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的日苏关系日方经纬简介 一 -- 电子赵括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的日苏关系

1925年1月20日，日苏双方签署了日苏基本条约，尽管由于长期敌对带来的敌对意识并不能完全消失，两国邦交从长期敌对状况转入相对良好。在此基础上日苏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定，给日本带来一定利益，比如萨哈林地区的石油煤炭协定，以及日本北部海域的渔业协定。但是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给日苏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权成立，此后不久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并企图树立反革命政权。此时距离日本撤军不到十年，这种背景下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不久后进占全东北成立伪满政府，同时当年西伯利亚出兵时的强硬派人物荒木贞夫于31年底出任陆军大臣，当然给苏联方面带来冲击，导致苏方警惕。同时，九一八之前的北满作为日苏两国缓冲区的效果消失，两军直接对峙。日本莫非要再度开始对苏军事冒险（国际上这种流言以及推测亦不少）的警戒心理上升，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远东苏军对日军没有优势，苏联一方面调整国境问题，南铁问题等等容易引起摩擦的问题，外交上对日本有一定的妥协表示，甚至对满洲国也事实上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一方面则急速扩充远东苏军，试图变均势为优势。1931年12月31日，苏联外长利托维诺夫在莫斯科会见日本新任外相芳泽谦吉（日本驻法大使，被任命为外相后返回日本途中经停莫斯科），表示希望缔结互不侵犯条约；32年再度抓住时机表示上述意图，并表示有意向日本出售苏方保有的满铁权益。与此同时，苏联力图迅速扩充远东苏军军备，并极力进行西伯利亚铁路的复线建设。这种军事上的努力，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陆军传统的对苏敌对。

按照日本方面评价，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对远东苏军并没有优势，此后随着苏军增强更是呈现出一边倒的劣势。35，36年度满洲国朝鲜日军合计与远东苏军对比为1：3，军用飞机为1：10。为了取得军事力量平衡，1935年陆军制定了将关东军扩充为苏军80%的计划，双方互相敌对的态势根本上没有改变。

与此相对应的，外交上日本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也没有给与积极答复。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遭致国际社会谴责，为了避免外交孤立内部有缓和同苏联关系之提议，对于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仍然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第一阶段应该致力于渔业问题，（石油煤炭）利权问题的满意解决，调整北满方面日苏间利害后，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以此为基础，于32年12月13日正式对苏联表示“首先解决日苏间各种悬案”，拒绝签订条约。根本上，日苏两国之间缺乏信任，达成重大协议自然困难重重。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防共协议，急剧恶化日苏关系。苏联通过破译德国日本之间的电文，确认这个协议针对苏联，立刻作出一系列报复措施。日苏之间的渔业协定已经谈判成功，预定于11月20日签署，苏联突然宣布无限期延期；萨哈林地区的日方石油权益被苏联限制在最小限度，煤炭权益则名存实亡。同时苏联以己方关闭三处领事馆为代价，关闭四处日本驻苏联领事馆。日满同苏蒙之间也爆发了一系列边境冲突，演化为38年的张骨峰以及39年5月开始的诺门坎大战。以诺门坎战役为标志，日本苏联之间的关系恶化到极点。

1939年8月23日，日苏两军死斗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日方判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解除后顾之忧的苏军将进一步积极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同时积极援华。这种判断下应该采取的措施，无非是要么充实关东军力量强化对苏警戒体制，要么是以一定的让步换取诺门坎战役的妥善解决，并缓和日苏关系。这一点上，关东军与东京判断相左。早在7月17日五相会议上东京即决定了不扩大方针，7月21日电令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寻找合适时机进行停战以及国境划定的外交工作。然而关东军以及东乡大使都判断战场形势不利，交涉将对日本不利，在拖延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平沼内阁倒台。8月30日阿倍内阁成立后决定即使条件多少不利也要迅速中止诺门坎战役，并为解决日苏间的各种悬案迅速开始外交交涉。8月31日电令东乡大使，要其对苏联表示日本有意同苏联商谈下列问题，

1 诺门坎事件的迅速解决；

2 满蒙，苏满之间设置委员会，负责国境划定以及双方冲突的和平解决问题；

3 签订通商条约。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欧洲战火爆发。表示不介入欧洲战局的阿倍内阁于9月4日再度电令东乡大使，强调上述原则，并在此后不久提出以下停战方案，

1 国境划定为止，诺门坎附近地区划为非武装带；

2 国境划定为止，日苏两军均不超越停战线；

3 国境划定为止，日苏两军均不超越外蒙方面主张的国界（毫无疑问，实际为苏联主张国界线），此为最大让步。

收到以上电令后，9月9日东乡大使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以全面调整日苏两国关系为目标日本愿意进行诺门坎战役停战以及解决悬案等的商谈。

• 二战前欧洲局势比较复杂
• 有关当时的日苏关系

日苏和解同苏德关系

阿倍内阁成立后，日本多少表示了一些改善对苏关系的诚意。例如诺门坎战役日军惨败，但是关东军并不服输，坚持“以四个师团全力攻击，然后再转入冬季防御。”并有将战火扩大到第二年的意图。对此，东京撤换了关东军首脑，9月7日任命了梅津美治郎中将为关东军新任司令。同时，德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仍然在极力通过外交工作拉拢日本，并有意促成日苏和解。早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的8月15日，面对苏联方面“德国政府是否有意促进日苏和解以及国境谈判”的质询，德国就给与了肯定答复。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在条约签字后，与斯大林有过如下对话，

里宾特洛甫：德日之间的友谊绝非为了对抗苏联。相反，我们的立场是利用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对于苏日间问题调整进行有效贡献。如果阁下和苏联政府希望，我们有意在上述立场下行动。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

斯大林：虽然希望同日本的关系好转，对于日本挑衅的忍耐有限度。如果日本想打仗，我们也可以作战。苏联对此毫无畏惧，并为之有所准备。日本希望和平，当然是好事。为了进行日苏关系调整虽然也在考虑德国的援助，并不希望给日本造成是苏联本意的印象。

斯大林的这番发言，虽然有对日和解的意思，很显然也并不打算做过多让步。里宾特洛甫回国后，9月5日在东部战线大本营召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表示日苏关系，德国将毫不吝惜从侧面进行援助；如果日苏之间能够达成妥协，德苏日携手对抗英国，对德日相当有利；确信德日苏联手是对抗英国的最佳选择等等。9月6，7日，德国驻苏联大使同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举行长时间会谈，表示德国方面相信日苏关系改善，尤其是满蒙方面国境事件的解决符合日苏双方利益；德国不反对日苏交涉，相反如果德国能够起作用将乐于效劳；并希望日本尽快开始同苏联的交涉。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在东京，也有相当活动，并于9月16日报告柏林“日本方面对于日苏关系调整的必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报告中还提出日苏关系调整，对日本可能达到以下利益，

