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台独”的渊源与实质（上） ――兼论台湾问题的基本估计与中国统一的可能前景 -- 自向荒郊寂寞红

“台独”的渊源与实质（上） ――兼论台湾问题的基本估计与中国统一的可能前景

作者：陈林

??、引言

一、情绪尚需理智的指引

二、国民党在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与“台独”的历史渊源

三、台湾民主化的两难与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

四、“台独”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

五、“台独”泛滥还是偏安思想与孤立主义倾向在蔓延

六、“一个中国”的时态和语义问题

七、“三通”何惧之有

八、应该树立什幺样的统一观

九、对台海局势的基本估计

??、引言

很高兴来与大家见面。特别是有台湾同学在座，这使我回忆起一点往事。我这个人素来对出国不抱有非常急切的态度，但却很早就向往到台湾留学。所谓留学，不在于攻读几门课程。在信息日益开放的今天，我要读什幺书，查找什幺材料，即便身在大陆，也总有办法搞到。本人真正感兴趣的是台湾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经验，希望亲身感受一番以作深入研究。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与我们相去甚远，台湾之于大陆却有着很大的可比性基础，其生动而丰富的实践应该可以提供一个现成的解剖对象，或许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和走向未来。

于是几年前我就给台湾大学去信，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台大回信了，繁体字，竖排本，打印工整，行文在我这个当代大陆学生看来，颇为古雅地带些之乎者也的味道，我对此很新奇，但对回信的内容大失所望。据称是这种情况，尚没有先例，有关部门还在研究之中，我可先与他们的“行政院教育部”联系咨询，还给了地址电话。可是直到最近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台湾的“教育部”至今仍无相关的法案出台。台湾当局的这种谨小慎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未免缺乏一些政治风度。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某些一贯做法倒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要不然各位台湾同学就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诸位如果有什幺渠道，不妨向台湾有关当局敦促一下。

现在言归正传。根据主持人的意见，让我抛砖引玉。我也的确带了几块砖头，第一块刚刚就仍给了台湾方面。接下来的一些砖头可能就要触着很多大陆人包括那些自以为很爱国的青年学生的敏感神经了。但我既然来了，就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一、情绪尚需理智的指引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陆民间九十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台湾问题屡有火上浇油之势，或其本身就是一大诱因。民族主义固然可以暂时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有利于当局的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怀，或者压根就是其长期刻意栽培的结果；但诉诸情绪的权宜之计，所引发的浪潮可能如脱缰野马，超出官方所一厢情愿的控制界限。而一些传媒，如环球％报、北京％年报、中国％防报、以及％学时报的今周刊等等，以及无以计数的地摊小报，借机哗众取宠，竭尽煽情之能事，果然也能广开销路。更有人大放厥词，作好勇斗恨状，逞其一时口舌之快，往往也能博得不少廉价的喝彩。大陆舆论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情形。到处喊打之声相闻，不仅淹没了冷静思考的声音，于此还俨然成为检验“政治正确性”的的试金石。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这般无限地上纲上线，就算有一时的收效，亦终将置自己于难堪和被动的境地。“民族主义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为你所用也能用之于你，这是需要警醒的。

中国大陆民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台独”的同仇敌忾，其心也真，其意也诚。这种宝贵的爱国主义热诚，总归是不容抹煞的。只是情绪尚需理智的指引。我们必须认识到，“台独”有其错综复杂的成长背景和土壤，当前又是一个极易误导情绪的话题。首先不妨问个究竟，“台独”是什么？人们多半会不假思索的回答：“台独”就是主张台湾独立，就是走向分裂。这个标准定义固然不失为正确，但是抽象了历史背景，这就失之于简单化。殊不知，分裂的局面由来已久。当年恰恰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争相“统一”对方，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逆转，造成了这样一种数十年相持不下的结果。无庸讳言，分裂是既成的事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凭心而论，“台独”并非是分裂的始作俑者，而不过是分裂所孕育的怪胎。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二、国民党在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与“台独”的历史渊源这里有必要引入“合法性”的概念以利讨论的深入。在政治学领域中，“Legitimacy”一词，也许译为“正当性”更为贴切一些，不易引起歧义。但我们还是暂且使用“合法性”这个约定俗成的提法吧。在西文中，Legitimacy的含义大致是“拥有为普遍的行为标准（大多数人或传统、法律）所承认的正当理由的状态”，这种标准当然有可能是法律，但也可以是社会公认的某种行为准则，乃至于王室贵族家庭的继承人顺序　（事实上这是Legitimacy较古老的意义之一）。总之，这种普遍的行为标准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之中，可以有着大异其趣的具体内涵，它们唯一的共通之处仅在于，为当时、当地的人们所普遍接受。这种接受可以是被动的或默认的，未必是、因而有别于那种积极的“同意”或“认同”，后两者的要求更为严格。

还必须指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合法性的定义，是严格地价值中立的，即并不对人们据以宣称拥有合法性的那些“普遍的行为标准”做出价值判断。换言之，只要多数人在实际中接受，遵从了某种标准，这种标准就被用来衡量某一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论这种标准在价值上是善还是恶。在政治研究中，这种价值中立是有意义的；虽然在政治实践中，价值判断则是无可避免的。

