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1948年的金秋，是一个大丰收的季节，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硕果，一直延续到1949年的早春，这一场大丰收的序幕就是济南战役。

战役前

1948年7月，我华东野战军主力胜利结束豫东战役，山东兵团攻克兖州、泰安等城市，刚结束津浦路中段战役，14日毛泽东就发电指示华野指挥员粟裕等人，要求乘胜连续作战，发起攻济打援战役（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37页）。16日又连发4电指示华野粟陈唐张和许谭，对攻济打援提出具体方案，如：抢占济南机场，准备攻克济南，准备打邱清泉和黄百韬兵团的援济部队等等（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39、240、242、243页），对于攻打济南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17日，粟陈唐回电，基于华野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马上打济南是不合适的，建议休整一个月，得到军委同意（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46页）。

华野部队休整期间，7月26日，毛泽东又发电指示粟陈唐张等华野指挥员，指示华野于休整后打邱清泉之5军（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52页）。对于毛泽东有点咄咄逼人的层层加码，华野军事主官经过反复磋商，8月10日给军委发电提出3个作战方案：1、孤立徐州，歼灭5军；2、先攻济，后打援；3、同时攻济打援。8月12日毛泽东复电指出要树立攻克济南的决心，敢于攻坚，真攻济南，真打援兵（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62页）。

8月20日粟裕前往曲阜，与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等会合，这是华野两大集团自1947年“7月分兵”以来的重新会合。

8月25日到29日，粟裕、谭震林主持华野曲阜会议，讨论攻济打援问题。粟裕指出：济南战役将是一场严重的艰苦的战役，济南是徐州的屏障，敌人会死守济南，增援也会猛烈。战役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占济南飞机场，歼敌5~6个旅，第二阶段攻济打援。并严肃指出：不能轻敌，济南不比潍县、兖州和开封，守敌王耀武能力较强，手上有正规军3个师9个旅，非正规军5个旅，共有11万余人。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从日军时期长期设防，构成基本防御地带；济南郊区白马山、茂岭山、砚池山等制高点为重点防御地带，在日伪工事的基础上构筑碉堡、壕沟、铁丝网和鹿砦，形成160多个支撑点，纵深10多公里的防御阵地。

济南守军的部署如粟裕所说：“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73师），守备西线的是杂牌军吴化文部（96军84师）。”“济南守敌既然将中央军置于东线，显然以东线作为重点。”（《粟裕战争回忆录》582页）并指出，我军睢杞战役的教训就是“吃急酒”，20天作战一个纵队伤亡多达6千余人，伤亡少的纵队也有4千人。

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华东局预见我军即将攻打济南，便指示济南市委（地下党）广泛收集济南的军事、政治等情报。山东兵团根据这些情报和各部队侦查的情报，编写了《济南蒋匪部队调查》、《济南工事情况研究》、《济南守备情况研究》等文件，下发给各部队。

毛泽东在华野曲阜会议期间，于8月26日、28日连电华野指挥员，对济南战役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并对攻济打援的部署作了指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67、268页）。

曲阜会议上，对如何攻济打援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短时间内迅速攻克济南。毛泽东曾在7月16日的电报中说：“争取10天内外夺取济南”（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42页）。

后来又在8月28日的电文中说：“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二十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六个旅，但歼其三至四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集286页）。这就有了攻克济南“20天不行就一个月，一个月不行就2个月”的说法。

9纵司令员聂凤智在会上说：“以我个人看法，不一定非得拖那么久，也许有个15天到20天就可以把济南拿下。”这一来真是语惊四座，“被大家挖苦得不得了”（聂凤智语。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刘统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452页、《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04页）。6纵副司令郭化若起身倒了杯水，端到聂凤智面前，不无取笑、调侃地说：“聂老兄高见！敬你一杯！”郭将军是我军有名气的军事理论家，在延安“抗大”时就是聂凤智的军事理论教员。他一带头，其他几位纵队司令也跟着起哄：“老聂高见！”玩笑过后，郭将军极认真地论证了自己的看法，说明聂凤智半个月打下济南是不可能的。

其实，3月打周村时，聂将军就开始详尽了解济南的国民党军防务，周村战斗俘虏了一个旅级军官，是刚从济南调来周村的，熟悉济南的情况，叫他写出来，他两天没动静，说要白面馍馍，要毛笔砚台才肯写。看守的战士气得直骂，聂将军说照办。结果几天下来，厚厚的一叠关于济南城防工事、兵力部署、部队特点、内部关系的情报摆上了聂将军的案头。这时9纵还在济南200公里之外（参见《战场——将军的摇篮》101-102页）。4月打下潍县之后，聂将军又将部队拉到城郊，按照攻城部署，带着干部战士讨论研究怎么过护城河，怎么接近城墙，怎么爆破，怎么协同步兵和炮兵，怎么突破，怎么向纵深发展。完了，又来一遍实兵攻坚演习。兵近济南，聂将军又化装成拾粪的农民，带着侦察科长，深入济南近郊进行侦察。——在将军心里，早有攻打济南的想头。

这说明华野的各级指挥员对攻打济南这样工事坚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是十分谨慎的。多数人认为济南战役将是一场艰苦和需要时间的战役，不可能用短短几天就打下来。粟裕8月27日给军委的电报也表示了担忧，他列举了一些困难：1、敌19、57旅已空运济南，济南守敌总数已达12万人；2、济南城防坚固；3、王耀武在敌军中的指挥是有才干的；4、华野部队减员大，阻援一个月有困难。

8月29日，这是曲阜会议的最后一天，华野商定济南战役的部署，决定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标，力争短期内攻克，将部队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攻城集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分东西两个集团，东集团为9纵、渤海纵队和渤海军区部队，由9纵司令员聂凤智指挥，担任助攻；西集团为3纵、10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担任主攻；13纵为预备队。攻城集团总兵力为14万人，占华野参战兵力的44%。打援集团由粟裕指挥，1、2、4、6、7、8、12纵和中野11纵等部队，兵力为18万人，占56%。

会议结束后，粟裕前往10纵，谭震林前往9纵，分别看望攻城部队，并作战前动员。

粟裕在回忆录中说到，9月9日他到10纵，宋时轮说济南机场有敌5个旅，3纵、10纵两个纵队打可能有困难，就是打也很吃力，要花较长的时间。粟裕便电告许世友谭震林，要求把预备队13纵加入西集团。有意思的是，同日许谭回电，要求给东集团增加一个纵队（《粟裕战争回忆录》583到585页）。当时，许谭并不在一起，此电是许还是谭所发，不得而知，当存疑。但是从后来许世友9月11日的电报看，至少他是同意的。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因病没有参加曲阜会议，毛泽东特别指出：“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转引自刘统的《华东解放战争纪实》452页)，他是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许世友是看到这份电报才连夜于9月11日赶到济南前线的，这份电报应该是1948年9月10日或10日之前发来的。（《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66页上提到：9月7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攻打济南需要许世友担任指挥，他现在何处，何日可到，盼告。）

9月11日许世友赶到济南前指，就发了一份电报给军委，称：“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毛泽东回电称：“你已到前方，甚慰。你所说的有重点的使用兵力，是正确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而以一、四、六、七、八、十一、韦吉等共八个纵队担任打援，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这种部署，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是准备予以改变的，即：（一）在阻援与打援有出乎意料的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二）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从打援方面抽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情况下则应坚决由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分外），加入打援。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准备。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饶政委大约三天后即可由中央所在地动身回山东，并先到粟处及你处。”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5集002页）。

从9月11日许、毛之间的电文看，许对济南战役的兵力部署是有看法的，许认为没有集中兵力，没有重点。但是许又因病没能参加8月25日到29日的曲阜会议，济南战役的部署早在曲阜会议就已议定，所以许说“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第二步他要“集中兵力”，就是要改变部署。在毛的电文督促之下，许世友同意按原计划实施济南战役。

从战役的进展来看，预备队13纵的投入是在9月19日吴化文起义之后，加入西集团打商埠。10纵打完济南外城就当预备队了，大概是9月22日夜，就去“监视吴化文”（毛泽东语，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5集005页）了。从济南守敌的兵力看，重点是在东边，但是我军并没有将预备队放在东边，这和9纵打得积极主动有很大关系，使王耀武不知我军的主攻方向，调动他的预备队忽东忽西，不知所措。10纵的攻击力是弱了些，据说是战前宋上将要求主攻，兵力也是西集团强于东集团。而9纵因半年来经过周村、潍县、龙山、大汶口战役战斗，伤亡较大，因此济南战役作为助攻。10纵打完外城就歇了，而9纵则一直打到底。由此可以确认，济南战役的进展确实是以粟裕将军的部署实施的，预备队13纵没有调到东边，而是加入西集团，当然，13纵这一生力军的加入，才使西集团有了点主攻的样子。

华野攻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9纵属东集团，任务是助攻。可是，在9纵给各师下达的命令中，聂凤智却出人意料地将“助”改成“主”。9纵3位师长打电话问纵队作战科长，聂将军知道了，打电话给他的师长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念过书，就会把主攻和助攻都搞错。我现在告诉你们，没有搞错。兵团的命令是兵团的，纵队的命令是纵队的，你们就照纵队给的命令打！”命令既下，聂凤智将此事报告攻城总指挥许世友，得到许的赞同，许说：“好，就这样，两把刀子一起往里捅！”

聂凤智认为，主攻和助攻的位置随时可以互换，只要部队打得积极主动，助攻可以变为主攻。而且，对于部队的战斗士气，主攻当然可以起到鼓舞的作用。他说：“王耀武在山东经营有年，我们同他的部队多次交过手。他毕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将军’，有胆识，有谋略，决非昏愦无能之辈。与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必须在胆识上压倒他，在谋略上超过他。你单凭一边的兵力强攻，他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你东、西夹击一起攻，才有可能错乱他的部署。主攻也罢，助攻也罢，关键都要攻。如果助攻部队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敢放开去打，怎么能有助于兄弟部队的主攻呢？相反，助攻部队和主攻部队一道，全力以赴，整个战役胜利的把握就更大。实践多次证明：同样一支部队，同样的兵力、火力，精神状态不同，打起来大不一样。‘助攻’改‘主攻’，一不要增人，二不要添枪，这些都不变。要变的就是精神状态。你把‘助攻’当成‘主攻’去打，在东面攻得紧，反而能减轻主攻部队的压力，更有利于西线集团夺取飞机场，同时可以加剧吴化文与王耀武的矛盾。说到底，你助攻部队能最先攻进济南，岂不更好？而且战斗情况，说变就变，不可能按一个死框框打到底。在周村战斗中，有的主攻连队攻击受挫，担任助攻的连队反而打开突破口，助攻变成主攻。这样的战例，并不鲜见。济南战役的实际进展过程充分表明：我们越是放开手脚去打，敌人就越是乱了阵脚，而我们则赢得了战机，赢得了胜利。”（《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回忆录，107-108页）笔者之所以引用聂将军的大段议论，就是要说明我军将士的主动求战、闻战则喜的积极战斗精神。

从战场态势来看，这一打，济南守军不知我军的主攻方向，预备队兵力调动按照我军的进攻压力，时东时西，猝不及防，便于我军东西配合，加快了战役的进程。

战役中

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很多参战的老人都记得那是一个月圆之夜——中秋节。

我攻城东西两集团同时于午夜时分发起攻击，西集团逼近济南机场，王耀武急令预备队19旅增援，57旅也向济南收缩，企图固守机场；东集团9纵以25师74团向济南东郊茂岭山发起猛烈进攻，以25师75团向砚池山发起猛攻。我军积极主动，奋勇攻击，到17日晨8时，分别拿下这两座济南东部屏障。王耀武战前曾夸下海口，说济南外围工事坚固，防守半个月没有问题，见东郊一夜之间失守，以为我军主攻方向在东边，急调预备队19、57旅增援城东。并亲手枪毙了一个从茂岭山溃退下来的营长朱国华，严令敌军向东郊反扑，夺回茂岭山。

济南战役结束后，谭震林在10月9日至毛泽东和华东局的报告中，高度评价9纵的主动作战精神：“在战役开始，9纵当晚即攻占了茂岭山及其四周，迫使王耀武改变部署，迅速将放在长青与机场之间的19旅、57旅东调平顶山、马家庄一线，将放在机场以西之211旅调回商埠北郊火车站一带，因而便利我军迅速迫近机场，迫使吴部起义，9纵这个行动，在整个战役进程缩短是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粟裕将军在回忆录中也说：“我军的攻势如此迅猛，使敌人消耗我军主力于外围的计划成为泡影，特别是我东兵团的攻势，进展迅速，王耀武自信可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竟被我军在一夜之间攻占，使他大为惊慌。他本来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线，曾将总预备队两个旅西调古城以西。这时，他错误地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东面，一面慌忙把总预备队两个旅调到东面，一面用15旅及刚空运到济南的新编74师一部，向茂岭山、砚池山等处进行反击，企图恢复城东屏障；又将机场以西的211旅掉入商埠加强城防。这更给我西线的攻击造成有利的条件。说明局部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常能对战役全局起很有利的影响。”（《粟裕战争回忆录》587页）

17日，10纵攻占靠近机场的杨家庄、大刘家庄；3纵夺取西郊琵琶山、玉皇山，于18日炮击机场，敌军正空运74师，刚运了7个连，机场就被我军封锁。9纵击破敌军对东郊的反扑，向燕子山（燕翅山）、千佛山推进。

但是我军东集团渤纵攻击历城失利，聂凤智便指示渤纵留两个团围困、监视历城之敌，其余部队绕过历城，配合9纵攻击济南。又提出以砚池山我军火力控制千佛山之敌，置千佛山之敌于不顾，抓紧时机向济南外城发展，此举得到攻城指挥员许世友的赞同。

18日夜，9纵25师以74团、75团合力攻击济南东郊马家庄。19日拂晓，守敌19旅56团向我反扑，晨7时，敌复以刚刚空运抵济的74师58旅172团(被歼后重建)近一个团（7个连）兵力反扑马家庄，被我以猛烈炮火拦阻于马家庄以西，终未得逞。此战我74团虽伤亡甚重，但对钳制敌人，减轻攻城部队的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9纵74、75团从茂岭山打到马家庄，伤亡较大。敌73师师长曹振铎亲自指挥反扑，敌19旅旅长赵尧亲自率队冲锋，并负重伤，战斗异常惨烈。当9纵作战战科长刘岩向聂凤智报告74、75两团极为困难时，聂凤智让刘岩告诉74团团长王景昆、政委孙子宇，75团团长张文和、政委丁锐：“王耀武不断把机动力量从城内调出来，不但减轻了兄弟部队的压力，也为以后的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你们的困难我们知道，但是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一定要尽可能的吸住敌人，尽可能多地把敌人消灭在城外。”

后来，9月22日拂晓，当73团（即后来被命名的“济南第一团”）奉命进抵霸王桥，准备攻击外城时，74团全团打得只剩5个连。73团团长张慕韩拉着74团团长王景昆的手说：“感谢你们以极大的牺牲，为济南解放打开胜利的道路！”

19日晨，9纵26师78团攻克东郊燕子山，并击退敌19旅57团一个营的反扑，控制了该山。

19日夜，吴化文部约2万人起义，撤出济南以西的阵地，向我军指定的机场以西地区集结。我军3纵、10纵接收吴部阵地，并投入预备队13纵加入西集团。由10纵占领机场，3纵和13纵向商埠逼近。

东集团我军绕过历城、千佛山，向济南外城推进。

吴化文的起义是在我军凌厉的攻势和策反工作双重作用之下的产物。谭震林在10月9日至毛泽东和华东局的报告中指出：“吴部起义，我即攻入商埠，10纵机动攻入车站，迅速攻至普利门以北，造成了提早攻击外城的有利条件。使整个战役中各个阶段形成连续作战，陷敌无喘息机会，迫敌处在由吴部起义所引起的部署缺陷无法调整的恶劣条件下作战，这也是迅速解决济南的重要条件之一。” （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474页）

10纵司令员宋时轮将军认为吴的起义“一是缩短了济南解放的时间”；“二是减少我军几千人的伤亡”；“三是保护了济南的工商业区——商埠”。（同上）

对此13纵37师师长高锐却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到19日白天，吴化文之84师与我3纵接洽起义时，我西集团3纵、10纵已对缩守飞机场附近之吴部3个旅，形成北、西、南3面弧形包围圈，吴部防区已被压缩到南北约10公里，，东西约5公里的地区。其中村庄、高地的设防据点约计不过20余处，以我军两天来攻克城郊据点的速度估计，19日夜至20日夜，吴部必被我西集团基本歼灭（我西集团包括总预备队13纵，此时共展开6个师，按每师第一梯队使用2个团，共有12个团可同时展开进攻，一夜必能歼敌12个以上的据点）。这种攻势，迫使吴化文必须立即决定，守还是降。如吴不起义，我军全部解放济南的时间表，也不会有多大变化。”高将军有认为吴是我军攻势逼迫下“降”的意思，他又说：“吴部起义后，王耀武仍有9万兵力，防守济南城区还是先当充足的。因此，不待吴化文部撤出，他便立即命令其有关部队占领商埠土围子阵地，掩护其主力变更部署。”“按这个部署，商埠虽因吴部起义在西部空出了一片阵地，但未开放进入商埠的大门。而我攻城兵团所下达给西集团及总预备队13纵乘吴部起义于19日夜进入商埠命令，也就无从实现。”（参见《胶东雄狮》511-512页）

吴化文的起义是济南战役的重要环节，对我军济南攻坚到底意义如何，上述济南战役的当事人给了不同的说法，当立此存照，以供后人参考。

20日上午，我74团又一举攻占霸王桥及以西几个集团工事，81团攻取霸王桥以北集团堡。指战员锐气方张，越战越勇。在我东线集团的凌厉攻势下，东郊之敌被迫于20日放弃平顶山、开元寺、螺丝顶、羊头峪等大批外围阵地，回缩城内以及外城附近之集团堡固守，东线我军进逼外城城下。

20日18时，我西集团从南、西、北三面攻击商埠，经40分钟的炮火和爆破，我军多路突破敌人阵地，13纵和鲁中南纵队由商埠南向东北进攻；10纵由北向南突击，攻占济南火车站，向第2绥靖区司令部推进；3纵向东猛攻，占领国民党省党部。

21日3纵、10纵、13纵继续进攻商埠并肃清商埠残敌，3纵与10纵一部包围了第2绥靖区司令部，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激战中，我3纵8师师长王吉文被炮弹击中，伤重牺牲。王吉文是华野虎将，洛阳、开封攻坚，他指挥的3纵8师都是头号主力，总是靠前指挥。在他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际，还让医生把药品留给其他伤员。

22日中午我军攻克商埠，东西两集团均迫近济南外城。

此时我攻城集团已连续鏖战六天六夜，部队伤亡较大，人困马乏。王耀武判断我军至少须休整数日才能完成攻城准备，于是加紧调整部署，巩固内外城防工事，企图抢在我军攻击外城之前布置停当。我攻城集团首长根据战局的发展，决心争取主动，不容城内之敌休整喘息，于迫近外城的当晚即发起攻城战斗。于是当晚18时发起攻击济南外城，10纵从西和西北向东和东南进攻，3纵作为10纵预备队；13纵从西南发起攻击；9纵从东和东南发起攻击；渤海纵队从东北发起攻击。

这里攻击外城的发起时间有几种说法：《济南第一团》（张克勤、胡松植著，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415页）说是“下午4时许，总攻外城战斗开始”；《胶东雄狮》（彦庆杰编著，黄河出版社2003年版515页）说是“22日17时30分”；《27军军史》说是“9月22日18时，总攻外城战斗打响”。

东集团在4辆坦克的配合下，9纵73团、75团突破外城的永固门，80团、81团也相继登上外城，向纵深发展。

西集团10纵突破外城永镇门，13纵37师突破永绥门，向纵深发展。

23日凌晨（有说22日夜）9纵和13纵在外城会师。23日白天，敌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我军攻城部队忍受着寒冷和彻夜作战的疲劳，交替前进，勇猛突击，步步逼近内城护城河边。我军各部攻势凌厉，至23日下午已全部肃清外城当面之敌，与内城守敌隔河对峙，并积极做攻击内城之准备。

济南内城经过北洋军阀、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三代十几年的修建和加固，内城城墙用石头砌成，内填泥土，宽达10米，高达14米；城墙上头筑有明暗壕沟、地堡、轻重机枪火力点和炮阵地。城墙外有护城河，水深2-3米，城墙和护城河之间有50-80米的开阔地，设有子母堡火力点、陷阱、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区。攻坚难度很大。

蒋介石得知济南岌岌可危，一面督令援军北进，一面派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临济南上空，为王耀武打气壮胆。王耀武自知待援无望，守城亦属徒劳，但又不甘心束手被歼，仍企图借内城这一核心防线与我军作最后较量。他又一次错误地判断我军经连日苦战，非经三至五天不能形成对内城的攻击力量。遂再一次调整部署，加修工事，严令全线死守内城，与我军决一死战。我攻城集团又一次出敌预料，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边打边组织，边打边补充。迭经七昼夜苦战，仍锐气不减，于攻取外城当天傍晚即不停顿地发起内城战斗。正当内城之敌频频调兵遣将手忙脚乱之际，我军强大攻势已全线展开。

我攻城兵团决定：东集团9纵对内城新东门至东南角实施攻击，渤纵在新东门以北实施攻击；西集团13纵队西南角坤顺门实施突击，3纵进攻西门，10纵清扫外城残敌。

9纵4个攻击点，具体部署为：第73团于内城东南角攻击；第76团于东南角西侧攻击；第79团于新东门以南攻击；第80团于新东门攻击；并以一部于黄台车站、小清河至黄河铁桥一线警戒，防敌突围。在济南内城东边，80团、79团、73团和76团，由北向南依次排开。

9纵除了73团和80团是在22日攻击外城时投入战斗之外，26师76团和27师79团（“潍县团”）都是刚刚投入的生力军。这也是聂凤智高人一筹的地方，战役开始之前就精心设计和部署，根据各师团的战斗作风和战斗素质，将任务和职责分到各师、各团，打外围就专打外围，打外城就专打外城，打得再苦，伤亡再大，也要独立完成任务，不得轻易动用预备队，这样就保证了在攻城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生力军，都可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都可以连续作战。

13纵以37师配属115团担任主攻，37师师长高锐决心以110团从坤顺门突破，109团从坤顺门北侧突破，111团为师预备队。

23日18时，我全线开始炮火准备。我纵集中强大炮火，又一次对敌实施抵近射击，内城14米高的城垣顿时被一片火光硝烟笼罩，爆炸声震天动地。19时起，各突击团分由各自的预选突破口处展开连续爆破，冒着硝烟弹雨，奋不顾身架梯登城。

此时城内守敌完全明白自己四面楚歌的险恶处境，一旦内城失守，便是全军覆没。战前王耀武曾亲绕城墙一周，严饬各部拼死顽抗，毋稍却步。敌人做困兽斗，依据高大城垣和绵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我爆破及登城部队进行疯狂反击。

19时53分，我79团（“潍县团”）7连突击队登城，得知突破的消息，27师师长孙端夫和政委刘中华端起茶杯，以水代酒，祝贺“潍县团”再立新功，又将增添“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可是不久，遭敌重兵猛烈反击，云梯和浮桥被打断，后续部队受阻。我已登城的7连与敌展开激烈拼杀，全部壮烈牺牲，攻击受挫。

73团在城东南角实施攻击。此处城头气象台为全城制高点，台下四面宽阔，易于我登城后展开兵力和下城作战，但在此处攻击又易为敌人火力俯制，攻击难度较大。第73团“常胜连”(7连)经先后3次突击，均因遭敌人火力严密封锁而失利。

战前，13纵109团（即后来被命名的“济南第二团”）团长田世兴抵近前沿观察地形，遭敌狙击，右眼负重伤而退出战场。109团由政委张志勇、副参谋长梁凤岗指挥，按预定计划组织攻城。在炮火准备之时，109团3营8连架桥成功，但随即被敌人炮火炸断，8连涉水过护城河，炸毁城下碉堡，并在城上炸开一个缺口。7连随后登城，遭敌燃烧弹袭击，突击受阻。

我军数个突破口均遭敌人疯狂反扑，攻击受挫，战斗陷于僵局。

济南战役地图

三、 攻坚硬仗

打蟠龙，彭德怀将二纵放在攻坚的主力位置上，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羊马河战斗一纵作为阻击部队，是“啃硬骨头”的，所以调剂一下；另一方面从羊马河战斗及新岔河战斗的情况看，二纵执行命令比较坚决，彭德怀用得顺手一点。

可能是因为张宗逊在大同集宁战役及西华池战斗的表现，中央似乎对一纵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所怀疑，并考虑将一、二纵合并起来。4月19日，毛泽东曾电告贺龙、李井泉并彭、习，要将贺炳炎转至野司听候彭习分配工作，如将一、二纵合并，则以王震为司令员，贺炳炎为副司令员【94】。彭德怀等经过考虑，于22日复电军委：“经过考虑后，张宗逊暂留部任原职”【95】，并对一纵的表现做了委婉的解释：“十四日羊马河战斗，一纵牵制敌军三十六师完成了任务。十九日永瓦间战斗，他们亦有缴获”【96】。张宗逊好歹是原来一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的老部下，此时换将虽然的确未必合适，但有毛泽东的意见在先，彭德怀也不能不考虑此战如将一纵放在关键位置，万一打不好，难以交代，这恐怕也是以二纵担当主攻任务的原因之一。事实证明，这一布置是对的。蟠龙攻坚战中，一纵表现平平，反倒是原先战斗力远远弱于它的独四旅起了关键性作用【97】。

据独四旅蟠龙战斗阵中日记记载，5月1日下午4时，独四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坚部署时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以一个团直接攻击蟠龙镇，将其指挥机关打乱，使山上之敌失去指挥。这个想法为旅长顿星云所否决，还是决心先肃清外围之敌，再攻蟠龙镇【98】。

5月2日18时，独四旅先以第十四团、第十三团向敌集玉峁沟东警戒阵地发起攻击。22时，十四团进至集玉圪垯，敌已撤回主阵地。第十三团也占领的郭家庄北山，并以两个连对青化砭警戒【99】。

新四旅负责攻击集玉峁主阵地东北高地，张贤约旅长令十六团以“夜老虎七连”摸占了纸坊坪以北山梁的三个碉群【100】，同时，七七一团三营也攻占了镇东的山神庙梁，在对付胡军的反扑中，第八连连长杨洪吉牺牲【101】。

一纵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于当晚21时开始向田子院之敌发起攻击，但因为寨子较高且地形狭窄不易攀登，打了四、五个钟头，直到3日2时才突入寨内，但敌已逃走，仅俘30余人，跟踪追击至蟠龙以北小高地受阻，时已天亮，遂停止攻击【102】。

独一旅以第七一四团、第二团分别向老庄南北山防守之敌进攻。21时30分与敌接触，部队以勇猛动作迅速攻占了各高地及辛庄科、老庄，歼敌陕西保安总队一部，并乘胜发展。第七一四团向小庙梁、第二团向磨盘山攻击前进。至拂晓，各分队接近敌主阵地前【103】。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蟠龙战况，称：“今拂晓攻击，敌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104】。

毛泽东4日午时复电：“俘敌六百，甚慰。敌主力似在绥米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已令张新率二十四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105】。由该电可知，此时二局破译敌电报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对胡宗南部的动向，甚至其下达的增援指令均已了如指掌。

集玉峁是蟠龙守敌的主阵地，一六七旅以第四九九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第七连驻守，他们以制高点为核心构筑了大伏地堡，并辅以周围小伏地堡，构成梅花形碉群。核心碉堡周围削成陡壁，并挖成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外壕及山洼要道均设有铁丝网或地雷，大小碉堡可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之间以交通壕连接。集玉峁东几百米处，有一个高于集玉峁的土山包，叫集玉圪垯，敌驻守了一个加强连，将其削成陡壁，辅以外壕、铁丝网，山上是环形交通壕，修好了向外的射孔。要攻占蟠龙，能否夺占集玉峁是其关键，而夺占集玉峁的重要一环，又是攻克集玉圪垯【106】。攻克集玉圪垯的任务落在独四旅十三团二营身上。

十三团二营当天黄昏前展开攻击，连续猛攻数次，均未奏效。王震在独四旅指挥所呆不住，跑到十三团、十四团的指挥所，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开展军事民主，让大家想办法。十三团团长王文礼、政委曾光明到二营召集营连排干部和爆破组、突击队员开“诸葛亮会议”，讨论如何打上去。战士反映三次攻击都攻入外壕，但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可攀登的路。会上讨论的结果是用加大药量的炸药包并排横放实施爆破的办法，破坏敌外壕陡壁【107】。

二营遂展开第四次攻击。在火力掩护下，以数个爆破小组突入外壕，将炸药包横排，用事先准备好的木叉顶在陡壁上。爆破后，陡壁被炸滑坡形成了可以攀登的斜坡，突击队配备冲锋枪，一举突入，后续部队也随之杀入，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伤亡惨重，被迫弃阵而逃【108】。

敌军之顽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彭德怀5月4日凌晨给军委的电报中称：“敌敢于白刃战，昨黄昏前夺取蟠龙东南一高山阵地（一连据守），仅俘二十人，余均被刺死”【109】。过去认为胡宗南部整一军“不能夜战，恐惧我之手榴弹与刺刀，缺乏肉搏勇气”【110】，但这一战斗表明，在特殊环境下敌军仍有困兽之斗的可能。

不仅于此，敌军还实施了反击。集玉峁主阵地以一个连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集玉圪垯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但二营准备充分，占据集玉圪垯后立即迅速改造工事，将射孔改向集玉峁方向。当敌进至手榴弹距离时，突然以手榴弹、步机枪火力打垮了敌人的反扑。该敌在我各种火力打击下，竟无法重新退回集玉峁，被迫顺山沟逃回蟠龙镇。这使得集玉峁之敌守军又减少了一个连的兵力，为之后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反击战斗中，该团一参谋（营级）梁树德被集玉峁山上敌山炮击中牺牲【111】。

十四团也是以二营为第一梯队发起进攻。上午以四连冲至敌主阵地前，因无法越过外壕，与敌隔壕对峙，互掷手榴弹，相持十余分钟后，不得不退回冲锋出发地。随即以四、五两个连和十三团五、七连再次向敌冲击，仍不成功【112】。新四旅十六团二营也以1个连配合攻击，但猛攻数次，均未能奏效【113】。

彭德怀决定暂停攻击，总结经验教训，讨论如何夺取敌阵地。当日上午，王震在独四旅指挥所用望远镜看见两名已经攻到铁丝网和外壕边的战士仍在不停地向敌外壕挖坑道，和顿星云研究后，向彭德怀建议用对壕作业的办法继续攻击，得到了同意【114】。十四团立即展开对壕作业，至当日中午前，完成了任务。

集玉峁的地形险要，只有东面和北面有斜坡可上，故此敌工事、火力均集中于这两个方向。独四旅旅长顿星云、参谋长马森反复观察，认为南面是敌防御的薄弱环节。南面有一条300多米长，20多米深，30多米宽的沟，沟两边是黄土质悬崖，顿星云等令十三团派一个连，于前一天夜间在悬崖上秘密挖掘小道，并在悬崖顶端我方斜面上，分散挖掘了能隐蔽1个连的猫耳洞。十三团以第二连负责挖掘任务，拂晓前完成，换下二连休息，以第六连带干粮和水进入猫耳洞，执行突击任务【115】。