1 苏联中止援蒋；

2 关于萨哈林油田，日苏达成长期协议，满足日本要求；

3 苏联将派遣有力人选担任驻日本大使。

有确切资料表示，至少到1940年5月，奥托大使一直同白鸟敏夫大岛浩（阿倍内阁成立后不久，两人被解除大使职务回国）等人保持联系。作为日本“革新外交”的代表人物，白鸟敏夫对于改善日苏关系一向报有积极态度。比如早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的7月19日，他的文稿中就有以下内容，

眼下蒋介石政权的两大支柱，众所周知是英苏，毫无疑问。

如果日本能够剥夺两大支柱中的一个，事变（侵华战争）可能得到意外的迅速解决。如果这一个是苏联，大概此后半年都用不了就可以完全熄灭这次事变（完全迫使蒋介石投降）。

必须要牢记的是，对苏工作必须要通过德日合作。如果德国单独同苏联达成了解对于日本是最大的危机。

对于苏联提出的条件应该有，1，德国表示无意入侵乌克兰；2，德意日有承认在陕西，西藏，云南，新疆，甘肃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考虑；3，作为最后的方案，如果苏联有南下缅甸的意图，可以考虑承认；4，英苏之间一旦爆发战争，德意日同苏联合作。

中国的共军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其面对困难去清扫，不如和苏联达成协议后以设立苏维埃政权将其封闭于一定区域内。

日苏德意合作在外交，战争，经济方面，对于英美法都不居于劣势。

说点题外话，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待这些观点，当然有其想当然的一方面。但是从中还是可以品味出一些味道。首先7月19日，日苏正在诺门坎死战，为了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白鸟敏夫能够提出如此大胆和彻底的日苏和解设想，可见侵华战争给日本造成了什么程度的负担。其中“与其面对困难去清扫共军力量不如以对苏联妥协的代价将其封闭在一定区域内”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是认定了侵华战争毫无取胜希望，甚至单挑共军都未必有把握。同时，对于苏德之间的关系，多少还是有些低估。

虽然缺少苏德方面的直接资料，对于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的苏方意图，赵括一直有一点推测，顺便写在这里。首先罗列一下此前后苏德方面的重要事件。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随即对波兰施加压力。波兰拒绝德方要求，加紧军事动员，双方敌对；

4月，为了避免波兰被德国吞并，英法开始同苏联接触；

5月，为了顺利实现吞并波兰意图，德国加紧同苏联接触；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显然在英法和德国之间，苏联最后选择了德国；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

9月17日，苏军开进波兰东部，占领寇松线以东地区。对此苏联自称收复失地，外界有瓜分波兰之称谓。

那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的意图是否仅仅是“收复失地”？个人以为，这未免过于小看苏联。继续罗列此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1939年12月，爆发苏芬战争；

1940年2月11日，苏德签订经济协定；

1940年3月，苏联付出重大代价后芬兰战败；

1940年4月9日，德国开始闪击丹麦挪威等国，5月10日突破马奇诺防线入侵法国；

1940年6月14日，德军攻陷巴黎的同一天，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提出最后通牒，不久后武力占领，将三国并入苏联；

1940年6月26日，苏联对罗马尼亚提出领土割让要求，第二天苏军进驻武力占领，威胁到对于德国意义重大的罗马尼亚油田。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2月11日苏德经济协定签署后的苏联动向。从1940年2月10日到战争爆发的41年6月22日，苏联卖给德国的货物仅有据可查的就有谷物150万吨，石油100万吨，锰等各种金属矿产2700吨。棉花的统计虽然不完整，但这16个月期间源源不断地输往德国确实不争的事实。德国方面的统计虽然不如苏方的完整，也至少有4亿6700万马克的进口纪录。同时由于德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一半的物资以赊欠的方式进口。战争爆发的6月22日当天，希特勒还欠着斯大林2亿3900万马克。苏联事实上在大力支持德国的侵略行为。至于其意图，不要忘记一战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期遭受西方敌对。无论是一战后的苏波战争，还是二战期间的苏芬战争，对于波兰和芬兰法国均大力支持。一个野心勃勃枪口向西的德国，相当符合苏联利益。同时，为了避免德国坐大后难以驾驭甚至反戈一击，苏联采取的方法也是控制对德物资输出，从不曾手软。苏芬战争的根本意图，个人以为是控制芬兰木材资源；对罗马尼亚部分地区的占领，是为了威胁罗马尼亚油田。1940年11月26日，苏联对德国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军，租借达达尼尔海峡等地陆海军基地，确保巴库直到波斯湾的地区为苏联领土（势力范围）等等，都是为了加强对德国物资输出的控制。当然，仅仅凭借现有资料就断定苏联在签订苏德互补侵犯条约时对于此后一年多的局势有准确预测过于武断，但是利用德国大大削弱乃至根除英法等宿敌，扩充己方势力范围，对于精明的斯大林恐怕不是想不到的事情。日本对于苏德关系之判断，虽然白鸟敏夫东乡茂德等人先后都有过一些准确判断，整体偏差，根本上多半还在于对于欧洲局势上苏德两国根本利益未能深刻理解。

• 日本有人有这个构想，比如白鸟敏夫
• 德国对苏联因素的考虑结果就是
• 当时英法德国在波兰问题上都在同苏联接触

对苏和解意向的抬头

作为日本“革新外交”的代表人物， 白鸟敏夫一直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的历史使命，以及为了改变国际体制现状，加强和德意的合作交涉是日本的必然选择。在同英美的对立问题上，日德苏意有共同立场，互相协作有利于四方。白鸟敏夫的想法在外务省少壮派官员中有不少共鸣，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基于前述思想，1939年10月白鸟从意大利回国后，接触政府要人财界人士，反复阐述“四国协商”的必要性，并且同奥托大使保持密切协作。同时，日本内部的轴心派对阿倍以及此后的米内内阁抱有不满，提倡日苏合作也成为打倒政府的工具。随着日本政府同美国交涉的失败，亲苏（德）反英（美）的气氛有所上升。当然，对于日苏合作，多年来意识形态上的敌对等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阿倍首相本人对于通过日苏合作对抗英国的看法并没有明确态度，但是似乎有一定程度的赞成。1939年8月30日阿倍组阁后，一直到9月下旬野村吉三郎出任外相期间阿倍首相兼任外相。根据德方从白鸟敏夫得到的情报记载，阿倍首相曾经给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发出电令，要求就通商协定问题与苏联协商，并且看苏方态度如果判断确实有缔结互不侵犯协定的意向，要求苏联中止对华援助。这至少表明阿倍本人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考虑同苏联和解。9月15日，东乡大使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经过几次谈判后就诺门坎停战达成一致，苏联接受日本的第二方案，即“国境划定为止，日苏两军均不超越停战线”。实际上由于关东军惨败，苏蒙军追击到己方主张的边界线后才停止追击，意味着事实上日本被迫接受了苏联的主张。同时双方决定设置国境划定委员会，纷争处理委员会等，以及约定进一步就通商条约进行磋商。

但是9月底野村吉三郎出任外相后，日本做出了不超越9月15日日苏双方协定的对苏外交方针。10月4日外务次官谷正之起草的《欧洲战争下的当面对外施策》中，对于日苏关系作了以下规定，

苏联的政策时有突然变化，而且赤化政策非常彻底。对此不能放松警戒，致力于双方关系的平静化。......

