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老三为啥一会儿要求贺龙坚持江南，一会儿又催着他北上 -- 忘情
家园 看黑体字 质疑是，项英是否愿意到延安去，
我的上文里回答标注为黑体字，撤销东南局是项英自己提议的，还提议让饶漱石成立东南分局，项英自己自然回去延安了。
这些事情的计划整体都是毛计划和实施的。比如朱德1940年5月就奉调离开八路军总部，回到延安。项英也知道自己要走了。这之前八路军新四军都是毛直接指挥。中央事物改为中央局的高岗负责。
如同武汉疫情刚刚爆发，武汉市委书记已经上调中央的情景类似。这个时候的项英不能管深了，也不能管浅了。
大战略就是国民党包围了新四军军部，党的高级干部项英是人质，新四军军部里有大量中高级干部。毛和刘少奇毫不顾虑大打出手是有问题的，结果就是作为的人质新四军军部被消灭，高级干部大批损失，而这个损失是可以避免的。项英之死，毛是有责任的。
项英要想活命，早就应该把部队交给叶挺，饶漱石，然后自己化妆早早过江逃走。
- 复 看黑体字
家园 这是项英虚假的妥协还是真心实意呢？他和叶挺的不离开你也是没 没说清楚。
是毛主席的计划，不说项英买不买账，就是周总理买不买账都不一定，你不要重复瞎话，那时的毛主席并没有一票决定权。
高敬亭事件就很明显！！一部分军队北调是毛周双方合力的结果，归根结底是抗战范围的意思。
从常理讲蒋介石需要我军对日作战，还要和苏联合作，周总理显然更支持这个行为。
楼上我也给了资料，陈毅发起了曹甸战役，当然，毛主席也同意了，我个人希望你在没有给出河里依据之前，不要强调毛主席命令谁谁谁，这是不存在的事实，就常理来说，皖南新四军军部还是周总理的自留地，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延安是后来周总理吹的中央，实际上只是对南方新四军有军事建议权，人事权都未必拥有。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南委事件，南委事件的错误完完全全就是周总理个人的失误，和毛主席和延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1940年8月19日，日军对重庆进行惨烈轰炸，日本海军出动140多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
1940年8月25日，周恩来携具体方案返重庆谈判。
1940年8月28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议将山东划属中共战区范围，各游击部队留原地作战。蒋反对“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到黄河以北，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共产党如果听命令有诚意，则抗战必胜。
1940年9月5日，经延安同意，周恩来提出新方案：1）扩大二战区至山东及绥远；2）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级游击队全数发饷；3）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左钊界线。
1940年9月13日，【新四军占领姜堰】。为争取民心，后将姜堰归还给陈泰运部（韩德勤和陈泰运不和，原姜堰属于韩德勤部驻扎）。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940年10月2日，日军决定发起长沙战役，为了牵制驻河南的中国军队南下，日军进攻郑州。日军从琵琶镇等三处开始了强渡黄河。天还没亮，日军突然发动奇袭，渡过黄河和黄泛区，向南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的渡河行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中国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在琵琶镇登陆后一举占领姚店堤，并在早上7点攻占高地庙。中午的时候日军占领荥泽。
194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韩（德勤）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借以警告国民党当局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1940年10月4日，郑州沦陷。日军攻入郑州城区，国民政府在华北最后的据点沦陷。
1940年10月4日，中央向黄克诚部发出指示，电令其立即南下阜宁，并向盐城挺进，迅速驰援陈毅。
1940年10月4日，【黄桥决战】，韩德勤意图收复被新四军占领的黄桥等地，驱逐新四军。被痛殴，李守维、翁达等战死。
1940年10月5日，中原局也向黄克诚部发出了《为配合陈毅部消灭顽韩的政治动员令》。
1940年10月7日，卫立煌在密县召开长官部会议，专为调解孙桐萱、汤恩伯纠纷。
1940年10月8日，延安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渡江到皖北；
1940年10月8日，占领郑州的日军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力图短时间结束战斗，全歼孙桐萱部。日军集中炮火，出动飞机数十架，对第三集团军阵地大肆轰炸，装甲车、坦克配合步兵，连续发起猛攻。第三集团军官兵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与敌展开血战，迭次击败日军进攻。激战持续多日，日军锐气大减。
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黄克诚的八路军在东台白驹会师，苏北军力对比发生逆转。
1940年10月12日，担心黄桥战后会招来蒋、顾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电报提醒新四军军部迅速过江，以皖东根据地为据点。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要求“始终不提反韩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摩擦”。
1940年10月14日，14日，毛、朱、王再次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认为： “估计到韩与蒋，顾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
1940年10月19日，皓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皓电全文：“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1940年10月20日，延安电报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部，方有文章可做”
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德、意、日不久必有大规模行动”，英美和日本都在拉拢蒋介石，国民党正“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 “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940年10月28日，叶挺应邀会晤上官云相，叶向种养汇报：“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
1940年10月31日，占领郑州的日军不堪不断骚扰，传出消息要退出郑州。日军却纠集步、骑、炮、机械化及骑兵部队万余，由中牟、郑州、旧荥泽县，分股向张庄街、南曹、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镇发动猛攻进攻。各师奋起迎击，激战至当日晚10时许，日军开始后退。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分析给前线部分将领的电报中指出：”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
1940年11月3日，中国军队组织了全面反攻，一举收复郑州，日军在占领郑州一个多月后光复。除中牟县城及黄河南岸邙山头的日军桥头堡外，日军被驱逐到了新旧黄河的对岸。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明确表示为延缓反共战争爆发，中央决定“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至此，新四军在北移问题上不应再有其他想法。
