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 西风陶陶

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2003-12-29 16:59:0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就是她的自由空间的拓展。这种内外兼修的拓展不只是一代人的事业，也不只是三四代人的事业。一个能够真正崛起的民族国家，恐怕每时每刻都得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这一代人能给子孙后代开辟多大的可供他们自由驰骋的空间？

　　小小寰球风云变幻，弱者自弱，强者自强。一个国家的自由空间，只能在严峻的全球竞争中求得。经历过国际竞争磨练的中国企业家已经看到，即使中国已经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满足了ＷＴＯ要求的各项条件，他的企业仍然要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特保等市场对抗的挑战。国家的竞争也一样。国家之间不会因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趋同就从此消弭纷争，走向永久和平。每个国家都将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朋友与敌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命运。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与不公只能依靠不断谈判或者对抗才能解决，要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重新分配利益，永保世界和平，根本就不可能。

　　一种受惠于全球化的温情暖意使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需自立，以为从此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而非民族的未来。不过，是否要为了一个自由的“大同世界”的虚无未来，去抹平民族国家的区分？力量惊人的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的，其实是当前的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部分利益群体宁取眼前利益，而反对民族的未来。但这些反对者们最后将发现，如果一个民族迷恋某种全球化的价值而奔赴虚无的“大同世界”，这个宁愿离土漂泊的民族除了沦为附庸之外别无出路。信奉自由市场的诸种价值和伦理，并不意味着信奉者就可以因此而扩大自己的自由空间。

　　我们的一切价值追求和竞争努力的最后归属只能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一个寻求崛起的民族国家，不能只是为一代人的尺寸得失而计较；要在全球竞争中经受住考验不败下阵来，就必须为未来而思考。刚过110周年诞辰的毛泽东等共和国缔造者的战略宏图因此值得追忆。建国初期，这些战略家们果断决定让民众勒紧裤带加紧发展“两弹一星”。很难想像，没有此番努力，中国将在世界有何种地位；他们不只是在为自己那一代人谋划，而且在为民族的未来、为子孙后代谋划。

　　今天的改革者们在重寻崛起之路的时候，自然也应该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应该继承这一“天问”――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拿什么去开创未来？

　　我们能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竞争。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素质。我们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应该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自立与竞争的责任。有国家在宪法里明确宣示，“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大都记得这个承诺，自觉认受这一国家的“天命”；他们也知道，世界上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必须要通过开拓这一有限空间而实现。在本国公民自由得以保障的情况下，竞争是它的价值观的核心。其实对于每个独立国家来说都如此。除了去承担这种竞争，并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分裂的社会，而是达成社会联合的民族国家。必须形成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竞争，而只有充分保障公民人权才能培育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目前国家根本大法的建设既重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又重对土地被占用的农民的“补偿”，以及执政党标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方针，都提示着新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良好开端。

　　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软弱的主权，而是稳定而强大的国家主权。通过选举制度的安排实现主权在民的制度格局，将国家主权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是建构强大的主权力量的根本之道。最近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突出了国家主席在外交上的地位，凸显了国际事务对中国的重要性上升的事实。以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尚未举足轻重，外交在中国占的比重实际有限，但今后中国的一切事务都将是国际事务，国际上的一切也都将强烈影响中国，因此国家主席在国事活动中的地位很有必要从全球立场进行定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重建甘阳先生所说的“文明－国家”；只要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中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目标。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代人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面前的责任。这一代人也许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是否会成功，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承认这一代人是先驱者。这一代人惟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到来驱马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