在历史上，“君权神授”或“天命不可违”、“五德终始”或“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嫡长子继承制或“金匮藏书”，以及“金瓶掣签”之类等等，都曾经是统治者所援引的合法性来源。要说起来，西方的家谱学正是缘于王位继承权的排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君主制政权的合法性作注解的作用。而中国的谶纬之学迎合的也主要是这种需要，只是往往暗藏有推陈出新的颠覆性，关于共产主义的预言则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近代以来民主理念风行世界，至辛亥革命后在中国也日益深入人心。既然“主权在民”，则政权的合法性理所当然地必须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各级政权特别是中央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各级的特别是全国性的直接或间接选举（以及定期改选）亦是顺理成章的了。譬如希特勒，此人的通向权力之路固然不太光彩，但好歹也是经由选举程序，在其执政期间每隔几年还得劳驾国会表决一下他的延任。即便如中共（也包括类似的暴力革命政党）虽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台后也不得不在名义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或类似）的体制，通过一定的程序对自己的地位予以追认，并每隔几年对政府换届重新确认一下。

顺便说一句，在意识形态日渐虚弱，而民主进程徘徊不前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另一个（隐含）的合法性来源似乎是寄托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但无论从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看，这种好事恐怕是难以为继的。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经济增长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八十年代那种改革措施带来皆大欢喜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分化愈发明显，尤其是少数暴发户阶层与广大农民、城市下岗职工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们心中不免有所质疑，这已削弱了政局赖以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在旧有思维定势和政治惯性作用下，“保八”也好，“三讲”也好，都是些权宜之计；而动员民族主义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国政府有必要重建其合法性基础，追寻其合法性的新的来源，真正实现长治久安，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是让我们回到台湾问题上。我们知道，蒋记国民党政权晚期形式上的合法性，来源于抗战胜利后假意“还政于民”的那次全国性的“民主选举”。你指责他虚伪也好操纵也罢，当时确还是符合一定程序的，并且由于“民意代表”们分别自全国各地“选举”产生，则这些他们会聚一堂所“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权和国家领导人因而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基础和合法性依据。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战败退守台湾，政权仍然保持“中国中央政府”的架构。其“中央民意机构”由“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组成。虽然在事实上，台湾从一九五零年就开始各县市长、县市议员、各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省议会的直接选举，但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又怎幺选举和改选呢？台湾省的代表固然可以就地产生，但大陆地区已为共产党所控制，又如何产生和定期改选国民党所需要的“民意代表”呢。假如到期全面改选，所有名额自岛内选举产生，则其代表性不及于大陆，连同其所授权的行政当局都在法理上降格为地方机关，又如何能自称代表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中国呢？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即其全国代表性的地位势必难以保全。

故国民党在台政权陷于合法性（和代表性）危机的恐慌之中。国民党政权长期使用的解决办法是，让四十年代后期在大陆产生的后又来台湾的原“民意代表”突破任期的限制，继续行使职权，以勉强维持其政权的全国代表性之外观。这本来是个权宜之计，然而反攻大陆日益无望，年复一年下来，那些国大代表一直就不必改选而形同终身制，成了“万年国大”。“万年国大”每隔几年被请出来举举手，从体制上保证了蒋介石和蒋经国一再“当选”为“总统”。

具体说来，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立法委员之任期为3年”，“监察委员之任期6年”，“国民大会每6年改选一次”，这三个机构都产生了1948年5月。“立法委员”应于1951年5月届满改选，但由于无法在全中国实行改选，于1950年12月以“总统批准”的形式延长了一年任期，后又于1952年、1953年，以同样方式再延长2年。到1954年，“监察委员”和“国民大会代表”亦到届满改选，但在1月29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应“行政院”函请，作出“解释”：“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事实上不能依法办理次届选举”，“故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出集会与召集以前，自应由第一届　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这样，“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成为事实上的终身职。同年，台湾“行政院”亦于“国民大会”第二届会议召开之前决议：在第二届　“国民大会代表”未能依法办理选举集会之前，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继续行使职权，俟将来情势许可，再行办理改选。但情势怎能许可？这样，“国民大会代表”也成为事实上的终身职。1957年5月，台湾“大法官会议”又解释：“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民主国家之国会。”为此，台湾民间及海内外就习惯把三个从不改选的机构称为“万年国会”。

蒋介石是在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按“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到1954年3月，第二届“国民大会”又“选举”蒋介石连任“总统”，但到1960年3月，第二届“总统”任期又满，不能再连选连任了。然而“朕即法律”，1960年3月，第三届“国民大会”重新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一重新规定的“临时条款”，为蒋介石无限制地连选连任提供了“法律”依据，又第三次出任“总统”，以后又连选连任二次，成为世所罕见的“终身总统”，直到1975年4月5日在任上去世。此后，蒋经国也如法炮制，直至老死。