1940年11月4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的要求被中央以争取事态向有利于团结方向转化的理由暂时拒绝。
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指示并转季米特洛夫，称“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
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等人的电报中直言不讳的说“蒋介石准备投降”。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公开宣布皖南部队遵命北移。
1940年11月10日，柳梢齐致电延安，力主发动曹甸战役。中央不同意进攻韩德勤，就在刘少奇一筹莫展之时，霍守义师的南下和莫德宏师的东进，让刘少奇找到了解决韩德勤“先发制人”的理由。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称“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部，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愈难应付。
1940年11月1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1940年11月11日，延安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
1940年11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催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
1940年11月13日，项英复电中央表示：“我们赞同北渡方针，并正作如此准备”，但同时又强调“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全部实现这一方针”，而“坚持皖南阵地”，则有一定的把握。 不合时宜地表示了留恋皖南不想北移的思想。
1940年11月14日，徐永昌在拟呈蒋介石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是一份很全面的剿共方案，一旦实施很有可能会造成国共破裂。蒋介石深知此时国共联合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没有签署这份计划。
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怕我们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活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15日，毛致电周，“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
1940年11月18日，霍守义部于奉命南下途中向八路军黄克诚部驻地逼近。霍守义部南下接近黄克诚部驻地，黄克诚沉着冷静主动退出，由其接防；韩德勤见黄克诚示弱，便立即命令第33师出车桥到达风谷村、益林附近接应霍师。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指示黄克诚第五纵队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击霍守义师，但前提条件是需待胡宗南部向关中用兵后，再有理由的向霍部发动局部战斗。
1940年11月19日，延安指示华中总指挥部积极整军，同时要黄克诚待命进击霍师。黄克诚在复电中认为东北军武器好，战斗力强，建议以小部钳制霍师，以华指主力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1940年11月21日，华指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并决定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中央数次否定刘少奇的请示，可苏北这边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11月21日，以陈毅、刘少奇为首的华中指挥部向各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命令，并指示“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
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叶、项：“你们可以拖１个月至２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940年11月22日，刘少奇将部署汇报中央，中央仍旧坚持要等待国民党军大举东进才允许解决韩德勤。
1940年11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叶、项，告以苏北部队拟在12月中旬动手解决韩德勤，“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等于否定了前电“拖”的决定。
1940年11月22日，项英复电延安，认为：“我们意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1940年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孔庙。刘少奇、陈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决定于25日准备完毕后发动攻击。
1940年11月24日，毛泽东接到项英要求“留”的电报，感到问题严重，急电叶、项：“（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1940年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发一电给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从以上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立即就改变了原来“拖”的指令，口气相当坚决，不给项英留下一点幻想。
1940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电报延安“进一步加强巩固国共统一战线的来”以及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 府的消息，使毛泽东相信蒋介石不可能再投降，从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来源：于慧铎《从皖南事变看国共关系》
1940年11月26日，毛、朱、王再次复电刘、陈，指出： “我们正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汤（恩伯）、李（品仙）调动莫（德宏）、霍（守义）进攻等准备政治理由。你们则把实行攻击时间推到下月上旬。
1940年11月26日，就在延安拒绝进攻的同一天，华指向各部发出进攻命令，要求“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
1940年11月26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央表明态度： “不管胡宗南是否向陕北进攻，因桂军向皖东进攻很急，我们可以增援皖东理由向沙沟、射阳、安丰、平桥推进，并占领该地区。” 就这样中共中央终于同意了刘少奇的部署，但仍强调“不得攻击兴化，对东北军之进行自卫反击”
1940年11月29日，项英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新四军意图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引起三战区重视，白崇禧、顾祝同调兵支持韩德勤，曹甸战役消灭韩德勤目标没有达成。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复电项英说，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鼓励项英尽快率部北移。
