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谁家之天下：“权贵资本主义”辨析

吴思

????????????????????????????????????????????????

　　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云云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吴敬琏先生近年警告说，中国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很有洞见。但这两个说法暗含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只是官僚或权贵色彩比较浓重。我不敢给未来下结论，不过，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描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本末倒置之嫌。

　　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资本-官僚主义”。

　　权贵和官僚这两个词仍不够准确。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权贵通常与贵族有关，而贵族是世袭的。官员虽然也难免沾染世袭色彩，如恩荫制度，但是迅速递减，不占据核心地位，至少不如科举或选拔制度重要。可见“权贵主义”不如“官僚主义”准确。但“官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思——办事拖沓，欺上瞒下，刻板教条等等，使用起来容易产生歧义。更何况，中国也不完全由官僚说了算，皇帝才是官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我认为更恰当的概念是“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说赵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包括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涵义，因而特别准确贴切。这些涵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由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作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官家主义”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

　　从秦帝国到清帝国，社会的主要结构由皇帝、官僚集团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集团构成。封建贵族虽然始终存在，并在较弱的程度上形成了与官僚集团彼此制约的结构，但他们丧失了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支配地位，不再有“主义”的分量。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制度，清除了封建贵族，但核心结构与帝国一样，顶端是一党领袖，中层是官僚集团，下层工商业的比重增加了，主体仍是农民。因此，从秦帝国到民国一路下来，都可以称为官家主义时代。无论是党国还是帝国，“说了算”的那个社会集团始终是“官家”。官家集团是以打江山的暴力集团为核心建立的。

　　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如果在小农那里卖得最高，就是“小农-官家主义”。如果卖给地主最高，就是“地主-官家主义”。地主是农业经济的成功者，各王朝经过比较平均化的初期发展之后，地主阶级便壮大起来，地主与官家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乡绅地主就是经典的结合体。

　　1949年之后，一度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官家直接指挥生产，计划经济，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确定积累率，计划经济，对劳动者实行物质刺激等等，那么，官家似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反对走这条路，把有这种倾向的同事称为走资派。他另外提出一条在创造新人的革命中发展生产的道路，并树立了大庆和大寨这两个依靠革命精神（集体主义道德感召和阶级斗争威慑的混合体）发展生产的样板。胡绳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民粹主义，更常见的标签是空想社会主义。但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视角看来，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满怀创造新人和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其实，即使将毛泽东反对的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走到底，即使官家不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而办成一家总公司，这种以官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的秩序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官家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试图替代或赶超的一种尝试，苏联的崩溃已经证明，这种尝试难以建立一种稳定持久的社会形态。不仅当代苏联难以维持这种体制，即使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历朝历代官家全面垄断工商业的体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难以持久，最终要向民营工商业让步。苏联式的官家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成为一种过渡性秩序。

　　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轮冲刺，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次要地位，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在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当家作主而官家集团依然相当强大的条件下，官家-资本主义或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但这种前景并不是确定的。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由此在各个局部和层面完成的“一个人的革命”，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 2005年4月

论改革开放过程中权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苏冠南

一个幽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徘徊。这个幽灵，不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也不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幽灵，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伴随改革开放二十多全部历史的权力资本！

这个幽灵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其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即搜刮了30万亿人民币，成为“权力创造市场”神话的始作俑者——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所领导的新生资产阶级将其奉若神明，因为它是演变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有效的工具。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将其视作洪水猛兽，同样地因为它是演变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有效的工具。

这个幽灵是如此的抽象，以至于其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全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的本质，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神话的镜像——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称其为“改革的动力”，利用它来不断地“深化改革”，演变权力统治阶层，制造两极分化，培育新生资产阶级，虚拟市场经济“繁荣”的假象，以资实现以社会民主党取代共产党，以考茨基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以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建立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求（请注意，现在仅是“要求”！）消灭这一伪“改革的动力”，在消灭的过程中不断“净化改革”，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消除两极分化，正确处理新生资产阶级，健康社会主义“肌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注意这个词的使用）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这个幽灵是如此的丑恶，以至于其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历史中一直在“隐蔽”的形式下行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隐形的“黑客”——新自由主义改革生怕暴露其丑恶的嘴脸以至丢掉这一“法宝”，于是便利用他们操控的舆论工具，欲盖弥彰，贼喊捉贼（腐败分子“反腐败”），以麻痹和欺骗人民群众，在麻痹和欺骗中争取时间，加速“改革”，以实现他们的反动目的。

