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国第一战】第41章 轻敌上阵 江拥辉白马失手 (1) -- MacArthur

[SIZE=2]当和事佬 尼赫鲁玲珑两顾

迎子弟兵 周恩来酣畅一醉[/SIZE]

战争结束了，斗争还没有结束。

停战协定签署6天后，艾森豪威尔挺仗义的把那份预支的甜点心给正在失落中的李总统兑了现。

8月3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来到汉城，与李承晚会谈并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草案），条约规定：

每一方都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的任何一方的进攻，无论是对目前各自管辖下的领土的进攻，或是对以后缔约的一方承认为另一方合法管辖的领土的进攻，都是危及了它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声明，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

……

大韩民国给予美利坚合众国在双方共同商定的大韩民国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美国陆海空军部队权利，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加以接受。

同日，杜勒斯和李承晚还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如果在政治会议举行90天以后，由李承晚统一朝鲜的目标还不能达到的话，“我们将准备共同退出会议”。

8月7日，美国邀集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成员国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称如果武装攻击复起，“我们将再度联合起来迅速进行抵抗”，而届时“想要把敌对行动局限在朝鲜边界之内，十之八九将属不可能”的。

这个声明属于那种架打完了再撸胳膊挽袖子拍胸脯打包票的扯淡，这一点，参加这个宣言的签署者们其实心里都清楚明白。

他们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该死的战场上来了。

就连伦敦的《观察家报》也发表评论说：“看来奇怪的是：对于李承晚的公开威胁，联合国都一直保持那样完全默不作声的态度，然而对于这种纯属‘臆测的情况（如果武装进攻复起）’，倒是毫无必要地表现得如此好战。”

然而李总统不会这样想。

李总统孩童般的自尊心很快就从这些许得过于轻松的诺言中得到了满足，觉得自己腰也壮了许多，那“北进”的口号又开始挂在了嘴边了。

8月14日，李承晚在汉城发表演说，底气很足地说：

“我们希望并且有决心在可能最早的时候北进。”

你进就进呗！

可他还要煽乎美国人：

“我相信美国会恢复战斗，以便完成共同目标。”

美国人对此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美国人失落的心境只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去寻找补偿。

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开始按预定程序解决战俘问题。

7月28日15时15分，朝鲜战争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代表中朝方面参加“军停会”的首席委员是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是朝鲜人民军的朴一莫少将和崔龙汉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丁国钰、柴成文；“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陆军少将勃里安，委员为泰国陆军少将开特卡契恩、英国陆军少将白斯汀、美国空军准将恩德希尔和美国海军少将门登豪。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和“联合国军”弗莱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瓦兹上校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并决定，从8月5日起，开始遣返战俘。

8月1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立。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茉希中将、波兰的翁格洛夫斯基少将、瑞典的格拉夫斯特鲁少将和瑞士的莱纳少将。

李承晚的情绪总算得到了某种平复，情绪也上来了。

8月3日，联合红十字小组组成，并签订《联合红十字小组工作协议》，经遣返委员会同意后，他们分成南北两组由板门店出发，去访问双方的战俘营。

8月5日，双方开始交换坚持遣返的战俘。

一群群在碧潼战俘营养得肥肥胖胖的“联合国军”战俘兴高采烈吹着口哨，挥舞着双手与中朝方俘管人员告别，踏上了归途……

一队队骨瘦如柴面黄肌瘦却高擎着国旗昂首挺胸归来的中朝战俘走过分界线，一头扑进亲人们的怀抱，失声痛哭……

9月5日，美步兵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也被遣返回国，行前，体重增加了30多磅的他高举着大拇指用汉语高呼：

“中国人，顶好！顶好！”

在行前与中朝方人员的告别宴会上，迪安将军喝得酩酊大醉，他拉着中国代表和朝鲜代表的手说：

“愿美国和朝鲜和中国永不再战！”

迪安将军酒醉心明白，这仗，可千万不要再打啦。

他对采访的记者说：

“我感到越早离开这个地方越好，征服朝鲜是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没有希望实现的使命，没有希望达到的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八０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也在这一天遣返归来，在一年多的战俘生活中，他没有穿过一天敌人配发给被俘高级军官的皮靴，始终穿着一双缝了又缝的破胶鞋——因为那是从祖国穿来的鞋。

近一米八的个头，体重只剩下80多斤，而立之年竟谢了顶。

可以想见他在战俘营中是怎么生活的。

迪安将军回国后晋衔中将，并升任美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官，1955年退出现役，安享晚年，1981年逝世。

吴成德回国后受到开除党藉的处分，并和其他经过英勇斗争返回祖国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和歧视。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后，经过全面复查，他们的政治荣誉才得以恢复。

然而这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

进行这样的对比对笔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他们为祖国的利益而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他们为祖国的尊严而战，不仅仅是在胜利时！在枪炮、棍棒和坦克包围中、在美蒋特务肆虐横行杀人如麻的暴力威胁下，他们却在集中营升起了祖国的旗帜并前仆后继地为之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个事实，已经绰绰有余地证明了他们不愧是祖国英勇的儿女。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在饱受敌人折磨之后，他们还注定要饱受自己同胞的歧视，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与摧残吗？

他们从炼狱中冲出来，却注定还要接受炼狱的灼烤。

这实在是让亲者愈痛，仇者愈快。

太痛心啦！

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的战俘交换完毕。

中朝方面交给“联合国军”的战俘为：美军战俘3579名，英军战俘945名，土耳其籍战俘228名，菲律宾籍战俘40名，加拿大籍战俘30名，哥伦比亚籍战俘22名，澳大利亚籍21名，法国籍战俘12名，南非籍战俘8名，希腊籍战俘2名，荷兰籍战俘2名，比利时籍战俘1名，新西兰籍战俘1名，日本籍战俘1名，韩军战俘7856名。

“联合国军”方面交给中朝军队的战俘为：

志愿军战俘5640人，朝鲜人民军战俘70183名。

随后，双方转入处理“不直接遣返战俘”程序。

这时，在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分界线以北的战俘营称为“北营”，尚留有359名“不直接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在分界线以南的战俘营称为“南营”，扣押着22604名 “不直接遣返”的中朝军队战俘。

“南营”中此时扣押的中国籍“战俘”人数14704人。

实际上，此时志愿军战俘剩余的人数已不足这个数字。

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争结束时，其战俘营中共关押着20905名志愿军战俘，在经伤病战俘和“直接遣返”两次交换共遣返6670人后，只应剩下14235人。而之所以多出400多人来，那是因为其中已经混入了由台湾“国防部二厅”派来“争夺反共义士”的专职特务，并在营中担任指挥。

按预定程序，这些战俘营由中立国印度部队接管，并由双方代表团对其进行为期90天的解释，此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再由政治会议处理，或由中立国将其变成平民，去他们申请去的地方。

这个“解释”，生出了诸多麻烦。

所谓“不直接遣返战俘”，就是“拒绝遣返”的战俘。

笔者之所以在“拒绝遣返”这几个字上打上引号，是因为所谓70%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完全是一场由那些道貌岸然的美国政治家们一手导演的一场政治斗争的闹剧。

毕竟，这是心态很不平衡的美国人可捞到的唯一一根稻草了。

以中朝方代表团事前的分类估计，这些战俘中真正不愿意遣返的人数，是由数百名主动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这种根本不属真正意义上的战俘所控制的3000余名原未及从部队中清理出来的原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而绝大部分战俘，是从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翻身农民，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且从中国农民对故土的依恋情结来说，内心也是不可能不愿意遣返的。