1940年11月30日，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张冲约见周恩来、叶剑英，转达蒋介石意见：《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新四军北移部队可暂缓，但至12月底为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至一月底，新四军全部移至黄河以北。
1940年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徐永昌的亲笔函中就指出：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应要求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军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并且强调“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940年12月3日，曹甸战役发生后，叶挺、项英等收到密报称：“顾电各进攻新四军主力于十二月底过铜繁、高邮”， “如该军故意不动，即予以彻底解决等情”，与此同时还得到了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从此时开始，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的神经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月13日，项英致电毛泽东等说明北移消息泄漏，皖北、苏南敌伪封锁增多，并称“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移”。
1940年12月4日，徐永昌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以及韩德勤《卅电》起草了一份签呈，并得到蒋介石批准。
1940年12月4日，刘少奇、陈毅又致电项英等称“国民党故意在各方宣布和宣传我军北移”，北渡更加困难，大大渲染了叶、项此时的紧张情绪。
1940年12月4日，中央为了安抚叶、项，回电： “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并且指示“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
194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还指示华指： “只待曹甸、安丰、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
1940年12月7日，当蒋介石得知中共再次攻击韩德勤挑起曹甸战役的消息后，仍然留有余地，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暂缓，需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1940年12月8日，得到延安“尽量拖延”指示的周恩来、叶剑英面见刘为章表示，请求补发饷弹等尚未得到解决，让项英来渝直接交涉等等。
1940年12月9日，刘为章答复：蒋介石对于项英来渝表示拒绝。停发军饷等系军令部下令的，现因新四军已经遵命北移，同意发放饷弹至1月底。
1940年12月10日， 徐永昌再度请示蒋介石称： “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徐永昌认为现在批准此命令，到真正实施也就是12月底之后，若那时江南新四军没有北移，也好有个准备。
1940年12月10日，刘为章谈判中，发现周恩来、叶剑英始终对新四军、八路军北移问题含糊其辞，不予明确答复，这种交涉达不到目的，向蒋、何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明确主张“尔后除按既定计划外，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至谈判，似无继续之必要。”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又批准了徐永昌11月14日签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致电顾祝同： “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于同日签发军令部一厅一处草拟给顾祝同的电报：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从拖延20余日才批示“暂缓下令”到最终的“勿再宽容”，蒋介石的态度骤变，足可见曹甸战役对蒋介石产生了多大影响。中共中央并未事先料想到国民党会更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而曹甸战役前的毛泽东还曾答复叶、项等：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顾、韩会要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中共中央对曹甸战役的影响显然是低估了。
1940年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和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 吴信容在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的策划下裹挟八个连叛变，投向国民党汤恩伯部。彭雪枫向中共 中央报告称“700余人随刘叛变”。---来源：《彭雪枫关于耿吴刘叛变报刘少奇、陈毅并中央军委电》（1940年 12月 18日），中共永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选编》第 3册。
1940年12月13日，项英向中央报告，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渡，欲以不发饷弹即不开动为理由拖延北移。
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
1940年12月11日， 中央再发指示： “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并急切询问战斗“何时结束？能于10天内结束否？能早结束则早结束为妙”
1940年12月16日，叶、项在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国民党交涉补给的情况后称，顾祝同“提出走苏南过慢，应赶于年底渡完，并指定由皖南北渡皖北（走繁昌过江）一线”； “苏北霍师及韩部不能解决（曹甸未下），张云逸、罗炳辉无信心坚持皖北，胡服已决定放弃路西，使我们将来无法过皖北”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刘少奇已经通知皖北偷渡困难，淮南路南日军大批“扫荡”，而顾祝同不让走苏南，反要求改道铜、繁北渡。从这一刻开始，皖南新四军原本“大部密渡皖北”的计划开始发生改变，北移决心更加动摇。在随后致中央的数封电报中，叶、项频繁表示桂军在江北堵击，日、伪在铜繁间加筑封锁，且“友军调动甚忙”， “一三八师及五十二师已集中泾县”等无形之中给自己和全军将士增加了紧张情绪，这似乎也可以解释项英为什么从1940年11月底曹甸战役开始前至皖南主力决心开拔这段时间，始终犹豫北移的原因。
1940年12月24日，项英电报延安，借口北渡危险，强调交通困难，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940年12月25日，项英再次向中央请示以后行动方针。
1940年12月25日，蒋介石专门约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告周：“你们一定要按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不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新四军八路军还不都是我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摘自《周恩来致中央电》，1940年12月26日。