一切共产党人现在是该到了揭露其丑恶面目、撕开其伪装面纱的时候了；这样做以唤醒民众，正确认识改革，减少“改革”的机会成本。至少，有利于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能够作一个基本而准确的判断吧！

基于这个目的，这里从权力资本的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史，来研究这个时期权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一、 权力资本的性质、特点与规模

“权力资本”一词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及各种经济辞典中很难查到。它是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对相关特定社会现象的认识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描绘性词语，不是作为经典概念出现的。

随着“权力资要”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现象越来越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学意义了。为了研究的方便，根据人们对它的普遍性认识，我们不妨给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即：权力资本是指权力所有者通过权力控制的社会资源，在寻租行为的作用下，经过市场化运作而产生的直接性的非生产性利润。

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权力资本是自然资本的对立物，它是权力私有化、权力垄断化、权力商品化的产物。

权力私有化

权力私有化是权力权力资本产生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说过，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是自由、平等、所有和边沁。“边沁”，即指自私。在改革开放中，部分权力所有者将自身的人格设定为“经济人”。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配置机制就建立在主体人格必须自私这一伦理前提之上。私有制不一定是必要前提，但私有是必要前提。如果权力所有者不是将权力当作自己私有财产的话，他就不可能具有出售的权利。其次，权力私有化为权力资本的获取界定了所有权主体。如果权力不是被当作私有财产而是公有财产的话，即使出售，其收益也应交给国家财政，而不是流入权力者私囊。第三，权力私有化是人民民主专政虚位化的最本质表现。由于缺乏人民的监督，权力者才敢肆无忌惮地出卖其所控制的国有资源，而将收益据为己有。

权力垄断化

权力垄断化是指由于权力所有者对相关社会资源的集中性控制而产生的权力排他性。这一特点决定了权力资源在转化为权力资本的过程是具有影子价格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影子价格一般只占寻租者经济租金的少部分。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体制转轨时期，这种影子价格一般相当于寻租者经济租金的大部分；对于稀缺性资源，其影子价格甚至相当于全部租金。因此，权力垄断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权力资本规模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

权力商品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相应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由于权力控制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因此如何“转让”这部分公共资源为市场经济所用，便用为市场经济一方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推动着权力通过市场化动作而实现商品化——权力资本。因此，市场经济是权力商品化的根本基础，是权力实现商品化的唯一载体。然而这一切都必须在人民民主专政虚位化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综上所述，无论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都必须在人民民主专政虚位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离开这一点，无论市场经济的要求多么强烈，权力都没有能力（因为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制约、监督）实现其私有化、商品化的愿望。而一旦出现人民民主专政虚位化的时候，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便作用于权力垄断化，从而导致权力资本大规模恶膨胀。

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位化是权力实现资本化的首要条件。而所谓的各种知名学者、专家、著名经济学家及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文丐们，却空谈是由于什么“传统体制下的腐败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舆论约束不足”等局部、枝节的非根本性因素和现象，妄图抹杀事物的本质。正如列宁所说“……他们（指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的，作者注）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煞有介事的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细技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革’计划，……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39页、97页，人民出版社2001版），可以说这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所谓的“草根派”及各种辩护士们的一针见血的批判处揭露。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正是由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位化（其原因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导致权力资本大量衍生，空前高涨。据统计，目前权力资本的规模达到30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是全社会民间储蓄存款总额的8万亿的近4倍！是全国人口80%的居民储蓄存款总额是20倍（在8万亿的存款中80%的人只拥有20%存款，计1.6万亿人民币）！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95933亿元人民币的3倍多，是国家目前外汇储备的20倍左右。

如此巨大规模的权力资本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下面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着眼，依据这一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来具体地说明与阐释这一问题。

二、权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权力资本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产物。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依据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的不同，我们将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时期；改革的第二阶段，即权力资本的发展时期。

因此，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不过就是一部权力资本的形成发展史。下面，我们依循着改革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详细说明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改革第一阶段（1978年——2001年）

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即关于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上的斗争，其本质核心问题是“改革是什么”？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良与自我完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这个主要矛盾贯穿这一阶段的改革全过程，规定和影响着不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的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应该是客观的，是由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一特历史阶段内，可以被主观地改变。从改革第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上，可以看也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复杂的主观性。这一主观性规定着改革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目的。