当日下午15时，二纵将炮火移至集玉圪垯东山准备向敌行抵近射击时，发觉敌已经动摇逃窜，遂未待炮火掩护即发起攻击，暗壕里的部队偷至敌外壕边炸开缺口，十三团乘浓烟弥漫之机突入外壕，迭成人梯越过外壕内壁，将敌投弹组打垮。山后之敌的反冲击又被事先准备好的手提机枪组击溃，遂乘势攻上敌人大碉堡。十四团、新四旅部队亦相继突入，各自消灭了集玉峁西侧和北侧之敌，迫使残敌向第二主阵地——苦菜梁——逃窜【116】。据王恩茂日记，“该主阵地原是敌一六七旅四九九团二营五连，因该连长负伤换四连守备，被歼灭的则是四连”【117】。

新四旅3日上午和中午，亦以七七一团的第一、第三营两次猛攻集玉峁阵地，均未得手。下午，三营在阵地上召集七、九两连干部开会，研究攻击失利原因和再次攻击的办法。七七一团令该营后撤至安全地带休整，准备翌日继续攻击。但三营长夏其雨考虑部队后撤须通过敌火地带，将遭致伤亡，向团建议不后撤。团长吴宗先、政委张世功采纳了这个建议【118】。

与二纵相比，一纵方向进展十分缓慢。3日黄昏，第七一六团以第二营向蟠龙以北高地攻击，因对敌之工事没有查清，障碍物未破坏就发起冲击，因而受挫。夜间又以第一营攻击，也未突破。4日拂晓前，三五八旅以第七一五团一营配合七一六团冲击数次，仍未成功。3日黄昏后彻夜攻击，均无效果【119】。3日下午，第八团配属独一旅，以一部协同第二团对磨盘山的攻击，除该团九连攻击小庙梁，在连长吴章友周密组织下，一举攻克敌3个碉堡外【120】，其余攻击因准备不足，协同不够，火力组织不好等原因，均未能攻下。纵队鉴于蟠龙以北小高地工事坚固不易接近，遂令部队4日拂晓开始对壕作业，以迫近敌碉堡，排除障碍，准备下午攻击【121】。

二纵当晚以独四旅十四团协同新四旅攻击苦菜梁。十四团布置以一营配合新四旅部队攻击北山，三营攻其中间山头，二营为预备队。3日22时，十四团一营进至苦菜梁以东隐蔽集结，23时与新四旅同时发起冲击，将敌铁丝网破坏。之后，攻击部队连夜挖好交通壕，进行攻击准备【122】。

次日上午虽有敌机来袭，但独四旅观测到“敌人与其飞机的联络信号是白布摆工人二字，红布摆单括弧形，工人二字相距约两步”，十四团一营于上午11时击落敌机一架，敌机坠落在青化砭附近【123】，减少了来自空中的威胁。

4日12时，随着掩护的山炮轰击，攻击部队向敌北山和中间山头发起冲击。十四团一营与新四旅七七一团一、三营在20分钟之内向敌连续冲击4次，终于突入敌第二主阵地并将其占领【124】。至此，敌纵深防御体系基本瓦解，“蟠龙完全在我火力控制之下”【125】，蟠龙守敌全线动摇。为进一步动摇敌人的斗志，王震还释放了集玉峁战斗中俘虏的敌营长，并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带给李昆岗，令其投降【126】。

一纵得知蟠龙东山已经被攻克，东面已无顾虑，令第七一五团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向敌猛攻，经数十次冲击，皆因敌外壕未破坏及缺乏通过器材，未能成功。纵队决定由东西两面攻击，激战1小时后终于攻克了敌阵地，歼敌大部。退集镇内之敌千余人向西北方向突围，一纵即令二团、七一四团一部监视小庙之敌，七一五团攻击蟠龙北小高地，其余部队向突围之敌突击，将敌击溃并俘虏千余人【127】。

独四旅之十二团奉命攻击蟠龙镇南面，该团3日黄昏占领窑坪后，继续攻击蟠龙东南山头敌前沿阵地，三营占领敌阵地西北角后，因仓促投入战斗，准备不充分，夜间联络困难，缺乏配合等原因，攻击未能奏效。4日，当十四团占领苦菜梁之后，十二团再次发动攻势，但部队进至铁丝网外收到正面及两侧敌火射击，不得不后撤。黄昏时，在一纵配合下攻克了南山敌阵地【128】。

黄昏后，十四团、一纵、新四旅部队居高临下，向敌猛攻，由南面突入蟠龙市街。19时15分，十三团由苦菜梁沿蟠龙以东小沟追击逃敌，也顺势突入蟠龙市街。十二团亦由东南相继突入。至当晚24时，镇内之敌全部就歼。剩下被一纵七一四团围困于小庙的敌人1个排仍据险顽抗，在被俘军官喊话劝降后，也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了。至此，战斗全部结束【129】。

教导旅的任务是在青化砭以北阻击南面敌可能的援军，并扫清外围敌反动武装【130】。该旅当日黄昏（9时半）向平步塔地区攻击，未经什么战斗，就将陕西自卫军第三总队千余人俘获。这些自卫军的纪律极坏，俘虏中发现有强拉民女在工事里，也有的妇女在做饭蒸馍。二团长王季龙是陕北人，拉出俘虏中一个当头的喝问为什么要拉妇女，那人狡辩说是为擀面条，结果被王季龙抬手一枪给毙了。王余怒未息，还要再拉人出来枪毙，被政委关盛志发觉制止【131】。

3日该旅集中于青化砭附近，彭德怀去电估计当晚或第二日晨可攻下蟠龙，判断敌一军、二十九军9日方能回到蟠龙附近，故此打算继续歼击青化砭之八十四旅，要该旅准备。但4日敌四十八旅增至青化砭，协同八十四旅倾巢出动，在2辆坦克、3辆装甲汽车的配合下，向蟠龙增援，被教导旅二团阻击于孙家崖以南山地。当晚在坦克掩护下继续进攻，5日拂晓攻击平步塔至何家沟山地，教导旅二团向东转移。此时蟠龙已经被攻克，增援之敌于5日晨8时撤退，连青化砭也不要了，沿公路以西山地一直向拐峁撤下去，教导旅见诱敌未成，发起追击，但也没能抓住敌主力。一团当晚占领了青化砭【132】。

据国民党军的报告，其主力5月2日由槐树湾附近向绥德攻击前进，“沿途击破匪三五九旅、新四旅等主力之逐次抵抗，九时占领绥德西南五里铺高地，匪凭坚固工事顽抗，我整九十师主力绕匪右翼，而整一师在我两军之间地区钻隙突入绥德，经三小时之巷战，于午刻占领绥德县城”，“绥德残匪纷向西北逃窜”【133】。5月3日整一军以一部续向北追击，迄4日上午与南下之榆林邓宝珊部在米脂会师【134】，形式上打通了延榆交通。

类似的铺陈战绩在国民党军内部是司空见惯的，但由此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蟠龙战斗中，李昆岗和胡宗南保持着极密切的电讯联系（电报和无线电话），胡宗南整夜坐在延安指挥所的窑洞里等候消息，直到蟠龙守敌被全歼，失去联络为止【135】。最初是董、刘部到绥德后向蟠龙讨要粮草，蟠龙守军则要董、刘回援。胡宗南根据董、刘的报告，判断共军主力在绥德以北，怎么会跑到蟠龙来？据此将李昆岗严厉训斥一通。李昆岗这里遭到共军猛烈攻击，外围阵地尽失，以此报告胡宗南，胡又回头对董、刘大发雷霆，骂他们混账透顶，上了共军的当。董、刘自然不服，鸣冤叫屈，要上级实地调查。胡宗南派飞机空中侦察，结果证实黄河西岸从军渡到黑峪口一线，确有大批船只欲渡河。胡宗南遂又反过来再臭骂李昆岗【136】。如此折腾数番，都没搞清楚共军主力真正所在。反倒被早已掌握胡宗南部上下联络的共军偷听得一清二楚，当做笑话讲。

直至4日清晨，胡宗南才下达了回援蟠龙的紧急命令。绥德离蟠龙不过二百五十里，急行军三日可达，可经由田庄、石咀驿向西南趋折家坪、永坪，或沿董兵团向绥德进军时的老路，经裴家湾、王家湾、瓦窑堡至蟠龙。但董、刘却担心西野在九里山附近（石咀驿东侧）或原来老路上设伏以待，遂“妙想天开”，选定所谓“出敌意外”的道路，即由绥德先向西再折向南的远路。这一条路有的地方是只能单人通行的羊肠小道，数万大军排成一字长蛇阵，昼夜兼程，也足足化了四天才到蟠龙。这时除了空城一座，伤兵数十之外，什么也找不到了【137】。

一、 蟠龙战斗战果及三战三捷对战局的影响

根据5月5日西野上报的战斗结果，中央军委通报各地：此战除毙伤外共俘虏六千五百余人，其中一师一六七旅（缺一个团）四千五百人，陕保两千人，副旅长、参谋长、团长均被俘，旅长闻亦被俘【138】。

不久后公布的清查战果称，“计生俘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政治部主任陈献金【139】、参谋长柳届春、团长肖伯廉、副团长傅玉遵等以下五七一三名，毙伤其一四零零名，缴获山炮六门、迫击炮六门、火箭筒三个、六零炮十八门、重机枪十八挺、轻机枪一一一挺、步枪二三二八支、司登冲锋枪一二八支及短枪、信号枪、枪榴筒等，子弹廿余万发、骡马千余头、汽车两辆、击落蒋机一架，军需品除洋面一万两千袋、军衣四万套外，尚有军鞋一部及电讯器材等甚多”【140】。我军伤亡失踪合计1549人，其中负伤1256人，阵亡293人【141】。

一纵毙伤俘敌共3923名（其中三五八旅毙伤敌800人，俘敌1807人；独一旅毙伤敌322人，俘敌949人；纵直俘敌45人），一纵伤亡等共748人（伤亡732人，其他16人）【142】；二纵打的是硬仗，缴获反而不多，共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六百七十一人，缴获各种炮十九门，各种枪三四七支，伤亡不详【143】；据独四旅、新四旅俘敌总数2269人【144】推算，新四旅此役俘敌数为1598人；教导旅此役担负清扫青化砭附近敌自卫总队，俘敌数约在700至1000人以上，详细数字及自身伤亡数字不详【145】；三五九旅负责诱敌主力北上，完成任务后转至清涧西北水园子一线堵截南下回援之敌，有记载的伤亡是七一七团19人负伤，30人阵亡【146】。

据胡宗南年谱称，4日夜蟠龙镇被攻入后，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残部突围后，下落不明”【147】。由前述5月5日军委给各地的通报亦可知，当时尚未清查出李昆岗的下落。实际上，李昆岗是被独四旅十三团俘虏了。就在攻克蟠龙之后，该团宣传股长高明正带一个连兵力负责收容关押俘虏，先查到了李昆岗的卫士排长何斌，据何称李昆岗已经被抓住，但逐个指认时，何斌只指出四九九团团长肖伯廉，而故意漏过了李昆岗。之后凑巧因为缴获的山炮需要人抬，派了四十个俘虏兵去，李昆岗也在内。大概因为长期担任参谋和指挥工作，体力劳动不行，李昆岗被看管的战士认为偷懒不出力，打了几下，才自己说出来是旅长【148】。

前曾提及，战前毛泽东曾去电调晋绥独五旅旅长贺炳炎到西野听候调遣，被任命为一纵副司令员。贺炳炎从野司赴一纵上任时，须由敌我交界处通过，贺胆子很大，只带一个警卫员就出发了。结果路上遇见敌保安队，开始因贺穿着大斗篷，骑着大骡子，又有护兵（警卫员），保安队误以为是正规军的大官，没敢动他。后来贺炳炎发觉不对，连忙跳下骡子，带着警卫员顺山沟往回跑。保安队醒悟过来，追了一下没追上，把贺骑的骡子抢走了。巧得很，这次打蟠龙把贺炳炎骑的骡子又缴了回来，是件意料外的趣事【149】。

按照中共方面的记载，“三战三捷”西野伤亡总计2293人，毙伤俘敌14445人【150】，约为1与6之比。如果算上永坪及新岔河等战斗，西野的伤亡人数应该还要高一些【151】。就缴获的数量来看，亦不算多。如缴获的子弹数，三战共缴获370399发【152】，虽然实际缴获数字可能要高一些【153】，但总数仍非但远无法与华东等大战略区一个战役中的缴获数相比，亦远少于在晋南作战陈赓部的缴获【154】。西野缺乏重武器，蟠龙之战虽然缴获了山炮，但缴获的炮弹却只有迫击炮弹和六零炮弹，数量亦不多【155】。缴获中反倒是一万二千袋面粉和四万套夏装对双方出入较大，粮食的重要自不必说，而夏装本来是胡军准备用来换季的，却正好送给了共军，非但再次筹办7个旅的粮食、夏装费事不少，且令胡宗南本来就不灵光的情报侦察更几乎要完全失效了。因为现在共军也是穿着国民党军的黄军装，空中看下去，实在难以分辨【156】。

“三战三捷”的主要意义不在于以小的代价歼敌几个旅，也不在于数目有限的缴获。因为虽然胡宗南部损失不小，双方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仍在，这几次战斗远未足以引起双方实力上的转换。这三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战略全局、战役主动权转换及作战双方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三战三捷”对国共双方整个战略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党军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迅速解决陕北中共首脑机关、歼灭西北共军主力或驱赶其渡黄河以东，然后将胡宗南集团作为战略预备队投入中原、华北战场。但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一企图就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不要说援助其它战区，胡宗南集团本身亦有力不可支之势。6月14日胡宗南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为安定国本，消除匪患，拟请于万分困难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事蔓延”【157】。

胡宗南25日被召至南京，蒋介石问渠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告之毛泽东在绥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亦皆在陕，企图再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158】。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胡宗南部这支被国府当局定位为全国战局里的战略预备队兵团，可说已被完全绑在陕北而难以动弹。今后其不但很难再大规模他调其他地区支援友军作战，面对日益壮大的西北共军，反而开始需要其他系统的国军前来增援。蟠龙战斗结束以后，原本就有补给问题的陕北国军，不但丧失了重要的补给基地，维持延安与关中地区的重要干道延洛公路，也在‘囊形地带’重新落入共军的掌握后而宣告截断”【159】。

后来甚至有台湾学者认为胡宗南部是掉进了中共预设之陷阱，王禹廷在《从将军到大使——简述胡伯玉上将》中提到：“国军劳师动众，仅仅进占了延安一座空城，始终没有捕捉打击到共军的主力。而深入陕北的国军则踏进匪方预布的陷阱之中，丧师失利，蒙受了很大创伤，战力大为削弱。……凡此，似非政府当局及战地主帅始料之所及。胡宗南……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这番攻略陕北，竟未能克奏肤功，实在令人叹息”【160】。

“三战三捷”的胜利，亦印证了毛泽东坚持将中央留在陕北之正确，5月14日晚间，中共在离延安仅90华里的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均发表了讲话，并宣布毛泽东和中央仍留在陕北【161】。毛泽东结合其它战场的形势，认定“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起才令董钊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162】，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自5月4日起再次提出准备调陈赓部入陕北，协同西野歼灭胡宗南部【163】。

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被牵制住后，使得中共全面转入反攻的筹谋愈加有了成算。4月底，毛泽东致电刘邓要该部随时准备渡河行动并征询陈粟对配合行动的意见，5月4日更确定以刘邓大军独力经营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164】。

胡宗南部如果不是深陷陕北，那么刘邓南渡之后，除应付顾祝同集团外，尚需对付胡宗南东调之主力，虽然中共可能用西野在陕北、陈赓在晋南予以牵制，但如果国民党军采取西守东攻之战略，则刘邓所临的形势未容乐观。如此，中共亦可能推迟刘邓南渡黄河的作战行动。这样一来，将有利于国民党军利用进攻对解放区实行经济消耗的战略。可是，由于进攻陕北的作战，使得胡宗南集团直到48年1月才抽调部分兵力由裴昌会率领东援豫西，且不久后因宜川失利被调回，对攻守转换紧张之际的中原战局几乎未起到任何影响。

其次，由“三战三捷”的过程，陕北作战的主动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易手。从大的方面来讲，胡宗南在指挥上经常徘徊于援晋和寻找西野主力决战，西野则始终以拖住胡军为目的，虽然有永坪、新岔河战斗的不成功，但胡宗南部也无法抽身，且为羊马河、蟠龙之战创造了战机。从战术层面来说，由于彭德怀谋划精细，尤其是对一三五旅的羊马河之战及对一六七旅的蟠龙之战，其打击对象，选择适当，不但均获得成功，且造成敌我态势的倾斜和转变。

青化砭之战，规模虽小，但证明西野主力仍在，使敌不敢大胆行动。当胡宗南部采取集中大兵团行动的“方形战术”之后，彭德怀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三面埋伏”的战法，忍耐待机，于羊马河在敌重兵夹击之一翼围歼了一三五旅。这一战斗及之后不成功的新岔河战斗，均促使胡宗南部在扫荡和野战中必须集中尽可能大的兵力行动，以免中伏被歼。因此，董钊北上绥德前，连在蟠龙多留一个团也不肯，反过来为蟠龙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蟠龙战斗，毛泽东曾提议不打，彭德怀却不为所动。就歼击目标来说，蟠龙之敌并非唯一的选择，彭德怀坚持己见的深层动因，即在于以该战斗的成功，向国民党军表明，即使依托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守备兵力少于一个整编旅也是不行的。如此一来，迫使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及部署，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集中兵力以野战则守备堪虞，集中力量守备则非但备多力分，且野战兵团行动更受牵制。胡宗南为驻守延安、清涧、瓦窑堡，占用了三个旅；为保护交通线，占用了一个旅；加上被西野歼灭约两个旅的兵力，其机动兵力下降为只有七个整编旅【165】。如此，战场主动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西野的变化。

再次，“三战三捷”对作战双方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一方自不必说，毛泽东5月10日给陈饶黎粟等的电报中竟有“中央在此，安如磐石”之语【166】，可见其自信之甚。反观国民党军上下，则均对战局悲观而失信心。胡宗南在蟠龙弃守1个月之后，撰文“惨痛的回忆”，总结蟠龙之战失利的教训在于“如果官兵都抱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则虽战至一兵一卒，也不会俯首就俘。如果工事构筑，既能构成火网，又能独自为战，则即令左邻右邻工事全都弃守，也能固守待援，独立作战”【167】。

但他的部下却不认为仅是精神教育和工事修筑的问题，整一师师长罗列5月11日给胡宗南的电报，直言：“迭次进剿，均以敌情不明，行动过受约束，无法适应战机”，北上绥德，“行程虽短，实则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168】。李昆岗被俘后，亦认为解放军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这一点很厉害，但“这个我们办不到。我们发现你们主力之后不能自由运动部队，也不能相互合作、援助”，并称一六七旅出发时是一百五十人一个连，但不到两个月，减员达三分之一【169】。更有中级军官认为部队“损失之大为本战区八年抗战所未见。居指挥者，能不愧死！”【170】可见胡军上下信心之跌落。

5月8日，新华社发表的评论蟠龙大捷的文章，把胡宗南部占领绥德旋又放弃，刺之为“最没有面子的一条，最泄气的一条”，最后用一首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来总结【171】，对胡宗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5月12日，新华社又发表了经周恩来改写的社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172】，其中“骑上老虎背”一语，点中了胡宗南的要害。的确，现在的西北国民党军，已经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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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SPK的西北战场系列我这里就没有了，甚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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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1】的社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将羊马河战斗与青化砭伏击并称为“模范的战例”。该文总结了蒋军新近所采用的战术：“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纵横三四十里之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宿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这种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中另一派战术不同，另一种战术是被白崇禧、陈诚等认为保守的，那种战术主张携带重装，集中驻扎，每日前进十里左右，即所谓‘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缓不宜急’的战术。这两种战术比较起来，所谓‘国防部新战术’，是在形式上表现为比较更疯狂的战术。但在实际上却表现国民党的毫无出路，异常愚蠢与孤注一掷。胡宗南用的就是这种战术”，文章指出：“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说明所谓‘国防部新战术’的破产，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就要走下坡路了”。【2】

西北野战兵团的部队，分别来自陕甘宁和晋绥等地，高级将领中，不少是原红二方面军的指挥员。彭德怀虽然是军委副主席，威望很高，但究竟能否在强敌进攻之下，率领部队打好仗，仍然要靠实战来证明。羊马河战斗的胜利，对于提高部队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及树立彭德怀的指挥威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彭德怀在1948年1月11日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到：“有人向我说：‘开始说边区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我不相信。羊马河一仗，我相信胜利是可能的了’。”【3】此前，为约束部队，野司给各纵、旅电报中，彭德怀多用“不得有误”、“不得延误”等命令口吻，此战之后，彭德怀指挥威信树立起来，就少用此类提法了。彭德怀后来说：“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用说这一句话了，如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4】

国民党军西安绥署总结此次失利原因：“一为指挥之失当，二为情报之不灵活。据事后调查，匪于瓦窑堡四周集中优势兵力，企图回攻瓦窑堡已非一日。而该旅丝毫未获情报，若能不时派队向四周游击或于四周预伏斥候，必预有所闻，不至为匪所乘”、“一三五旅之失败于指挥官决心之迟缓与命令即下后之动摇决心，将有利地形拱让于匪，致使为匪各个击破，良深慨叹”、“各部队对友军之协同作战，缺乏同仇敌忾之精神。前三十一旅青化砭之失利，一三五旅未能及时驰援。今一三五旅之失利，而三六师奉命后复迟迟于道，不能尽迂回包围之手段，任匪远离，丧尽革命军之精神”。【5】

总结中所提出的“指挥失当”和“情报不灵”均非无见，但胡宗南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这两顶帽子扣在一三五旅指挥官头上了事，显然并无意要诚心吸取失利的教训。更糟糕的是乌鸦嘴，将三十一旅失利归之于一三五旅未能驰援，而一三五旅覆辙重蹈，三十六师又未能“尽迂回包围之手段”。是则接下来轮到三十六师矣。果不其然，4个月之后沙家店一战，三十六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大部被歼，也算是胡宗南的一点“先见之明”。

国民党军的士兵大部分是抓来的壮丁，到边区后水土不服，忍饥挨饿，又要爬山越岭、夜晚露宿、修筑工事，遭到打击后士气迅速跌落，疲劳害病与逃亡严重。据有的敌军工作材料，我X旅在短短十天中即收容敌逃兵六百名，XX县独立营短时间内也收容到敌逃兵一百余名，甚至胡系二十四旅谍报队从西安到瓦窑堡一路上就逃走了一半。而俘虏兵的转变也非常快，青化砭被俘的敌军士兵，到羊马河战斗时，已经成为勇敢的战士，甚至担任班排长职务。【6】

一三五旅被歼后，新华社特派记者采访了被俘的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四零五团团长陈耀煌及该团二营营长周行儒。麦慨叹：“我是不希望打内战的”，陈和周亦认为：“不该打边区”。据解放过来的四零五团二营士兵讲，羊马河战斗中，周行儒就不积极，看到旅部和四零四团被打，周踌躇不前，因为增援晚了一步，四零五团还遭到其它蒋胡军的射击。【7】可见，即使在胡军军官中，经历了这段时间的“蘑菇”之后，对前途无信心甚至作战消极的亦有人在。与青化砭战斗被俘军官的傲慢不服气态度【8】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诚如近年来有的台湾学者所认为的：“国军在与共军经过半个月的追逐后又败于此，除了更加显示在延安战役中共军主力无损之外，也象征国军高层对于整个陕北的追击战斗的部署失当与指挥无方。国军明知此地区为共军的老地盘，却在这个地区任由大军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行，这不但增加部队的疲惫与补给上的困难，对士气的影响自不在话下，更让隐蔽在暗处的共军屡屡伏击疲惫的国军得逞。在青化砭与杨【羊】马河被歼的国军全是掉入共军预设的设伏圈中，国军行动几乎都在共军的掌握中；尤其是此次杨【羊】马河战斗，预计与其会师的整二十九军其实仅仅近在咫尺，而共军狙击阻援的部队根据共军参战官兵日后的回忆，不过仅一个营而已【9】，而国军却无力突破之，最后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友军溃灭。”【10】

由以上材料可以概见双方在信心方面的消长之势，从而导致数日之后西野再次寻歼胡宗南之一部的战斗。

一、 恶战新岔河

羊马河战斗之后，胡宗南以整一军沿山神峁、安定、瓦窑堡大道以南山地前进，以整二十九军绕过羊马河转向东，企图围歼西野于瓦窑堡以南，但再次扑空。【11】国民党军在瓦窑堡附近驻扎了几天，但除了搜到一窑洞羊皮，声称击退了共军几次骚扰性的攻击外，毫无建树，而大军补给问题也难以解决，虽然胡宗南曾用飞机空投粮食和大饼，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2】。4月18日，整一军、整二十九军按照胡宗南命令准备撤回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13】。

胡宗南部两个军集结于瓦窑堡附近狭小地区，无法久驻，这一点当在彭德怀的意料之中。4月17日4时，彭德怀致电张宗逊、廖汉生、王震并军委，判断敌“有东退清涧极大可能，亦有南退蟠龙可能”，决心“不管敌南退和东退，我军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14】

之所以强调“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或与彭德怀判断胡宗南有可能抽调兵力援晋而力图拖住胡军有关。

四月初，陈赓、谢富治等集中四纵全部和太岳军区三个旅及十九、二十两个军分区部队，共五万余人，在一百三十四个民兵连与六万群众支援配合下，发起声势浩大的晋南反攻作战。截止4月15日此战第一阶段结束为止，已切断同蒲铁路南段，攻占县城十余座及重镇多处，前锋直抵黄河左岸。【15】胡宗南只好急调原控置于关中的整十师（欠第八十五旅）及第二零六师第二旅由永济亘临晋间渡过黄河，增援晋南。【16】很自然，西野认为此时胡军后撤， 是因为老巢受到严重威胁，胡宗南企图先休整补充，尔后视情况抽兵援晋或继续寻我主力决战。【17】为不使其得到喘息之机，故此力求再次寻歼胡军一部。

17日午时，彭德怀得知敌九十师忽向安定城西南十里铺前进，判断敌可能南撤，要二纵速查明瓦市敌动态。【18】当晚，彭德怀又下达命令，强调对敌宣传和监视，“使敌一出一动均在我控制下，并随时向指挥所反映。”【19】

西野18日由俘供得知，“敌二十九军（一二三、一六五、十二各旅）沿瓦市至永【坪】大路南撤，主力似在大路以西，董钊第一军由桑树坪、石家川向榆树坪南撤”，决心“首先消灭南撤刘戡之左翼，并坚决扩张战果，歼灭刘军”。故此，于当日7时下达命令，部署二纵以顿旅（独四旅）占领永坪西永【北】阵地，迎头坚决抗击；罗、郭（教导旅、三五九旅）及新四旅从小寨、大塔河、捎包河向岔沟【湾】坪、千家坪【20】之敌猛击而歼灭之，并乘胜向张家湾、源流湾敌之左侧背猛击。同时，令一纵以一个旅钳制第一军东援，主力（包括警七团）取道石家川、李家川向风背上迅速攻击前进。【21】

这一情报获知的时间太晚，致使一、二两纵的行动无法很好地协调【22】。另外，由于一三五旅被歼后整二十九军行动异常谨慎，猬集一起，很难分割，彭德怀虽然决心很大，打算先歼一二三旅，然后扩张战果，“歼灭刘军”，但在敌军增援部队较近的前提下，要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军显然超出了西野本身的能力。

此战二纵打响过早，敌尚未完全脱离原宿营地，遂得以缩回全力防守。究其原因，责任主要在于三五九旅未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

18日黄昏二纵各部均已抵达指定位置，独四旅进到永坪西北高地，准备迎头抗击；教导旅、三五九旅进到高家河、大塔河、小寨三角地区之间，预计向张家坪、源流湾敌左侧背猛击；新四旅向风背上、冯家庄猛击。当日纵队领导到徐家疙瘩以西高地看了地形，并确认敌人已经到了于家坪、岔沟【湾】坪、郝家川一线，王恩茂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明日战斗一定打响。”【23】

19日凌晨3时，独四旅遵令进至永坪西北之麻子沟以北高地，构筑工事准备堵击南撤之敌。【24】教导旅3时亦进抵捎包河、段家渠西南高地。【25】三五九旅原计划五时前在大塔河以西寺沟北山附近集结完毕，以七一七团攻占岭湾以西敌军阵地，以七一八、七一九团由中寺沟北上攻占新岔河以西敌阵地，然后由西北向东南发展，首先歼敌一二三旅（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战后查明该敌系一六五旅）。但由于部队未按时进入集结位置，直到拂晓后仍在运动，遂被敌人发觉，遂发生了战斗。【26】

国民党军方面，整二十九军18日位置分别是：三十六师抵于家坪、郝家川；五十五旅驻何家塔附近；十二旅在胡草沟附近。各部驻地东西相距仅约7公里，南北仅约2-3公里。19日晨当三十六师向永坪方向搜索前进时，甫离宿营地即在郝家川、崖【崔】头村、汉山村一带遭到共军袭击，刘戡当即以一六五旅、一二三旅占据这一带附近高地，以五十五旅占据郝家川亘胡草沟各高地，以十二旅占领何家塔以东各高地，【27】拼命顽抗。

战斗开始后，七一七团打得勇猛，接连攻占了岭湾以西两处敌阵地，造成了攻击敌人的有利态势。但七一八、七一九团向新岔河西山之敌的进攻，却因为地形狭窄，兵力不能展开，攻击方向又处在敌人正面，火力不能压制敌军火力，因而几次攻击均未成功。【28】

教导旅于上午8时展开攻击，旅决心以第二团向寺沟左翼之敌阵地攻击，第一团向寺沟敌右翼阵地攻击，获胜后向南发展。攻击开始后很快占领了寺沟两侧山地，并击伤来袭的敌机两架，主攻的二团伤亡12人。但之后因敌占据岔沟【湾】坪东南及西北一带有利地形，战斗遂打成对峙。【29】

独四旅于当日上午11时将寒沙石南山少数敌人驱逐后，因为其它方向均未按原计划打响，整二十九军缩回阵地和三五九旅对战，所以仍在原地待敌。【30】

从彭德怀当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可知，西野对整二十九军的实力判断有误，少算了第五十五旅，且对敌均集结于永瓦大道以西似亦未了解，只“判知刘戡三个旅集在一块来”。另外，当日除三五九旅全部进入战斗外，只有新四旅、独一旅各一个团进入战斗，共伤亡二百余人。此时，彭对各部配合不佳尚未觉察，仍决心“准备今晚大夜战”。【31】

当夜的攻击仍以三五九旅为主攻，但该旅指挥所未根据白天攻击失利的情况调整部署，还是以七一八、七一九团从原阵地组织进攻。打到半夜，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的一个营先后突破敌第一道阵地，又被敌反冲击打了下来，夜攻不奏效。七一七团因得不到配合，孤军深入，伤亡很大，当晚也被迫撤出已得阵地。【32】

事后检讨，敌占据的山头地形险要，又有野战工事，不利于攻击。且三五九旅主要突击方向上除一条窄梁可直达山头外，两侧均临深沟，山坡极陡，正面不宽，兵力展开受到很大的限制，容易遭到敌人火力封锁和杀伤。因此，旅指挥员应该以一个团于原阵地攻击，牵制吸引敌人，将另一团调至岭湾以西，利用七一七团既得阵地向敌侧背攻击，可能收到好的效果。【33】

教导旅当晚9时开始攻击，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攻占梁家渠后山，向西北发展进攻时因敌以一团兵力固守，又打成对峙。次日凌晨4时30分，教导旅奉令撤退，至6时，部队相继撤出战斗。【34】随后，三五九旅及独四旅等也先后撤出了战斗。

