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普利策小小传（一） -- 梦秋

叹。

新闻的力量如果不能代表正义和用事实说话。。。那就实在是太可怕了。

大学毕业前，我曾经有过一个做新闻记者的梦想，在从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三个月实习归来后，彻底断了这个念头。随后就一头就扎进了最黑暗的政府机关内部。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当然，我对外号称是，打入敌人内部。。。

普利策小小传（六）

一场目迷五色的黄色新闻大战就此结束。赫斯特在这场战争当中取得了骄人战绩。但是报刊发行量永远也不能取代报纸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世界报》的社论版仍旧发表大量深刻、公正的社论，成为美国新闻史上传统道德和基本价值理念的承前启后者。普利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中穷心竭智呵护着的这份报纸获得了新闻史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人民的护卫者”（people’s champions）。

普利策本人的自由主义理念一直以来是其办报的最重要的精神出发点。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这样的理想使他超脱了简单的党派倾向，使他的报纸最终从新闻界习以为常的党派偏见当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于具体政治实体之外的重要舆论力量。如今在说道美国的报纸的时候，例如《纽约时报》，人们会习惯性地称呼这份报纸代表着自由派思想，而不会说，这是民主党的报纸或者是共和党的报纸。报纸的这种独立地位应该说始于普利策时代。

普利策本人随着自己渐渐进入暮年，对报社的管理更加严厉不近人情。他的老近卫队，如科克里尔和梅里尔等著名编辑都因为忍受不了他的管理模式先后离开了《世界报》。1904年，经过严格的审核，普利策聘用了35岁的弗兰克.科布作为《世界报》的最重要的版面社论版的主编。科布没有辜负普利策的希望。他和普利策的儿子拉尔夫.普利策一起，成为普利策新闻事业最后的守望者。

美西战争之后，普利策仍旧深深地卷入政坛之争。他的政治立场注定了他不会也不能够全力支持或者反对某个政客、某个政党。普利策的政治态度永远针对具体的政治措施。普利策反对世纪之交在美国出现的大型垄断企业势力对国家的控制。这些势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大工业资本家和金融寡头。大名鼎鼎的J.P摩根（金融资本家和钢铁大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普利策同时又反对激进的左翼运动，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倾向。这就注定了普利策在美国政坛更替时摇摆不定的态度。1896年，普利策支持共和党人麦金莱竞选连任总统，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白里安（Bryan），原因之一就是白里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温和专制主义”政策。到了1900年，白里安再次与麦金莱竞争总统的时候，普利策又抛弃了麦金莱，转向白里安，罕见地和他的对手赫斯特穿上了同一条裤子。这一次转向的原因表面上看来有点冠冕堂皇，据说是普利策欣赏白里安“反帝国主义”政策——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不干涉主义。这种政策是美国政治体制当中久已有之的孤立主义传统的体现。普利策对此是非常赞同的。他反对美国插手拉美国家事务，反对美国吞并夏威夷和菲律宾。这些政治态度已经有年头了。

在对待美国的国内问题上，普利策反对强化联邦政府职能，希望维持一个相对松散的联邦体制。这也许和他反对经济垄断和特权阶级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特别是经历了内战，美国出现一个强势的联邦中央政府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这一点上来看，普利策的眼光无疑是落后了。因为持有这个政治观点，普利策强烈反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国内政策，可这又并不妨碍普利策支持罗斯福总统在日俄战争中进行“调停”的各种努力（写到这儿突然觉得很心痛）。1902年，美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在大部分报纸希望罗斯福总统对煤矿工人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世界报》却力排众议，支持罗斯福总统参与工会与资方的谈判并在其中充当调解的角色。罗斯福此举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政府方面不再作为资方的代理人参与处理工人运动，而是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一方，也就是第三方参与调解并缓和工人和资方的矛盾。

当然，普利策和他的编辑班子对于罗斯福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前半部分始终持反对态度。

普利策一向声称自己关注公众的利益，关注平民的福祉。他的报纸开创了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muckraking）时代——也就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反对政坛腐败的运动。在《世界报》的枪口下倒下了一个又一个政界要人。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1908年的“巴拿马运河丑闻”。巴拿马运河案说起来比较复杂。大致是美国人在巴拿马运河开凿期间购买了负责运河开凿工作的法国公司，获得了运河的开凿权，实际上这家公司在账面上亏损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值得购买。《世界报》和另外一家报纸《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认为罗斯福总统“误导事实”，整个交易过程“充满阴谋”。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人在巴拿马开凿运河根本就是个错误，如果选择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就不必购买拥有运河开凿权的法国公司，也许不会付给哥伦比亚政府一大笔土地租金（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为期99年的运河租金付给了哥伦比亚）。

报纸上捅出这件事情惹得罗斯福大为光火。他不但在国会演说的时候点名攻击普利策，还干脆让司法部以诽谤罪起诉《世界报》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这也许是美国新闻史上总统和新闻界的首次对决，关系到美国文化当中永恒的“新闻自由”命题。美国最高法院聪明地援引宪法第六修正案，一脚把这个案子的审理权从联邦法院踢到了州地方法院，这样联邦政府就无法向地方法院起诉这两份报纸。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一个著名的“扒粪”案发生在1905年。《世界报》发现纽约的几家保险公司当中有人挪用保险人保费进行非法投资和贿赂各州政要。事情发展到后面，各方面干脆组织了一个法律工作委员会对这件事情进行彻查，然后在纽约州通过了一个严厉的保险管理条例。《世界报》提名一位名为休斯的年轻律师作为委员会为首的法律代表。1906年，在保险丑闻案调查中获得了巨大声望的休斯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他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威廉.鲁道夫.赫斯特。