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对其错误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0年12月28日，项英召开军分会，决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麓宁国郎溪再进到溧阳地区，待机北渡。实际上以上路线为皖南北移的一条备用线路，还不是最后决定，故未上报。
1940年 12 月 28 日，守备江北的桂军主力 176 师作战日记记载: “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由。桂系开放渡口。---来源：黄昊《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1941年1月1日，项英电报延安，“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没说具体路线。
1941年1月2日，中午，叶挺电报顾祝同，要求“分兵走苏南”。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回电项英，表示支持北移，希望项英尽快率部离开皖南险地。
1941年1月4日，傍晚，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开始南下之路。
1941年1月4日，上午，我们接到军部下达的行动命令，整个皖南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我新一支队，包括老一团、新一团和一个特务营，共约3000人，编为第一纵队，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为参谋长，都是新一支队原班领导。按照12月28日军分会决定的路线，本来第一纵队应该朝茂林方向前进，但为牵制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军部命令第一纵队改从泾县向宣城、宁国方向前进。---《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16点，新一支队按照军部的这个部署，以老一团为前卫出发。---《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先头营刚翻山行至泾县县城附近，我们突然接到军部电话，在事先没有通气的情况下，决定派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部队停止东进，改往茂林方向走。他说：这是军部决定，那就得服从。当时天已很黑了，部队摸黑前进，细雨霏霏，寒风凛冽，泥泞路滑，走了一夜，才到青弋江边。因河水猛涨，涉水过不去，就赶到章家渡，想从浮桥上过江，不料浮桥已被大水冲断，全体指战员只好在水深齐腰寒冷彻骨的河流中涉水而过。---《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4日，下午，顾祝同把叶挺2日电报报给蒋介石。
1941年1月5日，顾祝同电报蒋介石，新四军在云岭构筑工事。
1941年1月5日，各纵队在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结果直至下午15时才到齐大家都非常疲劳，还要烘烤衣服，军部决定在茂林地区停留一天。我们一纵队就在茂林附近的大康王休息待命。---《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年1月5日，晨，毛泽东获悉皖南新四军行军至茂林并在原地休整时，就感觉到军部对北移路线的选择以及部队在茂林停顿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毛泽东急电叶、项：“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枪声打响。
1941年1月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下一步走向。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军部首长都到了，一纵队由我和傅秋涛两人参加会议。赵凌波虽己任命为一纵队副司令员，但没有通知他到会。会议气氛很严肃，因为当天上午已经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第四十师攻击我搜索部队的“小接触”。接触虽“小”，但国民党七个师包围我皖南北移的新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会议决定，三个纵队分三路会攻星潭。第一纵队的任务是7日拂晓攻占裘岭，然后会同其他两路纵队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向东挺进。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最后一次参加军部召开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将军和项英同志。---《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新一支队》。
1941 年元月 7 日，不知新四军已开拔的李品仙仍向 176 师发出指令，“指定: (一) 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 (指皖南新四军———引者注)上陆地点。(二) 姚沟沿河名河东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集结地点。(三) 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出不得借故逗留。”
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陈毅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即在盐城成立，军部机关设在盐城文庙（今江苏省盐城市建军西路126号）。不久，敌机在军部驻地附近投弹轰炸，新四军军部由文庙移至盐城以南的熊家祠堂。
1941年7月初，日伪分别从泰州、东台等地增调兵力向盐城方向集结“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刘少奇、陈毅根据形势，决定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主动撤离盐城，跳出敌人包围圈，实行战略转移。
1941年7月9日，新四军军部离开盐城泰山庙向阜宁地区移动。
1941年7月11日，新四军军部到达建阳（今建湖县）以北的左家庄（今江苏省建湖县建湖镇），
1941年7月21日，新四军军部到刘家舍（今江苏省阜宁县南部）。
1941年7月29日，新四军军部迁驻阜宁县董村。这天上午，敌机对董村进行了偷袭扫射，军部由此又移往殷家桥。
1941年7月30日，新四军军部移驻阜宁小兴庄附近的北路马。
1941年7月31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主要领导在北路马聚会。根据反“扫荡”斗争的需要，刘少奇和陈毅分开行动，刘少奇负责华中党政军全面工作，陈毅专门负责军事指挥和军部工作。会后，刘少奇、赖传珠等人由北路马出发，沿黄河堤到达大高庄宿营;陈毅负责的军部工作人员仍然驻在北路马。
1941年8月2日，赖传珠致电陈毅，华中局拟与其会合。
你看看我的黑体字，和你的有啥区别？
项英的犹豫你是真看不懂吗？还是你事前就有了思路的设定？
你是否知道，皖南事变前，饶漱石作为东南距副书记根本说不上话，项英也不让他参与各项政策方向和行动制定呢？
是因为大领导都没了，饶漱石才站出来的。
家园 咱们不臆测，不猜测人家的想法 不应该猜测项英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
你的黑体字恰恰说明了毛的错误。项英和叶挺已经被围，没办法了，然后请示中央该怎么办？中央的回答是给他俩骂了一顿，阅读理解是，早告诉你们北上走，你们拖来拖去不走，结果被围了，现在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招。
这是一种感情用事的表达方式，说明毛的耐心已经消失了，毛对项的不满到了爆发点。