他们估计，如果打消顾虑，可能会有2/3以上的人愿意归来。

然而他们错了！

他们大大低估了这些人口贩子的活动能量。

由于这是唯一能给美国人找回几分好感觉的机会了，所以从合众国总统、国务卿、参联会主席，到陆军“心理战”机关，都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打捞这根稻草。早在将战俘们移交中立国之前，台湾和韩国的特务机关已对战俘营实行了严密的控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海恩森上校还对控制战俘营的特务和叛徒们声称：

“你们到了非军事区后，如果能保证没有一个人回到共产党那面去，就是给美国争了面子！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找印度人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你们的麻烦的。共产党代表向你们解释时，你们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尽量控制战俘少说话，只说要到台湾去。”

台湾国民党当局驻韩国大使王东原亲自通过“国防二厅”的特务头子陈建中的特务组织，指挥了这场“反共义士争夺战”。他们通过特务和叛徒们在“南营”内实行每五人互相监督和负责不动摇的“连环保”。在“解释”正式开始前，美军军官们还装扮成“共军解释人员”，让特务们组织进行两个多月的模拟演练。

谁要是流露出回国的意思，立刻就会被剖腹、活埋、焚尸灭迹。

10月2日，志愿军战俘张子龙拒绝参加反共游行，拒绝呼喊辱骂自己领袖的口号，在遭受毒打时对战俘们高喊：

“毛主席万岁！同志们坚决回到祖国去！”

特务们将张子龙剖腹挖心，强迫战俘们分食他身上割下的肉。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张子龙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直接动手完成这场惨无人道杀戮罪行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人吗？

印度兵当即抓住了7名凶手。

经审讯，证实这中间除具有战俘身份的叛徒外，还有国民党特务。同时，印度兵们还从“南营”中搜出了特务电台和密码。

“南营”虽已由印度看守部队看管，而且刚开始时也摆出了“中立”的架子，对那些在战俘营中胡作非为的歹徒，甚至还开枪放倒过几个，但美国大佬一瞪眼，印度大兵那身量立马就矮了一截，再不敢有什么脾气了。

这几个凶手被交给美国人，美国人转手就将他们送到了台湾。

在蒋总统那里，他们成了“反共英雄”。

国军那边儿尽是这样的“英雄”，要不怎么会从大陆退到台湾。

同是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印度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公允地说，当年的尼赫鲁们是同情新中国的，毕竟同为刚刚赢得独立自主的新兴国家，大家有着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益。况且，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能有这样的作为，也属难能可贵，中国人民不应该也不会忘记曾经给予过中国人民真诚同情与支持的朋友们。

然而尼赫鲁们的仗义也很不彻底——那腰是弓着的。

挤进大国的行列，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担当公正无私的判官，是尼赫鲁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他们却把这种希望，寄托在西方世界施舍的那几文钱上，因而在大是大非大关大节面前，态度总是摇摆不定，腰杆也始终硬不起来。

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兴国家，近半个世纪了，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仍然未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主角，虽常能借夹缝之便从东西方都时不时捞到诸多贷款，然而其人均国民生产值和综合国力始终不能与新中国相提并论，国际地位也远不能和今日的新中国同日而语，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们骨子里含钙量过于偏低，有极大关系。

欺软怕硬，成为印度国家政权的一大特征。

印度大兵们对“南营”歹徒们的管理，自然也始终是松松垮垮。

瞅准了这个的王东原们自然也就更加嚣张。

“指导各战俘营届时拒绝解说，一旦共干入营，即予格杀。”

王东原如是布置。

由第六十八军政治委员李呈瑞和第三十八军参谋长李际泰率领的100余名解释人员一进入“南营”，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群举着青天白日旗，戴着青天白日帽徽，唱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歹徒，嚎叫着向他们投掷石块、石灰粉甚至匕首。

那些身着美式军装的黄皮肤“观察员”们却在一旁大声叫好。

这是战俘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产生民族英雄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也是民族败类出得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且多是所谓“精英人物”，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

还有百人之众国军将领、国民党中央委员。

那会儿日本军队在关内的兵力，最高时虽有百万之众，一般情况下也就在80万左右，而象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之类的汉奸部队，竟也达到了百万之众。民族败类的傀儡部队，竟然超过占领军的总数，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中，即或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算是独一堆中的一个了。

无怪乎有人说，要没那么多汉奸，那鬼子兵哪能那么张狂？

抗战能抗八年？

有理，有理！

尽管障碍重重，在解释正式开始前，仍然有127名志愿军战俘利用各种机会冲出铁丝网找到印军，要求遣返，同时还披露了特务控制在战俘营造成的血腥恐怖。

10月9日，尼赫鲁发表演说，斟词酌句地谈到了战俘问题：

“很明显，有人曾对某些战俘进行威胁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威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不能起什么作用。那样的话，就无需要我们到那里去。整个安排将成为一幕滑稽剧。”

然而恐怖仍在“南营”继续。

由于“联合国军”方面有意拖延，解释工作从10月15日开始。

然而至12月3日就被迫结束。

其间，中朝工作人员仅进行了10天的解释，特务们不允许多数战俘出来听取解释，出来倾听解释的又大都是些叛徒和特务，一进帐蓬就又踢又叫又打又骂。有时一天之内就有10多个解释人员被打。

直至解释结束，14000余名中国战俘中，只有2000余人听取了解释，这中间，有138人当场选择了回国之路。

解释停顿后，又有200余名战俘冲出帐蓬要求回国。

最后，只有440名战俘冲出“南营”，踏上了归国路。

20905名志愿军战俘，最后踏上归国路的只有7110人。

仅占三分之一。

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大都回到了自己一方。

他们是成建制被俘的，在战俘营中的仍然保持了比较坚强有力的组织层次和政治领导，特务叛徒在那里基本上站不住脚。

12月2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一个“临时报告”，提交给了停战协定缔约双方，报告叙述了该委员会自1953年9月9日至12月23日的活动，并且指出了“南营”的状况：

毫无疑问，在接管时战俘已被完善地组成了许多集团，而这一组织形式现仍在营中保持下去。在印度看管部队接管以前即已存在于战俘中的“领导”，继续对战俘施行影响。这些战俘受到程度甚为可观的压力。在若干事例中会牵涉到暴力行为。

报告还明确指出了“南营”中的特务组织的“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控制。这一总部与控制6个战俘围场的4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55个营场的营场组织。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六十四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

报告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明确指出：

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中朝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商定解释期限应予补足。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也认为中朝方这是合理要求，表示同意。

然而美国人不同意。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夹在中间实在为难，印度、瑞典、瑞士等国就想出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方面于1954年1月20日8时50分，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一方面通过了一个“最后报告”，确认了美军蓄意扣留战俘的事实，并于2月21日宣布解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真是难为了这些骑两头马的和事佬了。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指出，“临时报告”中所申述过的“那些结论和事实不仅未为‘最后报告’所叙述的任何事物所损害，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确证。军事法庭的审判经过及提起公诉一方辩护一方证人的证词，都明白无误地说明战俘组织的存在，并暴露了战俘组织的基本性质与目的。”

反正说完就散伙，他们最后总算还是把话说了个透：

南营战俘组织及主持这些组织的“领袖”否定了关于自由选择的一切假设或妄言。……本委员会必须坦白陈述其以自己经验为基础的信念，即若不更充分与进一步地执行职权范围而认为这些战俘已自愿选择了不遣返的说法，都是毫无证据作支持的妄言。

