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国】商鞅变法 -- 电子赵括
在分封世袭制度的崩坏下,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特权阶层中最底层的士.他们中有不少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根基,被迫到处"流浪"来寻找新的饭碗.其中虽然有人成为了商人学者,更多的则是以新的官僚参与国政.其中的不少人带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复奔走于各个君主之间,成为了后人所说的"策士"或"说客".然而,他们中能够得到君主亲自赏识的凤毛麟角,因此大多寄身于各国有权势的官僚府上,成为了"食客".商鞅,张仪,蔺相如,范雎,李斯等后来名闻天下的大人物都曾有过"食客"的经历.这成为战国时期政治的一道特别的风景.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这时候各地的诸侯国仍然有不少,黄河以东强国有六个(就是战国其它六雄),淮河一带还有十几个小国.他们对秦国有相当的歧视,认为那只不过是个偏僻的"蛮夷",甚至禁止秦国参加诸侯的会盟.孝公以此为奇耻大辱,当即决定发奋图强.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发布政令求贤.商鞅听说后,于同一年入秦,并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然而刚见面的时候孝公对这个卫国人的说教并不感兴趣,长谈之下居然打起了瞌睡.出来后孝公连"伯乐"景监都骂了一通,说你怎么给我挑了这么一匹吹牛胡扯的马.不过,在商鞅的请求下孝公还是第二次接见了他.就这样翻来覆去,直到第三次时孝公才有所醒悟,私下告诉景监这个人不得了.双方第四次见面时已经是几天几夜长谈不厌了.得到了孝公的信任后,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变法革新.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都记载在《商君书》中,这是一部法家的经典著作(其作者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作或在后世被人增减).其中的主要方面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反驳：“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利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好邪”的说法，商鞅也针锋相对：“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等。”《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去强》说：“兴兵而代，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２０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其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巨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竞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受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这一点,它强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点.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个人对法家学说的看法,它和儒家道家等学说各有所长,适合于不同的社会,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要根据情况加以适当选取.每逢乱世时法家的学说总能得到重视.秦朝之所以能够从"蛮夷"一跃成为天下的霸主,以及后来弱小的曹操能够从东汉的乱世中脱颖而出,法令通行重视农战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战对乱世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了,而农即粮食,后来的长平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赵括被围后断炊,而白起绝对不会卖给他;同样,赵国缺粮齐国却不借.把自己的口粮寄托在他人的恩惠上,是无法在乱世立足的.
在经济上商鞅也进行了一些变革,他采取了重赋清税的政策.所谓赋和税,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税收的两种方式.税是指地租,按照一定的比例上缴收成;而赋则指人头税,按照人口来收纳.秦朝一统天下后沉重的人头税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此时却有积极的意义.当时秦国的现实,是土地广大而人民稀少,急需垦荒.因此商鞅废井田,把大家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又实行人头税制度,同时鼓励农垦.不管你开垦多少荒地,我只按照人口收税,这是让利于民的举措.同时针对三晋地少人多缺少粮食的状况,商鞅广招三晋的农民入秦,以"外国人"开垦农田而动员秦国本地人参军建设国防.这样的政策在当时当然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因此有相当的吸引力.然而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了东方各国"地少人多"的秦朝却并没有及时对这一政策作修改,相对微薄的土地使得人头税变得相对沉重,反而成了埋葬秦朝的一大因素.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商鞅负,毕竟"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
商鞅变法十年后秦国就强盛了起来,"道不拾遗，山无盗贼",这样的治安,电子赵括在那里恐怕要失业.(^_^)"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大家都敢打仗而不敢打架,达到了"乡邑大治"的地步.从此以后,秦国的霸主地位再也无法动摇,一步步踏上了称霸天下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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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儒， 道之术而言， 更为实用， 因而能够切实地富国强兵。
还有一个问题， 赵兄你感觉为何商鞅虽然身死但他所确立的制度在秦国依然能够实行， 终使秦的国力位列各国之首， 而山东六国， 类似李悝吴起邹忌申不害等辈也都进行过类似的改革， 但却没有使这些国家如秦般强盛， 有的制度也中途夭亡， 这其中， 除了秦的旧贵族根基不如六国深以外， 还有没有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呢？
关于魏国，前面的一个帖子中发表了一些看法，欢迎指正。楚国还真是不清楚。不过，变法革新总是要遭到阻力，不可能家家成功。唯一明白的是，当楚国抛弃了吴起的同时，历史也抛弃了楚国。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5;ID=107282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5;ID=108429&Upflag=0&Num=1
里面对魏国变法的分析可谓深刻， 我会在任兄的帖子后面一并回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