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国第一战】第41章 轻敌上阵 江拥辉白马失手 (1) -- MacArthur

[SIZE=2]当和事佬 尼赫鲁玲珑两顾

迎子弟兵 周恩来酣畅一醉[/SIZE]

（续上）

在整个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据统计，全军三等功以上的功臣共有302 724人，其中特等功臣217名，一等功臣154名，并有282名功臣获得了英雄和模范的光荣称号。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有5 953个，另有16个单位荣立集体特等功。

伟哉新中国，壮士万万千！

1954年，中国军队陆续从朝鲜境内撤出了4个军的部队。

5月，第十二军和第十五军撤军回国。

他们派出代表回到上甘岭，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告别。

在上甘岭的石壁上，刻着这样的句子：

这两支劲旅回国后，都在光荣史册上写下了新的一笔。

在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００团第二连，走出练兵模范郭兴福，他用“郭兴福教学法”，带出了一大批生龙活虎头脑灵光的老虎兵，成为名闻全军的楷模。

空军成立空降兵军时，中央军委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提供了3个陆军主力军作为备选，这3支主力军是原一野老牌劲旅第一军、原四野老牌劲旅第三十八军和原二野的后起之秀第十五军。

军委让刘亚楼从中任选一支作为空降军班底。

四野名将刘亚楼一眼就挑中了其中资格最嫩的第十五军。

“从上甘岭下来的部队”这一条，一定在刘亚楼心中压足了秤。

于是这群陆地猛虎安上了翅膀。

笔者有幸目睹过他们在天空中飘然而降的雄姿。

记得当时还吟得一首绝句：

他们成了货真价实的天兵天将！

9月，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七军先后撤军回国。

10月，杨得志接替邓华，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次年3月，李志民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1955年，中国军队继续从朝鲜境内撤军。

4月，第六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先后撤军回国。

同月，杨勇接替杨得志，继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次年10月，王平上将继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10月，第二十四军和第四十六军先后撤军回国。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志愿军全军将于翌年全部撤军返国，但因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军队放慢了撤军步伐。

1957年11月，在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毛泽东和金日成商定：

“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基本结束，将于1958年内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朝鲜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

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刻撤出朝鲜。……在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南北朝鲜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实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

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倡议，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然后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中国政府准备和朝鲜政府磋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一事。

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在内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商定撤军具体事宜。

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提出建议，将最后撤出日期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10月25日，此间，志愿军官兵还可以为朝鲜人民建设几个月。

毛泽东欣然应允。

2月1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底全部撤离朝鲜。

次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拥护自己政府的决定。

2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决定：

向志愿军致以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

在平壤修建中朝友谊塔；

各地修建所属地区的志愿军烈士墓；

建议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

举行盛大纪念活动欢送志愿军回国……

朝鲜境内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大都留在了朝鲜三千里江山之间。

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这件事本来是个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遗骨都要运回故乡入土为安。然而大家一听说毛主席的儿子也是安葬在朝鲜，没有人再有异议。

中国人民对这位有过伟大功绩犯过严重错误的领袖一直满怀深深的感念之情，除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由头。

然而毛泽东却毕生精心收藏着爱子的衣物和遗物。

按韶山风俗，逝者生前遗物，特别是衣物，都要随之焚毁。

这一次，故土情结很深的毛泽东违拗了故土的风俗。

多年后，当他又一次回到故乡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哦，赢得战争的毛泽东，痛失爱子的毛泽东……

1958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撤军回国。

3月9日，平壤6万群众举行盛大欢送会，100多名白发苍苍的阿巴吉、阿妈妮拥上主席台，将一束束鲜花献给了志愿军代表。

当他们驶入国门之时，丹东市万众空巷，欢迎子弟兵归来。

4月以后，第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军相继撤军回国。

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

21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率总部官兵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

24日，“朝鲜人民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感谢信”由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表派专人送达北京。至8月底，这封信上已有682700余人签名——这个签名人数，是当时北朝鲜人口数的2/3。

