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麻烦斑竹转至谈古论今区多谢） -- capo1234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文/Capo

明末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案，向来纷议不断，争吵不休。直到现在，仍然有好些资深的明史研究者对其各执一词，无法定论。双方的观点以阎崇年先生和樊树志先生各为代表，而其中的牵涉又繁杂无比，史料浩瀚，极难厘清。近日偶读到碧血汗青兄关于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一文，引证颇丰，但仍有不敢苟同之处，于是随手再写些零碎文字，算是争鸣。

由于时空的限制，今人若要还原历史，只有求诸史料与考古实物。但当这些资料严重缺失或者自相冲突的时候，如何窥测真相，去伪存真，就往往成了天大的难题，甚至有时候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历史学也往往就此由史料之争，变成了观点、立场、感情乃至口水之争。所以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或者“还原绝对的真相”，而只是希望在不同观点的交流中，旁观者可以同时听取到来自双方的证据，从而自己得出更为公允的结论。本人在感情上并非“挺毛派”，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挺毛的，希望能够在观点的碰撞中有更多的收获。

一. 毛文龙要投降皇太极吗？

碧血兄文章的第一部分《斩帅公案》，通过对《满文老档》记录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毛文龙降清已是迫在眼前，因此袁崇焕杀毛程序上固然不对，或者似乎有更佳的解决方法，但整体上来说，“袁崇焕斩帅斩得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也并不冤枉”。

那么，毛文龙真的像碧血兄所说的那样，如此迫切地想要投降后金，以致事态严重到必须马上斩杀的程度了吗？我们再从头审视一下《毛文龙来信》，也许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满文老档》的来历以及渊源，碧血文中已经记叙颇详，不再赘述。碧血兄接着说：“这些信起于……天聪二年正月，止于四月。”这里已经犯下一个错误。因为稍加解读，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信件被归档于天聪二年正月及四月，但实际上它们跨越的时间幅度非常之长，甚至一直到了毛文龙被袁杀死以后！许多档案的归档时间给清朝的官员搞错了！

比如王子登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书，是向皇太极解释阔科为何被俘，马通事为何被杀的（和碧血文一样，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引文均来自1990年北京版的《满文老档》）。但查后面毛文龙的来书，明明写道：“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则五人明显在五月份才到达皮岛，五月十六日还在去镇江的路上，王子登又怎么能够于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书中未卜先知，提前解释他们被俘的原因？再看后面又说：“又去岁八月，刘副将（注：指刘兴祚）来岛告称……十月，刘副将之诸弟来岛告称……”查《崇祯长编》及《清太宗实录》，知道刘兴祚明明是在崇祯元年，也就是天聪二年的九月逃到皮岛的，这说明，王子登的这封来书实际上写于天聪三年的三月，给错编到了天聪二年！了解实际的时间顺序，对我们搞清楚各封“来书”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再如毛文龙第四书，显然是写于五月十六日，将阔科等人送回镇江之后。毛文龙第五、六两书，是解释为何这些人“误入户部船”。按朝鲜人赵庆男所著《乱中杂录》卷七，崇祯元年十月十七日，毛营的都司苏万良率家丁等到达沈阳送信。皇太极问：“前去信史曲虎（按：即阔科）等四人，何至今不送？杀马通事官何也？”都司刘万仁回答说，信史在那边杀了四十余个汉人，罪在通事，所以杀之。可见当时皇太极仍不知道该事的缘由，使者送去的可能就是毛的第五书，则这两书都写于崇祯元年的九月之后。

《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来信》，非但时间上归档混乱，而且连来信人也是相当不清楚。所收好几封档案仅仅称：又有书云……之类，既无时间又无来信人。如“我向以礼貌待人……”一函，读来又不像是毛的手笔，也不像是王子登手笔，只是混归于一处罢了。而清朝对此的回信，更是没有一封收录。导致这批书档的混乱，在整个《老档》中显得绝无仅有。对比《老档》中袁崇焕与后金的来往书信，不仅时间人物清清楚楚，而清朝的回信也是收录俱全，前后衔接，明明白白。相比之下，《毛文龙来信》显得一笔糊涂账。更好笑的是，《毛文龙来信》中有一些极其明显并非出于毛文龙的文字，也给混杂于一处，最明显莫过于毛第七书的后半部分，从“前者我遣周姓人……”开始。这一段显然是王子登或其他人在毛被袁杀死后写给后金的书信，明眼人一读便知。

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显然写信人看到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又看到皇太极也是“犹豫狐疑”，觉得等毛文龙投降已无指望，干脆以毛文龙蓄意叛逆密告袁崇焕，从而杀了毛文龙。而告发者，即写信人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若此信是毛文龙所写，他又怎会向袁崇焕告发自己叛逆？又怎会在自己被杀之后还因为“告叛有功，升为副将”？

碧血文中对如此明显的漏洞竟然视而不见，并随心所欲，篡改了原文。把“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改成“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可见碧血原文）。即使如此，读来仍是不通，因为前面仍有“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的话，而且毛已经是总兵官，又怎来“升为副将”？碧血本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加注问道：“此何意乎？”

