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方都背叛了工农 -- 审度

“天安门事件”中的邓小平

邓 榕《 书摘 》（ 2011年12月01日）

  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广播后，父亲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1976年的4月5日，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悲壮的日子。那漆黑恐怖的漫漫长夜，掩盖不住“四人帮”的血腥罪行。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于上午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上午8时05分，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毛远新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  “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4月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喝酒欢宴，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  “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乘着酒兴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  “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分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哈哈，是叶剑英的女儿！！！）这一次，  “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用“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说：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现在不行了。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毛泽东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汪东兴把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说可能有人要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并交代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代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太显眼的车子，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等待和邓小平谈话。

　　“天安门事件”发展到如今，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明白，最终决定父亲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心中已无所畏惧。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东方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我们全家人，送父亲走出客厅，走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看着父亲沉着而从容地上了汽车，看着汽车开出大门，看着灰色的大门紧紧关上，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和父亲的最后诀别，刚才那种同仇敌忾的坚强气氛，顿时被一阵抑制不住的悲伤所代替。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 “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与邓小平夫妇谈完后，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时，开会的人已吃完了晚饭。会议移至江苏厅继续开。江青等人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

　　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广播后，4月8日，父亲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一副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分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环境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转眼快到4月底了，二老想起来，4月30日是小孙子萌萌的两周岁生日。二老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小萌萌早产出生，才3斤4两，那么一点点大，全凭精心照料才逐渐长大，因此让人格外心疼。现在，萌萌就要两岁了，真想他呀。二老商量，要给孙子送点东西，算是爷爷奶奶的一片心意。母亲试着问滕和松，能不能托他给家里的孙子捎点生日礼物。滕和松说可以。二老很高兴，让人帮助买了一点东西，母亲写了一张纸条，请滕和松给家里送去。

　　我们正在因没有父母亲的消息而发愁，突然收到从他们那里送来的东西，着实地令我们激动了半天。我们打开母亲亲笔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小萌子明天的生日，给他点水果及两个罐头、两个小瓶子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个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奶奶。”看着字条，看着母亲那熟悉的字迹，好像抚摸到母亲那温暖的手。我们几个人一边看，一边热泪长流。总算有了父母亲的消息了。这些送来的东西和字条证明，父母亲虽然被关着，但还能够买得到东西。能够买得到东西，就证明他们生活上没有问题，没有受到虐待。他们能给我们送来东西，也说明他们虽然没有行动自由，但禁闭得尚不算森严。我们拿着字条和东西，兴奋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时的最后一刻，想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毛泽东，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压在毛泽东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沉重。4月30日晚，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毛泽东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华国锋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虽然已病疴沉重，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的。毛泽东为华国锋写下三句话，是在用他最后的一点力气，白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这一嘱托，由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圈。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

　　(摘自《实话实说邓小平》，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68.00元。本文作者为邓小平的小女儿)

唐由之（1926年7月1日-2022年7月28日），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汉族，中医眼科学家。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继承和发扬中医眼科金针拨障术和睫状体平部的手术切口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医大师。

1975年，他成功地为毛泽东主席做了白内障针拨术 [6]，还为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成功地做了难度最大的一次针拨术，他应邀为朝鲜金日成主席、印尼总统瓦希德等国外领导人医治眼疾和保健，均取得很好的疗效，获朝鲜国家一级友谊勋章，享有“民间外交家”的美誉。 [4-5]

1957年-1978年　历任广安门医院眼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科负责人。

1978年-1994年　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主持人：1974年，当人们还习惯于在新闻纪录电影里看到熟悉的毛主席时，人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因为患有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看不清东西了。如何为主席安全稳妥的治疗眼睛，成为党中央的一件大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筛选，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北京的一位中医眼科大夫身上。

解说：1974年冬天，48岁的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被通知到北京的解放军305医院会诊。305医院当时是给国家领导人看病，而唐由之当时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的眼科负责人。他以往也常到这里参加会诊，但是这次，当他一走进会议室就感觉到了气氛的特别。

主持人：当时去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您是进行什么科的会诊？

唐由之：请我总是眼科，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一进去感觉到情况有些特异，怎么说呢？来的医生很多，可以说有几十位，怎么有几十位呢，有皮肤科的、有心脏科的、有肺科的、还有眼科的。