一纵风背上的战斗也不理想，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下子就伤了3名团级干部，包括该团团长张树芝、副政委栗光祥、政治处副主任吴正夫。主攻的三营，营长唐洪泽、副营长鲁秉虔也都受了伤。【35】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见势不妙，自作主张就撤了下来，张宗逊问起，黄新廷回答说“一口吃不下”。正好野司的撤退命令下达，张宗逊也就没再说什么。【36】

对于这一场大混战的结果，双方说法差异极大。按照胡宗南的讲法，“匪遗尸一九八四具”、“我俘匪官兵五十八员名”；【37】当时的战报则称：“本会战毙伤匪五千一百余名，我军伤亡官十八员，士兵二百二十七名，其比例数为廿与一之比”。【38】

我军战史一般称此战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2000余人【39】，但大多不提及西野伤亡的具体数字。结合已知的部分材料分析，此战西野伤亡不小，尤其是干部损失很大。【40】二纵三五九旅作为主攻部队，伤亡计达537人（其中营团干部13人，连排干部34人，班以下人员490人）。【41】旅参谋长王子良、第七一八团副政委胡炎奎牺牲，第七一九团团长蒋玉和、七一八团参谋长伍银德、七一八团副参谋长吴锡、七一七团副参谋长孟梅生负伤，【42】可谓元气大伤。该旅第七一七团因孤军深入，连续作战26小时，损失最大。全团共阵亡170人，负伤118人，其中营级干部王义明和连级干部刘嘉祥等8人牺牲。一纵（三五八旅和独一旅）损失也达350人，其中伤亡311人，其它39人。【43】该两部合计损失已近千人。

王恩茂在日记中总结此战的教训，一在于主观上希望太大，企图一下子歼灭敌三个旅；二是敌人刚出发就打，使敌靠拢；三是敌人宿营地筑有工事；四是组织配合得不好。【44】

彭德怀在4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中报告：“十九日战斗二纵、教旅、新四旅由东北向西南打得过早，致敌未脱离宿营阵地与工事。一纵由西向东打的过迟，故未隔离董、刘两军，使之愈打愈靠拢。我们对敌判断错误，以为一二三旅或十二旅在永、瓦大道以东，……，敌三旅均集结永、瓦大道以西，大道以东仅少数警戒部队，一旅面向西靠拢，当即形成相持形势”，但彭认为“刘部虽得董部迅速增援亦仅免于消灭”，“刘董两军均表现恐慌避战，歼敌条件在增加”。【45】

二、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彭德怀、习仲勋4月20日给军委去电，称：“我十九日夜战，占岔沟坪线以西阵地，系一六五旅（其余两旅在风背上附近），甚顽强，缴获不多”。【46】同日的另一份电报中，彭德怀等认为此战意义在于：“给二十九军以严重打击，使敌第一军被迫停留与二十九军靠拢，增加胡军回救晋南豫北困难，挫敌士气，增敌疲劳，造成今后继续歼敌机会。”【47】

军委和彭德怀对下一步作战方针，均认为仍是采取“在延水以北再拖敌一时间”，故此彭德怀打算“休息数天后准备夺取瓦市，得手后再围清涧或延川，不打援，调董军回头”。【48】故此，新岔河战斗后，西野部队仍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49】，休整了五天（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50】。

新岔河战斗的“伟大战果”，亦给国民党军高层带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共军已受到了重创，应乘胜而击，不使喘息。胡宗南权衡晋南和陕北两者轻重，看到有陷入两面作战之势，决心先解决陕北。针对有人提出的放弃延安的建议，胡宗南认为这将“有影响国际视听，且使匪有喘息整补机会，将养痈遗患”，故“仍采东守北攻方针”，以部分兵力据守晋西、晋中、晋南之要点，集中主力北进，“彻底剿灭陕北残匪”。【51】

进入边区后，国民党军情报系统几乎毫无作为，关于共军活动的情况，基本上全靠空军侦察。4月下旬，空军侦察报告显示，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共军多路小部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52】蒋介石、胡宗南判断共军主力开始陆续渡过黄河，遂决心以胡宗南集团沿咸榆公路北进，以邓宝珊部南下配合，歼灭共军于葭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如果共军未渡黄河，仍在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则占据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设置据点，隔断陕北与晋绥联系，然后与二马、邓宝珊部一起，压缩共军于志丹、吴起地区就歼。【53】

于是，胡宗南和十二战区协调后，作出如下的部署：【54】

“

一、 整一师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及旅直属部队，坚守蟠龙补给点；

二、 以整一、整二十九军为南兵团，携带七日份粮秣，由蟠龙沿延榆公路两侧地区，向绥德挺进；

三、 榆林之第二十八旅、新十一旅及整八十六旅（仅步兵两团）为北兵团，向镇川堡前进；

四、 南北兵团应排除沿途匪军抵抗，尽速于绥德会师后，待命续向西进剿。

”

在4月20日上午召开的补给区司令部会议上，确定将前进补给基地设置于蟠龙，按7.5万人屯储7天粮秣，前进部队的夏服全部运往蟠龙，并在蟠龙存储一个基数的弹药。【55】由于粮食来不及补充，胡宗南命令部队一面等候粮食补给，一面抽调所有工兵协助一六七旅于4天内完成蟠龙附近的防御工事。【56】以不足一个旅的兵力守备蟠龙，一六七旅的指挥官们感到责任重大，兵力不足，也不愿意将部队建制分割开，所以曾向董钊提出意见，但董钊强调集中兵力北上决战，未予采纳。【57】

自新岔河之战后，中共对国民党军的情况一度也不清楚。4月24日彭德怀、习仲勋向军委通报三边、陇东、关中敌情，提及：“董刘集八个旅于青化砭、蟠龙补充干粮，今后行动尚未判明”，询问：“玄台有无新情况盼告？”【58】4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习，认为“主力宜在现地多休息数日，完全弄清敌情，然后考虑行动”。【59】同日，毛泽东还判断“陈赓威胁西安，董军可能南撤”，提出“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王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60】

当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第一、二纵队并报军委：“董、刘两军共九个旅由蟠龙王家屯二十六日未时先头抵新岔河西。明（二十七日）有继续北进瓦市接该城之七十二团，再东向清涧收缩。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于延川、延长，准备抽出主力南调，或者不顾一切继续北犯；或者董、刘两军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使瓦市敌向东逃窜”。【61】虽然考虑了几种可能，但究竟敌人意图如何，还是不清楚。

27日，彭德怀根据敌情，提出打蟠龙的主张，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董、刘两军二十七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62】当日毛泽东电复彭、习：“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63】

为加深敌错误印象，以为西野主力准备东渡黄河，彭德怀还令二纵派出三五九旅诱敌北上。之所以让三五九旅担任这一任务，可能和新岔河之战该旅损失较大，不适合再担任攻坚任务有关。三五九旅根据王震、王恩茂的指示，将全旅分成大小不等、配有电台的几个支队：两个支队分别扮演一纵、新四旅；两个支队分别扮演二纵、教导旅，阻击左右两路敌人；一个支队留在敌军背后，扮演执行迟滞任务的三五九旅；旅部则扮演野战军首脑机关，和“二纵队”一起行动。【64】为增加逼真程度，彭德怀还令各旅分别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的第四团、第六团及晋绥独五旅等部一起演戏。那时，西野各部服饰各异，有深色的，有浅色的，有绿色的，有灰色的，这些部队沿途不断弃下符号、物资等，有意暴露，使敌人确认西野主力正在北撤。同时，又在佳县一带黄河边，集结了大批船只，以迷惑敌人。【65】

这一番动作，丝毫未引起敌人怀疑，董、刘两军以绥德为目标，一路追击了下去。27日，野司机关驻一个叫新庄的小村子，胡军大部队从山岗上走过，西野机关人员则隐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司令部人员紧张万分，一面同当地民兵放出隐蔽哨监视敌人，一面荷枪实弹准备战斗。习仲勋大概较少经历这样的场面，担心野司机关的安全，在窑洞内坐立不安。彭德怀却镇定异常，说：“敌人怕我们打它的埋伏，是不敢下到沟里来的”，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果然，几个小时后侦察员报告胡军走完了，彭德怀从炕上下来，命令部队向南出发，“各走各路”。【66】

无独有偶，国民党军居然也是奉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整九十师28日向王家湾行进途中，从山上看到行进道路以西山梁上有共军正规部队由北向南运动，先头部队六十一旅将情况报告师长陈武后，陈武居然说：“我们有任务，要按期限到达绥德，哪有时间去管这些。这个情况无需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免得耽误时间，咱们还是赶路要紧”。【67】

陈武把打仗当成赴约会，只顾赶路不要紧，蟠龙之一六七旅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蟠龙守军系胡军整一师第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加上地方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约2000余人）【68】，人数共计约近7000人【69】，但真正可用的兵力并不多。据时任该旅副旅长的涂健回忆，除第四九九团及配属的一个炮兵营之外，只有旅直的几个连（工兵连一、输送连一、通讯连一、特务连一，卫生排一）。自卫军第三总队人数虽然不少，但原来只是负责运送给养的，“战斗力十分差”【70】。

该旅原系江西熊式辉旧部，1938年调西北后被胡宗南编入一师，遂逐渐成为胡宗南的嫡系主力【71】。虽然因为胡宗南对整一师的过度爱护，以致被其它各部视为“小姐”部队【72】，但该部装备、训练精良，火力强，之前也未像整一旅那样遭受过严重的打击，在西野看来，还是“胡部劲旅之一”。蟠龙战斗之后，该旅迭受打击，后来又因为和一旅及七十八旅各置换了一个新兵团过来，至1948年底，彻底沦为“全军最弱之师”（1948年9月整编师复改称军）【73】。

该旅旅长李昆岗，四川容县人，黄埔六期毕业，陆大正则班第十一期毕业（1935年12月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军事）组长、第四战区参谋处处长、第一战区副参谋长【74】。胡宗南誉之为“智勇双全，有雄才大略”，为胡手下“四大金刚”之一【75】。

陆大十一期毕业仅年余即逢全面抗战爆发，各方需人，争相罗致，特别是同期同学之间互相推荐、援引，因而提升较其它各期快得多。如黄埔六期出身的学员，大都是尉官带职入学，毕业不及一年，几次擢升后，官至将官者颇不乏其人。1946年之国防部实权握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枢要岗位多为陆大十一期同学所占据，如刘云瀚以第一厅（主管人事）第一处处长主管将官人事，后调第五厅副厅长主管编制装备；方天初任第五厅厅长，后升任参谋次长；罗泽闿一度充任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杨业孔曾充任第四厅厅长，主管补给；另外，吕文贞任联勤总部参谋长、赵桂森任该部运输署署长、车蕃如任总长办公室主任，也都是关键位置的要职。故当时亦有“土木系”即“十一期”的说法。该期同学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出任国民党军军长职务的尚有盛文、薛敏泉、沈澄年、吴仲直、罗泽闿、李仲辛、刘云瀚、刘劲持等人【76】，可见人脉之旺。

李昆岗能得到胡宗南如此看重，自然也非等闲之辈。他根据蟠龙周围的地形，经十余昼夜抢修工事，已经构成了以街区为中心，周围纵深较大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是通往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等地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该镇周围有三座山，构成其天然屏障。西北山叫宋道梁，“蜿蜒起伏，势若龙蟠”，据《延安府志》，该镇即因此而名。西南山叫老爷庙山，地势较缓，视野开阔。镇东山叫捣钟圪垯，最为高耸险要，控制此山，就能瞰制整个蟠龙镇。该山山底为数十米高的悬崖陡壁，半坡为泥流滑坡段，山顶高面光，坡陡且大，易守难攻【77】。

蟠龙镇本身四面环山，并无可资防守之地，必须占领四周高地，尤其是东山制高点，以构成整个防御体系。李昆岗因兵力不足，故确定：兵力重点置于东山方面，对西、北两高地则置以适当的兵力，以炽盛火力封锁隘路，并在隘路口设置班、排据点，以伏地碉配合外壕、铁丝网、地雷等副防御措施构成。炮兵观察所位于东山制高点，四九九团指挥所位于北面高地南麓，旅指挥所位于东山西麓。旅直属部队除担任本身战斗勤务外，并作为旅机动部队。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担任外围搜索警戒，为防止其溃逃影响防御稳固性，李昆岗还规定该部遭攻击后应向延安方向转移，不得向蟠龙镇内撤退【78】。

其具体兵力分布为：第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团部率第一营负责蟠龙街区及北山；第二营及第三营第七连扼守蟠龙镇东的集玉峁（标高1284）及东南诸高地；第三营（欠第七连）扼守镇西之老庄、新庄科、寨则沟、小庙梁及西南之1227高地（磨盘山）；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除以一部兵力留驻蟠龙镇，其余大部活动于镇北及西北之纸坊坪、圪驮村、核桃坪一线，以掩护主力构筑工事【79】。

这一部署就其有限的兵力来说，可谓是周到。一般情况下，即使敌军由北、东、西等数面攻击，守军可以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与之周旋争取时间，只要东面的集玉峁阵地不丢，则纵然敌军由北、西等面攻入蟠龙镇，守方亦可逐步将兵力退往东山，凭借制高点的优势，令敌军无法立足。

4月28日15时，教导旅接彭、习电令：

“

一、 董、刘军北犯绥德，一六七旅（缺一个团）留守蟠龙，我决歼该敌，向延安、甘谷驿线扩大战果。

二、 部署：一纵队（缺三十五团及尾追敌主力之小部）向蟠龙以西前进，新四旅取道风背上向蟠龙东北前进，二纵队（缺九旅）取路永平【坪】向蟠龙东南前进。

各兵团于本日由现驻地出发，二十九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三十日拂晓或午后四时开始攻击，本部二十八日晚进驻永平【坪】”【80】。

29日20时，彭德怀向各纵、旅下达了围攻蟠龙之敌的部署并报告军委，大致是以一纵由西向东、二纵独四旅由东南及南向北、新四旅由东北及东向南、西进攻，教导旅则位于青化砭以北机动。并限各部“明日午后四时以前提出报告和提出攻击部署，以备五月一日攻击参考”【81】。

30日下午，彭德怀、张文舟（西野参谋长）冒雨到蟠龙东面和北面观察地形和敌情。前一天西野的侦察人员已经在蟠龙外围和敌地方部队发生过战斗，且有一名纵队司令部的传骑被俘【82】，故此，蟠龙之敌冒雨在赶修工事【83】。彭德怀等一面观察，一面找干部谈话，将主攻集玉峁方向的新四旅七七一团团长、营长找去，问他们准备如何攻击。七七一团团长吴宗宪说：一个方案是夜晚摸到前沿，做好工事再攻击；另一方案是拂晓前强占前沿。彭德怀肯定了其第一个方案，认为该方案出其不意，伤亡小，但提出出击道路应放在左面，左面地形好，有沟，容易隐蔽接敌【84】。当天下午，还在薛家沟山上和二纵的领导碰了面，由于当天大雨淋漓，故将原定当晚攻击的计划推迟了一天【85】。

但就在西野部署已定，决心攻歼蟠龙之敌时，又发生了变故！

30日5时，毛泽东突然致电彭德怀等，提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运动中歼敌”【86】。

之所以毛泽东忽然改变了27日复电的决心，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有以下理由：

一是毛泽东基于当时部队的装备等情况，对于攻坚战能否胜利缺乏把握。这可以从毛泽东5月2日给彭、习的电报中看出，毛泽东认为攻打蟠龙，“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同日，并分别致电刘邓、陈谢，询问是否能以十天内外攻克焦作、安阳、安邑、运城【87】。

二是毛泽东对于胡宗南部主力的行动不了解，担心胡军回师救援。前述已经提及新岔河之战后，中共对胡宗南部行动一度也不清楚，这也许是胡宗南觉察到了西野有侦破其行动的可能，从而更换密码所致。26日毛泽东向彭习通报的瓦市敌可能撤逃，即来自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情报，而这一情报显然并不准确。28日，周恩来找中央支队二大队（即二局前梯队）领导胡备文，下了死命令，要求3天内破译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全部密码，为蟠龙战役提供准确情报【88】。此时这一任务可能尚未完成，因而毛泽东对敌军动向还没有把握【89】。

彭德怀不为所动，仍坚持原定决心不变。他判断敌军主力北上约需5至7天时间，我军南下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但最快也要三四天时间【90】。彭德怀于5月1日致电军委：

“原准备一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二日攻击。胡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瓦以南至延水，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坚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91】。

毛泽东5月2日13时复电，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92】。

胡军军纪如此之差，对于西野来说，反适足以鼓励士气，增加对敌的仇恨。王恩茂日记载29日至贺家渠宿营的情况：“贺家渠是敌人驻过的村子，平房均已拆毁，窑房均已破坏，门窗家具均被烧毁，地窑均被挖掉，粮食均被吃掉和抛撒，纺车、犁铧等生产工具均被捣毁，耕牛被宰杀，人民无法生活，看见我军到来，眼泪盈眶，诉告敌人的暴行。我见了这种情景，增加了对敌的仇恨”【93】。

5月1日，西野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研究战术问题，西野各部也普遍都进行了动员。5月2日黄昏，蟠龙攻坚战正式开始了。

但此时三边军分区的领导人[99]却未能准确掌握敌情，在卢忠良部已经进入盐池境内后，仍错误判断敌人不会进攻定边，令新十一旅一团、盐池县警卫队坚守盐池；令新十一旅二团、旅直、定边县警卫队坚守定边；以安边、靖边两县保安队组成独立营或保安大队警戒东线；令警八团集结于百家寨子作为机动，预计在马鞍山或天掌一线选敌之弱点，歼其1至2个营，或在城郊打敌围城部队，或以一部进入城内，配合守备部队打击攻城之敌[100]。

这个作战计划反映出指挥员内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采用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做法（马鞍山在定边以南），一方面又存在不失寸土的侥幸心理，分兵把守，并打算在警八团配合之下直接就打击敌攻城或围城部队。事后看，如果能及时了解敌情，显然应该将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主力集中起来，和马鸿逵部周旋，争取在定边以东给予其一个打击较为稳妥（反击地点选择在马鞍山、天掌一带仍嫌过于靠前）。

3月23日夜间，卢忠良部向盐池发起进攻，战至天亮，新十一旅一团受到一些损失后大部撤出了盐池[101]。

暂九旅占据盐池数天后，又增加了两个骑兵团（十九团和二十团），继续向定边进攻，以一团主攻定边城，二团进攻南关陈家大墩一带，三团攻击东关地区，骑兵由东西两侧包抄袭击[102]。

盐池失守后，三边军分区仍将主力集中在定边附近，打算在羊圈山一带寻机歼敌，以挫敌锐气。4月2日，警八团在定边东南8公里暗门一带待机，撤出盐池的新十一旅一团驻在定边东南的彭滩。

3日凌晨，宁马先头部队和警八团一营接触，八团将二、三营也调入，据守暗门以北城墙。三边分区司令部随即将新十一旅一团也调至暗门。战斗开始后，宁马只是按照原定计划去攻城，仅以部分兵力对付一营，并未发现我军主力。但分区指挥员再次误判，将进攻之敌误当作侦察袭扰之敌，没有及时调整部署。至3日中午，敌开始向一营发起大规模冲击，1小时后突破了一营的阵地。我军以迫击炮支援一营作战，虽予敌一定的杀伤，但也暴露了主力所在的位置。卢忠良部随即在两个骑兵团配合之下，全力转向城南猛攻。分区司令部令新十一旅一团2个连占领杨家圈，保障八团左翼安全，并配合八团反冲击夺回南关。但该部刚抵村沿，即被宁马骑兵冲乱，八团遂处于敌四面包围之中。

当此万分紧急之时，定边守备部队（新十一旅二团）与机动部队仅相距2.5公里左右，但却未能直接配合作战，致使八团在劣势情况下苦战，不得不边打边退，引敌南进，以掩护定边城内党政机关、群众和部队撤退。八团退至彭滩，又苦战2小时，至黄昏退入南山，敌亦因伤亡惨重而停止追击，战斗遂告结束。宁马随即占领了定边[103]。

此战三边军分区部队损失惨重，警八团伤亡达600余人，失踪70余人，团长王振川受伤被俘，损失迫击炮4门，电台1部。更糟糕的是，此战之后不久，新十一旅一团在团长赵级三带领下叛变[104]。5月初，新十一旅二团和警八团余部撤至吴旗县，在凤凰寺整编为“二八团”，新十一旅番号被撤销[105]。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不久后也因患伤寒，到晋绥解放区住院治疗，病愈后即在绥德县义合镇联防军司令部休养学习[106]。受赵级三叛变之风影响，成川保四营部分人也跟着叛变了。与此同时，鄂旗阿拉庙的部队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一团长顾寿山（尔吉胡图）被叛徒出卖遭杀害，二团长马良诚（包勒巴图）仅带30余人突围而出[107]。

三边军分区在与敌斗争的关键时刻遭受如此惨痛的失利，主力部队丧失战斗力达八个月之久[108]，其原因除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外，主观上主要是分区指挥员对敌情判断错误，制定了“坚守定、盐”的错误作战方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式[109]。另外，指挥员对宁马作战囿于过去胜利的经验，麻痹轻敌，对其作战特点未能深入研究，也是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宁马作战的经验认为，宁马是比较善于侦察和隐蔽自己行动的，“在进攻我三边、陇东地区时，均利用还乡团匪配合行动，进攻前进中以团匪在先头两侧侦察活动，宿营时以团匪分驻外围，每占一地即建立保甲，注意封锁消息，以小恩小惠引诱欺骗群众，收买人心，利用叛徒自首分子配合原有之特务进行破坏工作”[110]。

宁马作战时，“稍大部队行动，其中必配有骑兵，此宁马军之特点”，攻击时，“主力多在先头梯队，喜用迂回包围，攻击我之侧翼，或从我防御配备之空隙处突入，形成大规模、小规模的包围迂回，尤其骑兵多用在两翼向我迂回与追击（如元小滩与三边的战斗）”[111]。这些特点，事先未能加以认真研究，失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造成敌情判断失误的原因还有通讯联络上的问题。三边地委的三科长（通信科长）是新十一旅的又系外行，且经常被派出做教育训练工作，三科的工作没有抓起来。此战“三边地委台2A报压了三十三小时，造成八团的失利（因XX在该台负责）”[112]。

宁马不但夺占了盐池、定边，还有进一步南下的可能，据西野司令部4月9日的“敌情综合”，宁马占定边之后，“骑十旅南犯，进占我青山街、太白庄，宁保五团、六团跟进至宝塔、牛毛井之线担负守备”，其八十一师之三十五旅、暂六十旅也由金积及其东西地区向盐池、环县边境进犯[113]，陇东地区亦受到威胁。

当然，国民党军在配合方面并非都是如此协调一致，这是其内部派系林立所造成的。比如青马部队出动就比较迟，3月26日八十二师之第一百旅才从西宁乐家湾营地出发；骑八旅4月1日出发；马继援率八十二师师部及直属部队4月4日出发。至4月8日下午，各部才集结至平凉附近，直到5月底才向边区发动攻击[114]。

北线的邓宝珊集团也不积极。邓宝珊和中共在抗战时期就有一些交往，邓还曾到过延安。内战开始后邓及其下属均有厌战的情绪，1946年10月邓部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领保九团及二十二军骑兵团等共5000余人在横山发动起义，邓也无可奈何。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开始后，要求北线榆林部队配合。邓开始只想应付一下，准备让徐保（二十八旅旅长）派1个团（刘松山团）出去摆摆样子，但遭到其参谋处长赵一清的反对，最后还是决定分三路南犯：中路二十八旅（徐保为指挥官）经鱼河、镇川、米脂向绥德前进；左翼八十六师（徐之佳为指挥官）2个团经清泉寺、打火店、通秦寨向佳县前进；右翼保安、骑兵三个团（胡景通为指挥官），在新十一旅1个团的配合下，收复横山、波罗、响水，经石湾向周家岘之线前进。4月初胡宗南部董钊、刘戡兵团南返，电令邓宝珊部原地待命，这样，邓部便停止了下来[115]。但在中共看来，邓宝珊部“向南蠢动”[116]，也有一定的威胁。

后勤补给对西野也是一个大问题，4月11日彭德怀致电军委，称“蟠龙地带已驻二十天，民粮公粮，均已吃光，不能再在此地停留，准备移至瓦市东西地区，就粮和围困瓦市之敌，吸引敌主力北援和邓部再向南进一步”[117]。但西野尚未行动，就得到了一三五旅可能南下的消息。

三、虎口夺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军委机关4月4日下午由子长县石家湾转移至靖边县青阳岔，住区公所内。从4月5日到4月13日再次转移到安塞县的王家湾[118]，期间有了3月下旬以来难得的几天安定。4月10日，周恩来由河东返回和毛泽东等会合在一起[119]。

就在周恩来返回之后的第二天，军委二局破译了胡宗南部调动的密电[120]，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到了新的战机。4月11日2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本早密息，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121]。

当天上午，西野二纵已经通过敌情侦察得知“清涧敌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拂晓向瓦市前进”，判断“该敌可能接受一三五旅之防务，一三五旅有南撤可能”，二纵打算伏击二十四旅的这个团[122]，但该部行动较快，当日黄昏18时已经进入瓦窑堡，二纵截击未果[123]。

在接到毛泽东电报之后，王震于当日24时给教导旅下达命令，指出：“驻瓦市敌135B（注：即一三五旅）因粮尽兵疲，及我晋南之胜利，有向南撤走之模样，本纵队有以伏击手段歼灭该敌之任务”[124]。

4月12日凌晨，彭德怀致电王震并军委，根据“本日敌机出动最繁，一军亦准备出动，方向不明，二十九军尚未动”，认为“二十四旅之七十二团十一日到瓦市后可能换出一三五旅向蟠龙或向永坪或向清涧或者冒险出安塞，此时尚难判明”，故此要求二纵和教导旅位于黑山寺、杜家畔、岭湾等地便于机动，并对一三五旅的可能行动方向预先作了不同部署[125]。

和青化砭伏击战类似，二纵判断一三五旅当日即可能南撤，各部于凌晨5时即进入伏击阵地，但迄至当日12时一三五旅都没有行动的迹象[126]。二纵由于当天须赶到伏击地点，行程在50-70里，故此11日一天非常紧张。有的部队走到天很黑才到，而集结地点又是房子稀少的地方，大部需露营，至凌晨3时又要起床，干部因部署设伏甚至整晚都没有时间睡觉，所以上下都很疲劳[127]。也该着一三五旅倒霉，换防这点事居然用了整整两天，给了二纵一天多的休整时间。

当天早上，西野电台在工作间隙又收听到敌七十二团用报话机向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的报告，称“瓦市地方大，很复杂”，三科长刘克东立刻将此情况报告给彭德怀，据此进一步判断该团很可能用来守备瓦窑堡，而替换一三五旅南撤[128]。但一三五旅究竟从那条路线撤退，仍然是一个疑问。

国民党军方面，经过永坪战斗后发觉西野主力仍在“牡丹川、李家川等处潜伏待机”，胡宗南判断共军将“在清涧、安定、安塞地区凭藉有利地形实行游击”，决心“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匪军并摧毁其游击根据地”。基于这一决心，胡宗南令“主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并向右旋回，会由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匪军而歼灭之”；“瓦窑堡部队应于主力军进出李家川、榆树岭子以北之线后，以集结姿态向李家川前进，以求夹击匪军并切断匪向东北之退路，包围匪军而歼灭之”[129]。

这个计划从表面上看去，仍然是中规中矩，似乎很妥当完满。但是，北线南下的瓦窑堡部队（一三五旅）是一支粮尽兵疲的孤军，兵力又单薄，仿佛铁钳的一翼只用了硬纸板来充数。西安绥署也考虑到这一点，要求一三五旅等到主力北出至李家川、榆树岭子以北之线后再动出，南线主力分左右两路行动，重点在左兵团董钊的迂回。董钊先是3月底向清涧进攻时因迟到被胡宗南斥责为“不顾友军安危，擅自停止行动”[130]，4月初永坪之战又被指为行动迟缓，表明董、刘在配合上确实存在问题，实战中这一点再次暴露无遗。

12日上午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就向北展开了攻势，第一师第一六七旅当日晚19时攻占了1550高地，第一旅攻占北沟北侧高地[131]，九十师亦于当日晚攻至张家坪附近[132]。与之接触的西野部队系三五八旅八团及新四旅一部[133]。

由国民党军主力12日的行动态势，彭德怀判断整编一三五旅经子长（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的可能性很大，决心乘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134]。

当日晚20时，彭德怀向各纵、旅下达了“歼击一三五旅的作战要旨”，规定13日之部署为：以二纵、教导旅集结于瓦窑堡东南之岭湾、黑山寺、杜家畔地区；新四旅集结于瓦窑堡东南之新庄沟、严家沟以西山地并以不超过2连之兵力于石咀、宋家沟高地构筑工事，阻敌二十九军北进；一纵三五八旅集结于全岔河、白家坪、羊路沟之线以南地区，独一旅（欠第三十五团在清涧西南）集结于安家咀、石家坪地区；警七团集结于石窑河、南家湾地区。

这一部署包含了三种不同的作战方案，可以灵活应对一三五旅经安定向安塞、沿瓦蟠大道南下以及东向清涧等不同情况。即：第一案，如一三五旅沿瓦蟠大道两侧南下，其先头进至阎家沟、新庄沟间，即以二纵及教导旅由东向西，新四旅由西南向东北，独一旅、警七团截断敌退瓦窑堡退路由西向东攻击，歼敌于羊马河地区；第二案，如一三五旅沿瓦窑堡、安定大道退往安塞，则以二纵尾敌猛追，警七团于十里铺、石家河间占领阵地，吸引敌于当面，新四旅当敌与警七团接触后，左翼与警七团靠拢由南向北冲击，独一旅由西北向东南冲击，歼敌于安定以南地区；第三案，如一三五旅由瓦窑堡东南高地向清涧或永坪前进，则以二纵单独歼敌，并要求独一旅第三十五团灵活堵击，新四旅向二纵靠拢并受其指挥。为保障歼击一三五旅，以第一纵队主力节节抗击，吸引敌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于蟠龙西北地区[135]。

鉴于此战关键在于能否吸引敌军主力于蟠龙西北地区，当日21时，彭德怀指令一纵以三五八旅在夏家沟、安家岩底、陈家砭、上白家坪地带组织防御吸引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于当面；以独一旅（欠第三十五团）及警七团于云山寺、元子沟地区及以北高地阻击整编第二十九军，保障新四旅侧翼安全。

一纵当晚部署以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在安家岩底、下白家坪地区组织防御，准备抗击向雷鼓川方向进攻之敌；八团在山田峪、东沟门组织防御，以抗击向牡丹川方向进攻之敌，迫敌13日不能越过白家坪、任家沟、李家岔地区；以七一六团一营配置在徐家沟西侧山地，侧击吸引敌人；其余部队集结在李家岔、羊畔山为第二梯队。独一旅以二团在云山寺南端高地及其以东高地占领阵地；以警七团在安家咀南侧及其以东地区占领阵地；七一四团作为第二梯队，在王家圪崂以北山地占领阵地 [136]。据说，三五八旅还规定：“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里”[137]。

13日上午，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在野司驻地后寺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紧急会议[138]。会上彭德怀提出歼击一三五旅的计划，讨论中干部普遍认为我军兵力有限，两面作战，弄不好会遭到敌人的夹击[139]。彭德怀听完大家的讨论和意见，最后确定决心不变，但强调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阻住敌人的援兵，二要靠速战速决。彭德怀反复说明，如果不把敌军主力阻住和调开，我军可能限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而如果歼灭一三五旅战斗的时间拖长，就会增加阻击部队的难度，也会使预期目的落空。他要求将此战役思想向部队干部讲清楚[140]。

