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今中国的死局——淘汰型社会、间接税 -- nobodyknowsI
家园 这个河里的苏北人其实不算少，解放前苏北啥情况不要说 当地人了，就是公开资料都不少。苏北有大片的革命老区。如果民国时代真的情况很好，会有那么多革命老区？想想也知道不可能。
家园 似乎是比较封建多一些，条件应该还算可以，和鲁南很像吧 自古还是四战之地，感觉是彭雪枫的根据地？淮泗地区？
新华社李锦：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这肯定是操作失误啊！！！）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这样的句子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这就是宣传部门的问题了）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
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饿死？）
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
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
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都是这种话？高级记者就这种水平？）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
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
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
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
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
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
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
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
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
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
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
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她就领着我回来。
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
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
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
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
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
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
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
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
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里呀。”
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
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上太阳在头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
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
在那些日子，便再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
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
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70054041633196
尤其是这张，最震撼的，群体的，居然是四川的饥荒照片，新华社高级记者就这样？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用的都是解放前的饥荒图片。
家园 苏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新四军7个师中的4个师 淮泗地区是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是在盐城。文中的射阳县是属于盐城市的，我老家也是属于盐城市的。射阳当时的情况比我老家要重一些。
家园 我的意思就是这里没那么困难，失误应该是一些理念问题，毕竟还是 江苏啊，苏北比上海是有差距，其实在中国也还行。
就江苏来说，适合做根据地。
至于苦难还是存在的，比起上海更糟糕了，所谓江南鱼米之乡，其实没那么好。比如江阴在民国的死亡率也不小。
民国年间就没啥好地方。
《中国经济年鉴》第叁编（1936年）
1931─1934年江苏省鱼米之乡江阴县农村人口
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普通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 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平均 30.9 39.9 47.4
可怕的是安舒者也糟糕。
家园 江苏省委书记是江渭清，应该没死人，他家似乎是安徽黄泛区 以前讨论有个类似的人也是号丧，但是具体说也说不出来啥，就是号丧，增加讨论张力，车轱辘话来回说，似乎很有力度的样子，其实啥也不是。
总之不是华北。
家园 苏北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的 我在的县在那三年死人很少，但是隔壁有个县死人就比较多，原因是当时当地的县委书记瞎吹牛逼，粮食超量调出。
家园 超出正常死亡率的人可能增加，但是饿死恐怕还不够准确，从李锦资 资料来看，没有死人，疯狂迁移，存在。
毕竟山东也算重灾区了，但是山东迁移到我们东北的有一堆。
兴十四村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是一个由山东移民组建起来的村庄。该村自1956年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1600多人口，人均收入超过8万元的富裕村庄，被誉为“龙江第一村”。兴十四村的成功得益于其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及产业融合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该村围绕粮食生产进行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并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加快种植结构调整，推动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兴十四村还注重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展现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村支书付华廷带领村民们通过发展农林牧副渔业、食品工业、旅游业等项目，将一个曾经的“三无村”发展成为小康村，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区工业化、住宅别墅化、村风文明化、管理民主化。兴十四村的产业发展包括但不限于面粉加工和销售，以及各类企业的建立，如乳品厂等，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目前，兴十四村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如村小学、卫生所、村史展览馆等，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享受到了现代化生活的便利。此外，兴十四村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开发红色生态旅游，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兴十四村是黑龙江省有组织地从山东省临沂地区接收安置的移民新村之一，接收安置了100户，428人。