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是上下级党委的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毛的年谱里一开始是回避皖南事变前后这些电报的，后来出了增补本，增补上了电报，你再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不能改变历史史实。毛主席对刘少奇言听计从，本来他俩合作亲密无间，但是关于刘少奇的宣传都回避这段历史。说明很多事情他俩的决策都错了。
家园 期待你用资料和逻辑证明你的说法，还有高敬亭事件 你也得给个说法啊？
实际上毛的年谱里一开始是回避皖南事变前后这些电报的，后来出了增补本，增补上了电报，你再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不能改变历史史实。
毛主席对刘少奇言听计从，本来他俩合作亲密无间，但是关于刘少奇的宣传都回避这段历史。
回避皖南事变电报，怎么说，之前的要求北上，存在不存在？
臆测不臆测的，说了北上，自己不行动，你说客观原因，你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问题的你能证明项英是真不能动吗？
比如前面的大家说可以北上，他说不行，太危险，你怎么看项英这个理由？
你说增补电报，增补的是哪些，是为了什么增补？增补的是造假还是真实的？看来你是胸有成竹，既然如此，你就列出来，谈谈看法，不为难你吧？
另外你说毛刘亲密无间，这个应该属实，但是你说毛主席对刘少奇言听计从是怎么个意思呢？
你是还在说曹甸事件吗？因为这个导致的皖南事变么？你不觉得你这个说法过于苍白了吗？
各种历史都在说是因为大形势，只不过不愿意均提及责任人周总理，到了你这里就强行认为是曹甸，你要这么说，本来无所谓，因为各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你的逻辑得出来啊。
不是你小伙子自己认为就可以的，当然，你要是像河里某些先生一样，自己认为自己自洽了就完事了，也行，那就算了呗。
但是没有逻辑关联的一些事情硬联系在一起，始终会破的。
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要学习研究历史的，那么我个人建议你认真一些。真心找到合适的理由。
这不是我想怎么说，保卫毛主席，而是毛主席确实做到了。
因为，新四军北移的确有成果，你怎么理解？
所谓北移会有损失，这点大家都知道，怎么到了你这里就非得不牺牲一人就完事了呢？
我感觉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的核心。一个真正的历史研究者需要面对真相的。
望共勉。
通宝推：网海,
家园 归根结底是在皖南发展新四军还是在江北发展，当然蒋介石一定 -- 补充帖 有削弱新四军的意图，但是我军我党的意图是在沦陷区发展新四军势力。
如果出现挫折，可派八路军南下，但是项英有严重的畏战思想，因为三年被打怕了。
项英自己也想当军阀，否则不会拒绝各种命令，至于你说向南巩固，根本不合理，因为没有必要大军在当地巩固啊？
还有高敬亭问题，也很能说明事实，里应当等延安建议到达后，但是他是提前请示了蒋介石，这也是关键因素，所以你说的不成立。
一看就是改开向毛主席泼脏水的造假文字啊。
家园 项英最大的问题是跟向忠发李立三等一样，工人出身，立场不用质疑 ，但缺乏统战意识。（向忠发的表现暂且存疑，以包养妓女的行为来看，难免没脱离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性）——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文化和国情决定了统战必不可少——太平天囯也就输在这块——狭隘阶级主义的结果就是他不单没团结叶挺，对富农出身的主席也不服气，但他一定是忠于二十八个半的政治路线的，向忠发也一样。
通宝推：网海,家园 李立三不是。 李立三父亲是个乡村教师，名字是主席建议他改的，也是主席把他送到法国去的。
从他的历史看，他本人情商不高。
结过几次婚，各房子女都不错，看上去他应该是智商很高。
他会编密码。
他与主席和刘少奇都是青年相识，倒霉受刘的牵累，不肯落井下石。
- 复 李立三不是。
家园 他在法国钢炉负责烧锅炉，每天工作10小时，是最累的活儿。 从富农完美转身工人阶级。也算是吧。
家园 给你个向忠发的资料啊，但是能看出很多东西 向忠发叛变内幕：泄露了党和国家哪些机密？
人民网 2017-03-13 09:08
向忠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叛变臭名昭著，但他究竟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叛变后泄露了哪些机密？这是不少读者的疑问。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驱车来到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黄慕兰的住处，请干妹妹去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
两个月前，为营救关向应，陈志皋的父亲向审理关向应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黄慕兰是他的干女儿。党组织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黄慕兰的工作，于是批准。
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其夫(曾任《民国日报》主笔的宛希俨)已于1928年4月在江西赣州地区牺牲。但陈并不清楚，黄慕兰乃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志皋和黄慕兰走进东华咖啡馆刚刚坐定，陈在徐汇公学时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走了进来。三人要了些咖啡点心，便闲谈起来。
当陈志皋随意向曹炳生问起最近捕房有何新闻时，曹炳生悄声说：“今天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装作身体不适，由陈志皋用车送回霞飞坊。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之事要当面相告。不一会儿，潘汉年匆匆赶至。黄慕兰把刚才所闻告知潘汉年后，两人便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来……
“会不会是向忠发?”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50多岁，湖北人，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不错，和向忠发的特征一模一样!
潘汉年吩咐黄慕兰静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报告。
潘汉年和黄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被捕叛变的人正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领导工人运动的“明星”
向忠发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并连续担任中共这一最高职务长达3年。
向忠发，又名向仲发，化名特生、科发、独用等，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生于上海。他出身贫寒，小学五年即辍学，随父母迁回原籍。向忠发在日后被捕叛变时写的《履历自述》中披露了他早年的经历：他出身“一破产的农家子弟，14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29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1912年，向忠发在汉冶萍公司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他不良习气严重，曾为戒赌，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向忠发1921年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由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
