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一） -- 老拙
家园 【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一） 1991年，国家安全部印发了一本名为《左尔格在日本》的内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尔格30年代初期在中国建立谍报小组时吸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尔格上海谍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方文此书从特工角度全面总结了左尔格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教训。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肯定清楚。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弯儿了）。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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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没了么？ 这坑不填了？
家园 静等下文。 家园 【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三） 左尔格招供，特别是泄漏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许多机密，既不是因为期望被营救，也不是因为熬不过酷刑，又不是单纯为让人们怀念他，更不是为了保住性命。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被日本鬼子处以极刑。在被捕到牺牲期间，左尔格没有与自己人接触的机会，没有把他的真实想法传递给组织、传递给后人的机会。因此，这个原因已经不可能被人们所知，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来进行判断了，尽管可能并不一定正确。
我觉得，我们的推测，应该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点之上：
其一，左尔格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特别突出的表现是1938年发生的车祸事件。那一次，左尔格酒后驾驶摩托车，为躲避小巷中突然冲出的一辆小卧车高速撞墙，重伤之后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份准备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到医院后，左尔格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并表示必须见到克劳森，否则绝不上手术台。医生后来的诊断表明，当时左尔格头部重伤、腭骨裂开、牙齿被撞掉，肩膀脱臼，伤情严重。左尔格一直撑到克劳森来到医院，取走密件，随即昏死过去。这时，日本警察走进了急诊室。
其二，左尔格是一名天才的情报人员，有着超过常人精明的头脑。这一点毋需多言，从他从事情报工作11年，获取了许多重大情报，他在情报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战绩，为世人所称道，没有相当精明的头脑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尔格具有坚定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后，左尔格通过他的供述，了解到苏联肃反大清洗的情况，得知他的直接领导红军四局老局长别尔津也受到牵连，虽然对左尔格情绪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动摇左尔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为苏联提供情报。被捕之后，左尔格始终非常关心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据审讯左尔格时担任翻译的井驹教授回忆说，左尔格总是向他询问苏德战场的情况。当听说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时，左尔格判断战争的转折点即将来临，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驹教授打听情况。每当庭上法官与书记员议论时，左尔格就在底下向井驹教授询问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战况，而对自己的案情似乎并不关心。当斯大林格勒的战场局势向有利苏联的方向发展时，“他那严肃的面孔泛起了一丝微笑”。巢鸭监狱的犯人后来回忆说，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左尔格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驹教授说，他对左尔格讲述苏德战场的情况，检察官、法官看在眼里并未阻止。表明日本人并没有对左尔格封锁消息，那样的话，苏联不承认左尔格的公开表态，日本人更没有必要对左尔格封锁，因为这是摧垮左尔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种关于左尔格的书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尔格因此产生反苏的情绪，看到的却是在苏联公开否认之后，左尔格依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由衷高兴。这只能说明，左尔格对此已有心理准备。苏联人写的书中说，左尔格临刑前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美国人写的书说，日本的记录中没有左尔格高呼万岁的记载，只是说他死得很平静。美国人的书还说，尽管左尔格供认了许多获取日本核心战略情报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对此认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捕之后，左尔格对于自己的性命、荣辱已经置之度外，他更关心的是苏联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能否打赢。
我们推测左尔格供述的真实原因，必须站到当时左尔格的立场，以这三个基点去看问题。
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专业情报人员的角度看问题，左尔格小组之前获取的战略情报可能完全作废。
左尔格被捕之前，日本近卫内阁已经确定了南进的战略决策，但尚未确定开战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尔格已经将此战略情报报告莫斯科之后，会不会改变战略或者推迟行动时间呢？这是一个专业战略情报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诺门坎战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是苏联的对手，因为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数倍于日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然更不可能是美国人的对手，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更是数倍于苏联。因此，日本人要想取胜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只能依靠突然袭击。现在，战略上的突然性由于左尔格小组的工作已经丧失，按军事常识来说，这个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话，失败的概率非常大。
这里需要插一句，虽然左尔格小组是为苏联提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联系的范围非常广泛，情报完全有可能透露给了英美。因与左尔格小组联系紧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苏联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没有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人参加，而是没有抓到中国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尔格小组的核心情报员法国记者武凯利奇与英国使馆有联系，日本警察冲进英国使馆逮捕了情报处处长雷德曼，气得英国人把日本驻英使馆的宣传参赞松本也给抓了起来。