这面在开会，一纵那里的阻击和诱敌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13日4时，一纵部队到达指定阵地，构筑工事，天亮后部署完毕。当日晨7时30分，胡军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开始向三五八旅的阵地发动攻击。位于徐家沟的整一军部队先向位于牡丹川西的七一六团第一营阵地冲击，经激战后，该营转至第三阵地。敌继续向八团三营（第二阵地）攻击。8时，位于徐家沟以东的敌人向牡丹川东的八团一、二营阵地实施进攻。该两个营连续打垮敌人四次冲击，坚持战斗四个半小时，然后转移到第三阵地。当日整一军被阻在庙嫣、东沟门地区[141]。

至当日黄昏，国民党军整一军才攻至李家岔以南地区。整二十九军方向也进展不大，在七一五团节节抗击下，当日下午攻占榆树峁子东南上白家坪一带[142]。当天虽然国民党军前进了约二十里，但一纵所规定的当日不使敌越过白家坪、任家沟、李家岔地区的目标也顺利实现。

由于一纵的顽强抗击，且国民党军进攻正面发现三五八旅、新四旅等正规部队番号，使得胡军认为“这下子可把共军的主力兜住了”，骄纵之情大增。九十师师长陈武对董钊的每小时联络一次的规定极为不满，认为好不容易抓住共军主力，为每小时联络而拖时间，不是要故意放走共军吗？如此胆小还能同共产党打仗？[143]

二纵方向，13日上午10时王震下达了作战预令，但因一三五旅并未出动，所以当天部队休息一天[144]。

至当天16时，彭德怀基本判明敌行动方向，认为敌军“企图驱逐我军至安定以西以北地区，接引瓦敌135B（一三五旅）经蟠瓦大道南退”。虽然对敌人的“宏大”计划（企图包围歼击西野）未能完全了解，但对一三五旅的行动判断却完全是正确的。故此，于当日21时发布正式命令，以新四旅位于李家川、石家川、南家咀线南北高地向瓦市南退之敌侧击；二纵附教导旅位于黑山寺及其南北，由东向西协同新四旅夹击由瓦南退之敌；一纵、独一旅仍钳制当面之敌并保障新四旅侧翼安全[145]。

当晚，三五八旅重新调整了部署，以七一五团继续在朱塔湾、云山寺（不含）及其西北高地组织防御；第七一六团当夜用2个营兵力接替第八团阵地，占领牛沟以南阵地防守至12时，牛沟以北阵地防守至15时。如此，预计敌进至大塔上的时间约在16时左右。这样，14日一天敌最多进至塔家山。第八团则位于王家凹子附近作为二梯队[146]。

按照这一部署，将生力军七一六团换上去，以13日的经验，以为坚守一天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该团防御计划欠周密，而敌军又改变了打法，故此第二天差点出个大纰漏。

二纵方向，通过一纵13日与敌主力战斗判明一三五旅必沿瓦蟠大道南退，决心歼其于南进途中。王震14日凌晨下达命令：以郭旅（三五九旅）为右翼，四时半进入黑山寺黑山子沟山地隐蔽，当敌尾进入陈家塔时猛击其侧翼；罗旅（教导旅）为中央，四时半进入张家坪老沟黑山子沟间及兔儿河一线，与郭旅同时发起战斗，猛烈侧击敌人；顿旅（独四旅）为左翼，四时半进入双岭湾、王家坪一线，与三五九旅、教导旅同时发起战斗[147]。

四、围歼一三五旅

13日的下午，驻守瓦窑堡的整编一三五旅也已经将防务交接完毕。代旅长麦宗禹召集了四零四团团长成曜煌、四零五团团长陈简及参谋主任朱祖舒等，研究了翌日行军的部署。

次日清晨，整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以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零五团为前卫，派一个营为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讯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零四团、辎重营、卫生队为本队，由四零四团派出两个连，一个连为右侧卫，一个连担任后卫[148]。

羊马河位于蟠龙东北、瓦窑堡西南，距前者四十华里，距后者五十华里，是一条深沟，当地传说是宋朝的奸臣潘仁美害死杨七郎后，被杨家兵马追杀至此，故此叫做羊马河[149]。

14日拂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并让出三道山梁，使敌不易发觉我之埋伏[150]。

7时半一三五旅右侧一路和教导旅二团发生接触战，因为教导旅由强家峁伏击地要横穿几道山梁才能绕到李家滴哨以北[151]，所以不得不一路奔跑。二团团长王季龙带一营跑步占领一个山头，因跑得过猛，还得了肺气肿[152]。

上午9时半左右，整一三五旅前锋在三郎岔附近被新四旅十六团副团长宋绍连所带的一个营拦住了去路[153]。因运动稍慢，敌先头两个连约二、三百人已经逃出了包围圈[154]，还好敌大队人马还是被堵住了。

得知发现了西野大部队，麦宗禹带旅部和四零四团登上三郎岔以西山坡，目视即可观察到已经陷入伏击圈中，遂急令四零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河川东山，四零四团占领三郎岔以西山地，进行防御，并以一个营向蟠龙方向攻击前进。同时，令化学炮连进入阵地向东山射击，以图阻止西野向四零五团的进攻[155]。

因为此前让出了几道山梁，整一三五旅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因此麦宗禹决心坚守待援，并以一部（一个连）试探沿瓦蟠大道东侧搜索前进。该连进至磁家沟东北，遭到隐蔽集结在石家沟以北的独四旅的突然袭击，十二团绕到敌之北面，将该连迅速压下沟去，并击溃敌一个营的反扑，俘敌百余人。十四团则抢占了石家河以南高地，与新四旅取得了联系，彻底切断了整一三五旅向整二十九军主力靠拢的道路[156]。

二纵这里如愿以偿地打上了，可是一纵的阻击却又不像前一天那么顺利了。整九十师大概吸取了昨天的教训，不再采取逐山逐沟进行争夺的方式，而是以主力由李家岔以西迂回，直接攻击牛沟西北高地；整一师也以一个旅由上白家坪经榆树峁子迂回攻击牛沟以南高地[157]。九十师从早上7点开始攻击，至九点就突破了七一六团的防线[158]。七一六团未料到敌人这一手，布防时对西侧注意不够，一时措手不及，被陈武打了个冷不防[159]。至12时许，该团已经退至塔家山附近。

原来打算坚持一天的计划，只守了半天。且七一六团阵地被突破后，在朱塔湾坚守的七一五团阵地右翼暴露，不易再守。幸亏三五八旅手里还有一个八团，遂紧急调八团占领牛沟南山阻敌前进，而令七一六团坚守大塔山高地，七一五团则放弃朱塔湾阵地，节节抗击转移至刘家岩窑以北高地，和七一六团重新构成防线。

八团这次重新拉上去，打得仍然不错，将敌人攻势阻住，至下午16时才主动撤出牛沟以南阵地。接下来塔家山附近由七一五、七一六团联合抗击了敌几次冲击后，又撤向凉水湾、孙李家沟以北高地继续抗击[160]。整一军攻势虽然猛烈，但方向却逐渐偏到羊马河西北地区，至当天下午16时，其所处的态势对整一三五旅的覆灭已经鞭长莫及了。

彭德怀当天拂晓来到独一旅旅部，告诉王尚荣等，要坚决把整二十九军阻击在羊马河以南地区。14日上午羊马河方向打响后，独一旅通信科监听到国民党军联络十分忙乱，报话机里麦宗禹直接向董钊喊话，称被共军主力包围，要求救援，甚至连保密都顾不上了[161]。

整二十九军沿雷鼓川两侧向北攻击，大约在中午时分，得知一三五旅被包围。胡宗南令刘戡设法援救，刘戡转令最右翼的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派队驰援[162]。约下午1点多，钟松打电话给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告知一三五旅被共军围攻，但该旅现在何处，情况如何，一概不知。只要一六五旅抽调部队，向瓦窑堡方向寻找增援[163]。

李日基也算是比较灵活的，派一支部队绕过独一旅和警七团的防线，向琉璃坡方向的空隙渗透突击，一时进展颇快。警七团二营在二线阻击阵地上观察到这一情况，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当机立断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精干小分队，轻装迅速越过新庄沟，抢先占领了羊马河以南的高地，迟滞了敌人的前进。战后，新四旅特地派人带着感谢信和战利品一部（八二迫击炮两门、电话机两部、各种弹药万余发）到警七团团部表示感谢[164]。

最终，一六五旅虽然和一三五旅仅隔一个山头，约五、六里的路程（直线距离），却再也够不着了。战后，刘戡认为一六五旅救援不力，行动迟缓，经钟松力争，才未予李日基处分[165]。李日基事后回想，前一天下午曾观察到共军少数人员向东北方向移动，但无论刘戡、钟松还是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一三五旅才是共军真正的目标。

整编一三五旅虽然竭力挣扎，但西野集中了四个旅的兵力，根本不给其喘息之机。独四旅十三团从右翼以火力掩护十二团越过一道沟，抢占三郎岔东山，同时十四团也绕至十二团左翼，先向西再向北攻击。至下午1时许，将一三五旅四零五团全歼。接着，独四旅会同三五九旅、教导旅、新四旅向三郎岔西山的一三五旅旅部和四零四团发起进攻，至下午7点半，将敌全部歼灭（敌一个连突围，被十四团九连追至琉璃坡以北歼灭）[166]。

此役西野以479人伤亡的代价，毙伤俘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167]。其中，独四旅俘敌914人，伤亡90人（伤77，亡13）[168]；由二军战史中所记载的俘敌四零五团团长成曜煌以下1551人可知，三五九旅俘敌数大约为600余人[169]；教导旅俘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500余人[170]；新四旅七七一团俘敌395人，伤亡127人（伤56人，亡71人）[171]；新四旅十六团俘敌及伤亡数字不详。王恩茂日记中所载“俘虏一三五旅副旅长麦宗禹、四零五团团长成耀煌以下官兵3000余名”应系二纵及教导旅、新四旅歼敌的总数[172]。另，一纵在阻击战中毙伤敌军统计为1492名，己方伤亡数字不详。两日后彭德怀给军委的电报中称：“十四日经八时战斗，旅长麦宗禹（原旅长祝夏年在西安未来，麦为副旅长代旅长），四零四团和四零五团团长、副团长、参谋长以下共俘四千余人，毙伤近千”，“我军伤亡约五百人”[173]。

五、蘑菇战术

羊马河战斗充分体现了彭德怀大胆果敢、慎密细致、善于造机的指挥风格。从国民党军角度看，以九个旅的重兵，相隔数十里的狭小战场上，居然被西野以大胆顽强的运动战割歼一部，难免有不可思议之感。一三五旅虽是孤军，但一则有近在咫尺的主力接应；二则按照部署，该旅是待主力军进出李家川、榆树岭子以北之线后方才动出，也不能说有多大的破绽。过去有的书籍或文章中认为羊马河战斗是抓住敌人“靠近主力的疏忽”[174]，但从敌军的整个部署及一三五旅以战备行军南下的姿态来看，很难说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失败。

之所以彭德怀敢于在敌重兵集团之前定下歼击一三五旅的决心，主要是彭德怀掌握并利用了国民党军企图抓住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

战机的产生，或由于敌人行动的过失，或由于敌我双方行动的不期然而促成，或由于我积极主动的行动所得。无论何种情况，要真正做到抓住战机，为我所用并克敌制胜，都不是守株待兔式的态度所能遂愿的，都必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且战争为双方智力上的博弈，己方在设法利用战机，彼方也在图谋获得战机，如何及时乘敌之隙，并弥补己方的过失而不为彼方所乘是指挥员素质的体现[175]。

彭德怀迎合国民党军急于决战的心态，以主力部队之一部坚决顽强的运动防御，诱导其向西攻击前进，脱离我预设的歼击战场，是非常高明的造机手段。彭德怀将主力一纵摆开，要新四旅一部参加阻击，规定13日不让敌军越过白家坪、任家沟、李家岔地区，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给敌人造成“我军主力在此”的印象。有此印象，则敌军行动俱落入我之巢窠之中。整一军、整二十九军主力被牵往西边，一三五旅大胆南下，皆因这一判断而起。

对于歼击战场的部署则表现了彭德怀判断准确、思虑周详。此战西野部署歼敌一三五旅，事先准备了三个方案，无论敌西进安塞、南退蟠龙或东出清涧、永坪，均有相应的对策。部队的集结位置则充分考虑到应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同时又有重点地针对了敌南退的最大可能性。

因此，这场战斗对于国民党军主力来说，似乎很顺利圆满，一路攻击，攻无不克；而对整一三五旅来说，仅数小时就全军覆灭，大部就俘，可以说是典型的“安乐死”。

西野阻击和伏歼的两支主力部队，一纵和二纵，此役中的表现也都相当不错。一纵守御得法，顺利达成了诱敌的目标。阻击战斗中，最突出的是三五八旅第八团。该团新任团长任世鸿[176]组织防御时非常注意阵地两翼出击的部署，战斗中组织短促出击，形成小包围消灭敌人，打垮其冲击。13日在三窑子、14日在牛沟以南都打得很出色。相比之下，七一六团14日牛沟防御则因缺乏周密的计划，未能完成任务，过早地放弃了阵地[177]。二纵在攻歼战斗中动作勇猛，迅速抢占要点，因此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战后总结中唯一被提出批评的是独四旅十二团的二营和三营，因作战中扩张战果时指挥犹豫，拖延了时间[178]，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

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习仲勋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提出了著名的“蘑菇”战术。毛泽东认为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去；我军则应该继续过去的办法，同敌人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179]。过去有的回忆文章中，将“蘑菇”战术提出的时间提前到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了。有人著文予以辨正，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有演绎之嫌，是起自袁学凯《英明的预见》一文。该文最早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9期上，原文内并没有“蘑菇”战术的提法，但在70年代后出版的《毛泽东在延安的故事》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回忆和记述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文章里，却加进了毛泽东接见袁学凯等人时谈“蘑菇”战术的一段话[180]。

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这篇辨析的文章以及其它不少著作中，都认为毛泽东是在羊马河战斗胜利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蘑菇”战术的，却和事实略有差异。实际上，毛泽东4月15日给彭习朱刘发电时尚不知道羊马河战斗的情况，故此有“自歼敌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之语，并要彭德怀等引敌向瓦市以北，再向东、向西和敌人兜圈子，显然尚不清楚羊马河是否打上了。

从彭德怀14日亥时电中得知羊马河战斗胜利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于同日又发一电，通报各战略区，并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181]。

彭德怀在16日给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了战果，同时说明：“此役，我集中兵力的对比，尚不及敌三分之一，足见敌战力弱、士气低，我军战力强、士气高”[182]。对这一胜利，西野上下也极感兴奋，王恩茂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胜利非常重要，因为这次胜利以前，有三次没有打到敌人，即石家砭、石咀行动，贺家渠行动、吴家寨行动；一次打到了敌人，但未歼灭敌人，即永坪战斗。所以，我和很多同志均极关心，如这次战斗不能打胜，则不仅有关战斗士气，而且影响指挥信心，对于边区战局有很大关系”[183]。

羊马河战斗后，西野在岔沟坪战斗中受挫。随之，彭德怀再施巧计，调动胡宗南，又赢得了蟠龙之战的胜利。

一、蒋军的新战术

国民党军资料记载，青化砭战斗“卅一旅（欠九一团）以掩护大军东进，于是日（注：三月二十五日）拂晓由拐峁镇向青化砭前进，行抵石绵羊沟、崔家圪塔各附近，遭匪三旅以上兵力之伏击，激战三小时后，因众寡悬殊及地形不利，致为匪所乘”[1]。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军也没搞清楚西野究竟有多少部队参加了战斗，只笼统地说是“三旅以上之兵力”。另外，对战斗时间持续了多久，也未得到准确的报告。等一三五旅增援部队赶到，西野早已踪影全无，只收拢了大约二百人的残兵败将[2]。

此役蒋军“败不相救”的毛病亦暴露无遗，一三五旅就在拐峁、李家渠附近，居然置三十一旅于不顾，不仅只派了少数部队增援，增援部队也只是去装装样子。战后蒋军总结认为：“卅一旅遭袭之际，一三五旅以及廿九军主力未能立即增援，反包围匪军，反为敌情所炫惑，至次日方徐徐而前，任匪远飘，是又失一战机”[3]。

对西野来说，也是“失一战机”，要是早知道增援三十一旅的只有不足一团人，那肯定就索性一锅端掉了。因此，王恩茂在其日记中写道：“敌三十一旅被我歼灭后，派了一三五旅四零四团到林坪来联络，与四旅十四团接触了一下，如我们早知此情况，四零四团又要被我们歼灭则是无疑的”[4]。

大约就在25日下午，彭德怀接获在青化砭和安塞之间担任警戒的独一旅报告：向安塞方向进犯之敌整编第一军五个旅于3月24日占领了安塞。该敌除留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之九一团（欠一个营）守备安塞外，现正沿原路返回。又据敌逃兵供称，其长官限令25日赶回延安。从各方面所得情况可知：敌第一三五旅已进占李家渠地区，似有向青化砭方向行动的模样；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已进入延安；整编第十七师第十二旅已进至延安南之十里铺；整编三十六师（欠第二十八旅）位于三十里铺地区；整编第七十六师（欠新一旅）仍在金盆湾、松树林、临镇地区；胡宗南已率其前进指挥所进入延安[5]。

据此，彭德怀于3月26日致电毛泽东与中央，除通报青化砭伏击战斗情况外，就25日14时之部署提出更详细的意见，认为：

“

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一师、九十师进扑安塞，二十五日即返延安，判断我主力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该旅主力位于青化砭至永坪之线纵深，防敌北进；集结五个旅隐蔽于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此区地形好、粮多、群众好，能封锁消息，待敌深入至甘谷驿、岔口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时，我可争取三至五天休息，然后再东进敌后寻求机动歼击九十师、一师，每次只歼敌一个团、至多两个团，求得一月内连续打两三仗，停止敌进攻，才可争取较长时间休整。

”[6]

毛泽东27日复电：“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7]。

胡宗南发觉西野主力在延安东北，按照一般常识判断，在青化砭打了一仗之后必定要转移（实际西野主力基本上是在青化砭、蟠龙之间），按照胡宗南一厢情愿的判断，西野很可能是向东北撤走了。于是，胡宗南决定集中董钊、刘戡两个集团向延川、清涧方向来一次大扫荡。如果西野愿意决战，那以胡军两个集团九个旅（不包括由延长向延川迂回的两个旅）的优势兵力，足以取胜；否则，就驱逐西野过黄河[8]。

3月26日，胡军的大扫荡开始，以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共十一个旅，分三路东进。其左路为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四个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十二旅），沿青化砭、岔口[9]；中路为整编第一军五个旅（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五十三旅、六十五旅），经甘谷驿、禹居[10]；右路为整编七十六师的两个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经延长、交口[11]向延川会攻[12]。

当天，二十九军一三五旅四零四团于午刻推进到青化砭附近，和西野掩护部队发生接触，胡军攻击无力，进展缓慢，直到下午三时方才攻占青化砭两侧高地。同时，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中午由四十里堡、白家垭、一二五二高地，至下午四点半攻占了一三二零高地[13]，据称“沿途均遇匪节节抵抗”。整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随后抵达一二五二高地，十二旅也到达拐峁镇东北高地。第一军第一师当天抵达四十里铺、周家湾附近，九十师在拐峁镇、王家沟附近。七十六师方面以由延长撤出的七十团第一营由姚家原出发，和小股游击队打了一下，上午十一时重新占领了延长[14]。

从胡军第一天的行动看，兵力高度集中，但对于敌情仍是毫无所知。其实胡军占据青化砭，正好将西野主力一纵和二纵分开了（二纵此时尚在青化砭以东），本来是个占据主动的机会，但因缺乏情报，所以并未能抓住机会。西野二纵28日将主力运动到青化砭、蟠龙以东，教导旅和新四旅分别利用夜暗于28日凌晨运动到蟠龙以西及青化砭以东[15]，这些行动均未被蒋军所发觉。

战术上胡宗南部采用了所谓“方形战术”，把董、刘两个集团的主力均集中到拐峁、青化砭至延川一线，行则同行、宿则同宿[16]，且放弃道路不走，要以主力沿山梁行进[17]，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遭致类似整三十一旅那样的打击。这种做法就战术而言除能够避免被歼外几乎毫无价值，大兵团放弃道路行进必然行动迟缓，而集中如此密度的兵力于一狭小之地域，后勤保障亦成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它广大地域中兵力的空虚。因此被称之为“武装大游行”。这令人不免怀疑胡宗南实际是希冀凭这种“赫赫声威”，将共军主力吓过黄河，而并非是想求得决战。

这种战术在战略上却并非毫无作用。胡宗南部在刚进入边区时还稍稍要维持一下面子，用所谓“封金购物”的办法，对于就地搜购的粮食、副食、草料等，如果找不到物主，则以相应价格的法币包好放于原处，来表示军纪严明，据说是自老一师时代就采用的办法[18]（注：听上去好像是抄袭红军的做法）。不过，这一“面子工程”很快在大扫荡中“吃光、烧光、用光”的新“三光”政策之下荡然无存了，其所过之处，“搜粮抢物，任意宰杀牛羊耕畜，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翻箱倒柜，甚至群众的锅碗瓢勺都被打碎，其纪律之坏，真是不堪言状”[19]。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兵火之后复罹旱灾，遂导致几个月之后西野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其紧张的境地，原先中共打算以陈谢纵队进入陕北助战的设想也无法实施，这可以看成胡宗南的新战术在战略上所获得的效果。

彭德怀26日12时给教导旅的电令中，提及“青化砭于本日前到敌多少、番号均未弄清”[20]，27日1时给军委去电时，对于“进入青化砭之敌究为一三五旅还是一二三旅或两旅均到尚未查明”，因此，彭德怀决定“明二十七日我军力求隐蔽，避免与敌在青化砭附近接触。二纵队、教导旅仍归王震指挥，在蟠龙两侧山地力求隐蔽；如敌向蟠龙前进时，让其深入勿加阻止。张纵在梁村以西，新四旅在青化砭以东及其东北地区隐蔽集结，秘密侦察敌情，看好地形，准备二十八日歼敌”[21]。

27日胡军以第一师第一旅守备拐峁镇（注：此处亦可见胡宗南对一旅爱护有加，打仗的时候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主力攻抵盖头坪、千谷驿[22]附近，九十师西沟门、贺家沟[23]附近。二十九军方面，一三五旅当日下午才攻占寨子沟[24]以南各要点，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十二点攻占李家沟[25]，一六五旅推进到一三二零高地，十二旅进占岳家滩。和第一天相比，各旅互相掩护推进，速度极慢。

担任诱敌向东任务的新四旅两个营及团迫击炮连由参谋长谢正浩率领伪装成主力进行阻击，交替袭击和掩护。胡军则如临大敌，只要对方利用地形或工事发动袭击，不论对手兵力大小，即整师、整旅地展开兵力，抢占山头。但等胡军筑完工事，准备展开进攻时，对手往往早已“拔锚起航”，撤到另一个山头去了[26]。晚上，新四旅还派出小股部队去胡军宿营地打枪、袭扰。不断如此往复，搞得胡军疲惫不堪。

至27日下午5点，彭德怀查知进至青化砭之敌为一二三、一三五两个旅，鉴于“敌之企图尚未查明”，“本日应力避与敌接触，力求隐蔽主力，准备二十八日集结朱家渠[27]强势兵力歼灭青化砭、蟠龙大道以西之敌”[28]。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28日凌晨1点30分），彭德怀又发出电令取消了原定的作战计划：“因敌主力有向延川方向攻击可能，故决定本部仍集结原地，寻求良机打击敌人”[29]。

27日下午的电报表明，彭德怀认为胡军有可能按老一套派出一部沿青化砭、蟠龙大道进占蟠龙，作为侧翼保障，因此把主力集结于青化砭、蟠龙大道两侧，希望再次以伏击方式解决其一部。但很快彭德怀就发觉这个想法已经不现实了，因为胡军根本就没有分兵的意思，完全是步步为营向东转去延川。这样西野要么不打，要么就必须一下子同时解决其三个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30]，因此彭德怀采取了忍耐待机的做法。

28日彭德怀致电军委，除通报敌情、指出“安塞敌于二十六日放弃，我已收复。敌已感兵力不足”之外，将原定计划调整为“以小部背靠岔口力求吸引敌向东，主力纵深位置于贺家渠、财神庙线，节节阻敌北进。我一、二两纵、教旅在原地休练，待敌侧背暴露时再求歼敌”[31]。

3月29日15时，第一军方面第九十师六十一旅攻占了延川，五十三旅攻抵延川西北地区。二十九军、七十六师也分别到达延川附近。这样，胡军把十个旅左右的兵力都集中到延川了，但并未找到共军的主力。

同日21时，彭德怀致电军委、毛泽东：“估计敌占延川后，可能巩固延川、延长、清涧、永坪、青化砭地区或向北打通咸榆公路，或者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因此彭德怀打算“寻求歼击一三五旅、好打时再歼一二三旅，因该两旅较其他东进各敌战力稍弱。为此部署，拟于三月三十一日隐蔽集结蟠龙、石嘴、李家沟、贺家岩、风背上[32]之弧线上。位置此线，可以应付敌占延川后上述三种情况，寻求歼敌左路之机会”[33]。

一二三旅被西野视为弱旅是很自然的，该旅系由原暂编五十九师改编而成，其三六八团原系鲁大昌部，战斗力较弱。该旅是胡宗南部嫡系，在三十六军（即整编三十六师）辖下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任务多年，此前曾几次和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交手，均遭败绩。45年该旅爷台山一战损失5个连，46年底在通润镇又被新四旅七七一团和警七团消灭了其三六八团的团部和两个营[34]。

一三五旅是美械装备，编制完整[35]，在一般人看来，该旅服装整齐、武器全新，甚至还配有许多日本高头大洋马，军容很壮[36]。何以彭德怀也将之视为弱旅呢？可能一方面该旅是由暂编五十七师新编的部队[37]，没有多少真正的战斗经验；另一方面该旅和胡宗南部嫡系之间矛盾较大。因为该旅原属陈诚系统，由河南追击八路军中原突围部队到陕西，被胡宗南抓住不放，该旅并不愿意受胡指挥，几次想拉回湖北，胡宗南对该旅也不放心。该旅旅长祝夏年推说腿部受伤在后方养病，部队由副旅长麦宗禹指挥[38]。

当天，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在郭家畔召集了旅以上干部会议，除总结青华砭战斗作战经验和下一步作战方案外，特别强调了整顿纪律的问题[39]。会后（4月5日）更发布了“关于对敌方针和密切军民关系的指示”，指出：“近日有少数军队脱离群众，挖窑倒箱，牵驴赶骡，杀猪杀鸡，打人骂人，以及吃了粮食不打条子，吃了菜不给钱等现象很严重，必须立即制止，不容再有此等现象发生”[40]。彭德怀还在司令部科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有些单位接受老百姓送来的不易坚壁的鸡、鸭等物的现象，专门批评“宁叫自己吃光，也不留给敌人抢掠”的说法，认为“敌人吃了，老百姓把仇恨记在敌人帐上；你吃了，老百姓把这笔账记在你头上”，“部队只有动员、帮助群众搞好疏散转移的义务，没有随便接受老百姓东西的权利”[41]。为了“不脱离群众”，彭德怀还和西野司令部其他领导商量后，将小灶也取消了[41][42]。

3月31日，彭德怀致电新四旅张贤约、黄振棠、程悦长等，判断敌攻占延川后，或北犯清（涧）、绥（德）；或暂图巩固延长、延川、永坪、青化砭地区；或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而以“前一种可能少，后两种可能多”。但“不管敌人实行那种可能，永坪至延安公路敌必须打通，否则后方运输无办法”。鉴于此，彭德怀要求新四旅将主力放在永坪西北张家湾附近，“如敌北进，节节稍加阻击，诱敌北进。如敌西进一枪不要放，使敌大胆向永坪、蟠龙、青化砭，以利我主力歼击”。彭坚信，“敌愈深入愈分散，歼敌机会亦将愈多”[43]。

4月1日，彭德怀根据新四旅的报告[44]，判断敌有由岔口经曲儿教等向永坪前进的企图，遂发出电令，“我主力以待伏姿态歼灭向永坪、青化砭前进之敌”，并规定了具体的部署[45]。

彭德怀估计国民党军继续北犯清、绥的可能性小，但胡宗南部的行动却出乎彭的意料。自31日起，胡军继续向清涧进发，九十师五十三旅于当日11时攻占了清涧，然后继续向北追击，七十六师除留置一旅（第一四四旅）守备延川外，也随第一军跟进。而二十九军各部也紧靠第一军，其所属三十六师、一三五旅、十二旅猬集在清涧以西的吴家畔、王家沟、刘家川附近[46]，并不急于分兵西进夺占永坪。

4月1日，国民党军转向永坪。第一军以七十八旅、一六七旅重叠配置，沿风台窑西北侧山脊攻抵白家河、东沟附近，九十师也攻抵白家河附近。二十九军三十六师攻抵热思湾、王家庄附近地区，一三五旅攻抵聂家坪以北高地，十二旅抵楼儿沟附近地区[47]。此战国民党军部署小心异常，以二十九军和第一军相互重叠，而各军内的各个旅也都集中到一起，极其缓慢地向永坪推进，希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永坪附近和共军决战。可是这样一来，共军自然是“知难而退”，怎么可能求得决战呢？

果然，4月2日西野和胡宗南部接触后[48]，判断“敌有向永平（坪）地区合围企图”，因此决心“战斗不组织，立即向李家川线转移”[49]。

当日，彭德怀等致电军委，指出敌十个旅背依延川、清涧两城，分三路前进，“我二日于永坪公路侧伏，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三十五里、东西四十五里内，以十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隐蔽撤至蟠龙西北地区集结，敌未发现，另找机会击敌”，并称“自三十一旅歼灭后，此间未弄清敌情，请二局所得随时电告”[50]。

此电尚未被军委收到，当日毛泽东发来一电，根据西安情报，通告彭德怀敌决定全力取瓦窑堡，然后攻绥德，判断“胡军攻瓦窑堡必将先取永坪及清涧以西之折家坪，然后由该线两路或三路攻瓦窑堡”，并要彭德怀考虑在瓦窑堡、清涧之间或永坪附近设伏歼击敌人。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战术上“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此次我蟠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51]。

该电中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心因2日永坪撤伏已经过时，故此彭德怀等很容易能判断出毛泽东当时并未收到西野关于停止伏击的电报。但对于该电报中提出的战术打法，彭德怀觉得有解释一番的必要，因而当日21时再发一电给毛泽东，专门谈打法的问题，说明：“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天设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彭德怀认为：“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52]。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电报后，很快复电表示赞同，认为：“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也通告彭德怀目前“二局无法侦察，敌情完全不明”，要其“派一个营附电台到瓦窑堡以西旧安定城附近担负侦察及掩护之责”[53]。

4月3日，彭德怀决心“明（四）日仍在原地待机歼敌”[54]，不料4月2日二纵有司务长投敌，将我军兵力部署供出[55]，国民党军“探知瓦窑堡匪军有退却模样”，以七十八旅之两个营轻装突击，于当日7点30分进占瓦窑堡，随后该旅主力也于下午15时到达[56]。