碧血汗青所依文字，自然是1990年北京版之《满文老档》，而为了避免矛盾，自作主张随意改动内容，则不可取。又或者是翻译问题？虽然本人不通满语，但对照我可以找到的各种《老档》版本，如台湾版，或者是阎崇年在《袁崇焕资料集》中所另外翻译的版本，都可知这段话并无翻译或印刷错误。现在通常所谓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七书，并不包括这最后一段在内。碧血兄若数《老档》目录，可知其实有八书，但这最后一封显然不是毛文龙的。

这段文字后面又说：“负恩逃来……”，毛文龙从未在后金当差，又怎会有“负恩逃来”之说？显然是原后金官员说的话。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写的，而非归档所称的天聪二年。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又怎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而且按《表忠录》，毛尚在时，耿仲明还叫毛有杰，又何来“耿千总”？该文又称，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按《毛都督轶事状》，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又怎会有“四弟往山东”？可知这封信其实是崇祯二年六月，毛文龙被袁杀死后才写成的，写信人大致就是前面那个王子登，因为王子登本来就是后金的镶黄旗副将，所以才有“负恩逃来”的说法。而且我们很快会分析到，从头至尾的“归降”事件正是这个王子登从中唆使促成，甚至伪造的。而且“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也符合后来的事实：孔、耿在山东叛乱，王子登就在其军中，并且曾出过大力。按毛霦《平叛记》，攻陷登州城后，叛军付都元帅李久成死，而王便代其守城。因此十分明显，这最后一封信本来就是清朝的史官给归错了档，误放在毛的来书后面而已。以此来大力论证毛降金迫在眼前，不免大谬。

而碧血文中为了回避以上种种极明显的矛盾之处，尤其是绝对难以解释的“毛总兵官死后”一句，干脆就在引文中不声不响把它给自动删掉了。

我们不妨从头再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毛文龙来书》，但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

天启六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在叆鸡堡去世，十月起，袁崇焕即以吊丧为名，开始了与后金的第一次和谈。在明方来说，此举是为了给他们既定的重堡推进战略争取时间，趁休兵之际，赶修锦州、中左、大小凌河、松山等地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从而实现“且筑且前”的目标。从后金一方来说，则是要赢得正面的歇战期以扫除后顾之忧，特别是朝鲜和毛文龙的威胁，所谓“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见《李朝实录》）。于是后金于天启七年发动征朝鲜之役，也就是所谓的“丁卯之役”。按《东华录》，皇太极在出征前说：“此行非专征伐朝鲜。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可知清除毛部的威胁是其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战争结果，朝鲜义州、郭山、汉山、安州、平壤、昌城等地俱皆陷落，被迫屈服，签订和约，开市纳贡，以满足后金的经济要求。后金又强迫朝鲜，今后不准毛文龙部队在朝鲜境内入城或登陆。据《仁祖大王实录》五年九月丁卯，金国的使者扬言：“毛将今后下陆，若耕一亩田，则我国决难终守合约，贵国受兵必也。”毛部此时主力都在皮岛，云从岛及各海岛上，铁山一带只有老弱数千，也被金兵屠杀殆尽。从此毛文龙几乎失去了大陆上的所有根据地，情势相当恶劣。《熹宗实录》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里虽有毛文龙所奏在丁卯之役中大捷的报告，但甚有可能是冒功虚报，在此不论。当是时，以袁崇焕的正面关宁精兵，在朝廷严旨下都不敢去救朝鲜，表面上大为布置一通，却一直在三岔河一带徘徊不前而已。要求毛的敌后部队正面接锋，野战杀败后金主力，也未免不太现实。

杀败朝鲜，彻底把毛文龙赶到海上之后，皇太极和谈的战略目的已然达到，于是立即起兵，扑向锦州。四月十八与朝鲜的合约墨迹未干，五月初六出征锦州的兵马已经动身。至此第一次和谈彻底破裂，明军的大小凌河等城尚未修筑完毕，均又被金兵毁坏，但锦州已经修好，藉此明军取得了著名的宁锦大捷，在此不再多述。然而此战只能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明军在战略上依旧未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取得任何战略主动权。不久形势又再次变化，袁崇焕去职王之臣接任，然后天启皇帝驾崩，崇祯上台后剪除奄党，朝中政治形势天翻地覆。而此时，大明在财政上也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各地欠饷之多之严重前所未有，哗变之事此起彼伏，只需查之《明实录类纂》之军事史料卷，触目惊心，自然了解。在此内外交困下，明军终于不能再坚守锦州，主动放弃之，金兵派人将其城墙轻易破坏。至此，明方藉第一次和谈休战时间而赢得的全部成果丧失殆尽，战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空费了大量版筑之金钱，而后金则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客观来说，是第一次和谈中得益较多的一方。

然而在恶劣的情势下，再次和谈对于明方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新皇帝上任，朝中政局不稳，难以集中精神在边事上。第二，急需筹措饷银，以安抚各地的饥兵。第三，辽东残破，尚需从头再次经营。对于毛文龙来说，新败之后退守海岛，失去了陆上的基地，朝鲜又已经屈服于后金，无法再借为屏障，也需要好好修整再筹画下一步的部署。之前袁崇焕因为讲款误事而被迫离任，接任的王之臣对后金封死了一切谈判的渠道，这就给了毛一个契机。加上王子登等人新近从后金那边逃过来，极力撮合，于是就有了毛文龙试图与后金和谈的举动。

