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掰手指头算算民国和建国前三十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 -- 葡萄
找文章一事是我想当然了，在这里向大家承认错误。
http://www.cnw3.org/ytht/comment/5/6/8.html此链接是我找到的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一篇文章。在我看到的文章中，应该算是比较公充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
http://www.xici.net/b105993/d4404317.htm这是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的节选，说的可就又严重一些了。
另外我得说明一点，用搜索引擎找“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容易的很，正的反的一大堆，找你那个“生物伴侣”可难了去了。
你灶上煮着鱼，心里着急上火，不停地说：“怎么还没好，怎么还没好？”
鱼呢，只有比你更急。
对比一下五年前海外的中文网站，就是到什么是历史时刻了。
只是想说明, 当你给定的条件非常宽泛的时候,他人是不容易找到你所说的那一篇文章."生物伴侣"只是随手用它做个例子.
多谢你给出具体的文章链接.
那会儿什么东西都紧缺,生产多少卖多少,而生产增长又不快甚至不增长,盐都不够吃的情况下,怎么考察...
哎...和戴墨镜同时又装傻的人讨论颜色问题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花园口决堤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隧道窒息,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其间有悲壮，有惨烈，有矛盾，有无奈，无论如何，这是中华民族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的惨重代价。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了民族解放牺牲的人们。
1 长沙大火玉石俱焚
时间：1938年11月12日晚至14日事件：国民党在长沙放的一把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数千年的古城毁于一旦。全城63%的街巷、房屋被烧。1900余石谷米被烈火吞掉，300万元的绸缎烧成灰土，400颗价值连城的汉印及许多文物珍品荡然无存，当日午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决定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总指挥，由300人组成24个纵火队，他们把伤兵烤火误认为是点火信号，随即在全城纵火，长沙变成一片火海，一直烧了3天3夜。长沙大火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居民2万余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大量灾民无家可归。
蒋介石：“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11月攻陷岳阳。长沙距岳阳130公里，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被推到了抗战第一线。日机不断轰炸，到了11月12日，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立即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由长沙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团长徐昆执行。计划明确要求，“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疯狂失控的夜晚
张治中一开始就明确下达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但是，1938年11月12日的夜晚，疯狂失控。确切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徐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但当时，警察和消防队员都撤离了，无人灭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但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不久，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当日的电报代号为“文”，因大火发生在夜间，故为“夕”，因此称这场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
“这是整个集团的错误“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但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于是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逮捕有关人员，批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酆悌、徐昆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枪决。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作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2 花园口决堤破釜沉舟
时间：1937年6月9日事件：豫、皖、苏3省44个县市，2.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没，成为黄泛区。 600余万人民遭受洪水侵袭，加之蝗旱兵祸，9年间共有89万人丧失生命。从军事上，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2个师团以上，其沿陇海线两侧进犯武汉的计划被粉碎。据日本军部透露，由于黄河决口，日军夺取武汉的时间推迟了3个月。
“以水代兵”———一个艰难的决定
1937年，徐州失守后，造成了日军进逼郑州威胁重地武汉的严重局势。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反而使整个豫东门户大开，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郑州危在旦夕。
部署西撤的同时，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放黄河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
决堤可保郑州，但几省的土地和人民怎么办？牺牲惨重可想而知。早在两年前，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提出了类似建议。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容易。
跪向黄河，官兵们放声大哭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的小地方，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
6月7日凌晨，国民革命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掘堤。当时的郑(州)中(牟)河防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卢继东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壮情景：在决堤前，参与掘堤的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来到河堤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对着关公磕响头，热泪长淌：“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这样一说，官兵们“齐刷刷”地全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两昼夜的奋力苦战，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熊先煜在日记中写到：“……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心甚痛焉。”在熊先煜看来，6月10日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乃“天公相助”。