在青化砭之战的帖子中我们已经提及国民党军战略和行动上的矛盾，以及最初中共高层对于敌军求战决心估计得比较高，经过这一段时间对胡宗南部行动的观察，彭德怀对于敌军的意图产生了疑惑。在4月4日就目前行动方针致毛泽东的电报里，彭德怀提出：“胡军进占延安后，第二步战略方针是求战还是避战打通咸榆路，始终未弄清。自三月二十五日歼李纪云部后，调一军五旅三十六师两旅、一三五旅及十二旅共九个旅，拥集青化砭，似求主力决战。当时我主力在蟠龙附近休整，敌突然转向延川，又似避战”，“从上述九日行动来看，敌似避战又似采取避实击虚，走之字路迷惑我军，目的在打通咸榆路或者真正不知我主力所在”[57]。

4月4日彭德怀提出行动方针的设想，几天内和军委、毛泽东反复磋商，最终于4月9日确定以小部队四面袭扰敌人，“主力则在现地待机”[58]的决策。形成这一决策的磋商过程此处不再详述，唯能导致西野决定待机的关键点，一在于对敌密码的破译取得了成效，彭德怀4月5日致电军委称：“秘密已解破，敌情已开始明白，我们十天内仍在原地待机”[59]。其二则与4月6日灵光一现的战机有关。

胡宗南部攻占瓦窑堡、永坪之后，部队疲劳不堪，给养也发生困难，不得不于4月5日留整编七十六师主力守备清涧、延川，留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主力则南撤蟠龙、青化砭地区补充休整[60]。西野在获知此情况后，4月5日曾打算袭击由瓦窑堡向永坪之敌右翼进驻贺家渠的一个旅，但当日十一时又判断敌未进至永坪而改变了部署。教导旅6日凌晨1时接到王震的电报，称：“因敌尚未进至永坪，故本日无仗打”[61]。

当日晨8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导旅接王震命令，称据俘供二十九军刘戡率十二旅、一六五旅五日宿营于新岔河一带，于本日进至永坪宿营。西野决心集中力量歼灭刘戡及其所率两旅[62]。彭德怀于当日午时给各纵、旅下达命令，规定“本日战斗首先以歼灭十二旅及刘戡军直属队于永坪附近地区，然后各个歼击三十六师”，而“胜利的关键在教导旅的英勇坚决动作，确实牵制住三十六师于大寨、小寨地区”[63]。

大寨、小寨据永坪均不到二十里，要单靠教导旅的侧击来牵制敌整编三十六师的行动颇成问题。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王震在部署中除令“教导旅位千家坪以西，在九旅（注：即三五九旅）左翼，向岔沟坪突击”[64]外，亦令三五九旅“位于次草沟、千家坪以西，向寒沙石、岔沟坪段（均含）突击”[65]。可是这样一来，二纵的主要打击方向指向了敌三十六师，而西野命令中首要完成的歼敌二十九军直属队及十二旅则几乎完全要依赖永坪方向的新四旅及由东面包抄的一纵了。

正当西野部署作战之际，三十六师已经从小寨、大寨向永坪运动了，这下子我军部署、运动都赶不及，不但一纵未来得及赶上，教导旅也未能牵制住三十六师，其一团与占据岔湾坪以东高地的敌一个团打成对峙，从上午9点30分开始，战至晚上22时均无进展；二团也只在岔湾坪以东侧击敌侧背，以求钳制敌南进。二纵独四旅、三五九旅也未能同时动作，致使敌主力（三十六师）与其军部靠拢，战斗进入消耗性质。再打下去无论时间延长或伤亡增大，均对西野不利。因此，当晚彭德怀果断地决心撤出战斗[66][67]。

因为三十六师是在向永坪前进中第一二三旅在崔头村、汉山村遇到西野突击的，国民党军方面称这次伏击战为“崖头村、汉山村”战斗[68]。甫遭袭击，刘戡就已经判断出是西野主力，遂电请一军南下夹击，但董钊部直至4月8日才赶到永坪附近[69]。故此，国民党军在战役总结中认为：“崖头村、汉山村之战斗为不预期之遭遇战，因卅六师能利用山地前进，故未遭匪之伏击。唯第一军未能适时由北南下夹击匪军，实为失策”[70]。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经此一战，不免更加小心，在整三十六师赢得了“逢山爬”的外号[71]。

此战虽以少量代价歼敌600余人[72]，但未能达成战斗目的。西北局4月10日在营山寺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检讨今后作战方针、检察过去军事方针及作战经验教训。会上检讨作战经验时，彭德怀声色俱厉地痛斥了作战犹豫的表现[73]。不过，通过此战也摸清了胡宗南部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战斗力差的底，西野司令部“关于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的敌情综合”中指出：“当三月二十五日青化砭一役歼灭第三十一旅与四月六日永坪之役，出其不意予敌大的杀伤，以胡军长途跋涉，露营无粮，兵疲之苦，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粮食依靠搜劫，抢甚吃甚，逃亡大等，胡宗南的气焰已大大降低，军事上不得不增加守备兵力到六个旅，机动兵力大为削弱，由寻找我主力决战转为避开我主力作战（如永坪战役后，一军、二十九军的南进），由锥形冒进改为逐山跃进，以致最近发展为不独一般士气消沉，连统率大军的高级将领皆发生苦闷，认为仗打不好，解决不了问题”，确定“目前我军以拖住和打垮胡军（蒋军主力）于西北（陕甘宁边区），便利其他解放区胜利出击，达到消灭胡宗南主力于边区内，打垮蒋介石，争取最后胜利的条件日益成熟”[74]。

彭德怀4月10日致电陈谢并军委，也指出：“胡军。。。。。。经过四处扑空，经常将八万兵力集结在三四十里方形内，像小米磙子式的前进，不走大道专爬山，不住房子专露营，兵力疲劳，逃亡、病甚严重。六日受我在永坪袭击后士气更加低落，敌来时寻主力决战，但现时力求避战，逃脱消灭”[75]。可见，4月6日永坪战斗虽不成功，但西野摸到了胡宗南部的底，故此仍将胡军主力确定为第一打击对象，羊马河战斗果断分割歼灭的决心与此关系甚大。

二、艰苦的搏杀：地方兵团的战斗

就在西野和胡宗南部主力纠缠而未能获得战机之际，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也正在和敌军展开着艰苦的搏斗。由于一般战史中对于这些地方兵团的战斗情况语焉不详，不但失败的战斗几乎完全不提，就连一些打得很出色的胜仗也很少涉及，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们的作用。但实际上，仅就羊马河之战来说，若无这些部队的牺牲和牵制，在敌重兵南、西、北三面压迫之下，边区回旋余地将大幅度缩小，西野主力就很难从容地在瓦窑堡、永坪之间待机了。

以延安为中心，南线由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组成的南下部队连战连捷，打出了作为经典战例的小塬子战斗。

早在3月11日，彭德怀即找野战军副司令员、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谈话，要他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的名义，统一指挥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南下撤出不久的关中分区，先收复该区，然后以此为依托，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咸榆和西兰公路，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76]。

王世泰随即决定，以警一旅旅部作为指挥机关，由高锦纯协助领导和指挥收复关中的军事行动[77]。首先组织一支先遣部队，由警一旅三团第一、三两个营共600余人组成（二营在宜君县焦家坪未归建），任命刘懋功为指挥，关中地委副书记杨伯伦为政委[78]先行南下，了解敌情，扫荡小据点，突击敌清剿部队。

先遣队于3月16日南下，绕过山河镇从三嘉塬进入旬邑县境。经过侦察得知该地碉堡、据点众多，且敌人主要是胡宗南的中央军或陕西的保安部队，均不好打，故此继续南下，进入耀县，得知柳林和庙湾由还乡团和保安队驻守，兵力不强，遂于20日晚先夺占了庙湾，次日晚再下柳林，获得了首战的胜利。

随即先遣支队在敌八十三旅追击下向西南方向撤出，3月22日在高尔原碰上陕西保安第四团300余人，先遣支队以三营九连阻击追兵，主力猛扑陕保四团，将其打垮，歼敌200余人。

此后先遣支队进入淳化县境，又奔袭打下了赤水县境内的铁王镇。战前内部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警三团团长葛海洲主张抓住战机打一下，而支队内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某负责人则坚决不同意打，最后刘懋功不得不撤了他的职。战斗打响后得知敌人是陕西保安第七团第一营及淳化县两个保安队共600余人，经激战被全歼（毙伤80余人，俘虏500余人，我军伤亡仅20人）。这是出击南线的第一个大胜利，赤水县境内敌人纷纷撤出据点，全县被收复。战后联防军司令部通报嘉奖了刘懋功和葛海洲[79]。

王世泰、高锦纯等率警一旅旅部、警一旅三团二营、警三旅五团于17日进至宁县的金村庙塬，18日继续向武汗镇前进，19日3时获知胡军新一旅一团之1个营（4个轻装连）约400人在副团长带领下在午亭子地区。22日6时，警三旅五团抵近午亭子前山和敌接触，五团以二营正面进攻，三营从左侧后断敌退路，一营除留1个排向午亭子警戒外，主力隐蔽越沟由右翼插入敌侧后，迅速将敌包围。当一营与敌接触时，敌尚误以为是其第四连，一营遂乘机稳住敌人，待各营进入指定位置后，发起了攻击。战斗至当日15时结束，共歼敌230人（毙伤100余人，俘敌少校副营长以下130余人），取得了又一次胜利[80]。

4月2日，王世泰带领的主力部队和刘懋功的先遣支队在阳坡头会师了。见面王世泰先是很严厉地批评刘懋功在几天前在细嘴子战斗中违反俘虏政策（打的是还乡团，敌人很顽固，我军最后设伏将其歼灭，将全部96人打死87人，只抓了9个俘虏），刘懋功解释说是战场上打死的，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也帮着刘说话，最后王世泰也就算了[81]。

警一旅三团随即奉命去史家道配合南线指挥部寻机歼敌，3日下午由后掌出发于黄昏进至桥儿沟宿营时，得知石门关被整十师八十三旅二四八团占领，史家道情况不确。但此时又接到上级命令，要其连夜返回原地，准备明日配合五团歼灭由职田镇出犯之地。刘懋功、左爱（警一旅政治部主任）和葛海洲商量后认为部队立即行动太疲劳，请上级指定进入战斗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依情况按时参加战斗。这个建议获得了同意，随后又接电说职田镇方向之敌不出来了。

4月4日上午，侦察员报告石门关之敌约500余向悟空洞方向而来。刘懋功急令南线指挥部部队赶来参战，并令二、三营及迫击炮连向连家河北侧山梁及帝家河滩前进，并派人联络一营（该营自后掌出发后接旅命令返回配合五团作战，故停止原地未动）迅速赶来参战。

敌军是八十三师二四八团之第三营，共600余人，美式装备，配有卡宾枪、冲锋枪，还有六零炮、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报话机、战防枪等，对一个营来说，那是当时不多见的一流装备了。但疏于戒备，大摇大摆地前进。

警三团二营正跑步通过小塬子时，发觉敌尖兵已经到达小塬子村边了，该营在营长郭振海、教导员秦茂芳率领下，果断地先敌占领了小塬子南塬高地（因小塬子是一高台地，敌经戴家山通过此地区时，必须先下到河滩，然后才能上到塬上），把敌人压迫于塬上斜坡和河滩之不利地形上。

战斗持续约1小时，敌未能接近小塬子村，随即以1个连兵力向二营左翼迂回，并占领了二营左翼的腰岘。正在此时，一营在警三团副团长李荣芝带领下赶到，将敌堵住。此时，三营也进至帝家河滩，从敌人背后发起了攻击。在警三团三面夹击之下，敌迅速溃乱，终被全歼。

战斗中，敌另一个营进至中指梁地区，恰好南线指挥部部队赶到，将其阻住。

此战共计歼敌610人，其中生俘500余人，我军伤亡三十四人[82][83][84]。战后，关中分区各据点之敌纷纷撤逃，连驻守关中政治军事中心马栏镇的陕保六团也弃阵而去，至此，关中分区全部收复[85]。

在延安的西北方向，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和伊西的地方部队，却遭遇了惨痛的损失。

战争爆发时，三边和伊西地区我军地方部队的仅有约四千人，包括警备三旅第八团、新十一旅的两个团（一团、二团）、三边分区骑兵团、西乌审蒙古部队、鄂托克蒙古部队、成川保四营蒙古部队以及一些保安队，其中半数为起义部队。他们所面对的除了伊克昭盟各旗的保安部队（一般是分散守备的）外，主要是陕西和伊盟交界处各种保安团、还乡团、自卫团，以及为配合胡宗南部进攻陕北而进犯的宁夏马鸿逵部[86]。

三边主力警三旅八团是42年12月成立的，由原警备第五团和边保富甘独立营合编而成，当时只有4个连。1946年4月，八团和警备三旅第九团、三边保安团各一部合编，番号仍为八团，团长郭宝珊、政委惠世恭。该团辖3个营和1个炮兵连，每营辖3个连、1个机枪排。部队成分纯洁、质量好、士气高，是三边地区的主要依靠力量[87]。

新十一旅原是被西北军孙蔚如部收编的甘肃保安总司令雷中田所部第八师第三旅所改编的部队，后归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指挥，1934年春，邓宝珊出任国民党新编陆军第一军军长，所辖的两个旅之一就是新十一旅（旅长石英秀，另一个旅是李贵清的新十旅）。抗战爆发后，邓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陕北重镇榆林，新十一旅也随赴榆林。1940年春，新十一旅移驻安边[88]。

该旅长期受中共政治影响，1945年10月25日，在警备三旅的配合下，以旅长曹又参为首的新十一旅一团和旅部直属部队2000余人发动起义，被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为旅长，郭炳坤任政委，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赵级三）、二团（团长李树林）。同时，中共还抽调了大批政工干部到新十一旅各级任职，军事干部则一般由起义的地下党员和军官担任[89]。46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特地配发了“贺新十一旅起义周年”的短评，此前也有一系列纪念该旅起义周年的文章，均称进步很大，面目一新[90]，但此后的事实证明改造起义部队并非轻而易举，只采用“掺沙子”的做法无法真正掌握部队。

西乌审蒙古部队则是以1942年奇金山、王悦丰领导的“三二六事变”中的部分起义部队为基础的三边军分区保安第四团扩编而成，共有两个大队五个连，花名册上是五百人，实际在编人数三百余人，司令员王悦丰，参谋长奇福录（巴彦布格）[91]。

当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战争刚开始，三边地区的伊盟地方部队首当其冲。国民党伊盟第三警备区司令奇玉山和宗文耀的自卫团约600余人突袭了西公商，由于事先已经勾结了西乌部队一大队长特木尔，所以一下子就把一大队搞垮了。而西乌部队二大队长宝音依布格（奇凤山）也已经和奇玉山暗通款曲，准备将二大队也拉走叛变[92]。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王建国（乌审旗委保安队长）等人以开会名义逮捕了宝音依布格，拉出了二大队，并和接应的曹动之（三边分区东线总指挥）、高增培（盟工委书记）所率三边军分区骑兵团、盟工委保安队会合在一起。3月24日，在曹动之指挥下，这支联合部队向进攻小石砭的奇玉山部发起反击。但反击战刚开始，曹动之本人就亲自到前沿去了（可能是骑兵团攻击不利），使得西乌部队和骑兵团失去了统一指挥，变成各打各的，最后联合反击失败，只好撤出伊盟草原，把部队带到陕北，一直越过芦河，到达瓦房、王家湾一带，才彻底摆脱追敌[93]。三边、伊西地区的骑兵部队本来就不到一千人，经此挫折，只剩下约六百人[94]。

损失更大的是三边主力部队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他们所遇到的是老对手马鸿逵。

1946年底，马鸿逵以骑兵十九团、步兵一零三、一零四团乘警八团出击陇东之机，占据了盐池以西的兴武营、大圪塔、余庄子等地。警八团返抵三边后，立即与联防军骑兵营、三边骑兵中队、警三旅骑兵连等组成机动兵团，于12月3日夜，利用夜暗长途奔袭兴武营。至4日凌晨，将马鸿逵骑兵十九团团部及其直属队全歼（计歼敌374人，其中毙敌200人，俘敌174人）[95]，该团团长马得英赤足翻墙而出，仅以身免[96]。经此一战，迫使马鸿逵仍退回宁夏原防地。

这一次马鸿逵卷土重来，集中其一六八师、暂九旅、骑十旅、八十一师共两万余众，分三路向三边分区发起进攻[97]。马鸿逵令驻防灵武的暂九旅卢忠良部为主力进击盐池、定边。卢忠良接到命令后，兵分两翼：右翼以该旅二团配属1个骑兵连，经沙葱沟、顾家圈、石坑子到王乐井；左翼以旅指挥部率一、三团配属3个炮兵连，经磁窑堡、蔡家梁（注：是否史家梁之误，待查）、天池到牛毛井。于3月23日夜向盐池发起了进攻[98]。

四、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的关键之一是诱敌，即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向安塞方向而去。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一纵独一旅二团二营。由于关系重大，西野司令部和一纵对该营实施越级指挥，由野司掌握的三个电台中的一部（第二台）和一纵的机动电台直接加入下级无线电网实施[59]。

该营自24日起，伪装成西野主力沿安塞公路北撤，沿途不断丢弃鞋袜和臂章符号等，以造成对方的错觉。独一旅此前还沿该道路挖了不少野炊灶坑，使之更像是大部队经过的样子[60]。

如前所述，胡宗南的大军进入延安空城之后，失去了进取的方向，而后勤供应只能仰赖后方，亦不能不暂时停止脚步。直至24日，胡宗南才下令，整一军主力于24日晨向安塞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61]。由此亦可见，胡宗南的企图并非如西野所估计的寻求决战，而主要是威力搜索。

3月24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一军向安塞方向出动了。该军以第九十师沿延安、安塞公路右侧地区，第一师沿公路及其左侧地区向安塞攻击前进[62]。由于道路狭窄，军队骡马过多，运动较为缓慢。尤其是九十师须沿路侧山梁行动，爬上爬下，尤其吃力[63]。这使得负责诱敌行动的西野独一旅二团二营非常着急，他们不时用冷枪袭击敌军，以“枪打慢牛”的方式，迫使对方加快一点脚步[64]。

延安至安塞约40多公里，国民党军花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于当晚17时进入安塞，“残匪闻风先遁，未遇抵抗”[65]。在并未遭遇对方坚强抵抗的情况下，整一军的进展速度[66]显示出其缺乏决战之企图，以及臃肿、不适应山地战的特点。

3月25日，整一军留置整三十一旅九十一团防守安塞，主力则仍返回延安集结[67]。

至24日，一切似乎均如彭德怀所料在进行之中。拂晓，各部队均已进入阵地部署完毕，并构筑了简单工事和防空掩体，以保证对空对地之良好隐蔽[68]。各纵队、旅的高级干部也都亲自出马，如二纵司令员王震就分别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69]。个别部队，如新四旅十六团三营，因营长夏益善睡过了头，天快亮才将部队带至前沿，被早已卧伏在那里的旅长张贤约逮个正着，结果在战后的总结会上，被张贤约叫起来狠批了一通[70]。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部队从早上等到下午，三十一旅居然并未出现！

是不是消息走漏，被敌人发觉了大部队的埋伏？究竟三十一旅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这是考验战役指挥员判断力的时刻。一般情况下，截获的情报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但任何情报都有其时效性。假设在被截获的情报之后对方又有新的命令下达，而未被截获，那么之前被截获的情报实际上是过时的信息。因此，除非能够完整准确地截获对方所有的信息（这在战争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需要利用新的信息或判断力来填补这之间的空白。

经过分析，基本排除了消息走漏或大部队行动暴露的可能。如果是暴露形迹的话，24日敌军必定要派飞机来此处侦察，但终日敌机未来[71]。派出的侦察员当晚报告说，敌人在拐峁补给粮食[72]，当晚进至苏家河宿营[73]。

彭德怀认为群众是可靠的，情报也没错，胡宗南从基本军事常识出发，派三十一旅保障侧翼也是合理的[74]，因此于24日晚致电毛泽东及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九十二团24日午前到达拐峁，停止未进，可能待补粮食，我们明（25）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当晚8时，彭德怀还致电各纵队、旅，要求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75]。

从以上布置一方面可以看出彭德怀等对于三十一旅行动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西野并不了解胡宗南部主力的真正意图。事实上，第二天（即25日）整一军就南返延安了，如果25日伏击不成的话，这个战机将有可能失去。

25日凌晨，西野各部仍按照原计划进入阵地[76]。当日早8时，整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自拐峁附近出发了[77]，其先头派出便衣侦察20余人，沿公路西侧登林坪西山梁搜索前进；另外派出1个连沿公路东侧山地搜索前进，主力则沿公路北进[78]。

三十一旅搜索队前进到一纵七一六团林坪阵地前，出现了一个意外。因七一六团干部侦察地形和部队运动时留下的足迹杂乱，被敌搜索队发现，敌搜索人员在该处停留判断了很长时间。幸亏并未发现其他痕迹，故此最终敌人还是继续前进了。不过，此后敌搜索队十分小心，不断向附近打枪，进行火力侦察。但西野埋伏部队均十分沉着，未被敌侦察火力所迷惑[79]。

上午十时[80]，三十一旅先头部队到达青化砭，后尾也已离开房家桥，西野伏击部队突然发起了进攻。

五、速决战

西侧一纵伏击阵地上，第八团首先打响，按原计划向敌后卫部队发起进攻。几乎同时，七一五团也已打响，阻止了敌军的去路。由于被敌搜索队几乎发现，七一六团干部决心犹豫，未按照原计划向前运动部队，等敌后卫已过林坪、七一五团打响以后，才令部队运动。此时，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一部分已开始向南溃退。七一六团一方面以机枪猛烈射击，打乱敌之队形，另一方面以第三营、第一营分头向林坪、帐子沟出击[81]。

东侧新四旅和教导旅首先发起攻击，由新四旅阻止敌先头部队，教导旅则和敌右翼警戒部队短兵相接，争夺石绵羊沟东侧的高地[82]。敌先头部队两个连占据青化砭东南土寨子企图顽抗，但这一着早已在料中，寨子北墙被拆，无从隐蔽，仅十分钟即被新四旅所解决[83]。

二纵以独四旅一部（十四团一部）占领惠家砭及其南沟东西一线山梁，截断了敌三十一旅之退路；三五九旅和独四旅主力则沿石绵羊沟和石家圪塔一线山梁向敌猛烈攻击[84]。

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原来在半嫡系的十五军六十五师任职，1946年调任整编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毕竟多年戎马，作战经验也还有一些。仓促之间，李纪云决心以尖兵连抢占寺沟西北高地构筑工事，并以一部继续向七一五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后续部队则力图抢占石绵羊沟两侧山梁，以稳定局势[85]。

但西野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不容其喘息。教导旅协同新四旅沿石绵羊沟进击，遭到西山敌火力猛烈射击，但敌军随即被二纵主力赶了下去，全部压到了沟内[86]。西野的猛烈突击使得敌丧失了斗志，迅速崩溃。第八团由寺沟出击的部队（四连）正遇上三十一旅指挥所。见有敌高级军官，该连长过于谨慎，令部队停止前进。幸好排长尹玉芬（该团特等战斗英雄）较灵活，带着一个班冲杀过去，当即将李纪云等40余人俘获[87]。

战斗仅持续了1小时又47分即全部结束[88]。有的负责断敌退路的部队（如独四旅十三团）甚至都来不及赶上参加战斗[89]。

战后的统计：一纵毙伤敌250人，俘虏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612人，合计862人（不含独一旅诱敌行动毙伤的50人）[90]。二纵俘敌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以下共1397人[91]，其中三五九旅就俘虏了1146名[92]。新四旅毙俘敌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以下423人[93]。教导旅战果不详。合计此役毙伤俘敌2993人（其中毙伤400名，俘虏2593名），西野伤亡共计265人。双方损失比约为十一比一[94]。

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95]。

青化砭战斗发生时，胡宗南部整编一三五旅旅部及第四零五团驻在姚店子，第四零四团（团长陈简）驻在拐峁西北的火柴厂附近。这是距整编三十一旅最近的援兵。上午10点青化砭方向枪声大作，绥署西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电令一三五旅派第四零四团增援，但一三五旅并不积极。第四零四团称因为补给问题，从各连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延安附近搬运军粮了。剩下的兵力也没有全力赴援，陈简只是令团附杨冰带团直及一、二营部分兵力向青化砭方向增援。增援部队到达青化砭南沟口，即不敢继续前进了，占领了沟口两侧的山头就停住了。等到枪声渐息，杨冰才率一营部分兵力进入川道中探查，这时除了人马的尸体、重伤的三十一旅士兵以及残破的装备之外，什么也没有了[96]。

下午十四时半，彭德怀给所属各部发去电报：

“

（一） 三十一旅主力或全部被我歼灭后，第一师、九十师、三十六师配以飞机可能于明二十六日向青化砭进攻，寻我主力决战。

（二） 我为了今后便于机动各个歼敌争取必要休整时间，部署如下：

1、 王震指挥之左兵团，教导旅位于蟠龙附近，二纵队位于青化砭至蟠龙大道及其两侧之线（蟠龙、青化砭均不含），切实向青化砭封锁消息。

2、 新四旅主力位置于青化砭（不含）和贺家渠之线，以一个营位置于青化砭及其以东，待胡军主力进攻时节节向东抗击，吸引敌主力向延川方面最为有利。

（三） 一纵队主力应位置于许家沟、曼家坪、梁村、马衣河、瓦窑头、米家街地区，向安塞、延安切实封锁消息。

（四） 各兵团务于明二十六日六时前移至指定位置，不得延误。俘虏兵严加管理争取补充，俘虏官送永坪交延属专员李景林接收。

”[97]

由这份电报分析，彭德怀当时尚未得知整一军已经于当天中午返回到延安了[98]，因此，彭德怀按照胡军急于寻找西野主力决战的基本判断出发，打算以重叠设伏的方式再次给蒋军一个打击。从25日14时的这份电报的部署中，我们可以推测，彭德怀认为胡军将直接由安塞向东旋回[99]，因此大致准备以新四旅一部将胡军主力向东引向延川方向，而将西野主力（一纵、二纵、教导旅）集中在青化砭至蟠龙的大道两侧，歼击其保障翼侧的部队。这个打法几乎就是青化砭战斗的翻版，只不过将伏击地点稍向北移，安排在青化砭至蟠龙之间[100]。

对西野来说，这个方案是最理想的，部队可就近转用，不必做远距离运动。但由于对胡宗南部战略企图的判断当时并未完全料准，且蒋军战术上很快发生了变化，因此设想中的歼灭战几乎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打成。

六、青化砭战斗的影响及意义

青化砭战斗规模不大，歼敌2900余人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此战除补充了西野部队（主要是教导旅）延安保卫战的消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心理上的影响。

胡宗南历年“剿共”和防共，是国民党军中对中共作战富有经验的高级将领。1936年冬山城堡之役，胡宗南部轻躁急进曾为红军所挫，此次青化砭战斗覆辙重蹈，痛定思痛，狂妄之心遽收，畏惧之念渐起。当然，胡宗南不肯也不敢从战略或战役指挥失误的角度去总结，而是将三十一旅失利的原因归之于：“一因兵力之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未]（注：未疑为衍字）用川道，致遭匪伏击不能应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101]。胡宗南手下原一师的“老人”则就势将只有黄马褂（黄埔军校毕业）而非一师出身的李纪云踩上一脚，说是“李纪云没有作战经验，凭牌子当官，现在牌子吃不开了”[102]。

鉴于上述“经验”，胡宗南采用了所谓“方形战术”，将主力集中在一起，以免分散被歼，遂开“武装大游行”之滥觞。

对于中共而言，此前虽然已经决定西野主力就地和胡宗南部周旋，钳制胡军不使东调，但从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出发，对陕北局势的设想是“主要靠陈谢从外线解围”[103]。但此战之后，信心大增，彭德怀等甚至乐观地提出“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线以南”，并要求“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以为战略上的配合[104]。毛泽东一方面对与胡宗南部作战亦表示很有信心，但否决了彭德怀等过于乐观的建议，认为“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105]。虽单靠西野独力支撑陕北战局的决心尚未真正形成，但较半个月之前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青化砭之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等定下决心：中央留在陕北。

此前，中共中央并未决心留在陕北。任弼时在25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的指示中，称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均移至晋西北[106]。当日晚，由任弼时起草，刘、朱、周、任联名致电在任家山的毛泽东[107]，判断：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南面敌大部集中，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时正面恐难找到歼灭的机会，因而“要准备敌人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即须东进”[108]。可见书记处多数成员是主张过黄河，将中央迁至晋西北的。

接任弼时电报后，毛泽东当夜由任家山再赶到王家坪[109]，力排众议，提出：“我不能走，中央最好也不走”[110]。经过26日一天的商议，终于定下了决心。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其“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111]。同日，毛泽东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对任弼时25日电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即是青化砭之战的完胜。同时，亦告知贺、李：“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12]。

当时其他书记处成员恐怕未必都有毛泽东那样的自信。任弼时26日电令王震，秘密从延水关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船，拽到辛关渡，交赵立仁支配[113]。这大概是备不时之需的。

28日夜，毛、刘、朱、任等率中央机关转移至绥德以南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周恩来则赴晋西北负责布置中央直属人员转移的具体事务[114]。

3月29日至30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亦称中央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115]。

留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了中央支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等），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下属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军委一局由童陆生（后张明、张清化）负责的作战组编入一大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大队由军委二局派出的人员组成（戴镜元负责，后胡备文），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大队由军委三局的人员组成（黎东汉负责，后崔伦），担负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四大队为新华社[116]。

由此，进入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配图：陕北三战三捷战役地图

国民党军经过长达六天的激烈战斗，于1947年3月19日6时30分，由第一六七旅第四九九团第三营第四连攻入延安城门，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到了城门楼上[1]，这似乎象征着延安已经被“光复”了。但城内外仍有战斗在继续。七十八旅当天上午数次向凤凰山攻击，均被延安西城门共军侧击火力所击退。国民党军费了不少力气，以战车五连的一个排加入作战，直至大约中午时分才将共军驱逐[2]。

另一个方向上，共军大部分已经于凌晨撤走，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和整九十师保持接触[3]。由于接到胡宗南要让嫡系第一旅先进入延安的命令，虽然阻力并不大，但整九十师进展却十分缓慢，至当天下午15时才分别攻占延安城西飞机场及清凉山。随后，整二十七师之四十七旅，也推进到延安城南的七里铺[2]。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消息，称“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4]。

一、延安易手之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成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早在3月12日晚已经由延安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办公。另外两位：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延安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天。18日的黄昏，毛、周离开了延安，19日凌晨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刘家渠；当夜继续北进，于20日黎明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沟。之后，周恩来未及休息即乘车前往王家坪与朱、刘、任等会合，而毛泽东则在徐家沟住了一夜。由于徐家沟村距离公路较近，沟道较敞，架设电台易被敌机所侦知，所以21日毛泽东又移至公路东侧十余里之高家崄。至25日夜，毛泽东方才出发至王家坪附近与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合[5]。

彭德怀撤离得更晚。19日凌晨，彭德怀带着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而去[6]。彭德怀等由侯家沟翻过山梁，经罗家桥、高庄、冯庄，过武装沟，第二天中午到达了青化砭以西的梁村[7]。

