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广、卫青、霍去病小议（一） -- 菜刀也是刀

二、卫青，一个幸运的天才（上）

（一）卫青与卫子夫

卫青的发迹无疑是与卫子夫密接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卫子夫就没有卫青。

卫青的早年生活是很悲惨的，童年时受到虐待，长达后也处于社会最下层（平阳侯的家奴），而且，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他一辈子都将是平阳侯家的奴隶，而他的子女也仍是平阳侯家的奴隶。不过幸运的是，他的三姐卫子夫美丽而且善歌，放在现在很可能成为偶像派歌手，她彻底改变了卫青的人生轨迹，使他有了发迹的机会。

建元二年，偶然来到平阳公主家的十七八岁的汉武帝受到平阳公主早有预谋的款待，平阳公主尽出家中培训已久的美女之后，量变到质变，其中的卫子夫打动了年轻帝王的心（但绝对不是爱情——至少当时不是），随即，她作为曾与皇帝发生关系的女人被送入宫中，一年多之后，早已经被汉武帝忘得一干二净的卫子夫抓住机会（由此可见，当初汉武帝对她是个什么态度，同时证明，卫子夫不仅有美色，也有同她的兄弟同样聪明的头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家人的命运。

推测，大概建元三年到建元四年之间，终于得到汉武帝持久关注的卫子夫请求汉武帝将她的哥哥卫长君和弟弟卫青调入京师。因为汉武帝连卫子夫都不搭理的那段时间里，自身难保的卫子夫是不可能帮她的家人做什么的，而且，卫青加入的是皇帝的亲军（给事建章），没有皇帝本人的首肯，别人应该是不敢随便往里面塞人的。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卫青因为姐姐受到皇帝宠幸而成为皇帝的亲军，交的朋友也是骑郎了，但是随后也是因为姐姐得到皇帝的宠幸，并且怀孕，而被嫉妒的皇后抓起来要杀掉。不过对这位皇后娘娘做事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卫子夫得宠，怀孕，跟她的弟弟有什么关系，抓她的弟弟有什么用？如果要杀她的弟弟以泄私愤，直接宰了得了，为什么要先抓起来再准备杀？莫非还想让有司治个罪名先？金屋里的阿娇这种莫名其妙，拖泥带水的做事风格直接导致这次行动不但没对卫子夫造成任何损害，而且还给很多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通过这一事件，卫子夫的地位无疑进一步上升，家人都得到了封赏。卫青由一个“未知名”的小人物（依前例估计，汉武帝把卫青调入亲军后，很可能已经忘记有这么个人了），一下子被提拔为亲军的指挥官——建章监（不知道是不是亲军的最高指挥官），而且与哥哥长君一同获得了出入宫廷，追随皇帝左右的资格（加封侍中）。此外，至少还有一个义渠骑郎因此升官，其他的“壮士”估计也是有好处的。学雷锋也没有这么学的。

根据史书记载来看，有好事的时候卫青跟卫长君相比，机会一点不少，等级完全一样。要知道，卫长君不但是卫家的长子，而且同卫子夫是同父所出，而卫青同卫子夫则是异父姐弟。同时，另两个冒姓卫的弟弟却并没有同等的待遇（也可能因为当时他们的年龄过小，但此后也没有他们做官或者封侯的记载）。可见，卫子夫对卫青还是格外关照的，因为当上建章监之前，汉武帝因为发现卫青的才能而特意提拔的可能性极低。卫媪的孩子们排序的话，卫青是紧随着卫子夫的，他们的年纪应该相差不多。卫子夫后来被平阳公主召入府中教习歌舞，而卫青长大之后作为骑奴，也常随平阳公主出入。因此，他们姐弟间感情格外好是很有可能的。

（二）卫青读的军校

元光六年之前的八九年里，没有记载卫青参与过什么大的军事行动。而这期间，汉政府也没有什么大规模战争，有几次想打，但都没有打成。

卫青在平阳侯加做骑奴时，不可能接受过军事指挥方面的教育，平阳侯就是想造反也不会教一个骑奴这些知识。成为皇帝亲军指挥官之后，有机会接受传统的军事教育应该没有问题，而且从他的一个好友是义渠人来推测，他可能从这些昔日的游牧民那里学到一些游牧骑兵的战术和技能。卫青见习的地方应该是上林苑。这段时间，年轻的汉武帝是很喜欢到处打猎的， 身为建章监的卫青应该是一直跟在旁边的。

