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文化遗产日征文】屯堡人、穿青人和南京人 -- 王外马甲

禾平阿姨发起征文活动，不参加有点不够意思。眼看截稿日期将至，马甲赶紧来凑个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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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人、穿青人和南京人

印象中，“文化遗产”是个新词，至少在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听得多了，我也知道，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是过去的老东西，还要有些典故，并且越有来头越好。

说起来，神州大地，古色古香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翻开地方志看一看，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胜，人群接踵的通衢闹市有这个楼、那个桥，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也有这个碑、那个庙，美其名“晓月”、“落霞”、“烟雨”、“晚钟”之类，而且还必须凑足八个“景”，少一个都显得不够体面。

有了名胜，文情雅致的典故也容易找到。借物诒情素来是文人的嗜好，以前的文化人不能上网灌水，只好闷在家里做笔记，因此，在札记文稿里，各种考据、玩味、鉴赏，比比皆是。小而言之对陶冶气质有好处，大而言之对传承文化有帮助，间或还夹带着些稗闻野史、或者狐仙蛇精之类的故事，轻松有趣，既不辱斯文、还显得几分风流。

这些美丽的事物，不可再造、不可逆转，其中流淌着的雅趣韵味，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无限的神往。套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就是“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谓叹”，并且“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

只是，我越来越没有余先生那样的“沧桑感”了，或者说，我原本应该有的沧桑感已经被市侩的氛围所破坏。当教授们把《论语》讲成心灵鸡汤的时候，当历史学家歌颂皇帝们多么勤政爱民、多么富有人格魅力的时候，当我看见专家们对历史文物的评价是“市场价位很可观”、“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的时候……

你让我如何沧桑得起来？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对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象今天一样的高，只可惜，这是一个全民“鉴宝”的年代，人们关注的只是遗产，不是文化。在今天，我们并不缺乏对遗产的热爱，缺乏的是对文化的尊重。

罗嗦了这么些，说点实在的吧。

在贵州的安顺地区，有个叫做“屯堡”的地方，居住着一类叫做“屯堡人”的人群。

“屯堡人”这个词，是民国以后才有的，而且是社会学的专用名词。

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贵州做实地调查，发现有一群人的打扮很奇怪，他询问向导，当地人说那些人叫“凤头鸡（籍）”。鸟居龙藏还以为自己发现了新种族，很兴奋，于是研究一番，结论是这些人是汉苗人群的混血，应该归属于汉族。

过了几个月，另一位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也到了贵州。伊东忠太这个人是研究亚洲古建筑的，可他看见那群打扮古怪的人，也觉得稀奇。他不想在人类学上费太多的精力，就直接去问清政府的镇宁州知州，地方官告诉他，那些人是“凤头苗”，还写了个纸条，解释苗族分为黑苗、花苗、凤头苗、仲家苗，穿着特点分别是什么……于是伊东忠太就以为这些人是苗族。

鸟居龙藏回国以后就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伊东忠太看见以后不同意，俩人就吵了起来。这事让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知道了，觉得有趣，于是也来探个究竟。这样，直到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如费孝通等人）陆续发表文章，最终认定这群打扮古怪的人是“汉裔”，并且因为他们多住在屯堡周围，学术命名为“屯堡人”。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查明“屯堡人”的来源并不困难。

明王朝建立后，把守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不肯向新的帝国投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出以颖川侯傅友德为主将，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的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年底，战事结束，傅友德、蓝玉回家了，留下沐英镇守云南，还把一些军队留下来种田，其中，贵州的军屯点在安顺一带。

明王朝实行军籍制度，打仗的时候，军士带着家属一起走。实施军屯也是那时的惯例，朱元璋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所以他的军队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留在西南地区屯田的这些士兵过去是陈友谅的手下，江西人、安徽人。这也难怪，傅友德就是从陈友谅那里投降过来的，朱皇帝的这一招一石二鸟，既稳固了云贵川、也搞掉了傅侯爷的根基。

选择在安顺屯田也是有原因的。那时候，从江南各省到云南去，只能由洞庭湖溯沅江而上，经过舞阳河到达贵州的镇远码头，再从镇远走陆路去云南，而安顺就在镇远和云南之间的驿道上。并且，这里有云贵高原上少见的大块平地（称为平坝），很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所以说，安顺屯堡一带是明清时期的交通要道和农业耕作区，并不是什么信息闭塞的荒蛮地方。