从“万年国会”与“终身总统”的形成可以看出，在台湾，为了维护有名无实的“法统”和个人独裁统治，宪法是可以随意突破的，但是表面上还得采取“民主”、“宪政”的名义，而台湾与大陆的分裂状态又为其提供了借口。不言而喻，这样做的一个突出好处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他们别无选择的就是，虽偏安于孤岛，仍长期念念不忘地坚称其全国政权的地位，俨然以「国家统一」为己任，最初可能不乏真诚之心，后来恐怕仅仅成为一种表演，唯此才能在「万年国大」的遮羞布下粉饰其政权的合法性，并以此压制各种反对力量，回避岛内民主问题（即便在岛内开放选举，但最高只到省一级，断然否认岛内改选自己这个“中央政权”的可能，从而保证大权不致旁落。）

应当承认，这个蒋家王朝迁台后，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确有一番作为，但在长期中仍不改其专制政权的本性。即在所谓“动员戡乱状态”的名义之下，惯于禁锢思想文化，不遗余力的整肃异己，更兼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横行，在经济繁荣增长的同时已经弊政丛生。这个政权之于台湾，在本质上是一个外来政权，也已不是个民主政权，实际上其统治正是以“二二八”大屠杀开道的。则岛内反国民党的势力，很自然地会诉诸于本土情绪，迎合底层普通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本省籍人的心理，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而国民党政权的代表性正是一个值得质疑和易于攻击的薄弱环节，自然是不能放过的；这在逻辑上的引申就是弘扬所谓的台湾独立主权，以拒斥国民党假以中央政权名义在台的统治。从某种法理上说，如果台湾“不拥有独立主权”，则岛内选举只能产生地方政权，而永远无法动摇和替代国民党的“中央政权”。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台湾的反对派和民主化力量，与“台独”在理念上和组织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也是政治上的同路人。民进党长期作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为什么一直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台独”色彩，这是有其必然性的。既符合民进党的某些政治需要，正由其于诉诸本土情绪的成功，才得以迅速崛起；而国民党方面也乐于奉送这样的帽子，维护“国家统一”总归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故国民党历史上之镇压“台独”，绝非为什么民族大义，而是维护政权的本能使然。事实上国民党整肃异己的杀手锏，即要幺指人为“通共”，要幺指人为“台独”，甚至不惜指鹿为马。如李敖就曾因莫须有的“台独”罪名陷于牢狱之灾。一言以蔽之，国民党以维护统一之名，行高压专制之实，甚至不惜将异己分子统统打为“台独”（如果不便指为“通共”的话）。

“台独”的渊源与实质（中）

总之，追溯其渊源来看，“台独”的矛头所向与其说是雄踞大陆的广为国际所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莫如说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事政权；与其说是要自外于中国，莫如说是旨在挑战国民党政权的法理基础，以拓展自身的政治空间，直至打开通向岛内最高权力之路；其反对的与其说是尚属遥遥无期的“国家统一”，莫如说是国民党假以统一旗号和中央政权名义在台湾地方所实行的极权专制。当然“台独”之流也不见得就是争自由民主，但起码总是要向当政者争权争地位的，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更不会拒绝使用自由民主这样的高尚的名义。蒋氏政权在镇压异见之余，也不免有些策略性的调整，这在客观上确也有助于推动岛内自由民主的进程，符合新生的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仍然存在我所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三、台湾民主化的两难与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和之声。何况那些国民党政权圈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的根基。但凭心而论，在既得利益问题的阻力之外，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台湾民主化特有其的内在的两难困境。彻底推行民主化，则势必难以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即它所坚持的全中国的代表性；要完全地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一所谓法统，就势必会妨碍台湾自身的民主化：两者不可得兼。

现实中的“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台湾地区，即便通过岛内直选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基础，在法理上其合法性也明显地不及于大陆。然而“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文继续保留，据此“中华民国”仍然是指包括整个大陆乃至外蒙古在内的全部中国。如果放弃这部宪法，又形同“台独”。于是就有了一个非驴非马的说法：“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表述的确是勉为其难，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实已暗渡陈仓。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不得不转变早期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却又明显不能自废法统。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大约就是“两国论”或“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一个渊源。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可容忍人家放弃“中华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可是，难道指望他们“反攻大陆”吗？只怕台湾当局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了。

列宁说，“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同样不高兴“台独”，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对台湾的进退维谷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台湾的民主试验因此长期饱受“统独之争”的困扰。若非出于对大陆的某种恐惧而使国民党的稳定牌屡屡见效，则国民党的下台恐怕不会等到今天，而黑金猖獗等种种内政积弊亦不会达到如此积重难返的地步。考虑到是在这种特殊艰难的条件下实践民主，我对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人民油然而生同情和敬意。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试图有所纠正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在主要的篇幅安排上专注于台湾自身的问题。演说的对象首先是台湾人民，而他们（特别是投票给陈水扁的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幺？陈水扁应当认知，那是寄希望于他来推动包括扫除黑金在内的内政改革，因此演说稿在比重上谈内政远多于谈两岸和“外交”。诸如扫除黑金、行政改革、地方自治、产业发展、治安改善、社会福利、环保生态、司法改革、教育、文化等等，均有所涉及，而构成了一份蔚为大观的“治国纲领”。

