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两汉史杂谈（4）－－论汉光武帝刘秀 -- 温相

风气如此，其实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一下，她们也有自己充分的理由。只不过这种理由比较滑稽可笑罢了。

光武弃西域时汉朝国力不足，北宋丢燕云那是无良将。

虽然两事结果都对中国造成危害，可一过不在光武，在前之群雄混战，一过则在太祖释兵权，太宗指挥无方。

以太宗那破军事能力还要御驾亲征，高粱河一战一半就败在他亲自上马里。和孙权倒是有的一比，尽为敌国创造名将啊！

　　土地为何不能相提并论？《盐铁论》就曾提到，得到土地而不能善加利用，还不如不得比较好。如果赵匡胤可以因没有燕云十六州而建国二百年，为何燕云十六州就一定是宋朝的必争之地？如果硬要强调燕云十六州在宋朝的地位，同样的也可以强调西域在东汉的地位。

　　看看靖康年间二次被女真围城，宋军就不是败在没有燕云十六州，单纯的汴京守城，一点儿也不能怪当时有无燕云十六州。河东宣抚使统兵十七万及河东义勇禁兵五万联兵，结果被击破，这大概是因战前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心理因素；号有固若金汤的汴梁，被围城攻破，这大概是因战前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心理因素──以优势的兵力野战及坚城防卫，却仍然亡国，这大概是因战前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关系。

　　如果汉光武帝有一百的理由可以不要西域，宋朝又何必有一千的理由硬要燕云十六州。

　　汉光武帝善于征伐统一，而拙于外交拓土，这并非很大的缺点，安定本土己可满足，至于效法秦皇汉武，恐非汉光武帝的心愿。有的人就是善于治国，当然若再加外交拓土会更好，但是并不强求每人都要内圣外王，因此本来仅以一句话带过汉光武帝的评价。但是既然要多谈汉光武帝的对外政策，当然就得仔细评价，比方拿宋朝的燕云十六州相比。

　　另外汉武帝并没有建立西域都护府，诚然汉朝与匈奴两败俱伤，也是基于大挫匈奴元气，但是汉兵当时亦损失惨重，不过西域后来还是于汉宣帝时臣服。

　　知人善任方面，包括利用马援以击破陇西的隗嚣，以及河西的窦融，汉光武帝懂得「将将」比「将兵」占优。秦始皇几乎没有亲率任何战争，但是击败六国；相反的很多英明神武的君王兼将帅，往往亲征而未必占利。因为，明主圣君决定政策，而使爪牙鹰犬执行任务。

　　要不要经营西域，主意在君王，执行在臣属，是以西汉张骞通西域、东汉班超开西域，两者几无大兵后盾，这也主意臣行的佳例。再看汉光武帝治天下，驱使精英以收不臣，这才是用人的高招。

我也借此再得三分。

康熙熟读21史，所以他对历史上那些皇帝不可能没有研究，所以他“会”当皇帝，因为读史可以让他不重复前人的错误，所以何某更觉得圣祖仁皇帝是一个集大成的皇帝。稍微比汉光武强些，这是我的观点，不足之处请温兄指正。

另外，你对光武之于匈奴的观点我比较赞同。不要说指正

，我还要向你请教呢，呵呵。

信什么宗教? 我说什么都不信.

迷信, 星象类的东西我也没信过, 经常和同事辩论.

后来被逼无奈, 没办法, 大家总要让我信点什么, 我一生气, 告诉他们信马克思主义. 于是众人闭口.

说的好，本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而且，真正能够读懂老马的东西那也不是一般战士呢。

英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是为了说出各种政治名词.

康熙至少有三个主要失误：文字狱，三藩之乱和税收政策。

先说文字狱。

清代开文字狱先河者就是康熙，《明史》案、《南山集》案都是他执政时期弄出来的，对学术界的打击和钳制很大，使得学者只能够埋首于故纸堆中做些考据工作，可以对古书中一个字的解释做出上万字的考据解释却不敢对任何涉及现实的稍大问题有任何见解，后来的万马齐喑实源于此。

后来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其实只是康熙朝文字狱的发展。等到嘉庆朝，已经没人敢说话了，自然是不用再搞文字狱了，但是嘉庆、道光两朝的万马齐喑局面却已经造成了。另外，本朝的文字狱也可以追溯到康熙朝，虽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发明权却应该归于他。

光武虽然强调图谶，却没有走到文字狱的地步。

文字狱说明康熙在如何驾驭和利用学术的问题上手段过于强硬，不如光武来的成熟。

再说三藩之乱。

清初三藩跋扈，吴三桂有不臣之心，财政开支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三藩所处之地均属边缘地区（云贵、广东和福建），发展潜力有限，随着中原地区的恢复，朝廷和三藩的力量差距会逐步拉大，三藩造反和造成大乱的可能性会逐步减少。