其实当初决堤首选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但因工程设计不当，本定于6月5日放水却在6日早晨仍没有可执行的迹象，才临时改址花园口。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湮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记载：“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当然，为这样的结果，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是无比惨重的。抗战胜利后，在花园口进行了堵口复堤工程。1947年建堵口纪念亭，亭内刻立黄河花园口合龙纪念碑，碑上还刻有蒋介石题“济国安澜”和行政院题“安澜有庆”八个大字。
蒋介石死后真相大白
事实上，受命部队很清楚，花园口决堤真相一旦泄露，对中国民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还会损及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所以就决堤放水当日上午，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日军炸开花园口致使黄河决堤，就是国民党当局对外的一致口径。这一说法传出，世界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宣传竭力进行反驳。而当记者要求进行实地采访时，国民党方又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
蒋介石死后，《蒋总统传》和《蒋总统秘录》两书中，才将真相基本公开。
3 重庆防空隧道活活闷死2500人
时间：1941年6月5日事件：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史称“重庆大轰炸”。 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重庆政府挖掘了多条防空洞。大隧道是其中之一，位于市中心稍偏西的一个叫十八梯的地方。
1941年6月5日晚9时左右，日军空袭，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大隧道里挤进了一万余人。日军空袭长达5个多小时，其间隧道顶上燃起了大火。由于拥挤和缺氧，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2500余人在此间窒息死亡，伤者无数。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和政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始自“重庆大轰炸”。
而在长达五年的轰炸中，尤以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最让人心悸。
日本人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一天比一天让人慌起来。保甲长挨家挨户筹钱准备挖防空洞。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加上缺乏物资、经费、技术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比之所需，实在不多。
大轰炸的幸存者重庆印制公司三厂退休工人老人李朝荣回忆说，那时要进防空洞，每人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买不起。
进入1941年后，日军开始实施“第三次战略轰炸”。6月5日下午6时许，重庆突然拉响空袭警报，24架日机在夜色的掩护下，分3批侵入重庆，对重庆市区实施轮番轰炸，持续轰炸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防空洞是当时重庆比较大的防空洞，也称为大隧道，有两个洞口，一个在十八梯观音岩，另一个洞口在老衣服街附近。日机开始轰炸后，市民纷纷涌进洞中，导致洞内人满为患。不久，两个洞口均遭轰炸，洞口被倒塌的房子堵住，大火浓烟也钻进洞来，上万人挤成一团，氧气越来越少，众多平民就这样被活活地憋死。
惨案发生后，中外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日军的灭绝人性和国民政府防空管理不力。
根据国民政府发表的惨案《审查报告》，“六五大隧道惨案”共死亡992人，重伤151人。但社会舆论一致认为此数字太低。后普遍认为，死亡超过2500人。由于遇难者太多，当局不得不出动军用汽车和驳船运送尸体。
被大火焚毁前的长沙市容
被大火焚毁的长沙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灾害)灾害、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但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6]。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6](p．378)。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卑，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旱达4寸—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7]。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年1—9月，从1959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天一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流经山东、河南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50年来最高记录。 1960年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达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10小时—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6](p．379)。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内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米—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6](pp.378,379)。 1960年3—5月、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个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更大。另一个特点是早、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建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7](p．35)，其中1／4面积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1960年。 从1960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1960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73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房屋504万间。 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100万公顷农田没有收成。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人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农田绝收。 1961年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多的[6](p．82)。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的如渔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被冲毁、人口死亡等损失都超过了1960年。
：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1966—1969年统计数字可见，1959—1961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到这个判断，并不像金、王二文所断言的是后来才编造的。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8]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他在分别会见毛泽东、刘少奇时，几次问到这个问题。刘少奇认为：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394696.html?fr=qrl