……

本委员会已经决定：宣布解除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所必需的法律上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因而这种“解除”是不合法的。

话一说完，中立国立马就撒腿走人。

于是，“南营”中的7064名朝鲜人民军战俘被“就地释放”，补入韩国军队；14235名志愿军战俘被装船运往台湾，补入兵员馈乏的国民党军队。

然而遣返完毕了，他们的价值也就完了。

蒋介石先生一直有个很固执的政治操守观念：所有从共产党那边叛变过来的人最不可靠——他既然能叛变共产党，那也一定能叛变国民党。这样一些人，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

• 【授权转载】双石原作 《开国第一战》电子版
• 开国第一战 （电子版） 37 - 55 章

[SIZE=2]得势拿分 尹先炳意犹未尽

签字画押 克拉克心有所失[/SIZE]

（续上）

根据志愿军作战部门和卫勤部门统计和估算 ，自1950年10月25日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阵亡114084人，医院救治伤员383218人次（1953年以前非战斗负伤均计入伤员统计），其中治愈归队217147人次，救治无效致死者21679人，去掉伤员因第二、第三次负伤而造成统计上的重复数字和救治无效死亡以及非战斗负伤者，故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366000余人。

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25621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400余人外，尚有4000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

如此可以确定，加上失踪人员，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战斗损失392000余人。

除战斗损失外，医院还收治过患病住院的军民455199人次，其中314000余人次治愈归队，病亡者13210人，加上阵亡、因伤救治无效死亡等明确死亡者和失踪后估计已死亡者，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民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在152973人以上。

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民政部门又反复对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进行了多次反复调查和核实，工作极其细致认真，确认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171667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加上朝鲜人民军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朝军队共付出628000余人的兵员损失代价。

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弹药一项即达25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相当于26亿美元）。中国军队共战损坦克9辆、飞机231架、各种炮4371门、各种枪87559支（挺）。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支出。

为了最宝贵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环境，这个支出，值！

“联合国军”的数字与中朝方的统计大相径庭，而且前后不一。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曾发表了一个数字，称“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和失踪/被俘总数为1474269人，其中美军战斗伤亡及失踪人数为144360人。

1957年，在朝鲜战争中曾担任过美步兵第七师师长、后来又先后担任过美国远东战区司令官、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莱曼•兰尼兹尔上将曾在汉城对此说予以认同。

但韩国方面后来声称，这个数字包括平民的伤亡。

韩国军队报出的战损数字最为混乱。

根据美联社公开的数字，韩国方面共损失1312836人，其中阵亡415004人，伤残425868人，失踪459428人，被俘12536人。

而1976年韩国国防部战史编写委员会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则声称，“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及失踪/被俘数字是1168160人。而韩国军队的损失为984400余人，其中阵亡227800余人，负伤717100余人，失踪43500余人。

这个数字与中朝方估计杀伤韩军的数字相差不算太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认为，细究起来，韩国方面承认的最低的军人战斗伤亡约为30余万人，失踪10万余人，失踪人数中作为战俘遣返者仅7800余人。

战争期间，韩军曾多次陷入整体性混乱，其统计数字水分很大。

美国军方的数字虽然也有过变动，但相对来说前后比较一致。

据美国方面近年的数据统计，在整个战争中，美国军队共计阵亡33629人，其他原因死亡20617人，负伤103248人，被俘后遣返3746人，另外尚有8142人失踪，估计也只好归于死亡一类。

共计损失169300余人。

战史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认为，相对于韩国军队来说，美国军队这个统计数字要更可靠一些。按美国的国家体制，在死亡人数上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差错，否则如果有人没有列上阵亡名单，刻上朝鲜战争美军阵亡将士纪念牌，那么死者家属肯定会折腾，一折腾，舆论界掀起的轩然大波会让合众国政府极为难堪。

笔者与徐焰教授持相同看法。

不过对于美军的伤者数字，笔者认为或有偏低之嫌，按常规战争的一般规律，伤与亡的比例大致符合一比三的统计概率，而美军的战场救护条件较好，伤者所占比例似应更高，中国军队战场救护条件远不如美军，伤者比例似应更低。

其它国家军队损失情况为：

英 国：阵亡710人，负伤2278人，失踪1263人，被俘766人，共计5017人。

土 尔 其：阵亡717人，负伤2246人，失踪167人，被俘217人，共计3349人。

澳大利亚：阵亡291人，负伤1240人，失踪39人，被俘21人，共计1591人。

加 拿 大：阵亡309人，负伤1055人，失踪30人，被俘2人，共计1396人。

法 国：阵亡288人，负伤818人，失踪18人，被俘11人，共计1135人。

泰 国：阵亡114人，负伤794人，失踪5人，共计913人。

希 腊：阵亡169人，负伤543人，失踪2人，被俘1人，共计715人。

荷 兰：阵亡111人，负伤589人，失踪4人，共计704人。

哥伦比亚：阵亡140人，负伤452人，失踪65人，被俘29人，共计686人。

埃塞俄比亚：阵亡120人，负伤536人，共计656人。

菲 律 宾：阵亡92人，负伤299人，失踪57人，被俘40人，共计488人。

比利时、卢森堡：阵亡97人，负伤350人，失踪5人，被俘1人，共计453人。

新 西 兰：阵亡34人，负伤80人，被俘1人，共计115人。

南 非：阵亡20人，失踪16人，被俘6人，共计42人。

日 本：阵亡数人，被俘1人。

以上合计，其它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

几方面数字汇总，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方面所确认的最低人员损失统计数字是：“联合国军”的人员损失在58万人以上。而这个数字中，估计由中国军队造成的损失占2/3以上——也就是38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即使按“联合国军”方面承认的最低统计数字，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人员损失也大致相当。这在“联合国军”火力强度高于中国军队十多倍，技术条件又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情况下，仅就伤亡对比来看，中国军队具有出色和高超的战斗效能，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一点，与中国军队交过手的美军将领们是承认的。

“联合国军”方面宣布在战争中共杀伤中朝军队142～150余万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92～100余万人。这个数字是根据美军战场指挥官的观察报告累加而得到的，水分极大，大大地高估了自身的战果，也直接误导了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再低估中国军队前线兵员数量，屡屡发起屡屡碰壁的攻势，与此有很大关系。

中国军队虽然前后有190余万人的建制部队先后入朝轮战，并在战争中陆续补充兵员50余万人，但在朝最高兵力为135万余人，其中还有近2/5的兵力是属于伤亡概率相对来说很小的东西海岸守备部队或后方勤务、铁道、工程部队，不可能在承受“联合国军”如此巨大的杀伤之下，还能守住一条稳固的战线，并把进攻发展到“联合国军”阵地的防御纵深。

至于中国军队的被俘数字，那是经过逐个清点，还是准确的。

在战争中，美国军队共消耗作战物资7500余万吨，是中国军队的13倍，其中弹药一项即达330万吨，也是中国军队的13倍；开支战费200亿美元（加上间接战费为650亿美元），是中国军队的8倍（加上间接战费，是中国军队的20倍以上）。

这个花费，仅次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费。

的确是世界首富，大方，阔绰，奢侈。

也很浪费。

关于这场战争的胜败得失，多少年来就众说纷纭。

战争开始在三八线，结束亦在三八线附近。

表面上看，是个平分秋色的格局。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专家齐德学同志在其著作《朝鲜战争决策内幕》中，曾对此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笔者深以为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说得更为简洁明了：

