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一个故事,大家来聊聊(正文内容有失误,补充见最下连接) -- 葡萄
“改革最大失策就是没有扶持出一批和国家利益共命运同呼吸的资本家”
你指的不是和国家利益共命运，而是和政府意志同步。中国历史上官僚买办就是这样的同命运资本家，其结果历史书上写得很清楚。
把国家和商业对立起来本来就是不对的，国家的扶持从来不是商业真正可持续地发展的根本。改革开放的30年来，对沿海的所谓扶持就是松绑，其成功不在于国家的介入，而在于国家的淡出；而真正的注资扶持在内地和边远，至今依然需要更多的注资。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国家的扶持不能造就可持续的繁荣的原因。就管理、技术投入而言，我也没有看出江浙、广东以外地区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
浙商和粤商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他们值得鞭挞的地方，违法行为必须约束；浙商和粤商作为创业者更有他们只得模仿的地方，全民重商和创业是中国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单怪资本家不与政府一条心。
也得想想为什么资本家在做大以后不跟政府一条心？
照葡萄提供的这个说法，粤商起而粤商与政府离心，
浙商起而浙商与政府离心。难道政府不检讨自己的
政策么？
当年老江提出三哥带表，我也觉得这是老共一贯的空话套话，
可是今天看起来，老江也是早有深意。任何一个事实上已经
存在的阶层，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相称的。
说了不该说的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2日02:16 第一财经日报
20年来，温州一直在申请成为“较大的市”，却始终不如愿。“长”不大的烦恼背后，还有温州模式优势丧失的担忧。
对于近日国务院给出“尚未启动”的回复，项剑萍并不觉得奇怪。作为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项剑萍曾领衔提交《关于要求批准温州市为“较大的市”的议案》。但是直到现在，关于申请“较大的市”依然还只是一个无望的等待。
“这已经是第20年了，我们还需要不懈的努力。”略显无奈的项剑萍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虽然每年的“两会”准备该项议案都是紧张的案头作业，但每次都铩羽而归，政府的积极性也在这20年的漫长等待中倦怠了不少。
不同市长同一个愿望
“温州的经济从来都不是按图索骥地探索，温州在金融探索方面有过很多的创新，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立法保障，很多事情经常只能努力一半，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项剑萍指出，其实申请“较大的市”目标是直指立法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州事实上是第一个起草私营企业条例的城市。“但后来拥有立法权的武汉市却第一个出台私营企业条例的城市，先于此的温州在当时还要报省政府批准，而且只能在温州市范围内使用。”将近80岁的温州市第一任法制局局长瞿桂仁说。
事实上，从1986年开始就有成千上万的“学习者”沿着104国道到温州取经。温州市政府也率先出台《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从来超前的温州操作模式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在瞿桂仁看来，这些依据只有地方政府才承认，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而从当地统计局初步核算的数据来看，当年温州地区人均GDP就已经达到1000美元，是当时全国水平的三倍多。而夹缝中的边缘金融市场也开始了活跃。同年底，“较大的市”可以拥有立法权被写入了《组织法》。
“有着干了再说禀性的温州从这个时候就意识到寻求保障了。”项剑萍解释。
就在瞿桂仁这一任上，温州开始了漫长的“立法冲刺”。由于不了解整个申报的过程，瞿桂仁曾唐突地直接北上国务院，之后才有人告知这群摸索者要先报到省政府。随后浙江省政府先后于1988年、1992年、1996年与2000年向国务院法制办打报告提请批准温州为“较大的市”。
据瞿桂仁回忆，当年国务院法制办领导去宁波考察的时候，当时的温州市陈文宪市长甚至还将国务院法制办领导接到温州考察。
之后，几乎每当中央领导来温州考察的时候，每任市长都会将“较大的市”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报告。在国务院法制办领导表示“希望很大”的鼓励下，地方人大一如既往地提议案，一如既往地跑法制办。“只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实质进展。”项剑萍感叹。在她看来，当前温州很多情况，如温州地区活跃的股份合作经济，只有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司法部门的实践仍无章可循，都急需以法律来加以规范。
“一个城市的经济如果毫无特色，国家的基本法律都能覆盖到，就不存在立法权的问题，但是对于有特色的经济城市来说，就存在覆盖不到的问题。”温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黄良林曾这样作出解释。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也多次公开指出，设立“较大的市”目的是要使得经济特色城市在经济活动中的法律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可以保障一种自主性的改革”。
创新优势消失之虞