长期担任骑兵使得卫青的骑术十分精湛，有人评价他：“骑上下山如飞”。虽然夸张，但骑术出色总是错不了的。

总的来看，卫青虽然骑术精湛，还可能武艺高强，但在军事指挥方面，这段时间里基本都在纸上谈兵，最强的对手也就是野猪和狐狸之流。就这个样子，若想一上战场就打胜仗，还真需要不凡的军事天赋。

（三）为将之道

太史公在同霍去病作对比时，给卫青的评价是：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低调，很低调）

太史公的另一段话：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另外，苏建战败，有人建议杀苏建时，卫青说的话里有这么一句：“……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

结合卫青曾多年担任汉武帝的亲军指挥官的经历，可以判断卫青低调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汉武帝的心态。十分明智地将自己定位为军人，而不是权臣。所以，虽然中国历史上兼备战功与智慧的名将能善终者不多，但卫青便有幸是其中之一。

在带兵方面，卫青出击右贤王凯旋归来，汉武帝册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卫青表示：“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有好处时不忘与部下一起分享，不在利益分配方面脱离“群众”。他两次提到自己的部下，一次说，功劳全是大家的（当然是在皇帝的“英明指导下”），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表示不贪功；另一次的意思是，皇帝姐夫，你把好处全给了我，还给得这么离谱，以后叫我怎么带兵？这是表示皇帝的做法会破坏自己与部下的关系。所以汉武帝后面也表示了，你放心好了，弟兄们也是统统有赏地。

苏建战败归来，卫青问左右的意见。其中议郎周霸说：“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最后卫青决断：“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

卫青这里说是回去让皇上决断，参照当时别人的情况可知，即使因战败被治了死罪也可以赎免，所以这里卫青不斩苏建，苏建就肯定死不了了（除非他穷得出不起那八斤多黄金）。（另外这位议郎实在是缺乏洞察力，白当了一回恶人，上下皆不讨好）可见，卫青对部下以激励和拉拢为主，反对采用高压手段。

再来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淮南王向伍被讯问卫青的情况，伍被说：“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

这番旁人的描述进一步证明卫青也是“怀柔派”将军，这一点同李广很像，但是又说他“号令明”，所以在他手下不能像在李广手下那样随便，还是要规规矩矩的。如果所说的“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属实，卫青在战场上是乎也是很凶猛的，但这个“常为士卒先”真正要强调的不是卫青打仗的时候第一个往前冲，而是要跟后面的两个“乃”连起来看，侧重的是：有危险，在前面；有好处，在后面。另外，他还不贪财，善于借花献佛，用太后的钱收买军心。

卫青善待部下，一方面说明他人品好，另一方面，恐怕正是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能够体察和理解部下们的辛苦，反感不体恤士卒的做法。卫青上能获得皇帝的欣赏与信任，下能赢取将士的拥戴，因此，他才能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四）张骞的作用

张骞在卫青进行第四次前回到汉，因此并没有参与卫青的前三次北伐。史记说：“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因此，卫青第四至七次北伐过程中，张骞应该参与了部分或全部，但显然，汉军的远征能力并没有依赖于张骞。张骞随军之前，汉军已经开始了远征匈奴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张骞随军之后，汉军在作战中又多次分兵，常有小部精骑甩开大军深入追击的战例（比如第四次出击时的轻骑校尉郭成，第五或六次出征中的霍去病），张骞并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处处都在。可以说，张骞只是当时汉军一批“知善水草处”的军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些人的出现，使汉军解决了反击匈奴过程中遇到的军事地理问题。那些善于深入作战的指挥官或者本人就是这样的人，或者善于使用这些人。卫青和霍去病数次远征，从未有记载陷入迷路、失去水源或人马困顿为敌所乘的不利境地，相反，还能屡屡捕捉到行踪飘忽的对手，恐怕他们其实也是北方地理专家吧？

二、一个幸运的天才（下）

（五）直捣茏城

史书说：（匈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所以，茏城并不是真正的城池，除了这个季节，去那里很可能一无所获。卫青首次出击大约在BC129年的春季。资治通鉴上把五月视为夏季，不知道汉代是怎么分的。卫青去的时候，这茏城应该还没聚集太多的人，否则战果绝不止于数百。大概一些做前期准备工作的巫师倒了大霉。