向加入中共后，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由于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忠发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声誉。有人认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向忠发可与南方的苏兆征齐名。
1928年7月20日，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这样，向忠发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当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向忠发为人爽直，做事决断，工作作风泼辣，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观察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其理论文化素养较低，思想水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中共和共产国际都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做到“领导干部工人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唯成分论”，是向忠发上台的直接原因。
二是共产国际扶植的结果。1927年10月中旬，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留苏数月。共产国际高层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格外青睐，着意培养。共产国际的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向忠发的声望，从而在中共六大上顺利地当选为中共的领袖。
三是向忠发当时对中共的认识同共产国际一致。向忠发不管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中，还是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共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其领导者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致。当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最关心的问题，恰是该党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显然，向忠发在该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因。
1928年8月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总揽全局、胜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党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开始一个时期，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193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时，向忠发往往拿不出系统意见，于是，“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向忠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深刻检讨并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大批干部被送往各地苏区，向忠发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另外，王明等人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公开蔑视向忠发，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向忠发也不满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辄就与其大吵一番，使得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再也没有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和上任总书记时那种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回忆说：“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待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妇刘秀英为妻。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党组织也把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儿子接到上海，一家人实现了团聚。但向忠发只同妻儿生活了一年有余便与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住进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栋成衣铺的二楼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厦门路妓院的风尘女子杨秀贞。据时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张纪恩回忆，杨秀贞是宁波女子，身材窈窕，颇有几分姿色。国民党特务首领徐恩曾也回忆，杨秀贞很漂亮，是向忠发给杨八千大洋成交的。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曾对王明谈及杨秀贞，他说：“他(向忠发)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周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
如果说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别的腐败分子，向忠发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的住址和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短半截。向忠发自然也成为国民党特务四处追缉的重要人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先是搬到中央特科为其租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和杨秀贞以及杨秀贞收养的一个名叫“小鸽子”的女孩(即李立三的女儿李竞)住在楼下，楼上住户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杨秀贞是一个烟花女子，只知道向忠发是位古董商人，并不清楚其真实身份。陈琮英的任务是监视杨秀贞的活动，保护向忠发的安全。
顾顺章被捕前曾介绍过一个娘姨作向忠发和杨秀贞的女佣，向忠发转移住处前已把该女佣解雇。顾顺章和小娘姨接上头，试图利用她找到向忠发的踪迹。恰巧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缝制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该小娘姨知道过几日杨秀贞要去取衣服，于是每天在该裁缝店附近“守株待兔”。果真，6月中旬，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这个小娘姨便暗中尾随，一直跟踪到向忠发与杨秀贞的新住处。向忠发发现了盯梢的小娘姨后，立即同杨秀贞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立即把向忠发安排在自己在沪西区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附近的秘密寓所居住，同时派黄文容(黄玠然)把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住下。