撇开具体的政见之争甚至“统独之争”不谈，此次政党更替可以标志着台湾民主的新纪元。陈水扁大可鼓吹一下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标榜道义形象，迎合公众口味，也对西方投其所好。这是政客的拿手好戏，不出所料，他这幺做了。他又暗示说，“大陆在邓小平先生与江泽民先生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开放的奇迹；而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迹。”但陈水扁的“民主牌”并没有完全使将出来，他对大陆当局心怀顾忌，并不想冒犯龙颜，这至少证明了陈水扁可以是一个合作者。

当然，一些人心怀疑虑的是陈水扁的所谓“台独”的背景，我认为这基本上属于杞人之忧，原因在于－－

四、“台独”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这也是我所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当年，围绕着“国会”是否全面改选，进而最高行政当局是否也按岛内自下而上的程序产生，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斗争。两派意见各执一端，却各有依据。不用说，主张全面改选的一派轻易地就被对手扣上了“台独”的帽子，并大量地遭到当局的流放、监禁甚至处决；而反对全面改选的一派则被指责为“反民主”无疑了，因此长期面对来自体制内外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抗议和不满。

当时的“万年国会”究竟有多老呢？至1988年初（李登辉上台时）为止的情况如下：“国大代表”中的“资深委员”总数851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108人，71岁至80岁的450人，81岁以上的293人，平均年龄77.8岁；“立法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216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8人，71岁至80岁的92人，81岁以上的116人，平均年龄81.4人；“监察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36人，其中71岁至80岁的14人，81岁以上的22人，平均年龄82.8岁。（转引自高文阁编着：台湾与大陆风云4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57页。）如此一把年纪的人在三个机构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他们常因体力不济，在会议中闭目养神或离席而去，很难发挥议事功能。在“立法院”中，又常因“资深委员”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到会，使得会议人数不足而不能表决，以至于为了凑数，有时就坐担架或轮椅与会。如此形同残局不算，还要老成凋谢，所以哪怕从当局办事方便考虑，也需要对“法统”进行修补。

台湾当局从50年代起，修补“法统”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出缺递补制度。“立法院”于1953年9月紧急制订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缺递补补充条例》，陆续将各省原本落选者，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予以递补缺额。二是增补选代表。1966年台湾第四届“国民大会”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6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以此为依据，为三个机构增补选少数代表。以上递补代表、增补选代表，连同原来在大陆选出的三个机构的”中央民意代表“一起，统称为”资深代表“，他们在”万年国会“中终身职。在1988年前后，每人每月坐领干薪10万元台币，而那些退出军队的老兵号称”荣民“，每人每月领到的生活费才有2000元台币（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00元左右），难怪”荣民“骂”资深代表“为”老贼坐享其成。“三是增额代表。1972年台湾第五届”国民大会“订定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对三个机构代表进行增额选举，从1972年以来到1988年，共选举增额代表：”国大代表“213人，”立委“397人，”监委“79人。

尽管对”法统“如此修补，仍然难以弥补”万年国会“与台湾现状的矛盾，为此，在各方压力之下，蒋经国生前曾在1987年12月提出”中央民意机构充实无可避免“的方针。李登辉当上”总统“后，于198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方案“，提出对”民意机构“进行”革新“的四条原则：一、大幅度增加”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总额；二、鼓励”资深代表自愿退职“；三、长年卧病或长居国外、不能行使职权的”资深代表“视为自愿退职；四、停止第一届”国大代表“出缺递补制，后于3月份正式废止。这个方案会导致”资深代表“逐渐淡出，但还远没有满足台湾各届”全面改选“之要求。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和之声。再说，那些国民党政权圈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的根基。

蒋经国临终前有所醒悟，毅然开放党禁报禁。经过一段时间，台湾总算实现了国大全面改选，再后来总统也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为岛内全民直选。经过以上的三部曲，台湾民主化的基本轮廓便已奠定。反对派拥有了了充分的政治空间和施展舞台，自1996年实现首次岛内全民直选总统，特别是最近的2000年这次大选终于导致政党更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当选，则”台独“之长期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

当然，就”台独“的字面含义仍需一个交代，用某些人的惯常话语来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或台湾一直就是个主权国家）而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需再行宣布什幺”独立“了。更换一个别的什幺国号，譬如”台湾共和国“，徒具符号而已，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国际处境，还将使中共再无回旋余地，可能被迫采取断然措施而陷台湾于灭顶之灾，是谓过犹不及。故我早就指出，所谓台湾宣布独立的动武底线云云，实已成为两岸心照不宣的一个微妙默契。

所以不难理解，在陈水扁当选后，民进党内就有人提议取消民进党党纲中关于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建立”台湾共和国“的条款，其实，此议由来已久。建国党虽属于台独原教旨派，其党名便宣示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己任，可也在不久前，二十几位建国党元老宣布退党并提议解散建国党，理由是建国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凡此种种，亦并非完全出于缓解大陆压力的考虑，而是符合”台独“的内在逻辑的。

听到这里，有些人不免要问：难道你说”台独“并不存在吗？非也。死心塌地的极端台独分子固然有，却未必构成个问题。如果望文生义，则”台独“问题基本上已经是个伪问题。正如我曾经指出，所谓”台独“在政治上实别有诉求，而在社会心理和情绪背景上，莫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而已。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

