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 一 -- 电子赵括
为什么非得听蒋委员长的呢，难道到时候产生个刘委员长，张委员长什么的大家再团结在他旗下一起抗日不可以么？
他根本是个连基本史实也搞不清的蒋粉，居然说出“蒋介石可以在南京失守以后退往武汉、重庆，这在1931年是不可想象的。1931年以老蒋的战略纵深，最多只能退到南昌”的胡话，武汉在29年就被老蒋控制了，重庆在37年还远远谈不上控制，不过是渗透而己，是四川军阀刘湘主动请老蒋去的。
#最近比较忙，加之对经济问题不是内行，手头的资料无法系统整理，只能乱堆一些资料供大家品位了。日本经济政策同其对外贸易，军事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密不可分，加上不愿意落下日方资料中任何有关中国的消息，自觉不自觉就会带来一些中国的消息。或许有跑题之嫌，见谅。
高桥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例如工人人数在50人以下的工厂增加，中小工厂的劳动者比例上升。1934年，100人以上的工厂所拥有的劳动者超过了1926年的水平时，5-9人的小工厂劳动者达到八万一千人，10-49人的工厂劳动者达到十六万人。全劳动者比例中大工厂的人数从59.1%下降到51%，小中工厂则增加到11%和24.8%。除传统的轻工业外，中小工厂不少从新兴的重工业财团接受委托的业务。但是中小工厂不具备大工厂的技术能力，多少也限制了日本重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就是临时工制度。同日本企业的正常职工相比，临时工薪水较低，没有奖金以及退休补助等等。1933年三菱航空名古屋制造所拒绝为解雇临时工支付补贴，导致这一问题社会化。根据内务省社会局的调查，1934年底机械工业中20%的劳动者为临时工。上述的三菱航空名古屋制造所中临时工所占比重超过半数。1934，35年，日本通货膨胀政策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后，尽管工资表面上上升，不敌物价上升速度更快，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同时劳动时间延长，工伤增多等等都对劳动者形成新的威胁。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一直不曾中断。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日本进出口贸易有三大环节。第一环节，以蚕丝出口和棉花石油高级机械进口为代表的对美贸易；第二环节，以纺织品轻工业品和杂货出口，以及棉花和重工业原料（生铁，铁矿石，金属矿产，橡胶等）进口为代表的对东南亚，英国及欧洲列强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第三环节，纺织品和重化工业产品出口，食品，重化工业原料进口的对华和伪满的进出口贸易。这三环节占据了日本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70%-80%。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满洲boom”，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出现，这三环节出现重大变化。
首先，由于对美出口的大宗蚕丝出口锐减，对美出口从1929年的9亿1400万日元锐减至1934年的3亿9800万日元，出口比重从42%下跌到18%。而进口物资（棉花，钢铁，机械，石油等）有所上升，1932年以来日本贸易一贯赤字。同时也加深了对美经济依赖。其间得到大大发展的是棉纺业。借日元下跌的东风，1935年日本棉纺业仅以微弱的劣势排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棉布出口则在193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棉纺企业同日本形成竞争的中英两国对日矛盾自然加深。1932-34年，中国提高了棉纺品的进口关税，试图发展本国棉纺业，驱逐日英产品。
日本纺织资本对外扩张不仅在中国发生，对英国的老牌殖民地印度也进行了尝试。毫不意外，同英国资本以及印度民族资本激烈冲突。根据1932年的渥太华协议，英国，英联邦及殖民地互相之间贸易享有优惠，日本棉纺品的进口关税为英联邦产品的两倍（50%和25%）。尽管如此，借日元贬值的东风，日本纺织资本在印度一度也有扩张。1933年，英国迫使印度政府废除了日印通商条约，将日本产品的关税提高到75%。日本立刻停止进口印度棉花作为对抗，印度棉花价格一落千丈，造成社会不稳定，引发政治问题。三方随后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以规定了日本对印度出口棉布数量上限达成妥协。然而整体上，日本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出口多受限制。纺织业方面日英竞争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对美英贸易之不顺利，自然助长了对华和伪满的“第三环节”贸易。1932年以后，日本对伪满出口激增，进口减少。1933年后日本对伪满贸易“转为顺差”。同时通过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以及趁中国经济动荡，对中国棉纺企业的压迫，日本纺织资本对华北进行了渗透。这种对美依赖，对英妥协，对华侵略的经济政策自然要引起中国民众愤慨，引发中日政治关系紧张。