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终于看到了柴玲那段 保存自己，牺牲别人 的高论 -- 宏寺
能具体一点吗？我想知道我的前辈们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印象中母校风气还好，比较重实践，不大喜欢折腾。
时间：1989年5月的某一天
地点：新城后门——就是北新街那个口了
情景：但见一干交大学子，高举支持民该，反对腐败的标语横幅，从北大街方向向解放路方向进行，行到新城后门时，有N辆大客从解放路开来，在新城后门十字处开始调头，靠边。只听游行队伍发出一阵轰鸣，队形立刻自动解散，人头攒头，如黑潮一般拥向正在掉头、靠边的车队，以至于一辆正掉头掉了一半的大客当时就被截停在路当中（横向）。然后就是挤上车抢座的嘈杂声，但见几位走在队伍前面，被人流挤到车前的女生，终因无力为自己挤出一片天，于是被压在车厢上如同照片一般，周围的臭男人却只顾抢座，没有一人伸手去帮助她们。一时间，十字路口如闹市一般，标语、横幅不知什么时候都跑到学子们的脚下去了……。
不过，估计如果换作今日之学子，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不愿相信交大有那么多让人齿冷的前辈，不过事实没必要回避。老祖宗说“修齐治平”，还是很有道理的。自身素质很是不堪也就罢了，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但素质如此却想在国家大事上指手画脚……猴子红屁股，闲着没事就爬电线杆上找着让人笑话！
不过还是得为母校说句好话：话说512的时候，负责采血的到交大，一哥们儿当时就冲过去了，结果队伍早排成麻绳了，好不容易才找到队伍的尾巴。那阵势，咱们也 有理想，有热血！
如果是那年发生了512，那帮挤着上车的学长们估计也会以同样的力量挤着献血的。无它，非国人没有勇气和热血，实乃国人没有纪律性和团队精神，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是一窝蜂的往上冲，缺少“成全”精神，于是充其量也只是一盘比较硬的沙粒而已。
直至今天，我也不认为当年挤公交的民运学子们素质不高（素质这个词其实跟敏感，不好简单地说谁高谁不高），只是素质不全罢了。之所以认为他们成不了事，也就是因为没有组织纪律，没有团队精神，又缺点绅士风度，面对一个执政了数十年的政党和完备的国家机器，不管他们的信念多么高尚，都只有被踩扁的份——就好象无论多么良种的绵羊也干不过最劣种的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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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游行，都是走到市政府，算起来５公里、１０公里？反正脚痛。而且是多天。在市政府广场，学校安排车接，不上，走回去。
当然也有品行不端的。比如从募捐箱里拿钱买吃喝，钱放自己腰包的。
看主流吧。
而是抢坐位的疯狂，连个坐位都舍不得的人，会舍得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为国家的前途牺牲么？
真想要细节 我可以很轻松的问出来
不过我觉得不用问
因为他现在跟我一个战壕，经常侮辱民主人士。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问太细了。
其实为学潮辩护的多数没参加过，因为参加过的大多数人要么后来知道真相态度转变了。要么没脸出来对质。
哎，没有办法。再赖再丑还是自己的孩子
当初上学，在汽车总站上车。
车来，我们小学生、一样得和大人抢座位，大家哪有谦让的。
一人抢三儿，让给同伙倒是有的。
平民生活就是这样啊。呵呵
看看封从德的日记和周舵的回忆录，都反映了天安门撤退的真实情况。也都证明了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学生（因为他们都在广场里，周围的情况只是听说）。大屠杀云云不攻自破。
然后被拒绝。当初看到伊一把鼻涕，一把泪，就知道这些人没有作为了，更好笑的是学生内部为了争夺基金的控制权而相互大打出手，相互喷粪。看到这，感觉这些人还真的有点不如魏电工，魏电工虽然有些那啥，还让人有种纯粹的感觉，据郑义在一篇东西里提到魏电工在90年代初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不愿顺从md爸爸的意见，有一次拒绝了爸爸好几百万的资金，把郑义给急得吆！
我从小到大上学就没坐过专车，跟你一样挤公交，和我一起的大人从来都不让我，但我遇见老爷爷老奶奶还是会让坐，如果同行的有女同学我也会让坐——虽然我一直上到大学都没有女朋友。平民和俗民是不一样的，贵族子弟一样会为一个坐去争抢，平民子弟一样能尊老爱幼，不是平不平民的问题，而是道德水准的问题。
在单位，不一样的为职称、待遇、房子、子女安排等等的拍马屁、结小团体、发牢骚、讲怪话、消极怠工、要挟出国等等？
我认为：道德水准的绝对水平，并不能反应一个人的真正道德水平。
相反，与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的偏差值，真正反应一个人的真正道德水平。
所谓坏的社会环境，比如文革，他一样会搞揭发、批判。
所谓好的社会环境，比如改革，他一样努力学习英语、专业、搞课题。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争议：
你看到学生抢座位，认为他们道德水平不够高，所以不堪大任。
而我看到我们虽然幼稚、脆弱，但是有为理想献身的信念、和勇气。
事实也证明，我们为自己的理想，心甘情愿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