五、”台独“泛滥还是偏安思想与孤立主义倾向在蔓延正如列宁所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们进行”反台独斗争“，也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设想如果台湾坚持自己是”中华民国“，那幺它该如何看待大陆呢？两者必居其一：要幺，继续称中共为”匪“或”武装叛乱集团“，视大陆为”沦陷区“，则两岸关系就永远只能是敌对关系，这固然不可取；要幺，放弃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成了”两国论“，成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许人家放弃”中华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似乎是要人家声称其主权加于整个中国大陆甚至外蒙古才好。可是，难道你指望他们”反攻大陆“吗？

台湾因其弱小更倾向于把两岸关系国际化，若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则大陆对台动武会被认为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好比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可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有效干预。因此之故，诸多本心未必赞同”台独“的人也可能被台独的主张所吸引。然而人皆共知，若台湾”宣布独立“，在其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之前就可能招致武力攻击，何况所谓国际承认事先并无把握，因此又不能铤而走险。这样台湾的最佳考虑，必须既使两岸关系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同时又不承担直接宣布独立的名义，而且还要为日后可能的自愿统一留有余地。这种办法，应使独者见独，统者见统，各得其所，众口能调；又进退有据，左右逢源。最近这次大选中几位主要候选人大陆政策的微妙的趋同化就是明证，而在某些易于激动的人士眼里尽皆视为”台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后的复杂因素。

由于实力对比的悬殊和国际形势一直并未发生如其所愿的变化，何况美国中途又抛弃台湾转而与中共建交，台湾当局感到自身都已难保，故从蒋氏政权后期开始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在武力的逻辑上，这是个现实主义的态度。所谓”光复大陆“的理想被无限期推延和淡化，台湾的当务之急变成下大力气自强自保，自求多福，当然不肯采取积极姿态挑战中共和主导统一进程。正所谓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好在暂时还能躲得起。

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岛内本土意识的复苏与高涨，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政客野心家们不再敢于要挟岛内人民为之充当炮灰，”三年准备、五年反攻“之类，成其所谓功业，就是台湾的一个进步。随着国民党早期迁台势力的日益飘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下，岛内政治本土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站在大陆的立场不妨视之为一种地方自治，亦可聊以自慰，毋须庸人自扰。但是，两岸长期分治，隔阂已深，更兼各种文攻武吓之下，某些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一些人即便明确反对”台独“，更多出于战争恐惧，而非有归附之心和向往之意，于是偏安孤岛的思想日益盛行。这些虽亦在情理之中，从大陆的立场却不可掉以轻心。

但是要有一个慎重的恰如其分的估计。我以为台湾真正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台独“泛滥，莫如说是这样一种孤立主义的情绪在蔓延。正如美国历史上几度出现的那样，有其客观背景和土壤。处在大陆的角度如果视若不见的话，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为之正名而称作孤立主义，这一良苦用心，恰如某学者的解释：”这就是说，现在大多数台湾人的心理，主要还不是下决心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是画地为牢，自安自保，不肯被中共统了去。当然，决心台独的人是有的，不过对相当数量的台湾人来说，他们现在唯一明确的意愿是拒绝被中共统一。“实际上，使用孤立主义这一称谓，不仅在学理上更严谨，在政治上也有策略含义，问题是当局者迷，还不知顺此台阶而下。

我们既要认清「台独」的历史渊源和内在实质，做到冷静对待，留有馀地，切不可一触即跳，自乱阵脚；也要有怀柔的胸襟、分而化之的计谋、招安的打算。还要把少数政客的极端言论与广大民众的真实心态区分开来，切忌将孤立主义情绪和偏安思想混同于”台独“大肆批判，却要设身处地体察民情民意，安抚民心。

试看今日欧盟诸国，语言文化各异，历史上多曾刀兵相见，就是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准也互有差距，政治主张上各有出入，即便如此，仍不可逆转（虽然小有反复）地走上了全面一体化之路。何况大陆与台湾！故而我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相信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胜利完成，定在不远的将来。但是，有人仍然担心，海峡彼岸不是拒斥”一个中国“吗？话可不能这幺简单理解。

“台独”的渊源与实质（下）

六、”一个中国“的时态和语义问题

我已经指出，所谓”台独“在政治上实别有诉求，而在社会心理和情绪背景上，莫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而已。如果望文生义，则”台独“基本上已经是个伪问题，而”一个中国“也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中文缺乏时态变化，往往造成言不及义，这实在是件很糟糕的事。就拿”一个中国“来说，可以是过去时（Past Tense），亦可是将来时（Future Tense）；就算也是现在时（Present Tense），恐怕还谈不上是现在完成时（Present Perfect），而不过是现在进行时（Present Continuous）。

”一个中国“的过去时，远溯上古自炎黄以降，那也是文化、民族和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一个中国“的将来时，则但愿是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作为大陆和台湾共同归宿的新中国。至于”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恐怕要自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始，特别是后来的国共内战，争相统一对方而不得，造成了1949年后这种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海峡两岸的仁人志士们，所感怀的是”一个中国“的过去时，所向往的是”一个中国“的未来时，大家的不懈努力，着力于此的是”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