主持人：很综合的一次大会诊？这个时候您觉得？

唐由之：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不大一样了，那么我们当然了很认真地，我们会诊过去就讲一讲看病人，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有专门的人来报告病例，这个报告有一个特点，没有姓名，没有籍贯、没有职业。就是男性大致多少年龄这么一个情况。

主持人：别的都不说？

唐由之：别的都不说，一般我们会诊都要说姓名、年龄、籍贯、工作等等一套下来。它没有，就是年龄、性别完了。

主持人：当时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呢？

唐由之：当时我想这是不一般的会诊，肯定不知道，国内也不知道，国外的一位重要的领导同志吧。

主持人：但是有没有想到过可能是毛主席？

唐由之：没有，一点都没想到。

主持人：只知道肯定是一个重要人物。

唐由之：重要人物。

主持人：但是不是毛主席，没敢想？

唐由之：也不是没敢想，也没想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电视里边我所见到的没有发现主席有明显的眼病。这个拍新闻电影的人很技巧的，所以没给我们做眼科医生的留下什么印象。

主持人：这是我们摄像的技术。

唐由之：对，这个报告病例的时候呢，他不是专讲眼科了，他系统性地讲一遍。

主持人：整个的身体状况。

唐由之：当然讲到眼科就是关系到我这个专科了，记录了以后组织会诊了，报告病史的，同旁边有几位我不认识的领导就讲了，你们病史已经报告完了。请你们各专业分开自己去讨论一下，对这个病应该你们还要了解些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怎么想怎么治疗？我们一讨论，组里边也讨论很明确，一听这个病史报告是老年性白内障。那么一般老年人上了年龄了，容易得这个病。那么我们感觉到这个诊断都没问题，但是他白内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还不清楚。

主持人：当时他有没有给您介绍他的视力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唐由之：视力他说看书困难了，只能够迷迷糊糊眼睛前面有一些出来的手指，几个大字，我们说功能也要检查一下，另外除了这个病以外，眼睛还有其它什么病没有。他说我们以后再请你，我们去准备一下，他们再去检查。那我就回来了。

二、突然失踪

解说：这次会诊眼科大夫来了7、8个，唐由之是惟一的一个中医。他16岁的时拜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师陆南山为师，1952年又在北京医学院学习了5年西医，他是中医里为数不多的即懂中医又懂西医的眼科专家。在这次神秘会诊之后的一个月内，唐由之又参加了2、3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大家都认为患者的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这时有人问唐由之是否需要助手，于是他点名了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质。1974年，当时文革的局势虽然已经临近尾声，但批斗大会仍然不时举行。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唐由之家的门。

唐由之：敲我门来了个解放军，年龄大概四十多岁。说这里是不是唐由之大夫家里？我们说是，他进来了，当然面色还是和气的，因为这种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进来他说你有一些事你要出去几天。

主持人：要出去几天？

唐由之：要出去几天，我说好，我爱人不知道呢，因为文化大革命嘛，还来贴大字报了。

主持人：你出去几天是什么待遇什么结果还不知道呢？

唐由之：都不知道。

主持人：但您当时也应该不知道为什么让您出去吧？

唐由之：叫我到哪儿去不知道，叫我出去几天呢，有一点感觉，我不敢武断。还是另外的事还是最近的事的延续。那么考虑到前一个阶段的这位病人的延续，可能要去见见病人了。但是这位来的解放军没跟我说，那么我说带些什么东西，他说你随身替换的衣服，牙刷、牙杯。那我当时还问了一句，当时是吃饭要粮票的，我说要不要带粮票，他说粮票不要带，我说好。我就提留东西跟着他走了。

解说：走之前，唐由之只是跟妻子陆丽珠说事要出去几天。当陆丽珠往楼下看时，才感到这次跟以往的出诊的确不同。

同期：我往楼下一看，楼下停了一辆小汽车，那个人开车门的时候还带了一个白手套，我想这么正式，所以就觉得这是不一般的会诊。

解说：车很快到了机场。

唐由之：到了机场里高培质就看到我了。问我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但是你们俩一见面就应该能猜到是做手术去？