——局部战争，有限胜利。

其实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该多听听来自对手的声音。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回国后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中国军队的战场主帅彭德怀，克拉克如是评价：

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称：

1957年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的《朝鲜海战》指出，对美国来说，“一般美国军界方面认为朝鲜战争，无论从军事上或心理上来看，都是一场损失。”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乔纳森·波拉克在其著作《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指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确实是冒风险但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场战争仅限制在朝鲜半岛，北朝鲜政权得救了。”

英国战争史学者克里斯托弗·钱特认为：

美国记者拉瑟福德·波茨的《韩战决策》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约瑟夫·格登先生描绘了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美国：

多年后，一位当时正在北京功德林中接收改造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在说起朝鲜停战谈判签字时，由衷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我是在那个时候才被共产党俘虏的。”

1953年7月3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在平壤举行隆重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将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

次日——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日，志愿军总部在桧仓的地下石洞礼堂举行了盛大舞会，庆祝停战谈判签定。

志愿军文工团的女战士们为大家伴舞。

一向不跳舞的彭德怀破例出现在舞场。

公安第一师文工队的一位姑娘走到彭德怀面前：

“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

“我不会跳舞，我们手牵手走一圈行不？”

彭德怀从来铁板一块的脸上难得地堆满了慈祥的笑容。

一老一少手拉手走进了舞场。

大家都停止了跳舞，饱含着热泪热烈地为自己的统帅鼓掌。

我们不就是在为了她们在打仗吗？

一个多月后，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代表一个因他和他的战士们而变得更加伟大的民族，向全世界宣告：

多年后，几位中国青年写过一本《中国可以说不》，走红一时。

这个“不”，是批判的武器，据说有美国人惊了一诧。

其实，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彭德怀和他的士兵们，就曾用枪炮和子弹，用刺刀和拳头，在把山姆大叔狠狠地掀了个跟斗的同时，大声地说了声：

“不！”

这个“不”，是武器的批判，因而更尖锐，更厉害。

也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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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第一战 （电子版） 37 - 55 章

[SIZE=2]得势拿分 尹先炳意犹未尽

签字画押 克拉克心有所失[/SIZE]

（续上）

想想就明白，蒋介石对这个停战的结局也不会满意。要是朝鲜停战了，自己在美国人眼中的行情就要看跌。前几天，为了呼应李总统的反停战行动，蒋总统刚在福建前线的东山岛搞了一次“大动作”，可惜被那个号称“小叶挺”的叶飞迎头一记重拳，给打了个鼻歪眼斜。这会儿要签字了，蒋总统让保密局派个把特务混在记者群中到板门店来搞点轻车熟路的暗杀，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别看蒋总统打仗不行，玩这个，那本事是一套一套的。

双方都不放心这二位爷。

7月2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就此问题达成谅解并商定，于7月27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当日，中朝代表团发表公告：

根据协定，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和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即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22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而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他条款，亦一律于停战的同时开始生效。一切军事力量、供应和装备将于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内从非军事区撤出。

剩下的事情就是这字在什么地方签了。

根据1951年10月23日双方在协议中的规定，“中朝代表团方面负责供给适当的共用设置，以作双方代表团、会议场所之用，并负责会议室内之布置。”

停战谈判的签字大厅由中朝方面承建。

这时，国内一批建筑工人正在为志愿军代表团修建办公地点和宿舍，于是由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李相朝少将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秘书长朱然上校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在一夜之间，建起了一座组装式木屋。这座木屋大厅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的大厅，宽敞明亮，正面朝南，凸字形的突出部分位于北方。

大厅正面入口处画着两个巨大的蓝白相间的和平鸽。

和平鸽嘛，就是和平的象征。

可克拉克不干了。

签这种字，克拉克的心态本来就不平衡。

既然艾森豪威尔都点了头，这签字的大原则，是没什么说的了。

这个字，克拉克是再不想签，也得签！

合众国陆军上将这会儿就象那老北京人嫁闰女，要挑礼儿啦！

克拉克一个电话打给哈里逊，说这和平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除非把它撕掉，否则“联合国军”代表绝不会出现在签字会场。

得，撕掉就撕掉，要不人家不下轿。

7月27日上午10时，克拉克向“联合国军”全体官兵发表停战祝辞，声称签署停战协定并不意味着和平，只不过是“停止敌对行动”。

要签字的克拉克，整个一个蒙着红盖头的美利坚花花公子。

别扭！

无独有偶，“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威廉·哈里逊也挑了一礼儿。

双方在核定文本时，这位陆军中将坚持要将自己名字的中译名译作“海立胜”，而不是哈里逊。

他是军人，看中的是那个“胜”字。

可那个字儿管用吗？

两位美利坚军人，怎么尽把中国人那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顽劣形态，学得这么微妙微肖？

耐人寻味！

7月27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到来了。

上午9时，专程来采访这个世界头号新闻的无冕王们呼拉拉地一下来了200多人，三五成群地跑来跑去，到处追着双方的新闻联络官探内幕套材料，都想多多地为自家那报纸多凑些花边。

毕竟这新闻尺码太大了。

大厅里布置得很是庄重。

中朝军队代表入西门，“联合国军”代表入东门。

对等，这没啥说道，也没什么败北不败北的嫌疑。

里面的东西陈设也是对称的，以示平等。

签字桌也是东西各一张，方桌两则伫立着各自的助签人员。

西边，桌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

东边，桌上立着联合国旗。

朝鲜停战协定及附件的签字文本也是对等的，有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为中朝军队准备的9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联合国军”准备的9本用印有联合国徽记的蓝色装帧。3种文字均经双方核定，一字不差。待完成正式签字后，双方各保存一份（中、朝、英文3本），另一份（中、朝、英文3本）由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掰活到这儿，笔者觉着挺有意思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不被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国承认，这会儿要签字了，李承晚那“大韩民国”上不了桌，却得由联合国这个大块头与他的冤家对等言和，签字画押。

这种“对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对等。

实在是让人觉着这世道多多少少有点拿美国人开涮的意思。

所以自朝鲜战争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联合国军”了。

就是海湾战争，名义也只能是“多国部队”。

联合国也丢不起人啦！

9时30分，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各8名佩带袖章的安全军官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伫立守卫。

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也分别从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时整，双方的主角出场。

中朝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身着笔挺的军礼服，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哈里逊一起，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签字的会议桌前就座。

两位首席代表分别在本方助签人员的协助下，在为自己一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之后，由助签人员同时交换9本，再在对方交来的9本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再之后，助签人员将这9本停战协定文本带回，速交本方司令官签字。

10分钟后，签字结束。

按约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

此刻，是1953年7月27日10时10分。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把此前和此后的发生的两个故事作一比较。

先看此前的故事。

1943年11月18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受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邀，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参加同盟国四强首脑会议。

然而，当蒋委员长赶到开罗时，却发现少了一巨头——斯大林。

原来，斯大林竭力反对中国进入四强，而罗斯福则力主中国进入四强，双方相持不下，于是只好把四巨头会议变成了两个三巨头会议，中美英首脑在开罗集会，苏美英首脑在德黑兰集会。

斯大林原本准备让外交部长来装装门面，事到临头，也不来了。

蒋委员长很没面子。

而这接下来的23日晚上，罗斯福总统与蒋委员长所进行的一段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谈话，就不光是蒋委员长个人有没有面子的事情了：