”一个中国“既然是客观的事实和过程，那幺”一个中国原则“究其为何呢？按照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所大力推行的三段论式的标准定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问题是这第三要项，历来是台湾当局难以接受的。为此，钱其琛于一九九八年纪念”江八点“三周年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中共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汪道涵也曾在上海”汪辜会谈“中作出补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最近也有权威人士明确指出，以往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原是”一个中国“原则的第三要项，但新定义将这项改成”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这里实际上为台湾留下一个突破两岸紧张关系的缺口。

正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在语义上的不确定性，一贯可有内外两种解释，很容易混淆。台湾方面包括岛内统派的深怀疑虑，大约主要在于这第三要项，担心一旦作出了承诺，会被偷换概念，正中圈套。这里就非常需要两岸以高度的政治智能，开诚布公来解决。早在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之前，两岸便因”一个中国“是原则抑或议题而争执不下。从陈水扁的角度，承认”一个中国“为议题，这已向前了一步，但是还不够。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刻意回避”台独“，也没有明确承认大陆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说要”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这种含糊其辞，恐怕是大陆方面不能满意的。好在陈的基调平和：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前进，也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后退，没有造成新问题。自3.18以来，大陆一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给了陈水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只要对所谓”台独“的渊源和实质有所洞察，陈水扁仍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中国“是陈水扁无可回避、终究也无需回避的。两岸的关系完全可以朝着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

但即使回到了”一个中国原则“，仍然是任重道远。两蒋时代倒是明白无误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是意在争夺正统地位，声称”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嚷嚷着”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那是以大陆为敌，未必向和平统一更进一步。

七、”三通“何惧之有

台湾当局长期奉行的”戒急用忍“、以拖待变的大陆政策，虽然相比于两蒋时代僵硬的”三不“，毕竟有所松动，但是陷入一个更深的误区。早期的”国统纲领“尚且确认了最终归于统一的目标，似乎是希望从两岸民间交流和非政治议题开始，逐步推进到政府交往和政治协商。但在其中间环节，”国统纲领“预设了政治三前提，即要求先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摒除敌对状态、国际间相互尊重，然后才肯开放”三通“和推动高层互访。此处居心良苦，但诚意不免受到怀疑，无非是将大陆逼入死角，则其断然不会轻易接受。而结果就是两岸关系的泛政治化，导致相互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使得诸多事务性议题也纷纷搁浅，两岸僵局无法循由先易后难的途径取得突破。

一味回避两岸的积极接触和政治谈判，是一种鸵鸟政策。首先，这并不足以防止国际政治的天平向大陆倾斜。毕竟时过境迁，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国际社会广为公认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时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无限的市场潜力赢得西方世界的广泛垂青。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早期的围堵转向积极接触和交往合作，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其次，台湾朝野的”恐共症“仍挥之不去，却焉知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只感受到大陆当局对台咄咄逼人的压力，却不曾意识到台湾经验对于大陆经济政治改革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故从这个意义上，台湾既不必自贬身价，战战兢兢如任人宰割，逆来顺受；也不可盲动和轻率，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成为众所厌弃的”麻烦制造者“；更切莫囿于岛民的狭隘意识，而失落其庄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诚然，大陆今后的走向和进程，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足以使人忐忑不安。但是，台湾列岛终究不能游离到太平洋深处，其前途注定无法摆脱大陆局势发展之左右。事已至此，恰恰唯有开放交流才能增进台湾安全，并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乃至有助于促使大陆的积极演变，也不排除逐鹿中原的可能前景。

”三通“何惧之有？还大可通一通别的嘛。须有这个自信，为什幺要害怕呢？台湾有些人觉得”一国两制“还不够好，其实哪怕”一国一制“也未必就坏，当然得看是怎样的”制“，大家可以共同塑造这样一个”制“。正如李远哲所说：”若是一个民主的，安居乐业的中国，即使是一国一制也接受“。”鸵鸟政策“总归不足取。

大陆曾将”三通“视为推进统一的一个象征性议题，志在必得，本来或许还有在其它方面做出适当政治让步的可能。倒是李登辉坚持认为”三通“将导致两岸交流的迅速扩大，违反他的”戒急用忍“、以拖带变，不肯加以考虑，坐失良机。恰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两国论“激起台海轩然大波后，台湾的几位总统竞选人竞相视”三通“为势在必行，而大陆认为只要双方加入世贸，”三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反不那幺着急了。李登辉大陆政策的破产由此可见。

陈水扁在当选前后和就职演说中，对”三通“及进一步的两岸交流表示了积极的姿态，此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正如美国如果不能自拔于孤立主义的泥潭，而对欧洲事务作壁上观，则不成其为今日之强盛，台湾之于大陆的两岸关系虽属国内性质，但在战略格局的演变上亦将如是。

八、应该树立什幺样的统一观

大陆和台湾同文同种，两岸老百姓也无怨无仇，虽有政客上下其手惹事生非，但相互的需要将是主流。故从长远上看，我持审慎乐观态度。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愿意指出，在现阶段常为人所忽视的却是大陆自身内部的统一问题。在现代意义上，大陆算不算是个完全的统一国家尚可疑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毫无疑问，中国应当加快其对外开放的步伐。经济发展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而贸易各方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借助于要素流动，从而改进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理同样或尤其适用于对内开放。你可以给予外商国民待遇，这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国内部门垄断、地方保护和各种经营许可限制以及中世纪般的身份制度（如户口制度等）造成市场割裂，中国对内尚无统一、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可言。尤其是本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即九亿农民从来不曾享受起码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个道义的或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已严重影响到现实的经济运行。