1 为了达到邦交平静化，考虑一般国境问题的解决，悬案的解决，以及通商条约的签订等；

2 为了解决一般国境问题，日满苏蒙之间尊重国境安全......图谋国境纷争处理以及国境划定的委员会设置；

3 尽管没有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一旦被对方提起，可以进行相关处理。

从这个方案看，外务省对于苏联的外交方针仅仅是追求平安无事，并没有积极合作的意图。但是11月，东乡大使提请野村外相考虑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和白鸟敏夫不同，一向反对同德意结盟的东乡大使并没有“四国协商”的意图。他提请外务省考虑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初衷在于，第一，至少可以在精神上打击重庆，打击中国的抗战意志；第二，促使美国反省对日压迫态度，有利于日美关系调整。然而野村外相并没有接受此提案，在12月28日正式决定的外交方针中，对苏关系仍然作了“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少要以苏联放弃援华以及解除对日满军事威胁为前提”的规定，同时还有“为了有利于同美国交涉，不妨装出日苏接近的气氛”。小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内部对于同苏联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个意见，

1 国境划定，通商条约，长期渔业协定等为目标的悬案解决，邦交正常化；

2 类似于东乡大使提案的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邦交安定化；

3 白鸟敏夫等少壮派的“四国同盟”构想。

显然，阿倍内阁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在此基础上，日本苏联就国境划定问题，长期渔业协议等问题开始同苏联进行谈判，然而双方的交涉并不顺利。一直到1940年1月14日阿倍内阁总辞职，仅仅在渔业问题上于1939年12月31日达成了临时协议。对苏邦交问题，同其他问题一样就留给了下一任米内光政内阁。

1940年1月16日米内内阁成立当天，再度担当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对于日苏关系，就作了“首先解决悬案，互不侵犯条约还是遥远的话题，没什么大作用”的发言。如果单纯从日苏两国的传统敌对着眼，确实不能指望一纸协定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按照东乡大使等人的意见，日苏达成和解至少可以从心理上打击中国的抗日行动，激化国共矛盾等作用。阿倍/米内内阁均有相当亲英美倾向，对于同苏联关系抱有一定顾虑，可以理解；日苏两国的长期敌对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然也要阻碍两国和解。但是这种顾虑最终要让位为严酷的现实。这次对苏和解的提议，很意外的，来自一直反苏相当激烈的军方。

卢沟桥事变以来爆发的侵华战争到目前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日军泥足深陷，日本经济状况恶化，各方面都难以忍受国力白白消耗在中国这个无底洞。因此陆军省内部出现削减在华兵力等议论，参谋本部也出现了为了解决“支那事变”问题应该采取作战，谋略，经济封锁等诸多手段迫使重庆屈服的论调。这种背景下39年11月日方发动南宁作战，意图切断中国通过滇越方面取得外援的渠道，对重庆也加强了政治诱降工作。出于同样的目的，以一定的代价对苏和解，促使苏联放弃援华政策的意见也开始抬头。

当时中国取得外援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滇越方面的铁路公路，滇缅公路，以及西北方面的线路。西北方面的线路，自然是通过苏联取得援助。虽然路况欠佳运输能力有限，仅仅是滇缅公路运输能力的1/3，但是一旦另外两条线路被切断这唯一的一条线路自然价值倍增。对此，39年美国大使给本国的报告中也有提及，认为由于苏联线路的存在另外两条线路即使被切断也不会造成过大影响，因此自然要被日本考虑在切断的范围之内。1940年1月，原“南支军”（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土桥勇逸少将就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担任“南支军”参谋长时就同法（属印支）方面就迫使法方关闭滇越方面道路进行过多次谈判，就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后初于切断苏联援华路线的目的，开始试图同苏联接近。在对苏强硬论的主流中，尤其是对于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相当反对：“思想上的对抗就应该停留在思想上”，作为现实利益“应该考虑以苏满国境的和解为目标的条约”。根据他自己的会议，这个外交思想在4月份的参谋本部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并获得陆军省和海军方面的赞成。但是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本身已经被米内内阁有田外相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内，外务省对此的反应，“国家的颜面，以及外交的一贯性都绝对不能（对苏联）提出”，表示强烈反对。有田外相反对的原因，他自己做了“和苏联的关系问题，在不引起同英美关系恶化的程度内想试试看，但是如果引起恶化则不行。”的说明。看上去有田外相本人并非简单地排斥对苏交涉，而是顾虑重重因此抱有消极但是并不坚决的反对态度。在这种矛盾的气氛中，德军开始横扫欧洲列强，加强对德意关系的呼声中积极推进对苏联的意见也开始抬头。4月下旬开始到5月1日，日本内部历经磋商制定了“第二次对外施策方针要纲”，其中对苏关系有以下规定，

1 适当要求苏联放弃援蒋以及解除对日满威胁，以此为代价考虑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2 在考虑对英美施策关系的前提下，尽可能努力紧密同德意的关系，并图谋将苏联拉入对英战争，为此不妨在日苏间达成某种程度的政治了解，并考虑获得萨哈林同沿海地区。

此后，又加入了“考虑承认中国西北地区为苏联及中共的势力范围”。这个方针虽然考虑同苏联和解，完全是要苏联单方面让步的姿态。这个时候苏联由于苏芬战争，遭到美国“道义上的制裁”，为了改善对美关系有故意显示某种程度的对日和解，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企图。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促使日本提出了强硬方针？1940年4月下旬有田外相电令东乡大使，要他向苏联提出中止援蒋，同汪伪政府合作的要求。东乡大使认为这种要求无法指望苏联会无条件接受，唐突提出只能引起冲突，因此首先回电要求东京告知政府关于日苏关系调整的界限，真正意图何在，并派遣书记官返回东京去确实把握政府意向。

1940年4，5月间，陆海外三省的上层人物中层人物就日苏和解问题屡次举行磋商，对同苏联和解的基本方针已经没有异议。但是有田外相本人，仍然抱消极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担心苏联的信用问题，是否真能信守约定；第二，不愿在对英美关系上节外生枝。这种情况下作为妥协方案，参谋本部提出了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的建议。

按照外务省的纪录，5月11日提出的日苏中立条约草案如下，

1 日苏两国确认以1925年1月20日签署的日苏基本条约为两国关系基础；

2 缔约国的一方收到一个以及一个以上的第三国攻击的情况下，另一方一直到纷争结束保持中立；

3 缔约国的一方对于对另一方具有特殊紧密关系的地区之和平和安宁保持尊重；

4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缔约国在此期间结束前应该就此后的两国合作态度达成了解。

经过内部商讨，删除了第三条，又加入了若干修改意见后作为正式决定大概于5月底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发出。根据土桥本人的回想，此后加强对苏交涉的氛围一下子热烈起来。

四国协商的构想

如果要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南进，对于日本而言北方的安宁，局势平稳当然就成了追求的目标。“北方宁静”对于日本的意义而言，不仅在于南进，引起和英美冲突时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同德意加强政治合作的同时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某种程度的认可，对于加强对英美姿态，进一步防止武力冲突也具有重大意义。