目前的资料显示，国务院先后4 次批准了19个“较大的市”之后，从1994年开始就没再审批新的名额。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那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希望获得地方立法权的热情。1999年，福建省将泉州市申报“较大的市”的文件上报给国务院；2004年，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会提交议案，建议佛山市申请“较大的市”。
而在温州，一任又一任的地方官还在为此而努力，但是一任又一任的官员也在为此而遗憾。一位温州的老干部指出，“其实现在申请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但是每个市长都希望在自己任上能把这件事情继续推下去。”
据了解，就在该领导的任上，他曾一度希望通过内参的形式把“较大的市”拿下来，但还是未果。“当年努力尝试是因为温州有着特殊的经济地位，而现在特殊性已经不再。”他指出，以往温州率先探索市场经济，现在全国都在搞；早年计划经济年代温州摸索走出各色服装鞋帽、小金属纽扣市场，但现在全国都在搞，甚至价格比温州还优惠，谁还来温州买呢？
两三年来外界对“温州模式”纷纷表示担忧，产业结构缺失、资本外流加速，日渐式微的温州经济要靠什么来力挽狂澜？项剑萍的担忧也在此，由于进入模式转轨不见效的瓶颈状态，如果没有立法的能力，很多超前的东西因为无法可依就会慢慢消失。“如果创新得不到保障就可能被磨灭了。”项剑萍说。
但是温州的本土发展专家马津龙却质疑，城市发展遭遇瓶颈的时候，立法权就能代替产业转型吗？“国内现在也没几个省有立法权的，那些有立法权的城市似乎也没几个做出出彩成绩的呀！”马津龙觉得，温州申请“较大的市”只是希望能在城市等级上个台阶，“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而前述的温州某领导表示，要创新并不是靠立法权，温州经济创新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应该往民主政治建设转型。“像这次万钢升任科技部部长，如果温州大量吸收非党派人士进入政府系统，整个格局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也是与中央改革的契合。”
沈柬贝
私企业已经可以对军工项目投资了,现在国产最新教练机和国产新型8轮装甲车也是民赢企业生产的.而且民营企业也获得研发新型坦克的机会.参与这些军工单位的企业,都是在他们当地首屈一指的民营制造企业我相信对大型军工项目的系统开发对他们理解并建造新型制造企业并提高自己的技术有绝大好处(中国在军事科研上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制造技术始终不能推广应用与普及,呵呵比如军用引擎里有一种马力不弱于F1的可惜就是只能手工造产量极低,如果相关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在中国汽车制造上,那中国汽车前途很值得期待).
还有,曾经有家北方企业,在印度洋风暴来临时第一个响应政府号召去东南亚地区援助,现在已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拿到很多商品的专营权,与特许航线了.还有,10多年前第一批响国家号召去非洲的一些企业现在已经在和德国拜耳合作在当地研发爱滋病疫苗的项目了.不说别的,在中国<公司法>中明文载有:债券发行应符合国家发展方向一条.现代企业,如果不能获得银行贷款,不能获得债券发行资格,不能上市发行股票,始终只能去高风险高利率的资本投机领域获得生产再扩大的资本,也许可以活当时肯定强不了,更不要说做大了.
如果您想回国发展,我拿前几年我们和人讨论一些话的时候的大致意思来说明我的看法.当时,还是第一批军工生产牌照即将发放的时候.我问的时候说,这些都可以做什么.答: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再问:如果我有机会有能力我能做什么.答:给你政策,给你机会.其他的自己想办法,靠自己竞争.最后说一个身边的,一伙伴在国家发展核心领域里有的核心技术的突破.原本为这个事情负债累累的他,现在已经成为相关项目企业的经营者.由于该领域有几个很强大的垄断利益在把持(都是世界500强企业),国家就把相关领域的国家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交给他并给予相关配套支持.呵呵,现在他只能知难而上了.今后,竞争是中国市场的主流,如果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是没有人可以帮您更多的.这个就是当时讨论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明确态度:适者生存.
补充:我所知道的一家民营企业,在其本身领域是国内现在首屈一指的制造业企业.现在这个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现在在南方某大国单个投资项目最大的企业.那个大国对中国投资一向非常苛刻,如果不是国家直接出面支持,凭这个企业自身的能力这个项目拿不下来.对了,2006年国家元首访问该国,唯一随团出访的就是这家民营企业.他们走到今天,靠的首先是愿意在制造业埋头苦干精耕细作几十年,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肯安心在一个位置上做几十年的那种.无他,今上好的就是肯埋头苦干精耕细作这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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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前,就被人狠狠批评过: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个是在讨论三大改革的时候,说了过激的话后被人批评的话.
