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重返联合国过程中美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 woyan

前两天在写“以色列为什么不满联大决议要粉碎《联合国宪章》”一文中，文章末尾提了句“当年美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安理会席位“引来了许多粉红喷，说美国当年在中国重新入联时投的是反对票，都没看清我说的是安理会。那我就从头捋下美国在中国进入安理会中所起的作用。

所有材料来源于联合国网站，美国历史档案网站、台湾解密的历史文件和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的回忆文章。

先说下联合国创意来源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于1943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会谈中，罗斯福详细叙述了对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想，针对以前国联没有执行力的问题，提出了“世界警察”的设想。

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应由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由当时大约35个反法西斯国家成员国组成。这个机构定期在不同的地方开会，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并向一个较小的机构提出建议。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参加者为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再加上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洲国家、一个近东国家、一个远东国家和一个英帝国的自治领，总共10到11个国家。这个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军事以外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有关国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说是后来安理会的雏形。

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胁时，“四警察”有两种对付方法：一种情况是，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采取隔离的方法，封锁有关国家的边界并实行禁运。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威胁更严重，四大国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被拒绝，就将立即对该国实施可能的军事打击。

斯大林赞同罗斯福关于加强制裁权的主张，但他认为“世界警察”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即可，中国没有实力和权利列入其中。

此后英国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统治世界的实力。

从另一方面讲苏联当时在蒙古、东北和新疆和中国都有利益冲突，自然不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地位太高。而英国有香港问题，肯定也觉得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小一点更好。

但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表示，他不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更远的将来，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

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中国最终幸运地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和主要问题。

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由于美苏都强调在战后要在全球解决殖民地问题。在英国看来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国家，这个问题明显是朝自己来的，为了能够找一个盟友支持自己，英国提出了让排名第二的殖民地国家法国也加入安理会。而美国则提出建议增加一个拉美国家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国是巴西。因为美国认为巴西的人口、面积和资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国。

但苏联和英国都认为只要突破增加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框框，理事会就会受到强大压力，因为未来各国都会有提出进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原则上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和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中华民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代首席代表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1945年8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重庆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1947年8月18日中华民国第一次行使否决权，代表蒋廷黻投票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即在历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了避免做为新加入国家被安理会否决，其申请方式决定采用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二款，即原会员国国家政权更叠的情况下，“对会员国之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要求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的中国席次，但美国联系其它国家以暂缓讨论的方式让该申请无法进入投票表决阶段。

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应安理会邀请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伍修权作为代表在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98号决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0号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禁运武器与战略物资。

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诉，指责苏联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日本投降后试图阻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中国东北恢复行使权，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支持其反政府活动。联合国大会以25票支持、9票反对、24票弃权、2国未投票通过了《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对苏联的行径作出谴责。

1955年中华民国拒绝美国的一再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行使否决权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作为报复，苏联也行使否决权否决了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这让日本当时的首相鸠山一郎不得不于1956年10月亲赴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签署了《苏日共同宣言》，从而让12月7日日本再次入联申请得到通过。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和台湾之间就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时美苏之间为了争夺在非洲大陆的控制权，均争相拉拢新独立各个非洲国家。非洲新独立的毛里塔尼亚等国当时和美国走的较近，而苏联为了让蒙古入联，经同美国勾兑，决定把非洲毛里塔尼亚等国的席位与蒙古的席位联系起来，只有蒙古被允许加入联合国，苏联才会同意不否决毛里塔尼亚等新的非洲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

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要让国民党在蒙古入联上做出让步。他说：“美国的立场不会含糊，国民党必须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旦在这一问题上失败，美台的处境将变得糟糕。”

1961年7月31日和8月1日，肯尼迪两次会见国民党“副总统”陈诚一行。在会谈中肯尼迪明确要求中华民国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而陈诚则断然拒绝美国的要求。他气愤地说：“外蒙古完全是苏联一手制造的，美国已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过外蒙古不是主权国家。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美国政府应该知道，承认外蒙古势必增加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威望。”肯尼迪反驳道：“陈副总统作为一个军人应该知道，向战场发出命令固然容易，问题是怎样去实现它。难道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还不如让中共进去更好吗？”陈诚坚定地说：“二者都不允许进去。”

9月6日，肯尼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说：“总统先生在8月26日的函件中称，中华民国将行使否决权，阻止外蒙古和毛里塔尼亚进入联合国，我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对外蒙古的席位投否决票，意味着台湾将悲惨地离开联合国……您知道，该问题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将不惜以任何方式达到这一目的。”

而蒋介石回复也很决绝，9月11日他在给肯尼迪的回函中指出：“允许外蒙古获得联合国成员国资格，就等于向国际讹诈屈服。如果国民党政府如此放弃道德立场，那么我们继续留在联合国，也无法弥补自己的损失。”国民党明确表示与其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还不如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软硬两手准备：

