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之八 2025年新楼 -- 骨头龙

抗战胜利后，大批江南富商为何去了香港？背后隐藏四个惊人真相

是谁白了少年头

2024-12-30 20:19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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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我就被楼下的嘈杂声惊醒。透过窗帘的缝隙，我看到街道上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人群。他们拖着大包小包，神色慌张地往码头的方向走去。

这是1945年的上海，抗战刚刚结束不久。作为一名小报记者，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我急忙穿上外套，抓起相机冲出家门，跟随着人流来到了外滩。

码头上挤满了人，他们大多衣着光鲜，手里提着精致的皮箱。我认出其中几位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富商。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登船，仿佛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赶。

“这是怎么回事？”我拦住一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老者问道。

老人叹了口气，低声说：“ 小伙子，乱世将至啊。聪明人都知道该往哪里走。 ”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抗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怎么会是乱世呢？而且这些富商为何如此匆忙地离开？带着满腹疑问，我开始了深入调查。

经过几个月的走访和资料搜集，我逐渐理清了其中的脉络。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富商出逃潮”，背后其实隐藏着四个惊人的真相。

一、政局动荡，内战将起

表面上看，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和平。但内行人都知道，国共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新的较量即将开始。

我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民党高层。他神色凝重地告诉我： “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去，战争的阴云就已经在集聚。蒋委员长和毛主席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让我瞬间明白了富商们的焦虑。他们都是聪明人，嗅到了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财富会成为最大的累赘。

一位刚刚抵达香港的丝绸商人在信中写道： “我们不愿再经历一次战乱。这次撤离，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逃兵，但我宁愿被人唾弃，也不想成为炮灰。”

他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

二、经济崩溃，通货膨胀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反而急转直下。我查阅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间， 法币贬值了惊人的1830万倍 。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上去买早点，馒头的价格还是20元一个。等我傍晚再去买时，价格已经涨到了50元。第二天一早，价格直接翻了一倍，变成了100元。

这种疯狂的通货膨胀，让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对于那些拥有大量现金资产的富商们来说， 他们的财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 。

一位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银行家向我解释道： “留在大陆，我们的钱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纸。但如果把资产转移到香港，至少能保住一部分财富。这不是贪婪，而是求生本能。”

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在那个年代， 财富的流动似乎比人口的流动更快 。

三、政策收紧，民营经济萎缩

随着国共之争的白热化，国民政府开始收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我翻阅了当时的政府公报，发现了一系列限制私营企业的法令。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47年颁布的《战时经济管制条例》。这个条例赋予了政府干预私营企业的巨大权力，包括限制生产、管制物价、征用财产等。

一位纺织厂老板痛心地对我说： “我们辛辛苦苦打拼了大半辈子，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政府收走。这哪里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政府的这些政策，无疑给了民营企业家当头一棒。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留在大陆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

相比之下，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 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对商人们极具吸引力 。

一位刚刚在香港开设分公司的企业家兴奋地告诉我： _“这里的营商环境简直是天堂！

没有繁琐的审批，没有莫名其妙的限制，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做大做强。”_

四、文化氛围，自由vs管控

除了经济因素，文化氛围的差异也是促使富商们选择香港的重要原因。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知名的文化人，他刚刚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出版社。

他感慨道： _“在大陆，我们的创作自由越来越受限。

但在香港，我可以畅所欲言，出版任何我想出版的书籍。

这种自由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比金钱更加珍贵。”_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对于那些精英阶层来说，迁移到香港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财富，更是为了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还注意到，许多富商的子女也纷纷选择去香港留学。一位企业家的公子告诉我： “在香港，我们可以接触到最新的西方思想和科技。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种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无疑为香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我不禁感慨万千。那些选择离开的富商们，或许曾被人误解为逃兵。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

他们不仅保全了自己的财富，更为香港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这批江南富商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他们中有人失去了一切，但也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生。 历史从不会给我们标准答案，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