列宁指出，任何政治斗争，本质上讲都不过是阶段斗争的表现。因此，这一阶段的斗争本质上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以“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在改革初始时在斗争中尚且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物质力量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1）意识形成方面，（2）组织建设方面，（3）阶级基础。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在这三个方面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权力资本的形成史。下面就这一阶段分三个层面依次述之。

1、意识形成方面

改革作业新生事物（新生事物也有进步和反动之区别），在一开始必然是弱小的。其意识形成基础薄弱，甚至缺乏基本的系统理论支持，受到传统意识形成理论的强有力的冲击。

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一方面新自由改革派不得不举起（实质“歪曲”）邓小平同志的“摸石头过河”和“不争论”理论应对之，这反映了其理论上的极其不成和怯懦心理；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吹“改革是一场革命”，并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实践证明这两个理论是极其有害的，其在理论上为“权力资本”的形成作了舆论上的引导和政治心理上的强烈暗示。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之。

（1）“改革是一场革命”吗？

“改革”是中性词，有“改造、改良、变革”的意思。从历史上看，改革既有进步的，如“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等，也有反动的，如历史上王莽篡权之后也谈“改革”；从哲学角度看，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因为事物是永恒地变化、发展的，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根据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情况，努力地使上层建筑不断地适应经济基础，使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加以改革，因此我们说改革是永恒的、客观的，是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主题。把永恒的、客观的、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主题说成是“一场”、“一次”而加以量化，显然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即事物的“普遍变化发展规律”的。

改革是革命吗？回答即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这要依改革对象、内容、目标而定。我们知道，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就会做出自我否定，而实现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事物的质变，这个自我否定就是“革命”，这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就是“革命的过程”；如果这个自我否定的性质是历史倒退的、反动的，就称之“反革命”，这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亦就称之为“反革命的过程”。这就是“革命”的哲学思辨。（但不是“革命”的政治思辨）。

当改革的对象是事物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整体）的个别不合理因素的定量而促使整个事物自我完善，这样的改革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当改革的对象是事物的整体（而不是局部、部分）的全部因素的总量而促使整个事物自我否定，这样的改革就是“革命”（或“反革命”），而不是“改良”。

这就是“改革”的哲学思辨（但不是“改革”的政治思辨）。那么，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呢？

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改革的对象不是国家的整体的根本性质，即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权形式等，也就是说改革的对象不是国家的整体，即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性质。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体制中不合理因素进行改革，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从根本上具体规定了改革的对象内容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仍以按劳分配、公有制为主体）以及政治体制中不合理因素，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只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改革，但仍需以按劳分配和公有制为主体，要对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局部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以实现改革的最终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改革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局部（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我们说，我们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具有完全的“改良”性质，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然而，新自由主久改革派却极力否认这一点，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吹“改革是一场革命”，他们辩解说“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彻底实现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否定，这难道不是‘革命’吗？！”这一辩解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亦颇能迷惑相当一部分人，事实上也确实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然而他们忘记了（似乎有意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一改革的社会制度性质。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的局部否定，亦即整体事物的局部的部分否定，而不是事物的整体自我否定。无论局部的部分否定程度如何，事物的整体的性质根本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无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的局部否定程度如何，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都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范畴的生产方式）。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消化系统中的胃出了毛病，医生将这个胃切除了，移植了新胃，但这个人仍然是这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因此，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辩解无疑是一种诡辩，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再重复一遍，改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更重要的是，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不仅定位准确，而且应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石（遗憾的是，我国的“权威”理论家们却严重地忽视了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采用丢弃重要前提概念的错误逻辑方法，以偏盖全，以点盖面，形而上学地将“局部否定”说成“全部否定”，从而得出“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荒谬理论观点，是有其十分险恶的用意的。

第一，“改革是一场革命”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推行“休克疗法”的重要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反对“渐进式”改革，认为既然是“一场革命”，“渐进式”改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改革应该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休克疗法”，最为适宜。

第二，“改革是一场革命”的理论有利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充分利用“革命”一词在传统意识形态下被塑造成的具有正义感情色彩的政治惯性思维，麻痹善良的社会公众，以期获得群众的积极支持，加快改革进程，为其推行资本主义改革作好隐蔽性屏障。