蒋先生这话说得委实让人费解，就算你自度能耐不济，管不了废不废除天皇制度的那摊事儿，你不会保持沉默么？你那么急于给人家递馊点子表现你的慷慨与大度是干吗呀？

这身骨头是不是也太轻了点？

还有哩：

这是实话，委员长有委员长的难处。

然而罗斯福仍然亲亲热热地往委员长身上贴：

这是干吗，这是干吗？送上门来的果子不吃白不吃呀？甭说去把鬼子们该着咱中国人的欠债全都收回来，就是让国军弟兄们在东京大街上昂首挺胸甩着正步威风凛凛地走上几回分列式，也算能为中国人多少找回点感觉来吧？

唉，委员长啊委员长，让晚生说你什么好呢？

我的天，委员长小器时小器得象个斤斤计较的守财奴，大方时大方得象个富可敌国的大财东，就这么一下，琉球的主权就奉送给了美国人一半。

而且最后连另一半也没保住。

罗斯福当然要高兴，蒋委员长有这样高的姿态，他和丘吉尔在商讨中美英协力对日作战问题时会少掉很多麻烦——即或是精明如罗斯福这样的政坛老手，一说到要和英国人谈买卖都有几分发怵。

罗斯福当然要失望，如果委员长有那份儿收回香港的雄心，他会从中斡旋，迫使英国人让步。这样一来，亚细亚洲将会成为美国人的独家天下——事实上后来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不过委员长自己不上劲，他也没脾气。

当一个大国之君，委员长确实很有些勉为其难。

后一个故事就没那么多废话了，要简单得多。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英国佬生出的麻烦事儿也不少，一会儿是坚持要求续约，一会儿又是什么“主权换治权”，双方言来语去相持不下之时，中国人只轻松地回敬一句话：

“你们可以按马尔维纳斯的办法解决嘛！”

这就够了——不列颠绅士立马哑然。

邓小平说得很干脆：

“香港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但即使谈不成，也要收回。”

那意思很简单：谈得成文收，谈不成武收，出了乱子顶着乱子收，有人闹腾压着闹腾收，反正得收。之所以还跟你大不列颠谈判，那是给垫个台阶，同时咱也少些麻烦，留着脸面儿大家还能来来往往做做买卖不是？你可别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现在可不是中国人要看你大不列颠的面子，而是你大不列颠得瞅中国人的脸色，懂吗？

故事的结果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已经看到了。

这两个故事的中间，就是这个关于板门店的故事。

3个故事都处在各自的历史横断面上。

把它们用历史经纬线穿起来，想想看，说明了什么？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1997年7月1日0时0分那个举国欢腾庆祝香港回归的盛况，正是1953年7月27日10时10分循历史发展规律运行到彼时彼刻的必然结果。

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板门店签字后，双方军队司令官也陆续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7月27日，在汶山的帐蓬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的文本上签了字。

签完字，这位“联合国军”主帅怅然叹道：

“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

同日，南日大将携停战协定文本赶往平壤首相府。

当晚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对于他来说，战争始于三八线，如今又回到了三八线。

也是个不坏的结局。

当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联名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

“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当晚21时45分，分界线上枪炮声大作。

五颜六色的照明弹、曳光弹满天飞舞，把满山遍里照得一片通红，所有的人都拼命地把子弹袋里的子弹往枪膛里装填，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再享受一下硝烟的刺激。

这不是打仗，是松驰前的发泄。

22时整，枪炮声戛然而止，万籁寂静。

转瞬间，夏夜的凉风将阵阵蝉鸣蛙叫送到人们的耳中。

和平，来到了。

来得真容易！

来得真不容易！

至此，历时3年又一个月的朝鲜战争和历时两年另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

彭德怀是最后一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实现停火后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7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次帅的陪同下来到开城，下榻在来凤庄，并先后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驻开城前线部队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以及中朝代表团为庆祝停战举行的盛大宴会。

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他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彭德怀之所以最后一个签字，是因为心中亦有不平气。

作为军人，作为大军统帅，他觉得太便宜了对手。

“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他在自述中如是写道。

彭德怀怀中的九九是，再战3至6个月，再打3至5次攻势、把战线南推六七十公里，然后再撤回“三八线”，退让地区作为缓冲区，设特别委员会，允许南朝鲜共同管理，结果将更为理想。

邓华的想法也是一样：

“要是再打上半年，情况会大不一样！”

7月27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

公报称：

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战绩为：

毙伤敌671954人，俘敌46088人，劝降435人，共计718477人，其中美军29000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缴获敌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

这是一个丰硕的战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果统计方面的严肃性是有口碑的，即或是对手，也常有称道之语。孟良崮战役攻占孟良崮后，因清点战果时发现了尚有万余人漏网，粟裕即令部队重新投入战斗，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部全歼，就是一例。在军委作战局工作过的张清化、雷英夫等老同志也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统计的准确性非常重视、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淮海大战时曾为歼灭黄维兵团的骑兵究竟是一个营还是一个团就不厌其烦地往返电报与参谋人员反复核实。

毕竟这关系到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也必须认真核实。

然而在朝鲜战场上，双方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阵地战状态，任何一方绝对控制战场缴获对方全部挡案的情况都很少，除俘虏人数外，对对方的杀伤数字只能靠估计和推测——在使用远射程攻击武器时尤其如此，所以双方战果统计数字出现误差都是难以避免的。

笔者认为，中朝军队对歼灭美军的估计数字可能偏高，战争期间，美军共动员20个建制师共283.4万人的兵员，其中先后有8个步兵师和一个海军陆战师被派赴朝鲜，加上陆续的兵员补充，累计共有120余万人参战，兵力最高时亦有58万之多，但在朝保持的地面部队人数最高时也只有40余万人（韩军最高兵力达到64万余人）。而对韩军的估计数字可能偏低，韩军不易捕捉，败阵后即化装四散奔逃，往往统计数低于其实际损失数——战争初期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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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画押 克拉克心有所失[/SIZE]

要停战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瞅空子抓挠一把。

在杨勇第二十兵团金城发起大反击之前，第二十三军军长钟国楚、政治委员卢胜盯上了石岘洞北山。

这个高地，第三十九军在一年前曾经打过，而且打得很成功，全歼美步兵第四十五师第一八０团一个加强连。因当时不具备坚守的条件，吴信泉抓了一把见好就收，迅速撤了下来。

第二十三军接手一线防务后，也瞅好了这个山头。

瞅好它，不是因为这是什么险关隘口，通衢要冲。而是因为这上面是美步兵第七师的美国兵，可以就着这个高地，跟美国兵交手过招练兵，打击美国兵的士气。

当然也是怕将来回国没什么可说道的。

人家要问呀，你们是三野主力，去了一趟朝鲜，打得如何？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第二十三军来得晚，没打上大仗。

打法就是反复争夺，攻上去抓一把——打反扑再抓一把就走——再攻上去抓一把——再打反扑再抓一把就走……

最后抓完一把就不走了。

中国军队官兵们称这样的打法叫“玩猴子”。

3月6日晚上，第六十七师第二０一团先抓了一把。

这是一次偷袭，第五连一个连队投入战斗，10分钟解决战斗，歼敌一个排又一个班，毙53人，俘3人。

干干净净利利落落漂漂亮亮风风光光。

准备23日再打，军参谋长饶惠谭21日亲自到前沿观察，看好地形，作出部署。

回到军部，却被一架美军夜航机炸中了住室，不幸牺牲。

这是中国军队在朝鲜牺牲的4位军级指挥员之一。

另外3位是病故的第六十七军代军长李湘、遇敌空袭牺牲的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和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