1949年，上海的商业巨头们纷纷出走香港。在这个特殊时期，刚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首要任务就是向这些大亨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够重返上海。他所邀请的五位大亨分别是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但这些电报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市长决定派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前往香港尝试做思想工作。出乎意料的是，徐采丞抵达香港后，不但没有说服大亨们回归，反而黄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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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杜月笙知道，上海是守不住了。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带着家人和一箱美元逃往香港。到了香港，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强龙”。

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一些大员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去香港观望一下，也因此留下了不少的故事。

1、熊式辉与假护照

熊式辉在解放战争初期和杜聿明搭档，在东北把林彪赶过了松花江，是新华社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里的第18名。

国民党逃到广州的时候，内部一片混乱，官员们都在给自己找出路。时局混乱，有权力的机关就趁着权还在手大捞一把。而没有油水的机关，也用尽心机变现。

外交部官员想出了卖护照的生意。开始时每本护照500美元，后来跌到每本100美元。

一开始的交易地点在澳门，后来在香港也有。

1950年2月，被程潜派去香港与卫立煌开办新生公司的徐毅，要派一个人到日本办分公司。当时去日本可以用游览团的名义，但如果有正式护照就更方便。

介绍人向徐毅推销，只要1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国民政府的护照。先钱后货，附交一张照片，不必碰面，一切交介绍人办理，只需另付20美元介绍费就行了。

果然不到两天，护照拿来了，确实是正式护照，照片盖上了“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钢印，其他空白处由自己填写。

后来，新生公司派往日本的代表徐子轸，就是用这张护照在日本注册公司的。

有真护照生意，就有假护照生意。

香港有护照可买，传开后想买护照的人就多了。不久护照买不到了，造假护照的就应运而出。

而熊式辉就是买了假护照的人之一。

熊式辉到香港后，一开始深居简出，观望风色，后来看到大陆全部解放，台湾仍在慌乱之中，香港也不是安居之所，就想率家逃往南美。

1950年5月间，熊式辉花500美元买了几本护照，去香港移民局办理签证。

结果，移民局的英国帮办认定这几本护照是假的，就把熊式辉在临时拘留室留了下来。英国人告诉熊式辉，按照香港政府的法律，假造文书罪是很严重的。

熊式辉慌了，他家里的人也慌了，经过3天的多方设法，请了香港著名律师罗文锦，才免了假造文书罪，只承担使用假文书罪。

结果，熊式辉被罚款3000港币，由新生公司担保才保释了出来。

事后，熊式辉说，我想不到虎落平阳被犬欺，真倒霉。熊式辉叫大家不要外传，这与面子有关。

此事后不久，张群从台湾写信来，要熊式辉去，于是熊式辉就跑到台湾归队去了。

2、马步青与钻石

马步青是马步芳的大哥，曾在青海独霸40年。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马步青率全家从重庆逃到香港。

当时重庆已陷入恐慌，根本包不到飞机，因此马步青从重庆运到香港的黄金并不多，只占其财产的10%。

据他的亲信参谋长袁献之说，自己帮老板抢运到香港的财产，还不及从青海运到重庆的黄金的十分之一。

其中，由新生公司合伙人袁德泉经手，帮马步青抢运的黄金有3000两，美金20万元现钞。

这笔钱由陈纳德民航队运输。当时陈纳德的收费方式，不是按重量计算，也不是按人头计算，而是按所运物品的货值计算的。运费高达按货值的30%到50%，而且先交钱后承运。

陈纳德单单给马步青的这架航班，就赚了上千两黄金。

袁德泉是个生意奇才，他三次从香港乘飞机到重庆，用在香港低价收买的银圆券，到重庆兑成银圆，再换黄金美钞带回香港。同时还做了马家这笔生意，自己也赚了千两黄金。

更重要的是，袁德泉还结识了马步青。后来就因这个关系，马步青在新生公司入股了四万美元。

袁德泉后面还坑了卫立煌。

马步青在香港的花园道盖了豪华公寓，买了两辆漂亮汽车，大玩香港的跑马赌博，每星期一次跑马，马步青从不脱班。

马照跑，舞照跳。

马步青的另一大爱好是收买钻石。

他的参谋长袁献之说，统治西北时期，钻石最贵。一克拉的钻石，在青海可抵十两黄金。

这时，香港的钻石并不稀贵，一克拉只要五两黄金，最好的不过十多两黄金。一个五克拉重的钻石，也不过四五十两黄金。

这在马步青看来，真是便宜之至，所以收买了大量的钻石。

1952年5月，台湾号召“忠贞人士归队”，马步青又带着他的财产到台湾去了。

3、上官云相与大烟

上官云相，皖南事变的主要执行者，大陆解放前逃到香港的。

上官云相早就在九龙金巴仑道7号，购置了一座讲究的花园洋房。平日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