事后站在军事角度来看，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南进计划，是一个非常明显错误的决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战争资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国人张网等待的枪口上。当然，事实上日本人最后获得了突然性，突袭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国人的重大失误，并不能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情报已被美国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冒险发动进攻在军事上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首脑机构得事先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显示日军将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军发动进攻。美国人为什么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从军事常识出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样是出于军事常识的理由，否认了各个方面关于德军将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当时，斯大林根据军事常识，认为德军如果要进攻苏联的话，必须大量准备过冬的大衣，于是下令红军总参四局盯住德国人的军大衣生产。因为几百万军队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国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制作，难以保密。斯大林认为，什么都可以造假，惟有这一点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个军事常识上的错误，他认为德军三个月就能全部解决苏联红军，6月份发起进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就能解决问题，因而根本没有下令给德军准备在苏联严寒地区使用的冬大衣。结果，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迎来苏联严寒的冬季时，部队没有御寒衣物，兵员大量冻伤，成为莫斯科战役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总之，日本人军事常识上的错误，加上美国人基于军事常识犯下的错误，最终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但是，在狱中的左尔格不可能在双方都犯常识性错误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他必须站在专业战略情报人员的角度上，考虑情况发展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日本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得情况下调整战略，改为大张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陆军主力陈兵中苏边界，以海军主力包围海参崴，牵制苏军远东部队不使其西调，配合德军首先解决苏联。尔后，在德军获胜的情况下，从东线发起对苏联的进攻，必定能够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战争资源。实际上，这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当时最为当心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可能陷入几十年的黑暗时期。
第二种可能，日本将计就计，表面上仍取南进态势，以迷惑各方，但并不行动。当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并与德军纠缠无力东顾之后，于1942年春突然袭击苏联，从背后打击苏联并取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争资源，来一个“河蚌相争，渔翁在后”。实际上，日本原先就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但先决条件是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剩余兵力少于16个师，时间在1942年春天。
第三种可能，日本坚持原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对美英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进攻发起时间就非常关键。因为在日军进攻发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种战略的可能，远东苏军就不可能大量西调。
而且，在左尔格被捕时，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苏联正面临生死关头的严峻形势。由于左尔格可以随时进入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室阅读最新战报，因此他对于苏德战场的情况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苏军已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起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当天就撕开了苏军左翼防线并实施迂回。到10月8日，德军已包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并在包围圈内进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将冲出德军重围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残部合并组成的新的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上将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10月13日，德军再次突破苏军防线，将苏军主力包围。14日，苏联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尔格被捕的当天，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和日本战略取向的多种变化可能，左尔格知道，苏联急需对日战略情报。左尔格还知道，由于日本已经不再存在苏联战略情报组织和人员，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
这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左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其天津站站长就是本文开始提到的方文。
左尔格知道，这两条线将能够继续侦查并向莫斯科提供日军的战略动向。其中，中共上海情报科的能力更强。
很多书籍上记载，左尔格小组获取了日军“关特演”真实情况的情报，左尔格自己在供词中也如此是供认，以致于苏联人、美国人写的书都把此事记在左尔格小组名下。实际上，左尔格知道，查明“关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下旬闪击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日军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向满洲集结，引起苏联和中共的高度警觉。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查明日军此举的真实目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恰在此时，满铁派中西功回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到东京后，中西功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7 月2 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因此，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有“北进”苏联的危险。因此，尾崎建议：“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造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见，中西功回上海时，特地到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却看到，士兵们在海边进行进行登陆演习！这说明，日军这是以“北进”为名，为“南进”做准备！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过上级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