关于所谓的冀东特殊贸易大致经纬，请大家参看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成立，日本国内各界各军政势力对此都有不同期待。尤其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陷入孤立，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动荡列强势力范围纷纷“门户关闭”，日本各方面对于“日满经济圈”的期待都有所增强。1932年4月，三井三菱两大财阀以“满洲新国家的开发对于日本财界盛衰关系重大”为由，向日本政府申请两千万日元的对满贷款；同月底这笔钱以满洲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准备金，通过朝鲜银行转入。军部尤其是关东军则把“满洲国”作为战时经济的一环，在镇压抗日反满运动的同时，以自给自足的军事经济基地为目的进行开发。1933年3月1日，实际上为关东军制定，以伪满政府名义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基本纲要”就表现了这一目的。重要产业军营；1936年9月为止新建了三千公里铁路，其中大部分都是以战略优先而不是经济利益为初衷建设。1935年8月，日本基本上驱逐了东三省土地上原有的流通货币，9月制定了伪满货币同日元的统一汇率。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满工业资本得到发展。同1931年对比，1936年各行业生产规模均有相当增长，生铁增加了1.9倍，煤炭1.2倍，硫氨5.4倍，电力2.3倍，铁路从五千多公里增加到八千多公里。各重要产业均在“一业一社”的原则下进行垄断性经营，1935年4月制定满洲国石油专卖法，强行驱逐并购他国资本企业。伪满经济完全控制在日方资本下，其他列强的资本完全被驱逐。
而对于东三省的中国农民而言，尽管国际经济不景气造成农产品价格暴跌，1932，34年歉收等都对农民生计造成重大冲击，基于军事目的和日方资本垄断经营的经济政策对此没有任何怜悯。伪满农户租税达到一家全部收入的20%-50%，加上消费税等各种苛捐杂税苛酷，造成抗联等抗日反满运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抗联，日本从1935年开始推行保甲制度，36年开始将部分农民强制移民到一定的“保护村”，不但造成农民农耕不便，一旦有人不能证明自己是“保护村”的居民就将被处死。有些地方被处死的人数一天就达到10人。镇压抗联和“保护村”等所谓的“集团部落”建设当然需要庞大费用。直接用于镇压抗联等的费用，就占据了伪满财政预算的30%-40%。
在日本的掠夺性经营下，所谓的“满洲BOOM”自然缺乏后劲。而九一八事变轻易得手，同时带来了短期的景气，自然刺激日本将目光又投向了华北。华北拥有丰富的棉花煤铁等资源，包括天津在内的河北省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轻工业基地，对日本具有相当诱惑。早在1933年8月华北的日方资本家就在青岛对关税下调，棉花绵羊饲养的普及奖励，商品贩卖扩大等问题进行研讨并形成了所谓决议，设置“华北协会”，会长为曾经当任过外相的芳泽谦吉。1934年3月为了制定“日满华经济block”计划满铁工作人员开始了调查行动。1934年到35年，名为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行动发达。日方资本开始大规模向华北渗透。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等原因已经造成民族产业萧条，日本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更是落井下石，仅1935年工商业关系的失业者估计达到600万人。1935年，伪满开始对中国人出入进行严格管制，使得内地丧失“闯关东”条件，破产农民丧失了一条求生的重要途径，原本不安定的社会更加动荡。加之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等，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各阶层都已经忍无可忍。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组阁，大藏大臣由马场（金英）一担任。组阁第一天，马场藏相就宣布了财政大纲，基本政策为国防充实，放弃公债渐减方针，增税，降低利率，完全放弃了前藏相高桥是清死守的“财政生命线”公债渐减方针。以此为基调的马场经济被视为准战时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广田内阁于8月25日宣布了七大国策十四项目，11月7日在制定1937年度财政预算时同高桥财政时屡屡难以达成妥协相对比，仅一个半小时就决定了1937年度预算案，年度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30亿4000万日元，比1936年激增7亿日元，增加幅度达到30%；军费比36年增加3亿4千万达到14亿日元，为财政支出的46%，并且以军备扩张计划为基础决定此后继续军事扩张费用，引人注目。实际上此后的五六年陆海军费用都有临时增加，各自达到12-14亿日元规模。同时这些军事费用中并不包括因为军费发行公债的利息偿还部分。在尚未爆发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实际军费已经突破财政支出的一半。