1940年6月以来，对苏邦交调整在孤立重庆国民政府的意义上，也开始引起军方注意。6月12日，海军军令部制定了名为“对于英法颓势的帝国方策”之方案。其中对于对苏关系，有以下内容，

1 全面调整对苏外交；

2 促进达到蒋介石政权的方策，作战，封锁等的强化工作；

3 帝国势力圈的声明，实现；

4 将南洋的帝国委任领土编入帝国领土。

以上的方案虽然仅仅是海军的方案，陆军方面对于调整对苏外交工作也抱有积极态度。1940年6月，日本已经在积极考虑/促进北部法属印支的驻军（强迫法国让步）工作，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引起苏联方面的重大反应，自然要有所考虑。7月3日陆军方面做成的“伴随世界局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就规定“对于外交，首先以对德施策为重点，尤其是迅速强化同德意政治关系的同时图谋对苏国交飞跃调整”。陆海军方面都在积极准备南进政策的实行，“北方宁静”自然成了共同的选择。米内内阁内部对此虽然有一定顾虑，在这种热潮中也渐渐动摇。6月19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曾向德国方面表示，“日本内部对于将来的敌人在南方，北方不得不化敌为友的认识正在提高”，可见在这种气氛对政局已经有了相当影响。

7月16日，在陆军不合作的拆台态度下，米内内阁被“谋杀”，不久后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在组阁前的“四柱会议”中，“四柱”对于对苏外交达成了“促进日满蒙互不侵犯协定之缔结，促进悬案解决的同时，扩充军备确保在协定有效期内对苏不败”的共识。7月22日正式组阁后，正式采取了“图谋对苏邦交飞跃”的方针。

米内内阁后期，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奉命向苏联提交了日苏中立条约草案。7月2日，莫洛托夫外长对东乡大使表示同意日苏中立条约根本原则，对于英法荷兰等国以及南洋方面的意见，“虽然日本对此直接面对经济军事问题，相信在考虑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的苏日两国利益，强化相互关系的努力下，能够达到和现状符合的一致。......同时，可以引起美国方面注意，更加认真地同两国交涉”，表示了一定的改善邦交的热情。然而在日本试图通过中立条约要求苏联停止援华的问题上，莫洛托夫仅仅表示“现在已经停止援华”，对于将来拒绝作出保证。双方有以下对话，

东乡：希望苏联方面能够自发停止对重庆政府的援助。

莫洛托夫：没有根据表明，苏联现在正在对重庆政府进行援助。如果苏联在援助重庆政府，现在局势就不一样了吧。苏联现在专心于己方的国防问题，没有余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器援助。

东乡：苏联方面对于中国问题并非现实问题之结论，对此感到欣慰。我方希望将来苏联政府也能保持同样态度。鉴于中立方案第二条，如果能够采取措施向我方通告以上的意向，最好。

莫洛托夫：仅限于中国，不能想象属于日方第二条规定的攻击对象。过去苏联由于需要中国的金属矿产，对于中国有一定的武器和人员援助，现在为了经营新领土，以及国内也需要军事物资，没有能力顾及其他方面。

这里简单评论一下苏联方面的表态。侵华战争爆发以来，苏联就是援华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对此，各方面均有资料可以佐证。对此明辉曾经有过作品详细描述，我也有过下面一篇供大家参考，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96594

其基本资料来源于《近代日本战争史》。在前面引用的白鸟敏夫等人的发言中，也可以感受到。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由于欧洲局势紧张，苏联的确减小了援华规模，当然远远算不上“停止”。莫洛托夫对此的否认，毫无疑问是看准了侵华战争问题作为日本最为沉重的负担，为了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不能简单承诺。其中“如果苏联在援助重庆政府，现在局势就不一样了吧”，外交辞令下实际上是对日本明目张胆的威胁，绵里藏针。此后双方又谈到了北方萨哈林地区的石油权利以及渔业问题等，也没有达成一致，仅仅是做出了“迅速回答”的约定。对于日本提出的实质性要求，苏联实际上没有给与任何肯定答复。“同意中立条约原则”的表态，很大程度上是放纵日本南下，挑起“日美帝国主义”相互对立的手腕。当然，对此拒绝予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也很难说没有避免过度刺激美国，激化苏美矛盾的意图。

双方在此会晤后，一直到8月中旬苏联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其原因繁多。首先，苏联注意到米内内阁风雨飘摇，日本政局动荡；第二，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在担任陆军次官时又抱有“对中苏两线作战”的积极主张，自然引起苏联方面疑虑；同时，欧洲局势错综复杂，英国在德国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是否能支撑等等问题都牵制着包括苏联在内的各方关注。苏联对于德国的战争机器虽然有所支持，并不希望英国简单战败，对德国也有所牵制。7月希特勒在内部甚至做过“现在对英国战争之不顺利，苏联因素大于美国因素”的讲话。欧洲局势之复杂微妙，可见一斑。对于日本方面自然难以下最后决心。其间莫洛托夫在内部有过“双方存在邦交改善之可能”的发言，新任外相松冈洋佑在分析了苏联表态后认为和苏联存在一定的和解可能，也电令东乡大使促进交涉。然而终于在8月14日，苏联方面正式对日本做出回答，在表示承认日方中立原则的基础上，做出重大修正：

1 关于以1925年日苏基本条约为基础的问题上，苏联提出异议。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进行了对于原条约之重大侵犯......，有必要重新审议原条约的效力问题。尤其是萨哈林石油煤炭权利应该予以解消。不过苏联政府5年之内仍愿意向日方提供萨哈林石油，并且愿意给予（日方）营业者公正的补偿；

2 日方的提案并非局限于中立，实际上的互不侵犯以及不同敌对国家结合的原则，予以了解；

3 中立条约赋予日本有最大利益，即改善日本在北方的地位，南方积极行动成为可能。与此相反苏联利益微不足道，预计还将引发同其他国家的复杂问题，即苏联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后，一定程度上要负担同中国，太平洋和南洋抱有重大关心的国家关系恶化之危险。条约缔结的结果，对于如何使苏联可能遭受的损失最小化，日本政府将采取什么态度，希望予以说明。

以上三点，作为签订中立条约的前提正式通告日方。和日本的要求针锋相对，苏联的要价也相当有分量。当天东乡大使再次表明希望苏联中止对华援助，莫洛托夫做了“根据日本的态度，解决中立条约相关的各问题以后，不妨进行援华问题的商谈”之回答。对此东乡茂德在此后作了如下的回忆，

“萨哈林地区的石油权利的相关问题如果能够达成一致，我方热切希望的中止对华援助问题条款加入后立刻就可以签订条约。”

对于苏联的回答，日本方面如何答复，东乡大使作了两种构想，

1 我方如果有解决支那事变的充分把握，以及南进时可以避免同美国的冲突，维持现在同苏联之间的不威胁不侵略政策，不签订任何协议，也是一法；

2 与此相反，日本采取积极南进政策，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时也有此决心，......，本政治协定的签订对于日本是必须考虑的大计。