所以不难理解中国大陆为何如此之快地遭遇市场的瓶颈。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解释当前内需不足和经济低迷的根源。全社会上下似乎都热衷于谈论种种宏观经济变量和调控手段，如数家珍却无济于事，殚精竭虑者有之，忧国忧民者有之。我感到从学术界到普通公众乃至有关决策部门，是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宏观经济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有其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全部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更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如果只把认识停留在宏观经济的表象上，岂非舍本而求末耶！

我以为中国大陆经济和市场的内在统一性（非指行政上的令行禁止之类，虽然这也已很成问题）程度可能远亚于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由于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没有根本的突破，中国的横向经济联系并无充分的发展，已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有所局限，市场一体化和市场深化的程度亟待提高。近年上海与湖北的汽车之争，就是商品市场上仍然存留割据势力的一个明证。还有此起彼伏的”茶叶大战“、”薄荷油大战“乃至”啤酒大战“、”香烟大战“等等。至于要素市场上的割据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了。北京市于国庆前置宪法尊严于不顾，大规模驱逐外来民工，并不令人吃惊和意外，因为这太常见了，在全国到处发生，而我们对此好象已经麻木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办加拿大的技术移民，这似乎比他在国内迁个户口还容易些。而资本要素的境况也堪忧虑，往往是进退失据，难畅其流。我们在进一步追求国家的最终完全统一，这固然是（或就算是）个神圣使命，但现在所已达到的形式上的统一（特别就大陆地区而言），尚需大力深化。换言之，统一不仅是一个在地理空间范围上归并的过程，更应当是一个在市场发育程度上不断有所深化的过程。因此，如仅把统一问题限于台湾问题是很可笑的，至少是避重就轻。但是，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理解台湾问题，则是恰如其时的。

国家统一只有深深植根于经济统一才能长治久安；而经济统一的基础在于市场统一；当然，市场统一的成熟形态是从商品到要素、从资金到劳动力的市场统一；统一还必须体现为统一内部的国民待遇。这是我所大力倡导的新型国家统一观。若为统一而统一，只是给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涂脂抹粉、为无聊帮闲文人提供歌功颂德的素材罢了，徒增悲剧或笑谈而已。我所推崇的统一，乃是真正基于人民福祉，顺应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的大仁大义而有利、可行之举。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兼爱“、”非攻“、”交利“，是我所深为赞许的。不过，窃以为合理的次序应是：”交利“、”非攻“、”兼爱“。”交利“即”交相利“，现代经济学的解释是互有所得、共享市场剩余，何乐而不为？”非攻“就是不打仗，现代政治学的解释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相安无事。”兼爱“，又有一层温情脉脉。从根本上说，”交利“是基础。台湾可为大陆东南之屏障，大陆可为台湾深广之腹地，这是地缘政治的观点。非但如此，大陆与台湾经济上又有很强的互补性，且同文同种、地处一衣带水之间，何必舍近而求远呢？双方都在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努力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为什么不相互张望一下海峡彼岸商机无限的大市场呢？居然还要为入世名义及孰先孰后，在国际社会上争吵不休，不仅授人以柄，还徒为天下笑！

九、对台海局势的基本估计

人们还多争执于”要不要打“”会不会打“、”打不打得下“之类问题，而忽视了”（就算有其必要、可能或把握）打下以后怎么办“，实在是避重就轻、谬莫大焉。首先，”会不会打“这种设问失之于简单，国内有关于此的讨论多肤浅煽情，却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和无知无聊加三级的叫骂之声。殊不知大陆目前操作台湾问题，首要考虑无非是借此巩固内部局势。如果大陆局势尚稳，则不会贸然攻打台湾，因为攻台带来的变量难以预料。但如果弄巧成拙，大陆目前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可能顺其惯性将矛头指向官方自己，这时当局骑虎难下，知其不可而为之，也非危言耸听。在现阶段，中共执政当局对于民众情绪尚能算计准确、勉强做到收放自如，则以上因素暂可以排除。至于，若把动武的底线设置在台湾”宣布独立“上，这仗要打也难，因为台湾当局终究不会愚蠢到给人提供口实，即以他们自己惯常的话语来说，”台湾已经独立（或台湾一直就是个主权国家）而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需再行宣布什么”独立“了。从台湾的角度来说，”中华民国“就是一个现成的满不错的国号何必舍而不用，其”主权独立“的历史据说还一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呢。更换一个什么国号，譬如”台湾共和国“，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国际处境，还要招来灭顶之灾，这一点他们应当是清楚的。而最高领导人即总统改由岛内全民直选，则”台独“所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既已实现，又何必搞得过犹不及、引火烧身呢。台湾这次总统选举中，各参选人的大陆政策主张的微妙的趋同化，也是一个明证。而最近大陆方面提出的”不谈判就打“，虽然疾言令色其势汹汹，引起海内外一片恐慌，实际在措辞上仍留有充分余地，譬如不肯就对方虚与委蛇致使谈判久拖不决的可能提出明确的预案，以免置自己于一言既出、到时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尔“的被动境地。