唐由之：她比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有前面一段经历。她说到哪儿去，我这会儿已经意识到是个重要的人了，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有一个感觉，可能是毛主席。

主持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唐由之：现在前面它走的有两架飞机，前面有一架飞机有一个人走过去汽车下来，我们也到飞机场旁边，机场飞机旁，是汪东兴。

主持人：汪东兴。

唐由之：我一看汪东兴呢，我就想到是主席的可能性很大。

主持人：当时他是中办主任？

唐由之：这样我就感觉到了，但是我没告诉她。到底到哪儿去，等我登上飞机，我就看太阳光的方向。这个飞机不是现在的飞得很高的、它是有四个螺旋桨的。我从舱里可以看到地面的，反正那时候北京是一片黄土地了，越飞地面发绿了。从阳光辨别是朝南飞。

主持人：朝南飞。

唐由之：我想到南方去，果然一个钟头左右，降落了，降到哪儿呢？杭州，是我的老家我杭州人啊，雷锋塔的地方。

主持人：您在飞机上看到的？

唐由之：我没看到，下了飞机我就问司机到哪儿了？他说我们住在雷锋塔那边。雷锋塔我从小是杭州人我就知道了。到了以后呢，还听到杭州这种派系的口号。两边高音的大喇叭都有。这个晚上告诉我们说，明天你们要见到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替他检查一下眼睛。同去的一共五个人，包括我。我们五个人当时夜里听到了，又高兴又紧张，一听到这么一个情况都高兴得很。，

解说：第二天一早，唐由之等人坐着红旗牌轿车来到主席休息的地方。

唐由之：第一次我乘了主席的红旗牌轿车，现在我知道了红旗牌轿车重得不得了，现在的后备箱很容易掀起来，我那时候年纪还轻，要把东西搬进去，两个手要很用劲，这个后备箱才抬得起来。然后把东西检查一下放好，我们坐到里边一会儿就到了。

1963年，唐由之将改进后的“白内障针拨术”带到了广西和福建农村，为农民治病，并举办了多期学习班，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了。

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鲁之俊支持下，唐由之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为农民治病。

1968年至1969年他随同医疗队到广西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1970年至1971年又到福建省龙溪、漳州等地，从事金针拨内障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举办了多期学习班。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改进的白内障针拨术因手术切口小，术后并发症少而被作为首选。该项研究在1966年得到卫生部组织的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的鉴定和一致通过。唐由之为党政领导人作了多次手术，恢复了光明，为祖国医学赢得了声誉。

1970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对冠心病的防治研究。

陈可冀和他的课题小组根据疗效成分不同，首次将活血化瘀药物分为三大类，并遴选出35种具有确切疗效的药物。

1981年，陈可冀与阜外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医院展开了国内第一次中医药临床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最后，几味真正有效和实用的药材被挑选出来：丹参、赤芍、川芎、红花、降香。

袁彩云13476002727

23-7-30 14:20

发布于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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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73年时侯与唐由之老师一起出福建扫除白内障眼病，是因为唐老师用针拨木治愈了毛主席眼睛，毛主席对唐说，福建还沒有公路，不通汽车，那儿白内障眼病多，你可带队出帮助那些患者，让他们也治好！我们出了南安设点，确实患者人山人海，有天来一个年轻小伙子，挽着老父亲来，父亲近60岁了，双眼巳经瞎了43年了，我给他手术后还是看不见，儿子大哭，为什么他们都治好了.我父亲为什么沒治好.这次来我还是借钱来治的，我家很穷.妈妈也是个残疾人，家有四姊妹.我是老大，福建土地是沙多只适合种花生，我就靠捕鱼养活一家人，我说。你别急，我查一下眼底，黄斑发育不良，先吃点中药试试看.开方不久，我们治盲队也完成了任务，我就回了家乡，在医院上班，他半年后，打电话过来，情绪激动，突然喊我大姐.我爸爸看见了，和他从没见过面的妈妈，抱在一起痛哭了，我问他现在能看到多远，门口来人他知道男女.但还是分不清面貌，我说那还要还继续吃，他又继续吃了一年多，后来能参加劳动，拚命干活，他从来没出个家门，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儿子又特的帶他出了厦门玩一趟，他兴奋不巳.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出了，我与他儿子还一直保持联系，这说明视细胞只要努力治疗，可以再生，