根本上东乡大使还是倾向于即使以放弃萨哈林地区的石油煤炭权利为代价，也要签订中立条约。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派遣斯塔莫公使访问日本，给因为对德交涉进展不顺利而焦躁不安的松冈外相带来生机。8月29日，松冈洋佑突然发出命令召回东乡茂德，事实上意味着日本放弃了目前为止的围绕日苏中立条约进行的外交方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松冈洋佑并不重视日苏关系。实际上，松冈洋佑对于日苏关系有更高的期望。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以来，里宾特洛甫就曾经向日本提出过德意日苏四国协商的构想。对此，以当时的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为首，少壮“革新”派势力对此积极呼应。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出任外相的松冈洋佑一直在积极筹划促进“对苏关系的飞跃”。所谓飞跃，实际上同“四国协商”的构想大同小异。按照松冈的大构想，首先缔结三国同盟，然后利用三国同盟的威力大珩四国协商（当然，要大力借助于德国）。四国协商如果能够成立，对于强化日本对美国立场，实行威慑，解决日美之间的各种悬案（40年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正式废除后，日本一直在图谋签订新的条约，美国对此反应冷淡）的同时迫使美国从欧亚撤手，并有利于牵制英国，顺利实施日本南进意图。到目前为止德国给日本的印象，是乐意尽全力促成日苏和解。或许松冈外相就是基于这个判断，产生了上述的宏大构想。斯塔莫公使到达日本后的9月10日，在同松冈外相的会谈中也认为首先成立三国同盟，然后立刻同苏联接触有利于德日双方，并且声称德国认为日苏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超越的障碍”。尽管日本内部也存在“应该首先同苏联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然后再缔结三国同盟”，而不应该过于轻信德国的保证，万一日苏无法和解徒然招致美国方面反感的意见，整体上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有利于松冈洋佑。米内内阁时代陆军首先提出促进日苏和解，海军方面，丰田次官也表示了除了自主参战问题以外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把苏联纳入联盟”。然而上面已经提及，苏联并不是无原则地在支持德国的战争机器，希特勒本人在内部已经对苏联表示过不满。尽管三国盟约在9月27日顺利签订，德国方面对于日方借助德国促进日苏和解的意愿上，反应并不热烈。盟约第五条规定了三国同盟对于苏联的影响，

5 上述条款对德意日三国同苏联的政治状态不作任何影响；

是一个相当中性的规定，并没有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愿意极力促成日苏和解”的热情。然而作为外相的松冈洋佑本人热情不减，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后，他立刻把促进“四国协商”提上了日程。

松冈洋佑访欧前的准备

莫洛托夫外长自柏林返回后，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建川美次，表示从德国方面得知日本对于改善日苏邦交的热情，并且声称听说日本有在萨哈林地区权益问题上的让步姿态，对日本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正式作出回答。但是和日本希望的互不侵犯条约相反，苏联提出的是中立条约建议。在附属议定书中，苏联要求日本放弃萨哈林地区的石油煤炭权益，但是表示对于日方的投资将以公平的代价赎买，以及今后五年每年向日本提供10万吨石油。对此，松冈外相电令建川大使，表示难以接受萨哈林地区权益放弃的方案，反过来要求向苏方提出由日方赎买。然而苏联方面拒绝对此进行讨论。

对于苏联方面的提案，建川大使倾向于接受，外务省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外务省内部有意见认为如果能够保证每年20万吨的石油输入，可以考虑放弃（已经名存实亡的）石油煤炭权益。松冈外相对此持反对意见，1940年12月12日在大本营联络会议上作了反对的发言。松冈外相一直对于通过德国进行中介，或者日本直接交涉，购买萨哈林地区的石油权利抱有信心。海军方面对此也提出异议。萨哈林地区的石油输入量虽然不大，但是作为海军舰船用的重油质量优异，苏联成立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部分原因就在于此。简单放弃的决心确实难下。陆军方面对这个方案倒是支持，倾向于如果能够获得一定的补偿，放弃萨哈林地区的石油煤炭权益。几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导致日本政府迟迟不能做出最后决定。

早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前，为了确实把握欧洲各国（德意苏）的动态，松冈洋佑就向近卫首相提出了访欧计划，并得到批准。但是当时日本外交问题繁多，侵华战争问题上对汪伪政府的承认以及对重庆政权的政治诱降工作应该如何进行等等都不允许外相离开东京。终于在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决定了新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同一天同汪伪政权签订日华基本条约，对华外交工作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四国协商”的大构想遭遇重重阻力以及日苏交涉进展不顺利，对此感到焦虑的松冈外相于12月19日向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提出41年1月中下旬访问德国的要求。12月24日，德国表示欢迎，基本上确定了松冈外相的访欧计划。对于访欧期间对苏（德）等国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1941年1月6日松冈外相制定了“对德意苏交涉案纲要”。其主要内容，

一 期待苏联接受所谓里宾特洛甫方案，以打倒英国为目标同德意日协调步调。

二 日苏邦交调整条件大致如下，

1 通过德国作中介，（苏联对日本）出售萨哈林地区。如果苏联不同意，以放弃该地区权利为代价确保5年250万吨的石油输入。当然，日本对于原油增产提供援助。上述两方案取舍，看情况决定；

2 帝国承认苏联在新疆外蒙的地位，苏联承认帝国在中国北部（内）蒙疆的地位。新疆，外蒙和苏联的关系，由中苏双方决定；

3 苏联放弃援蒋行为；

4 满苏外蒙之间迅速进行国境划定，以及设立处理纷争的委员会；

5 渔业交涉根据建川提案进行妥善处理。如果对于日苏邦交调整有必要，不妨放弃；

6 为了日德通商，需要配置相当数量的运输车辆。运费打折。

三 帝国对于大东亚共荣圈占据政治指导地位，负担维持秩序的义务。（细节省略）

四 将世界划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包括印度伊朗）四大圈，英国保留澳大利亚新西兰，帝国主张在战后的讲和会议上予以实现。

