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一） -- 老拙

其一，左尔格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特别突出的表现是1938年发生的车祸事件。那一次，左尔格酒后驾驶摩托车，为躲避小巷中突然冲出的一辆小卧车高速撞墙，重伤之后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份准备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到医院后，左尔格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并表示必须见到克劳森，否则绝不上手术台。医生后来的诊断表明，当时左尔格头部重伤、腭骨裂开、牙齿被撞掉，肩膀脱臼，伤情严重。左尔格一直撑到克劳森来到医院，取走密件，随即昏死过去。这时，日本警察走进了急诊室。

其二，左尔格是一名天才的情报人员，有着超过常人精明的头脑。这一点毋需多言，从他从事情报工作11年，获取了许多重大情报，他在情报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战绩，为世人所称道，没有相当精明的头脑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尔格具有坚定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后，左尔格通过他的供述，了解到苏联肃反大清洗的情况，得知他的直接领导红军四局老局长别尔津也受到牵连，虽然对左尔格情绪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动摇左尔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为苏联提供情报。被捕之后，左尔格始终非常关心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据审讯左尔格时担任翻译的井驹教授回忆说，左尔格总是向他询问苏德战场的情况。当听说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时，左尔格判断战争的转折点即将来临，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驹教授打听情况。每当庭上法官与书记员议论时，左尔格就在底下向井驹教授询问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战况，而对自己的案情似乎并不关心。当斯大林格勒的战场局势向有利苏联的方向发展时，“他那严肃的面孔泛起了一丝微笑”。巢鸭监狱的犯人后来回忆说，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左尔格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驹教授说，他对左尔格讲述苏德战场的情况，检察官、法官看在眼里并未阻止。表明日本人并没有对左尔格封锁消息，那样的话，苏联不承认左尔格的公开表态，日本人更没有必要对左尔格封锁，因为这是摧垮左尔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种关于左尔格的书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尔格因此产生反苏的情绪，看到的却是在苏联公开否认之后，左尔格依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由衷高兴。这只能说明，左尔格对此已有心理准备。苏联人写的书中说，左尔格临刑前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美国人写的书说，日本的记录中没有左尔格高呼万岁的记载，只是说他死得很平静。美国人的书还说，尽管左尔格供认了许多获取日本核心战略情报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对此认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捕之后，左尔格对于自己的性命、荣辱已经置之度外，他更关心的是苏联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能否打赢。

我们推测左尔格供述的真实原因，必须站到当时左尔格的立场，以这三个基点去看问题。

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专业情报人员的角度看问题，左尔格小组之前获取的战略情报可能完全作废。

左尔格被捕之前，日本近卫内阁已经确定了南进的战略决策，但尚未确定开战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尔格已经将此战略情报报告莫斯科之后，会不会改变战略或者推迟行动时间呢？这是一个专业战略情报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诺门坎战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是苏联的对手，因为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数倍于日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然更不可能是美国人的对手，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更是数倍于苏联。因此，日本人要想取胜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只能依靠突然袭击。现在，战略上的突然性由于左尔格小组的工作已经丧失，按军事常识来说，这个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话，失败的概率非常大。

这里需要插一句，虽然左尔格小组是为苏联提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联系的范围非常广泛，情报完全有可能透露给了英美。因与左尔格小组联系紧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苏联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没有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人参加，而是没有抓到中国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尔格小组的核心情报员法国记者武凯利奇与英国使馆有联系，日本警察冲进英国使馆逮捕了情报处处长雷德曼，气得英国人把日本驻英使馆的宣传参赞松本也给抓了起来。