第三，最重要的（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来说），将“改革”定义为“一场革命”，是着意向权力统治阶层作出重要的政治心理暗示，即改革的目标方向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固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作全面的否定，以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确立。即使这样，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还是担心权力统治阶层不明白，干脆在九次人代会上，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可谓用心良苦。我们说，这一重要的政治心理暗示，规定和影响着权力统治阶层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其标志是在指导思想上以考茨基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在行为上给权力统治阶层以勇气和智慧，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权力资本一经诞生，就产生了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家阶层。

（2）“和平主义”与权力资本的关系

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指导思想，考茨基主义大唱“和平主义”论调。他们主张，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资本输出，不但要采取“民族不抵抗政策”，而且要“热烈欢迎”，并付之与“优惠政策”。其目的是，扰乱和摧毁我国健康合理的经济秩序，导致基础性资源、能源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严重偏离、扭曲价值规律；积极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格局，进一步摧毁中国国有企业，迫使其大量廉价转让、出售。从而，为权力资本的形成制造“宝贵的历史机遇”。

他们大唱“和平主义”论调还表现在对待国内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他们极力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借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还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扣以“左”、“极左”“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政治帽子，大批特批，实行“调位子、封条子、打棍子”政策，予以打击、丑化。本质上讲，他们之所以极力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其目的就是使人民民主专政虚位化。虚位化的人民民主专政，使权力资本的形成失去了政治和社会的监督基础。权力一经失去监督，便

如脱僵的马，肆无忌惮地寻求着与资本的结合，疯狂而贪得无厌地吞噬着它。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所鼓吹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及“和平主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荒谬论调，其实质是对权力统治阶层的鼓动教唆，为权力资本的发生张目，为权力资本的形成创造“经济机遇”与“政治环境”。

2、组织建设方面

改革的发生，是以否定“两个凡是”的胜利为基础的。这个否定过程是由党内外各种“统战”力量共同完成的。

因此，否定“两个凡是”的胜利，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胜利，而是党内外各种统战力量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胜利。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实际上的考茨基主义者，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当时冒充了马克思主义者而窃取了部分的革命成果。

无疑地，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作为总体“统战”力量的一支，在力量是不足弱小的。一方面，他们不甘心“部分革命成果”的窃取(而要窃取“全部”)，另一方面又颇感自身力量的不足。因此，如何加强他们的“组织建设”，逐步扩大和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使他们所推行的“改革”理念能够坚持下去，更确切地说，如何和平演变式地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取而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便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在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中心任务”。)

如何实现第——阶段的“中心任务”呢?让我们看—下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是如何操纵“改革”政策的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同志说。要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邓小平的回答是要让那些靠守法经营、辛勤劳动的人先富起来。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实际是怎么做的呢？

原来是，要让权力统治阶层(各级政府官员)先富起来，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首要既得利益者，相应地便成为改革的坚决拥护者、坚决捍卫者和坚决推动者。据说这样有利于改革的“坚持”和“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称这是“改革的原动力”，“改革的第一动力”(他们寻找改革的动力不是从人民群众中寻找，而是从权贵阶层寻找，其改革目的亦由此可见)。其基本质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变相收买权力统治阶层，加强他们的组织建设，扩大和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使他们所极力推行的“改革”理念坚持下去的组织保障。更隐蔽的意义还在于，这样的组织保障有利于将中国共产党演变为社会民主党，将人民民主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权力统治阶层足如何利用这一“致富政策”的呢?他们是如何将权力转化为资本的?权力资本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每—个关心中国改革命运的人都想知道的，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命运，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部系于此。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就是一部权力资本的形成史。因此，说明权力资本的形成就必须同改革的全部历史结合起来进行。

—般地说，权力资本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①①：

第一阶段：农村改革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农村生产队的解体而转变为自然村，导致生产队原有的集体财产大量流失，大部分财产转移到各级乡村干部手中。据估计，这个数字约有20亿元人民币。

第二阶段：商业资本阶段

八十年代初权力阶层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医药、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两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行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医药、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官员私人所掌握，共计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阶段：生产资本阶段

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官员手中的审批权力来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有人统计，1988年的双轨价差是1000亿元，其中70%流入各级官员的私囊。以次计算，5年共5000亿，70%约3500亿元作为权力资本转移到各级官员手中。

第四阶段：金融资本阶段

1992年以后开始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以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为标志的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的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户金融创新都伴随着巨大的权力资本的产生。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是金融资本阶段的标志和必然产物，估计这一阶段形成的资本不下10万亿元人民币。