结果23日那天炮兵和步兵都打得特别凶狠。

军长钟国楚把支援炮群数十门火炮的齐放数字加了一倍，向这个连排级的阵地上倾倒了数千发炮弹。步兵攻击部队还是第二０一团那个第五连，紧紧撵着炮火扑上高地。

一个小时，将敌人3个排又两个班100多人悉数击毙。

只抓了7个准备套情况的俘虏。

4月17日，还是那个第五连和第四连配合，又扑上了去。

这回解决了一个加强连。

然后连续打了两天反扑，歼敌1000余人，撤出战斗。

这是逐渐扩大战斗规模，取得经验。

7月6日，钟国楚决定要稳稳当当地当当这个高地的地主。

不过这一次却比哪一次都难打了。

中国兵们老是到这儿来抓一把就走，美国兵的警惕性也提高了不少，守军从一个加强连增加到了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火器连，还构筑了大量火力发射点和盖沟，设置了6道障碍物。

这个高地，美步兵第七师师长阿瑟·特鲁多少将是势在必保。

然而第二十三军军长钟国楚仍然是势在必得。

也必须势在必得——要停战了。

这一次，第六十七师师长刘春山准备投入了第二００团4个连，第一九九团6个连、第二０一团3个连共13个步兵连，在军、师炮群30个炮连90门火炮和独立坦克第四团16辆坦克配合下，来一次大动作，夺占并巩固石岘洞北山阵地。

攻击部队和前几次一样，只用一个连——第二００团第六连。

其余12个连队全部准备用于打反扑。

除了炮火和坦克这类新家伙，钟国楚和他的战士们还有老法宝——他们在石岘洞北山山腰部距敌障碍物仅120米处，打了一条102米长的屯兵坑道。这条屯兵坑道有7个出口，可容纳一个加强连，还可屯积有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急救包等。

既可突击进攻，又可坚守防御。

还有强大炮火。

这仗，中国兵是越打越有信心。

7月6日深夜，大雨滂沱，雷声阵阵。

第二十三军支援炮群近百门火炮突然开火，独立坦克第四团的坦克群也前出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把石岘洞北山炸得乱石横飞，雷声炮声响成一片，煞是壮观。

3分钟后，敌阵地上每平方米的平均落弹已不少于一发。

相当于把石岘洞北山翻了个个儿。

第六连在连长陆昌荣带领下，分3路向高地上猛扑。

美步兵第七师的兵们这会儿表现也很是不善，纷纷从暗火力点里用机枪、喷火器猛烈射击，特别是喷火器，在阵地前燃起了一堵堵火墙，把冲击道路封得死死的。突击排第一排连续派出几名爆破手，都在路上伤亡了。

这时候，一个名叫许家朋的战士冲了上去。

这是第九连第二排配属过来的一个兵。

他并不比前几个运气好，刚跑两步，就被机枪打断了腿。

然而许家朋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在泥泞的地上继续向前爬。

身后是和雨水混在一起的血水。

他爬到火力点旁，用牙咬开导火索，把炸药包塞进了射孔。

一翻身滚到了一边。

然而没有期待的爆炸声传来。

雨水浇湿了炸药包，雷管受潮失效，炸药包没响。

许家朋一咬牙，又爬了上去，双手抓住打得通红的机枪管，想把机枪夺过来。

然而身负重伤的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许家朋一纵身，将整个身体压了上去。

又一个黄继光。

发了狂的陆昌荣亲自抱着炸药包往上冲，接连打掉了3个火力点。然而领着全连与敌人白刃格斗，很快扫清了表面阵地和退入坑道的残敌。

一小时后，3颗绿色信号弹升起在空中。

许家朋成为第二十三军级别最高的战斗英雄，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特鲁多少将当然不会随便就善罢干休。

第二天，艰苦的打反扑战斗就开始了。

这一次，独立坦克第四团的坦克手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头天晚上，他们先是以直瞄射击摧毁了许多火力点，然后转移火力，成功地压制了石岘洞东山美步兵第七师坦克群，掩护第六连夺取了高地。

然而后撤时，排长杨阿如的215号坦克却陷入弹坑，无法拖救。

杨阿如也很沉得住气，他让驾驶员把马达声逐渐减小，给敌人造成一种坦克逐渐远去的错觉。然后就地用树技、黄泥什么的把车身给伪装了起来。

也是歪打正着，这一出事儿，也给他们带来了机会。

第二天，美步兵第七师的坦克从石岘洞东山冲出来支援步兵向石岘洞北山反扑，而这边出动支援的3辆坦克却在途中陷车，不能前进，眼瞅着就要成为敌人坦克的靶子了。

这当口，杨阿如冷不防开了炮。

这当然一打一个准儿啦。

不到5分钟，敌人坦克就被打毁了两辆，还有一辆冒着火跑了。

这还不算，杨阿如把炮口一掉过来，又把东山上敌人的4个地堡和两门火炮给掀翻了。

抓紧这个功夫，那三辆陷坑的坦克也被拖了出来，冲到了东山下，连连向东山上射击，一会儿功夫，就掀翻了东山上20个地堡、5门火炮和一辆坦克。

这一次，美七师第三十一团折腾了整整一天，全无进展。

215号坦克在工兵的帮助下，也驶出了弹坑，在9日的战斗中，又在11分钟内击毁敌坦克两辆、火炮两门、地堡20多个。

一直到第二十三军最后巩固阵地，独立坦克第四团的坦克手们共击毁敌坦克8辆、击伤4辆，击毁机枪巢14个、地堡26个、小口径炮18门。

215号坦克成了志愿军坦克部队的状元，被命名为“人民英雄坦克”，排长杨阿如也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曾经有一部国产故事片《英雄坦克手》，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7月8日后，第一九九团、第二０一团相继投入战斗。

特鲁多少将陆续投入营连规模的兵力，在数十架次的战斗轰炸机掩护下，轮番冲击石岘洞北山，并于11日一度夺占阵地，但都被在强大支援炮火掩护下的第二十三军反击了下去。第六十七师潜入敌后的炮兵观察小组还及时引导炮火打击前来支援的敌人。10日白天，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满载援兵的20辆卡车向前沿开来，被这个观察小组发现后，及时呼唤来火箭炮兵两个“喀秋莎”营的炮火，连打两个齐放，把它们全打瘫在路上。

12日，美步兵第七师终于打不动了，也不想打了。

他们想回家了——停战谈判要签字了。

第二十三军与美步兵第七师反复争夺6天5夜，杀伤敌人3507人，终于巩固了石岘洞北山阵地。

“中国人不惜动用主力部队的决心同联合国军方面不愿冒生命危险去攻打战斗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无可奈何如是言。

你们是军队啊，你们到朝鲜是干什么来的？

怎么这么窝囊？

第一军军长黄新廷运气不太好。

第一军是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军”，很能打仗的部队，彭德怀转战西北时的看家本钱。可是到朝鲜来了后运气却不太好，先是在西海岸蹲着准备反登陆，等来等去等伤了心还什么也没等到。后来又到朔宁那边儿跟韩军第一师耗着，没捞到什么大油水。只是在6月底7月初那几天，在韩一师据守的朔宁东南的198.6高地、水郁市西北无名高地和笛音里西北山最后泄了一把火，一来二去，零敲碎打，5天6夜，打发韩一师5200余名官兵做了冤死鬼。