另外，三藩都是对清朝入关平定天下立下殊功的汉将，不让他们稳定在封地得以善终而刻意诛除，只会让其他汉将有兔死狐危之感。吴三桂起兵后，传檄各地，多有响应，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在朝廷讨论尚可喜要求归老辽东，由儿子袭爵的时候，吴三桂、耿精忠心不自安，也上表请求撤藩，以探听朝廷意思。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妥善处理，是有可能不激起变乱的，多数朝臣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康熙认为三藩必反，晚反不如造反，在自己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的情况下下令撤藩，逼得三藩造反，给自己造成了很不利的局面，如果不是绿营将领的善战，还不知道如何收场呢。

相反，光武帝做事申时度势，平定各地势力方面做的十分的稳当，基本没有给各地势力以任何主要的机会。同时，光武帝功臣均得善终。

因此，在做事申时度势、举止成熟稳定和善待功臣方面，康熙不如光武。

最后是税收政策。

中国收税传统上是人头税，缺点固然明显，但是好处之一就是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尽管其副作用是人丁逃亡。康熙朝搞摊丁入亩，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土地能够承担的前提下，人口增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人口增长迅速。但是土地的增长和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其它产业的人员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过多，土地无法承受，势必造成农民的贫困化和大量流民。这个问题，在康熙朝还不明显，但是到了乾隆朝就完全显示出来了。现代中国的人口众多，根源在于康熙朝。

光武纵容豪强地主固然不好，但是还是把农民绑在土地上的，没有造成人口和赋税的分离和人口的过分膨胀。

因此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康熙不如光武。

康熙的文字狱如《南山集》一事在文网密布的乾隆朝都被视作冤假错案。左都御史赵申乔在这件事上起的恶劣作用被后代骂作“逢君之恶”这里其实已经点了康熙的名字了

，只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没有直说而已。

三藩之乱这件事应该说康熙的策略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李治亭在他的《吴三桂大传》中阐述说，这次动乱严格意义应该是吴三桂之乱而不是三藩之乱。可见，真正对朝廷不满甚至可以上升到武装对抗的程度也就是吴三桂一家

，而且，对吴三桂他们是不是一定采取逼反的手段呢？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避免这八年的战争呢？也不见得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只是因为后来康熙胜利了，忙于总结胜利的经验而忽视了中间失败的教训而已。

康熙的所谓宽大发展到最后成为迁就，康熙晚年吏治的腐败就是一个说明。

再有，康熙一朝的党争不断，和光武君臣上下合心的局面显然不能相比。康熙晚年惑于储位之争，而光武换了太子和皇后天下晏然，由此也可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了。

康熙在满清十几位皇帝中诚然是出类拔萃的，和明代乃至宋代的一些皇帝包括唐代汉朝等等相比都是不错的，但要是和作为中国的千古一帝或可说帝王的楷模所谓内圣外王的汉文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先说一句《明史》案发的时候，康熙还是八、九岁的小孩，根本没亲政。《南山集》确实是文字狱，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大，而且有满汉对立的背景，当时满人毕竟是征服民族。

康熙的功劳在于抵抗并极大消弱了准噶尔蒙古，消灭了可能成吉思汗第二，防止了第二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当时准噶尔军队离北京只有几百里了，换个其他皇帝（比如他老子顺治）可能就回沈阳了。康熙将外蒙古、青海、西藏、台湾收归中国版图，除了外蒙古外，其他地区岂今都属现代的中国，功莫大于此矣。

康熙人格的魅力和个人的才智更是中国历史皇帝中罕见甚至第一、第二的，俺相当喜欢，这个太复杂，在此不表。

文字狱姑且不论，准噶尔蒙古能否成为成吉思汗第二则大可怀疑。

当时蒙古分裂，准噶尔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力量无法和进攻金朝时的成吉思汗相比。后者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作战战术和名将，而这些都不是准噶尔部所拥有的。首先，准噶尔部的实力就远不如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同时，战术上准噶尔用驼城对付康熙的大炮，以至于损失惨重，完全处于下风。

至于说准噶尔军队离北京只有几百里，看看地图就可以明白，蒙古和北京市的直线距离只有几百里，这是北京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和国力强弱无关。总不能说现在的中国还不如现在的蒙古强大吧。

青海和新疆都是清朝征服准噶尔部所带来的副产物。在当时，地广人稀，出产不多（当然现在除外），难怪晚清有边防和海防之争。

西北政权的问题之一就是虽然他们土地辽阔，但是本质上的绿洲经济和地广人稀使得其实力并不是很强。关于这一点，西辽可为佐证，他们虽然土地也很辽阔，却无力大举东征，恢复故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花拉子模，幅员万里的大国却无法抵御蒙古军的进攻，这虽然和战术有关，但是也和花拉子模的绿洲经济有关。

历史上的唐代疆域也很辽阔，只是离现在久远，没多少人记得了。

准噶尔帝国版图包括中亚、新疆、外蒙古、青海、西藏，一度还包括了内蒙古大部，与俄罗斯接壤，其势力远远超过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时。控制了达喇和班禅，也就是控制了所有黄教的信徒，所以康熙才不顾一切地占领西藏，就是争夺黄教的控制权。

准噶尔帝国的根据地是在伊梨，离北京远着呢。准噶尔帝国军队攻到北京只有几百里的乌兰布通，是一路上打过来的，征服了整个喀尔喀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