与此同时，中西功将情况通报了东京的尾崎秀实。
这就说明，苏联左尔格小组与中共上海情报科之间，通过尾崎秀实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左尔格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是能够指望上海情报科接替左尔格小组继续为反法西斯战线提供对日战略情报的。
但是，当检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实、宫城兴德和克劳森等人的供词拿给他看时，左尔格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后脊梁直冲大脑。对于这两条线，宫城兴德、克劳森都一无所知，但尾崎秀实对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几位日籍党员都非常了解。当年，中共特科的王学文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在日本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后来加入中共的一批党员都是出自这个小组。当时，尾崎秀实作为派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同情中国革命，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因而与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长期的联系，中西功进入满铁上海调查课就是尾崎秀实介绍的。所以，尾崎秀实对这批中共日籍党员非常了解。现在，尾崎秀实已经开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这条线必然全面崩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打入日本、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不复存在，损失不可估量！
事实上，尾崎秀实也确实是供出了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在一开始讲述尾崎秀实时就说到：“中共负责日本事务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亚共同编剧学校（肯定是翻译不准确，应为东亚同文学院，下改）。”“东亚同文学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后来又与一批日本左翼记者和日本‘来客’合并，”组织学习团体。“这个学习团体经常集会，其成员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尾崎秀实经常参加这种会议。”这些情况只能来自于尾崎秀实的供词。如果特高课立即顺着尾崎秀实的这些供词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
怎么办？我相信左尔格在看到尾崎秀实等人的供词时，脑子里急速转动的，正是这三个字——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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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好文章，为你补充一点 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这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左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
实际上CCCP还有另外的情报来源：
武田毅雄，中日混血，原名王毅雄，1904年4月28日出生于中国辽宁旅顺，1915年随全家迁入日本岩手县定居，加入日本国籍改名武田毅雄。1922年10月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32期毕业，从此进入日本军界，历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班长、“支那派遣军”课长、总参谋副长、17师团38旅团旅团长、关东军课长、总参谋副长。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恢复组织关系，后参加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工作，代号捷列金，同年转为联共（布）。他领导的“捷列金”小组，是二战中与“拉姆扎”齐名的著名情报小组，他在日军核心部门战斗了十四个春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945年2月7日在视察关东军第1国境阵地（东宁要塞）边境防务时失踪……
1945年12 月又神秘出现，以舒密特的身份进入美军驻日本司令部担任东亚情报研究室主任。1950年——1953年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1954年冬，又再次失踪……
1964年，11月7日，在武田毅雄失踪十年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苏军上校安德烈（武田毅雄）“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表彰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做出的杰出贡献。
武田毅雄说过：间谍、特工，特务，这些名称我都不喜欢，我还是喜欢苏联同志的叫法——情报战士！因为我一直都是为信仰而战！
都说隐蔽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勇往直前的情报战士又何尝不在浴血中感受生与死的撞击，一拨人倒下，一拨人站起，他们的历史被自己默默书写。人类共享和平、自由往来的时候，他去到了哪里——在黎明的第一道光照里，在雪地的每一个晶莹中，在黄昏飘过的一丝风儿中……
在这里，我要借用苏军无名烈士墓的碑文来做结束语————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在这部作品问世之际我要深深怀念：
我的同事，在莫斯科大火遇难的赵海燕；
我的日本友人，刚刚离世的谷口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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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特沃罗夫中校号称1954年苏联在亚洲的头号间谍叛逃美国。他的叛逃，几乎破坏了苏联在亚洲的整个间谍网。
拉斯特沃罗夫是二战后苏联在日本最成功的间谍，他独辟蹊径，在被苏联关押的数十万名日本关东军战俘中发展了大量间谍，其中光将军级的间谍就有180多名，这些人回国后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就在拉斯特沃罗夫事业大获成功时，自家后院却“起火了”。当时的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利用职权霸占了拉斯特沃罗夫的漂亮妻子。拉斯特沃罗夫咽不下这口气，逐渐萌生了叛逃的念头。经过长期酝酿，1954年1月24日晚上，他找到了自己的英语教师——一位中情局美女间谍求助，并在这名“女教师”的帮助下，顺利地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叛逃后的拉斯特沃罗夫供出了所有秘密，还接连于1954年11月和12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披露了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权力斗争内幕、朝鲜战争内幕等机密，令苏联高层极其恼火。随后，拉斯特沃罗夫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原来，拉斯特沃罗夫已化名马丁·西蒙，并加入了中情局。中情局为他的“叛逃”提供了补偿：曾帮他叛逃的“美女教师”成了他的妻子，并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还专门向他发了封“感谢信”。
武田毅雄于1954年神秘失踪…………
家园 基本上有个眉目了，上花 舍自己这个车，保情报线这个帅
家园 终于有些眉目了，花
家园 佩服拙叔的功力，分析得有条有理。 家园 花。拙老的贴也是山高路远坑深啊。期待下集 家园 写到这里，大致知道点名堂了，花谢老拙 家园 花 家园 这么丢帅保卒真的值吗？ 一路看下来感觉在日本接触高层的左和尾才是核心，远在上海的几人只是他们的外围，没有左和尾是无法获得战略情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