硬的一手是在接到蒋介石回函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给蒋介石回复一封近乎威胁的电报。电文称：“如果国民党决意要与舟同沉，而不愿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那么美国不负任何责任。一旦有必要，我们会发布声明，表明美国已尽了最大努力，但国民党仍然选择了政治自杀。”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安排下，9月21日晚，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议程。

软的一手是9月29号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杜姆赖特和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表示如果毛里塔尼亚等国入联的权利得到保证，可以轻松争取非洲地区的大量选票来保住国民党的席位；而美国也承诺任何时候都会全力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对任何与此问题相关投票中都会投票反对，但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肯尼迪总统公开发表此承诺的要求。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接受了美国的要求，但为表示尊严，表示不参加安理会投票环节，并要求蒙古入联的安理会表决中美国要投弃权票以示并不支持此行为。

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蒙古进入联合国的审议。其中，美国弃权中华民国代表没有参加投票。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蒙古加入联合国。

而蒋介石在1961年11月的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上则称：在防阻匪伪入会的目的上，我们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

此后的一段时间，美国确实是联合盟友阻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联提案，直到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与苏联对抗同时脱离越战泥潭，决定与当时与苏联交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多，在1970年11月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国持续提出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提案首次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的结果超过半数支持，虽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未通过，但引起了美国和台湾的关注。

1971年4月23日，尼克松派特使墨菲面见蒋介石。墨菲表示美国准备用“双重代表权案”取代以往的“重要问题案”。但该新模式并不说明谁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因这个问题需要两个中国自行解决。至于安理会席次问题，墨菲回答，会使“中华民国保留安理会席次”。对于墨菲的通知，蒋介石大为不满，警告墨菲如果美国提出新方案，必须保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及安理会的席次，因为这两者“不可分割”。如果安理会席次被剥夺，那他别无选择，只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与墨菲会谈后，整个5月蒋介石对联合国问题反覆思考，最终确定了“对联合国进退问题，应慎重处理，不能自暴自弃，如至不得已时，决自动退出”。 “中流砥柱与孤军奋斗之古训，乃是光荣之孤立，此我所以不怕孤立，而只怕瓦全之耻辱，求存也。”的指导方针。此后在5月26号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国安会秘书长黄少谷与外交部长周书楷建议把该方针修改为“汉贼不两立”的表述方式。

而在第二天的5月27号，尼克松与基辛格和国务卿罗吉斯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尼克松在会谈中表明不能接受蒋介石希望保留安理会席次的条件。尼克松甚至说出了，“我真希望坚持原则而失败，让他们赶紧滚蛋。”基辛格则表示更好的方式是拖延不决，直到最后选择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失败，那也表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

7月2日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会见当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就联合国问题进行沟通。

马康卫告诉周书楷说：“美国政府认为贵国应准备万一，并沉着应对，此即万一中共获得安理会席位，而因贵国仍在联合国内，中共拒绝进入，此时盼贵国能勿遽言退出。”

周书楷回答道：“吾人此事努力之目标为使任何将安理会席位给予共匪之案均无法通过，是以吾人必须及早着手。”

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他表示美国将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获得简单多数的方式加入联合国，而且中国可以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是，排除中华民国需要联大3分之2多数通过，即所谓“复杂的双重代表权”方案。

当时美国还未就该方案正式与台湾方面沟通，但却先向中国透露了底牌。

不过中国并不领情，，周总理表示“不认为重新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是个紧迫的事情。我们已经等了21年了，我们也就这么过来了。”基辛格回复说只要中国加入联合国，那么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驱逐台湾只是时间问题。但7月11日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在送行时表示：“我们将反对这个方案，因为那意味着‘两个中国’。台湾也将反对它，反对的声音将会来自四面八方。”

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吉斯正式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表示美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中华民国不应被驱逐。8月17日美国台大使马康卫告诉台外交部长周书楷，美政府已决定8月21日前向大会另提“中国在联合国之代表权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代表出席，同时亦应规定中华民国之代表权不容剥夺。”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双重代表权案”发表声明，强调反对联合国中有“两个中国”代表权，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及台湾独立。8月26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决策高层讨论代表权问题，强调“提案中不能提安理会席次给匪共，否则无异逼我国退出联合国”。

9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吉斯让马康卫通知周书楷，经与盟国磋商，美国决定遵照多数意见，修正双重代表权案，直接表明安理会席位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示马康卫只要告知周书楷美国的决定就可以，不要让台北有申辩、提反建议或藉此拖延之余地。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以其（美国）未得我方同意，藉口以时间关系，自动以安理会给共匪之提案，征求各连署国同意，并要求我方承认，勿与美国争辩，并以要求我对各国同意其提议。呜呼!”