按照《毛文龙来信》第一封里的说法，这种尝试开始于天启七年十一月，毛文龙派遣游击金秀柱和王子登的两个家人前往金方送信，试探和议的可能。这些人于十一月十三日进入威宁营边界，但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不知是被守边的兵抢劫杀了还是给皇太极扣留了。因此毛文龙于崇祯元年正月又写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第一书，再次询问和谈的事宜。

此信尚有汉文原档残存，现藏于台湾，亦被收录在《明清史料甲编》内，文字基本上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档案封面有“天聪元年初次来”七字，时间上与《老档》颇有冲突。考查内中文字曰“于十一月十三日……入境，至今两月，未见回音”，则该书写于正月无疑。若按《明清史料》的说法，则该信写于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之正月，但当时天启皇帝尚在，决不会有“况我先帝代逝”的句子，因此应是《老档》为准。而后金官员对历史档案整理之混乱，又可见一斑。

再考之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其六年三月有记载，胡差曲虎（即阔科）带着七个人去向毛营，说到年前毛帅曾差人通气，说“新天子即位以来，有意于和亲云”。但金国“不信其言，抑恐毛帅有他谋，斩其人而不纳”。不久后毛文龙又派遣王姓之人，再陈述和好之言，前后相符，于是皇太极才回心相信，派遣曲胡和七个从人，连同王姓人一起去毛营谈判。“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

《仁祖实录》的记载，有力地印证了毛第一封书信之事，可见第一批派去的人因为未能取信于后金，已经被斩了。而《满文老档》中又有王子登之密信，相互对照，也确证此事无误。王子登本是后金镶黄旗参将，驻石城岛，天启三年毛文龙就曾与之通书，欲招揽之，结果被告发。但金方认为这是明朝的反间之计，不但并未处罚王子登，反升其为副将，此事亦见于《满文老档》。王子登得后金信任，感激非常，誓死效力。他于天启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毛文龙甚是高兴，封其为总兵官，但王子登实际上仍是为后金办事，成为毛身边的奸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密信，实际上就是敌后工作的报告。

读王子登的密信，可知他到达皮岛之后，大力向毛宣扬皇太极的仁德。毛露出口风说：“倘与我和为一家……富贵封侯，有何难哉！……今我掌权，独断独行，其所奏之言，均可施行。如此则大事岂有不成乎？”王子登一听之下，“不胜欢喜”，马上亲自草拟了和议书送去，并急急写密信告于皇太极。读毛文龙第一书，决无“投降”的意思，只不过试探和议的可能。并说道，往日袁崇焕请和，因为群臣齐相争议，这才迄无定论。而他毛氏权柄独操，“海外地方，俱令我辖”，因此若是他来讲和，“帝必纳之”，“断不似伊等贻误国家大事”。口气虽然狂妄，却决无乞降之意。而此时，双方经历年前丁卯之役后，正是仇怨极深之时，向来对和谈极有兴趣的皇太极收到口信后，非但不敢相信，甚至怀疑毛有什么阴谋，干脆把第一批使者给杀了。可见毛之前和金人是不折不扣的死敌而已，更没有什么“世交”。王子登在密信中也是战战兢兢，称道“事若王子登泄露，则将生命不保矣”。可见毛文龙要是发现他的奸细身份，那也是当然不会客气。此时是崇祯初年，也即天聪二年的正月。离袁崇焕双岛杀毛文龙事已经只有一年半了。我们再接着看看毛文龙如何在这一年半中突然180度大转弯，死乞白赖非要投降不可的。

毛的第二书，据《老档》所载，是（崇祯元年）二月接到的。以其言语看来，似乎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口头协议，所谓“初和之事，两国告成”。而毛一方收到了金方的礼物，以绸布等回赠。其中看不出有投降之说。该书也有残档，见于《明清史料甲编》，文稍不同。

王子登的第二书，也是再次大力催促皇太极与毛文龙议和。“汗须始终如一，勿违毛都督议和之意，凡事相议而行，何患大事不能成”。若毛文龙要投降，作为内奸的王子登怎能不立马飞书通知皇太极，并以此邀功。所以写这封信时，毛文龙和后金仍只是正常地进行和议而已。这封信没有时间，但应当在二、三月间。

毛文龙的第三书，按《老档》记载，于（崇祯元年）四月接到，是一份类似誓约的东西。双方对天发誓，从此和好。皇太极一方“思欲和好，即归还旧地，誓告于天”，而毛文龙则“若怀前仇，阴谋杀害，肇起异端，则唯天鉴而诛我毛文龙”。我们无法得知双方私底下还进行了何种交易，若只看该档文字，则简直就是明朝前所未有的外交大胜利。皇太极要和平的话，需要马上归还占领的明朝旧地，这是何等让步，袁崇焕当年在宁远和谈时就从未做到过。而毛文龙呢，只要不怀前仇，不阴谋杀害，不制造冲突就可以了。明军当时屡战屡败，见金兵避之唯恐不及，又何敢“肇起异端”？所以这份誓约是否能够实现，倒是颇值得怀疑的。不过仍看不出毛文龙“投降”之迹象。《明清史料丙编》有一残档，为一使官所叙述的和约内容，文字大体相同。

从毛文龙的第四书起，形势突变，刚刚达成的和议突然又陷入僵局，原因就是皇太极的使者阔科被抓，押往北京。该事碧血文已经记载甚详，不再赘述，但是碧血文颇有言不及义之嫌疑。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关于此事的那几封书信。