以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为例。房地产市场开发，初国人戏称为中国的“圈地运动”。其规模有多大？仅以1992年为例，全国房地产共完成开发投资732万元，比1991年增长了117%。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近些年仅开放房地产市场所吸纳的外资，就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90%，其规模由引可见一班。从土地审批程序上看，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即（1）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拔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这就为权力资本的产生提供了空间。一些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公司串通一气，在土地供给一级市场上，以极其低廉的象征性价格大批圈占土地，转手获取暴力。有门路的国内外商人常越过基层办事单位，直接找到省、市、县一级领导批地，市、县一级土地规划部门基本上形同虚设。

有学者对这其中的权力资本的形成环节做了研究，指出其“手段”有三：

（1） 在土地转让权的交易中，一般的索取“好处费”在百万元以上；

（2） 官员利用经办转让土地的手续，与房地产公司事先通好气，瞒报地价，采用以多报少、“大头小尾”等手法侵吞土地转让款；

（3） 利用土地开发的审批权，与客户搞权钱交易。

据业内人士透露，各个环节流失的“买路钱”（即“前期开发费用”）占楼价的20%---50%左右。仅在中央联合调查组经过两年才查清楚的广西北海“圈地”案件中，涉及人员123人，涉案金额1.1亿。

如果我们将近十年来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暂且估定为1.5万亿元人民币的话，那么以上述业内人士的“20—50%”的“权力收益率”估算，期间权力资本的形成额度应在3000亿—8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那么，在“股份制改造”运动中，权力资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自1991年下半年起，中国进入“股改“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地股份制企业每年都是以上百家的速度增长，如在江苏，1992—1993年，股份制企业就发展到200余家。

考虑到股票巨大的增值功能，一些政府官员除了以手中的权力及权力关系网帮助企业上市收取巨额现金贿赂外，还会收到企业“赠予”的大量的原始股票，各种所谓的内部股票及变相股票。这些官员同股市中的大户联合起来不断进行股币圈钱，成为金融突击与掠取的主导者。

有报道指出-----中国股市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官员的有形之手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些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大户掌握大量内幕消息，买空卖空，引入股民跌入陷阱。这种通了天的人被称为庄家：

“相对于散户而言，庄家除了钱多，更在于信息的不对称（通过高级官员）所带来的优势，一只股票利好兑现前几个月，庄家便已经掌握，于是他们便利用消息的朦胧期拉抬股价，利好公布，中、小散户大举追入时，恰是庄家大肆派发之时；同样，某一支股票公布利空之前，庄家早已知晓，往往以出货为主，让股价也随之缓慢下滑，利空兑现，待中小散户怆惶逃遁之时，庄家则从容地将散户割掉的“肉”吃到肚里。”

这里将政府官员与庄家联合进行股市圈钱的内幕写得惟妙惟肖。

股市是当前经济中的最大黑洞。这个黑洞比海关走私、偷税漏税，不知要深多少。这个洞中流失的被股市庄家、金融政客转移而圈走的不是百万、千万，而是以亿万、万亿计。而这种官商结合、政府官员与金融投机家共同操纵股市进行圈钱与金融掠取，其间所形成的权力资本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

最后，我们谈一下国有企业改革阶段的权力资本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经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1）“扩权让利”的企业改革启动阶段（1978-1983）；

（2）“利改税”的企业改革阶段（1983-1986）；

（3）“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改革阶段（1987-1993）；

（4）“股份制改造”（1991- ）；

（5）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1997- ）；

从哲学的角度讲，前三个阶段属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量的积累阶段”，第四个阶段属于“量的转化”阶段，第五个阶段属于“质变过程中国有企业实现自我的全面否定”阶段。

其中，每一个阶段的改革都伴随着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相应地也都伴随着大量权力资本的生成。

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82年到1992年十年间，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高达5000多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即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的26000多亿元的1/5，比同年财政总收入4188亿元还多800多亿元。保守地估计，每年流失500多亿元，即每天流失1.3亿元以上。

（请注意，从时间上看这是国企改革第一至第三阶段（量的积累阶段）的流失，即10年的流失共占1992年国有资产总量的20%）

到了“股份制改造”阶段，这流失量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调查，每年的流失量占该年国有资产总量的30%--40%，其原因有二；一是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二是境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采用移国有资产、参与炒股、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到了第五阶段，即“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阶段，国有资产存量已所剩无几，县及（县级）市已基本上流失殆尽。