9月16日上午，周书楷带领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驻联合国大使刘锴在华盛顿约晤美国国务卿罗吉斯，询问美国政府是否考虑第二道防线？即如果“复杂双重代表权案”及“修正的重要问题案”都失败怎么办？罗答：“并无第二道防线，此二案不能通过即为全部失败。”

周书楷事后回忆说当时他就明白美国的真实想法就是作足表面功夫，但并不指望真能赢，也不愿准备以防万一的补救措施。

9月16日下午，尼克松公开宣布，美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席位，但同时美国反对驱除中华民国。

10月4日下午，罗吉斯正式在联大发言时表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席位，同时反对排除中华民国。

而在罗吉斯发言后不久，白宫宣布基辛格将于10月20日飞抵北京去安排尼克松对华的访问事宜。

周书楷于10月5号紧急约见罗吉斯，要求取消北京之行或至少等到联大表决后再去，否则明白的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真实意向何在，这样在联大表决时将无法得到盟友的支持。但罗吉斯也一肚子火，因为他也是刚知道早在9月13日基辛格就与中国方面敲定了将于10月20日访问北京的计划，而他也是4号才得知这一消息。最后只能向周书楷表示基辛格此行对代表权案投票不会有任何影响。

在得知该情况后，蒋介石开始考虑主动退出联合国的情况，指示周书楷，应于重要问题案表决失败后，不待阿案表决，即声明退会。

10月14日上午9时，周书楷打电话请示可否“延至阿案表决后再声明退会。”周说“如重要问题案未获通过，我与美日必须有一紧急应变方案，在表决阿案前提出，力图挽救，惟此项方案非至最后关头绝不对外透露，以免影响目前为重要问题案拉票之工作。”

14日下午4时半，决策会商后蒋介石书面指示“必须在阿案表决前声明退会。”10月19日，蒋令黄少谷转告周“我退出联合国之决心，切勿动摇犹豫。”

对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海峡对岸的毛泽东也极为谨慎。1971年10月20日晚，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大不了今年不进联合国。

而基辛格则在同中国高层会晤后返程前连发4封报给白宫，主要内容就是北京不会接受在联合国中给予台湾新的地位，如果继续提出“台湾地位未定”或在联合国中给予台湾以新的法律地位，那会严重损害目前美中对话的基础。既然已经确定当前的最大优先级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那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要谨慎行事，不要以徒劳无功的政策毁掉苦心经营、来之不易的美中间脆弱的信任基础。

所以说中国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号不是随便给的。

1971年10月25日下午，联大准备就“两阿提案”进行表决，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负责美方的提议情况，但联合盟友提出的几个动议都被否决，可以说美国为保卫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设置的一道道防线接连被冲垮。让布什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几乎所有的北约盟友都对美方动议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阿拉伯与非州国家也大批倒戈，至于原因事后布什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在纽约说一套，但在白宫里又做另一套，别人都知道我们实际想要做什么，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无法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按照最初的指示，抢在阿案表决前，周书楷脸色铁青的走向讲台，当场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随后率领代表团全体团员鱼贯走出会场。

接着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有权利，承认其政府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组织之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驱逐在联合国及一切与有联系之组织内非法占据席位之蒋介石代表。”

但是，第2758号决议并未涉及台湾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强调的是驱逐蒋介石的代表。这就留下了一个口子，此后台湾政权更迭，民进党要求重返联合国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已经不是蒋介石的代表了，所以可以重返联合国。

10月26日下午，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我们本汉贼不两立之立场，及维护宪章之尊严，已在该案交付表决之前，宣布退出我国所参与缔造的联合国。”他说：“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个声明给台湾民众留下了蒋介石因“汉贼不两立”而主动退出联合国的印像。不过根据投票结果，中华民国不主动退出最终也是会被赶出联合国的。

10月29日，周书楷在回国前和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华盛顿拜会基辛格，在讨论联合国投票结果时基辛格承认：“当然本人之赴中国大陆对嗣后之发展有其影响。”沈剑虹立刻追问：“阁下所称赴匪区之行对嗣后之发展有其影响，是否意味阁下对此次投票之结果并不惊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忙解释道：“美国此次维护贵国地位之失败主要在于布什的战术错误，我们在外交方面确已努力，但尚有其他方式可用而未用…联合国规程内有种种下流方法可用，原本可以阻止投票。我获悉周一晚进行投票而竟失败，痛恨不已，只能说明我们用人不当，负责人无能”。

在2758号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发电报，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决议。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团长发表讲话。

1974年4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代表中国发言，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提出建立国际政治及经济新秩序，并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