既然茏城不是一座城池，其地点也不可能完全固定。网上有说茏城在外蒙的。这个不太可能。卫青是从宣化（上谷）一带出兵的，而且这是他第一次领军作战，也是汉军第一次远征匈奴，一路杀到外蒙的地界不太可能。何况在右贤王被突袭前，匈奴对汉军的远征能力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一次汉军并未深入过远。更重要的是，史记匈奴列传中说，这四路人马“击胡关市下”，也就是出击的方向和作战地域不可能背离边境关市太多。

这一次，汉军四路出击，最西的公孙贺没有遇到敌人，从雁门和大同附近出击的两路都遇到了匈奴主力。这说明当时匈奴集结在现在内蒙的乌兰察布盟一带。与匈奴互市的地方也应该在匈奴频繁出没的地区，也就是这一带。从地图上看，这里有北京军区的朱日和合同训练基地，有神舟飞船的回收地阿木古郎牧场，有一条河流过，南边是呼和浩特和集宁。从这些地名和地理条件来推测，汉代，这里应是水草丰茂，适合放牧之地，而且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口和牲畜以便举行重大集会。同时，在交通条件上，也方便匈奴人南下到达汉开设的关市进行贸易。如果以卫青的出发地到阿木古郎牧场的距离作为半径，向北，向东，则分别是浑善达克沙地北部边界和地处内蒙与辽宁和河北交界处的赤峰一带。前者听名字就知道容不了太多的人在那里集会，后者距离汉境和东胡的活动区过近，且大大偏离匈奴领域的中心地带，散布各地的匈奴贵族不太可能聚集到那里举行祭祀活动。

所以，搞不好现在38军去朱日和演习就是在重走当年卫青奔袭的路线。如果卫青奔袭朱日和阿木古郎牧场也正好是打击了南下迎击公孙敖和李广部的匈奴主力的后方。

（六）七伐匈奴

卫青第一次出击，避实就虚，看上去好像捡了个便宜。但第二次，他带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发。从卫青后来几次出击的规模来看，三万骑兵是当时汉军骑兵部队主力的规模，而且一年前，李广在这个方向上吃了亏。因此卫青重新走这条路线带有明显的寻找这一带的匈奴主力决战的意图。史书对于这一次出击的记载很简单。从战果和后来的态势发展来看，这次作战效果有限，确认的战果是“数千”，而且匈奴在这个方向上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但是从接下来主战场暂时西移来看，此次出击还是使匈奴受到了一定挫折，并且足以使汉判断可以把注意力移向其他方向。

第三次，卫青从云中出发，一路向西打到了内蒙巴彦卓尔盟杭锦后旗一带（行军的距离虽然比较远，但深入的程度同第一次差不多），斩首2300，俘虏3017，另有马牛羊数十万头，打跑了白羊和楼烦。从战果上看，卫青这一次捕捉到了匈奴的部落，所以能俘获人口和牲畜。白羊和楼烦是被匈奴吞并的部落，并非嫡系，估计一见此地变得万分凶险，也就游到别处去了，不会留下替单于跟汉军拼命。这样，汉就此收复了河套地区，并进一步向北蚕食。

第四次北伐是为了巩固第三次取得的胜利果实，打击骚扰朔方的右贤王。这一次出征，张骞开始担任向导，汉军也刷新了在漠南的深入作战的记录。卫青先是从高阙出塞六七百里（已经深入现在的外蒙了），夜围右贤王，右贤王逃了之后又追出数百里，这回深入达千里以上了。此战抓到了大量匈奴贵族，还俘虏了一万五千匈奴部众。史书的说法是男女，只有这么一次用了男女，说明这个数字里包含了大量女子，应该还有不少老人和孩子。夺取牲畜数十百万（也有数千百万的说法），这个数字不知是指数十万到上百万还是数千万，但右贤王那点家当估计差不多都在那儿了。这一次，卫青虽然采用了包围战术，但匈奴骑兵的机动力太强，精骑还是差不多都跑掉了！没有明确记载右贤王的兵力损失，估计此战右贤王部下战死的并不多（遭到夜袭，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所以如果不是分散逃走，就是被俘，很难组织起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但此战之后直至BC119年的决战，再没有右贤王什么事了（没有参与军事行动或者成为主要攻击对象的记载），说明这一战还是让右贤王伤了元气的。