为了消化这些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马场藏相人为开始了低利率的金融政策。然而经济运行有其客观规律，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能够逾越。不到半年，马场藏相消化通货膨胀的努力就走到了尽头，日本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崩溃的危险越来越明显。根据日本银行调查局的《满洲事变以后的财政金融史》评论，“即使马场藏相的经济政策有：‘革新’之名，怎样积极打扮，实际上同过去的财政政策相比不过是放任。如果说马场经济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不过一个把过去军队的活动表面化的信号而已。”
这种经济政策下，日本当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1936年6月到1937年1月，物价实际上涨了20.5%；1937年4月同1936年6月对比，钢材价格上涨2.5倍，铅，钉，外国木材等上涨2倍以上，铜，锡，苛性碱等上涨50%以上，生铁，铝，棉布类，橡胶轮胎等上涨30%以上，大麦，面粉，毛纺等上涨20%以上。马场藏相实行的财政方针基本上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却给日本经济造成混乱，导致财界人士不满，要求广田内阁“纠正过头的政策”之呼声越来越高。1937年1月22日，马场藏相刚在议会说明了1937年度预算，阐述了税制改革的要点后，23日议会休会，休会期间广田内阁总辞职（议会重开后倒是迅速通过了马场原藏相的方案）。广田内阁倒台后九一八事变中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组阁，大藏大臣为结城丰太郎。结城藏相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扩大同军事相关联的重工业生产为基础达到供需平衡，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然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原料输入，都不是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进一步激化了通货膨胀，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秩序的恢复。同时，其削减增税规模，削减财政开支的政策虽然得到财界人士赞同，同军方利益抵触，内外交困中不到四个月就被迫在5月31日总辞职。其后经历了短命的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后，当时46岁的近卫文磨组阁。日本政坛变幻，却始终不能摆脱经济危机。而其军事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不能见到成效，这当然是日本各界都无法容忍的事情。日本再次的对外冒险，已经是箭在弦上，成了个时间问题。
所以'壤外必先安内'.不因人废言的话,这话其实说得没错.
成吉思汗花了20年才统一蒙古,但他打败金国却只用了5年,灭掉花喇子模只用了3年,占领俄罗斯只用了6年.
长城重要隘口全部丢失，日本都驻军到华北了。强大什么？武装了几个德械师就叫强大了？
当时川军为保卫中国而出川抗日，却到处受到排挤，在山西，晋军把他们当叫化子，要粮没粮要弹没弹，不给援助也就罢了反而加以驱赶，导致川军流离失所，一片公心换来这个下场，这才是这句话发端的原因。您为什么没有看到刘湘死前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呢。刘湘作为川军的龙头老大，他如果不出来整合，那谁出来？不说什么军阀不军阀，哪个军人会白白的交出自己的战士给别人乱整？尤其是这个镇压过自己抗日军队，军事外行政治内行的蒋介石？当初川军出川中央军不是还不要么？
刘湘出于军阀思想考虑，要保守自己的地盘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的中央军背景是江浙财团，要真的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恐怕也是要打个问号的，论军阀气恐怕谁不比谁差太多。如果和阎锡山等同是国内军阀的势力联络就怎么怎么样，那蒋介石的中央势力和日本联合起来绞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是什么行为呢？川军各势力在日本入侵，大敌当前的时候，毅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川军将士抗战之勇猛，牺牲之惨烈，遭受到的待遇之严苛，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就不多说什么了。
真要到了守卫乡土的时候，连黔军这样的军队都可以血战，何况东北军？他们有过这个机会吗？
为何兵器工业毫无发展反而倒退？
汉阳钢铁厂你不复产也罢了，为何把汉冶萍重要的铁矿砂卖给日本？？37年之前，就是这么个准备么？
吴淞杭州一线的防卫工事修成那个样子，这就是准备么？