如果您以中国的现状看中国的未来,您说的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您反过来看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各大强国,哪一个国家的支柱企业不是与他们本国国家利益同命运共呼吸.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三菱,以三菱为楷模的三星,还有以致力服务大众为己任的贝尔\GE与福特,还有以工业建设国家的西门子\博世与拜尔,还有积极服务于各国国家战略的大银行大财团.您或许依旧坚持小企业或者独立社团的创新精神,但是我始终要说一句,这个社会始终是一个相互协作互相支持的社会.创新只有在一个强大而发达社会工业体系中才会产生其应有的价值.我举个实际例子,10多年前南方某人研发出世界一个单面光碟储存超过45分钟的存储方法的专利(当时光盘主流是LD45分钟单面,VCD要几年后才出现),我和朋友当时也在帮忙找制造企业购买这个技术,最后还价还到20万依旧无人问津.后来,松下公司闻讯赶来以200万人民币价格买走,一年后松下正式推出世界上第一张单面光碟储存超过45分钟的光碟.而后这些技术以每家公司100万的价格卖给中国的制造加工企业.我曾经和企业业主就这个问题交流过,地点是在当时的华南理工学院附近,他们的回答是:生存是第一位的.当年交流的时候,那老板指了指墙角一台破旧的无复加的机器对我和我朋友说:这这个车床国产的,根本不能满足我们的加工需要,我买了勉强给学徒用但是我要买这个车床,只要我们都买这个厂就能活下去,只要这个厂能生产与港台差不多的机器,价格哪怕贵20%我就马上换机器,你们这些大学生不好好干对不起你们的父母,对不起我们.
一个国家的根在哪里,在我看始终是制造制造最后还是制造.一个国家制造的根在哪里,在于一个产业群体,一个强大而完整并富有生命力的产业群体.浙江的制造之所以发达,浙江子弟之所以自信也在于这个庞大而发达的产业群体.但是,因为一种不安全与不信任的心态,浙江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分散风险而不是把企业精耕细作做大做强做本行业的领袖.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企业浙江绝对没有,有:吉利汽车和万向集团就是这样的企业.但是,这样的企业可以代表浙江企业的这个产业群体么.我看这里浙江子弟的回答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为什么一定要做大做强.
25年前做生意,问当时的商业成功者成功的关键有哪些,答:运气.15年前再问之:关系\条子.5年前再问之,答:资金实力.今年再问之:实力,综合竞争的实力.这个综合竞争,包含了对社会资源的调度,包含了对生产经营管理的严谨,包含了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市场的审时度势与敏锐判断.一句话来说,就是由竞争来检验.
关于什么是我所知道国家扶植,我在下面的链接里有点表述,您有兴趣就看看,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最后多说一点是,我所熟悉的不少军工子弟,对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都感觉是非常好的机遇.从国外科技发展成就来看,事实上今天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就的很多基础技术尤其是哪些原创性技术革新与创造80%与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那些最终通过竞争赢得军工牌照积极参与各种军工项目合作的制造企业,肯定不仅仅是获得一笔合同,他们获得的东西是可以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甚至拔得头筹的东西.而这个过程,在前几年就已经悄然开始.而且逐渐开始出现成效,我相信中国制造的未来有他们不可忽视的一个位置.我也相信,未来可以中国制造的中坚企业中的一批,势必会从这些已经在其中或者即将加入这个行列的企业中诞生.这个就是我眼中的市场重新洗牌,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我能说的就那么多了.这个还仅仅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角落,用参与讨论的人对我的原话来说,你说的这些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
很多"小"加在一起就不是"大"了?浙江那么多全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的市场也就是产业集群就不是"大"?"小企业"+"大产业"的"块状经济"本来就是浙江特色,或者说独创也不为过吧?葡萄眼中的"大"未免太狭隘了.
有机会谁不想强大,而浙江人是最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的.
是不是要向或者已经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了,还有几层意思这里也不多展开了,反正自有后人来总结.
现在肯朝国家产业扶植方向跑的领头羊企业,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自己不搞出经营大问题那么他就是最可能再该领域的垄断企业.甚至是可以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企业.至于哪些企业可以做到,或者说做到这些需要什么条件,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在浙江,一个万向集团几乎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企业.一个吉利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企业.可他们背后呢,他们的后盾在哪里.
绍兴纺织品指数也即将发布,这些指数对全球的价格都有着影响,它们的制定也得到商务部、政府的支持。
不知道在葡萄的眼里，这些算不算“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算不算“大”？算不算有“后盾”，如果一定需要后盾的话。
如果您认为这个就是制定游戏规则的话那就算吧.当年日本手表打遍世界无敌手的时候,盛况依旧.
如果你有印象,应该对去年浙江电荒有点印象.在去年,浙江萧山有家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电厂因为缺少足够的天然气而停转.而当时那些电厂的股东宁愿每天亏损100万人民币也要维持电厂的运转.这一段我不知道您听不听的明白.因为在我看来,我前面写的您应该是没明白.不过这基本是不同思路的问题,谁对谁错让时间来证明吧,这个不也是您要和我说的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