上面的来自网络,接下来的资料来自董辅衽遍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关于1959-1961年的资料.(这本书的观点为正统观点,全面否定大跃进与文革)
第379页第三段:
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的下降有自然灾害的原因.根据统计,1959年全国农业受灾面积1300多万公顷,粮食粮食减产1000万吨到1500万吨.1960年受灾面积增加到了2460多万公顷粮食减产1500万至2000万吨.(本段后面为阐述大跃进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是决定性影响)
曾经和人争那三年的时候,有人认为我用三年自然灾害是掩饰毛泽东的错误而应该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正式的叫法.这里对比我暂时在网络上和家里的资料,我们都可以看见1959-1961这三年里中国的确发生了连续的自然灾害.让我首先想从网络上找资料的念头的是,董辅衽遍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关于1959-1961年的资料里在阐述对三年受灾情况的介绍的时候独独跳过了1961年.而一开始的贴的受灾害情况之所以摘自网络,也是来源于想看看书上缺少的那一年到底自然灾害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书与网络中间的数字差距来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对什么样的数字采信是可以决定我们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的.具体资料,我有时间会陆续补充上来.有时候在涉及一些敏感的历史的时候,不管你我最终会持什么样的观点.在确定什么集团或者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起码应该看看那三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比如,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是怎么样的,对于之前之后的程度又是怎么样的,这些灾害的直接与见解影响又是什么.我想,随着我们能肯定的东西越多,什么样的观点在我们自己心里就越发变的清晰与符合逻辑或者更接近事实吧.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4000万:
http://tieba.baidu.com/f?kz=162254783
比较民国与三年自然灾害的(民国2亿非正常死亡见此论)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512/3197.html
民国前的事情，祖父辈的人大概说过，祖父祖母都是小人物，说的不过是民间的自然记忆而已，水灾旱灾瘟疫匪患兵灾，没有几年安生日子，拿那些年和49年之后的日子相比，天壤之别。也许有人看了旧上海的风花雪月故事，和那时候一个工人每月几十大洋，一个教授每月几百大洋的收入，就觉得黄金N年，太平盛事了，从全国看来，远非如此。
建国后国家的整合能力强了，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能够调动的资源开始多了。但是3年自然灾害，也确实有天灾也有人祸，不那么瞎折腾的话，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无论是1千万还是3千万，对普通百姓来说，有多大意义？父辈的记忆是村子里最后都找不到有力气往外抬死人的劳动力，和平年代有那么大的损失，太祖发个罪己诏也是应该的，我想葡萄也不会否认有人祸的成分，至于几分天灾，几分人祸，见人见智吧。
我想葡萄所反对的，是有些人把民国的史书上涂的金光闪闪而已，对于49年后的错误，并非是看不到。
没有鞋，没有衬衣，光着脚在街上跑。
他们怀念日据时代，不过是怀念自己在那个时代相对于普通台湾人的特权而已。想想当初东北吃大米就算经济犯，日据时代的当地普通人，过得能好吗？本来就是当殖民地用的，还想让日本人发善心呀？日本人，能是善人吗？
现在只是时间久了，拿出以前的事给自己壮胆而已。不过是想说自己祖上也阔过，没有两蒋也过得不错。可是事实就是，没有两蒋，他们还在农业社会，日子过得苦，穷得一塌糊涂，在日本人的社会结构里，比如今的琉球人都低一等。
有时候一些当事人或者一些事情还没有做个了解,一些事情就基本见不得天日.对我而言不管谁相信什么,谁有了什么结论.就人口\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基本数字比较的话,民国三十八年如何,建国三十年如何,相关数字我想没有谁能掩盖的住.不管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想想今天的执政当局的一些政策,我有这样几个结论:
1.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允许有内乱,有煽动国内暴力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坚决弹压.
2.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容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乃至分裂中国,尤其对武装分裂份子坚决镇压.
3.不管出现什么波折甚至挑衅,都不能打断中国自己发展的步伐与节奏,主权在我既生存由我.
为什么?满清之糜烂,到覆灭之时我们还占了世界GDP总量的11%是当时日本的一倍.到民国三十八年,跌落到世界0.7%的份额.无他,内忧外患\党同伐异\生死荣辱权操列强之手而已.有的利可以让,有的物件可以交换,但是有事到临头了半点退缩不得的.
尤其是讨论这种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材料、数据等来源最好还是能还原到具体的人和文章，并把哪些是引用的，哪些是自己的材料和观点分得比较清楚，这样无论是看还是讨论，都容易得多，讨论过的容易形成积累，容易被后来的人回溯。
baidu/wikipedia之类地方来的引文，尤其是无头无尾的，是很忌讳的。比如葡萄上面引的资料，稍作检索就可以找到原始出处为陈东林2004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1]，里面除了立论以外也提到了金辉、王维洛的观点，这样问题和争论的来龙去脉才清楚，观点和论证差异在哪里才明白。同作者2000年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的论文《“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见[2]。金辉的文章见[3]。
[1]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4946
[2]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642
[3]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770
当初学中国，后来学美国，都是把姿态放低到我都觉得有点下贱的地步。而一旦他们有了一点自信，就疯狂到难以理喻。美国当初还以为二战占了日本本土他们会疯狂反抗呢，哪料到他们一下子都可以变成由内而外的标准顺民。
日本，给我的感觉就是性格扭曲。他们可以很容易得从外面学东西，但我总觉得他们成不了大器。
船小，当然好调头了。不过当大船终于找准方向，那就远不是小船可比的。
当然两个年度无法直接对比，这里想说的是，在绝产面积较大的时候，保持粮食总产量稳定也不是没有可能
的，当然，1960年代的粮食总种植面积也小，大规模的垦荒、围湖造田还没有开始
2007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0553万公顷，
1978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20587千公顷 （1978年是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中最早的年份） 1978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链接
粮食总产量 30477.0
另外，葡萄刚才引用的数据：
嗯，为什么没能播种，为什么失收呢？
葡萄可能觉得是天灾的原因，不过通常认为是由于大炼钢铁，劳力不足造成的
葡萄你这次能不能明确一下，你是不是想说，造成那三年的主要原因是天灾因素 > 人祸因素?
有意思的是TG自己都承认“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你这个一直觉得中央在下一盘很大棋的人，怎么反而怀疑起TG的这个历史认定了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