鉴于上海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尽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周恩来迅速安排好了向忠发去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沿途各个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准备。
向忠发却提出一个条件：走前必须同杨秀贞再见一面。周恩来为向忠发的安全计没有同意他这一要求，他严厉地对向忠发说：“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但向忠发色令智昏，一再坚持要见，并表示不见到杨秀贞决不离开上海！邓颖超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生气地对向忠发说：“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这样婆婆妈妈的。”(金凤《邓颖超传》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向忠发依然固执己见。
向忠发在周恩来家里住了三四天后，再也忍受不了“苦行僧”的生活。6月2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千万不能出去”。周恩来夫妇一走，向忠发便置其叮嘱于不顾，擅自外出去见杨秀贞。没出周恩来夫妇所料，果然出了大事！(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经过，王明的说法不尽一致，详见本刊2012年第8期郭德宏《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王明的回忆》——编者注)
周恩来组织营救
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焦急万分。
22日中午，即在向忠发被捕后几个小时，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的周恩来得到了内部确切的消息：向忠发在静安寺路底被捕。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停止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指令中央特科全力营救。邓颖超则迅速通知向忠发所知道的几处秘密机关的人马上转移。
中央特科在行动!
王明的夫人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说：为了营救向忠发，中央特科专门“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子，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赓)、老大(欧阳新)……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当时打算先用重金收买法租界捕房人员，以阻止国民党方面引渡向忠发。王明回忆：周恩来等“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当日下午，潘汉年从黄慕兰家出来，迅速找到康生，报告了向忠发被捕与叛变的消息。康生马上赶到小沙渡路，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紧接着，中央特科的营救人员也返了回来，他们向周恩来进一步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他们向周恩来报告了所了解到的关于向忠发出卖了周恩来住处等党的机密情报。
周恩来不得不又一次搬家。周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过，向忠发被捕后，下午就出卖了我，我知道后就跑了。
确如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所言，向忠发被押到巡捕房后未等受刑即自首叛变。他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所（这个是向忠发的自己的住所吧），告诉对方“到旅馆先抓那个矮子”，致使陈琮英和杨秀贞当天下午一起被捕。（此时邓等人已经转移，而且邓也不是大人物）
向忠发向敌人写了供状。在《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中写及：“向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
向忠发供词包括“自述”和“供白”两大部分。其“供白”共10项内容，涉及中共大量机密。此10项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这些大多是废话吧？？这里看的很明显啊。）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就在狱中啊）、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业已自首，遂施行改组。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
2.赵云 (第三科——红队)
3.潘汉年 (第二科——侦探)
4.杨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陈寿昌 (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 项英
2.鄂西分局 夏曦
3.鄂豫皖分局 张国焘
4.闽粤分局 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智识分子占30%。
3，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月缴会费共计270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7军：
第一军 毛泽东 朱德
第三军 彭德怀 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二军 贺龙
第四军 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 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军 周郡
第七军 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枝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得很详细……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这里废话太多了，也过了秘密保质期了。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招供的是地点不是人）。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黄寄慈)、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
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我(22日)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向忠发虽刚刚在此住过，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23日晨1时向忠发终于带人找到这个住处。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向忠发之死