毛写第四书时，按照文字，应在五月十六日之后。按照毛文龙的说法，户部的人对金人往来频繁，已经产生怀疑（该书亦有残档留世，见于《明清史料丙编》）。查阅此书，字里行间虽然有些偷偷摸摸，但也未提起要投降叛变的说法。又查谈迁《国榷》之崇祯元年三月之记载，有“援辽总兵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固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的说法，证明这次和谈，毛文龙是上报了朝廷的。而毛文龙第六书（我们暂且跳过有“两面夹攻”句子的第五书不论，后面另谈），突然称这些人“误入户部粮船”，被抓走了。这第六书也有残档流传，载于《明清史料丙编》，但多有破损。单看毛的第六书，似乎也不像投降的语气，只是说“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云云。但因为阔科误被抓去，必然导致“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因此“败我大事”。于是毛文龙在书中推卸责任，说明此事并不是他的“哄诱”，并要求继续和谈，“同享幸福，名垂万世”。

如果按照碧血汗青的猜测，户部官员黄中色识破了毛文龙与后金私下往来的机密，暗中设套，抓了阔科等人，人赃俱获（既然擅自抓了人，想必毛给皇太极要求“投降”的回书也自然一并缴获了），直接解送朝廷，那我们自然要问，黄中色为何后来没有在御前狠狠参劾毛文龙谋反叛逆，而朝廷对此也没有任何反应？更进一步，要是毛文龙当真投降后金，眼看大事即将败露，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以其海外天子的权势，当年“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的狂妄，莫说把人截住不在话下，甚至把黄中色一班人全数杀了灭口，来个死无对证恐怕也有可能。但毛文龙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过来还在《塘报》中大肆吹嘘自己将夷人头目“俘解至阙”的功劳。再查明方朝廷记录，按《崇祯长编》元年七月，有“东江总兵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的记载。《明实录》本无崇祯一朝，《崇祯长编》乃清编《明史》时，按明方档案特意补上的，谅非毛文龙之力可能篡改。这说明在明廷看来，阔科等人是毛文龙送来的，而并非黄中色暗自瞒着毛文龙抓捕而来。

就算毛文龙神通广大，可以封住阔科的口，这“私通外番”的罪名总归逃不过去。但查当时朝廷记录，也绝无对此的攻击。要知道当时魏党垮台，毛文龙的处境极为不妙，一众文官对其的攻击无时无之，在粮饷上对其的克扣更是严苛。后面将分析到，毛文龙当此逆境，思想稍有动摇也并非没可能。但并无人攻击其谋叛通敌之类罪名。阔科等人到北京后一个多月，山东总兵杨国栋疏陈毛文龙有十大罪，但凡能搜罗之罪名全部上纲上线，居然也绝口不提这新鲜热辣的“通夷”一事，说明阔科被抓一事决非瞒着毛文龙私自行动的。而对照后来王子登密书中所称“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的言语，可知王子登之言，当真不尽不实。

多方比对之下，这件事最有可能的原因，可能还是毛文龙想玩小花招，顺便给自己邀功请赏一番。如碧血文所说，毛的自己人“误入户部船”似乎不大现实。而按前引《乱中杂录》卷七载，都司刘万仁在十月对皇太极解释此事的时候说：“信史出去时，杀汉四十余，枉害人物，罪在通官，故杀之。”可见后来王子登所称的滥杀无辜一事多半不假。毛文龙得知之后，恼怒之下杀了马通事，顺便把阔科一行交由户部之人带回北京邀功。对后金则谎称“误入户部船”，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致和皇太极翻脸。

按毛文龙的一贯表现来说，做这种事情自是顺理成章。杀马通事固然是其罪有应得，而毛文龙究竟是有意杀之，还是一时性起杀之，如今也不得而知。但“献俘至阙”，却是毛最喜欢做的事情。毛文龙好大喜功，捏造冒赏就不用多说了，而每次抓到俘虏，必定要大张旗鼓，一路押解到北京领功。天启五年十二月，毛解京的一百三十名俘虏行至石城岛时“兵变”，杀伤不少，登莱巡抚武之望就曾上奏说，各边擒获的俘虏，极少有解献入京城的，除了少数几个大头目，多半是就地正法。唯有毛文龙“一解再解，以至踵解不已”，沿途保护、看管、耗费不少，要求以后不要再解俘，上疏通知就可以了（《熹宗实录》五年十二月乙亥），但毛文龙仍是解俘不已。按《表忠录》里徐尔一的奏折，当时已经累积到四百七十多人。这当然是毛文龙喜欢邀功的表现，也说明他向来是那种有了功劳决不放过，没有功劳也要夸大谎报的那种人。以户部刚巧在岛的借口对皇太极搪塞，对朝廷则大肆吹嘘自己的功劳，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若毛文龙此时已有投降之心，则决不至于冒着跟后金翻脸的危险，去邀明朝无用之虚功。而若说是黄中色设计擒拿，毛文龙无可奈何，以前文分析之，是更加站不住脚的解释。阔科事件之后，毛部兵官更是在朝鲜各地大肆截杀“差胡”（后将详谈），也说明把对方的使者做为俘虏擒杀邀赏，正是毛文龙的拿手好戏。