第五次和第六次北伐的出发地重新回到了东部的定襄。先砍了数千个脑袋回来。应该是战略目的没达到，一个多月后再次出击，砍了一万多个脑袋。不过这一次苏建遇到了匈奴的大队，三千多人大部分战死，最后的将近800人还被赵信带着投降了。所以虽然卫青的确认战果空前辉煌，达到了一万九千（苏建部全军覆没，没有脑袋带回来清点，他们的战果应该没有计入），还是受到了这次战败的拖累，没有加封。

匈奴的另一个大煞星霍去病在这一年横空出世，他带着800精骑抛开大军数百里，斩杀匈奴2028人（相当于通常数万人出击才能取得的战果）。

此后四年的时间里，卫青暂时被“闲置”。这段时间里，霍去病表现抢眼，超过卫青，成为汉打击匈奴的首选。张骞和李广得到一次独自表现的机会，不过曾担任向导的张骞竟然“行留”，看来他不是领军之才。

卫青决战前的两次远征已经给匈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使匈奴失去了在漠南与汉军正面对抗的自信，退向冬季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漠北，导致整个部族开始衰落。匈奴全盛时期虽然有控弦之士三十多万，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就像南方的周、秦、汉一样，匈奴只代表统一的中央权威，并没有统一的民族成分，一旦这个中央权威被削弱，控制力下降，政权就会陷入割据、分裂甚至改朝换代。匈奴在军事上受挫之后北迁，虽然短时间内远离了汉朝的军事威胁，但是其游牧经济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严重的影响。牲畜和人口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源，繁衍能力降低，另一方面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大量损失，维系匈奴王庭权威的嫡系力量不断削弱。尽管后来李广利战败后，匈奴对汉在军事上一度恢复均势，但是其内部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方，东胡势力逐渐复苏，以乌桓为代表，不断发动攻击；南方，吞并的楼烦和白羊不知去向，归附汉的叛逃部族开始崛起；西方，乌孙脱离匈奴，并开始与匈奴争夺西域北部的控制权；北方，一度被降伏的丁零也开始南下进攻匈奴政权。这个统一的草原权威的势力开始瓦解，那些能够与削弱了的单于嫡系部族对抗的部落开始与匈奴单于逐鹿于蒙古高原之上。

卫青和霍去病最后决战的胜利给卫青的军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使匈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上面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军事胜利的蝴蝶效应最终导致中国北方的游牧权威的更迭和西方一个伟大的文明遭受空前的浩劫。

（七）伤亡问题

前面提到过卫青对待部下是很好的。卫青的部队的伤亡其实也是很小的。七次远征，史书中只提到过第三次、第六次和最后决战的伤亡。其他各次的伤亡一般一定小于取得的战果（而且应该很小，否则一般会对伤亡有所提及），否则不但没有战功，还有罪过。比如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收复河套之战，史书中记载了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刘彻说的“全甲兵而还”，就是零伤亡！这个可能性实在太低，但伤亡显然还是非常少的，所以刘彻有把牛吹得满天飞的条件。

元朔六年的第六次远征，至少损失了苏建部的三千多人。卫青这一年没有加封的原因是：损失了右前两军，赵信叛逃，军功不多。事实上，这一年发动的两次进攻一共确认歼敌一万九千人，给匈奴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迫使匈奴采取退避防御的战略。不过这一年既没有占领什么地方，也没有获得大量人口牲畜，一万九千的杀伤还要平衡赵信叛逃的因素，再除去记在霍去病和郝贤头上的功劳（四千多），再减去不少于三千的伤亡，所以成了“军功不多”（但还是有军功的）。而且单以第六次征讨的战绩来看，卫青也并没有任何罪过，也就是说，第六次的一万多人的战果扣除上述因素，仍然能够使卫青获得一定的战功。

资治通鉴在这一年的记载中说：“是时，汉比岁发十馀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这是说汉的总损失巨大，并不是卫青一个人出战的损失（他一生的战果才五万出头，他的总损失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士马”该如何理解？下面马上要提到，汉对战马的损失也是很重视的，这里不排除有人数+马数的可能性。