有报道指出，“对国有企业名曰卖，实际上是送，或半卖半送，而且送得离奇……出卖国企大致采取了四种形式……‘零出售’是白送，‘双买断’是变相白送。至于‘竞价销售’和‘折议价销售’……实际上竞议价中又有大量漏洞和作伪行为……上亿的资本付十几万元、几万元就可成交。

如，某市共有12家国企，出售9家，净资本为1亿元，出售收入仅为963万元，实际收到的钱只有172万元。换句话说，出售收入仅占净资本的9.6%,实际收入更是仅占净资本的1.7%；再如，洛阳一家水泥厂资产总值2亿多人民币，单土地已值1700万元，但当地政府仅以200万元出售给个人。出售收入仅占资产总值的1%。

最典型的莫过于山东诸城，这个市在两年的时间内就把95%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卖（送）光，以至各专司其事的官员都被群众骂为“×卖光”、“×送光”。对此，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还将此“诸城现象”作为典型予以全国推广。从这里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对于国企改革的真实嘴脸。

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的时期，也是权力资本形成最为疯狂的时期：如果全国国有企业资产以95%的比率出卖的话，以出售收入占净资本的10%计算的话，那么说明至少有80—85%的国有资产白白流失了。（如果权力资本为30%，这就表示约有50%--55%的国有资产流失成为阶级成本----私营企业阶层转化为阶级）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比率不断增高，由第一到第三阶段的20%，提高到第四阶段的30—40%，最后到第五阶段的80—85%，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是同国有资产的流失成正比的，改革愈是深化，国有资产的流失比率愈高，权力资本的形成额度愈大。（这也充分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改革目的就是要消灭公有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为了加强其权力基础，组织建设，不断“深化改革”以制造大量权力资本。随着权力资本规模的日益扩张，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权力基础的日益稳固，对共产党的演变（成为社会民主党）日益成熟。

3、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阶级基础的建立

权力资本在为新自由改革派准备好干部组织基础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我们知道，权力资本是权力市场化的结果。没有市场的交换，权力是不可能转化为资本的。

私营经济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所派生的“新事物”，因此一开始就注定是弱小的。为了赢得与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的相比较竞争优势，私营企业主不可能不采取寻租行为以实现这一竞争优势，而达到其快速致富、快速步入新生资产阶级的行列。这一行为在客观上为权力创造了市场，为权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因此，权力统治阶层不惧怕私有化的，越是私有化，权力的市场就越大）。

我们说，权力资本好比一条扁担，一边儿担着权力（其主体是权力统治阶层），另一边儿担着资本（其主体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政治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这个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以至遭到毁灭性打击。比如，如果没有市场（其主体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权力就会垮台。（所以“十四大”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急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之，只要权力、权力资本的存在，也就意味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必然存在！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权力组织规模化、权力资本扩大的同时，就意味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扩大化！

这种阶层的扩大化即为阶级的产生。

所以我们说权力资本的扩大化意味着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已经诞生并且正在发展着。

这一新生资产阶级的规模有多大呢?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截止到目前，私营企业共有3000多万家，年产值达5万亿元人民币，其“贡献率”占全国GDP43％，其雇佣人数仅1999年就已达8300万人，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

由此可见，这一新生资产阶级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其可以动摇共和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让全国亿万的城市工人大军(岂止是城)甘心受其剥削，否则就无法就业和生存的地步!

从改革的意识形态、组织建设到阶级基础，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用了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一政治生态体系。这—切是如此的迅速，也许连新自由主义改革家们都会感到惊叹!

然而究其本质，这一切与其说是新派改革家们主观上精心设计的成功，倒不如悦是权力资本的魔变!

以上我们从改革第—阶段的各个历史时期，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权力资本的具体形成过程。在这一阶段中，权力资本给各级政府官员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足个什么概念呢?

——权力统治阶层二十年来先富起来的致富总收入!是全社会居民储蓄存款总额8万亿的近4倍!