那么，在毛文龙身边的后金奸细王子登，为何没有向皇太极及时报告真相呢（如前文所分析，直到次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太极才收到王关于此事的密信）？第一，王子登未必事事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其中内幕。第二，就算他清楚毛文龙只是献俘邀赏，对皇太极的解释不尽不实，以他当时的身份处境推想，默不作声也是最好的作法。从前面几封书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毛文龙和皇太极的和谈，本是王子登一手促成并大力推动的，只有把“大事”做成了，他才算是有功于国。毛的第一封求和信就是王子登亲自草拟，而在第一封密信中，他更是大力鼓动皇太极，“速遣通晓汉语亲信之人，与去者同往皮岛”，促成谈判。现在毛文龙突然把后金的使者抓起来送去北京，皇太极怎能不迁怒于他？按朝鲜《仁祖实录》六年四月，“王子登有子之妻，尚在虏中”，可知王子登的家属并未一起逃来，还在后金手中。他要敢说明使者其实是毛文龙解去献俘了，皇太极的第一反应不外乎是：好哇，你毛文龙居然借和谈的幌子诱哄我的人！而第二反应恐怕就是：谁当初竭力说服我去和谈来着？不就是你王子登么？现在我的人没有了，怎不拿你家属是问！因此王子登所要做的，恐怕也就是为毛文龙全力撇清责任，就算知道，也只好默不作声。若《老档》最后那段显非出自毛文龙的文字是王子登所书，则他在其中称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就最好地印证了毛文龙此时的行为，前后文件对照衔接，极为合情合理。

但事情坏就坏在，这个阔科（或曲虎）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使者，而是皇太极极为宠信的心腹大将之一。按《仁祖实录》六年十月壬寅，“上曰：曲虎何如人耶？兰英曰：汗之爱将，而多领汉人矣。”因此皇太极对此事极为愤恨，一直念念不忘。以致事发近十个月之后，王子登不得不再写密信给皇太极，再次解释阔科之事，这就是《老档》王子登（崇祯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件（被误归至崇祯元年）。

在这封密信中，王子登先是大力叫苦，说他一心促成和谈，“谁知对二处均无利益。我诚天地间无用之人也。”毛文龙怪他当初说金国汗如何如何亲善仁德，想不到派来的诸申使者扰乱地方，又以“大言欺我”，这都要怪在王子登的头上。而皇太极更是因为阔科一事，不再信任王子登的话。于是王子登再次解释阔科事件，说道该事的缘由，其实是那二人自己不好。纵观全信，王子登一方面竭力撇清毛文龙的责任，以证明毛是好人并非诱骗，当初和谈其实相当正确（从而体现他本人的功劳），一方面又大力劝说皇太极捐弃前嫌，再次派使者前来，更以毛文龙“去岁七月”曾有归降之意来作为说词。别的暂且都不论，该信中一字一句的用意，在今人看来都是很明显的。毛文龙最初是把责任全部推给户部官员，给皇太极留足面子。而王子登则提到使者滥杀无辜一事，说明他们本身也有问题，试图平息皇太极的怒气。而且据前引《乱中杂录》，该事恐怕早已为后金所知，隐瞒亦无益。碧血文中长篇大论，力证两者之不同，因此非一人伪造。但首先，毛的第六书并未流露出有投降或叛变之意，纵然是毛之原文，也不能证明毛通敌。第二，两书之写成已相隔半年左右，就算是出于一人手笔，因当时情势迥异，对事情的解释前后稍有不同，亦不出奇。何况前文已经分析，使者在毛文龙无力挽回的情况下被户部俘获，直接献于朝廷，无论从毛之性格、当时之情势、朝廷与舆论之后的反应看来，决无可能。都是写来搪塞皇太极，以达到继续和谈之目的罢了，谈不上哪篇更接近真相。

在此要专谈一下毛文龙的第五书。该书前面亦只是解释阔科事件的原因，到最后忽然奇峰突起，竟说道：“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这难道不是毛文龙通敌叛变的铁证？

但这封档案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满文老档》中收毛文龙来件七封，有五封都有残档留存，收于《明清史料》中。内容大体相同，文字稍有出入，当为满文翻译之故，但足以互相印证。这第五封则不见于档案，难知是真是假。纵然有此一书，文字上是否是原来的意思，也难以考证。特别是《毛文龙来信》不署时间，更无后金的回书作参照，不免使人摸不着头脑。

第二，从文字上看，该书前半大段都在解释阔科“误入户部船”的缘由，这和毛文龙的第六书彻底重复。对比两书，大体所讲都是一样，为何同一事要反复解释两次，且文词雷同，甚是奇怪。而且看第五书，前面陈述被捉事由，行文条理清楚正常，最后劝谕皇太极之后若派人，“须仔细辨认”。按说到此书信已经结尾，后面突然冒出来“无论尔取山海关……”此类语言，和前文绝无逻辑联系，突兀之极，不禁教人惊愕。

第三，联系当时和谈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分析过毛的一、二、三、四书，只是和谈而已，并无任何投降或者叛变的迹象。之后的第六、七两书文词闪烁，但以“大事”概括，也绝无明目张胆，公然书写欲投降或叛变的地方。若按前分析，这第五书的递送时间当不早于崇祯元年九月，而该年元月，皇太极还和毛文龙势若死敌，把他派来的使者杀掉。该年四月的第三书，皇太极还要“归还旧地，誓告于天”。该年五月，毛文龙还有意无意地把皇太极的使者解送京师，塘报里大肆报功，令皇太极恼怒非常。因此这番言语就和之前之后的僵持情况无法吻合，令人颇感大惑不解。恐怕突然见到“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皇太极本人也要大吃一惊吧。