袁彩云，女，1935年生，出身湖南中医世家，擅长眼底病症，中国现代名医 QQ:1445279788 电话：13476002727

女1935-07-09 巨蟹座广东 广州

自北京医学院学生时期开始，唐由之就一直在积极进行中国古代“金针拨障术”的研究。中国自晋代开始，就有了对金针拨障术的记述，到清代黄庭镜所著的“目经大成”中，已总结出精确的“拔障八法”。但当时西医眼科界普遍认为古代的金针拔障术，切口处位于睫状体平部会引起出血，容易引发继发性青光眼与交感性眼炎，以及眼内出血等重大威胁，因而金针拔障术一直被视为禁忌而打入冷宫。

唐由之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重新设计了手术器械，并根据现代解剖学知识，结合动物实验，以及多年的临床手术和术后病理组织学的观察，得出并证明了睫状体平部血管少，以静脉为主，有肌纤维，手术程序简便，因而在此作手术切口比较安全，为经睫状体平部广泛开展内眼手术打下了划时代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比后来国外发表的在睫状体平部与角膜缘做平行切口施行玻璃体切割术早了十多年。

同时，为了解决白内障针拔术近期并发青光眼的问题，唐由之悉心研究，在手术中设计了划破玻璃体前界膜，破坏玻璃体膜的完整性，因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玻璃体疝而导致瞳孔区嵌顿的可能，从而不再影响前后房水的交通，解决了针拔白内障术后发生青光眼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自二十九日，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针拔白内障研究成果部级鉴定会议。鉴定委员会由三十二人组成，其中十人为国家科委，中央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以及中医研究院各级主管官员，其余二十二人均为全国各地的著名眼科专家，包括毛文书，刘家崎，李凤鸣，罗宗贤，郭秉宽，陆道炎，马镇西，张晓楼，张淑芳等，可谓大咖云集，也可见那时做一个手术的学术鉴定是多么的严谨认真！

经过整整十一天的观摩，讨论，举证，以及大量实体病例的检查与统计，鉴定委员会终于通过了针拔白内障的手术鉴定，认为该手术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切口，进针，断带，拔障的手术操作方法，操作简便，切口小而安全，术后视力恢复良好，是一个中西医结合开展研究的典范，建议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革新后的金针拔障术，也就是针拔白内障。

历尽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唐由之终于在北京这个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科技的中心，竖起了一面大旗，获得了各路权威的认可与赞扬。当时陆丽珠的大哥，著名的眼科专家陆道炎参加了鉴定会的全部过程，曾感叹地对陆丽珠说，“昆吾将来一定会出国的”，意即将来他一定会出类拔萃非常优秀的。但正当唐由之踌躇满志地准备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推广金针术，农村包围城市

一九七五年在为毛泽东做眼科手术前，中央曾做了中医和西医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的比较，那时西医普遍采用的手术方法是白内障冷冻摘出术。西医组眼科专家张晓楼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按我们西医经典的方法去给主席做治疗，即使手术出了意外，全国的眼科医生是可以谅解的。可是，唐由之的这种改进过的中医古法新用研究，在国内眼科界还没有全面普及，此法用在主席的治疗上，万一出了问题，全国的眼科界都不能原谅，更别说全国人民了”。但这位眼科界老前辈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唐由之那时已经做了多达六千余例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这种手术方法已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

文革伊始，当时的中央卫生部就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批评，卫生部被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唐由之作为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先是被下放到锅炉房烧大炉，后又被送到农村参加巡回医疗，数年中参加了多个农村巡回医疗队，包括河南医疗队，广西医疗队，福建医疗队等，每次一走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疗各种眼疾。

在农村，唐由之一洗心中的郁闷，感到真心的喜悦，他用自己熟练的医术，为乡村农民先后施行了六千余例针拔白内障的手术，使中国农民成为这种手术的最早受益者，也在大量的实践中证明了这种手术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唐由之还与医疗队其他队员一起，为农村医生举办了众多的针拔白内障培训班，使这种眼科手术首先在农村得到广泛的推广，为我国的防盲治盲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