一一改革原动力的本质!改革的车轮就是靠“改革的原动力”——30万亿的权力资本才发动起来的。看来改革的动力真是不小，而且改革愈是深化，其动力愈大，因为30万亿会变成50万亿、80万亿以至无穷大!(所以政府的大厅、会场等处都写着“不断深化改革”!一笑了之。)

一一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成功地收买权力统治阶层的总成本。靠着这30万亿的总投资，不但使权力统治阶层俯首贴耳，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他们的组织建设，巩固和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使他们所极力推行的“改革”理念能够坚持下去有了组织保障。

——基本上成功地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费。30万亿的人民币，二十多年的改造时间，使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像一个似是而非的“共产党”、似非而是的“社会民主党”。

——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虚位化而潜之以资产阶级专政的总投资。

至此改革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

但这不意味着权力资本已经休息，因为它的野心不允许它休息……

改革第二阶段（2001年——？）

二OO一年，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中国改革重要的分水岭”，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这样认为，我们也这样认为。

为什么说是“中国改革重要的分水岭”呢？这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改革的第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上层建筑内部矛盾，两条路线斗争——矛盾表现为一定主观色彩的话，那么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是经济基础与上展建筑这个基本矛盾的集中反映——即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客观性矛盾上升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7页）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中，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已表现为极强烈的互相对峙性——斗争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这对矛盾中，市场经济一方已避于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代表市场经济一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已经在意识形态、组织基础、阶级基础方面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且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和几乎全部的城市就业人口（广大工人阶级的生命线）。因此，共和国的性质，就将要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市场经济一方来规定。虽然这种规定注定要表现为极其尖锐而激烈的斗争性（矛盾的一方要吃掉另一方嘛！）。

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一方的真正共产党人已居于该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是由其在改革第一阶段的物质力量的巨大衰减所决定的。因此，它想约束、规范甚至规劝市场经济一方而将矛盾保持在融合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市场经济的野性注定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和愿望。仅此而已。

无疑地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斗争将会如何开展呢：

由于市场经济一方局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矛盾的斗争的开展必然依照代表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反动逻辑、按照资本的野性冲动与扩张的本性来进行。其中，权力资本在其中不但要发挥其反动作用，而且还将进一步发展着。氢此，我们对这一斗争情势作出如下理性的形势判断，对权力资本的发展做出如下理性的预期——

第一，代表市场经济一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现在迫切

要求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全面否定和反动，而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并以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位化状态。这样建立起来的新生资产阶级政权，一方面为其资本的野性扩张服务，另一方面为权力资本的佥化创造一个法理基础。

不难想象，市场经济一方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可能使用权力资本这一工具在国内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进而实现“乱而取之”。

我们知道，目前权力资本的规模估计已达到30万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已通过各种“隐蔽”形式转移到国外。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达200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权力资本胜利大逃亡的海外存款，这是变相地公开转移。而通过地下钱庄洗钱的方式将权力资本转移到境外，其数目更是惊人。据金融权威专家估算，保守地估计，我国每年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2001年22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

这笔30万亿元人民币（合4万亿美元）游移在国外的规模巨大的权力资本如果被国际投机资本所掌握，或被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勾结的国际反华政治势力（包括海外“民运”）所掌握，而通过贸易投资项目的自由兑换侵入国内金融市场的话（仅是其中的5%，数目就相当于国家目前的全部外汇储备），届时，国家外汇储备将难以应对，而导致人民币超贬、居民疯狂提取储蓄的挤兑风潮。在国有银行存在大量“死帐”、“呆帐”而难以兑现的情况下，将由金融危机而引发社会暴动、政治危机；如果此时新生资产阶级（私营企业主阶层，要知道他们控制着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人的就业）配合以大量裁员、下岗等经济动作，将会引发全国性社会大动乱，共产党政权恐将有被颠覆的危险。（这里，我们还将台独、藏独、东突等势力的政治动作设定为零）。

上述假设模型固然只是一个假设，但亦不能否定其发生的可能性。而从这个模型中，我们亦看到了权力资本的威力——其不发作则已，一旦发作其结果必然是致命的。

第二，开放，作为改革的伴生物，使中国愈来愈紧密地融进全球化经济中来。在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外因的方式，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因，促进和加剧了这一主要矛盾双方斗争的激烈性，催促着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要求市场经济一方的主要因子作进一步提升，以实现其质的飞跃，从而完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彻底的全面的否定。

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资本将向更高层次进一步发展着。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权力资本的形成阶段的话，其主要集中在省、市县等地方权力统治阶层手中；

那么，改革的第二阶段将是权力资本的发展阶段，其将主要集中在中央各部委等中央政府各级权力统治阶层手中。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矛盾中市场经济一方是如何提升其主要因子以实现质量的飞跃，以及其间权力资本的发展。