五 帝国以极力阻止美国参战的意向同德意当局达成了解，共同行动。

六 德意，尤其是德国牵制苏联。一旦苏联攻击日满，德意直接攻击苏联。

七 日本一旦参加欧洲战争的情况下，同德意等国缔结不单独讲和协定。

八 迅速扩充海军，中国战场的陆军下决心缩小。德国尽力对日本军备充实进行援助，日本对德国提供原料及粮食。

九 松冈外相访问德意苏，同各国政府交涉，为贯彻上述要领而努力，重要的是要缔结条约。

稍微分析一下这个“纲要”，第一感是日本对苏德等要价不低的同时，愿意承担的义务却不成比例。对苏联，考虑以放弃渔业权利获得萨哈林石油并停止援蒋。1925年日苏基本条约签订后，日本从苏联年度购入的石油最高峰为1933年，不过31万吨，39年由于双方关系极度恶化，仅仅有5万多，如今一下子要求每年50万吨，几乎是最高峰的两倍。诺门坎战役中日本惨败，此后的国境谈判中也基本上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主张达成协议，却在援华和石油问题上如此强硬，以日本的实力上述要求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能估计到的原因，无非要么是高估了德国对苏联的影响能力，要么是日本情况窘迫战略物资匮乏而不得不狮子大开口？40年41年两年，日本确实在对荷属殖民地的谈判中同样漫天要价。第二感，对于德国，要求在必要时候攻击苏联。滑稽的是此时苏德关系确实已经恶化，但是日本对此并不明了。40年9月27日的三国同盟又明确规定是对美军事同盟，并没有包括苏联，怎能简单期望德方承诺？唯一合理的解释，恐怕在于40年美国加大援华援英力度，这种情况下对苏作战是日本要极力避免的出现的情况，因此希望德国给予牵制。问题在于两线作战对日本不轻松，对德国同样不轻松。这里写一点我对德日关系的感受。日本在侵华战争，德国在欧洲战场需要避免的首要问题，都是苏联美国的敌对行动以及参战问题。如果无法避免苏联美国的敌对和参战，那么对于己方唯一的办法，就是往对方那里推。这种背景下双方缺乏战略配合，恐怕是无法避免的。

松冈外相的上述方案送交陆海军审查后，遭到一定程度的反对。军方强硬反对缩减在华陆军兵力，同时认为外相应该在南进政策（所谓的南方处理纲要正在制定审查）成型后在出访。2月3日在大本营和政府的联络会议上，几方面达成一致。陆海军方面不反对外相出访，但是应该在日本同法属印支以及泰国的基础交涉结束后再成行。按照日方估计，2月底交涉结束，松冈外相3月上旬出发，4月中旬回国。此后又对于细节问题进行了协商。比如军方提醒方案中“为了日德通商，需要配置相当数量的运输车辆。”之规定，如果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过大，对于日本有不利隐患；为了使得美国无法参战而同德国方面达成了解，意义极端重大，本方案过于轻描淡写等。最激烈的反对，还在于“支那战线缩小问题”，参谋总长，陆海军大臣均表示反对。最后松冈外相做出让步，修改为

八 为了全面促进支那事变的和平解决，同德方商谈。

做出以上修正后，松冈外相的方案得到正式认可。

很显然，从这个“对德意苏交涉案纲要”提出和审批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出，日本对苏德关系的判断仍然停留在1940年10月的“日苏国交调整案”的水平上，认为德意日苏“四国协商”有成立可能，以及德国对苏联拥有强大影响力。然而此时，鉴于欧洲局势的发展，苏德两国关系历经柏林会谈后急剧恶化，40年12月18日希特勒正式下达了“巴巴罗莎”作战命令。松冈外相的这个纲要已经失去根本，成为空中楼阁，与39年2月伊藤公使团的“伊藤携行方案”（长篇大论，滑稽的是最后根本没有向德方提出）一样，没有实现可能。究其原因，日本情报能力不足，德国对苏作战极为机密（即使在1941年4月松冈外相访问德国期间，希特勒仍然下令对日本保密）等等因素固然存在，这种一厢情愿的方案，多少和日本的尴尬地位相关。

1941年，日本已经基本确定南下方针，也判断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容低估。这种情况下对苏和解之急迫必要，毋庸置疑。日苏两国在远东敌对多年，简单和解困难重重，借助于德国进行中介，也是合情合理的考虑。而且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简单的可行道路。对于苏德关系，日本方面并非没有冷静观察。比如1940年11月5日，原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返回东京后，出于对巴尔干地区局势的观察，对近卫首相说明“苏德关系变调，（和双方关系友好的说法相反）不如说现在关系不好”；英国的《泰晤士报》11月29日发表社论对于柏林会谈进行评论：“苏德双方在一定的经济合作成后仍然没有签订广泛的政治协定，克里姆林宫对德国的暧昧态度并没有改变。”，日本内部也有意见认为“基本符合事实”，等等。但是上述情报表面上没有引起松冈外相的足够警惕，实际上是否意味着日本只能寄希望于苏德友好？而从1月到3月12日离开东京之间，认真准备访欧之旅的松冈外相终于注意到苏德关系的变化。例如日本方面再次任命大岛浩为驻德大使后，1941年2月初原大使来栖三郎离任前礼节性拜会希特勒，希特勒作了“苏德关系表面上友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化”的发言，暗示苏德关系已经恶化。这个消息被立刻报告东京，甚至引起天皇重视。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本驻维也纳总领事山路章给东京发来了巴尔干问题上，德国的做法引起苏联不满的详细报告，引起松冈对于日苏邦交调整的忧虑。1941年3月12日，松冈洋佑按计划出发开始了他的访问欧洲之旅。虽然他携带的方案仍然是上述的基于“四国协商”而制定的方案，心中考虑的重点，恐怕已经是日苏邦交如何调整。

• 这个主动权基本掌握在苏联的手里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

1941年3月12日，松冈外相及随员从东京出发。3月17日，越过苏满国境线，经过一星期“无聊”的西伯利亚铁路之旅，3月23日，比预计时间早一天到达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松冈外相立刻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并出席了当天大使馆举行的晚宴。24日，松冈外相在莫斯科会见各国使节，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举行了一小时的会晤。会谈中松冈表示日本对新加坡以及南洋地区没有行使武力的意图，也没有领土野心，并力劝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为日苏交涉后的日美交涉埋下伏笔。

下午4点，松冈外相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进行到一半，斯大林也参加进来。然而当天的会见中松冈外相并没有提出实质性问题，而是为日苏双方真正开始谈判进行一些准备。一方面，按照原定计划当天晚上松冈即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半天内谈论实质性问题确实不现实；另一方面，按照松冈的意图，首先和德国首脑会谈后，确认德国最近的对苏政策，估计“四国协商”的成立前景，然后再开始对苏联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因此，松冈在这个会谈中为将来的日苏交涉作了些心理上的铺垫，比如声称日本虽然不是政治经济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实际上是“道德上的共产主义者”；如今日本因为受到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主义影响，思想上有所混乱；为了恢复日本人的传统道德，同盎格鲁萨克逊的斗争无法避免；这个立场同苏联相同，日苏间的合作有必然性等等。

单纯看以上发言，纯属胡言乱语。但是松冈外相并非简单地胡言乱语，有自己的考虑。按照日程，24夜松冈乘坐专列前往德国意大利访问，此后还要回到苏联。他估计可能从德意带回一些外交成果，因此从德意返回后，将有利于对苏联的谈判。以上发言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给了苏联接受日本提议的理由，属于他事先作的铺垫。确实，日苏两国在远东是宿敌，没有相当策略达成和解困难重重。以上的发言，充分体现了松冈洋佑的苦心。

3月24日夜间，松冈外相乘专列离开莫斯科，26日到达柏林，受到德国方面盛大欢迎。3月27日到29日，松冈外相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举行了3次会谈，同希特勒举行了1次会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德日会谈当然引起各国高度注意。然而和“日本外相访问德国”的友好表象相反，三天的会谈中，逐渐暴露了德日之间的重大分歧。德国方面对于日本的“四国构想”以及日苏关系的改善毫无兴趣，而希望日本能够参加对英战争，尤其是实施对新加坡的攻击。