第四，第五书里对阔科的处理方法为事理所必无。按毛文龙的说法，使者在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被户部抓去了北京，而他得知以后，“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这阔科（曲虎）乃是和毛文龙谈得“同气同意”的使臣，而从之前所引《仁祖实录》的文字来看，他更是从皇太极收到第一封信起，就专门与毛文龙交涉的使臣，经历了到那时为止整个谈判的全部过程。所以要是毛文龙和皇太极已经谈好“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作战计划，这个阔科决无不知道之理。按说掌握这等重大机密的关键人物，要是被人捉了去，毛文龙有灭族之灾（按《表忠录》，毛之家人已经给他遣返杭州去了），且不说皮岛范围之内，毛决无救不出俘虏的道理，就算真的鞭长莫及，毛应当怎么做呢？自然是尽快杀人灭口，杜绝后患，越早越好。又怎会“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若我是毛，得知朝廷抓住该使者并判了死刑（显然，还没有问出什么来），谢天谢地还来不及，恐怕还不放心，不等秋后勾决，自己雇个刺客先将其杀掉再说（有这个神通救人，还没这个神通杀人？）。决不能花上大把银子把他“养之于内地”，那岂不是多活一日便多一日危险？更况且从文字中看，毛虽然能救其性命，却还无法把他自由地再运出来，尚需“奋力交涉”。这种贿赂之事，多一道关节便又是多一道危险，毛和该使者之间的重大关系，又多一人知晓，此等不智之举以毛文龙一贯性格来看，当不可能。以上可知，这第五书应当只是欺凌皇太极的假话大话而已，既然如此，所谓“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又怎当得真？

第五，根据王子登次年三月的密信，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七月左右的时候被众文官纷纷弹劾，心中郁闷，曾有“往登北岸”的想法。但是手下说，我们当年抓了镇江的佟游击解送，如今又抓了牛录额真阔科解送，又不清楚汗的意思，就算突然前往，对方也不会容纳。于是毛文龙恍然大悟说，“所言良是，我将遣人往观汗意如何”。由考虑投奔转为试探，但不料“前往之人被羁留”，于是断绝了一切投奔的可能性。而且纵观整个《老档》之密信，可知皇太极因为阔科一事，对毛文龙派去的使者均羁留不放，后来更发生了皮岛收留刘兴祚一事，皇太极大怒之下，更加绝情，言称“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断绝了一切交流的渠道。王子登之言是为了说动皇太极继续议和，其真假夸张程度不知如何，但至少说明：一、在崇祯元年七月之前，毛文龙和皇太极并没有谈过归降的可能性，不然也不会“未能仰副汗意”，“忽然前往”。二、所谓“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就算真的是毛文龙之书，也应当是一次试探，但最后根本没有得到皇太极的回应。因为至少到次年的三月二十五日，离毛被杀只有三个半月（该年闰四月）时，双方的和谈仍然陷于僵局，甚至没有使者互相往来，由王子登书可证。

综上所述，毛文龙的第五书，其来历可疑，内容矛盾，就算真有其文，也并不能作为毛文龙投降叛国的证据，后文更将结合毛、金以后之表现而论证。《崇祯长编》二年闰四月：“总兵毛文龙报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兄弟七人收回岛去……”说明金方也认为毛文龙的来书一向是“语皆饰欺”，并不当真。更查《仁祖实录》六年（即崇祯元年）十二月壬辰，有“龙骨大（按：金人也）招朴璇密语曰：……贵国既以诚信相待，何敢有隐，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我欲觇彼，以相通也。”可见后金一方也并不把与毛的和谈当成一回事，认为只不过是双方互相要窥探对方的情报，所以暂且往来相通谈判而已。

崇祯元年九月，原后金的守备刘兴祚（又名刘爱塔）以诈死为掩护，投奔皮岛，十月，其兄弟共七人又陆续到来。刘兴祚可谓后金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官员，因此皇太极极为忿怒，指明皮岛要人。毛文龙在刘兴祚归降一事上对内自然又是虚构冒功了一番，但面对皇太极的要挟，拒不放人，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太极定是派人去皮岛送书，把毛文龙大骂了一番，说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于是就有了毛文龙的第七书回信，也就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的最后一封来书。

这封书亦未署明时间，总之必在崇祯元年十月之后。毛文龙在该书里口气强硬，近乎谩骂，因此孟森先生才说此书“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譬如“尔若不顾，则亦已耳！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阱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尔言误矣！”“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良可惊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何其无智乃尔！”“设尔进退维谷，听命于我，我岂肯乎？”……不一而足。观此书，和《毛信》中第四、五、六等急急切切，寻求谅解的口气已经迥然不同，确实难以教人相信，这竟是迫不及待想要投降之人。皇太极信中说，如果不送还刘兴祚等人，就不再来往，毛文龙又借口拒绝。双方之后的关系必定更加僵化，以致于王子登坐立不安，终于又写了三月二十五日的密信，要皇太极尽释前嫌，甚至不惜亲自去说动刘兴祚也成为“卧底”，以此来劝说皇太极重新谈和。