2007年，电影《拓荒人》在兴十四拍摄。是首部反映“三农”问题的电影作品。
2009年夏季，电视剧《龙头岭》在兴十四村拍摄，该剧以创建城乡和谐社会为主题，取材于兴十四村的创业史，以村党支部书记付华廷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为故事原型，是一部反映“三农”问题，弘扬科学发展观主旋律的电视剧。该剧8月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开机拍摄。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在甘南县兴十四村金黄的稻田旁，村党委书记付华廷指着眼前大机械收割水稻的壮观场面高兴地说：“现在村里仅有2%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余都在村办企业上班。全村耕地全部实现了精准机械化作业和高效节水喷灌，按照市场需求调整结构，全部种植优质、绿色、有机农产品，农业现代化水平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1978年，兴十四村人口692人，总产值63.3万元，总收入48.1万元，人均收入695元。经过40年发展，2017年，兴十四村人口达到11600多人，总产值23亿元，总收入21.1亿元，人均收入7.65万元，成为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龙江第一村”。
目前，兴十四村实现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不出村，村民医保参保率达到100%，医保费用村民拿50%，村集体补贴50%。五保供养中心服务范围不仅覆盖兴十四村周边，还辐射到整个甘南县，目前已入住全县五保户等各类老人116人。全村参保、退休和享受补贴的原有村民达到526人，最高工资每月1786元。现在，每位兴十四村民都享受吃水，学生入托、上学等“十免费”待遇，另外还享受米、面、油、肉等14项福利待遇。
傍晚时分，来自全村各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兴十四村小剧团，演唱大家自编自演的独唱、舞蹈、相声等节目，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全村还组织开展了广场舞、功夫扇、威风锣鼓和老年秧歌等活动，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馆内一楼通过沙盘、图片文字和实物三部分进行展览。沙盘展览部分，展示了兴十四村以及中国富华国际生态产业园区的全貌；图片、文字展览部分，分为扎根荒原，艰苦创业，工业强村，高速发展，致富头雁，魅力八方，再创辉煌等几部分，讲述了兴十四人在村党总支书记、富华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付华廷同志的带领下，艰苦创业发展的奋斗历程；实物展览部分，通过展示付华廷带领兴十四人自己组装的拖拉机，以及1956年建村时住的马架子，日常生活用的煎饼鏊子、磨、碾子等，生产用的马车、木犁、耲耙和磙子等实物，再现了兴十四人与自然抗争、拓荒创业的生活场景。
兴十四人半个世纪来的卓绝奋斗历程让人震撼又感动。在第一代拓荒人生产生活实物展区，有当时住过的草棚子，用过的弯钩犁，拉过的木推车，最引人注目的是镇馆之宝——一台现在还能打着火的拖拉机。这是1970年，付华廷领着大伙“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自己动手搞配套”组装出来的！转年春天，自己装成的拖拉机轰隆隆开动，1971年兴十四村开荒4000多亩，当年打了100多万斤粮食，村民们第一次领到了余钱。1972年，在省农机局、地区和县里的大力支持下，村里又买了2台拖拉机，到1979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2年，付华廷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3年发展了20多名不怕苦不怕累、肯于带头干、一心为公的新党员。面对村里土质薄弱、沙包地“跑风漏水”、打粮难的情况，党员干部带领村民利用草原资源搞养殖，赚到钱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土制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硬是把4万多立方米河泥搬到了3300亩贫瘠的耕地里，把600多亩高低不平的沙土地变成了良田。“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不让一人受穷，不让一户掉队”“只要我干一天，就让老百姓说共产党好”，兴十四村的致富路上，离不开一心为民的好书记、担当作为的带头人、凝聚民心的好组织，正是共产党人的执着信念让共同致富的梦想照进兴十四村的现实。
上世纪70年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兴十四村最早开启农业机械化发展之路。研制出当时连县城都没有的玉米收获机、深松机、除草机等14种农机具，翻、种、割、收全部实现机械化，种植产量实现突破式提升。
机械化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村里做出第二次创新决策，先后建起罐头厂、酒厂、榨油厂、木器加工厂和小修理厂，利用“五小工业”赚的钱，1978年盖起第一批二层小楼，三年时间成为全省第一个砖瓦化村，1982年给每家每户发彩电，“彩电村”轰动全国……
家园 当时苏北是真的有直接饿死的，解放后苏北的条件不能和东北比。 不过江苏确实不是那三年的重灾区，正如你所说，当时的省委书记江谓清在上报粮食数字上是个保守派，如果当地的县委书记不是特别要求上进瞎报粮食产量的话，问题就不大。但是当时确实有几个特别上进放卫星的，主要问题就出在那几个县里面。
家园 直接饿死农民的是同村、同公社的农民新贵，城里人只有间接责任 我原贴写得很清楚啊，主要责任是谁我虽然没直接写但我肯定提到了，你们是故意跳出来接锅，还是故意转进？
所有城里人都只有间接责任，也就是帮凶，直接饿死农民的同村、同公社的“农民”，所以我才称他们是农村新贵族，你们怎么听不懂啊？
（1）各省领导只有间接责任，包括李井泉、吴芝圃都是如此。
（2）中央不论是哪个派别都只有间接责任。
（3）农村和城市始终是两个社会，不是一个社会。
我说毛、说一共，是在说这个大社制有问题，在乡镇这一个级别上瞎胡闹是有问题的，他们如果只是搞互助组、搞自发的合作化，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于杀人犯，难道不是先找直接杀人犯，然后再找那些帮凶？你们不了解农村也就罢了，杀人犯的主谋、直接实施者、帮凶总要分的清楚。
第一、所有的李井泉、吴芝圃都只是帮凶而已啊。
第二、没有主谋，所有中央派别哪怕我最讨厌的摘桃派也不是故意饿死人的，他们只是选择像大清一样“苦一苦老百姓罢了”。
第三、在“把农民开除人籍”和“苦一苦老百姓”这两条上面，中央绝大多数人都不无辜，特别是毛，毛绝不无辜。
你们怎么就听不懂呢？
大社制、毛、一共中央真正的问题是把权利下放到乡镇一级。但具体影响要把宗族制、家族制、家庭制的地区分开说，权利下放到乡镇只对家族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东部地区影响较少（毛恰好是出身在这种地区的，这大概是他为什么特别钟情于大社制，但他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了解太少了，中国可是一个大国），对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是问题特别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