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从租界捕房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对向忠发的处理办法。当时蒋介石已去南昌组织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于是这封电报又转到南昌。蒋介石认为中共总书记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即刻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4日凌晨，向忠发被拉到刑场。临刑之际，他竟然作揖下跪，乞求饶命。（这就是明显扯淡了）但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违抗，几声枪响，向忠发还是被处决了。此前，蒋介石又收到熊式辉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火速发来第二封电报，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这个情况中央特科很快就知道了。6月25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则短讯，说“共党首领向忠发已于昨日(24日)处决”。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听到谁人被捕叛变的消息，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从不把被捕者视为叛徒。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相信向忠发被捕后会叛变。
为了查证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否属实，23日晚上，周恩来冒着风险亲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处附近观察动静。他站在隐蔽的小沙渡后的高堤上，从这里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已拉开，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里面发出的报警暗号。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发和中央要害机关的人才知道，这个地点的被破坏，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
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飞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于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事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对党的信念的认识和坚持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向忠发叛变事件说明，中共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如果丢掉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奋斗的信念，放弃了中共早在二大就确立的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其党性和良知就容易迷失。如此，在革命年代则极易投敌叛卖，在和平时期则极易专权腐败。
通宝推：十八里店飞毛腿,
家园 错了，项英非常听从统战措施，和王明周总理一致，他只是看不上 叶挺，叶挺第一是脱党经历，第二是第三党操作令项英极度不喜欢。
周总理是要争取第三党，但是妥协于第三党，蒋介石也看不上第三党，只要是邓演达派系就弄死，但是这个时候是糊弄苏联斯大林。
实质上是就是周总理严重妥协于蒋介石，在这里，项英也负有严重错误，否则就不会有向蒋介石请求枪毙高敬亭了，极度愚蠢的行为。
还有曹杨的问题，非常奇怪，有趣的是因为曹杨才有了高敬亭的一个错误，这都算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其实太平天国统战还是可以的，争取到了江南士族的帮助（有钱），只是他们对西方人太严苛了，接受不接受援助+约束都有道理，自身内耗也有点严重。所以才失败的。
而太平天国，基本上可以说军事人才辈出。充分的说明了人民的能力。
虽然他是工人出身，但是从他在富田事变的表现来看，我不太相信他，他把屎盆子扣到了毛主席身上，很令人遗憾。这一点决定了项英的个体品质。
皖南事变时期，他单独以游击队模式逃跑，表现惊慌失措，也让人感到不好看。还连累了周子昆。我都不想说搞死高敬亭了。另外延安通知他也去延安学习，他表现的也不正常，他在南方游击队有啥威望，简直是开玩笑。
家园 谁批的他？那时他不是独裁了？张琴秋两个人就能干了张国焘？ 陈昌浩那时也不可能吧，他很佩服张国焘，全力支持。
直到北上之后，其实他心里是服气中央苏区中央的，至于服不服气毛，还不好说。
张国焘跑国民党，给陈昌浩和高敬亭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张国焘枭雄，和老粗底层农民能比较充分融合，还让他们服气，就此红四领导大多走粗俗路线。
其实红四时周总理主要时董必武的底盘，结果被张国焘全权接收了，这个手腕是极其高明的。
说空降肯定是不够的。当然红四底盘也极其复杂，主要看来，还是清除周总理的赤色黄埔的影响，沈泽民等是病逝，徐向前也一直活着，蔡申熙受到了张国焘的重用，也一直活着直到战死。
主要是打击打击了本土农民军派的许继慎派系。
不能说专杀知识分子。
鄂豫皖（8）许继慎是怎么走向“死局”的 - 鲁班路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92908103
历史上有没有很冷的冷故事？ - 鲁班路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5821756/answer/3460256685
鄂豫皖（五）商南暴动靠的是漆家 - 鲁班路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8772959
鄂豫皖（4）北伐就是一场政治和军事的投机 - 鲁班路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8478649
从头开始聊聊鄂豫皖（2）：鄂豫皖的那些大V们 - 鲁班路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7926847
他说的鄂豫皖我还是觉得可以参考的，张国焘一介书生下来，能做到这个地步，不是只靠杀或者周恩来王明授权就可以成功的。
家园 杀知识分子带来的问题很严重 张国焘自己都承认红四没有党校也没有军校，导致根据地建设缺干部，打仗缺有经验的指挥员，比如反六路围攻最后大反击时本来战果可以更大，但很可惜团级干部普遍不知道这么大的反击战该怎么打，只会跟着敌人屁股追，导致没有歼灭刘湘最精锐的三个主力师。考虑到后来刘伯承办军校他也挺支持的，所以说不是不想办军校，是真办不起来，知识分子都被杀光了没人教。军事教员其实根本就不缺，被杀的有好几个黄埔的，好几个留苏的（当时留苏学生普遍学过军事，陈昌浩认为课程水平高于黄埔），比如曾中生被排挤后就想致力于军事教育。。。
老张当然也是相当有水平，跟大老粗们打成一片，比如到四川后不久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以至于老百姓传言张原本是当地早年的农民起义领袖，被神仙点化后又带着天兵天将杀回来了。而且老张的政治水平不但很高，还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话讲出来，中央的政策几句话就能让大老粗们搞明白，因此在基层的威信杠杠的。
跟绿林好汉则猛谈忠义，因此跟各个帮派比如哥老会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遇到党外知识分子，老张一定要强压一头，摆出北大加留洋经历大谈特谈，对党内的自不用说，直接找个借口肉体消灭。
总而言之，老张的水平超越中央大部分人，但显然还不够一统天下。。。
通宝推：亮子,秦波仁者,家园 听着像纣王 自己太牛了，容不下人。《史记·殷本纪》：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只要确定对方比自己低，就能无比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