这便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的最后一封来书，而其后半部分并非毛文龙手笔，之前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说。如果这段误归入毛文龙来信的文字可以相信（多半是王子登所写），那么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毛文龙直到被杀，并无真心投降之意，以致王子登觉得已经没有指望，干脆以蓄意叛逆的罪名密告袁崇焕，以此杀了毛文龙。若其事不假，则毛文龙亦是为反间计所杀，和袁崇焕又何其相似！而且毛文龙“降敌”的证据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若不然王子登作为和后金谈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焉有不收集铁证而呈给袁崇焕，以确其事之理；而袁崇焕之后又焉有不在杀毛文龙时，将该证据公诸于世，定为第一该杀大罪之理？直到毛文龙死后，王子登仍是战战兢兢，不敢书东江之事，害怕“一旦传扬，唯恐被牵连，事将难解”。那王子登本就是后金奸细，若毛文龙一心投降，则根本不必隐藏身份，直接引见便是。可见毛欲投降之说不确。

有无可能，毛文龙在第七书之后又接连去书，谈好投降之事，只不过《老档》未收呢？第一、由《老档》最后那段可知毛至死并未有实际投降的意思。第二、《毛信》第七书最早亦应该写于崇祯元年年底，而从崇祯二年正月开始，宁远的袁崇焕开始了与后金的第二次和谈（其往来信件清楚明白，均载于《老档》），皇太极对毛文龙“骄恣失信”极为恼恨，现在和谈有了一个正规的渠道，自然再也无意理睬毛文龙这边。从王子登三月二十五日书可见，双方之间已经无甚交流和来往。

第三、毛文龙和后金双方由于和议谈僵，关系迅速恶化。据《仁祖实录》六年（崇祯元年）九月，毛部有人诈降后金，称朝鲜已经与毛谈好，一起讨伐金国。这算是反间之计，或者也可以算是嫁祸之计，只不过若毛一心投降，此计似无任何必要。另据《仁祖实录》，毛部开始在朝鲜境内四处扑杀小股的后金使臣，如崇祯元年十月辛丑，“都督票下军兵生擒真鞑七人，斩级一人，胡马五匹”。十二月庚戌，有后金商人八十在朝鲜会宁府扰攘，毛文龙欲以大军征讨，朝鲜官员生怕惹祸而拒之。而后金也奋起反击，崇祯二年二月，突然杀入蛇浦，毛部在此屯耕，猝不及防，慌忙逃走。不久后后金又进剿铁山，杀毛部官兵数百人。后金同时又对朝鲜加强了外交压力，以其违背当初不准毛部上岸的誓言，威胁恫吓。即《崇祯长编》，也有“（崇祯二年四月）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之记录。纵观种种，可知自崇祯元年末以来，双方关系极度紧张，更不像是在火热议降的姿态。

第四、若毛文龙一心降清，则其对明朝必定处处防范，尤其是崇祯元年起，朝廷严查汰兵，将其兵额由二十万减为二万八千，饷减为三十余万，更把前年多发的扣掉充数。而袁崇焕上台，蓄意剪除东江，自崇祯二年三月起开始掐断毛的经济命脉，令所有粮饷由宁远转运，以致皮岛上“动粮不至八月，竟无颗粒之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奏）。而朝中对毛的议论弹劾，更是愈来愈烈，以杨国栋疏毛文龙“十大罪”为代表，以致毛文龙自己在奏章中有“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之语（《崇祯长编》二年四月）。然而毛文龙即便在此情形下，对明朝官员亦无任何防范之心，竟只身前去宁远与袁崇焕议饷。此见于兵科抄出之袁崇焕奏折，中有“……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坠毂中，是以来宁相见。”等语，确切不假（此奏折载《明清史料甲编》）。可知在袁杀毛一事中，正是袁设下步步陷阱，而毛则毫无机心。袁为了立威，必欲在双岛众人面前杀之，而毛以人多势众，并无反抗。若干野史记载，袁假说是奉旨杀毛，而毛则安然就死云云，不论真假，都说明毛并无反意。若毛一心降清，哪能如此束手就擒，甚至先发制人，抓个蓟辽督师作为投名状恐怕也不稀奇。

第五，从毛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无降清之意。早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后金就两次致书毛文龙，试图将其招降，书均见于《满文老档》，而毛文龙不为所动。毛自己在崇祯元年将妻、子遣回杭州，作王翦多求田舍以自保之意，后来也并未将其运回皮岛。该子名珏，甚是忠义，后来清朝想招募他，他辞而不受，说“恐违先将军之志也”（《表忠录》）。而且若毛真想“归降”，从后金一方来说也决无态度冷淡，拒不理睬之理。皇太极对于明朝来降之人是如何热情诚恳，翻之以后的史料，自然便知，在此不必多说，岂有独拒毛文龙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所谓《毛文龙来信》的脉络。

天启七年九月，王子登逃往皮岛，得到毛文龙信任，并大力唆使毛给皇太极写去了和议信。但第一批使者于十一月出发，此时正是双方关系紧张之时，皇太极难以相信，斩之。

崇祯元年正月，毛文龙再次去信（即第一书），皇太极回心转意，派阔科等使者回访，探讨和议的可能。

崇祯元年正月，王子登密信皇太极，大力鼓动皇太极开展和谈。

崇祯元年二月，双方达成初步的口头和议，互赠礼物（即第二书）。王子登也再次去密信，鼓励皇太极始终如一，达成大事。

崇祯元年四月，双方达成一个暂时的和议，对天立誓（即第三书）。

崇祯元年五月，阔科、马通事等人又来到皮岛，在来途中滥杀汉人，结果毛文龙恼怒之下，把马通事给杀了，又趁户部大臣黄中色等正好在皮岛发粮，让他们把阔科等执送北京请功。毛文龙在奏折里大肆邀功，在写给皇太极的信里（即第四书）则含混其词，推卸责任。