第一，工业资本向银行资本的提升与跨跃——私营工业巨头要求实现金融寡头的统治地位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工业酱的不断积累（包括其合法的与非法的收入），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些拥有数亿或数十亿资产的私营工业巨头。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美国《财富》、《福布斯》杂志的排行榜就可一目了然。随着我国加入WTO，这些人越来越不满足现状，不断游说官方，要求兴办民营银行，以实现其工业巨头向金融寡头统治地位的转换，生产集中向资本集中的转换。

中新社的报道说，“据权威人士透露，为了满足民营企业的需要，中国今后需要有二百家民营银行。”并说什么“在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真正对手不是国有商业银行，而是民营银行。”据了解，目前已经着手筹办的有5-10家。

而“改革”步伐较快的浙江省更是对外放言，“将有8家国有商业银行欲对内开放”，宣称“要在3年内让民营资本占大股”。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一方面宣称要建立200家民营银行，一方面又要“拆解”国有商业银行而代之以“民营控股银行”，其目的何在呢？

似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1）加紧步伐，尽快建立私营资本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地位，为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2）在信贷方面对既存的国有大型企业实行控制，从根本上遏制其发展，最后“廉价购并”。

（3）控制政府投资流向，从根本上遏止国有企业的再生。

（4）集聚社会民间财富，靠国际资本输出来掠取超额利润。

（5）由于掌控大笔资金，通过大量购买、赠送军火，拉拢军队，收买军队高级将领，逐渐演变“人民军队”为“资产阶级雇佣军”，为金融寡头的统治服务。

（6）为权力资本提供洗钱的合法场所。

既然意义如此重大，新生资产阶级自然是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去游说官方的——其间涉及的环节之多，涉及的层次之高，涉及的部门之广，远非平民百姓所能想见。因此新生资产阶级创办民营银行、实现金融寡头统治的过程中，将会产生数额更为巨大的权力资本，期间权力以及原有的权力资本也将会以股份的方式投入到民营银行的运营中。

第二，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转换

这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市场经济一自由资本因子的要求。

我国加入WTO之后，一个最为显著的现象是各行各业都组建了名目繁多的行业联盟、行业集团、行业连锁机构等，就连最受政府保护的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喉舌”部门，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是我国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转换的最主要特征和标志。

垄断资本的最大爱好是制造垄断价格，获取自由竞争条件下所不能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而这一切是《反垄断法》所不允许而予以制裁的。因此，这些垄断集团、联盟等垄断组织需要向政府、立法等相关部门游说、寻租，以不断修改法律而使垄断行为变相合法化。

垄断资本的最大痛处是当它侵犯了另一个垄断资本的利益而被告上法庭。为免遭巨额罚款的最好的办法便又是游说、寻租，以求得象征性罚款的最佳结局。

垄断资本的最得意之作是高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旗，对政府进行大量游说、寻租，以其实现各种借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其所带来的丰厚的垄断利润。看来，垄断资本总是喜欢使用游说、寻租这一手段，因此也总是不断地生产着大量的权力资本。垄断是不合法的，只要它不合法，权力就有市场，权力就会创造权力资本。

一句话，只要垄断资本主义存在，就必然会产生权力资本。

因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以外因的方式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市场经济一方的主要因子已做了进一步提升，无论是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还是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转换，整个过程（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都将继续产生大量的权力资本，并且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或许就是“改革的第二动力”吧！

综上所述，无论是改革的第一阶段，还是改革的第二阶段，二十多年的改革全部历史不过就是一部当代中国权力资本的形成发展史！

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市场经济一方凭借改革第一阶段所积累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已居于该矛盾的主要方面，意欲行使其规定社会性质的职能；随着其在改革第二阶段主要因子的提升与转换，它所积累的物质力量将更加强大，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使其已变得颇不耐心，迫不急待了，其欲将中国引向何方？答案只有一个——金融寡头统治的垄断资本主义！

看来，一场大决战已不可避免了。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无限风光在险峰！

2002年8月9日夜

献花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现在看了你的这些文章两遍,还准备再看几遍.期待你写完.观点是越辩越明的,不要拒绝反对意见,对你完善观点是有帮助的.

按你的意思,中国经济是"计划为体,市场为用",这个思路很好啊,可以解释"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如果有具体可信的数据,照这个思路写篇东西,可比小凯.望老兄能完善之.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

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

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

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

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

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

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

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

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

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

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

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

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

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

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

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

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

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

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

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

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

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

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

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

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

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

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

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

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

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

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

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

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

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

，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

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

，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

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