对于中共高层而言，撤出延安是早已经确定的事[8]。毛泽东事先还有意识地在中层干部中做了一些解释，如3月18日下午接见新四旅16团干部时就特地谈到“给胡宗南腾延安”的问题，强调这是“暂时的”[9]。但在敌军进攻之下，中共首府的迅速陷落，仍然引发了不少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提到：主动放弃延安后，“部分干部由和平麻痹思想转为恐慌动摇，部分群众一度思想混乱；部队中部分人员胜利信心不高，依赖友邻解放区抽兵援助，或有急于与敌决战以报仇雪恨的急躁情绪”[10]。因撤退中组织和沟通上的问题，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内部就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事情源于3月18日中午，边区保卫团[11]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的手令：“迅即撤至安塞西北真武洞以北待命，维舟”，并要求立即执行。保卫团团长兼政委刘镇及参谋长夏飞考虑到毛主席尚未离开延安，急赴联防军指挥部请示，却发觉联指已经撤走。因此，刘、夏商量后决定由团政治部主任高桂庭带两个营护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等首脑机关撤离，刘、夏指挥4个骨干连和1个手枪警卫排直至毛泽东等离开之后才于19日凌晨撤离。

本来各个部门按照计划先后撤离并无问题，但王维舟在尚未搞清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否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即命令保卫团撤退，这显然不妥。因此，事后王维舟倒打一耙，在边区会议上当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面指责刘镇擅自逃离延安，要将其枪毙。刘镇据理力驳，并指出保卫团和他本人撤离的时间有参谋长夏飞以及最后撤离的近二百名干部战士为证。最后在习仲勋、林伯渠的要求下，又令夏飞取来了王维舟的手令。这下证据确凿，戳穿了王维舟企图推卸责任的谎话，王本人也闹了个下不来台[12]。但王维舟毕竟是资格很老的干部，最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20日中午，彭德怀给军委发去电报，通报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况：

“

胡敌于十九日午后三时占延安，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留临真，第一师某旅留金盆湾，胡宗南令一部向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侦察。第二纵队须力求隐蔽，切勿暴露目标。甘谷驿至延安之线及其以南均不要驻军，须驻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金沙镇高地及临真以北派便衣队伪装民兵担任侦察警戒封锁消息。我们本午已抵青化砭西之梁村。

” [13]

当天，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在梁村正式组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14]。彭德怀已经意识到西北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专门推荐了刘景范担任西北野战兵团的后勤司令员[15]。

对于撤出延安之后的作战设想，事先中共高层就曾经加以研究，将初战战场选择在青化砭或甘谷驿附近。一则是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16]；二来当时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战略意图尚未完全明了，因此判断上不能不考虑国民党军东出（以阎锡山部为配合）封锁黄河沿线，以求歼整个边区为目的的行动[17]。

至21日，西北野战兵团对于国民党军占据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尚未判明”，因此“决定各部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各就现地休息七天（至三十日止），准备四天干粮”[18]。当天，彭德怀就各部集结的具体位置作出规定并上报军委：

“

我二纵集结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岔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注：指一纵三五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注：指一纵独一旅）在高桥准备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敌占延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就上述地区自二十二日起暂休息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并准备干粮四天。边区全局部署今晚发中央请示后再发各区。

”[19]

由以上布置可知，西北野战兵团的意图是集中兵力于甘谷驿、青化砭、安塞至茶坊之间休整，当判明国民党军北进或东出之后，再相机选择其一路给予打击。这一部署是非常灵活的，青化砭之战时彭德怀曾向下级解释说：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呢？[20]彭德怀对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判断非常之准确，事实上，假使胡宗南部主力东出延长或由咸榆公路北上，仍须派兵一部北上安塞保障延安或东出甘谷驿保障侧翼。如果是这样，按照21日之部署，彭德怀同样可以就近使用一纵和新四、教导两旅在延安、安塞之间或以二纵和新四、教导两旅在甘谷驿附近予以歼击。这可以说是“算无遗策”了。

唯一的问题是独一旅在延安撤退之时，不知道是通讯联络还是其它原因，自作主张撤向枣园以西的高桥，因此彭21日电要其北移至延塞公路以西的茶坊[21]，即向一纵之三五八旅靠拢。

关于双方兵力对比，我在“延安保卫战”一贴中曾有说明，内容如下（参考书目和注释略）：

按照我军的计算，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7万人以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张治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集团2个旅1.2万人[2]。军委作战部当时大概已经正确判断出两马集团不会迅速加入进攻延安的战斗[4]，因此未将西北行辕的部队计入。细算起来，胡宗南集团兵力共计171700人，包括整编第一军（75000人）、整编二十九军（73000人）、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编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编十师（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计12000人），其中整编第一军含整编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计28000人）、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计27000人）、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计20000人），整编二十九军含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计17000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计33000人）[5]、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计23000人）[6]。邓宝珊集团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共计12000人[2]。胡、邓集团约184000人，加上国民党地方团队1万余人，总计是19.5万人。

据整编第一军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至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师（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个整编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整一军之整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个整编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结待命。合计6个师15个旅，总数大约15万人[7]。师旅数目和时任整七十八旅旅长的沈策的回忆基本相同[8]，不过总兵力沈策认为“约共10.5万人”，因为“当时部队经过历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以及各级部队长期贪污吃空等关系，实有兵员无法确实统计，所举数字系按实际情况估计的概数”[9]。沈策的估算未计入的“还有第一战区直接指挥的驻西安第七补给区管辖的后勤运输部队的兵员和工兵、装甲兵、战车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种部队”[10]。

除吃空额之外，由于国民党军需要分兵占领要地、保护交通线，因而愈到一线兵力差距愈小。据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线可以用于攻击的部队一共12个旅8万4千人[3]，实际中真正投入战斗的人数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对进攻延安的蒋军实力，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3月17日一度以为蒋军进攻延安主力为9个旅，至19日已经查明其总兵力“总计7个师，14个旅，34个团，15万人”[11]。

再来看国民党军方面对中共实力的估计。

按照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陕北较正规部队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独立第一旅、骑兵第六师等约六万人，晋西调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两旅七千人，陈赓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约一万五千人，贺龙所部三个旅约一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七万人，合计为十六万人”[3]。这个说法中所列举的番号之混乱不堪，稍有国共战史知识者不难发觉。据国民党空军方面的人员回忆，时空军作战科从情报科所获得的情报是，陕北共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12]。根据此师旅数目细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军所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番号为：一二零师、二十七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备第一、二、三、四旅，骑六师，共计七万余人。另有军区及民兵部队九万余人[13]。

实际上，当时陕北我军算上地方部队一共不过4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26136人（一说25800余人），包括第一纵队（8637人，辖三五八旅4222人，独立第一旅3517人）、第二纵队（8650人，辖三五九旅3450人，独立第四旅420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直属山炮营（442人）；军区部队16178人，包括警备第一旅（4251人）、警备第三旅（8216人）、新编第十一旅（2222人）、骑兵第六师（1489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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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情况缺乏国民党军方面的资料以资对照，只是按照国民党军战史所列的作战序列可知，除步骑兵以外，尚有第一战区直辖下的战车第二团、炮十一团、炮五十一团、炮九团第一营，除此之外，尚有空军配合作战。但这些部队，尤其是战车和炮兵在陕北地形条件下运动困难，故此第一线的实力要大为削弱。

进攻延安战斗中，国民党军兵力总计步兵14个旅，保安部队6个团，炮兵一个营（欠1连）又1个连，工兵三个营（欠1个连），骑兵两个团，装甲兵一个营（只含2个连），空军4个中队。其中，空军2个P-47战斗机中队，1个P-40战斗机中队，1个B-25轰炸机中队[12]；装甲兵战车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配赋日式97战车13辆；第六连，配赋意大利菲亚特战车13辆）[26]。

西北野战军的装备较之国民党军有天壤之别，主要是弹药奇缺，人均子弹只有几十发，每门迫击炮的炮弹也只有二十多发。初期作战时，西北野战军除直辖的一个山炮营以外，炮兵就只有将各旅（包括二纵）直属的迫击炮连集中使用（最大可以集中6个连）。按照我军的资料，延安保卫战“敌人投入十四万人之兵力（其第一线为八万），我军防御兵团仅五千余人。战役密度，敌我兵力对比为廿八比一；敌军有一百三十五个步兵营，我军仅有十二个步兵营，敌我对比为十一比一；敌军有各种口径之火炮（六零迫击炮至山野炮）二千余门，平均密度每公里正面约二十三门，而我军仅有迫炮十三门，平均密度每七公里正面约一门，敌我对比为一百六十比一；敌军有轻重机关枪六千五百余挺，平均密度每公里约七十二挺，我军仅有轻重机关枪二百余挺，平均密度每公里约二挺，敌我对比为三十六比一。”

就全国各战区而言，西北是实力对比差距最大的地区。

二、“大捷”后的茫然

攻入延安之后，国民党军大肆渲染战绩，论功行赏，但对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却没有了方向。

按照国民党西安绥署的“延安会战经过概要”，进攻延安之战，“共毙伤匪团长、大队长以下官兵一万六千五百余名，及毙匪教导旅旅长杨得志、参谋长及供给部主任等重要官员多名。我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三百余人，其比例数为十比一”[22]。这一数字未含国民党军声称俘虏共军的人数，据胡宗南的年谱所记，详细数字为：“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一六六零六名，俘获伪官五五九员，兵九六二五名，虏获轻机枪三十挺，步枪二二四三枝，手枪五枝，掷弹筒二十九具，骡马三十五匹。我军亦伤官六十五员，阵亡十四员，士兵伤七二三名，阵亡二二八名，与匪伤比例为十六比一”[23]。这样算起来，国民党军所声称的战果（毙伤俘）共二万六千七百九十名，还包括“击毙”了日后成为中共第一批授衔上将的杨得志；国民党军自己的伤亡则为一零二三名。

国民党军的伤亡人数“一千三百余人”大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这和中共内部所声称的“敌伤亡千五百人左右”[24]亦相符合。但国民党军的战果过于夸大，较中共部队实际伤亡“五百余人”[24]高出数十倍以上。由于实战几乎没有多少俘虏，以至于不得不用国军自己的军官及士兵冒充中共俘虏，在记者参观时闹出不少笑话。中共地下机构“西安情报处”曾派人混充记者去延安了解情况，看到有俘虏不小心当着记者的面坚称其在打延安时杀的是共军，以致被“西情处”的人当作笑话来讲[25]。

事实上，中共撤出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非常好，国民党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致将西北共军的最高指挥员误当作是贺龙[26]。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在回忆攻占延安后的情形时说：

“中共在延安及附近不到五万，仅有一两次激烈抵抗，各高级机关都在仓促间已全面撤退，并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战术，当地人民全被裹胁离开作战地区，所有物资用具搬运一空，使我们军队进到延安，得不到任何补给军用物品，也无人力可用。我在收复延安第二个星期到那里视察，经过一周的考察及督导我军政工，我走遍延安找不到有关共军的任何文件，他们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连同图书文件一起被他们烧毁，附近发现少数粮食物品藏匿在山洞里，也都放了毒药或淋了煤油，不能使用。”[27]

在这种毫无消息来源、敌军动向不明的情况下，胡宗南于21日给董钊下达命令，以“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28]。

这一部署就一般军事常识而言，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的，但要命的是，电报被共军截获并破译了。

彭德怀3月22日凌晨致电张宗逊、廖汉生并报军委：

“

（一） 胡宗南二十日（注：应为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

（二） 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注：指三五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王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

（三） 张廖于二十三日九时以前到梁村开会，我们在梁村等候。

”[29]

同时（注：按照电令被收到的时间22日4时判断，该电发出时间应和给张廖及军委的电报几乎同时），彭德怀给二纵及教导旅、新四旅亦发去电报：

“

（一） 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临真之31B（注：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攻青化砭，筑工固守，限二十四日到达。

（二） 我军拟令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彻底歼灭该敌。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皇寺、郝家河、湖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

（三） N四旅（注：指新四旅）二十二日晚集结于青化砭以北及东北地区之二峁渠、常家塔、朱家沟、高家沟；第一纵队八旅二十三日集结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独一旅二十四日位置于何家庄附近为预备队。

（四） 王罗（注：指王震、罗元发）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限二十三日午前电告我。

”[30]

胡宗南21日发给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电令，被刚刚正式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机要科[31]截获并破译。西野派出的侦察员也证实，第三十一旅21日从临镇（注：即临真）出发，现抵松树林，该敌多次向群众打听到川口的路线。同时，根据各种情报，了解到胡宗南已令第一三五旅于24日前到达李家渠筑工固守；整编三十六师在观音桥、肖家岭、二十里铺地区集结；整编十七师分布在劳山至富县（注：当时称鄜县）间公路沿线；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桃花坪、临镇（注：即临真）、南泥湾地区集结[32]。

彭德怀迅速察觉胡宗南部有以主力北上寻找西野主力、以一部沿咸榆公路保障翼侧的意图，因此，要求一纵“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以加强敌之错误判断。这本来和国民党军的意图并不完全相侔，但在行动上双方却非常之“配合”。

西野研判认为，胡宗南部北出的意图在于积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如我军向西北撤退，即以青、宁两马从庆阳、环县、定边之线堵击，以胡宗南主力经安塞北上，形成东、西、南三面夹击之势，以消灭我军于保安、吴旗地区，或迫我北上绥蒙沙漠地区；如我军向东北撤退，则以榆林邓宝珊部沿无定河向南，以胡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实施南北夹击，逼我于葭县、吴堡地区就歼，或赶我军东渡黄河[33]。

而胡宗南对于西野的行动更多的是来自于推测。空军的侦察一会儿说“敌人向安塞退却”，一会儿又说“在蟠龙附近发现小股敌人”[34]，而陆军则对空军的可靠性和技术持怀疑态度[35]，所以莫衷一是。至23日黄昏都没有任何确切的情报，胡宗南只好推断拐峁以北无敌情，整一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因此，胡宗南令整一军主力24日晨由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28]。

由此可见，西野当时高估了国民党军求战的决心，实际上胡宗南的意图主要是巩固延安的占领，主力北上带有威力搜索的性质，最终还是打算集结在延安附近，等落实情况后再确定行动方向。就国民党军当时对形势茫然无知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置也算是适宜的。

无论如何，蒋军以主力向安塞方向出击，以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翼侧的做法，和西野预先设想的在延安东北方向歼敌的方案正好“配合”起来了。事后看，如果蒋军以主力东出延长，向甘谷驿方向进攻，仍须以一部进占安塞保障延安、以另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主力右翼安全，这样恐怕仍是没有好果子吃。从战役战术层面上来说，这里的关键还是信息不灵，对于共军情况茫然无知。正如国民党军自己所总结的：“战斗遂行中，我军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仅凭无线电测向及空军报告以为研判之资料，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36]。

就战略而言，进一步深入探究蒋军北上安塞的深层原因，实源于其高层在整个战略上矛盾。

首先，蒋介石攻占延安的计划，就是临时起意的，为求保密，连国防部作战厅都不得与闻[37]。此前，蒋的战略是到处开花，毫无重点，国军宿将程潜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由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38]。

等蒋介石体认到这一点，开始强调“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39]，并将山东作为进攻的重点时，却又起意要先攻占延安，主观认为这样可以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40]。但开辟新战场，实际上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的形成[41]，蒋却并未意识到。

其次，攻占延安之目的，从军事上讲，应该是尽快扑灭西北共军主力，以便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但国民党军所确立的目标却是：“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42]，将外交和心理作战作为首要实现目的。

这样一来，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胡宗南，在攻占延安，已经“达到”其战略目的的情况下，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自然就不免陷于一种迷茫之中。接下来究竟是四面包围、逐步缩小对手机动空间，以求彻底歼灭呢？还是以“犁庭扫穴”的姿态，将对方驱赶至黄河以东，从而尽快结束陕北战事，以转用主力呢？显然，第一案是不会为蒋介石所喜欢的，因此，既迅速又省事的第二案是当然的选择。

在攻取延安的作战指导思想上，蒋军就只设想了共军坚守延安或“向河东窜退”[43]两种情况。这样，以主力北上安塞就带有驱迫对方东退的含意在内，这较之东出延长将对手向西驱赶更符合国民党军当初的设想。这是胡宗南做出主力北进安塞决策的深层原因。

三、十面埋伏

彭德怀22日晨致电毛泽东和中央，除通报了胡宗南部动向外，决心“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44]，毛泽东于23日复电同意彭德怀的部署。

23日下午，彭德怀下达了伏击三十一旅的命令：

“

各纵（旅）并报军委：

甲、 敌情见梗午（二十三日十二时）电。

乙、 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任务。

各兵团部署如下：

（一） 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伏击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教导旅由东向西猛烈侧击。第二纵队应首先截断敌退路，沿小河东岸由南向北猛击敌侧背，并于拐峁、延水南岸派出便衣队侦察桥儿沟方向敌有无后续部队。

（二） 一纵队之八旅（注：指三五八旅）自闫家沟（青化砭西北五里）至白家坡沿小河以西宽正面伏击，待二纵队截断敌归路后，由西向东猛烈夹击。独一旅为预备队，位置于首头庄[45]、丁家庄、郭家庄（安塞以东）之线，除对安塞布置警戒外，须以小部（不大过一营）位置于冯家庄以南高地，对延安方向警戒并切实封锁消息。

（三） 四旅（注：指新四旅）伏击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待二纵、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扑击。

丙、 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前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

丁、 指挥所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我们在指挥所。

戊、 通信联络：与二纵、教导旅用电台，一旅（注：指独一旅）、新四旅徒步、电台兼用。

彭、习

梗未（二十三日十四时）

”[46]

由该命令可知，西野大致是以新四旅拦头、二纵截尾、一纵和教导旅分别由西、东两面夹击，以歼灭三十一旅。独一旅因擅自开高桥再转回，二十四日只能赶到冯家庄一带作为预备队，监视延安、安塞[47]。其中，“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的提醒，体现出彭德怀在战役指挥上的细致之处。

青化砭距延安约70里。自延安向东经拐峁到姚店子后，要经过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后，才到达青化砭。这是当时陕北的一条主要公路，一般称为“咸（阳）榆（林）公路”，可通行汽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修成了延安以南和延川以北（至镇川）这两段公路，抗战时期中共又组织民众修筑了延（安）南（泥湾）、姚（店子）延（长）、延（安）临（真）、延（安）郝（家岔）、延（安）真（武洞）、清（涧）子（长）等七条公路，至1946年为止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道路网络[48]。

青化砭座落在山崖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却是咸榆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自青化砭向西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川道[49]，当地人称为“牡丹川”；向西北则经过另一条四十里的川道——当地人称“木索川”——通向蟠龙镇。再由蟠龙向东经永坪至延川，就可以北上清涧、绥德、米脂到镇川。这一段川道山峰巅连、宽处不过半里一里、窄处只有十米八米[50]，是一个设伏的好地方。

依照彭、习二十三日下午的电令，各纵队、旅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布置。

一纵三五八旅以七一五团一部配置在青化砭西北之曹家咀以北山地阻敌前进；主力配置于青化砭以西高地；第八团设伏于寺沟以西山地；第七一六团主力设伏于林坪以西山地，以第一营配置于后账子沟以南山地。战斗计划为：敌如以一部占领我第七一六团阵地前之搜索地区时，我该团第三营即由正面进行射击，同时部队出击，第一营在该营以南山地进行掩护并派部队隐蔽出击，配合第三营攻取敌占阵地，消灭敌人；如敌搜索部队通过时，各部队则隐蔽地向前运动火力及部队；如敌已进入我伏击区域，待敌后卫打响，我第八团即向寺沟、小蒜沟出击，第七一六团向林坪、前账子沟出击，第七一五团除留部队固守阵地外，尽量抽部队出击。战斗开始后，第七一六团留一个连在前账子沟以南山地向拐峁方向警戒[51]。

一纵根据彭德怀“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的指示，将伏击部队放在敌侧卫搜索范围之外，即和伏击地域相隔一条山梁之处。实战中，三十一旅果然派出侧卫搜索分队，沿本队开进路之两侧山梁前进，遇小沟（谷地）则顺山梁绕过，遇大沟则越沟而过，最近处曾距七一六团隐蔽位置仅隔一小山，且不断用火力侦察，但一纵伏击部队非常沉着，未被发觉[52]。

新四旅的位置在青化砭以北及东北的常家塔、北六庄、赵家沟[53]，旅指设在常家塔，十六团在赵家沟附近、七七一团在赵家沟以北地区分别埋伏[54]，准备迎头拦击。

青化砭东南有一个小寨子，正挡在新四旅十六团的出击路线上，如果派兵占领该寨子，很有可能要与敌先头搜索部队遭遇，如果不予占领，则又可能为敌军所占据而增加攻击难度。彭德怀23日率旅以上干部到青化砭东面至石绵羊沟察看地形，现场调整部署时[55]，提出将该小寨子让给敌军，随后又提醒传达命令的参谋人员，要部队将寨子北墙拆掉，留下南墙。这样既可以遮住北来的敌军视线，又消除了我军的攻击障碍[56]。这也是彭德怀战场指挥考虑问题周到细密的一例。

二纵和教导旅由王震、罗元发联署的命令规定各部战斗分界线为：

教导旅自青化砭东南之东沟（含）至石绵羊沟；三五九旅自石绵羊沟（不含）、桃园沟南北方至石家圪塔；独四旅自石家圪塔（不含）至息家砭（惠）。

命令要求各旅由东向西侧击，独四旅于息家砭切断敌退路，并在息家砭东南高地构筑工事，向拐峁警戒。战斗发起后，各部先头部队应轻装，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抢占各旅正面之各战术要点，主力即选择便于出击的道路，猛烈侧击[57]。

教导旅大概因为延安保卫战消耗较大，故此伏击地段较窄，只在石绵羊沟附近展开了一个团（一团），另一个团（二团）和旅部在石绵羊沟以东。三五九旅旅部在窑子沟，所属三个团分别展开于白家坪（七一七团）、石家圪塔（七一八团）和白家坡（七一九团）。独四旅旅部位于寨子沟，所属三个团（十二、十三、十四团）分别展开于房家桥、惠家砭、纸坊沟（以上地点均在大路以西）对面的路东[58]。

这样，西野在青化砭战场上集中了5个旅（不包括独一旅），在第一线即展开其中的12个团（不包括教导旅二团），在兵力对比上占据了六比一的绝对优势。接下来，就是等胡宗南的整三十一旅入网了。

三、战斗经过

这场战斗的经过双方描述其实存在着不少差异，部分原因国民党军更关心的是达成最后目的（夺取延安），而由于对陕北情况非常不熟悉，又没有精确的作战地图，许多地方连地名也说不上来，也就难以对过程进行准确细致的描述了。从整个过程来说，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经过很激烈的战斗。但当时国共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对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都有所夸张。

国民党军方面原定是12日发起进攻，但因为等待美军观察组人员撤离延安，所以推迟至14日发起进攻。不过，从3月11日起，国民党空军就开始对延安进行空中侦察，当日下午在美军观察组人员撤离延安后即进行了初次轰炸[18]。12日，北线、西线的国民党军开始发起攻势[18]。3月13日左右，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赶到西安，又调集了B-24轰炸机8架，P-51战斗机两个中队23架分别到达鄠县和西安机场，连同原来的飞机，各型飞机一共达到100架之多[12]。13日出动94架次飞机轰炸了延安，当日下午甚至有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爆炸[18][29]。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是小题大做。延安当时既无空军，也无防空能力，部队也不多，国民党军的做法，除了具有政治上及心理上的作用外，并无军事上的意义。尤其是国民党军军种之间尚未具备合同作战的能力，陆空协调差。空军要求陆军所发出的情报或请求能于两小时内到达空军指挥所，可实际中情报传递往往要十几甚至几十小时，在空军来看，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无法出动配合[12]。因此，空军在整个西北战场的作战中，除空中侦察外（因国民党军很难得到解放军的准确情报，不得不依赖空中侦察），很少作用。

国共双方对进攻开始的时间描述各异，国民党方面按照进攻计划称是14日开始，而我军战史则一般将13日作为国民党军进攻的开始日期。有些回忆录中称13日早晨8时许，整编二十七师与临镇木瓜山腰岘的教导旅二团展开激战[19]，但实际上双方只是火力接触，“从早晨打到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光是打枪打炮，没有向前推进。一天的战斗，只听到枪炮声，敌人连边界线也没有越过”[21]。国民党军的做法颇有点莫名其妙，将起码的战术上的突然性也丧失掉了。

14日晨真正的进攻开始，国民党军右兵团以整二十七师、整二十九师、整一师为第一线，向临真、刘村、旧治城一线攻击前进[25]，解放军以地雷及运动防御阻滞敌军的进攻[21]。至当天18时，国民党军攻占了西瓜腰岘、岳家寺、标家台以北高地之线[25]。这一成果较之当天应该达成的目标相去甚远，原计划规定第一天整一师和九十师要占领金盆湾，整二十七师要占领临真镇，因为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的平推战术，进展不快[30]。左翼国民党军情况稍好，以整十七师、整三十六师为第一线，向牛武镇、茶坊之线攻击，突破了警七团右翼防线，至下午13时攻占茶坊，15时攻占鄜县[25][23]。

当日毛泽东给张宗逊、习仲勋的电报称，敌进攻延安的部署大体判明分四路，要求王震所部15日从延水关西渡向甘谷驿集中，一纵向甘泉及以北集结，新四旅在延安集结[14]。

15日，国民党右兵团继续向金盆湾、临真镇前进，在空军支援下，当日17时，进至金盆湾、临真镇以南十里的高地，以及董家台、三泰庄一线，仍未达成第一日的任务。当天的战斗，仍然是在和解放军的前沿小分队作战，教导旅第一线主阵地的前哨营都还没动[21]。国民党军左兵团当日向榆林桥、北山寺之线进攻，8时占领北山寺，17时占领榆林桥[25]。

16日战斗转趋激烈。因为前几天进展缓慢，胡宗南大发雷霆，要董钊三天之内打下延安，否则军法从事。并宣布哪支部队首先进入延安，将犒赏1000万元。中共方面因数日战斗较轻易地阻击了胡军的进犯，毛泽东16日下达保卫延安之命令，判断“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要求各部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令张宗逊、廖汉生统一指挥右翼兵团独一旅、三五八旅、警七团，在道佐铺、甘泉、大小老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教导旅、二纵为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要求至少坚守七天；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14]。

当日上午，彭德怀令教导旅放弃第一线阵地，转入第二线阵地。教导旅二团由麻子良转移到临真西北山和麻洞川以西，和旅部警卫营防线衔接，旅部警卫营从金盆湾以南双庙梁撤至金盆湾北山，一团则从茶坊撤至牛武后山[21]。国民党军由此推进至金盆湾、单腰梁之线[25]。当日整七十八旅遭遇顽强抵抗，金盆湾一带“苦战六小时始悉克之”[3]。整一六五旅攻占了板桥屯、麻子街一线[3]。教导旅在抵抗了一天之后，退至松树岭一线，由一团坚守松树岭主阵地。教导旅一团以一营防守松树岭正面的两个山头，二营防守松树岭右侧高地，三营为团预备队。一团的左邻是二团，右侧则为新四旅的一个营[21]。

十七日是战斗更为激烈。整九十师在胡系中比不上整一师是嫡出，深恐军纪制裁拿它开刀，所以当日积极攻击，师参谋长曾文思亲临整六十一旅督促作战[31]。战斗首先发生在教导旅二团阵地，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发动了猛攻，大概使用的兵力过于集中，以致二团团长王季龙在和旅部联系的电话中开玩笑说：“胡宗南不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吗？怎么连个连进攻也不会搞。一开头就涌上来一个团，简直是人海战术。”[21]

玩笑归玩笑，这样的进攻并不是闹着玩的。中午时分，一团一营二连阵地已经展开了白刃战。二连长向营教导员章零请求增援一个排，通信员路上遇见正从三连阵地向二连阵地去的副教导员高平，通信员报告了二连阵地的情况之后，高平考虑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时左右，按原定计划，二连应当可以向后撤退了。于是，高平未经请示，即回复说，营里也没有机动力量了，如果实在顶不住，可以向后撤[21]。

由于二连所占据的阵地是全线制高点，且二团正向后转移运动中，该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整个二团的行动及指挥所的位置都暴露在敌人之前。教导旅领导非常着急，严令夺回。一团团长罗少伟亲自赶到一营，组织一连进行反击，终于夺回了阵地[21]。

中午时分，彭德怀派参谋给教导旅送去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信，内容除鼓励教导旅再接再励不断总结经验之外，命令该旅以少数部队在松树岭继续抗击敌人，大部队转移到青化砭东面集结[21]。这表明，经过十六、十七日的激烈战斗，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十六日命令中要求部队再坚守十天至两星期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还是准备按照原定计划放弃延安。

当日，国民党军不仅出动了空军，还以战车部队支援左右两翼兵团的突击。战车二团二营五连配属整一师一六七旅作战，随一六七旅向金河村前进，行至黑谷附近，遭遇解放军节节阻击，至黄昏，整七十八旅、整一六七旅才到达合沙河，距延安约50里[26]。

由于整九十师进展较快，整一师有点沉不住气了。当日晚20时，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召集会议，决定两个团各以一个营组成突击部队，战车五连殿后，午夜出发，进行突袭。但由于是在解放区内抓老百姓作向导，结果四九九团一营、二营都被向导所误，先头一营被带到延安西关方向，二营则被向导带了兜圈子而耽误了时间，三营及战五连途中又和自己人发生误会，所以忙了一夜，并无收获[26]。

左翼方向，17日清晨5时，整十七师配属战车二营六连由鄜县继续向北攻击，激战至上午9时，攻占了张甫家及麻子街。稍作整补之后，下午13时继续攻击前进，在甘泉附近激战两个小时，于下午15时攻占甘泉[26]。相比国民党军右翼兵团，左翼已稍微落后。

17日晚，曾文思和邓若愚召集六十一旅副旅长杨德修、旅参谋长安鹏秋、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和一八三团团长刘洞伕一起开会，商讨18日的进攻计划。根据前两天作战的情况，发觉共军只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后撤，估计是兵力不雄厚，无纵深配备，系一线作战，以节节抵抗，迟滞国民党军前进。因此，会议商定将六十一旅两个团以营为单位编成六个纵队，采取“叠次插进敌后”的打法。所谓“叠次插进敌后”打法，即以第一纵队纠缠当面共军，以第二纵队向敌后方插进，第三纵队又叠次插进，逼使当面之共军迫于后路截断的压力而后撤[31]。

18日一早，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以“叠次插进敌后”的钻隙战法，打算由松树岭至杨家畔之线的原始森林打开突破口。教导旅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将国民党军压下去，以保障顺利转移。战斗至关键时刻，旅部的参谋、干事、勤杂人员都上了战场。下午三时，教导旅集中一团两个连、二团两个连、警卫营一个连、教导大队四个连及两个炮连共十一个连队发动反冲击，将国民党军压了下去。这次反击之后，教导旅给彭总去电话，告知敌人被打垮，部队开始撤退了[21]。

国民党军右翼兵团下午17时半，先后攻占杨家畔、娘娘庙高地以及杨家畔以北张家沟之线。国民党军左翼兵团则于早上8时攻占劳山部分山头及1276高地，一二三旅于攻占甘泉后，也开始向小劳山攻击[25]。解放军自16日起，以独一旅七一四团及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展开防御，经三天战斗，逐渐后撤至大、小劳山之线，19日上午也撤出了战斗[32]。

晚上19时半，教导旅令一团在松树岭西山留一个排，松树岭正面留一个连，二团在松树岭东山留一个连，掩护主力沿北山和东山之间的小沟转移到松树岭北山后面的小村庄稍事休息之后，于12时半开始向预定的撤退地点青化砭前进[21]。

当日晚20时，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18]。

19日，国民党军只遇到轻微抵抗，两路均进展顺利。左路三十六师早8时攻占大、小劳山，至当日下午，进占三十里铺[25]。右路整九十师六十一旅拼力打开通路之后，满心以为必定首先进入延安了。谁知18日深夜接到董钊的电话，命令其19日早9时出发，俟整一师通过之后，在其后跟进。其攻击方向被调整为向延安东北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该旅官兵闻知，无不痛骂[7][31]。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更是恼火，公开表示不满[7]。