也就是说，除了婴幼儿，朝鲜北部几乎全体人民都签了字。

与此同时，志愿军全体官兵签名的“告别信”也装订成册，送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

平壤市群众隆重集会，欢送志愿军官兵返国。

25日，平壤市30万群众涌向平壤车站，欢送志愿军官兵。

那是一片鲜花的海洋；

那是一片眼泪的海洋；

不到两公里的街道，志愿军总部官兵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对比一下甲午之役仓皇退出朝鲜的满清官兵，你作何感想？

26日，志愿军部队全部撤出朝鲜境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名，随着她神圣使命的结束，成为了历史。

10月29日，首都各界群众在北京体育馆隆重集会，欢迎祖国的健儿胜利归来。北京市市长彭真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将一面巨幅锦旗献给了这些“最可爱的人”：

“你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

你们的勋名万古存！”

29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杨勇、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都回来了吗？”毛泽东问。

“是的，我们全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好，回来好啊，你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热烈欢迎你们！”

“光荣属于祖国和人民！”杨勇、王平立正答道。

当晚，周恩来总理主持盛大宴会，欢迎志愿军代表团。

那次，海量的周恩来手拿茅台酒，与代表团的每一个人碰杯。

人人都饱含热泪与自己的总理碰杯。

全都是一饮而尽。

谁也数不清总理究竟喝了多少杯酒。

最后，这位向来风度翩翩绝无失态的大国总理醉了。

许多人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总理酣畅一醉。

庆功酒醉人，胜利更醉人。

这位大国总理后来频频在国际事务中大展其雍容风采，为新中国赢来了众多的朋友，让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让新中国“打”回联合国，重新坐上了常任理事国的宝座。

这一切一切，都源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是新中国这支人民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出色表演，为他增加雄厚的底牌。

陈毅元帅快人快语，一语道破个中机关：

“抗美援朝战争让世人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说世界上有个美国不好惹，那么现在还有个中国，也不好惹！”

笔者键击至此，满孚一大白，也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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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第一战 （电子版） 37 - 55 章

[SIZE=2]当和事佬 尼赫鲁玲珑两顾

迎子弟兵 周恩来酣畅一醉[/SIZE]

（续上）

所以中共叛徒很少有人能长期在蒋先生帐下混上安稳饭吃。

包括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

被强迫送到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当然不是什么“叛徒”，但在蒋公眼里仍属“不可靠”一类人等，他们编入国民党军后一般都成了劳役队，后来又被赶到阿里山中修公路，尝尽了人间的悲凉凄苦辛酸曲折，许多人到了40岁上还无力娶亲。直到蒋经国时代台湾经济起飞，他们算是好歹分到了一杯羹，日子才有了起色。

然而隔海相望的不断思乡情呢？

80年代后，他们中许多人怀揣着血汗钱，回到家乡定居。

笔者键击至此不禁扼腕长叹。

“拒绝”遣返，是对新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传统优势的一次挑战。

勿庸置疑，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并没有成为圆满的胜利者。

志愿军战俘们大都没有踏上回归祖国之途，固然是在战场上吃了苦头的美国人想用“美式人权”对扫了自己脸面的中国人还以颜色，处心积虑地在这个原本没有任何含糊的问题上做出了许许多多让人不齿卑鄙无耻的小动作，以从政治上来抵毁新中国的恶行所致。然而志愿军战俘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屈服于敌人的淫威和高压，带着故土情结桑麻襟怀，带着一腔悲凉满腹怨恨，把农家子弟对土地的向往扔在身后，踏上了一条不回家的路，则的的确确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要知道，在战场上，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多么无畏。

要知道，除了家乡的父老亲情，待耕的土地也在召唤着主人。

然而这些昔日的勇士们，为什么在战俘营中却表现出我们国民性中的那些长期泯灭个性带来的心理盲然、逆来顺受等等弱点？为什么万余人的思乡人群竟被数百名特务叛徒所挟制所牵引？难道他们就不能象他们在战场上经常做的那样，万众一心地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形势再颠倒过来？

有人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那是在敌人的血腥恐怖中啊！

的确如此。

但为什么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中，朝鲜人民军的大多数战俘们却能始终把握战俘营斗争的主动权，最后绝大部分都争取到回归自己队伍的权利呢？

