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抗日是炎黄子孙民族意识的觉醒之战 -- 忘情

作者：忘情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在抗战爆发前，大部分国人的民族意识、家国意识长期处于休眠状态。野心勃勃的日本，当真以为生活在各派势力割据的中华国土上的炎黄子孙早已麻木不仁，遂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将古老的中华民族一度推到了“亡国灭种”的悬崖边缘。

值此国家存亡、民族危难关头，国人那植根于骨子里的民族意识和家园意识终于被唤醒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各民族、各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救亡”而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

1931年9月初，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接到了日本关东军在向在辽沈一带的日本侨民发枪支的密接。在报请张学良批准后，黄显声以全省警务处名义紧急通知各县到沈阳领枪。短短10天内，即发出20多万支枪，每枪随枪配发50发子弹。“9.18”事变后，这些枪支弹药成为几十万义勇军得以迅速武装起来的物资基础。黄显声本人也出面号召、组建了约5万义勇军，转战辽西、辽南等地。

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义勇军最兴盛之时，曾发展到50余万人，抗日足迹遍及东北三省102余县。组成义勇军的，不仅有东北军旧部，各路绿林武装，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团体，也有原东北地方当局的部分下级官员、爱国知识分子、开明人士，更有周保中、李延禄等大批中共党员和诸多本无政治观点的工人农民。义勇军失败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团结东北各阶层人民，在白山黑水间与强敌周旋10余年，让在日寇铁蹄下饱受蹂躏的3000万东北同胞心头的希望之火永不熄灭。

1937年“7.7”事变爆发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危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西安事变”中接受了中共中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主张的蒋介石，也于7月底在庐山发表讲话，要求全民奋起抗战。8月，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纷纷成立了种种抗日社团。各爱国组织和报刊都发出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吁，要求国民政府速下全民抗战动员令。部分中央军和各省地方部队的广大爱国官兵，也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抗击日本侵略者，共赴国难。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迅速达成和解，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政权名号及土地革命主张。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散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结改编为新四军，立即开赴前线抗日。

“8.13”淞沪战事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向这个战略方向上调集了70余万军队，占全面抗战爆发时国家正规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中，不仅有诸如87师、88师、36师、中央教导总队、1军、18军这样的中央军嫡系精锐，也有桂军、粤军、湘军、川军、东北军主力。原先矛盾重重、纷争不止的各派军队，这一次却同仇敌忾，投入各自压箱底的老本与日军死磕到底。

说到内斗，川军在旧中国可算“名声在外”。加之川民居住环境封闭闲适，故有“外战不出川”一说。但当“7.7”事变后，川军领军人物刘湘即致电蒋介石，对国事痛陈利害，请蒋早定抗日大计，主动请缨赴国难。同时，他还通电全国，呼吁各省将领急起抗战，强调“和平已经绝望，抵抗刻不容缓，战则犹有生机，不战亡可立待。”各省军政当局均纷纷复电响应。川军内部各派系将领邓锡侯、刘文辉、孙震、李家钰、杨森等，也均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率部参加抗日。

他们是这么呼吁的，也是这么做的。从1937年到1945年，四川贡献了国民政府征募兵员的21%，以致于到抗战末期，竟有“无川不成军”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期间，

不仅有李家钰、王铭章等诸多川军将领在抗日战场上殉国，更有26.3万川军将士为国尽忠，35.6万川军将士负伤，另有约2.6万川军将士失踪。

将士许国，死而无憾。但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要坚持打下去，并最终赢得胜利，则不仅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和与外敌周旋到底的决心，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行。积弱积贫的旧中国所能争取的外部援助，和抗战所需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归根结底，还得靠中国人民自己。

1937年，陈独秀在一篇号召全民奋起抗战的文章中，率先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口号。这八个字简单、明快、通俗、有力，极富号召力，几乎在一夜之间风行全国，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引用。

为了充实抗战财力，保障财政开支，自1938年起，曾长期自成一体的四川省，将全部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国库。自从1941年田赋改为实物征收后，随之而增加的各种税捐和公债，民众无不咬紧牙关缴纳与购买，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克时坚。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人民共计征缴8200万石粮食，占同期全国征缴总数的38.5%。此外，四川人民还为抢修川陕、川滇、川黔、川湘及滇缅等战略公路，抢修33处空军基地及整治川江航道，总计出工340余万人。

值此国家危难关头，后方民众上至高官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均慷慨解囊，共赴国难。有黄包车夫将自己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了出来。有儿童将自己的压岁钱捐出来支持抗战。甚至有流落街头的乞丐，也将自己讨要来的钱款捐出来支持抗战。诸如此类的事例，在抗战期间层出不穷。更令人感动的是，连远离战火的新疆和西藏地区亦没有置身事外。

新疆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民众并不富裕。但听闻国家有难，新疆各族人民除为抗战捐赠金、银，牛、羊，水獭皮外，还捐赠了手镯、手帕、袷袢。生活在伊犁边远山区的牧民听说前线将士风餐露宿，纷纷将他们本就不多的牛羊捐了起来。1938年冬天，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征募了400万件棉背心、500万件旧衣服供给前方将士和后方难民御寒之用。从政府官员、民族首领到普通民众，从城镇到农牧区，各族各界、各行各业人士皆踊跃参与其中。1944年，新疆人民不但完成了“1县献1机”的号召，一年中全疆共募集新币537万元，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的一倍还多。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后方物资供应极为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到抗战后期，拉萨、昌都至云南、四川的千年古道上，马骡声不绝于山间，驼铃回绕于古道。据统计，通过这条艰险异常的国际交通线运入内地的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稳定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藏各族人民在抗战期间的捐款捐物行动从未停止过。1941年，由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1943年，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委派其长兄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重庆致敬。他们到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组织捐款计法币600余万元，这些钱可以买飞机30架，创造边民向国家献礼的最高纪录。

祖国有难，时刻牵动着1100余万海外侨胞的拳拳赤子之心。从1931年开始，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仅20多天的时间，美国旧金山华侨即电汇100万美元，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御侮。而在全球，有多个侨团会馆变卖了不动产，用于捐款或购买抗战公债。

据统计，抗战期间华侨捐款占中国同期军费的近三分之一。不仅是捐款，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从1937年到1942年，全球华侨共计捐赠了217架飞机和1个坦克团。自1937年至16940年，华侨捐赠的汽车、卡车、救护车达1000多辆。

1939年春，滇缅公路这条险峻的高原运输线重新开放，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和缅甸侨胞分别赠购卡车100辆和150辆，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辆，南侨总会捐献卡车200辆及大批其他物资。国内驾驶及维修人员奇缺，东南亚各地华侨约3000余人，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服务，为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另有400余名华侨健儿直接奔赴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驰聘在抗日前线。其中有不少人喋血疆场，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英雄和华侨之魂。闻名遐迩的八路军女指挥员李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毫不夸张地说，持续时间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的觉醒之战。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和广大爱国侨胞，聚拢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大旗下，展现出家前的团结，汇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期间虽然曾有过杂音、亦有过浊浪，甚至还有过倒退，但在历史的滔滔洪流面前，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浪花而已。

事实证明，团结的力量是伟大的！被唤醒的东方巨龙是不可战胜的！