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 -- 语迟

　　毛泽东逝世后一个月，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寂寞中骤然听到这个消息，邓小平夹着烟的手在颤抖。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这位饱经风雨的老人有些激动，邓小平知道，自己君临天下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古语云，“应事接物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才见涵养”。邓小平上台，却先把最重大最急迫的事情——处理文革问题——放在一边，不着急，慢慢来。此时邓面对着三种势力——人民、军队、上流社会，邓小平分别针对性地做了安抚。安抚上流社会——冤假错案平反、恢复高考等；安抚人民——知青回城，农村包产到户，让日子好过一点；安抚军队——发动对越战争，顺便借此转移国内日渐激化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政治矛盾，转移视线。到了1981年，以上三件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军队经历了战争，军心凝聚，尤其军队看到邓也是一个喜欢打仗的人，管他娘的说干就干，和老毛一样，是自己人，是真的统帅；上流社会官复原职，重新找到了感觉；而人民则有鸡蛋有肉吃了。三种势力都得到了邓的好处，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即便以后邓有什么得罪他们的地方，也不好说什么。

　　在这样的基础上，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一举解决了文革问题。这个政治文件如此经典——历史上罕见的精彩文章，千古绝唱——以至于让所有人都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却勉强可以接受。由此，久违的团结降临了，党和国家从1959年开始的分裂状态终于结束了。全党全国统一了思想，昔日的仇敌们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国是。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稿子给邓拿过去，一看不行，打回去重写，如此五次三番（见《邓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对毛的评价。这些笔杆子几乎都是文革中倒霉的人，对毛切齿愤恨，自然希望彻底打倒毛泽东，下笔是狠的，那是一种自然的感情流露。邓小平这个“头号毛派”能看得惯么？于是在老邓的打压下，笔杆子们不得不一次次修改对毛的愤恨，使语调逐渐变得温柔起来。另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毛邓这个位子上的人，他们是“无我”的，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感情与好恶，不能根据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取舍选择。《决议》要拿给全国全世界看，全世界都在等着这么一个文件，把毛彻底打倒或者彻底不打倒，都不能让所有人接受，还要继续制造分裂与混乱么？

　　邓在上台初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即来自上流社会的要求彻底打倒毛泽东的压力，正是刚毅果决的邓小平代表人民，在政治上为毛主席争取了最大程度的肯定，正是邓小平——而不是后来内些以毛派自居而反邓的人——捍卫了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不是邓小平，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承受来自上流社会的压力。内些大权在握，还掌握着宣传机器的上流社会们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文革把人家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家跟你同归于尽的心都有，对于这种情绪必须妥协而进行安抚，国家毕竟还要指望这些贵族菁英们做事。

　　政治文件与学术文件不同，政治文件在意的不是真相，而是实用，在意的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而真相则是学术文件的追求。我写这个贴就是学术上的东西，如果把这个贴转化成政治文件，那么与《决议》应该是一样的，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七三开”，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云云，这是政治的需要，是团结的需要。

　　文革问题妥善处理完了以后——说实话，高，实在是高。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什么是水平，看看老邓处理文革就知道——摆在邓小平面前的还是内个老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答案也很简单，要么和平，要么打仗——发生内乱而民不聊生。邓小平说，“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

　　中国政治亘古不变的追求说出来很简单很平常，那就是和平。和平如此珍贵，以至于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与个人的健康一样，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浑然不觉，但是当你一旦失去了健康，你就会发现健康才是人生最可贵的珍宝。

　　使现代和平社会中的某些人群，特别是读过一些书认识几个字的人，使他们理解战乱的苦难与和平的珍贵很难，他们一般很蠢，他们会以为和平天经地义，是与生俱来的，是根本不需要去花费力气争取与维持的。虽然中外历代的史书都用了大量笔墨来刻画战乱带给人类的痛苦，但是和平中的这些人却很难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一下。他们不会设想假如自己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海水灌满肺部的感觉，他们也不会切身地体味明末清兵攻入扬州，疯狂逃难的人群过后，城市干道上一眼望去，竟然是满地襁褓！他们不会想象一下假如他们站在这样的大街上，会是怎样的心情。中国的改革事业推进到了现在，从不好的一面来看，确实造成了许多的社会矛盾，发生了不少人间惨剧，自杀率很高，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但是这些如果作为国家和平的代价，却是可以承受的。相比战争和全国内乱，这些苦难几乎不算什么，人民宁愿要这些也不会愿意遭遇战乱。如果因为这些问题而挑战国家的稳定与和平，那是不可以的，那是最大的犯罪。所以自由民主的右派与主张倒退的左派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挑战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的国家，把人民推向内战的深渊。