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我们这一代军人回避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在其专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曾有一段震聋发馈发人深省之言：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自身的精神素质方面的问题往往只强调优点，对于战争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则大都简单地归咎于个别人的责任，而没有从其深刻的内在社会原因进行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忽视了鲁迅早就提出的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因此，以系统的观点对于精神因素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才有利于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并能很好地为提高军队精神素质提供借鉴。

从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看，中华民族长期具有吃苦耐劳的美德，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又养成了尊重长上的习惯，这些对于当时中国兵员的基本素质在许多方面都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军事评论家曾经指出，东方的农耕社会给农民造成了不畏惧苦难与死亡、习惯于服从等特点，这本身构成了最好的士兵的素质，但是这些好的素质能否得到发挥，关键在于良好的领导和组织。这些观点还是值得参考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成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对他们只要实施有力的领导和教育，广大官兵确实都能表现出英勇和严守纪律等特点，自身的许多弱点也可以得到压制。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精神面貌上的优点，主要应该归功于革命思想的教育，同时也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就。

当然，长期的宗法社会的生活，也使人缺少独立开拓精神，加之农民文化水平低，社会经验不多，在以这种成分为主体的军队中，领导和骨干的作用如发挥得不好，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病弱也会在军队中出现，本来能够成为坚强斗士的也会变成茫然失措的弱者。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清王朝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就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各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出发，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对于兵员素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将是提高军队精神素质的重要保证。

徐焰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仗打完了，胜也好，败也罢，都不能白打。

血流过了，得也好，失也罢，都不能白流。

当兵，就要当明白兵；打仗，就要打明白仗。

新一代的中华儿女，在深化改革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千万千万要对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多一分关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民素质结构，完成我们民族健康心理的深层构建，才是我们民族真正坚强有力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啊！

新一代的中国军人，都应该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做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联合国军”方面也有拒绝遣返的战俘。

解释开始时，“北营”中留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

本来，中国方面根本没有留下对方战俘的打算，即或是美国战俘中表现进步的人，中国方面也希望他们及早回国，多一个给新中国唱赞歌的义务宣传员。直到1952年4月间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不直接遣返战俘”交中立国后，志愿军俘管部门才开始征询战俘们的意见，同时也动员他们还是都接受遣返回到自己的祖国。

然而，仍然有23名美军战俘、1名英军战俘和335名韩军战俘表示拒绝遣返。

但“北营”的解释工作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联合国军”方面来了一大堆神父、牧师什么的，来动员这些“迷途的羔羊”回到自己一方，韩军“解释”人员还带来了国防部慰问录音带，并许诺回国后可以加薪提职。

最后只有12人表示愿意回去。

留下了21名美军战俘、1名英军战俘和347名韩军战俘。

22名美英战俘在“北营”向西方记者发表讲话，表示想去中国并非出于强迫而是自愿。

这个消息给了“联合国军”方面以极大的震撼。

虽然人数很少，但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很扫美国人的面子，“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也认为，这是美国军队教育中的所存在严重问题所致。

美国战争史学者拉塞尔·韦格尔在《美国陆军史》中坦承：

一些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美国士兵竟然能同敌人合作，对此，无论美国国内与军内都出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我反省与悲哀情绪。

“我们不象美国，有特务在战俘中捣乱，我们没有，全靠战俘自己。假如在‘解释’时中途变卦，那就坏了！幸亏这些战俘们都很坚定，闯过了‘解释’关、记者采访好多关，帮了我们大忙。”

多年后，遣返委员会中方委员王迪康如是说。

这边也把这事儿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来对待。

这22名美英战俘后来都选择到中国定居，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安排了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左思潮泛滥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动员他们去了香港或回了国。

只有原美步兵第二师的一位列兵詹姆斯·温纳瑞特留在济南上完大学，在山东大学当了教授，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要经受的风风雨雨，十年动乱期间还扫过厕所拉过架子车。为此，许多中国朋友还为他愤愤不平，说咱中国人有时真差劲，当俘虏那一阵倒诚心诚意宽待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欺侮人家了，花血本培养他念完大学照样当臭苦力用。

