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清徽
家园 那是法律不同造成的 现代的法律和古代的法律有很多的不同处，以前嫖妓可不犯法，卖身为奴也是合法的。至于“李清照告发她的后一任丈夫的贪污之罪，也因妻告夫而获罪入狱。”这一法律是好是坏，我想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吧！而且这是贪污罪，如果是谋逆罪，还会应此受罚吗？
“人如果只剩赤裸裸的自己可以信任的话，真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是文革留下来最大的后遗症吧。”
赤裸裸的自己可以信任，不是文革造成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如果这一行为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好处，那么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有那么一群人是专门的利己者，而另一群人是利他者，那么利己者最终将会全体死亡。可是有一部分聪明的利己者会假装成利他者，从而占利他者的便宜，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利他者在学习如何识别利己者，所以人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而哪一种个性是显性的，取决于很多条件。关于具体的这方面的讨论请看《自私的基因》这一本书，那本书讲述了生物的利己性，和生物为什么会出现利他性！
家园 此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父子，夫妻的伦常在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的 地位。法律条文体现的是背后的法理。俺不懂宋代法，只是通过李清照的
个案一窥其法理。即父子，夫妻的伦常高过作为某一个体所应受处
罚的罚则。当然从感情上而言，俺非常非常同情李清照，以至于记
住了这个例子。
生物的利己性是存在的，但不要告诉我，人就只有这种赤裸裸的利己
性，那么人与兽也就没有区别了，甚至是最为恶毒的兽。虎尚有虎毒
不食子。而猫在争夺地盘时，如果处于劣势的猫匍匐于地，作认输状，
处于优位的猫就会离开现场，放败者一马，而不是将其杀害。
即使从唯物论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人正是压抑自己的利己性来与周围
的人相处，并在相处中有了更好地协调彼此关系的方法，而有了文明的
发展，一步一步到达今天，传统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协调中国人关
系的智慧和经验。
家园 伦常的传统地位？ 正如子衿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是夫告妻，父告子，那么并不会受罚，请问这是为了照顾伦常吗？其实很简单，这不过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地位罢了，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李清照才受罚。
如果李清照是告自己的儿子，那么还会受罚吗？如果自己的丈夫犯得是谋逆罪，那么还会受罚吗？
我没有说人只有利己性。任何生物如果只有利己性或利他性，那么这种生物很难生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发现的生物都同时具有利己性和利他性，只不过在不同时间、地点、情况下，利己性和利他性各有占上风的时候。
所以我说亲人间的相互出卖并不是由文革导致的，没有文革也不会使这一现象消失。这一病根不在文革上面，正如骨折就应该用接骨这一方法来治，而不是去补碘！
家园 人伦是任何法律中都会考虑到的因素 西方一些国家虽然不禁止夫妻之间互相告发,
但是在法庭上, 如果对配偶不利, 是可以拒绝作证的
中国的这个么, 还是带有一点夫为妻纲的意思, 子女告发父母也是要受罚的, 但是反之, 父母告发子女, 或者丈夫告发妻子, 就没有这个问题.
家园 刚好读过手边也有这本书 The Selfish Gene，by Richard Dawkins.
在第一章why are people?里，他明确地定义了“自私“相对“无私“(selfishness vs. altruism)。他同时也警告说，尽管他描述了人类的自然性，并不代表他支持并赞同这样基于“血红爪牙的自然“的社会。他认为和谐共处的社会可以通过教授altruism和generosity达到，虽然这与人的自然性背道而驰。所以不能根据这本书得出人类不能无私合作达到common goodness的结论。
家园 我并没有说人们不能无私的合作 那本书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讲述了为什么生物会出现利他性。
利己和利他只是生物的一种选择！
并不是因为有了文革才出现了现在大量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者！
想使这一现象消失，我们必须惩罚那种制造矿难、假米、假油、假奶粉者，让他们的利益降到极低，同时奖励合法致富者，他们通过权衡利益自然就不会出现这一现象了！
如果我们只是去错误的指责文革造成了这一现象，那么哪怕我们反思一万年！这一问题也不会得到任何的改变！
道德的说教不能改变恶人的心！只有大棒和胡萝卜才能改变这一切！
家园 不好意思，挑个刺。妻子告发丈夫，即使丈夫罪名成立，妻子也要处罚。 这是宋代的法律。据说。
当然人伦是法律的背后的基础，但是李清照受罚的直接原因是毕竟还是法律。
家园 俺说的是律法，没说法律。
家园 哈哈！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句话好像古代就有人说了，可是至今还是没有见到世风掉到地上，摔个粉碎，这个世风还真是高啊！
“文革毁掉了人们作为社会人的基本感情。亲子，夫妻，朋友，同事，师生。所有人都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党粗暴地要在人们心中做第一位的爱人。”古代没有吗？相互之间的出卖，只能说明他们个人的素质有问题，还能说明别的什么吗？除非你能举出数据来说明文革时期相互出卖的人比古代多出多少，否则一味的感情用事又有什么用处呢？哪个社会没有坏人坏事呢？
“上到隐瞒矿难，粗暴拆迁；下到假米毒油”矿难、假米毒油是中国独有的吗？是文革造成的吗？是世风日下造成的吗？矿难我就不说了，教科书上有很多，我就转一篇关于假货的文章过来，借此来说明假货为什么这么多？到底是不是由文革造成假货多。