“屯堡人的形成和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绝不能据此而认定屯堡人就是明朝屯军的后裔”（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事实上，明朝屯军及其后裔只构成了屯堡人的极小部分。

明中期以后，制度废弛、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军屯变成了私田，屯田的军户就开始逃跑。宣德八年（1433年）兵部奏称：“贵州、广西二都司所辖卫所多逃亡，淹延在外有二十年不还者”；景泰四年（1453年）称：“贵州卫所、站、堡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天启年（1621年）称：“连年兵乱，屯军百人难存一人”……

到了1647年，“乱匪”孙可望占据贵州，发现军户已经跑光了，军屯不存在了。

既然军户跑了，土地还在，是谁填补了屯田的空白呢？

首先是屯民。有明以来，大量的破产农民从湖南、江西向西南地区迁徙，他们到达贵州以后，无论去云南或者去四川，都要经过安顺的平坝地区。屯堡一带既有良好的农耕条件，也有汉族习俗的文化环境，很容易吸引他们停留下来。

其次是商民。屯堡地处交通要道，是流商往来的通道。古时候商人的理想是发财之后就当地主，而贵州平坝的田地不错、价格还便宜，自然成为他们置业的好地方。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人员在屯堡一带发现了大量土地契约，可以作为商屯的证据。

再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参与。屯堡周围的土地，不仅屯堡人耕种，仡佬族（当地原住民）、布依族（仲家苗）和苗族也在种，大家一起种地一起生活，互相产生影响。

说起来，屯堡人的服饰之所以让人觉得古怪，就是因为兼有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搞得苗不苗汉不汉的。另外，屯堡妇女也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放弃了“缠足”的陋习，后来，这大脚和小脚，也就成了区分“屯堡人”和清中期以后汉族移民的重要标准。

至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学界就已经公认——“屯堡人”是明代以后、清中期以前，军屯、民屯、商屯汉人移民的后裔。 产生这个结论的调查方法是严格的、科学的。形成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一是详实的历史资料，二是屯堡人明显的汉族语言文化特点。结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把屯堡人当做苗裔予以歧视，汉族人群把屯堡人当作少数民族加以排斥，确实很不公正。

鸟居龙藏的一时好奇，引出了“屯堡人”这个专业术语，他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人类学研究上的地位。

“屯堡人”，实际上是族群同化（异化）到一半阶段的一个标本，这个过程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上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对屯堡人自身的追本溯源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民族融合、甚至海外华人的文化发展，也有很大借鉴作用。把它归入中华文化遗产的范畴，应该没有问题。

长期以来，苗人把屯堡人当“老汉人”，汉人把屯堡人当苗人，屯堡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到上世纪初，屯堡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服饰特征和族群的自我意识。他们对汉民族已失去了认同感，称周围的汉族居民为“客民”，称自己为“穿青人”（穿青色衣服的人）。这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五十六个民族以外的一个特殊族群——“青族”（穿青族）。

九十年代中期，青族取消了。

当时，马甲的一位同事暴跳如雷：“我明明是青族，怎么变成汉族了！”，的确，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他的履历上一直填的是青族，他的家人也是这样。民委的同志做了解释，他依然很不甘愿：“我就是穿青人，不是汉人”。

青族最终并入汉族的原因是，他们的基本传统是汉族文化，并且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已经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能。于是，随着“屯堡人”这个专业词语的确定，“穿青人”消失了，这个在家园外游离了数百年的群体，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母体。

马甲在贵州工作多年，也是很偶然才知道这个群体的情况的。

这以后，经常听见“穿青人”在抱怨民族政策对他们不公，也发现很多“青族人”实际上并不大清楚自己的祖先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专家给他们讲讲呀，应该有政府官员出来解释一下呀，这是一群开拓者艰难跋涉的历程、这是我们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既然我们彼此曾经误会过，现在就不要再误会了。

谁晓得，就在前两年，“屯堡”、“屯堡人”，这两个原本生僻的专业词语忽然变得耳熟能详起来。伴随着这两个词，出现在各个媒体的是一串串耸人听闻的惊叹号——“世界上最后一座明代古村！”，“汉族军人的纯正血统！”，“600年前明王朝的江南文化！”……