但他那些逃到香港的老部下，经常找他麻烦，敲门借钱叫骂的事时有所闻。上官云相常打电话叫警察前来保护，但仍感到恐慌害怕。

主要是上官云相是个瘾君子，抽大烟的劲头相当大。

香港在法律上是禁烟的，但花钱可以买到抽烟牌照。

不过，在香港犯禁抽烟而被拘留的人要登报公示，上官云相怕香港的流氓来一手，导致自己丢人现眼。

而且大陆解放之初，香港动荡不安，台湾风雨飘摇，上官云相心怀恐惧，害怕人民政府找他清算。上官云相总是居而不安，时刻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上官云相感到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想另择安全之地。

1951年，卫立煌组织的新生公司，准备在北婆罗洲设立分公司，怂恿逃到香港的官员投资，到那里开办橡胶园，正式移民。

上官云相知道后，特来商谈很想参加，准备逃往北婆罗洲。

可不久，蒋介石复位，搜罗在香港的国大代表去充实人数，于是上官云相也被搜罗到台湾去了。

4、余程万与劫匪

乱世人命如草芥，贵为国民党军长的余程万也逃不过，他在香港遇劫丧命。

1949年底，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国民党第26军军长余程万被扣押。被释放后，余程万又当了几天云南绥靖主任，跑到台湾见蒋介石，因为不能回云南了，就逃到了香港。

余程万是广东人，很早就把家安在了香港。

余程万是准备在香港长住的，他家在九龙元朗。他当军长搜刮了很多钱，又很会做生意，在香港做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合伙开了一个当铺。

于是，就有了贼惦记，劫匪摸清了余程万的行动规律。

1955年7月的一个晚上，余程万外出归来时，三个盗匪趁机进门，一个在门外把风，两个持枪入内。劫匪把余程万家人赶到一间房里关着，逼余程万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余程万的厨师看见劫匪进门，从后门爬出，跑到2里路外的警署报警。

随即开来大批警察将房屋包围，警匪枪战。劫匪把余程万押在前面，作为挡枪的靶子。一阵乱枪中，余程万被打死了。

事后，警方公布说，余程万是被劫匪打死的。但余程万究竟是被劫匪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追究。

5、潘裕昆与投资

辽沈战役中逃出来的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先是跑回了长沙。

1949年5月，潘裕昆率全家逃到香港。潘裕昆家在九龙青山道一层楼房，表面很朴素。他所带的黄金美钞，都存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

潘裕昆在香港与卫立煌来往很密。

1951年，卫立煌参加香港新生公司时，承担公司股份50%，要交50万美金。卫立煌本人没这么多钱，这50万美金的一半是潘裕昆出的。

潘裕昆本人不愿露面，却极力为卫立煌撑腰，并为卫立煌参赞一切。

前文所提的袁德泉以每月十分之一的利益，代卫立煌、潘裕昆经营，取得他们的信任。卫立煌与潘裕昆一次先交20万元美金。

潘裕昆这批美金拿出来时，都是压得很紧的百元大钞，点数时都不容易揭开，可见保存的时间很久了。

这笔钱作为复兴银行的存款，加上袁德泉为他们结算的利息，共为144万港币，折美金25万元，就作为新生公司的股款。

可是在未交拨新生公司以前，复兴银行就倒闭了，当然这笔钱也就化为了乌有。

一举损失本金20万美元，别说当时了，搁现在也是一笔巨款。

潘裕昆因此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住的地方靠近荔枝角，经常独自一人在荔枝角踽踽徘徊，灰心失意。

不过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嫡系军长们是有多有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