1926年杨森作为一个地方小军阀就敢跟大英帝国的水军战斗，老蒋呢？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1937年，此时全世界的焦点在于西班牙内战，包括英美法苏德意等列强在内的大部分目光都集中于西班牙。在德意法西斯的大力援助下，弗朗哥叛军逐渐占据上风。英美出于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担心，纷纷表示“不干涉”，实际上坐视左翼政府的覆灭。1937年1月，美国决定中立法案适用于西班牙，禁止对交战双方进行军火等的出口。在这个背景下1937年5月，美国通过了新的中立法案，不但禁止向交战国出口军火武器，禁止提供金融信贷，还将其范围扩大到石油等战略物资，并禁止交战国除非拿现金买卖以及本国船只运输以外的贸易。然而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并不立刻将任何实际限制适用于日本。1937年，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3500万桶，其中大部分集中于战争爆发后的下半年；1937年，美英一共向日本出口了200万吨废钢铁，超过1936年4倍；美国向日本的机械出口达到1亿5千万日元，大部分都是可以用作军工的机械。当时日本对美贸易中涉及大量军用物资进口，以1936，37年为例，日本进口的石油以及重油的76.6%来自美国，生铁以外的钢铁51.1%，机械以及零部件的42.1%，汽车以及部件的94.3%，铜的97.1%，木材的46.4%依赖于美国。中立法案是否会适用于日本，当然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美国内部也确实有政治势力，例如8月19日有24名众议员提出将中立法案适用于中日双方。然而很显然，对于缺乏现金和本国商船的中国而言，中立法案更加不利。出于对华考虑这也成为最终没有被立刻适用于中日双方的原因之一。毋庸讳言的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国内政治势力的影响下，罗斯福总统仍然于9月14日决定禁止美国船只运送武器军火等物资去中日两国。对于缺乏海运力量的中国而言，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此时的英国虽然也没有立刻同日本决裂，仍然抱有妥协企图（英美两国此时均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抱有期望，认为将能够影响军方放弃对华侵略政策，至少能有所缓和）。因为英国在扬子江流域以及华南的铁路，航运，通信，金融等方面有重大利益，尤其是法币发行的货币改革成功，通过巧妙的金融手法在华利益有所加深。1937年5月孔祥熙访问英国，双方达成总额为2300万英镑的两笔贷款协议，并进一步发展了政治关系。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英国极力避免其侵略行为波及华南。然而英国此时无力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尽管再三要求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合作，在美国并不曾实际上对日采取措施的情况下也无力积极介入。英国首相张伯伦曾经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件中表示，“为了减轻德国的威胁，必须要得到美国的合作。孤立无援的英国为了避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陷入麻烦，将不得不同日本进行协调的努力。”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英美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政策仍然相对妥协。1937年12月12日，攻击南京的日本海军飞机“误炸”了美国军舰，陆军也炮击了两艘英国军舰。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其回想录《驻日十年》中承认，此时的局势一度令他想起美西战争前的缅因号事件，有两国断交之预感。然而在英美两国尚不愿意同日本进行根本性对抗的整体气氛中，这件事并不曾引起大的波澜，不了了之。
侵华战争爆发后，近卫内阁开始树立强有力的举国一致体制。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邀请政界财界舆论界的代表，15日召集地方长官，指示要全力进行支持战争的舆论导向。7月25日至8月7日召开的第71次临时议会，开始规划建立为了配合“华北事变”的各种法案。众参两院一致通过了支持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在政府方面提出的35项法案中，33件被原封不动地批准，一件做了改动，一件未能达成一致。预算方面，前后共两次批准了总额为5亿1640万日元的经费追加预算。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经济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已经无法避免。9月4日到8日，召开了第72次临时议会。在9月4日的开幕式上天皇发布了敕令，实际上做了战争宣言。侵华战争成了日本不动摇的国策。
第72次议会成立了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规定以侵华战争为目的的临时军费同一般会计区别对待，批准了20亿2260万日元的庞大临时军费。注意这个预算仅仅是到1937年1月第73次议会正式开幕为止的四个月期间的经费，已经和1936年以前的年度预算匹敌，那时候年度预算也不过23亿日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要依赖于公债。这当然会对国际贸易平衡和通货膨胀造成影响，日本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对经济进行管制。第72次临时议会对于政府方面提出的11件法案全部原封不动地通过，其中的临时资金调整法，进出口物资等临时办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的批准，事实上决定了日本经济已经完全走向了战争。日本为了进行战争动员的举措不胜枚举，这里只找一些简单的加以介绍。1937年8月14日，大幅度修改军机（机密）保护法；10月25日，在陆军的强烈要求下，原来进行国家总体战调查计划的企画厅同资源局合并，成立企画院，直属内阁。甚至连厚生省（卫生部），其初衷也是为了确保侵华战争中的兵力劳动力而与1939年1月11日合并一些机构后创建。1930年后日本不少极右组织成立，其极端分子屡屡因为惹事生非而被拘捕，侵华战争爆发后被逮捕的右翼分子不少被赦免减刑假释等等。这自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