对此，我啼笑皆非。

屯堡就是屯堡，哪里有什么明代古村。明代军屯遗址1902年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就连研究古建筑的伊东忠太都没见到过。现在的屯堡都是清道光以后的建筑，那些所谓“明朝屯军的军事要塞”，其实都是道光、咸丰年间，“穿青人”为保护自身安全而修建的防御性建筑，这在民族混杂地区毫不稀奇。

说屯堡人的服饰保留着明代服装的特点，这不假，可硬要把那说成是“明朝的服装”，就不对了。其实，明代版本的图书那么多，找张插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变化有多大。还有，说屯堡女人的大脚是跟“大脚马皇后”学的，绣花鞋的式样也是，真是搞笑。朱元璋老婆的脚，只有皇帝自己见得到，能让你个种田的看见？放足的习惯，明明是向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何必拿皇后娘娘来贴金。

最可笑的，是说屯堡人“600年来保持着纯正的汉族血统”，“这些军人的后裔，固执地维护着自己高贵的血统，不愿意结识当地人，更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

自从五胡乱华以来，哪里还有“纯正的汉族血统”，说这话的人应该和希特勒关在一个病房。

现在的屯堡人主要是民屯者的后裔，明初军人的后代一千个里能有一个就不错了。即便是军人的后裔，又有什么“高贵”可言？军籍的地位高于民籍是满清旗人的规矩，明代的军籍比农籍负担更重、混得更惨，一点也不高贵。1949年以前，“穿青人”不仅受到汉人的歧视、还受到苗人的欺压，都被别人称做“凤头鸡”了，还有什么可自视高贵的？

“不愿意结识当地人，更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胡说，找张屯堡人的照片看一看，不通婚能长成那个模样吗？当然，不通婚也是有的，那是不和汉人通婚。平坝县天龙堡的屯堡人和石板镇的汉人紧挨着，49年以前没有通过婚，可那是汉人不愿意。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明明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真实的部分打埋伏，虚假的部分乱扩大，就为了耸人听闻、虚张声势。

其实，民间的口传文化，有些虚构的成分很自然，有的还很可爱。可是，以上的这些虚假的宣传出自报刊、出自电视、出自官员和“专家”的编造扩大，除了势利就是功利，没有半点淳朴天真的美感可言。

一百年前，清政府的知州把屯堡人错当作是苗裔，他是无知；一百年后，现在的官员却在故意编造“明代军营”的神话，这又算是什么？

于是，我看见，在电视上，那些先前的“穿青人”都学会自称是“屯堡人”了。这些湖南、江西、安徽的农民后代，面对镜头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南京人，来自应天府，祖先是调北征南的”。

所谓“来自应天府”，其实源自几本家谱，其中有说祖上是将军的、是总兵的、也有说是王爷的，反正都和明代的档案对不上。甚至那些“祖籍”的地址在当时也不是民居，所以只能大概推断说或许是从应天府某处的兵营出发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集体把家乡定在南京，因为那里毕竟是首都，是繁华的地方。

在电视上，当我看见屯堡人卖力地表演着“军傩”（一种地戏），看见他们在南京的“亲人”们面前留下激动的眼泪，看见他们带着杀伐的快意强调着“我们是征南的，是来打仗的”。我就很奇怪，这个数百年来饱受民族歧视压迫的人群，怎么会忽然觉得征伐少数民族是件很爽的事？这些十多年前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汉族的人们，怎么忽然有了一种傍大款的感觉。

这些原本淳朴纯真的乡民，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这样？

当他们丢失文化遗产的时候，从汉人变成了穿青人；当他们拾回文化遗产以后，却又从屯堡人变成了南京人。这些军屯、民屯、商屯者的后裔，似乎已经不再是农民，而是演员了。

有时候，我想，当旅游的风潮过去之后，他们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或许，用不着我担心。

那些清代的“明代军营”已经挂牌成为保护文物，一个接一个的旅游盛会在这里召开。屯堡人已经把“军傩”演到了南京中华门，并且把朱元璋皇陵上的泥土供奉到了自己的宗庙里。沈姓屯堡人已经通过完善家谱，确认自己是沈万三的后裔……那么，其他的家族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也是一项可以经营产业。

只是，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中华文化启蒙的第一课。

如果不能宏扬美好的品质，纵有无尽的遗产摆在面前，对文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 【征文启事】中国文化遗产日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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