赫斯特与普利策的竞争一直在延续。1899年，在意识到自己办报的缺陷之后，赫斯特试图转向。他想学习普利策的做法，改革《新闻报》的社论版。赫斯特自己也想通过平民主义、自由主义风格和反对政界腐败树立起《新闻报》的新形象，从而继续在社论领域与普利策继续竞争。但是麻雀就是变不成凤凰。《新闻报》根本没有高质量编辑人才（例如科布）。这份报纸在社论版还是保留了凡事爱大惊小怪的作风，评论严重缺乏深度，而且政治观点千奇百怪。《新闻报》支持美国政府采取的海外干涉政策，同时提出要增收个人所得税；参议员选举不必通过州议会间接选举，而是全国直接选举等等。赫斯特还选择站在劳工运动一边，自己给自己扣红帽子。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身为银矿老板的赫斯特竟然提出将全国的煤矿、铁路和电报线路这些工业革命的象征国有化。看来红色资本家的光荣称号在一百年前就应该归属于这位黄色新闻教父了。

赫斯特始终无法在社论版战胜普利策。1901年因为在报上公开煽动刺杀麦金莱总统，赫斯特受到了广泛的指责，甚至成为他在事业上终生的阴影。《新闻报》也为此在1906年改名为《纽约美国人报》。

普利策对此淡然处之。这个时候胜负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他累了。任何噪音都会导致他烦躁不安。除了双目失明，因为过度工作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一再发作，让他的健康受到进一步摧残。1907年，他登上自己的豪华游艇“自由号”（纪念自己为自由女神像奠基作出的贡献）再次开始环球旅行。就像《海底两万里》里面的尼莫船长，从此他和他的游艇在全世界飘零，与大海的波涛相伴。1909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即使如此，他仍旧遥控着他的新闻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11年10月，普利策在自己的游艇上病逝，终年64岁。

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

一代人杰驾鹤西去。我的文章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结尾了：

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

把酒祭，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普利策小小传（结尾的话）

《世界报》在普利策逝世后影响力日渐式微。并于1930年被收购。它从此湮没在美国新闻史当中。普利策留下的另外一份报纸《圣路易斯快邮报》平时没有受到普利策太多的关注，反而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份报纸至今仍然存在，由普利策的后代继续经营着。

普利策留下了庞大的资产，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他的遗产大部分化为两个部分，作为公共资源永远留在了美国。1912年，根据普利策遗嘱和捐款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开始为美国新闻界培养专门的新闻人才。近一个世纪以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美国培养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应用和研究人才，成为世界级的新闻学府。我们所熟悉的著名新闻人杨澜曾经就读于这个学院（一说为杨澜在哥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普利策遗产的另外一部分成为著名的普利策奖，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从1917年开始，每年春季，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14名委员将决定谁将获得普利策奖的22个奖项。5月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将亲自颁发这个奖项给获奖者。

普利策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新闻奖，另外一个部分为创作奖。后者主要用来奖励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有出色表现的作者们。新闻奖则更受世界的关注，因为这个奖项代表了过去一年当中西方记者在新闻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最高水准。

新闻道德和新闻自由历来是普利策奖所关注的重点。这也是普利策新闻奖的意义所在。普利策本人的经历为新闻道德作出了全面的解释。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度不顾新闻道德，全盘采用黄色新闻风格。也正因为如此，普利策才深刻理解新闻道德本身的重要性，理解新闻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精神的正面影响。如今，在中国也面临着美国一百年前那样的社会转型期时，如何维护社会道德体系不至于坍塌崩溃，如何让新闻媒体为整个社会的未来树立信心和责任感，这一切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普利策的经历或多或少会留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普利策的报业生涯当中，新闻自由给予了他事业上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也一度滥用了这种权利。这就是美国。

“美国与新闻自由共存”。这句话是普利策本人的名言。如果抛开对“新闻自由”一词不同意义的理解，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真理。单单就字面意思而言，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敢于否定它。通过新闻自由，将事实真相置于阳光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加彻底地理解我们生存的现状，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未来。

也许，人类的进步将与新闻自由共存。

本文的大部分参考材料来自Edwin Emery所著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Journalism （2ed, 1962,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这是美国新闻史的经典名著，至今已经出了9版。由于参考材料的单一性，本文在某些观点和内容上可能有一定偏颇。同时参考的一些网络资料可以通过百度和google轻易查到。在此恳请各位原谅我的疏懒。查资料和写作有时候是一种自虐，特别是在华南五月初夏的炎热之中。

同时给自己的其他文章打个广告：我将在本周开始续写《水门事件》，争取尽快填满这个大坑。希望各位到时捧场，让鲜花（或者臭鸡蛋？）成为我在西西河四周年诞辰时的最大收获！

——貌似俺有点喧宾夺主了？

这个系列俺又是一个宝没得，继续郁闷ing

那要说是相～～～～当地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