚，不然大刑伺候

谭兄一方面说：

一方面又说：

在我看来，这也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局。一方面知道所谓的中体西用行不通，另一方面又为传统的失落而感到惋惜。毕竟真的丧失了自己的传统，不就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仔了么。对于日本这类本就没有自己的光荣传统的国家来说，黄皮红心或是黄皮白心都无所谓。可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就是个问题了。

下面这段文字大概很好的描述了由这种情结派生出来的种种现象：

“中国人面对西洋的物质文明，往往会生出几种态度。

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者，现今大概是绝了种了。

很多号称“精英”的人在“独立思考”过后，潜意识中觉得中国处处不如西洋，而且永远也无法超过西洋。于是便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加唯武器论者。反映在治史上便是罗列双方的技术对比，强调并夸大所谓西洋技术与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断言中国注定的失败。其代表作是前几年出版的<<天朝的崩溃>>。

如阿Q般公开认为“老子先前阔”的人大约也没有了。可是回朔历史，他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人竟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无数“进入现代社会”的机会。西洋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短短三百年内便一举从愚昧落后的中世纪跃入了工业文明社会。而在此之前凡一千七百年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工业文明。而在此之后又被西洋打得惨败。对照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虽然又一次有了一个巩固的中央政权，却失去了“天朝”的地位。更要命的是，对“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不再以是否接受中国文化为标准。中国成了“蛮夷”而“蛮夷”却成了“文明”。中国虽然拼命“西化”(或曰“现代化”)，西洋却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甚至必欲灭之而后快。

于是想要吃一副后悔药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质问命运为何如此青睐西洋，明明中国无论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和版图上都远胜当时的西洋诸国，甚至郑和发现非洲还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甚至明末还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却“轻易”地放跑了一切机会。在这历史的宿命中，必须有人承担起责任来。”

我倒是以为时至今日还纠缠于体与用之辨全无意义。儒家的体不适用于战国。现在的世界正是战国之世。如果继续抱残守缺，专向旧智慧里寻新办法，恐怕会成了宋襄公。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外国的东西囫囵吞枣，恐怕难免移桔成枳之弊。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因地制宜。商鞅的变法虽然法三晋的变法，但是并不照抄东方的制度。而是结合了秦国的特点进行了改进。

当然，何谓因地制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就好比我认为现在搞的私有化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别人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呵呵。

孔子说的这番话当然是不错的。他比较被人攻击的是在对“均”的理解上。

我认为“均”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公正”和“公平”的代名词。这句话用现代的话重述一遍就是“可供分配的物品的数量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分配制度。”

物品不足可以再生产。但是产量再多，如果是两极分化的分配，那么产量再多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现在中国的分配制度合理吗？公平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分配制度将导致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这个制度显然是要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的。

任老师又有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