早在3月5日，希特勒就对德国陆海军发出过指令，“基于三国同盟协作的目的，在于尽早将日本引入远东（对英国）的积极作战”。此时的德国对于日本的外交方针，完全是基于上述目标而运作。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于英国的屈服均抱有“是时间问题”的乐观态度，但是为了尽早促使英国屈服，日本对新加坡的攻击有重大意义，而且最佳时机就是这一两个月。德国估计现在美国政府对于如何应对局势尚难以决定。基于以上判断，希特勒和里宾特罗甫极力表示希望日本能够给予承诺。对于德国的如此表态，松冈外相启程前日本内部有所预计，并进行了探讨。陆海军均强烈主张这个问题上不能对德国作出任何约束，因此松冈仅仅表示理解德国方面的要求，个人也同意，但是无法代表政府简单承诺。

根据德国方面的纪录，松冈外相访德的主要目的是商讨苏联问题，但是在会谈中仅仅被作为次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所谓“四国协商”的构想，则只给予了一次探讨。第二天（3月28日）的会谈中，松冈提出了苏联问题，同里宾特罗甫有如下对话：

松冈：关于日德苏条约，总统（希特勒）是否已经考虑过？

里宾：没有。......这绝对不可能。......尽管德国不会去挑衅苏联，斯大林的政策如果同总统所拥护的不一致，总统也会粉碎苏联。

松冈：日本现在正视图避免招惹苏联。日本在等待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完全胜利。没有德国的帮助，日本也不会有机会去完全改善日苏关系。......我回国的途中计划在莫斯科作较长时间停留，同苏联就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中立条约进行交涉。日本也决不会同意苏联立刻加入三国同盟，这恐怕会招致日本国内的愤慨。

里宾：苏联加入三国同盟根本不在（探讨）问题之内。这个问题和现在的时局并非完全符合，如果可能在莫斯科也不应谈及这个问题。

最后一天的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对于同苏联的关系，有如下发言，

考虑到全盘的局势，最好不要同苏联进行过于深入的讨论。......如果苏联对日本进行攻击，德国将立刻站在日本立场上。日本不必疑虑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应该专心于进行以攻击新加坡为目的的问题。

三天的会谈，充分表露了苏德关系已经恶化。曾经热心于“四国协商”的松冈外相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个事实，放弃原来就已经动摇的构想。松冈外相到达柏林的3月26日当天晚上，南斯拉夫爆发反纳粹暴动，为苏德关系的恶化作了活生生的注解。结束柏林访问后，松冈外相前往意大利，于3月31日到4月3日对罗马进行了正式访问，会见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外长奇阿诺。松冈访问意大利并没有正式任务，不过是向外界表示德意日轴心的团结。从意大利返回柏林后，松冈再次会见了希特勒等德国政要。4月5日，和里宾特洛甫的最后会谈结束后，松冈外相前往莫斯科，开始同苏联进行正式交涉。

就在松冈外相访问欧洲的同时，巴尔干地区风云突变。苏联方面认为保加利亚应该属于苏方势力范围，德军于2月底进驻。3月1日，在德国的恐吓下保加利亚加入了三国同盟。南斯拉夫对于德国施加的压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后，3月25日屈服于德国，其反纳粹势力随即于3月26，27日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月5日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强烈刺激德国方面，也大大增加德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4月6日，希特勒下令摧毁新政权，确立德国支配地位，德军开始进攻南斯拉夫。松冈外相在返回莫斯科途中，得到了德军开始巴尔干作战的情报。对于苏德关系的恶化，松冈判断有可能反而有利于日本同苏联的交涉，即也会增加苏联同日本的交涉欲望。4月7日松冈到达莫斯科，再次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松冈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借助德国进行交涉的意图，但是根据情势发展，仍然抱有苏联会做一定让步的乐观态度。因此，他首先尝试性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收买萨哈林地区的意见。对此，莫洛托夫坚持40年11月18日给建川大使答复时的立场，即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困难，首先签订中立条约，而且必须以日本解除萨哈林地区权益为前提，寸步不让。

双方休会一天后，4月9日重开谈判。作为让步，松冈外相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但是坚持无条件签订，即日本不放弃萨哈林地区权益。对此，莫洛托夫仍然“面无表情”固执己见，并且以以前建川大使曾经同意过放弃萨哈林地区权益为理由，指责日本出尔反尔。最终这一天的谈判也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松冈外相本人也放弃了原来的乐观态度，对苏联方面的强硬立场既感到失望也感到无可奈何。4月9日，双方还谈到了在华势力分割问题，莫洛托夫仅仅以“留待以后商榷”作了简单回答。当天夜间松冈外相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观光。根据松冈归国后的报告，这次观光的目的是为了给外界留下日苏之间关系良好的印象，即使不能达成协议，也可以以此种姿态强化对英美交涉立场。可见此时的松冈已经在考虑日苏关系无法改善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放弃了离开东京时的乐观态度。

4月11日，松冈外相返回莫斯科，再次同莫洛托夫外长举行了两小时的会晤。莫洛托夫终于从40年11月的表态中有所让步，提出了苏联方面的方案，将外蒙和满洲国列为了“领土保全以及不可侵犯”的对象。但是在关键的萨哈林地区权益问题上，依然不肯松口。唇枪舌剑的结果，松冈外相表示：

关于签订的中立条约，首先应该迅速缔结通商以及渔业协定。进一步，在最快的速度下，基于我们协调和相互和解的精神，根据1925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有关萨哈林地区的合同，站在解决对于两国关系毫无贡献的所有萨哈林地区权益的问题之立场上，我希望（双方）进行努力。

基于同样的精神，解决国境问题，并且以处理国境纷争事件为目的，短时间内设立相关各国的共同委员会。我认为这对于（日苏）两国以及外蒙满洲国，都是适当的措施。

松冈表明，以上为日方最大让步。如果不能得到苏联认可，他将按计划于4月13日回国，希望明天能够拜会斯大林作为告别前的礼节。当天夜里，松冈得到斯大林通知，表示将在4月12日下午5点同他会晤。这次会晤仅仅持续了十几分钟，苏联同意考虑日本提出割让南部萨哈林的提议，但是斯大林亲自定下了“北部萨哈林权益（石油煤炭等资源集中于北部）应该以几个月之内解除为目标进行努力”的基调。松冈外相接受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

4月13日下午三点，在克里姆林宫双方正式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同时发表了满洲国以及外蒙古领土保全，不可侵犯的声明。日苏中立条约文本如下，

日本以及苏联基于促进和强化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之希望，缔结中立条约，协定如下。

第一条 两缔约国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且约定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保全以及不可侵犯。

第二条 缔约国的一方被一个或两个以上的第三国列为军事行动对象的时候，另一方在纷争的全期间中严守中立。

第三条 本条约对于两缔约国，自批准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两缔约国之双方在上述期满前一年不做任何通告的情况下，自动延长五年。