崇祯元年七月，朝中对毛文龙的攻击逐渐增多。户部定皮岛兵额一下子变成了只有三万多，粮饷顿减。毛文龙当此困境，可能一时有了投向皇太极的念头，但因为之前双方从未有此试探，所以不知深浅，派使臣去打探，正好皇太极因为阔科一事在火头上，结果使臣被扣留，试探失败（如果第五书的确是毛的手笔，则应该是这段时间所写的）。

崇祯元年九月到十一月间，皇太极仍不肯放过阔科一事，为此毛文龙写了第六书解释。这封书仍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毛文龙可能已经失望，于是干脆打断念头，不惜与皇太极再次撕破脸皮，收留了后金逃来的刘兴祚等人。皇太极问皮岛要人，不然就断绝一切来往。与此同时，双方在朝鲜境内的冲突逐渐增多，关系渐趋紧张。

崇祯元年年底或崇祯二年年初，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第七书，语气傲慢狂妄，再次拒绝归还刘兴祚等人。但仍然留下后路，没有把话说绝，希望双方继续议事。但此时皇太极已经与袁崇焕开始第二次和谈，所以反应也不热烈。

崇祯二年三月底，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仍然陷于僵局。王子登心急如焚，写了密信给皇太极，再次解释阔科一事，并力说皇太极不要拘泥于刘兴祚等逃跑诸申的小问题上，希望能和毛文龙把大事办了。在这前后，后金已经对开始毛部大肆打压，攻破铁山等地，并严令朝鲜不得让毛部上岸。

崇祯二年三月起，袁崇焕掐断皮岛粮饷海路，改由宁远转运，毛文龙与之力争，并去宁远议饷，未果，约于双岛再议。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在此之后，王子登（？）再次写信给皇太极，说明前后缘由，是他觉得毛文龙归降之事并不能指望，干脆密告袁崇焕杀之，并称自己已经同“耿千总”谈判投降之事。后几年便有山东之叛。

以此推论，我认为，纵使相信王子登为邀功的一面之词，承认毛文龙曾有过一时的动摇，也无法得出他必然投降后金的结论。更不用说这个动作迫在眉睫，“很可能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或者如果不斩的话，“非但东江一镇可能将马上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这些结论，我想是经不住推敲的。从事实上来看，毛文龙至死仍然忠于大明并坚持抗金不已，更况且袁崇焕之杀毛，很可能是受到奸细诬告的冤杀。毛文龙其个人可能有种种缺陷，但说他死乞白赖，在后金反应如此冷淡的情况下非要倒贴投降，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在此节最后，说说载于《明清史料甲编》的关于毛文龙“降清”的另一份档案。其文不见于《满文老档》，但内中称“与足下通此大事，已今三次”，“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等说法。但行文语气也颇为傲慢，有“岂知你奸计百出……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哪知日远之大妙”，“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等等言语。在此封档案之首尾“毛文龙”三字上，均盖有红色“平辽大将军”之印信。

关于此封档案，如果真实可信，据其文内“听说刘爱塔兄弟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拏他来了”的句子，应写于崇祯二年三、四月后。此时双方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所以该文以抱怨为主，已无乞降的意思。至于“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的话，当是自抬身价之语。若此文当真是出自毛文龙之手，自然逃不出忤逆的嫌疑，但也并非异常急迫的危险，因为该书全篇只不过是在试图恢复双方的信任，打破紧张关系，重新进行谈判而已。毛文龙恨后金一边送书，一边用兵，偷抢人民，大骂对方背信弃义，是鞑子做事成不了大器。也承认之前做事“屡做屡败”，并未成功过。不过若允许任意猜测，则毛文龙亦有可能是在用大话欺凌对方，让对方收兵以赢得喘息，“互相玩弄”而已。设身处地为毛着想，则其最佳的利益无非是保持原状（最好明朝不要克扣饷银），做个海上皇帝，与后金又不必打仗，自由快活。按《仁祖实录》崇祯二年三月癸未，朝鲜特进官李景稷从皮岛回来，报告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坐岛中，享其富贵而已，似无他意矣”。想来毛文龙若一意投降叛变，似乎也无甚意义。何况此封档案不见于《老档》记录，又无缘无故，和他书不同，特意加盖“平辽大将军”之印，真假亦是难知。有王之登这种一心促成和议的奸细在内，伪造文件也是家常便饭，如孟昭信先生在论文中就曾经断言，《毛文龙来信》除了第一书以外俱是王子登所伪造（见《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我虽不完全赞同此观点，但从之后王子登对毛文龙失去信心的情况来看，凭这些文件最多说毛文龙语言大胆狂妄，和其“牧马登州，取南京易如反掌”之类狂话类似，也难以凭此确断毛之降金叛明即在眼前，即杀之而不惜。

以上是对碧血汗青文第一部分的简析，以下再说说东江的饷银一事及东江镇在明末整个国防体系中的作用。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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