最后一次决战，卫青的战斗损失大体不会超过三成。他的战果主要分两阶段取得：决战战场和追击中。决战中的伤亡数量不容忽视，所以记载了“大当”，就是说杀的数量跟损失相比差不了太多。这个阶段的杀伤绝对少于九千，所以损失也要少于这个数字。追击中的杀伤是一万多，没提过伤亡，所以应该是很少，没有记载的必要。加在一起，损失应在万人左右。

史书中特意记载了战马的损失，出塞十四万匹，回来不足三万。这个记载即说明了汉对战马的损失的重视，也是为了给后面提到缺战马（没说过缺骑马的兵），不能继续进攻作个铺垫。不过马损失的数量是远高于人损失的数量的。两路一共才十万骑兵，如果损一马代表死一人，连根骨头都回不来。这里有个问题要注意，后世的蒙古骑兵在长途奔袭时是一人配多匹战马的，而此时的汉军骑兵只是一人一马，这匹马不但要负责长途负重奔袭，还要进行作战，还要驮着人回来，就算没有过劳死，还有一句“射人先射马”等着呢。所以，出塞的汉马损失了十一万多匹，但是，汉军一共只损失了20000-30000（又是一个士马死者十余万）。

总的看来，卫青的部队一直以较低的伤亡消耗着匈奴的有生力量，掠夺着匈奴的经济资源，作战效费比很高。

（八）李敢刺杀卫青案

霍去病杀死李敢，这是不对的，史家也从来都持否定态度。但是霍去病杀死被害人李敢的原因是李敢之前击伤卫青。在评议李广的部分里已经说了，卫青对于李广的死是不负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李家人对卫青有怨恨也可以理解。怨恨归怨恨，击伤是击伤，李敢的过激行为将矛盾升级了。

古代中国以礼入法，尊卑秩序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从现在来看，这是皇帝为了确保自己世袭统治地位稳固所必须的秩序，在当时来看，则是社会普遍认可的观念。地位高的人相对于下级拥有很多特权，下级冒犯上级则是不可容忍的（否则，引申开来，推翻皇帝将可以合法，或者不是那么大逆不道）。“十恶不赦”这个成语源自“十恶”，南北朝的时候叫“重罪十条”，犯了这十种罪名的人是不可以适用任何减免刑罚的规定的（所以叫“不赦”）。北齐律规定：“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其中的第九条：不义，就包括攻击本府（州、县）长官。在汉代虽然还没有这样系统的规定，但南北朝的法律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与汉一脉相承的，重罪十条的思想在汉代开始推崇儒术之后（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酝酿了。依据这样的思想观念，下级冒犯上级所受的惩罚会比普通人之间同样的行为应受的惩罚重得多。

李敢袭承李广的职位，作了郎中令（后来的光禄勋），名义上负责守卫宫殿门户，属于九卿。九卿虽是高级官员，但够得上九卿的人太多了（好比现在的省部级官员，也多着呢），而且这是行政职务，真正代表地位和实惠的是爵位。从李广生前的不满来看，郎中令在长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而卫青同志，那是三公之一。三公是指宰相（行政）、御史大夫（司法和监察）和太尉（军事）。当时没有设太尉，对应的权力先是属于大将军，后来又交给特设的大司马（这个职位后来还拥有了行政权），也就是说，卫青和霍去病实际上就是太尉。当时整个汉帝国，他们头上只有皇帝，而平级的只有两个人，同时，他们都是侯（当时异姓不能封王，侯是最高爵位）。因此，大司马卫青虽然不是郎中令李敢的直管上级，但是行政级别整整高出一等。李敢击伤卫青是典型的以下犯上行为。

卫青被李敢击伤之后，假如他把这事捅出来，李敢肯定会遭受非常严厉的惩处，但这样做无疑会激化卫家和李家乃至不同的小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李敢的女儿嫁给了卫太子，儿子也跟卫太子很亲近，李卫两家本来以卫太子为纽带，处于相同的大的政治利益集团）。但他并没有声张，说明他人品好，而且他能够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一点，热衷仇杀的李敢和霍去病都不如他）。

霍去病杀李敢的事另外再说。

（九）卫青的最后一战

现在再回头讨论他的最后一战不太符合逻辑顺序，不过我还是觉得以对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争的讨论作为结尾比较好。