“大家都一样，好歹是主人公。”温纳瑞特反倒还安慰人家。

直到1976年，才回到美国探亲。

“中美早该改善关系了，我走在尼克松前面，比他早来了20年！”

被中国人亲热地唤作“老温”的前美军列兵不无幽默的说。

战俘问题“解决”了，该说撤军了。

1953年10月26日，板门店又增加了一顶政治会议的帐篷。

这里说“板门店”，已经很不准确了。

因为此“板门店”，已非彼“板门店”。

谈判签字的那个板门店位于中朝方控制区内，再作为军事停战委员会址已不适宜，新的会址应该设在军事分界线上。于是经双方参谋人员勘察提出建议并经军事停战委员会1953年8月19日批准，决定以板门店东南分界线上甘岩洞为会址。

于是板门店的那栋大木屋搬到了甘岩洞。

分界线穿屋而过。

不过，板门店既已世界闻名，就只好约定俗成，继续叫下去。

于是，甘岩洞就变成了“板门店”。

政治会议要谈的是撤军问题。

停战协定第六十款规定，高一级政治会议的任务是“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在停战协定刚签订20天后——也就是1953年8月17日，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三期会议召开，在排除中、朝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应该是圆桌会议还是双边会议。

中朝政府理所当然地作出了反映。

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联大讨论朝鲜问题拒绝中、朝政府代表参加是不合理的，并指出联大有责任将有关提案与建议随时通知中、朝政府。

周恩来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没我们参加你再折腾也没戏。

至于会议形式，周恩来指出政治会议应该是一次圆桌会议，因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期限等有关问题，不仅对于朝鲜的和平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大的作用。这样的任务已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因此它不能仅由交战双方来解决和保证。

这一点，在联大的辩论中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甚至英法也倾向于采取圆桌会议的立场。

然而这毕竟要美国人点头才能算数。

美国人当然是不干的啦。

8月28日，七届联大通过了双边会议形式的决议。

9月13日，周恩来再次提出4点建议，要求除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外，还应邀请有关中立国家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参加。

9月15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再次拒绝周恩来建议。

而美国则通过瑞典连续照会中国政府，通知政治会议将于10月15日在旧金山、檀香山或日内瓦召开。

为不使政治会议拖延，中朝两国政府商定，同意与美方进行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但谈判地点应在板门店，时间应订在10月26日。

于是，10月26日，两方三国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会谈。

参加会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黄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奇石福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迪安。

一谈就崩。

美国人压根儿没撤军的意思。

跟两年多前的停战谈判一样，光议程就扯了18天。

好容易达成了议程的协议吧，会议的时间、地点、成员又成了久扯不清的问题。

谈了12天毫无进展。

11月30日，中朝方提出一个全面建议。

12月8日，美国人得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9日起要休会了，才提出了一个17点对案。联合国大会一休会，美国人立马找了个借口中断了会谈。

又没谈成。

又经过几番折腾，最后又谈到了日内瓦。

日内瓦是个圆桌会议。

1954年4月26日，美、苏、英、法、中、朝和朝鲜战争的所有参战国代表齐聚国际联盟大厦，讨论朝鲜和平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南日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提出了3点建议：

一、向北南朝鲜政府建议，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统一政府；为筹备自由选举，由南北国会各选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全朝鲜委员会的任务是拟定选举法草案，并采取措施保证人民权利和选举自由。还要采取措施发展南北交通。

二、一切外国军队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

三、有关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

这种建议当然不会为美国和韩国所接受。

李承晚最怕的就是自由选举，要那样肯定没他的戏。

美国人当然也不能走，不然他靠谁去？

也没谈成。

也是怪，民主之邦的美利坚合众国专扶植这号货色。

所以板门店那个军事停战委员会，也就在那儿摆了40多年。

今天还摆那儿哪！

不过，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如果军事停战委员会仍沿袭谈判时期惯例，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责任，则有损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权。故要求周恩来与外交部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根据外交部的报告，毛泽东于1954年11月24日致电金日成：

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 中朝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你同意上述办法，当即派现在国内休假的柴成文同志来平壤向您报告并请示，然后去开城和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商量具体执行办法。