　　中国史籍虽然浩如烟海，其实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共产党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和平，从邓开始，中国的和平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悖论来支撑：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改革业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各种阻力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毛泽东似的英雄气概。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历史总是按着它的固有逻辑运动的，有如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历史显得那么冷血无情，那么没有是非，惨绝人寰的战乱与太平盛世一概作为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地交替出现着。虽然，毛泽东还是渴望能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甚至给整个世界，创造可以持续无限久远的和平局面，永远地告别战争。为此巨人不惜与上苍一决雌雄。辩证法揭示了这么一个真理，和平需要动荡来维持，所以对于文革，毛泽东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的意思正在于让我们的民族时刻处在忧患之中而避免安逸放纵——这个安逸放纵，就是灭亡与战乱的开始。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毛以后的历届中央无不领会贯彻着毛的这一思想。譬如“三讲”、“保先”、基层锻炼什么的。就是要让广大党员时刻感到压力，教育他们并让他们觉得麻烦不舒服，以此来避免党的精神的涣散。从邓开始，中央把“文革”搞得很温和舒缓，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可以搞成１年就来一次“保先”等。如此持续不断地整党。而且，毛以后的中央包括邓在内都决无能力发动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文革是仅属于毛泽东的没有可能复制的专利。毛泽东是可遇不可求的盖世英才，说千年一遇都是不过分的。想象一下如佛陀、孔子老子那样的伟人，我们在有生之年一不留神遇到俩，可能么？时代不一样了，和平的环境造就不了毛泽东。天赋与复杂的经历是成就伟人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而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幻想着再搞一次文革，回归毛泽东时代，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万岁，却不自觉地将创造历史的巨人与自己等同，荒谬地认为自己或者某些人可以再现巨人伟业，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愚蠢的成见不惜意图将整个国家推向大乱，何其蠢也，何其毒也！邓公说过一句话是至理名言，“主要的任务是防左”，左对国家的威胁现在远远大于自由民主的右派，后者的愚蠢浅薄早就把自己打倒了，而左派利用毛主席的声望颇能获得很多不满社会的人的同情。

　　关于邓的改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谈，我这里也不想详细写了，大概就是孟子说的一句话，

　　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

　　是绝物也

　　毛泽东有命令的能力，他可以向西方直接宣战，而毛以后的中央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有“受命”，改变不了人家——毛已经做了失败的尝试——那就只有跟着人家变,与西方妥协而“徐图之”。否则，中国绝无生机。就象西安事变之后的共产党那样，在解放区停止阶级斗争，停止土改，红军接受改编，换上青天白日的帽徽，当时很多人也想不通的。

　　这个问题下个节段详细再说一下，就是以前写过的一个贴，现成的，《从毛泽东到朱镕基》，改了改作为这个贴的第九节。还有一个结语这个贴就写完了。

　　待续。

　　毛与刘摊牌了， “党内的走资派”一片片地倒下，而事情却并不是象大厦坍塌内样简单。它更象剥洋葱，一层又一层。刘少奇等不过是第一层。当这个洋葱剥到文革末期的时候，毛泽东终于遇到了他迟早会遇到的，一个毫无办法去逾越的障碍。毛碰到了洋葱的核心。而这个核心，文革的反对派实质上的精神领袖——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的，真正的贵族。他是那么高贵，那么优雅，那么的俊朗、清秀、潇洒，那么坦荡无私，他另无数人为之倾倒。正是这个障碍——周恩来，他的存在从一开始几乎就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宣告了文革不可能成功。周恩来就象是上天派来阻挡毛泽东的铜墙铁壁，他冰清玉洁的品德与水一样的婉转温柔使毛泽东无可奈何，完美的周恩来无懈可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反对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听起来就象在叹气。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先总理周公恩来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任何诋毁反对周总理的言行都必然被人群唾弃。现在也是这样。而正是这么一个伟人，我也十分仰慕怀念的，也为之倾倒的伟人，却是文革最强大的敌人，是历史上唯一战胜了毛泽东的人。也许，打倒美国，打倒全世界的菁英贵族资本主义，都没有打倒一个周恩来那么难，因为人民不会答应。

　　周恩来是美和高贵的化身，是优秀的化身，他的贵族气质使几乎其他所有所谓的贵族与菁英们显得微贱和委琐。有白人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所谓的贵族与菁英们往往就象白修德（Theodore White，美国名记者）那样，在周恩来面前手足无措，自惭形秽。

　　《老子》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矣

　　如果所有人的思想中都形成了美（高贵、才华、富裕等等）的概念与判断美的标准——就象现在很多人尊崇比尔·盖茨——这就是恶。以前谈了（见《第四节：绝圣弃智》），贫穷是因为富裕而产生的，同样，丑则是因为美而产生的。消灭贫穷与丑恶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则是消灭富裕与美丽。正是富裕、高贵与美丽等导致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与混乱，而周本身恰恰就是美与高贵的标准。文革要为大多数平凡者出头，周就是最大的障碍。几乎没有人象周一样美丽纯洁得如此彻底，他仿佛是一个吸风饮露的仙人。