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大陆局势先已失稳，反倒有可能以攻台作最后一搏，换取举国一致的政治局面，并借此非常状态打压内部反对势力，这将不失为一着险棋，非到万不得已不可为之。这里要提醒台湾某些人，他们别有用心地期待着大陆现政权有朝一日如前苏共政权一般分崩离析，届时乘机”宣布独立“。焉知一旦天下大乱，台湾将成为首选的替罪羊和出气筒，你即便不”宣布独立“，处境就已很危险了，你若要”独立“，只怕无论谁在大陆掌权或有志于掌权，也要借你开刀以装扮成民族英雄和伟大领袖，至少也得迎合一番民众情绪做出激烈反应以保全自身地位与前途。

至于台湾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与美国，只怕抱错了大腿。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来说，台湾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环节。如果大陆出兵攻台，美国不可能舍身相保、大力介入。因此在美国基本中立的前提下，”打不打得下“也不是个主要值得考虑的问题。大不了假以时日和不惜一切代价，则一定可以打得下。但是打下之后，如何治理却是天大难题。

倘若台湾仍为蒋氏专制统治之下，或战或和，都易于打交道。而今，台湾已远非香港、澳门可比。后两者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有经济自由和法治，而向无政治民主可言，民众没有多少政治参与意识，本地政治力量远未发育丰满（如彭定康临行前抛出”政改方案“，作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却为时已晚，难以贯彻，又不免为人诟病为用心虚伪：你早干什么去了！）。台湾则经开放党禁十多年来，已形成一个初显轮廓的民主架构。

假如攻取之后保全台湾的民主政体，则缺乏竞选经验且人地生疏、并可能面临民众之对立情绪的中共势力，是否构成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新党（近来又有所谓独立参选人之流）等等的对手，尚成问题。军事登陆成功而政治竞选落败并非没有可能，假如到时一怒之下（或者从一开始就”防患于未然“），转而实行长期的高压统治，岂非又回到了蒋氏的”动员戡乱“时期。这样人心尽丧，资本和人才大量外流，经济持续凋敝，民生不断匮乏，将只能指望大陆不遗余力地输血救急。驻台数十万大军、年以千百亿计的耗费，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也许还要面临极端分子誓不罢休、不择手段、不分对象的恐怖活动，造成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他们有人有钱也有枪，还有国际管道，这样的极端分子有那么几百个就足够头痛的了）。凡此种种，日久生变，更将导致大陆局势严重不稳。而究竟所图为何？　值得当局者三思。

此外常为人所忽视的是，一旦战端一开，台湾不大可能坐以待毙，正所谓困兽优斗，除在其本土抵抗之外，极有可能反击大陆后方。估计台湾当局为了避免过分刺激大陆方面，及保持弱者形像以吸引国际闲同情，而尚未曾以官方名义作出上述挑衅性的表示（近来注意到陈水扁等人在竞选中已有此类言论之苗头）。但这完全不出军事常识的范畴，台湾军方定然有此预案。不要只以为台湾那边民众久已习惯优裕的生活，不能经受战争。大陆这边何尝不是。一旦战端一开，岂止台湾列岛，我东南半壁江山，也将陷于生灵涂炭。严重的情况下，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将毁灭殆半，我五千年文化将经历一场浩劫。更不用说战争引起的国际反应对于中国未来建设的灾难性影响了。当然即便如此，在军事上台湾仍将无力回天，但对于打下台湾的代价应有清醒和足够的估计。更不用说本文特别提到的治理台湾的成本了。

在陈水扁宣布“防御性公投”以后，陈林先生看法有改变吗？陈林先生学的是公共管理，却还能花这末大力气写这末长的文章，真够认真的。

台湾的独立从渊源和现状来说都不是针对大陆发起的，是针对岛内的政治争端。要大选了，重新挑起统独问题也是意料之中。

大陆应该怎样应对呢？这一问题，文中避而不谈，不知为何？

陈林的文章意思是说：“台独是既成事实，台独分子的诉求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民主诉求罢了。统一是in terms of 经济市场的统一而不是in terms of疆土的统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对大家最好的结果是大陆承认台湾独立！！！然后，各自心无旁骛地发展自身的民主与经济。期待，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大中华同盟。这样理解和推理对吗？

不否认台独是包含一定的民主诉求。但“去中国化“算吗？

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何来台独？只有台脱，脱离中国。其实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台湾就独立了？就脱离中国了？只是个名称改变而已，不会对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局势有任何改善的地方，除非是死硬兼弱智的台独分子，否则台湾不会修改国号的，这样大陆和台湾就能彼此心照不宣，维持现状。现在中华民国最大的维护人却是共产党，真是天大的笑话，历史就是这样弄人。

只有在专制的毛时代才能“破四旧”

虽然台湾是民主社会，也只能说明“去中国化”的速度可能会慢于专制制度。但不能保证“去中国化”就不会发生。

政党为了争选票，什么都敢说啊！民主本身就是丑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