金日成复电完全同意。

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除留一名停战委员会委员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员组成的联络处外，全部撤回。

美国人赖着不走，中国人却不能再留。

中国需要建设。

停战协定签字前后，中国军队已缩减了在朝志愿军部队。

1953年5月7日，第三十九军返国，归还东北军区建制。

7月10日，第三十八军返国。

7月下旬，第四十军返国。

这几支部队都是首批入朝的劲旅，几乎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国。

“毛主席，战争胜利都是你们志愿军的功劳！我代表全体朝鲜人民衷心地感谢你，……”金日成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继续帮助朝鲜搞搞建设！你知道，这一仗把我们的家底全打烂了。”

“那没问题！中国有句俗话：救人救到底，帮人帮到家。”

毛泽东一口答应：

“具体事情你们跟恩来同志谈。”

几天后，金日成与周恩来举行了工作会谈。

1953年11月23日，两国缔结了《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同时发表两国政府代表团的联合公报。公报宣布：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的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国政府决定于1954年到1957年4年内，再拔人民币8万亿元（注：旧币，合新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费用。

1954年3月29日，志愿军总部也发出了《关于帮助朝鲜人民恢复与重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严阵以待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财力，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支援当地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不影响正常训练、执勤、备战的前提下，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每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不得少于7个劳动日。

志愿军官兵们立刻变成了一支劳动大军。

这是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色。

后勤部门从全军口粮中拔出50万公斤粮食救济朝鲜人民。

西线后勤分部派出100多辆汽车帮助地方政府，10天内运输建筑材料60万公斤。

金城地区志愿军官兵在20多天内帮助当地村民修建起1 400多间房屋。

铁道兵部队积极帮助抢修铁路干线工程，仅3个月就修整和新建线路7公里多、车站37处、桥梁308座、全长15 000多米，使朝鲜北部铁路迅速恢复了通车；

工程兵部队也全力以赴，参与重建平壤的建设。

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为止，8年间，志愿军官兵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 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 263座、修建全长430公里的堤坝4 096条和全长1 200余公里的大小水渠2 295条。

全军各部队还节约口粮700余万公斤，救济朝鲜灾民。

……

新中国军队的官兵们，在朝鲜国土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舍身救人的罗盛教。

罗盛教是第四十七军第一四一师侦察队文书，1952年1月2日晨，他正在成川郡栎沼河边进行投弹训练时，一名名叫崔莹的朝鲜少年不慎掉入冰窟，罗盛教当即跳入冰窟，3次潜入冰水中，将崔莹托出水面。

最后一次，崔莹上来了。

罗盛教却没有上来。

朝鲜人民记住了这个普通中国士兵的名字。

于是沸流江畔有了罗盛教亭，罗盛教山，罗盛教河，罗盛教乡……

朝鲜的电影工作者专门为他摄制一部影片，名字就叫

——《沸流江上的新传说》。

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鱼水深情同样令人难忘。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朝鲜人民为志愿军运送伤员和物资，抬担架和出战勤就有30余万人次以上。其中有不少人为保护志愿军伤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上甘岭战役中，一位名叫朴在根的朝鲜农民，在护送伤员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时，毅然扑在伤员身上，自己却中弹身亡。女游击队员安玉姬为从敌人囚室中救出志愿军被俘侦察员而英勇牺牲。支前模范咸在福打开冰窟，为伤员洗净700多件血衣……

还有那千千万万个以母亲情怀爱护中国孩子的阿妈妮的故事。

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在平壤大同江大桥被志愿军工程兵部队修竣剪彩之时，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朝鲜老人将一首诗贴在了桥头展橱里：

恨当年，豺狼当道，千万黎庶死桥下。

血染大同江，泪洒平壤城。

滔滔江水，洗不清新仇旧恨。

看今朝，英雄献身，巍峨大桥立江上。

誉载大同江，歌满平壤城。

浩浩青天，书不尽中朝深情！

志愿军官兵们，在为自己曾经趴在地上的祖国挣来了尊严的同时，也赢来了泱泱大国的殊荣。

1953年10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在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举行隆重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和165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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