古今中外的假货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关于假货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主编，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200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大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做的，揉出了皱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再用布绷好。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收人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似乎还没发明百货商场。本世纪北京人闹起来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顾客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卖主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里买东西，应该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国营商业体制的背景衬托出来的，再一个原因大概是假货的标准变宽了。国营商店的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买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二三十年。现在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很不习惯，便觉得假货特别的多。再说，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了。古时候也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美国的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一问价，才二三十个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官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瑞士军官的多功能刀卖30多美元，而街头的年轻黑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3美元。后来我在一个亚裔人开的小店里，花3.5美元买了一把冒牌货。店主人不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韩国人还是越南人。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文革不是好的，但是也不是万恶的根源！一味的把所有罪名压到文革的头上，根本不是反思的方法！道德文章谁都会做！应该老老实实的说真话！
不管那个人或事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能将不属于它的善或恶硬加到它的头上去！
- 复 哈哈！
家园 列一两个reference 比较局限，但是可见一斑。
老鬼的“血色黄昏“，后来写的“母亲杨沫“。组织上要杨沫监视她的朋友，随时向组织汇报，被她拒绝。这样的任务，那时算是“光荣的“。老鬼的这两本书里的事情相当真实，不是小说。
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边被立逼着“划清界限“的，不在少数。
再说造假：假刀假表愿打愿挨；假药毒米就是谋财害命了。就算“外国也有“，我们也没光荣。别人脸上的麻子不能把自己脸上的疮比下去。
下边有人说中国古代律法颇重人情，西洋现代律法也不逊色。可堪与文革相比的，倒是有“红色高棉“，也算“外国也有“吧，虽然成色差点。
家园 嘿嘿，想起柏杨写的 大意，非原文--有的中国人，你说他脸上长个疮，他不去照镜子，反而一跳三丈高，曰“你脸上难道就好看了？”
家园 我想要具体的统计数据 单独举出的事例是很感人的，但无法证明人和人之间的出卖，根源在于文革！中国古代亲人间的互相出卖还少吗？难道我们能说古代不重人情吗？
外国人长不长麻子，是和我们长不长疮无关。可是得了糖尿病，不能怪碘缺乏，虽然碘缺乏也会让我们得病，但碘缺乏并不能导致糖尿病！（这里只是举例说明，我不是医生，并不能肯定碘缺乏一定不会导致糖尿病，如果碘缺乏会导致糖尿病，那么就将糖尿病改成其它的疾病）正如文革并不是导致亲人间互相出卖的原因一样。
家园 试着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 我不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出卖，根源在文革。文革不管多“伟大”，都不可能彻底改变人性。但是我认为文革很大程度上破坏、降低了基本的道德水平。
不同人的道德水平和倾向，一定是类似正态分布：有些人好些，有些人差一些。有些人想自己多一些，有些人考虑别人多一些。文革不管发动者的动机如何，谁的责任，在很多时候都制造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如果坚持自己非主流的原则，立刻受到不可恢复的惩罚；放弃，至少能够活下去。一番生存竞争下来，把不识时务的淘汰下去，存活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两个道德水平：一个是期望值，是他本人和其他人对其道德水准的期望；一个是实际值，真正指导人的实际行动。两者的差说难听一点，可以叫做人的虚伪程度。差值越大，对整体而言，理想就越不容易变成现实的动力，人之间就越不容易相互信任，社会的维护成本越高。文革的绝对化环境迫使每个人的期望值提高，实际值降低，整个社会趋于虚伪。
这两个对道德的冲击，是文革流给我们的巨大遗产，现在很多事情与此相关，虽然首先应该由现在的执政者负责。
现在有很多问题解决得不好，同意。
希望有一支强有力的手“匡扶社稷”，心里希望，但觉得不能把这个当作可靠的办法。
有英雄给我们领路当然很好，可是往往“乱世出英雄”，可不能因为想要“英雄”，就设法制造一个“乱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