他们要来得早，绝对能唱一台好戏。

你想想，这是后来出“硬骨头六连”的部队呀！

其实说起来，尹先炳比黄新廷还没运气。

这支老牌劲旅是当时中国军队里唯一的一支合成军，按毛泽东的指示，军部是按“陆海空联合指挥所”建设的，除了原装的红军老底子主力部队外，还辖有高炮师、铁道兵师，师里都辖有坦克团，原来是准备在克拉克两栖登陆时跟他玩一把的。后来克拉克不来了，他们才紧赶慢赶从西海岸赶上来接手第一线防务。在老首长杨勇领着第二十兵团那帮晋察冀子弟兵在金城以南大打出手的时候，他们到第一线的时间满打满算也才个把月。

这个把月里，尹先炳们也就只能小打小闹玩点冷枪冷炮啊，小分队偷袭啊等等土八路的小把戏，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开几辆坦克出去偷袭人家的炮车、坦克的车场。

然而那边却吓得够呛，赶紧把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的美步兵第三师换下去，把整补后的美步兵第二师和荷兰营换了上来，还在板门店唠唠叨叨地说中朝方对谈判没有诚意，把一个装备好、训练有素的老牌劲旅给调到分界线中段来，不是想大打又是什么？

得，这下弄得尹先炳直后悔，当初别那么着急去折腾人家，消停点不好么？没准儿志司就把金城那边的买卖弄到我这边来做喽！

没办法，那就从小买卖做起吧。

7月17日22时30分，尹先炳的“小买卖”开了张。

对手选了美步兵第二师第三十八团一个连据守的527.7以南无名高地，攻击部队是军里的头号老资格——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六团第九连——声名赫赫的红九连。

尹先炳是合成军军长，炮火当然大大的阔气。

他组织了八二迫击炮以上的火炮83门，精确计算确定诸元，分配目标，5分钟的火力突袭，就把表面阵地上的明火力点悉数摧毁。连长田敬堂、政治指导员王留锁带着一群饿老虎嗷地一个冲锋打上去，破铁丝网，消灭暗火力点，20分钟左右，守军美步兵第三十八团第三营Ｈ连就全连覆没。

美二师又上来一个连反扑，被兜头打了个落花流水。

红九连立马撤了下来——尹先炳这是摸底。

底摸了，尹先炳觉得美国军队也就不过尔尔，除了火力强、阵地坚固、反应和协调较好外，其它也就平平，相当于国民党的二流部队。

19日，第一三六团换上第十连——第十六军合成化后每个团有12个步兵连队，乘荷兰营Ａ连上来换防之机，隐蔽接敌，打了荷兰鬼子们一个措手不及，30分钟解决战斗，包了敌人的饺子。

第十连也撤了回来——尹先炳不想当小地主，想当大地主。

21日，第三十二师第九十四团第七连一个加强排，暗施杀手，将248.8高地的韩军第二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二连一个81人的加强排给解决了，时间也是不到30分钟。

小买卖挺赚的。

这下尹先炳再不想打小的了——没意思。

他想步老首长杨勇的后尘，再打一个大反击战。在全军的防御正面，组织一次步、炮、坦克协同的大动作，将战线前推20公里，直捣铁原飞机场，拿下那个“八国联军指挥所”——这是尹先炳给美第八集团军前指取的诨名。

要当就当“大地主”！

就在尹先炳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的时候，志司杨得志副司令员打来了电话。

“杨副司令，我们正在准备，大家都嗷嗷叫哩！”

政治委员陈云开得意洋洋地报告。

“老陈，算了算了，敌人在板门店哇哇叫，要签字啦，我看你们就停下来吧，别打啦！”

“我们已经……”陈云开一急，嗓门儿也大了。

“别说啦，24日最后校正军事分界线，你们服从命令吧！”

“是……”陈云开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正伏在桌子上审阅反击作战决心图的尹先炳把手中的红蓝铅笔狠狠地往桌子一摔，破口大骂：

“美国佬，你啷个老是跟老子过不去嘛！”

尹先炳的“大地主”梦，破灭啦！

在第二十兵团的金城反击战进行期间，正面战线的志愿军各军和朝鲜人民军各军团，也积极配合作战，共对敌连以下目标进攻27次，连同打敌反扑，共歼敌17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金城方向第二十兵团部队的作战。

整个夏季反击战役第三阶段作战，中朝军队共计毙伤俘敌78000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一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0余支，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伤亡33253人。

敌我伤亡对比为2.3：1。

夏季反击战役，是中朝军队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实施进攻的战役。交战双方先后投入作战的兵力：志愿军为10个军、朝鲜人民军为两个军团，“联合国军”为18个师。战役持续两个半月。中朝军队有计划地实施了三次进攻，共进行大小进攻战斗139次。最后实施的金城战役，一举突破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入敌纵深最远达15公里。整个夏季战役共计毙伤俘“联合国军”官兵123000余人，改善了中朝军队阵地，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

回溯1951年“联合国军”发动“秋季攻势”时，“联合国军”在中朝军队在工事不坚、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发起猛烈进攻，一昼夜的前进速度平均不足一公里。在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进攻43昼夜，仅占去前沿两个班的阵地，最后还为中国军队收复。而在中国军队这次金城以南进攻作战中，面对韩军4个师的坚固设防阵地，中国军队仅21小时即前进9.5公里。

两相比较，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这次战役，也显露出，一直拖着中国军队后腿的的后勤供应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次战役，志愿军先后参战的部队10个军53万余人，火炮4000余门，其中第三次进攻参战人数24万余人，1360余门火炮，消耗各种作战物资3万余吨，仅第三次进攻消耗弹药一项即达19000余吨，进攻开始时一次火力突袭就消耗弹药1900余吨，相当于运动战期间第一至第五次战役消耗弹药总和的2.2倍。

洪学智，功莫大焉。

“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他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要是不和，汉城就有可能落入朝鲜人民军之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很骄傲地说：

“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毛泽东说得对！

中国军队的阵地战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水平，对于这支军队发展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由只能进行技术水平较低的中国型的近代化战争，进入到了可以进行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的阶段。

把准备削弱的对手给打强大了，这不管是对于杜鲁门麦克阿瑟李奇微来说，还是对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泰勒来说，都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总而言之，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这仗，实在是不该打！

哈里逊的书，这会儿也背完了。

7月16日，哈里逊终于结束了“小学生”的使命：

7月19日，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把“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威廉·哈里逊对实施停战问题的所作的保证公诸于世。

7月22日，双方商定，再次校正军事分界线并于7月22日确定了最后军事分界线。

同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发表正式声明：

7月24日，双方代表对最后军事分界线予以确认。

这次校正表明，较之于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校正的军事分界线，中朝军队共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杜鲁门也真是的，那会儿要签了字，不比艾克更有脸面儿？

不过双方为怎么签字也费了些思量。

双方都担心那个李承晚气急败坏之际象“就地释放”战俘那样，再折腾些什么动静出来，这个老家伙之所以接受停战，一是因为被中朝军队打了个鼻青脸肿，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连哄带吓带塞甜点心。这会儿要停战签字了，那老小子没准儿就要跳出来再弄出点事情——比如对赴签字会场签字的任何一方司令官进行袭击，然后嫁祸于另一方，让两边不得不再打起来。

这可比什么“就地释放”要凶狠得多。

另外还有台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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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第一战 （电子版） 37 - 55 章