　　辩证法教父，毛泽东，品尝着辩证法的滋味，那一定很苦涩。人民爱戴崇敬的，天下无双的周恩来却是人民的对立面。毛没有任何办法使人们减少对周的好感。

　　对历史感兴趣的敏锐的人们都会发现，毛与周在人群中的威望存在微妙的差别。毛在大众普通人中的威望很高，而周在上流社会中的威望很高。与中国领导层有过直接接触的西方人譬如基辛格等（当然是菁英贵族），总是对周的印象更深，更容易产生敬畏。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农民气质浓郁的毛泽东，他们不可能理解毛泽东，他们往往倾向于把周描绘得更伟大一些。而中国的老百姓对毛泽东津津乐道，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周的优雅细腻的风度。他们几乎很少谈周，虽然他们对周没有丝毫的不敬。可以这么说，毛是大众的精神领袖，周则是上流社会的精神领袖，毛和周分别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

　　周是君子，周完美地达到了一个儒家标榜的君子应该具备的风度与内涵。然而，周却并不是圣人。君子可以做有些事，圣人则无所不能。统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仅仅是君子那是不够的。他必须了解体察大众而不仅仅是菁英们的思想，并以了解大众的思想为基础来决策。作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顶级菁英人物，也许，周总理同样存在与人民的隔膜，就象人民对他的感觉一样，比对毛的感觉淡漠。

　　伪君子林彪死了以后，祸不单行，文革势不可转地推进到最深刻的阶段——林彪事件大大加深了文革的深刻程度，与周恩来的斗争不可避免了。伪君子容易打倒，而真君子决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真君子与世无争，他根本就不和你斗，不但如此，他还十分忠诚，你再怎么样他都顺着你。

　　虚弱的毛泽东进退两难。已经根本没办法退了，怎么退？由毛来终止文革？能终止么？终止了以后会怎样？让整个中国给自己殉葬么？一旦由毛来终止文革，恢复上流社会，这群曾经大权在握对毛充满仇恨的菁英们重新掌握了权力，那会是怎样的不堪设想的局面？

　　现实只剩下一个选择，向不可能战胜的，亲密战友，忠诚的下属周恩来宣战。尽管毛刻意地避免直接与周发生冲突，他尽力掩饰，“批孔”，指使江青们出面，自己在幕后，毛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打倒周。如此来来往往，毛泽东就象一个拳击手在追打空气。此时的毛不过在等死，他渴望尽快死去。

　　1975年10月，毛泽东说，“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毛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文革也就如此了，无所谓了，但是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办。

　　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十年浩劫，巨头们死的死废的废，全党全军，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出色的人选来继承天下。毛要保护邓，他死后国家不能乱，不能再打仗，打的仗已经太多了。于是在1975年11月，毛再次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

　　可以对比一下康熙皇帝临终前做出的决策，干臣能吏，国家的支柱一概被降级、罢官、监禁或者强迫退休，驱逐出朝廷。避免他们卷入嫡争。拥对了皇帝难免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拥错了皇帝更是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如此迫使他们远离政争，不管谁登基，一纸诏书起用，这些人自然会对新帝心怀感激，难生二志。政局很快就会平静下来。即使不存在嫡争的问题，这些旧臣不去，自然会以老臣自居，新帝上台压力就会很大，自信不容易树立。康熙皇帝正是以降级、罢官、监禁等方式来为国家保留人才。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表面现象是骗人的，准备杀鳌拜了，则先是封官进爵。

　　假如毛泽东在去世以前就把邓推上去，毛死后作为毛钦定的接班人难免代毛受过，被文革受害者千夫所指，这样邓有多大把握坐得稳？即便能坐稳，邓与上流社会的隔阂也难以消除，就不要指望同心协力做事了。于是先把邓打倒，再让民心军心把邓抬起来，邓上台再起用牛棚里的菁英们——自然感恩戴德，跑前跑后的卖力。其实邓公心里何尝又瞧得起他们。我以前一个贴写过这些，毛说，“华是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等于没用”。毛把中间派的华扶上去，就是在给老邓铺路。如果扶江青张春桥之类上去，邓就活不成了。只要保证邓的安全，谁也不是老邓的对手。所以扶植华其实就是在扶植邓。老邓接班是毛安排好的。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理解。邓小平1975年的时候已经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种气势无人可挡。

　　这件事情准备完了，成事还是在天，就看老天是什么意思了。巨人累了，要休息了。毛泽东最后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