第四条 本条约应该尽快得到批准，在东京交换批准书。

条约签订仪式后举行了宴会，宴会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前往火车站送松冈外相启程。斯大林前往火车站迎送是非常少见的举动，自然引起各国外交使节以及新闻记者的注意。斯大林同松冈外相亲密话别，互致拥抱。松冈外相的送别仪式如此隆重，斯大林对于此次苏日交涉成果之满意，多半是其原因之一。首先，在萨哈林地区问题上，不过理论上留有一个“考虑割让南部”的意见，苏联并无任何实际损失；其次，苏德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日苏中立条约大大缓解苏联两线作战危险；第三，日苏和解姿态，同样有利于苏联对德国交涉，有挽救苏德关系之可能；最后，刺激日本南进政策，挑起“日英美帝国主义”纷争，这一点上互相敌对的苏德对于日本倒是有类似的期盼。以上四点，第一点切实，后面三点虽然尚没有100%的保证，都是可以期待的希望。斯大林对此，当然有满意理由。诺门坎战役期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关系恶化期间，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虽然不能保证条约不沦落到一纸空文的地步，但是至少从眼前的情况看，两次条约的签订都大大改善了苏联的地位。外交谈判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实力，如此结局，也只能说是与苏联的大国地位相符合。

松冈外相于4月22日下午返回东京，24日在枢密院会议上得到日苏中立条约之批准。至此，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工作完成。

余音绕梁

松冈外相离开东京访问欧洲前曾有利用德国密切日苏关系的打算，但是和那时的预料相反，无论是访欧途中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局势的变迁，还是在德国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会谈中都可以体会到苏德关系之恶化超出预料。德国对于日苏关系的改善不但没有促进的意思，甚至抱有避免双方关系改善的期望。在具体会谈中日本也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尽管如此，松冈外相仍然坚持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意图何在？

在日本最为重视的萨哈林地区石油权利问题上，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表示“原则上应该以解除为目标”。双方的交涉中，基本上是日方单方面让步的形势。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是“苏联外交胜利，日本外交失败”的论调一直持续到今天。中立条约签字的的4月13日当天，松冈外相对德国驻苏联大使作了以下表态，

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于日本极为重要。对于蒋介石有强烈冲击，日本的对蒋交涉将十分容易。同时，将大大强化日本的对美英立场。

首先对于侵华战争问题，至少在精神上对于中国是重大打击。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规定，“当事国的一方遭受侵略时，不进行任何可能被侵略国利用而引起被侵略国不利的行动，也不签订任何协议”。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加深中国的对苏联不信任，激化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以及国共矛盾，是松冈外相的期待之一。

其次，对于日本的南进政策，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北方宁静”，这一点也毫无疑问。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意图借此强化对美国立场。

进入1940年以后，对于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外交关系，除了长期以来的侵华战争问题以外，就是同美国的关系。基本上日本所有的外交姿态均同此有关。增加日本威慑力，采取断然姿态同美国对抗，是松冈外相的一贯观点。在三国同盟的签订前日本内部探讨中，松冈外相对此已经有过说明。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为成果的对苏关系改善，也是基于同一个判断进行。在访问欧洲的途中，除了盟国德意以及当事国苏联以外，松冈外相先后三次会见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就是为了在结束对苏外交工作后尽快将重心转移到对美关系。无论从个人威望还是对美外交工作的角度而言，两手空空返回东京对于松冈外相都无法忍受。同时日本虽然名义上拥有一定的萨哈林地区权益，早已名存实亡，诺门坎等战役的失败已经显示恢复当年权益希望渺茫。在日本内部，即使是嚣张的陆军也已经同意放弃，松冈外相不愿意为了不现实的目标失去他判断十分重要的日苏和解机会，也是可以推测到的。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松冈外相访问德国是是否已经得到德国方面通报，即将发动对苏联战争。这方面日本内部资料口径不一，认为得到通报，签订日苏中立条约部分目的在于麻痹苏联的意见也相当流行。但是在松冈外相访问德国期间，希特勒曾下达命令有关巴巴罗莎计划要对松冈保密；柏林会谈的记录中，也找不到进行过通报的明确记载。欧洲局势的紧迫，苏德关系的恶化当然瞒不过外交上富有经验的松冈洋佑，但是他对于苏德战争的爆发，似乎没有充分的意识。在莫斯科他曾经对美国驻苏联大使表示过，德国对苏联的军事压迫姿态仅仅是为了确保苏联继续提供物资。6月初，当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先后接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表示即将对苏开展，6月6日上奏天皇时仍然表示苏德开战“六分和平，四分战争”。战后在巢鸭监狱中自己也做过表述，“到苏德战争爆发为止，我对战争爆发一直抱怀疑态度。当然，这不如说是我不希望（苏德）战争会真的发生。”以上种种资料上判断，访欧途中松冈外相对于苏德关系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但是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其无能。作为当事人的苏联都低估了德国的对苏开战决心，日本缺乏准确判断，也只能说是不够敏感吧。

对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东京各方反响不一。近卫首相得到报告后喜形于色，对外务次官大桥忠夫表示：“松冈真是个能人（able）啊。”作为一般判断，日苏关系缓和将有利于日本的南下，以及侵华战争的处理。但是反对意见亦不少。除了传统的敌对意识无法消除而引起的反对外，苏联的意图在于促进日本南下政策，图谋鹬蚌相争之利的警戒态度，值得重视。例如曾经担任过外相的币原重喜郎就表示过忧虑，认为苏联的意图在于，第一，解除日本警戒心理，促使日本强化对美立场，引起日美冲突；第二，有利于苏联的对德国交涉，影响三国同盟。

大概一年前，最初提议进行日苏和解的参谋本部对此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在战争指导班的“机密战争日记”中记载，4月14日的意见是本条约的签订对于南方（东南亚）的武力解决以及对美战争的回避均无意义，仅仅在对苏开战的时机选择上有意义；而4月18日的意见是认为对南进有利。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则仍然坚持即使签订了中立条约也要进行对苏扩军，确保对苏压力。尽管与他的强硬态度相反，条约的签订几乎必然要导致军方对于苏联至少心理上的松懈。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理所当然地对于各方造成冲击。在重庆，4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日苏共同宣言对中国无效，同时以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抵触，正准备向苏联提出抗议（似乎是15日正式提出）。但是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确实打击了孙科等亲苏派，助长了张群何应钦等亲日派，心理上对于中国的抗战确实有冲击。对此，4月16日莫洛托夫外长对中国驻苏联大使表示，中苏关系不会有任何改变。美国政府也于4月25日对中国追加了五千万美元贷款，作为对抗。在打击中国的抗日活动这一点上，达到的效果远远低于日本的期待。

对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以及纽约时报都作了是日本外交成功的评价。但是赫尔国务卿在4月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仅仅冷淡地表示“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意义过于高估，这不过是双方确认了既成事实，不值得惊讶。”无论赫尔国务卿的这番表态是否的确反映了美国方面的认识，同去年9月份签订的三国同盟一样，美国对日本的强硬姿态没有任何退让。与此相反，反而刺激了美国进行对日本军备充实。在此后进行的日美交涉中，将有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