[SIZE=2]年少志高 韩德彩擒来王牌

心明眼亮 侯书军斩得夜贼[/SIZE]

（续上）

从6月中旬到7月27日止，志愿军空军共战斗出动117批994架次，其中39批次与敌机发生空战，共击落敌机25架、击伤5架。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21个团，轰炸航空兵2个师3个大队，784名飞行人员，59733名地勤人员参战。参战期间，航空兵部队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有373名飞行员开过炮，212名飞行员击落或击伤过敌机。共击落“联合国军”（主要是美、英军）和韩军飞机330架，其中：

F-86“佩刀”式喷气式战斗机211架；

F-80，F-84喷气式战斗轰炸机72架；

F-94、FMK-5、FMK-8、FMK-24、F-51、B-26、B-29等47架；

击伤F-86、F-84等95架。

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其中：

米格-15比斯喷气式歼击机112架；

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12架；

拉-11活塞式歼击机3架；

杜-2活塞式轰炸机4架；

被击伤米格-15、米格-15比斯喷气式歼击机、杜-2轰炸机、拉-11活塞式歼击机等151架。

志愿军空军共牺牲空勤人员116名，其中团级干部11名，营（大队）级干部9名，连（中队）级干部14名，飞行员82名。

对于刚登上空战舞台的新军来说，这是一个堪称辉煌的战果。

更不要说从此打出了一个世界空军大国。

志愿军防空高射炮兵部队和探照灯部队共击落（照落）敌机413架，击伤敌机1559架。

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也战果辉煌。

整个战争期间，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取得如下战果：

歼击航空兵：战斗出动63000余次，其中团以上编队出动818次；实施编队空战1400余次，共有2820名歼击机飞行员参加了昼、夜间空战，击落敌机1106架，其中夜间击落30架。

击伤335架。

防空高射炮兵：击落敌机212架、击伤10架。

两者相加，共击落敌机1 318架、击伤345架。

其中F-86“佩刀”式战斗机650架。

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损失米格-15、米格-15比斯歼击机345架，牺牲飞行员120名，其它人员损失179人。

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也打出一大批王牌。

排名第一的是第三０三歼击航空兵师第十七团副大队长Ｈ·Ｂ·苏佳金大尉，整个参战期间，他战斗起飞149次，空战66次，击落敌机23架，其中F-86“佩刀”式战斗机15架。

他还创造过月击落敌机的纪录：5架。

按美国标准，他是“四料王牌”。

居第二位的是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兵师第一七六团团长Ｅ·Г·佩佩利亚耶夫上校，他战斗起飞108次，击落敌机19架。

佩佩利亚耶夫还保持了苏军的空战胜率第一：平均一次战斗出动就击落敌机0.19架。也就是说，每战斗出动5次，远东空军就有1架飞机要栽在他手下。

他还干了一件更牛的活儿——把一架负伤的F-86“佩刀”式喷气式战斗机迫降在中朝方控制地区。

Д·П·奥西金少校和Л·К·舒金大尉以击落敌机15架的纪录并列第三。

Ａ·Ｍ·卡列林上尉击落B-29战略轰炸机5架。

另外还有9名苏军飞行员战绩在10架以上。

他们是：

Ａ·Ｃ·博依采夫、Г·И·格西、Ｃ·Ｍ·克拉马连科、Ｍ·И·米欣、Г·У·奥哈伊、Г·И·普洛夫、Д·А·萨莫依洛夫、Ａ·П·斯莫尔奇科夫、Ｃ·П·苏布博京。

战争中，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第二任军长Г·А·洛博夫空军中将和22名飞行员成为“苏联英雄”。

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共有51名飞行员击落5架以上敌机，成为王牌。

这里给出远东空军公布的战损数字。

据美国官方发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公布：

战争期间，远东空军战斗出动720980次，其中：反航空兵活动66997次，空中封锁交通线活动192581次，近距空中支援57665次，运输物资181659次，遂行其它各种任务220078次，投掷和发射弹药476000吨弹药。海军航空兵战斗出动107303次，其中反航空兵活动2096次，空中封锁交通线活动47873次，提供近距空中支援32482次，运送物资6578次，遂行其它任务13848次，投掷和发射弹药82000吨。其它国家空军投掷和发射弹药20000吨。

“联合国军”航空兵部队在整个战争期间战斗出动1040708次。

远东空军共损失飞机1 466架，海军航空兵损失飞机368架，其它国家空军损失152架，共计1986架。但远东空军承认的空战损失只有147架，其中F-86“佩刀”式战斗机78架——这个数字与中苏朝方的统计数相差近10倍。

数十年后，英国伦敦皇家战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乔恩·哈利迪曾经就此采访过苏美双方的有关人士，美国军方人士曾坦言：

“我们损失的飞机要比击落的多得多。”

后来还给出过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字——3350架。

远东空军承认空中战斗行动中的人员损失为1729名，其中死亡1114名，负伤306名，失踪后归队30名，被俘后遣返214名。在地面活动中的人员损失为112名，其中阵亡36名，负伤62名，失踪后归队8名，被俘后遣返6名。

被俘遣返人员中包括第五航空队大队长瓦克·麦·马胡林上校、副联队长小安德烈·杰·爱文斯上校和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上校。

远东空军承认，在整个战争期间，美远东空军总损失在20个联队以上，平均每年的损失7～8个联队。

共击落中苏朝空军飞机976架。

这个估计与中苏朝空军自己统计的被击落击伤的累计数相去不算太远。

美远东空军有40名飞行员具有5架以上战绩。

高居榜首的是第五十一联队第十六中队小队长约瑟夫·Ｃ·麦肯康奈尔上尉，他战斗起飞106次，击落米格飞机16架，人称“三料王牌”。

不过这家伙在1953年4月12日空战中被击落坠海，被1架HP-12直升机营救侥幸生还。笔者尚未查到他究竟是被苏联空军、中国空军还是朝鲜空军击落。

居第二位的是第四联队的詹姆斯·杰巴拉少校，他战斗出动137次，战绩为15架，也是“三料王牌”。

居第三位的是第四联队第三三四中队曼纽尔·Ｊ·弗南迪斯上尉，战斗出动125次，战绩为14.5架（与人共同击落1架）。

居第四位的是第四联队第三三四中队中队长乔治·戴维斯少校，他战斗出动59次，战绩为14架。

他保持了美军的胜率第一——每战斗出动4次击落1架飞机。

戴维斯在1952年2月10日空战中被张积慧击落毙命。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还透露了美远东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对中朝军队地面目标造成的损失估计：

击毁坦克1327辆；

汽车82920辆；

机车963台；

铁路车皮10407节；

桥梁1153座；

建筑物118231座；

隧道65条；

火炮阵地8663处；

掩蔽部8839个；

贮油库16个；

船舶593艘；

造成人员死亡184808人；

切断铁路28 621处。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是美远东空军战绩统计中水分最大的部分，直接误导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判断。关于这一点，《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与笔者持相近看法。而且，航空火力地面突袭效果比空中作战效果更易高估，这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直至科索沃战争中得到无一例其外的验证。

何况还有人为的成份。

其实这些数字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重要的是牛皮哄哄的远东空军非但没有象它所吹嘘的那样把对手绞杀而亡，反而使对手越战越勇、越战越精、越战越强、越战越壮。

朝鲜战争结束时，新中国已成为一个空军大国。

还不在于有了3000架作战飞机，位居世界第三。

在于有了一支经过严峻战争考验的空中健儿队伍。

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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