胡宗南偏袒嫡系，尚不止于此。即使在整一师内部，还有亲疏之分。整七十八旅为抢头功，派二三三团连夜向前推进，谁知当夜接到师部命令，谓胡宗南已经指定第一旅先进入延安，各旅明晨开始行动时间都有一定规定，不得抢先占领[28]。

至此，延安保卫战已经结束。一般战史均称，我军损失约700余人，毙伤国民党军5200余人，敌我伤亡对比达七比一[33]。但据战后数日中央致各地领导的电报可知，延安保卫战“我共伤亡五百人左右，敌伤亡千五百左右”[34]。

四、保卫战之后

西北野战军将部队集结在青化砭、甘谷驿以东以北地区，是早先预定的计划，准备将此地作为初期作战的战场。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21]。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对解放军去向一头雾水，大约有三四天时间并未积极行动。西北野战军至21日也还没有判明胡宗南占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因此令部队隐蔽集结，打算让部队在该地区休整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14]。

当22日获知“胡宗南二十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彭德怀立刻体察到胡宗南“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遂决心“伏击该敌（三十一旅）”，同时为加深敌之错误判断，令“留兰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14]。因此，青化砭之战并非延安保卫战前或战中已经计划好的，而是战后根据敌错误判断，因势利导而造成的。

《王震传》中称王震17日从延川动身时带了几位旅、团参谋长，就是奉王震之命到青化砭一带观察地形。由此，认为是“表现了王震的远见”，“几天以后在青化砭进行的那场伏击第三十一旅的歼灭战，恰好证明了他的这种预见”[16]。由以上西野电文资料可知，当时根本无从判断胡宗南部的动向，何来“远见”？另外，王恩茂日记记载，看地形是21日的事情，因为“敌人进占延安之后，有向甘谷驿、延长、青化砭等地继续前进模样”[11]。可见，《王震传》中的说法不无拔高传主之嫌。

再来看看国民党这面。胡宗南对于宣传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军事。胡宗南的宣传，“不仅对自己部队，对国民党其它军队、对上级，而且涉及到对外国人”[35]。胡氏对士兵训练注重表面，不重实际。士兵整顿内务、校阅动作、修马路等花的时间要超过军事训练的时间。据说1940年，何应钦到第一师检阅战斗演习，对演习内容大为不满，认为视同儿戏。视察部队时，又发觉士兵动作多不熟练，且连武器都没有擦拭干净。因为之前几天，士兵都忙着整内务、刷墙壁、用各种颜色的石子砌成各种标语，以致没有时间擦拭武器[36]。

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当然更要大肆进行宣传。胡宗南声称俘虏共军达二万人，结果引起国民党新闻局组织新闻记者参观，搞得狼狈不堪。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将军”说：胡宗南敢不敢把俘虏的姓名、职务加以公布呢？专门为胡宗南收听和纪录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的夏新华听到这则广播之后，一气之下居然说出：“这真是逼人太甚！”的话来。[15]杨健在其回忆中，肯定地说：“俘虏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完全可以确凿地说，即令完全相信部队的战报，全部俘虏也不会有200人。在整个进犯延安的六天战斗中，除金盆湾战斗，部队报俘九十余人，在19日侵占延安时，部队报俘三十余人外，其余四天战斗，部队所报俘虏，每天都是二三人或三四人，合共计算，总数决不会超过200人。在记者参观团到延安以前，解到延安的俘虏，一共只有30余人，我都亲自和他们谈过话。200人对2万人，胡宗南扯了一个一百倍的弥天大谎。”[15]

当时的大肆宣传，许多至今看来已经成为滑稽戏了，说起来可以让人解颐。通过时任整三十八师五十五旅一六三团三营营长的袁同庆的回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国民党之自欺欺人当时到了何种地步（其中错误太多，笔者无意一一纠正）。袁同庆称此役：“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祖涵）（系程潜老贼的儿女亲家）携带爱妾，逃之夭夭，下落不明；其边区政府主席，由高岗代理”、“实际上延安早已传出，毛泽东在一周以前偕江青（与唐纳离婚之蓝频原名栾淑蒙），逃亡东北佳木斯，他们失去信心保卫延安死守绥德。这时共党主席，由民国三十四年冬，从苏俄归来之李立三代理”、“彭德怀已知战争注定失败，即率陈绍禹（原名王明）及与苏卡诺谈过恋爱之王光美，以及孟庆树、薄一波、雷伍民、丁玲殿前，由其一二零师师长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及黄新廷压后，载着重要军用物品，逃往山西兴县贺家坪，匿身不吠；贺龙得知彭已溃逃，自亦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也迅速集结其残兵败将，趁早脱离战场，随逃者有蔡畅、吴满有、续范亭、韩继恩等人，往陕北米脂（李闯王家乡）方向溃窜，路经榆林，转往燕北，投靠饶漱石、聂荣臻、罗荣桓而去”（注：以下关于高岗、康生、陈云、邓颖超、李富春、黄华、叶剑英等下落，愈出愈奇，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将延安附近共军肃清，战果丰硕。共党老巢被攻取，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下落始终不明，代理共党主席李立三亦不知亡命何处，所谓东方赤都正式瓦解。”[37]

话说回来，胡宗南为了宣传目的，也做了些好事。他通令部队，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房舍，妥为保护，不得驻军。还积极着手改建延安新市场，设立中央银行，开辟延（安）西（安）航线等[15]。可惜，这种种的打算，只是一场春梦而已。

延安保卫战

中共对于国民党军向延安的进攻早有预料，自46年底起即多方布置。有关情况，可参见拙文“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但对于进攻具体时间和部署的了解，则有赖于当时已经颇见成效的地下情报网络。被周恩来誉为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47年3月2日晨，熊被胡宗南召到其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告以要准备打延安了，并交给熊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当晚，熊将两份文件之抄件细阅记熟后，将抄件焚毁。第二天，熊随胡宗南等返西安之后，就将该情报报告给在西安的联络人王石坚。3月7日，熊再次去王石坚处，告知进攻日期推迟。王石坚告知熊已将作战计划呈报延安，并获得赞许。当熊提出因必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时，王石坚称战略情况已经搞清，细节可由其他人查[1]。资料表明，除熊向晖以外，中共还从其它各种渠道获得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消息和情报。比较重要的，如安插在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的蔡茂林通过中社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所提供的敌军番号、部队驻地、指挥官姓名、人员编制及现有人数的服装补给计划表册等情况；在西北宪兵司令部任特高参的毛培春（化名孟西山）提供的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包括参战部队、多少兵力、洛川特务机关住址、保警队等情况（参见拙文“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情报和通信工作随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也由西安情报站的吴伯畅以紧急情报上报中共陕西省工委，再由省委电台报前方司令部。

根据各方情报，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3月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3月7日，作战部呈报了《敌攻延安判断图》及《延安南里程图》，判断胡宗南将以5个整编师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

按照西北野战军战史所记载，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原有两个方案：

一是以胡宗南集团从南线，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集团从西线，傅作义及邓宝珊集团从北线，三路进军合击延安；以阎锡山集团位于黄河东岸堵截，一举歼灭我军。另一案则是以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集团在西线及北线牵制配合，集中胡宗南集团从南线突破，攻占延安，歼灭我军于边区或驱逐我军东渡黄河或北上绥蒙沙漠地带。

依照我军的分析，其第一案兵力集中，将缩小我军回旋余地，增加我军作战困难。但是，傅作义远道抽兵困难，阎锡山自顾不暇，而青宁二马及邓宝珊既怕胡宗南乘机消灭“杂牌”，又怕遭我军各个歼灭，各图保存实力；而胡宗南一方面自信兵力优势足以攻取延安，另一方面又害怕二马夺取延安，抢走其功劳并趁机向陕西发展。因而胡、马、邓实际上各怀异志。因此，我军估计敌军以东面堵击，其它三面同时突击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胡、马、邓集团之间存有矛盾，三面兵力数量悬殊，故此种可能甚微。我军依据当时敌情、地形判断，敌必以南线为主要突击方向[2]。

胡宗南在2月28日和参谋长盛文一起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当蒋介石询问其对陕北作战的把握时，胡宗南列举兵力对比，称“极有把握”。当晚在饭桌上，蒋介石再次询问胡宗南究竟有无把握，胡宗南仍然坚持原先的说法。3月1日，国防部、蒋介石都同意了其进攻延安的方略[3]。

不仅国民党之主要战役方向为中共所料中，其具体之进攻线路，即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鄜县、临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亦在我军意料之中。这是因为：

1、该方向是进攻延安之捷径，按行程计算，一昼夜可到达延安；

2、右翼有黄河屏障，可以避免晋西南我军击其侧背，同时该地区有咸榆公路运输干线及洛川至宜川、西安经澄县至宜川、西安经大荔、韩城至宜川等公路为支线，后方交通运输便利。咸榆公路以东延安以南地区，虽为稍林山地，但鄜县、牛武、南泥湾间及宜川、临真、南泥湾、延安间均有大路相连，稍一加修即可通汽车，便利兵力机动与物资供应。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则山大林密，交通不便，多横断沟，且路途较远，补给不便；

3、国民党过去数次计划攻击延安，均以此为突击方向[2]。

一、双方兵力对比

按照我军的计算，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7万人以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张治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集团2个旅1.2万人[2]。军委作战部当时大概已经正确判断出两马集团不会迅速加入进攻延安的战斗[4]，因此未将西北行辕的部队计入。细算起来，胡宗南集团兵力共计171700人，包括整编第一军（75000人）、整编二十九军（73000人）、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编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编十师（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计12000人），其中整编第一军含整编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计28000人）、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计27000人）、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计20000人），整编二十九军含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计17000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计33000人）[5]、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计23000人）[6]。邓宝珊集团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共计12000人[2]。胡、邓集团约184000人，加上国民党地方团队1万余人，总计是19.5万人。

据整编第一军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至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师（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个整编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整一军之整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个整编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结待命。合计6个师15个旅，总数大约15万人[7]。师旅数目和时任整七十八旅旅长的沈策的回忆基本相同[8]，不过总兵力沈策认为“约共10.5万人”，因为“当时部队经过历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以及各级部队长期贪污吃空等关系，实有兵员无法确实统计，所举数字系按实际情况估计的概数”[9]。沈策的估算未计入的“还有第一战区直接指挥的驻西安第七补给区管辖的后勤运输部队的兵员和工兵、装甲兵、战车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种部队”[10]。

除吃空额之外，由于国民党军需要分兵占领要地、保护交通线，因而愈到一线兵力差距愈小。据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线可以用于攻击的部队一共12个旅8万4千人[3]，实际中真正投入战斗的人数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对进攻延安的蒋军实力，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3月17日一度以为蒋军进攻延安主力为9个旅，至19日已经查明其总兵力“总计7个师，14个旅，34个团，15万人”[11]。

再来看国民党军方面对中共实力的估计。

按照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陕北较正规部队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独立第一旅、骑兵第六师等约六万人，晋西调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两旅七千人，陈赓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约一万五千人，贺龙所部三个旅约一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七万人，合计为十六万人”[3]。这个说法中所列举的番号之混乱不堪，稍有国共战史知识者不难发觉。据国民党空军方面的人员回忆，时空军作战科从情报科所获得的情报是，陕北共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12]。根据此师旅数目细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军所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番号为：一二零师、二十七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备第一、二、三、四旅，骑六师，共计七万余人。另有军区及民兵部队九万余人[13]。

实际上，当时陕北我军算上地方部队一共不过4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26136人（一说25800余人），包括第一纵队（8637人，辖三五八旅4222人，独立第一旅3517人）、第二纵队（8650人，辖三五九旅3450人，独立第四旅420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直属山炮营（442人）；军区部队16178人，包括警备第一旅（4251人）、警备第三旅（8216人）、新编第十一旅（2222人）、骑兵第六师（1489人）[2]。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双方实际兵力以及对于对方兵力的估计，是从中颇可以看出双方战前的某种心态。中共方面通过各种方法准确地了解敌情，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虽然西北野战军兵力薄弱、武器装备也很差，但上下对战胜敌人都很有信心。毛泽东3月6日给刘邓等的电报中很自信地认为“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线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14]，3月11日给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的电报中把救援陈先瑞等看得比延安更为重要，称“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但陈先瑞、韩东山所率五师部队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队救援”[14]，在退出延安的当天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更是明确表明其自信的态度：“万一延安不守，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14]。

国民党军则相反，情报不灵，上下欺瞒。胡宗南一方面为日后立功做铺垫，极力夸大西北共军的实力，认为共军人数占优，国军装备较好，“故战力相当”；另一方面却在蒋介石面前称攻取延安“极有把握”，以致蒋介石几次询问，坚不改口[3]，可见胡宗南心里也知道陕北共军并非能和国军“战力相当”者。不过，胡宗南对于陕北共军究竟有怎样的实力，也是一团浆糊懵懵懂懂，所以也并非真的认为“极有把握”，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矛盾来。在3月11日的洛川军事会议上，胡宗南一方面兴高采烈地宣称“保证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又对下属强调不怕孤立，不怕包围，空军和特种兵会给以有力的支援[15]云云。

二、双方战前部署

战前中共曾一度打算以坚守延安消耗胡宗南部队，而以陈赓等外线作战来解围（可参见拙文“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3月6日军委致电刘邓并告陈谢等，提出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十天，以陈谢五个旅从外线切断潼洛线，从外线解围[14]。3月7日，对野战军提出二十天防御作战的要求，鉴于教导旅防守正面过宽，为此重新划分了防区[14]。3月8日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去电要求其以警七团开富县接替交道、茶坊守备任务，其余主力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杨泉镇间[14]。8日并致电王震，要其率独四旅、三五九旅由延水关西渡，准备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金盆湾地区各个歼敌[14]。王震9日致电军委建议陈赓纵队到晋南或陕甘宁作战，认为较之到陇海路作战更为有利[16]。3月10日，延安获悉胡宗南部有伞兵千人在西安集结，准备袭击延安，因此去电张宗逊、习仲勋，调新四旅开延安附近[14]。不过这个消息实际上是胡宗南玩的一个小把戏，希望以此欺骗中共的情报人员，伺机侦察中共在延安部署的某些动向[17]。

在接获王震9日电报后，军委开始重新考虑陈赓纵队的使用方向。3月11日致电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对陈赓纵队的使用提出三个方案，征询刘邓等人的意见[14]。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必要时放弃延安的决策，将基本作战方针确定为：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地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18]。彭德怀及前线指挥员认为最多只能防御五天至一星期[19]，但毛泽东一度根据前三天的作战情况，试图防御更长的时间（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4]，但很快证实这个想法并不适合实际，还是下决心按照原计划撤出延安。通过延安保卫战的过程，中共进一步了解了胡宗南军的数量和质量，最终放弃原来对陈赓纵队的使用方案，而令其在晋南展开攻势，以配合陕北的作战[16]。

彭德怀于3月10日到延安南线南泥湾、金盆湾、临真镇检查了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的防务，和罗元发等商量了作战部署。次日，彭德怀在茶坊召开一纵及新四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并具体研究部署。

西北野战军总的部署是：以教导旅担任临真、金盆湾地区之守备，阻敌由宜川向延安前进；以警三旅七团并指挥独一旅之三十五团第三营，任鄜县（现富县）至甘泉以南之麻子街，阻敌北进；以主力集结机动位置，相机歼敌[20]。

教导旅布置了3条防线，第一条防线在茶坊以东、以北，清泉沟以南以及马房（马坊）、南泥湾以南，以三团、一团、二团的次序由西向东展开，前面放2个营的兵力，掌握1个营的预备队。对该防线二团东南面，秋林镇北山和马子良有1个连兵力。马子良以西的麻洞川以南，小林坪以东，二团筑有1个连的工事，以交通壕为主，含两三个火力点。金盆湾以南、双庙梁以东，筑了1个班的集团工事。双庙梁西南面，小林坪一线，是旅部警卫营，有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小林坪以南，旅部侦察连有1个班，负责将敌人引入雷区。从双庙梁到马房南山都是梢林地带，大量埋设了地雷。

第二道防线是马房南山，小林坪西面，南泥湾南山，清泉沟东面和南山阵地，以及富县甘泉的东山。这一带教导旅也是展开2个营，并以1个营作为预备队。该线主阵地在马房东北山，金盆湾西北山，是旅的防线。第三道防线在松树岭、崂山，三十里铺以东，防御兵力主要是延属分区独立三团和四团，工事则由干部教导大队负责构筑[21]。

警7团在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之后（每支步枪子弹30发，82迫击炮弹220发，掷弹筒弹800发，手榴弹400枚，矛头子300个，工作器具110把），确定了以茶坊为中心（包括交道、牛武、榆林桥等地），20公里宽、20-22.5公里纵深的四道抵抗阵地。二十里铺、交道至西渠为第一线，以二营2个连，一营1个排又1个班防守，以三营八连1个班配合团侦察分队保障退路安全。第二道防线为鄜县之太和山、茶坊至牛武，以三营八连附82迫击炮2门，坚守茶坊北山，营部率九连为预备队。七连占马家山。一营以一连2个班附重机枪1挺守备牛武正面阵地，以三连1个班坚守卧牛寨，营部及该两连（欠3个班）主力控制在牛武北山作为机动力量。以三十五团三营守备太和山。第三道防线为马坊（注：该马坊位于鄜县以北、牛武镇以西，和金盆湾以西、朝邑砭以东的马坊是两个地方，见[22]附图）至贺家垣，以三营2个连沿洛河以东山头，节节抗击进入榆林桥北山阵地继续阻击，以四、六、七连、特务连、炮兵1个排占领石家碾北山阵地作为机动，另以三连、二连、一连分别在郝家垣、新窑子沟垣及牛武北山集结或游击。第四线为围子山、榆林桥至华家岭，为最后抵抗线，掩护友邻进入阵地[20][23]。

西北野战军战术侦察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尤其是教导旅侦察连连长张亨玉带2个班在宜君到中部的公路上截住了国民党军往西安送家属的汽车，缴获了国民党军一份兵要地志调查图[24]，该图对教导旅所设防的工事和兵力较薄弱的中间地带，即穿过梢林，经标家台、小李坪直接到金盆湾的路线记载十分详细。这引起教导旅的警惕，加强了该方向上的工事和兵力[21]。另外，教导旅情报站通过一个敌军营长，了解到不少敌军兵力和布置的情报，有时还派人去抓舌头[24]。罗元发在彭德怀视察阵地时分析认为，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金盆湾南面一带，但是走大路还是穿梢林，要做两手准备。

国民党军攻取延安的部署是：

以整一军军长董钊为右兵团指挥官，率整一师罗列3个旅、整二十七师王应尊2个旅、整九十师陈武（原整九十师师长严明于河津翻车断右腿，由陈武代师长）2个旅、重迫击炮第十四团第三营（欠1个连）、工兵第三团第一营、工兵第九团第三营，除以一部于洛川至宜川之间掩护主力集中外，展开于平陆堡至龙泉镇间地区，计划12日拂晓开始，以主力由清泉沟——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之线，向延安攻击，攻占临真镇及金盆湾之后，以一旅兵力，于各该地掩护主力之侧后方。该部目标是“依奇袭突破匪军阵地并依左兵团之协助，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3][25]。

左兵团指挥官是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钟松2个旅（欠二十八旅）、整十七师何文鼎之十二旅、整七十六师之一三五旅、炮兵第一团第四营1个连、工兵第三团第二营（欠第五连）展开于洛川西北地区，计划于12日拂晓开始沿洛河东攻占茶坊、甘泉，向黑家庄、刘家河之线进出，于攻占鄜县、榆林桥及甘泉后，以一旅兵力，于各该地掩护主力之侧后方。该部目标是：“协力右兵团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3][25]。

另以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率新一旅、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团、陕西保安第三、第六团、甘肃保安第一团为陇东兵团，以新一旅编组若干以营为单位的游击支队，于攻击前两日，向保安、安塞、延安、甘泉附近行扰乱攻击[3][25]。

绥署预备队，以整十师主力控置于宜君中部，以整第七十六师（欠新一旅）控置于洛川，以整第四十八旅控置于耀县及马栏附近，以骑兵第一旅主力控置于平凉，一部控置于泾川附近[25]。

除此之外，尚有空军2个P-47战斗机中队，1个P-40战斗机中队，1个B-25轰炸机中队[12]；装甲兵战车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配赋日式97战车13辆；第六连，配赋意大利菲亚特战车13辆）[26]。

以上总计步兵14个旅，保安部队6个团，炮兵一个营（欠1连）又1个连，工兵三个营（欠1个连），骑兵两个团，装甲兵一个营（只含2个连），空军4个中队。

从道路条件来看，当地道路稀少，仅洛川至延安有一条路面粗劣的公路，勉强可以通行汽车，其余道路均为羊肠小道，大军行动困难。尤其陕北地形多断绝地，深沟纵横，远视一若平地，中间则往往有数十丈的深沟，对面虽可喊话相应，但需要数小时才能到达，而骡马上下困难，车辆更无法通行，交通补给均不方便[13]。胡宗南将攻击重点置于右翼，自以为可收“出敌不意”之效，但实际上只是增加了部队进攻的难度而已，因此事后颇遭怨言[27]。

另外，国民党军当时根本没有陕甘宁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作战指挥所依靠的是若干年前绘制的极不准确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对山脉高地及小的村庄往往找不到，靠抓当地农民作向导，在当时解放军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之下，甚至这一点也难做到[13][28]。

三、西华池战斗的经过

到黄昏时分，张宗逊总算大致搞清楚四十八旅主力已经进入西华池了，于是才决心以新四旅、三五八旅进攻西华池；独一旅除七一四团配置在杨家圪塔对板桥进行警戒以外，其余为预备队，配置在孙家寨凹附近地域；以警三旅五团向赤城方向警戒[18]。

这天黄昏时，驻守西华池东北的战车防御炮连一个排长唐清永带了几个人在镇东沟边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行人来往不断，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该连长又报告了何奇。何奇派作战科长王国珩前去侦察。侦察过程中遇见一个老汉，经盘问，说出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的很。何奇听说后，亲自去侦察、审问一番，之后令阎进杰设一个排哨，把住路口。并告知阎，西安绥署来电，飞机侦察到我旅东侧十里左右有大批解放军跟进，所以该老汉所说很可能属实，需要对沟东来人特别注意检查[21]。

晚上9时许，该排哨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哨兵当即开枪，对方扔了2颗手榴弹后，下沟去了。何奇听到枪声，令副官处长张奎武去询问情况，并令战防炮连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但何奇却莫名其妙地坚持认为是解放军局部扰乱性质的行动，所以并未令其它部队作相应的准备[21]。

四十八旅战车防御炮连布置的排哨发现解放军侦察人员以后，连长阎进杰按照何奇的命令，令步兵排全部进入排哨，让二排排长唐清永指挥两挺重机枪在连部后院门外进入阵地，准备以火力支援排哨，封锁东沟的路口[21]。

解放军三五八旅以第八团配属山炮四门为主攻，预定当日（3日）晚20时50分从于家堡、双柳村出发，经五里沟泉向西华池攻击前进，如五里沟泉有敌，则先以一部消灭之，主力向西华池进攻；以第七一五团为二梯队，在第八团后跟进；第七一六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五里沟泉、杨沟老附近地域[18]。警三旅五团2日原在西华池县城（注：应为合水县城）以北15公里的柳沟一带，3日14时获悉敌人撤退，五团奉命追击，20时追到县城发觉敌人已经撤走。该团就继续经柏树塬向板桥方向追击[9]。

23时许，第八团部队进至三里店以南、西华池北侧地区，随即组织进攻。决定以第一营沿凹道隐蔽接近敌军，向西华池的新街实施突击。突破后，再以第二营扩大战果。但该营先头分队（第二连）因为地形不熟，大约是转到了镇的东北边，正好从敌战车防御连的排哨阵地附近突入，遭到该连的顽强抵抗，数次攻击未成，难以继续发展。第八团又令第二营在一营右翼进入战斗，从西华池西北端向东攻击。但该营先头分队（五连）进至城墙缺口处，遭敌火猛烈射击，被迫撤出。不过四十八旅战车防御连也损失重大，排哨伤亡殆尽，排长带了少数人退入连部后院屋顶[18][21]。

当晚的进攻总起来看不顺利，失掉了突然性。不过，战斗打响之后，警三旅五团听到西华池附近枪声紧密，正在向这个方向赶[9]。独一旅、新四旅也进至西华池附近。总的态势，解放军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另外，何奇自信满满，只以为是游击队偷袭，并未重视。当七里店宿营的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听到枪声激烈，打电话过去询问时，何奇还挺镇定地告诉对方，只是扰乱，没有什么[17]。

至4日拂晓，三五八旅令七一五团以一个营（三营）从第八团右翼向敌西侧突击，并令第八团继续发展进攻。七一五团三营从西华池西面突入以后，攻占了两处房院，又受阻无法继续发展。新四旅十六团从东南面向西华池进攻，早上6时30分，该团二营八连从东南端突入。第八团上午7时将第二梯队第三营加入战斗，向新街西北端的大庙攻击，与敌军反复争夺后，占领了该庙。四十八旅辎重营以3个重机枪连以全部18挺重机枪竭力抗击，但仍然挡不住解放军的突击，在天明时被打垮。解放军终于突入了西华池。

何奇总算明白这不是解放军的扰乱进攻，打电话告诉陈定行西华池东北解放军多次发起进攻，正处于白刃战中，辎重营阵地被全部突破，大街北面据点，全被摧垮，部队已经退至旅部附近。要陈定行带一四二团向旅部靠拢，等待天明后空军的支援。陈定行正在布置调动之际，何奇又来电要该团先派一个营跑步增援，可见情况紧急[17]。

陈定行这边刚刚将第一营派走，第三营阵地就遭到解放军的袭击（估计是独一旅二团或七一四团的先头部队），接着左翼又被突破，营长卢少陵被打死。一部分解放军直扑该团团部，和一四二团特务连发生激烈战斗。一四二团三营和团直属部队几经冲击，将解放军击退。至拂晓，一四二团除留一个连掩护以外，主力向西华池靠近。等天亮后，陈定行才发现自己这个团全部人马都暴露在旷野之中，成了东侧山头解放军马克沁重机枪的靶子。枪声尖厉，流弹飞舞，该团只好疏散匍匐前进，慢慢向西华池靠近[17]。可惜这时独一旅、新四旅主力尚未赶到，东侧山头的解放军可能因为兵力较小，不敢发起冲击。

至上午10时，一四二团进入西华池地域。何奇的旅部直属队伤亡过半，遂令战车防御连转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面的堡子门楼（骑兵排驻地）坚守，并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加强该连。何奇又令辎重营和一四三团放弃街东，撤到街西待援。同时，令一四二团占据张家山、唐沟泉一带组织防御。大约上午11时左右，解放军再次发动攻击，四十八旅骑兵排垮掉了，堡子门楼守军亦伤亡殆尽。何奇手里连预备队也没有了，情况危急万分。12时，解放军十六团三营又攻占了城南的一个高地。而镇内守军还发现有解放军预先进入的便衣人员，从老百姓住的窑洞内投出手榴弹，造成守军死伤。祸不单行，正在这危急时刻，何奇登上北房房顶观察一四三团和辎重营战况时，被机枪击中大腿，受了重伤。不久，何奇收到了胡宗南发来的电报。本以为胡宗南会通报援军进展的情况，谁知被胡在电报中痛斥一顿，指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贻误大局。何奇又急又气，顿时一命呜呼。副旅长万又麟怕军心动摇，将何奇死亡的消息封锁起来，并立即召集会议，宣布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同时致电西安绥署，要求从速增援[18][21]。

中午时分，陈定行带部分军官乘国民党军飞机扫射的空隙到前沿侦察，重新部署。据陈观察，何奇在兵力部署上大有问题，没有把防御重点放置在东北方向，而西北端小高地的大庙又被解放军占去，居高临下，对守军极为不利。下午1时左右，一四二团以一、二两个营接替了战车防御连的阵地，以第三营九连进攻西北端之大庙，以打通与一四三团联系并夺取有利态势。但三次冲锋，均被击退，伤亡惨重。无奈之下，万又麟转而决定加强防御，再坚持一晚。于是国民党军推倒部分民房，扫清射界，集中八挺重机枪封锁大街北端开阔地，同时急电驻赤城的一四三团第三营星夜驰援。下午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要其固守待援，称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即刻赶来解围。万又麟将此电通知部队，人心稍定[17][21]。

解放军因白昼进攻不利，也暂时采取守势，重新调整部署。张宗逊下达命令，以三八五旅并指挥独一旅三十五团仍从西华池东北、、正北、西北各方向进攻；独一旅（欠三十五团）并指挥新四旅七七一团向七里店、唐家老庄、李家庄之敌进攻；警三旅五团向张家山进攻；新四旅十六团仍从西华池东南端进攻。各部统于4日18时30分发起冲击，要求当晚全歼该敌，解决战斗[18]。

三五八旅以七一六团由西华池东侧向新街实施主要突击，第七一五团沿旧城墙及西北端向南发展进攻，已经打了一昼夜的第八团则改为预备队。独一旅下午3时进至西华池东南官家坡底组织战斗。除以新四旅之16团继续向西华池东南樊家洼一带进攻外，以新四旅之七七一团进攻唐家老庄、唐沟泉地区，以一个团（二团）向李家庄攻击，七一四团则作为第二梯队[18]。

双方都知道，这一晚是决定性的一晚，等待四十八旅的命运是什么呢？

晚上8点多钟，解放军的进攻再次展开。一四二团首先垮了下来，争先恐后向南跑，团营长都制止不住，有点像“发妖风”，跑到镇边才住脚。但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可能是因为还有些房里的守兵以及重武器因来不及撤退仍然在抵抗。陈定行好不容易命令各营长把部队带回原阵地，继续抵抗[21]。随着解放军攻势越来越凶猛，一四三团阵地正面被突破，一四二团也千疮百孔，自身难保，勉强凑了一个连增援上去，但杯水车薪，难以济事[17]。急切中，万又麟令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解放军已经占领的地区，从北向南进行了面积射，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解放军的攻势由此顿挫，暂时撤出镇外[21]。

打了一个晚上，至拂晓时分，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攻占了新街的一半；七一五团攻占了旧城内的数处房院之后进展迟滞。为提高进攻速度，三五八旅将三十五团一营加入了战斗（七一五团右翼），但由于国民党军火力太强，至拂晓前仍未摧毁敌人的抵抗。其它方向的部队也进展不大。至拂晓前，第二团只占了李家庄东南侧一个小高地；七七一团攻占唐家老庄东侧阵地后，因为遭到东北端一个小寨子的敌人顽强抵抗，也无进展；警五团攻占张家山至西华池南侧之后，也与敌人打成对峙[18][9]。

由于进展仍不顺利，5日拂晓，集团军派廖汉生到三五八旅，徐立清到新四旅分头了解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廖汉生赶到三五八旅，却从黄新廷那里得知集团军下命令叫撤退了。黄新廷认为四十八旅只剩下镇内两个较大的据点，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战斗，集团军在这关键时刻叫撤退，很可惜。

廖汉生不大相信。因为集团军派他去就是要督促尽快解决战斗，怎么会要撤退呢？他赶紧打电话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阎揆要接了电话，向廖说明是司令员、政委考虑到敌援军迫近，西华池还未拿下，因此下令要部队撤出的[7]。事已至此，廖汉生、黄新廷也无可奈何。