事后站在军事角度来看，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南进计划，是一个非常明显错误的决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战争资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国人张网等待的枪口上。当然，事实上日本人最后获得了突然性，突袭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国人的重大失误，并不能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情报已被美国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冒险发动进攻在军事上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首脑机构得事先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显示日军将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军发动进攻。美国人为什么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从军事常识出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样是出于军事常识的理由，否认了各个方面关于德军将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当时，斯大林根据军事常识，认为德军如果要进攻苏联的话，必须大量准备过冬的大衣，于是下令红军总参四局盯住德国人的军大衣生产。因为几百万军队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国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制作，难以保密。斯大林认为，什么都可以造假，惟有这一点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个军事常识上的错误，他认为德军三个月就能全部解决苏联红军，6月份发起进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就能解决问题，因而根本没有下令给德军准备在苏联严寒地区使用的冬大衣。结果，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迎来苏联严寒的冬季时，部队没有御寒衣物，兵员大量冻伤，成为莫斯科战役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总之，日本人军事常识上的错误，加上美国人基于军事常识犯下的错误，最终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但是，在狱中的左尔格不可能在双方都犯常识性错误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他必须站在专业战略情报人员的角度上，考虑情况发展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日本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得情况下调整战略，改为大张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陆军主力陈兵中苏边界，以海军主力包围海参崴，牵制苏军远东部队不使其西调，配合德军首先解决苏联。尔后，在德军获胜的情况下，从东线发起对苏联的进攻，必定能够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战争资源。实际上，这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当时最为当心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可能陷入几十年的黑暗时期。

第二种可能，日本将计就计，表面上仍取南进态势，以迷惑各方，但并不行动。当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并与德军纠缠无力东顾之后，于1942年春突然袭击苏联，从背后打击苏联并取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争资源，来一个“河蚌相争，渔翁在后”。实际上，日本原先就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但先决条件是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剩余兵力少于16个师，时间在1942年春天。

第三种可能，日本坚持原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对美英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进攻发起时间就非常关键。因为在日军进攻发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种战略的可能，远东苏军就不可能大量西调。

而且，在左尔格被捕时，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苏联正面临生死关头的严峻形势。由于左尔格可以随时进入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室阅读最新战报，因此他对于苏德战场的情况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苏军已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起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当天就撕开了苏军左翼防线并实施迂回。到10月8日，德军已包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并在包围圈内进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将冲出德军重围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残部合并组成的新的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上将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10月13日，德军再次突破苏军防线，将苏军主力包围。14日，苏联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尔格被捕的当天，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和日本战略取向的多种变化可能，左尔格知道，苏联急需对日战略情报。左尔格还知道，由于日本已经不再存在苏联战略情报组织和人员，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

这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左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其天津站站长就是本文开始提到的方文。

左尔格知道，这两条线将能够继续侦查并向莫斯科提供日军的战略动向。其中，中共上海情报科的能力更强。

很多书籍上记载，左尔格小组获取了日军“关特演”真实情况的情报，左尔格自己在供词中也如此是供认，以致于苏联人、美国人写的书都把此事记在左尔格小组名下。实际上，左尔格知道，查明“关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下旬闪击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日军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向满洲集结，引起苏联和中共的高度警觉。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查明日军此举的真实目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恰在此时，满铁派中西功回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到东京后，中西功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7 月2 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因此，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有“北进”苏联的危险。因此，尾崎建议：“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造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见，中西功回上海时，特地到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却看到，士兵们在海边进行进行登陆演习！这说明，日军这是以“北进”为名，为“南进”做准备！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过上级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

与此同时，中西功将情况通报了东京的尾崎秀实。

这就说明，苏联左尔格小组与中共上海情报科之间，通过尾崎秀实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左尔格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是能够指望上海情报科接替左尔格小组继续为反法西斯战线提供对日战略情报的。

但是，当检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实、宫城兴德和克劳森等人的供词拿给他看时，左尔格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后脊梁直冲大脑。对于这两条线，宫城兴德、克劳森都一无所知，但尾崎秀实对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几位日籍党员都非常了解。当年，中共特科的王学文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在日本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后来加入中共的一批党员都是出自这个小组。当时，尾崎秀实作为派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同情中国革命，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因而与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长期的联系，中西功进入满铁上海调查课就是尾崎秀实介绍的。所以，尾崎秀实对这批中共日籍党员非常了解。现在，尾崎秀实已经开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这条线必然全面崩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打入日本、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不复存在，损失不可估量！

事实上，尾崎秀实也确实是供出了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在一开始讲述尾崎秀实时就说到：“中共负责日本事务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亚共同编剧学校（肯定是翻译不准确，应为东亚同文学院，下改）。”“东亚同文学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后来又与一批日本左翼记者和日本‘来客’合并，”组织学习团体。“这个学习团体经常集会，其成员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尾崎秀实经常参加这种会议。”这些情况只能来自于尾崎秀实的供词。如果特高课立即顺着尾崎秀实的这些供词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

怎么办？我相信左尔格在看到尾崎秀实等人的供词时，脑子里急速转动的，正是这三个字——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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