1938年1月22日，日本第73次议会开幕。这是近卫内阁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常意义上的议会。1月22日近卫首相作的施政演说中表示为了迎接“事变”的新阶段，必须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完成国家总动员体制，预算案也必须从长期化和军需物资的充实为基础制定。本届议会批准了一般会计35亿日元，临时军费49亿日元的超大规模预算，并开始实施包括国家总动员法（1937年5月已经由陆军方面提起）的各种法案，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实实在在地作了长期战争的规划。所谓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这实际上是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然而军事形势并无想象中的乐观，尽管整体上日本内部对战争仍然表示支持，部分政党已经表示了对其中某些议案的反对。尽管最后日本政府提出的86项法案均被通过，超大型预算案也得到批准，其中某些问题唇枪舌剑，广田外相一度拒绝回答质疑。对阁僚的不信任感也增强，导致不久后陆军大臣（杉山元卸任，板垣征四郎出任）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卸任，宇垣一成出任）的人事更迭。
在日本制定了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后，日本军费开支急剧膨胀。1936年，日本军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46%，1937年急剧上升到69%，1938年到1941年一直维持在72%-76%之间。这其中还不包括为了筹集军费所发行国债的利息偿还部分。临时军费基本上依赖于公债发行，例如在临时军费会计法成立后的一年半里面，94%的临时军费依赖于公债，这当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同1937年对比，1941年日本批发市场价格上升70%，零售物价上升幅度与此类似。经济形势的恶化也直接导致了军用物资的供应困难。1937年10月企画院设置后，一直到1943年11月军需省设置为止在物动（物资动员）计划的制定，国家总动员法的制定，生产力的扩充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1938年1月，其制定的38年度物动计划得到批准。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外来物资进口，物动计划的核心问题也是如何分配军民用物资进口的资金使用比例。然而1938年第一，第四季度由于外贸状况恶化，当初计划进口30亿日元物资仅进口了25亿。在物资分配倾向于军用物资的前提下，民用物资的进口被大幅度压缩。同时，在“铁钢饥馑”的状况下，陆海军不但为了争取钢铁配额互相之间进行了激烈斗争，1937年8月制定了制铁事业法；12月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建造被纳入管制；1938年4月禁止拿生铁铸造文具家具等47项物资；7月禁止在文镇，铅笔刀等103项物资制造中使用钢材。对于使用中的钢制品，部分被以“废铁”的名义强行回收。
尽管进行了种种努力，由于日本经济恶化，进口能力削弱，物资缺乏的局面不能缓解，直接导致1939年的物资动员计划难以制定。一直到1939年5月，39年度已经开始了一个多月，物资动员计划才得以制定。然而就是这个拖延了一个多月的物资动员计划，也因为1，西日本，朝鲜等旱灾导致粮食减产，不得不进行粮食进口（回想起1939年日本在对法国的谈判中就有70万吨的粮食进口计划）；2，煤炭不足以及干旱引起的电力供应不足；3，美英法的对日经济政策日趋强硬，尤其是1939年7月26日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废弃；4，欧洲战争爆发，导致各国在战略物资出口上的限制，以及这种限制扩大到了其殖民地，1939年度的实际物资供应比计划少了20%，仅仅完成了80%。39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动荡，直接导致了阿倍内阁垮台。在讨论1940年的物资动员计划时，越来越恶化的经济形势少不了又会带来一番唇枪舌剑。一直到1940年6月，40年度的物动计划才确定为39年度的80%，也就是说按照39年实际提供的物资进行计划。可是这个减少了的计划，仍然只完成了约85%。两年过后，日本的实际物资动员能力已经缩水到原来的68%，跌幅达到1/3。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显然日本政府制定的任何计划都将成为泡影，实际上无法实施。每到危急关头日本人能够想到的办法都是战争，如果他们继续这个惯性，他们的下一场战争会是什么地方呢？
1940年6月底制定的40年度物动计划已经给出了答案：自从企画院成立，开始制定物资动员计划以来，第一次向海军作了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