整四十八旅一四三团留驻赤城镇的一个营（三营），53日早晨8时进入西华池。据他们说，天亮时看见解放军陆续撤到沟东的塬上集合，主动退走了。万又麟也不敢久留，立刻布置撤出西华池。走前将镇里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凡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经简单盘问，如果承认是宁县和合水的民夫但说不出部队番号或无部队认领的，均作为混入镇内的解放军，被拉走枪杀。上午11时，四十八旅南撤，走出五六里才遇见增援的二十四旅先头部队。二十四旅派了一部分部队继续向西华池前进，担任掩护。大约12时进入西华池，正好碰上解放军也派了小部队到镇内打扫战场，双方又打了约1个小时[21]。

四、西华池作战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西华池战斗，可以说是一个窝囊仗。之所以说“窝囊”，是因为整四十八旅孤军西进，解放军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将其突然包围，本来是可以打好打赢的仗，却打成了消耗战。除了客观上，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存在较大差距以外，在作战指挥上也暴露出许多的问题：

首先，作为野战集团军的军事主官，张宗逊的指挥显得呆板。张宗逊在3月3日在接到军委敌情通报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原定当晚袭击板桥的计划，对敌人迅速撤退的估计不足，所以造成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决策。先是不相信三五八旅的报告，认为“敌情不明”，错过了在运动中伏击敌人以及乘敌刚进入西华池立足未稳予敌打击的时机。接着在当日晚上的攻击部署中，留置预备队过多。总计9个团，只有2个团进入战斗，其余2个团担任警戒，4个团是预备队，1个团作为第二梯队。第二天即3月4日经过一个白天，对敌情、地形已经查明的情况下，仍然部署不周。对打援事先没有作安排，缺乏准备，是直接导致5日仓促撤兵的原因。对进攻部队任务的分配，没有按照兵团建制赋予任务，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某个方向，而是仍按照旅、团的建制各打各的。结果配合的部队，如独一旅方向，一夜只攻占两处阵地，使敌得以主要火力兵力来应付三五八旅的进攻，增加了发展的难度。最糟糕的是，张宗逊5日拂晓在得知整二十四旅援军到达南义井之后，不能仔细地研究判断敌情，估算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匆忙地放弃已经唾手可得的胜利。实际上当天拂晓，国民党援军较近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赤城镇赶来的一四三团的一个营（三营），是大约6日早晨8时赶到西华池的。另一部分则是增援的二十四旅，当天拂晓时还在南义井，差不多中午时分（12时左右）才到达西华池，途中（约11点多）遇到从西华池撤出的四十八旅残部。从兵力上来说，二十四旅援军只有2个团，加上一四三团三营，一共两个团多一点。解放军兵力仍然占据优势。如果用七七一团加七一四团两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将休整了一天多的八团作为预备队，迟滞援敌半天应该是很有把握的。而国民党军入晚以后即不敢动作，这样至少还可以争取一天一夜的时间。

其次，野战军参谋处和各级指挥员在指挥部署上也同样存在问题。上述部署不周的问题，张宗逊固然有主要责任，但阎揆要作为参谋长，也有一定的责任（注：阎揆要是黄埔一期生，以前在杨虎城部当过团长，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直是做参谋工作，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科长、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45年9月调任军委一局局长，10月中旬放到陕甘宁晋绥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线的指挥员，3日晚由于地形、敌情不了解，多数过于谨慎，兵力使用不当，形成逐次增兵的打法。如当晚只有2个团进入战斗，而担任主攻的八团只以1个营，营又只以1个连实施进攻。因此没有形成突然猛烈的打击，给了敌人调整部署、组织抵抗的机会。

除三五八旅以外，其它各部的进展都不大，没有对敌人形成很大威胁，以至于不能有效支持主要方向的作战，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战术上对地形了解不够，对塬地进攻作战的动作不熟悉。对村落战斗如何迅速分割敌人防御体系，也没有经验。每攻占一个院落，部队就开始混乱，只好组织一次攻占一个，不能连续发展。这样不但延误了时间，而且越往里打，敌军越集中，抵抗越顽强，结果无法迅速解决。

五、西华池战斗之后

西华池战斗，毙伤国民党军约1600人。其中三五八旅毙伤敌约500人，俘虏10人；独一旅毙伤敌1100人，俘虏44人[18]。解放军损失也较大，计损失821人（其中伤亡811人，其它损失10人）[18]。在西野的战史中，西华池战斗被认为“在战术上是犯了错误的”[22]。

大概因为还没有接到张宗逊撤兵的消息，彭德怀3月5日下午发去一电，指出：“破坏胡军进攻延安计划，首先是你们能在陇东、关中两区打几次好仗”，并告诫张、习“每次要集中五倍六倍兵力消灭敌一个团”且“消灭敌一个旅也要从首先消灭敌一两个营着手”[11]。当天晚上，张宗逊、习仲勋向军委报告了西华池战斗未能达成歼敌目的的情况，称“敌占街市房屋及我军旧筑之工事顽抗，非死不缴械。敌虽死伤近千，受到致命打击，只因未能歼灭其主力，以至今日晨敌援赶到，我遂放弃歼敌决心”[11]。

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这样，西华池战斗实际上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中央根据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决心、兵力以及在初战所显示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对西北野战集团的任务和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一方面明确保卫延安的内线防御作战“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同时命令陈谢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渡黄河袭击阌乡、陕县、新安、渑池，以期保卫延安，错乱胡军部署[3][5][11]；另一方面准备在内线进行二十天的防御作战。鉴于教导旅正面过宽，3月7日彭德怀致电张宗逊、习仲勋，对防御地段重新作了划分，并决定11日亲自去前线视察[5][11]。另外，军委亦致电贺龙、李井泉，要求其尽快输送炮弹、掷弹到前线[11]。

由于这一场战斗已经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地区，也不仅仅是野战军的任务，因此，由何人领军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据说彭德怀考虑到贺龙在晋绥无法赶回陕北，因此主动请缨，向中央提出由他来指挥陕北的作战，并得到了军委的同意[16][23]。当时边区缺乏统领全局的军事指挥员，让彭德怀出马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做法。

3月8日，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讲了话。彭德怀在会上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我来指挥保卫延安的战斗[23]。10日和11日，彭德怀视察了金盆湾、茶坊等地的防御准备情况，12日返回延安。大约就在这一天，军委在枣园小礼堂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总结了西华池战斗的经验教训，并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恢复原建制，张宗逊和廖汉生分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7]。3月14日，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要求习仲勋回延安和彭德怀一起主持全局，并与3月16日正式发布命令，以第一、第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等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11]。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这一初战并未动摇其“犁庭扫穴”之决心，但出师不利、折损大将，对士气则有潜移默化之影响。胡宗南一方面故示潇洒，将此视之为“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24]；另一方面却讳莫如深，尽量淡化该战斗，将随之而来的延安之战大吹大擂。正好何奇5月22日被追赠为陆军中将，以致于许多人误以为何是在进攻延安的战斗中阵亡的。九十年代国民党史政编译局去采访军中耆宿时，有人居然像模像样地称：“我军第四十九旅（注：此处番号亦错）少将旅长何奇将军于十六日下午一时十七分，在金盆湾以东右侧约六百公尺处，不幸阵亡”。[25]

何奇、黄正诚、沈策、许良玉、李昆岗等均为胡系中之后起之秀，较之“老派”中的李铁军、李文、刘戡、董钊、丁德隆等人，不仅有“黄马褂”（黄埔）穿，还有“绿帽子”（陆大）戴，有的人还有留洋的经历。战前这批人大都担任到旅、团一级干部，平时自视甚高，且野心勃勃，互相攀援，声势颇壮，骎骎然有取老派而代之之势[24]。孰料真正打起仗来，并非像背熟操典那么简单。晋南官雀村一战，“天下第一旅”的黄正诚先就栽了个跟头，接下来何奇又蹈前辙，连命也搭上了。不过，这并没有令胡宗南回心转意，他决心要夺占延安，为自己在蒋介石面前争功邀宠。

夺占和保卫延安的战斗随之打响了。

一、战前形势

1946年11月，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地区的部队一起进攻延安。11月6日，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之八十三团由西安空运榆林[1]。

中共虽早在8月就提醒军民提高警惕、包围边区，10月中下旬就开始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具体准备工作，但由于当时能用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很少，故形势一度很紧张。11月6日的军委指示中指出：敌第一军九十师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主力准备进攻三边，然后两路会攻延安。决调杨苏纵队（3个旅）、陈谢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2个旅），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1]。

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北、晋绥野战军番号，统一编为晋绥军区第一、二、三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下辖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副政委罗贵波，政治部主任王恩茂。下辖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副司令员贺炳炎。辖独二旅，旅长唐金龙，副政委罗志敏；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独五旅，旅长贺炳炎（兼），政委王赤军[2]。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在会上讲话。

虽然由于形势紧张，中央有调3个纵队进入陕甘宁的计划，但因为该地区贫瘠难以供应大军，对于是否要调杨苏、陈谢纵队——尤其是陈谢纵队——来延，颇费脑筋。对于调张宗逊纵队，则始终是一致的。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胡军已西渡，有直攻延安可能，望“你们率主力两旅即日兼程直开延安勿误”[3]。因国民党召开“国大”，并可能单方面宣布停战令，毛泽东一度认为“蒋介石为欺骗人民与调动继续进攻之兵力，可能于数日后在其御用国大开会之前下令停战若干天”[4]，故此，11月10日毛给陈、谢指示，到吕梁后，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4]。在该电中，毛泽东要求陈赓等“动身西进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因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应现有十万党政军犹感困难，外来大军只能供给粮食”[4]。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指示张、许率一、八两旅可在临县休息三天，再向延安开进[4]。

仅过一天，形势突变。11月11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等电报，称敌有乘虚袭我延安极大可能，望陈张两纵队速向延安前进[5]。毛泽东于12日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告之蒋军从晋南共调七个旅位于中部、宜川准备两路进攻延安；宁夏青海马军亦正在急调中。指示应令独四旅和三五九旅速开吕梁备战[4]。1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电，称：敌主力似集中宜川以便突袭延安，你们两部飞速开进。并望每日行程电告[4]。

11月18日，整三十六师一六五旅四九四团在富县南之烛子沟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发生接触战，被击退[2]。这本来也许是双方进一步战斗的开始，但11月20日，陈谢纵队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地区，随即与王震等部发动吕梁战役（又称晋西南战役）[1]。胡宗南因侧背受巨大威胁，不得不令已入陕之整一师、九十师东返，汇合驻临汾、吉县之第三十师六十七旅、整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共六个旅，分路向蒲县、大宁反扑，企图稳定晋西南局面[6]。

这时中央军委还是基本按照原计划行事，准备让陈谢纵队入陕，但要求杨苏纵队开太岳执行陈纵队原任务，保障陕北向太行、太岳之通路，并归刘邓薄王指挥补给[4]。23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赓的复电，同意其在清水关、永和关两处渡河[5]。

随即，一方面由于张宗逊纵队已由临县碛口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另一方面亦可能认识到陈谢纵队在外线配合牵制更为有利，因此对该部的调动作了调整。24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电报认为：胡（宗南）顽进攻延安，准备尚未完成，如其发现我主力西移，可能改变其预定计划。该电允许陈赓以一部攻取隰县、大宁，延迟两三天渡河[5]。同日，毛泽东又致电陈赓谢富治，根据所得情报，进一步调整方案为以陈赓等部并指挥独四旅先于数日内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然后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由禹门口渡黄河东返之整一师[4]。在同日的另一电中，毛泽东通告陈谢，张宗逊纵队已经到达延安附近集结休整，新四旅、警七团、教导旅均已构筑强固工事，足以抗敌十至十五天[4]。25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谢的电报，要求其夺取隰县，再夺蒲、吉、乡等城，并将原渡河的命令改变为“待命西开”[5]。

陈赓所部的行动，不但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而且获得相当的补给。二十四旅打开大宁后，得到五万担粮食。这进一步使中央在作战与供给的问题上更加倾向于以陈赓部在吕梁地区继续作战。11月27日，毛泽东复电陈谢，同意其26日20时关于吕梁地区作战的部署，要求“有步骤地解决吕梁各县之敌”[4]。

这样一来，原定杨苏纵队的任务就必须重新调整了。12月1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中称“杨苏纵队仍决南调”，但“待其过正太路后拟令其开太行休整两个月”，“该纵尔后即归你们指挥”[4]。12月7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致聂荣臻等的电报，正式命令杨苏纵队南调至上党区归还刘邓建制[5]。

此后，对陈谢纵队的使用基本上确定下来。12月2日，毛泽东给陈谢的电报称：隰县、蒲县占领，粮食又多，于我极有利。要其考虑寻歼分散之敌，相机占领吉乡两县[4]。12月4日，彭德怀起草之致陈谢电，明确：今冬仍在内线各个歼灭敌人；反攻与出击时机，须看消灭敌人的情况才能具体决定。陈赓同志暂不宜来延安[1][5]。

张宗逊纵队的到达，使延安增加了两个主力旅。12月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检阅了第一纵队并讲了话。当时，第一纵队是刚经过了晋绥一系列的战斗，补充的战士大部分是刚刚俘虏的国民党军，纵队干部中有人提出受阅是否会发生问题，建议将战士手里的子弹全部收起来。纵队经过研究，最后还是决定子弹一颗不收，相信这些战士的思想进步，相信我军政治工作的力量[7]。

由于张宗逊、王震所部均西调，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解放区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已经亟待解决。彭德怀、习仲勋12月11日从延安动身前往晋西北，15日到达山西离石西之高家沟。16日，彭德怀在高家沟主持召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高干会议。出席者有贺龙、习仲勋、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5]。会议只开了一天，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如何发展和坚持吕梁，吸引胡宗南部于黄河东岸，以巩固太行、保卫陕甘宁。会议商定，在吕梁区作战的太岳四纵、二十四旅、晋绥吕梁独四旅、三五九旅，统归陈赓、王震、谢富治指挥，粮食、武器、弹药、服装分别由晋绥、陕甘宁供应[6]。这样，吕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区，因而后来规定四纵建制上仍属刘邓集团，但军事指挥暂直属军委[5]。

胡宗南部对晋南的进攻，采取集中兵力的战法，12月25日彭德怀起草的致陈赓、王震的电报指出：罗（列）、严（明）两师西进，兵力集中且强大，难各个击破。要求陈赓等以小部牵制、阻滞胡军，主力转至吉县以北[5]。这样，至1947年1月，胡宗南部基本达到目的。于是，胡宗南将整一军调回运城附近休整，并保持机动。晋南防务，则由整三十师接替守备[8]。

46年12月31日起，胡宗南部开始向关中地区进行试探性进攻。胡军四十八旅、十二旅、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分别占领武王山、杨家店、长舌头、湫头、西坡店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司令员王世泰、参谋长张文舟指挥下，以警三旅七团和新四旅南下，反击进犯之敌。1月17日夜，警三旅七团攻占旬邑以东5公里之崔家河寨子，歼敌保安大队1个中队大部，26日攻占梁庄、宁家，歼敌陕西省保安三团2个中队一部。与此同时，警一旅三团亦攻占旬邑县城，歼敌一部，后与友邻新四旅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发动攻击，28日攻占黄甫、金池、龙高各据点，突破封锁线35公里。

此时，胡军急令淳化之一二三旅三六八团和重占旬邑之四十八旅一四三团从南、北向共军反击，企图夺回梁庄，恢复封锁线。30日晚，胡军之三六八团由副团长率团部及两个营进抵通润镇，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一线。

王世泰等决心集中警三旅七团、新四旅七七一团、警一旅三团，诱敌三六八团至梁庄地区歼灭之。故此，以警七团担任正面阻击，节节抗击至梁庄外围；七七一团隐蔽于梁庄南侧之高家地区，待敌进至梁庄后从侧后攻击；警一旅三团（欠一营）位于刘家堡地区，从左侧突击；该团一营配属七七一团，于泾河北岸之河流、周家地区担任警戒，并作为七七一团预备队。

31日7时，胡军发起攻击。一四三团被新四旅十六团阻于黄甫、腰里地区；三六八团兵分两路，向宁家、于家攻击。但该团畏歼进展缓慢，一整天才进至于家，天黑又缩回通润镇。2月1日7时，该敌又自通润镇出动攻击，8时30分占领宁家、于家。警七团退至梁庄坚决抗击。该敌继续向梁庄攻击，并一度突破警七团阵地。此时，新四旅七七一团分三路向敌侧后出击，警七团亦乘势发动反击，将敌压缩于梁庄村外。经半小时战斗，将敌三六八团团部及两个营939人全歼。

为扩大战果，警七团继续攻击方里镇守敌陕西省保安四团二大队，攻城未克。但守敌因失去外围碉堡依托，且援敌被阻，不得已放弃该城东逃，被堵击的警一旅二团全歼于方里镇以南地区。

这一系列战斗，共计歼敌1600余人，迫使胡军退出武王山、杨家店等地，滞止了胡军之进攻[9]。

这些战斗，打得不错，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警一旅攻打旬邑的战斗，本来已经打进城消灭了守军陕西省保安二团一个大队100余人，残敌退守北山据点顽抗。王世泰对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说：“北山不好打，你去给张占云（警一旅三团团长）说，攻北山要相机行事”，刘虽然觉得北山是制高点，不拿下对旬邑是威胁，但因为是联防军首长的指示，旅长高锦纯在旁边也没有表态，只好去向张占云传达了该指示。张占云一听“相机”，思想上犹豫了，结果敌援军到后，旬邑丢失。本来有把握的胜仗没打好，调去攻北山的炮兵都没用上。战后，新四旅意见很大，向上反映。结果给了刘懋功一个处分，把警三团团长张占云给撤了职，团政委陈克功也被调走，由葛海洲接任警三团团长[10]。

歼灭胡军三六八团的战斗中所俘虏的胡军一个副营长，还很不服气，被俘后声称：“有种的咱们摆开战场干，搞偷袭、伏击算什么！”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军对我军的战略战术无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的骄横态度。

1月底，陕北组织野战集团军。1月31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李井泉：“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11]

2月9日，胡宗南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夺取延安，“摧毁共军首脑机关，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地区，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1]。

国军第一步的计划是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该囊形地带不但是陕甘宁边区进出物资，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捷径，而且西北共军可由此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以及陇海铁路西段、陕甘公路交通线均形成重大威胁。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也因为这个“囊形地带”而增加了300里，牵制了其守备兵力，所以颇感头痛。以前因政治上的原因，不敢贸然动手。如今既然决定进攻延安，政治上的障碍已不存在。而军事上来说，为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该地区不可。

胡宗南指定整编二十九军担任夺取“囊形地带”的任务。在三原作战会议上，由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报告了二十九军的计划，以整编第二十四旅和整编四十八旅分别从宜君西北以及正宁东南，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封闭袋口，以一部占领要点，堵截南下救援和包围圈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置于马栏以北，准备截击共军。二十九军主力则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共军，军预备队控置于宜君附近。

但该计划遭到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的反对。薛认为此次作战目的是迅速夺取“囊形地带”，所以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西、南三面进攻。

文、薛两人争执不下，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亦坚决主张采取军部的计划。胡宗南看到在场将领大有继钟松之后一个个起来坚持军部方案的苗头，急忙宣布“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绥署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14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将领，统归刘军长指挥”。之后，也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见（会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也认为军部的方案比较妥当），就宣布散会。

胡宗南采取薛敏泉方案的用意是部队不受重大损失就可以夺取延安，并将解放军赶过黄河，就算是结束了陕北的战事，可以向蒋介石报功了[12]。

2月17日，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向关中“囊形地带”发起进攻。以东线之一六五旅占领关门子，二十四旅进至杨家店；南线之一二三旅侵占柳林、庙湾；十二旅进至蒋家山地区；五十五旅占领爷台山；四十八旅一四三团抵达清水塬，该旅副旅长陈清率一四二团由西线进至五顷塬子，准备占领雕翎关后，截断关中地区共军后方的唯一道路石底子，与一六五旅一起封闭合围口。

因关中地区狭窄，回旋余地小，易遭合围。所以王世泰等决定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转移跳出合围圈，以保存实力。故此，以新四旅先行转移至石底子以北，阻击东线之敌；警一旅三团一、三营抵转角（马栏东北30公里），阻击杨家店之敌；警三旅七团一、三营配合警一旅一团阻击杨坡头之敌，二营占领雕翎关阻击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掩护关中地区党政机关转移。

2月17日5时，警三旅七团二营先敌到达雕翎关，和整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发生战斗，在新四旅十六团两个连的增援下，与敌激战一天，毙伤其2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转移至石底子以北地区。

18日10时，敌达成合围，但关中地区主力和党政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只有警一旅三团被包围在刘家店以北地区，当晚该团绕到敌后湫头也安全突围了[9]。第一回合的较量，双方没有真面目的接触，在胡宗南看来，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但并未抓住任何一部分共军。

2月10日，中央军委命令：以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副政治委员[1]。

一纵此前（8日）也已经由延安出发，11日到达鄜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地区集结[1]。

胡宗南部20日占据关中地区首府马栏之后，其进攻边区的意图已经暴露。军事上如何应付，成为中共军委高层考虑的重点。

2月24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反击胡宗南部进攻边区的部署电，该电中详细通报了敌情，指出敌军用于进攻者一共十二个旅，除一六五旅、四十八旅三团制余均为两团，共计二十六个团。彭德怀判断其进攻延安时，守备、警戒、维持交通的兵力至少要十一个团，所以“实际上进攻延安兵力不超过十五团”，且“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因而“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11][5]。彭德怀在该电中计划由教导旅利用预设阵地，“顽强抵抗半月，尽量吸收敌人于自己当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而以“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11]。

第二天，张宗逊等致电军委，根据敌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零团向陇东肖金镇，二十四旅向宁县前进的消息，判断七十六师有向陇东进攻之企图，打算歼灭其进犯部队[11]。2月26日，彭德怀起草军委回电指出：“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过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11]

估计张宗逊等尚未接到军委26日的电报（该电是当日下午发出的），当日下午又有一电报告执行军委24日电的部署情况。张宗逊等在该电中，仍然判断敌军可能继续进攻陇东，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因此，张宗逊等人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兵力展不开，准备转入新宁以北，“全部准备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直接攻延，我们于四日之内，即可转移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11]。

从张宗逊的这两个电报里，反映出前线指挥员一种比较急躁的心理。一方面错误判断了敌军的进攻方向，认为敌军仍然会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占据关中、陇东后，三面包围进攻，“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而实际上从后来的进程可以看出，胡宗南此举是“声西击东”，打算将陕甘宁共军主力调到西线，以便其快速攻占延安。另一方面，张宗逊对敌军从陇东翼侧进攻延安比较担心。从野战军指挥员来说，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因如果向东侧击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部队，陇东敌军处于侧背。但问题是，张宗逊过于性急，急于先“全部准备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再来对付胡宗南的主力。这时又不能不考虑胡宗南主力的动向，所以仍然要做“转移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的打算。这么一来，全盘的计划实际上有两头落空的危险。

从胡宗南方面来说，这个“声西击东”的计划不能不说是有点小聪明。但是这个小聪明耍得并不高明，正反映出其“志大才疏”的本性以及国民党军内部的相互矛盾之处。本来，既然西面是佯攻，应该以西北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部为主力就可以担任了。可是，胡宗南也知道两马并不可恃，所以西面的佯攻一共动用了五个旅（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一四旅、新一旅、骑兵第一旅）都是胡部的嫡系部队。

实际行动中，马鸿逵果然并不热心，基本按兵不动，只派出一个骑兵团在盐池县惠安堡一带，对解放区边缘进行骚扰[13]。马步芳的部队也是4月份才到达[14]。而胡宗南在判断共军主力已经西调之后，也于3月初急令进犯陇东的部队东撤。由于被陕甘宁野战军抓住四十八旅打了一仗，这几个旅的部队结果除了作为预备队，并没有用上。胡宗南将几个旅的嫡系部队派去西面转了一圈，两头没用上，反被对手咬下一口。

因此，这期间双方都有点错进错出之处，总算起来，胡宗南的计划并不成功。不过，当胡宗南部要从陇东东撤时，西进的野战军主力倒是真的面临可能两头落空的危险。于是，抓住当面之敌，给予一个打击的决心自然就此产生。西华池战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二、歼击四十八旅的决策

2月28日，蒋介石召胡宗南到南京商定重点进攻陕北的作战方案。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一共43个旅计32万人。除新疆9个旅7万人外，以34个旅25万人用于进攻陕北。其中胡宗南中央嫡系部队20个旅17万人，两马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2个旅1.2万人。另调集西安的作战飞机84架（战斗机48架，轰炸机12架，运输机24架）予以配合[1][2]。而西北我军野战部队一共6个旅2.6万人，加上边区游击队5100余人，基干民兵1.5万人，总共不过4万多人[15]，与敌军相比实力相差悬殊。

以双方悬殊的实力，胡宗南要达到其占领延安，驱逐西北解放军的目的，本来是不必玩“声西击东”的小把戏的。不过，胡宗南也许是太过于想要保存实力，不愿意以正面进攻的方式来解决战斗，所以以五个嫡系旅向陇东出击，直取庆阳、合水，“企图吸引我军西调”[16]。而我西北野战集团，也正向西集结，准备在陇东给予进攻的胡军以打击。

3月1日，胡宗南部四十八旅进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崾崄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坝，三岔。

3月2日，结合胡军其它各部的行动，军委判断“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三月七八日开始”，而陇东方向的敌军可能“以新一旅担任庆、合守备，四十八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彭德怀在给张宗逊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三个方案：

一、迅速消灭四十八旅，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

二、主力集结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

三、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

彭德怀要求张宗逊等考虑并将理由说明电告[11][5]。

张宗逊等当晚18时致电军委、联司，告以“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二日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何奇及一四三团两个营驻板桥，另一个营驻赤城镇”、“现西华池无敌”，并称“我们明（三日）晚拟以三五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位置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警三旅夏团[注：即五团]配合一旅向该敌尾击。新四旅及七团阻止西峰镇、赤城向板桥增援之敌”[11]。

彭德怀代军委当日立即复电“完全同意你们二日十八时消灭四十八旅部署，得手后求得再歼二十四旅或一四四旅一部或大部，如此不仅陇东失地可复，延安亦将可保，此战斗关系极大”[11][5]。

整编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是胡宗南嫡系部队，从1943年起一直担任旬邑至宁县之间的防务，长达3年之久。1947年2月27日，该旅奉命集结宁县。当日，由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宣布兵分两路，进攻陇东：二十四旅进攻庆阳，四十八旅进攻合水。

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下辖三个团；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辖两个团（欠一四四团），其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第一四三团团长杨荫寰。两个旅一共约一万五千人。何奇素有“何大炮”之称，黄埔六期毕业，后进入日本炮校进修，回国后又考进陆大深造，为人倨傲自负，常自比孙吴。

整四十八旅1月28日拂晓出发，上午10时攻占了赤城镇，击退了解放军1个连，并俘虏了部分人员。3月1日黄昏，该旅进占板桥，当晚又向合水进发。至3月2日下午四时，进入合水，不过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当晚，又接到整二十九军长刘戡的电令，要该旅由原路撤回宁县。何奇经过研究，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故决定从西华池南下。

3月3日下午3时许，四十八旅先头部队进入西华池。此地是属合水县的一个镇，距宁县北面封锁线上的据点兰义井约70-80华里，市面较繁荣，居民约千余户，均集居塬上。该镇东西两侧有南北向的大沟，南面有解放军所筑的防御工事，因其面向蒋管区，对四十八旅的防守来说，利用价值不大。

何奇因为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即便急行军也来不及赶到封锁线，所以命令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则在西华池安顿下来。虽然也有人报告说解放军大队离此不远，但何奇并不相信[17]。

我军当时情报工作的确非常出色，就在刘戡去电要四十八旅回撤的几乎同时，即3月2日晚，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发去电报，称“胡宗南令进占陇东之二十四旅、四十八旅、一四四旅迅速东开中部、宜君，并于八日到达。如确实，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进攻延安计划。”[11]由电报中“据联司获息”一语，判断很可能是国民党军之间的电报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截获并破译了。

本来以为敌军会继续进犯，故张宗逊的计划攻击庆阳、合水之间的板桥镇，吸引四十八旅来援后予以歼灭。谁知道突然之间，敌人要急速回撤了！这么一来，必须以快速果敢的行动抓住敌人才行。可是张宗逊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莫名其妙地犯下一系列的错误。

3月3日上午10时，张宗逊等致电军委，称“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注：按照下文的意见，这里的“第三方案”应为“第一方案”之误），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11]。

3月3日中午，张宗逊等得知“何奇率一四二团全部、一四三团两个营去合水，一四三团另一个营由赤城开板桥”，仍然决心“今晚以三五八旅消灭板桥之敌并警戒庆阳，另集中主力伏击可能由合水退回之敌，如敌于今由合水退回板桥，即集中全力击歼该敌”[11]。

张宗逊在这两份电报中所提出的方案和2日18时的电报完全相同，尤其是时间上仍坚持当晚发起进攻，似乎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军委2日晚通报胡宗南令四十八旅撤退的情况，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以张宗逊的方案则必须假设3日整天敌军不会有重大变动，还在“待命令撤退”或最多“由合水退回板桥”，这实在有点过于想当然了。

接下来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西北野战集团的主力2月28日已经隐蔽集结于太白镇西南地区的塔儿塬、陈家源（三五八旅）及古城镇以东（独一旅）、盘客镇以北（新四旅）地域，进行了战斗准备[18]。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勘查附近地形后，考虑到敌军进入根据地顾虑重重，一般不敢贸然从沟中行进。故判断敌军如由合水到宁县的大路撤退，必从源上通过。但有一段路却在沟里，且路窄沟狭。因此，黄新廷将八团和七一五团部署在沟两边的山坡隐蔽处，把七一六团部署在山后，以便随时投入战斗[19]。

3月3日上午，三五八旅侦察科长侯润陶向黄新廷报告：敌整编四十八旅离开合水渡过马莲河，攀上南塬，向南行进。至中午时分，敌先头部队已进入八团隐蔽的山梁下面，八团团长徐立树请求立即出击。黄新廷命参谋长何辉燕向野战军司令部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敌情不明，听候指示”[19]。结果，四十八旅安然通过了三五八旅的伏击圈。

下午，集团军命令三五八旅向西华池前进。三五八旅到达西华池以北三里店后，根据侦察了解到敌军一四二团下午3时到达西华池，而一四三团尚在行进中。敌军到达西华池后，因市面如常，紧张情绪有所放松，不少军官去镇里的馆子解馋。

黄新廷命电台向集团军请示，要乘敌立足未稳，立刻发起进攻。但仍未得到同意[19]。直到黄昏时分，才得到集团军的命令，向西华池之敌发起攻击。

张宗逊之犹豫寡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源自其固执呆板的个性。黄克诚在回忆长征时期湘江之战时提到，红四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张宗逊曾因为未接到命令，执意不肯撤退，是黄克诚利用军事委员最后决定权才令他将队伍带下来。黄克诚的回忆中认为“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婉转地批评了张宗逊[20]。

3月3日白天的野战军决策连身为副政委的廖汉生亦感到不解[7]，但结合2日和3日的电报以及张的个性，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张宗逊开始是认为四十八旅没有那么快行动，要“待命令撤退”，所以仍然按照2日18时的计划去做。当得知敌军撤退的消息，又本能地认为和3日午前所得到的消息不相符合而不愿意去相信（实际上3日中午前所得到的消息是前一天的），于是一再拖延了进攻的有利时机。张宗逊的做法，固然有“慎重初战”、“知己知彼”的正确因素在内，但因为未能真正理解军委电报中“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进攻延安计划”的意义，仅因“该战斗关系极大”而束手束脚，所以打了个窝囊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