上天真的很厚待这个军事天才，给他机会脱离奴隶的行列，给他机会被皇帝注意，给他机会施展才华，最后，在他的光芒被后起的霍去病掩盖的时候，没有让他的军事生涯终止于与左贤王无休止的厮杀，而是利用一次情报错误，使他成为汉朝第一个击败匈奴单于的将军。

不知道卫青出塞后得知当面就是单于时的心理活动情况。史记的李广列传里提到卫青“乃自以精兵走之”。从这个侧面描述来看，卫青挺兴奋。

兴奋归兴奋，卫青还是很稳重的。他不仅带上了骑兵主力，而且还有战车部队。直扑单于而去的时候，带上步兵是不可能的，但是马拉的战车可以跟随骑兵突进。

接战的时候，卫青的指挥大概可以作为教科书上的典范了。赵信预想的直接抓俘虏的场面虽然没有出现，但是汉军远来，匈奴以逸待劳，这时的态势对匈奴确实是有利的。卫青首先是武钢车环以为营，稳住阵型以便刚刚完成长途行军的部队能得到休整，随即派出五千骑兵进行试探性进攻。谁也不会指望那五千人能击败单于的主力，但这种试探进攻一方面使匈奴无法直接突击卫青营地，另一方面逐渐消耗匈奴的锐气，同时，这支骑兵只占汉军骑兵的九分之一，可以搞翻车战，这在对体力消耗极大的冷兵器时代很重要。接近傍晚时，单于仍认为汉军“士马尚强”，可能也有这个因素。

关于双方的兵力对比，虽然史书记载后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但是并不代表汉军对单于的部队有兵力上的优势，只是说汉军绝对数量多。单于也是有备而战，他有充分的时间集结部队。既然他主动列阵等待汉军前来决战，说明他在兵力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从单于以近一万骑兵接战五千汉军也可以看出匈奴在兵力上的优势。

我认为，如果不起风沙，卫青的战绩应该会更好。但是在漠北，水草稀疏，上万匹战马奔驰了大半天，破坏了土地的表层硬壳，傍晚起风时极易引发沙尘暴。这一点在今天的伊拉克也得到了验证。飞沙走石中，两军不得相见，比黑夜到来还糟糕（西北和东北一带应该有不少人领教过类似天气）。“单于视汉兵多……”都是在其沙尘暴之后的是，与前面两军不得相见矛盾，可见，这时单于只是认为汉军实力强，这样打下去，自己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单于顺利突围，汉军伤亡与匈奴大致接近，以及匈奴余众能够散走，都是拜沙尘暴所赐。沙尘暴并没有给卫青带来好处，卫青只是及时应变，不让这种天气给自己带来坏处。

等卫青发现单于已经逃走之后立刻派出轻骑追击，紧接着收拢部队，不再与匈奴残余部队纠缠，尾随追击。可见伊稚斜单于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判断得何其准确！卫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猎杀单于，其他的都在其次。所以伊稚斜先走一步，而且一定选了一条颇不合常理的路线，不但汉军没追到他，连匈奴人自己也很久都找不到他。

卫青虽然没抓到单于，但他接下来干的事情对于匈奴来说可能比死了单于还严重：三光赵信城。赵信汉化得很严重，筑了一座城，还在里面储备了大量物资。生产力不发达的匈奴积累点物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漠北，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牧业产出下降，（可以看一下外蒙的卫星地图，再温习一下草原小姐妹的故事）这城中的储备对匈奴部族的生存非常重要（很可能就是单于直属部众的储备）。卫青去了，在那里吃吃喝喝一整天，临走，带不走的全烧了。卫青以这次对匈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都有沉重打击的决战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卫青的车骑协同战术可以为还不能完全适应在大草原作战的中原骑兵提供物资供应和坚强的防御能力，同时又不会严重拖累骑兵的机动能力。根据对决战过程的描述来看，卫青仍然比较重视部队阵型、队列。战车由于左右武器配置不同，加上自身性能局限，交战时连转弯的方向都是固定的，而步兵也需要保持精心安排的阵型才能充分运用各种兵器，相互配合作战，因此，对于战车和步兵来说，阵型和队列是非常关键的。不过，对于骑兵这种机动性极强，充满野性的兵种，需要更泼辣，更大胆的战术才能充分释放出其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